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代展：文革中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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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漫漫人生路：第六章 文革中的大学生活



第六章、文革中的大学生活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旷古未有的浩劫，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世界史上亦绝无仅有，‘文革’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恐怕是没有笔墨可以形容；它的疯狂，它的恐怖，它的激进，它的盲目，它的愚蠢，它的滑稽，亦只是亲身经历过这场洗礼的人才能有深刻的感受。”——师东兵：《文化大革命记实》



1. 从工作组到大串联



工作组进校后，原校党委就靠边站了。清华工作组实际上是王光美指挥的。王光美刚到清华，就到食堂服务，给学生打饭，同学生们一起吃饭。尽管有作秀的成份，但作为国家主席夫人，那种平民意识还是很感人的。文革中见过几次王光美，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但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觉得她稳重、端庄、平易近人。只听过一次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就觉得她装腔作势、盛气凌人。



公开批判刘少奇后，清华红卫兵以其女儿发生车祸的谎言将王光美骗到清华园。批斗王光美时，整个清华园人山人海，主楼前更是水泄不通。我好不容易挤到会场，当时从心底对批斗和押解她的那些红卫兵感到恶心。有理说理，何必用旗袍和乒乓球做的大项链之类的东西污辱人？他们要王光美回答，四清中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文革中，刘少奇如何指使她镇压革命师生的？诸如此类。但凡王有半句申辩，就换来阵阵口号和喊打声，身后的红卫兵就把她的头往下按。我当时心里想，毛主席不是说“要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吗？你们这样侮辱人，明明要人回答又不让人讲话，太可耻了。真不明白，我的那些同学——最高学府里文质彬彬的大学生们——怎么一夜间，穿上一身旧军装，扎上一条宽皮带，就都成了威虎山上座山雕一伙似的？——这些是后话。



工作组被批判后，先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掌权。清华大学红卫兵领军人物中有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乔冠华的儿子乔宗准等。他们真没干什么好事。记忆中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砸了二校门，然后让黑帮分子（原清华干部）和学术权威（著名教授）们背炸开的石块，红卫兵们在旁边用皮带把他们抽得头破血流。二校门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是作为皇家园陵的清华园的象征，它就这样在疯狂与血色中消失了。现在的二校门是文革后重建的赝品，每看到它，就让我回忆起那个血淋淋的场面。那些人物像川剧中的“变脸”，转瞬间就从举止优雅的清华学子变成凶神恶煞的狱卒衙役；从为人师表的师长教授变成任人羞辱的阶下囚徒。



不久，清华大学红卫兵和造反派组成的井岗山红卫兵开始混战，学校一时间出现了权力真空，各派势力，纷纷乱世称王，你方唱罢我登场。校党委垮台后，清华大学红卫兵成为工作组扶植起来的掌权者。后来，随着其头头们的父亲的垮台，清华大学红卫兵不久就日暮途穷了。由四人帮撑腰的井岗山红卫兵对校办、广播台等武力夺权，逐渐一统了清华园。不久，清华井岗山中有一些人由于观点不同，从井岗山分裂出来，成立了四一四（俗称老四）。总的说，老四的观点比较偏右，清华中下层干部与老清华大学红卫兵参加四一四的比较多。应该说，清华井岗山（俗称老团）是更正统的造反派。



不久就开始了大串联。当时我的一个表姐在清华，是六字班（毕业班）学生。一次见面，她说起几个福建同学要到福州串联。我那时在学校十分孤单，日子难过，而且我从上大学起，就没回过家，听说串联不要车票，就请她帮我说情，让他们带我走。表姐的同学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那时红卫兵运动才刚开始，表姐的同学从学校开个证明，我就跟他们走了。到上海，我们住进一家中学。那时，首都红卫兵香的很。同行的多半是北京的保皇派，但到外面则改弦更张，成了造反派。我们跟他们大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谈“打倒走资派”，谈“红卫兵”。当时师生都把我们当钦差大臣。形势发展的很快，上海也出现了红卫兵，还戴着红袖标。我们也赶紧去买了点红布，扎了几个袖标。那时的红卫兵，还没有严格组织，大都是自称的。后来的红卫兵才有了严格组织，袖标上有毛字体的黄色“红卫兵”三个字，还要加盖组织公章。



