泰栋、尚之：“右派”省长沙文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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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省长沙文汉
泰栋、尚之
《炎黄春秋》2010年第三期

　　沙文汉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熟悉俄文、日文,有学术著作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长期在白区(江苏省省委,上海局)担任领导,解放后又担任浙江省省长的高级干部。他在京沪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屡建奇功,1957年错划为“右派”,是全国党内最大“右派”,而且是最后一个彻底改正的“右派”。大部分 “右派”的改正时间是1979或1980年,沙文汉一直拖到1982年才改正。
　　
　　1955年,发生潘汉年事件时,沙文汉就被说成是“浙江省潘汉年第二”
　　
　　沙文汉曾经三进浙江,都在省里担任领导工作,省委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省长。他的夫人陈修良也于1955年从上海华东局高校党委调到杭州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
　　沙文汉1928年20岁时因领导鄞奉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逃离家乡,1949年至1955年才在浙江工作,一直到1964年在杭州去世。他没有回宁波老家一次,他在浙江没有人脉,也没有老部下,可是却被有些人看做是浙江省地方主义的最大后台。另外,沙文汉与潘汉年并无直接的工作关系,30年代中期,上海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1936年后潘汉年、冯雪峰等受延安党中央委托,为恢复上海党组织做准备工作,把四散的为数不多的几十个党员,通过个别审查重新组织起来。沙文汉、陈修良是最早经个别审查的恢复组织关系的党内骨干。1937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沙文汉为宣传部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陈修良为省委妇委书记负责妇女、青年工作,而潘汉年属于中央直属的独立情报系统,与江苏省委分属不同系统。可是1955年潘汉年案件一出,柯庆施在上海布置公安局“要认真追查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人与敌特的关系,他们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提出一批名单,其中也有沙文汉。5月20 日,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江华宣布:“毛主席指示要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特别要注意‘一切’两字。”还称:“上海有三千三百个特务参加了公安局工作,事实上占领了公安局,扬帆已经被捕了,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是内奸,秘密投敌,也已经被捕。”特别令人惊讶的是,省委书记提出:“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 注1 省委书记不是一般人,他的浙江也有“潘汉年第二”,自然也就使干部注意到沙文汉。实际上潘汉年案发生后,沙文汉在杭州的住所——北山路葛岭山麓十七号住宅就受到暗中监视。离沙的住宅不远处新新饭店一个秘密装置,就可以窃听到沙文汉家中的电话。注2
　　从反胡风案引起的审干,沙文汉知道要严肃认真对待的,1956年8月他从北京开完人代会回来后即主动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安子文,补充说了自己 1932年在安庆戒严时被拘留一夜随即脱险以及当时的证明人,不料,在白色恐怖下这样一件本来是可以庆幸的事,竟然被说成是“严重历史问题”,1957年中组部审查后告诉沙本人并告诉浙江省委,沙文汉没有被捕自首等事,历史清楚,可是一直到80年代仍说沙“有历史问题”,被作为阻挠平反改正的理由之一。
　　沙文汉是省长,党内是省委常委,但是他的分管工作范围被缩小,被架空,沙文汉感到“政治上被怀疑,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甚至连一般工作都不好去插手了,情绪上陷入更加苦闷的状态。” 注3沙文汉采取顾大局和忍耐态度,不发牢骚,但在“反右”批判中反而指责他“不干工作,态度消极”,“对党不满”,“与省委离心离德”。
　　1955年8月,经中央批准,浙江省委书记处正式成立,成员清一色为外来干部,书记处成为浙江省最高的核心领导班子,据此,行政职务为正省级的省长需听从行政职务虽为副省级的省委分管领导决定,沙文汉被完全架空了,只负责一些接待外宾工作。5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多次到杭州,但是每次来的时候,省委都不告诉沙文汉,事后沙才知道。沙文汉心中有数,但从不打听消息,当然也不可能去迎送。省委统战部长有一次告诉沙文汉的弟弟史永说:“沙文汉来浙江后,省委领导怀疑他被捕过,毛主席来杭州不通知他,沙不能去迎接。毛主席有一次问沙省长为什么不来。省委领导说,沙身体不好,不参加应酬。毛主席老人家听了后很生气。”注4