在上海呆了两天，就回福州了。我们可能是最早一批到福建的首都红卫兵，省里很重视，要给我安排在省委宾馆住。我们都不同意，就住到福州大学。第二天中午，我悄悄地溜回家。父母亲都不在家，只见到大弟弟。他在学校因为我的牵连，成了黑五类的狗仔子。他见了我，很吃惊，也不敢跟我多说话，就把我领到父亲工作的餐馆。父亲比我离家时衰老多了。不知是因为最近外调的人太多，还是他眼神不济。他的第一句话竟是：“同志，您贵姓？”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赶紧说：“爸爸，我是DZ，我是大串联回来的。”父亲似乎没回过神来，木纳的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表现，只是问我在学校出事没有？然后，就催我赶紧回去。没敢多停留，我就回了驻地。没想到，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既没有重逢的愉悦，也没有离别的嘘唏。



福州大学很快就分成了势同水火的两大派，造反派支持我们，而保皇派则要找我们辩论。当天晚上在福建体育馆开辩论会，我们被请上主席台。当大会主持人介绍我们的时候，问我们要不要说几句。不知为什么，我一时冲动，上前说了几句如：“我们来是向福建革命师生学习的”之类的话。我立刻就被人认出来了。第二天，福州流言四起，说原福州一中的那个反动学生又回来造反了。后来才知道，从福州一中到省教育厅，早就贴满了有关我的大字报。我们领队，也是我表姐的同学，得知消息后，吃惊地对我说：“没想到你就是那个反动学生，你可把我们害惨了。你现在千万别出门。”



那天，我真的好害怕，像是被通缉的罪犯，栖身人家，就怕主人把我交出去。一个人龟缩在宿舍，六神无主，寸步也不敢迈出房门，连饭也是他们帮打的。到了晚上，领队弄到一张串联车票，让我跟他走。我低着头，亦步亦趋地紧跟在他后头。他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看我上了车他才离去。那时真觉得，是领队救了我一命。上了车，我坐在座位上，心里还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眼巴巴地望着窗外，就盼着车子赶快发动，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这个两年来曾让我日夜梦萦魂绕的故乡。两天之后，我又回了北京，像一个漏网的囚徒，悄悄地溜回了清华园。我的第一次大串联就这样结束了。



2. 逍遥派



掌了权的造反派们开始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他们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在文革初期打倒“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及“彭、罗、陆、杨”之后，先是打倒“刘、邓、陶”，后来是“王、关、戚”，王、关、戚本是文革开始时最出名的造反派，不知为什么，造反派们这么快就狗咬狗了起来。再后来是“杨、余、付”。总之，过一阵就揪出几个批判对象。老干部就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造反起家的就叫“文化革命的小爬虫”。一天到晚，但见“城头变幻大王旗”。除了按着四人帮的意旨造反打杀，红卫兵们还要和对立派斗智斗勇，进行“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忙得不亦乐乎。



多数学生很快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批斗，学校出现了逍遥派。逍遥派无所事事，每天以打扑克为业。混迹于逍遥派中，让我暂时忘记了孤独。每天的日子大致是这样打发的：晚上吃晚饭时多要一个馒头，这是夜宵。然后回宿舍就开战。有主力，有参谋。不知为什么，只打“拱猪”，不玩别的。我们班有“四大金刚”，是打得最好的四个。我是替补水平，多数时间只能当参谋。一般从六点玩到十二点。十二点左右饿了，就开始用电炉烤馒头吃。许多宿舍都如此，所以楼道的保险丝这个时间经常瘪了。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保险丝一瘪，许多人会跑到宿舍门口嚷嚷：“谁用电灶了？”这种贼喊捉贼的把戏玩多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既然保险丝瘪了，黑咕隆咚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到门口来放放风，松口气。于是，灯一灭，骂声四起：“谁他妈的用电灶了？”“哪个王八蛋用电灶了？”越骂嗓门越高，越骂调子越新鲜。这种借题发挥，是一种无聊的发泄，一声无奈的呐喊。黑暗中此起彼伏的叫骂声成为当时清华学生宿舍仲夏夜的一曲令人心悸的悲歌。



总有人用保险丝或细铜丝把电闸修好。于是，又接着烤馒头。吃完夜宵，下半时的“拱猪”之战又开始了。一直战到东方吐白，大家困倦难耐，才肯上床睡觉。第二天，日中而起，又重复着同样的一幕……在那荒唐的岁月，哪怕像我看英文《毛主席语录》都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只有打牌被造反派们所容忍——他们虽然造反，但其实心底仍在意学业，不甘被他人超越。逍遥派们抽大烟似地打牌，不过是在麻醉自己。许多人通常是中午起来后，吃过午饭，到大字报区转一转，看看“国家大事”和两派战局，回来交流一点新闻，聊聊天，于是，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多少次，我独自在空无二人的教室里垂泪，为了那白白虚度的又一天。



3. 武斗见闻



那还是文革初期，一天晚上，班上的造反派突然到宿舍来，说是有革命行动——要去砸“联动”。混乱中我跟几个同学一起下了楼。楼下有三、四辆大客车，大家乱哄哄地就上了车。我们都被拉到八一中学的一个楼前，据说是联动据点。楼道的门已经被桌椅堵死了。开始，一些人还想把门打开。弄了一会儿，不见效，只见里边的人还在搬桌椅。一个头头下令：“砸！”于是，有人抬来石头，还有大木桩子，一起往门上砸。门碎了，直面毫无恻隐之心的入侵者，里边的一些中学生也蛮悍不驯，他们用长竹杆，木棍拼命往外捅。外面人多，竹杆、木棍多被抢了过来。抵抗的人撤退了。桌椅被慢慢搬开。进攻的大学生们进了楼才发现，楼道也已被堵死了。于是，又开始了双方一层又一层的争夺：开道和挡路，进攻和防守……



终于冲到了楼顶平台。于是，最后的搏斗开始了。挥舞着竹杆、木棒的中学生很快被同样挥舞着竹杆、木棒的人数占优的大学生征服了。一个个被扭着臂膀押进一间教室。我自然没有资格进那个教室，只是远远地，见一个个审完的俘虏被推搡出教室，大多难免被拳打脚踢及临门一脚，包括年纪尚幼的弱小女孩子。最后有几个被带上车押回清华，据说是联动头头。



对这场荒诞不经的“战斗”，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旁观者。当时我对联动毫无所知，心里充满对弱者的同情。当车子载着凯旋的兵团战士和三个战俘离去的时候，我没上车。我返身上楼，看到几个女孩在哭泣，我过去对她们说：“我同情你们，可这到底是为什么？”一个头头模样的男孩提着木棒过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清华学生，他举起棒子，恨恨地对我说：“你再不滚，我就砸烂你的狗头。”我只好悻悻地走开了。



下一次见到武斗，是清华的两派，双方各有几十人，列成方阵，都用了长矛——打磨尖的钢管。就在五号楼和东区浴室旁的一片开阔地。那是清华第一次武斗，只见双方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双方指挥得当，队伍进退有秩、章法不乱，大有古战场遗风。有人受伤，很快就被同伴扶下或抬下战场——多半不过皮肉擦伤。紧挨着战场的是一条高出一米有余的校园大路，我和许多同学不分派别，都站在马路上观战，那刺激、心悸、诡谲、震颤，远远超过了任何武侠片。似乎又回到了蒙昧时代——难怪当代罗马人喜欢看奴隶角斗。这次古兵器之战揭开了清华武斗的序幕。