　　沙文汉1956年前后共起草过四次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改进领导方法和调整组织的报告,但均被置之不理,沙文汉甚至提出“四个阶级联合专政”的主张,实际上是《共同纲领》的规定,可是却被省委书记斥之为对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认识不清。省委某些领导当时有所依据地说:“民主革命时期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要反对三大敌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消灭资产阶级自己。”省委组织部长对沙提出的改进“党政不分”斥之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甚至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说过“所谓党政分工,首先是党统一,然后提分工,可以派一个省委书记去当省长” 注5 ,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意思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到常委,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注61955年初,继反胡风反革命案后,省委首先决定“撤销省人委的总党组,省人委工作由省委对口平行领导来管” 注7,立即停止了沙文汉原计划在省文教部门进行“党政分工”的试验,立即建立省委书记处,加强对省委的全面领导,实际上是更加强了“以党代政”。“关于党政分工”是1956年沙文汉在省党代会上正式发言提出的,这是打成右派的最重要依据。
　　
　　“沙、杨、彭、孙反党集团”
　　
　　1957年反右号角吹响后, 浙江省委在10月10日召开了有1338人参加的省、地、县、区四级干部会议,与此同时还召开了浙江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省委整风,因为外围已打响,11月13日会议上,省委已宣布陈修良是“十足的右派”,大轴戏是要找到“关键”人物,挖她的后台沙文汉,并进一步挖出了一个“沙、杨(思一)、彭 (瑞林)、孙(章禄)反党集团”。
　　沙文汉、杨思一在1957年6月20日至7月15日,作为正副团长,曾带了浙江省代表团参加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其中团员有浙江省民盟宋云彬、农工民主党的李士豪。省里打电话来要求发起对宋、李“右派”公开批判,而沙、杨没有像浙江地方上那样积极地响应,于是包庇“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也就成了批沙杨的突破口。开始向沙、杨二人发起总攻,第一条罪状就是“和党内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支持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向党猖狂进攻” 。沙文汉的第二条罪状是“支持右派分子黄源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支持黄源搞民间艺术狮子龙灯,排演昆曲《十五贯》等等。为了彻底搞臭沙文汉,就在生活上无限上纲,对一向自律清廉的沙文汉泼脏水,例如沙与其兄沙孟海讨论古文、书法、做诗,研究佛经、元曲,扣上“生活腐化、革命意志衰退”,过的是“封建士大夫生活”。
　　沙文汉与杨思一都是浙江人,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起工作过,彭瑞林与孙章禄都不是浙江人,根本谈不上浙江地方宗派集团。
　　杨思一是十年内战时期入党的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宁绍后来是金萧地区搞革命,是金萧地委书记、金萧支队政委,工作踏实,得到了群众拥护,北撤后在新四军和华野部队中任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到浙江,当过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他对地方干部很关心,说过“省委有圈子”,他分管政法部门,但肃反时不让他参加“五人小组”,说他历史上有问题,他有意见。他与沙文汉“共同反党联盟”的事实就是“两人抗拒中央的方针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计包庇宋云彬、李士豪”;特别是李士豪,“抗日战争时杨思一与李士豪统战工作中有很多交往”,1956年党代会对于省委候选人提名时,陈修良和高光都提出过杨思一是“好干部”,这些都构成了罪名,而且和沙文汉一起挂上钩。杨思一的血压很高,眼底出血,经受大会批小会斗,在大会上被迫做长篇检讨,到午夜才回家, 宣布为“右派”后,家门口已布了岗哨,11月17日半夜杨思一脑溢血加重,失明,而家中电话也打不出去了,车也找不到,延迟到天亮才送医院,昏迷两天后于 20日去世,终年56岁。
彭瑞林是山东南下干部,长期在冀鲁边区抗战,反右时是省委常委、省检察院检察长。彭为人正直。他敢于当面批评省委书记,反右开始,省委领导有意向他透露信息:“省委主要斗争对象是沙、杨”,希望他“不要再做炮手”,他胸怀坦白,根本不认这个理。彭瑞林平反后有一本回忆录说:“在会议中,省委江华等四位领导把我请到大华饭店老房子江华住处,他们要我揭发沙、杨的反党罪行,说我在党代会上提沙文汉为候选人,说在某些方面沙比江好,说我与沙、杨关系密切,以不同方式向党进攻,但是他们说我的问题同沙杨性质上有不同,只要能揭发他们,仍能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我再三说明:‘沙杨有错误,但没有反党言行。’两天后, 江和另一位副书记又找我谈话,一再逼我揭发沙、杨问题,这时,我已看出他们的目的是要我昧着良心陷害人,我很气愤,什么话也没有说,最后指着江华说:‘沙文汉作风比你民主,没有像你这样粗暴。’江华非常恼火。我二话没讲,拎起皮包就走。”注8彭最后划进反党集团的罪名是:“恶毒向党进攻,诽谤省委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从严重自由主义发展到在党内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一贯以‘炮手’自命,支持沙、杨进行反党宗派活动。”
　　孙章禄,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也不是浙江人,而是江苏人,曾在苏浙皖边区工委担任过工委副书记,他与杨思一、彭瑞林意见比较合得来,1956年二次党代会大闹主席团会议中,他支持彭瑞林,被说成“反党宗派活动的主谋”,特别是还发表过对江华不满的意见,说过“江华不如江渭清(江苏省委书记)”。