双方已经不能在清华和平共处了。老四是少数派，只好龟缩到几个据点。他们占领了主楼、科学馆、八号楼和东区浴室。旷日持久的清华武斗开始了。许多同学回家了。少数团派或中间派的同学还可以留在学校里。老四的同学不回家就只能进据点。老四从食堂将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弄进据点。开始，他们还能在长矛队的掩护下出来活动。后来，老团加强了包围，并且，对八号楼断电、断水。为解决饮水问题，八号楼的老四在楼内挖了个水井。老团则趁夜爬进楼，在水井里放了泻药……



武斗在升级，长矛开始往人的要害处扎。开始有伤亡了。不久，八号楼终于守不住了，八号楼的老四决定往科学馆撤退。撤退途中，老团第一次使用了手枪。一个武斗中受重伤的老四被担架抬着，老团一开枪，抬担架的吓坏了，放下担架赶紧跑。而担架上的重伤员居然也自己跑了起来，他跑进了科学馆，两天后就死了。听人说过：求生的欲望造就了许多人生的奇迹。这位重伤员在垂死之际还能跑过近百米，他创造了人生的奇迹，但却还是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



科学馆与主楼之间只能靠旗语联系，老四想出一招，挖一条联接主楼和科学馆的地道。地道就要挖通的时候，老四们忍不住为自己的成功而心悦神驰，他们在地道里大唱凯歌，不幸因此而被老团察觉，于是他们用炸药将地道炸塌了。武斗中，工科学生的潜力都被发挥出来了：自己造燃烧瓶，枪支、炸药，土坦克，甚至试验了火箭。



不久，清华爆发了最大的武斗——五三零大武斗。战斗从凌晨一点打响，老团向东区浴室进攻。下面的门都被堵得死死的，老团进不去。于是，老团用长竹杆搭天梯，直接往楼顶攻。楼上的老四拼死用长矛捅，老团的人很难爬上去。有人从被推倒的天梯掉下，摔死了。直到天亮，还是攻不下。



四一四从主楼出兵支援。长矛队跟在土坦克后面。老团人多，在东区司令的带领下进行阻击。东区司令是原高校重剑冠军，身手不凡。据说，他的长矛比别人都短，但谁也近不了他身。每次武斗，他的长矛都要带血，而他却从未受过伤。那天，他带队断后，面对土坦克向后跃退。不幸后面有个土坑，他被绊倒。早就恨透了他的老四人一拥而上，几管长矛同时刺到他身上。当老团将人抢回，送到医院，已不治。后来，他母亲和妹妹被当作烈士家属接到清华，倍受恩宠。工宣队进校后，他母亲又被以挑动武斗的罪名被揪出。



一直到当天下午，老团还是攻不下东区浴室。老团终于打红了眼，女司令下令：“放火”。浴室的火一直烧到顶层。为活命，守军终于投降了。此后，武斗继续升级，为了掌握清华的统治权，老团似乎已破釜沉舟，要不择手段消灭老四。



当时北京的许多高校都在武斗，而且，规模逐步升级，死人见增。武斗大概是亘古以来最荒诞无稽的奇闻怪事。从十字军东征到共产主义运动，千百年来，人们为不同的追求而浴血，为不同的信仰而献身。而这次两派都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而去你死我活地兵戎相向。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杀死或被“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人杀死。红卫兵们是那样地痴迷，那样地虔诚，仿佛被那位半人半神的妖魔施了咒语。



当然，天子脚下，岂能容忍这班红卫兵胡来。况且这时，红卫兵己完成了自己打倒“走资派”的历史使命。红卫兵的闹剧该收场了。于是，毛主席派工、军宣队进驻各高校。派去清华的工宣队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之名进驻清华园，岌岌可危的四一四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而眼看胜利在望的团派，岂能让煮熟的鸭子飞走？蒯大富和他的井岗山红卫兵拒绝工宣队进校，他们甚至向工人师傅开枪，打死了几个人，这加速了他退出历史舞台的脚步。