　　1957年12月13日,省二届二次党代大会做出决议,开除沙、杨、彭、孙四个“右派”党籍。同时开除省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局长黄源党籍,江华在报告中称:“从根本上解决了浙江党组织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浙江省委有9名“右派分子”撤销职务,有7名全国人大代表撤销了资格。在宣布对杨思一的处理时,也不提杨思一已死这事。浙江省一级新闻单位,四个月来打成右派的45名,占从业人员352人中的12%,省民盟委员中划右派的占27.5%,省人大代表有50多名被划作右派。这就是反沙、杨、彭、孙“右派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1958年1月25日在《人民日报》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一文编者按说:“此文对国内矛盾的分析和阐明是有普遍意义的”,“沙、杨、彭、孙案件证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已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是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1958年3月9日至26日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到“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对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该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他又举出浙江例子,提出浙江“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他点了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党内“反右”在他看来,是一次“新式肃反”注9 ,“这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
　　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当谈到所谓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时,毛泽东再次点出浙江沙文汉、安徽李世农和广东广西等省负责人名字,他们刚刚打成“右派”或犯了极其严重的“右倾”错误,毛泽东要求各省都要“献宝”,称沙文汉等人 “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 。注10
　　
　　沙文汉在无尽的检讨中沉思
　　
　　1957年反右以后,沙文汉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工资级别从原来六级降为十二级,经省市公安厅、局抄家后,被赶出北山路葛岭的原住所。在新的住处(保仿路宝石新村四幢)对面的楼下,当局另安排住了一户人家,全天候监视沙家出入人员情况。
　　撤职后他虽然挂了一个省政协委员名义,但被长期搁置起来,终日在家不分配任何工作。他虽几经要求,提出自己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编写地方志等,都不予理会。他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只有两件事:首先,他被要求不断反复写检讨,他趁机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希望能从中找到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同时可以整理与思考自己对政权建设,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第二,他最想研究的是中国的政治和党史,但因为自己的这一身份不可能被允许,因而决定从被他称为“死人的政治”——古代历史的研究着手。
　　沙文汉对家人还说过自己“一贯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整人”。在一份底稿中,他认真检查自己有很深的儒家“仁爱”思想与资产阶级“人权”思想, 并以此作为“个人主义”的表现来检查。
　　1957年12月底,当陈修良问他为什么在检讨中说了违心的话,如:“提出党政分工是与党唱了对台戏”?他说:“这是照顾省委的威望,皇帝把大臣推出午门斩首,被害人必须跪在地下,朝北向皇帝叩头,口称罪该万死。”沙文汉心里很清楚,浙江某些当权者与封建帝王的思想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注11 从沙文汉诸多的检讨稿、信件,不仅反映出他的政治观点,也充分展示了他的世界观和人性。沙文汉所处的时代与教育,决定了他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受到西方民主与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典型中国式的对上服从忍辱负重等深厚的儒家文化影响。
　　沙文汉从1959年起,拖着病体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制度问题。他当时给正下放嘉兴农村劳动的陈修良写信说,自己“要弄清楚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则也算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良心上稍可对得起党和人民”。注12 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并阅读大量资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终于在1963年6月底完成八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注13