我看过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一篇文章，当南军司令李（Lee）将军向北军司令格兰特（Grant）投降时，作为仪式，他把自己的佩剑交给格兰特。格兰特拒绝接受他的剑，挽着他的手说：“让我们共建和平吧！”而且，翻开美国历史，李将军一直得到很高的评价。我看了很感动。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你死我活”、“胜王败寇”。如果当初国民党战败时，毛泽东对蒋介石说一句：“让我们共建和平吧？”还会有今天的台湾问题吗？老团和老四也是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呢？全国那么多对立派，当时没一个真正形成大联合的。这难道跟传统文化没关系吗？不要告诉我，国共两党的斗争是坚持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其实，这不是理由，美国南北战争也是坚持奴隶制和废奴制的斗争。



4. JF和XZ



我们班有五个女生，JF是唯一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她来自沈阳，比从上海、北京、天津来的其他四位都洋气。夏天，只有她敢穿花裙子。她功课中上，为人开朗，有主意，但没有坏心眼，是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女孩子。文化革命前，她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由于出身和不错的人缘，她周围有一班朋友。



我们班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她带头写的。也许是由于辅导员支持我，她感到压力，那天晚上，当我在写保蒋南翔的大字报时她来了。她站在旁边看我写，还问我需不需要帮忙。看得出，她心情矛盾。但这第一夜过后，她造反的立场就一天比一天坚定起来。她本来跟我关系也不错，但此后她渐渐成了造反派的大人物，而我日益“堕落”，成了无人搭理的小丑，我跟她也就形同路人了。



XZ原来是我们班团支部委员，后来成了JF的亲密战友。文革前，他功课一般，当时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一开始，他造反并不如XZ坚定，记得工作组打压他们时，他沉痛地检讨自己，并慷慨激昂地揭发JF如何蒙蔽他们到新市委告状。不过后来，他与JF一起，成为我们班造反派的杰出人物，是井岗山兵团的几个核心人物中的两个。我们班造反派成份好的不多，这也许给了他机会。



他行事比较温和，不象JF那样激进。因此，比较能被对立派所接受。据说，这是他后来在兵团地位窜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后来与JF结婚，毕业后分到长春一汽。干得很好，毕业后我再没见过他。一九九零年，我们班毕业二十年团聚。JF来了，他没来，据说是太忙了，他那时已是金杯汽车公司掌实权的副总裁。我相信，机会和环境是造就人材的重要因素。文革中，他成为能与对方沟通的唯一团派干将，他的沟通能力和领导才干是文化大革命中培养起来的。



JF的思想十分激进，她嫌井岗山兵团还不够革命，于是成立了井岗山前哨广播台，成为井岗山兵团中最激进的一拨。五三零大武斗，她是总指挥。最后，放火的命令就是她下的。基本上可以说，我是一个文革的旁观者。关于她的种种，我多半是听人讲的。但他们大串联回来的时候，我曾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幕：她在跟他们战斗组的人讲点什么。讲的是什么，我早忘了。但她两次大声嚷着说：“老娘他妈的……”却让我大吃一惊。我知道“老娘”是江青用语，而“他妈的”则是文革中最流行的国骂。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从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大学生口里吐出来，真让我不敢置信。我觉得她完全变了，再不是我记忆中那个当年穿着花裙子，带着甜甜的腔调，面目清秀而又温文尔雅的女孩子。工军宣队进校后，给两派头头办学习班。她在学习班上的一句话，后来传遍全国：“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这个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他们那一群人的经历。她其实也是个才女。



一九九零年见面的时候，她曾提到，她写了一本书，名字叫《穿过时空的两颗子弹》，写文化革命中的故事。“两颗子弹”自然是指她和XZ。当时，我无缘拜读她的大作。2011年，我收到她的一本书《潮起潮落》，书分三部，第一部是：“啊！那两颗穿过岁月的子弹”；第二部是：“希望的田野”；第三部是：“回归”。是他们人生的回忆录。对清华文革以及文革中的弄潮儿们——蒯大富及其干将们——的后续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我是从头到尾细细读了一遍，这让我多少懂了一点造反派们的心路，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这是后话。