　　他的研究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后,会开始分化为阶级社会,这一点与西方是共同的。但是不能用西方的奴隶制度硬套到中国来。因为在不同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下会形成不同制度。
　　他发现由于中国的初民早已是农业民族,生产方式强烈依赖土地,常以血缘氏族为纽带,形成稳定的耕作群体。从史料考证,他证明中国的奴隶制最大特点竟然是“土地和奴隶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人们从商周起就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他论证: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没有(人民的)私有制,连人也是世代属于国王或诸侯的(实际上,人都是奴隶)。他说,这种发展,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只形成为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自由民”,这种社会结构反映到国家形态上,就是实行“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注14
　　沙文汉毕竟是一位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革命家,他懂得一切政治现象都是与经济、文化、社会等历史环境分不开的。这个研究结果,使他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一贯是实行专制与皇权的统治,为什么中国人易表现出对上盲目服从的奴性,为什么历史上统治者总可以用“集中”统一为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为什么在历史和现实中常见由同乡、同宗结成小帮派间的争斗与党同伐异的现象,也包括自己为什么会深深陷入这场运动。
　　对中国奴隶制探讨是他的一个尝试。遗憾的是无法完成自己的心愿。
　　1963年12月底,沙文汉因参加政协的会议来回步行在雨雪中受寒,引发心肺性疾病。于1964年1月2日病逝于杭州,享年56岁。临终前一天,统战部长向中央请示后来向他宣布摘掉帽子,半昏迷的他仍不忘记努力地说了声“谢谢”,这成为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艰难平反路
　　
　　陈修良作为沙杨集团中的一员“先锋”,早在1957年9月省委各部整风时第一批被点名批判,到1958年2月25日,在沙杨彭孙组织处理后两个月升级为“极右派”。同年3月她被下放到嘉兴农村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年代农村的饥饿,亲见了干部的浮夸与强迫命令作风。1960年4月陈修良被省委调至杭州大学外语系,在那里她被管制改造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倒台一年后,1977年12月,她与彭瑞林、孙章录被省委统战部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经本人要求于1978年1月调至上海市政协。她开始向中央申诉,直到1979年9月,浙江省委同意批准正式予以平反,撤销了浙江省委1958年2月错划“极右派”的决定,恢复党籍、工资(原级别)与名誉。改正后1983年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党委顾问。
　　沙文汉的平反历程却要困难得多。1977年以后,浙江省委由中央另派铁瑛任第一书记。他是部队干部,对浙江“反右”情况不了解,江华在北京任最高法院院长。1978年中央发出55号文件,对“右派”案件进行复查。杨、彭、孙、宋云彬、李士豪等都改正了,但对沙文汉案近一年多没有反应,浙江省委不复查也不报中央。家属与许多干部都非常关心这个案子。
　　1979年2月20日,沙文汉的四弟,当时在全国政协工作的老干部史永,向中央组织部写出第一封申诉信。信中除了全面陈述了对此案各种错误批判与强加的不实之词外,也指出平反此案在浙江有重大阻力。例如:1977年9月8日在“四人帮”打倒近一年后,《浙江日报》还用长篇文章宣传如下观点:对沙文汉案子的平反“就是砍掉反右派斗争的伟大红旗”;甚至宣传:“浙江省的反右斗争没有扩大化”。
　　1979年7月,史永在北京遇到一位浙江来出差的干部告诉他,文革后复出的谭震林给省委写过信,他提出要关心沙文汉案的改正。
　　1979年8月20日,史永又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刘顺元,直接把信转给了陈云。信中指出,浙江省委将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三人在 6月已经宣布改正,唯独留下沙文汉一人不予上报,理由是“浙江省委认为沙有政治历史问题,待查清”,“中央组织部多次催促,浙江省委仍没有报上来”,并说明沙的历史早有结论。注15 由中纪委批转到中组部催促办理。
　　这样,一直拖到1979年9月6日浙江省委才向中央上报了一个复查报告。注16 复查结论针对当年划右派理由,作了非常勉强的解释,继续称:“沙文汉同志同省委离心离德的问题是存在的,长期不干工作也是事实”;“沙文汉同志在省第二次党代表会上的发言,是有错误的。”此外,复查报告竟出人意外地写了:“江华同志提供,沙文汉同志在划为右派分子后,曾交代过历史上被捕的问题。但进行了复查,只有本人1956年的交待和中央组织部1957年的审查结论。江华同志所说的材料我们没有查到。”对沙文汉复查的结论是“沙文汉同志在当时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予以改正”。
　　1957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已经对沙文汉政历审查做了结论,安子文部长于6月30日全国人代会期间,曾约见沙文汉谈话,亲自告诉他这个结论,他提出沙可以进书记处工作。可是1955年以后,浙江省曾多次在大会上讲沙文汉有历史问题;当被中央结论否定之后,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宣布过这个正式组织结论。这次出现的无中生有的所谓“被捕”问题,甚至在1958年“反右”期间和此后多年也从未有人提出来过。