那年见面，我问她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她说：“让历史来回答吧。”我深信，文革是中国，甚至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一段：黑白居然可以那样地被颠倒，人性居然可以那样地被扭曲。然而，她至今不能释怀，因为，她曾经如此专注，如此投入地将自已青春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它，否定它无异于否定自已。那次聚会，我曾请所有班上回京的同学到我家吃饭，席间，她和几个同学猜起了拳。我再次大吃一惊，发现我们之间的距离己经如此之遥远。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一代人打下了深深的铬印，许多人的生活轨线被彻底地改变了。其中包括：JF，XZ，还有QS，我……



5. 一次流产的步行串联



文革中，KM，MC和我，中学时代的三个好朋友又走到了一起。我们对时局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中学时代的愤世嫉俗，现在变成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我们当时不仅有观点，而且，大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意气，总想着如何才能以我们的一己之力去改变社会现状。那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和议论，在当时如果揭发出来，足够称为“反革命小集团”了。



我们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民情，收集文革的阴暗面。那时正提倡步行串联，三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只是人太少了一点，KM提出他弟弟也可以参加，我也想起我弟弟，于是我们决定先南下，到福州组织队伍。当时坐火车凭学生证，免费。我们很快就回到了福州。到了福州，我们又想到SS，于是一起去找他。那天，我们谈了很多，从个人理想的破灭，到社会的混乱和武斗，还有他父亲的自杀未逐。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这个社会出问题了！”



吸收了SS，还有KM和我的弟弟，于是我们的步行串联队伍有了一定规模。那时，各地都有步行串联连络站，为步行串联提供支持。我们几个都到连络站，凭学生证借了一笔款和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准备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为了练兵和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决定队伍拉练上鼓山，鼓山是福州的著名风景区，我们一路边看风景边蹓跶，完成了一次轻松的预演。在鼓山顶上我们还照了一张集体照，照片上的题字是：“长征前夕登鼓山”，这是我想出来的。



出发的前一天，KM的女朋友从北京来电话，说北京传达周总理讲话，提出要“复课闹革命”。这消息完全动摇了我们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两天，“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在广播和报纸上传播开了。我一想到能再回到教室，能继续念书，什么“以天下为己任”，什么“调查民情”，通通都被抛到九宵云外去了。KM和MC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大家一商量，就把借的钱，粮票退了，换成返京的火车票，回到各自的学校。回校后，我日夜盼望复课的一天，可惜复课的梦始终没有实现。虽然这以后，“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又被几度提起，但复课却总是遥遥无期，直到我们被处理出校。



当时，我们曾对现状心怀不满，也曾慷慨激昂地在私下陈词议论，抨击时政，甚至还一度组织过什么小集团。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最终选择了忍耐。其实，文革中许多人和我们一样，早就不信四人帮那一套了。然而，他们选择了和我们一样的忍耐。那时的所谓“红色恐怖”比解放前的白色恐怖更甚万倍：不小心打破一个主席塑像，或撕破主席画像，都是现行反革命；一句话被告发，就可能置你于万劫不复的死地。那时有一种说法：“一个人讲真心话，两个人讲知心话，三个人讲假话，四个人讲官话。”我们有异议，已经属于大胆的了。



记得在美国留学时，一次在国际学生中心和几个外国同学聊起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个伊朗学生曾问我们：“文化革命那么多年，你们怎么不反抗？”他说：“霍梅尼上台，杀了我们多少人，但我们没有屈服，把他的总理都给刺杀了。”我听了很惭愧。我有时在想，如果中国发生当时伊拉克那种情况，会有人体炸弹吗？我不想宣扬恐怖主义，但中国人有多少肯为信仰不惜舍身的？当年有杨靖宇、方志敏、江竹筠……可后来呢？在文革这个几亿人都被卷入的荒唐岁月里，恐怕只有遇罗克，张自新等屈指可数的几个。连我最崇拜的邓小平，不也做了“永不翻案”的保证吗？六四中唯一让我折服的是那位tank man。卫国战争，前苏联几乎没有俄奸，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出了多少汉奸？罗素说过：“中国人的忍耐世界第一，他们甚至可以忍耐死亡。”“好死不如赖活”，这是多么可悲的民族逻辑啊！