　　作为家属代表的陈修良,坚决拒绝在这份复查报告上签字。在上海家中,她当面严厉指责浙江省派来的干部,把报告退了回去。
　　同时,史永在北京找到上海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如经济学家孙冶方、刘晓夫妇、张执一等许多人讨论此事,纷纷出主意和为沙文汉的工作与历史作证明,孙冶方仗义执言驳斥这个错误的复查报告。1979年12月27日,在身患肝癌住院开刀期间,孙冶方给中纪委陈云和中央组织部长写信,一针见血地指出: 沙文汉被捕“不是事实,无非是当年给沙文汉同志戴上右派帽子的原省委负责人,感到今天这顶帽子戴不住了,又想找个理由为自己辩护而已!”孙冶方还说沙文汉当年提出的两个问题:党内民主与以党代政,“不仅在当时,而且即使把它全文登在今天的报刊上,也不失为切中时弊的好文章”,可是至今浙江省委还认为“这个发言是错误的”还要“给他留尾巴”是“怕否定自己”。注17
　　陈修良在1980年1月18日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申诉信,指出:复查报告关于历史问题的说法不符事实;对于原决议中指责的沙、杨、彭、孙反党集团问题是否要改正只字未提;对于沙在党代会发言提出党政分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今天,究竟是对还是错不能回避,必须讲清。注18
　　1980年5月19日浙江省委向中央报告:“中共中央(1978)11号,55号文件下达以来,‘省右派摘帽办公室’(1978年10月成立 ——笔者注)经过两年努力,全省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全部摘掉,错划的经上级党委复查批准,也已全部改正。”注19
　　对此,陈修良于1981年4月4日再次给总书记胡耀邦并中央政治局写了申诉信。注20表示省委这个文件完全没有新内容,只是转批1979年的复查报告,且许多内容错误,这是对落实政策不负责任。
　　很快到了1981年底,对沙文汉彻底的改正,还是没有消息。1982年1月全国人大谭震林副委员长来到上海,他让妻子葛慧敏找到陈修良,请她到东湖宾馆来,他自己因感冒高烧躺在床上。谭震林向陈修良了解沙文汉平反问题卡在什么地方以后,很快表态说:“那好办”,并让陈修良随后写一份情况寄到北京他的住处。
　　陈修良在1982年1月24日给谭震林的信中,提出目前对沙文汉的“改正”是留下了“政治尾巴”,并没有真正平反。中央组织部早对沙的历史做了“从未被捕”、“历史清楚”结论,浙江省至今不肯宣布。也许是谭震林的行动在最后一刻起了作用,陈修良的信写出后不久,一份浙江省委重新修正的关于沙文汉错划为右派的复查报告终于与陈修良见面了。注21
　　这次修改后的复查报告明确了三条:首先,否决了1957年12月13日的沙、杨、彭、孙定性为“反党集团”决议;其次,肯定了沙文汉在党代会上关于发扬民主、党政分工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最后,说明沙文汉一生没有被捕,政治历史清楚,并撤销原处分决议。这次修改时间为1982年8月10日,但采用了同文号换发方式,仍按第一次复查报告时间写作1979年9月6日。注22
　　1982年11月沙文汉平反消息在浙江、上海、北京等地主要党报发表。
　　1983年11月25日,在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正式撤销了1957年省二届二次党代会开除沙、杨、彭、孙党籍的决议和同日开除黄源党籍的决定。 注23 至此,这件历时26年,影响全国的大案,从程序上正式结束。此时离开沙文汉逝世已经19年。
　　
　　注释:
　　
　　注1陈修良回忆:《生活就是考验》,1987年。
　　注2见陈修良:《西湖纪事》,1993年。
　　注3参见沙文汉检讨底稿1组。
　　注4见史永私人家信,1997年12月25日。
　　注51957年10月22日浙江省委七次会议记录(二)第70页。
　　注6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72页。
　　注71954年底省委曾决定在新建立的行政机构省人大常委会中建立党组,沙文汉是党组五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杨思一、彭瑞林也是执行组成员, 但没有多久,1955年3月江华提出取消党组,恢复由省委直接对政府的领导。
　　注8《彭瑞林回忆录》。
　　注9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672页。
　　注10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182页,第18页。
　　注11修良:《西湖纪事》1993年。
　　注121959年5月30日沙文汉陈修良家信。
　　注13文汉:《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沙文汉诗文选》第215页。
　　注14黄仁柯著:《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第385页。
　　注15、161979年9月6日浙江省委给中央的复查报告[省委发(1979)210号]。
　　注17沙尚之编:《记孙冶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注18陈修良1980年1月18日给胡耀邦的信。
　　注19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浙江省历史大事》(1949—1993)。
　　注20陈修良1981年4月4日给胡耀邦的信。
　　注21陈修良1981年1月24日给谭震林的信,《陈修良文集》第437页。
　　注221982年中共浙江省委复查报告。
　　注23关于此指示,至少已有两个不同来源证实。一位是新华社某高级记者在初解放时看到过;一位是江苏省有关厅局负责人在查阅其他档案时看到。
　　(责任编辑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