6. 难熬的学习班



工军宣队进校后，武斗结束了。同学们都被召回学校，开始了典型的文革式的大学生活。“早请示，晚汇报”，这是每天不可或缺的节目。早请示就是一早到食堂，列好队，大家手举红宝书，一边按固定频率齐刷刷地左右摇摆，一边口中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然后想想，按毛主席教导，今天该干什么。晚饭前的晚汇报完全重复这个过程，然后想，今天干的每一件事是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



吃过早饭就到教室办学习班，学习班由工、军宣队员主持，大家学毛选，斗私批修。工、军宣队员一般文化较低，有些甚至就是我们同学当年的初、高中同学，因学习差，考不上高中或大学而当了工人。他们说话漏洞百出，常让人忍俊不住。但大多数工、军宣队员，特别是一些老师傅，心眼好，不整人。不象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往死里整。



天天学毛选，或者学毛主席最新指示，然后结合自己思想谈学习体会，挖私心杂念。到最后，除一两个积极分子每天老生常谈地重复几句说了多少遍的体会，或鹦鹉学舌地模仿几句报纸广播的说词，大家都几乎无话可说，默默地熬时间。有时工宣队不在，就有人把楼道的钟拨到下班时间，于是大伙儿一哄而散。有人在大字报栏贴了副对联，上联是：“天天无聊天天聊”，下联是：“日日难过日日过”，横批是：“大学生活”。



一旦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就敲锣打鼓地游行。最极端的时候，可以从清华园游到天安门广场。但天安门广场实在太远了，后来改为在校园附近游行。大家都不停地高呼口号，做出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似乎谁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最激动，口号喊得最卖力气，谁就最革命。谁要是无动于衷，谁就不革命。而如果有谁敢说三道四，或表示异议，那可就成了货实价实的反革命。



这样的学习班办了几个月，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开始下厂劳动，各系的同学多半到他们工宣队师傅所在工厂劳动。我们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对比无聊的学校生活，这里的生活要充实许多。只有住的条件比较差，一个大工棚，里边是一条通铺，住上一个班的二十多人。



我们有五个人分到食堂，除了劳动，还参加他们的阶级斗争。食堂的阶级斗争表现主要是多吃多占。一个掌勺的老师傅是批判重点，他的罪行是：1、有时从食堂买熟肉，卖肉的师傅跟他熟，就多给他称点。2、加夜班时，有时将猪下水等煮了，由几个师傅分吃了。这些罪行，现在看来真可笑。我们当时在食堂，一边批多吃多占，一边恨不得师傅打菜多给我们一点。



食堂里有几个年轻师傅，都是二十岁上下，比我们小，他们中许多是因文革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食堂工作突击性强，有许多时间没活干。于是，大家就一齐聊天，他们喜欢听我们讲大学生活，一个女孩子，每回总瞪着大眼听我们讲，听完总重复一句话：“大学生，真神！”有几个女孩子，很喜欢跟我们闹。她们是工人，泼辣、大方，不象学校的女生。有一次我被两个女孩紧紧抱住，生生地把我的毛主席纪念章给抢走了。有一个男孩子，是学大厨的学徒工，跟我关系不错。我到过他们家，和他一起洗了一个通宵的照片。我明显地感到，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多思考，那么多烦恼。和他们在一起，觉得很愉快，他们大多开朗、直爽，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幸福，或许，知识真的是烦恼的源泉。



一九柒零年春节，所有的同学都走了，不是回家就是回清华。我没有钱买票回福州，也不想回清华，想一个人静一静。那天，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工棚里。晚上，食堂里只有凉馒头和五分钱一份的剩莱。我吃完饭，回到工棚，一个人躺在床上。那夜，死一般的沉寂，关了灯，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睛，四周的黑，仿佛是倾倒的群山向我压过来，一种无助的恐惧袭向心头：我觉得我的未来就象这周围的静夜，一片漆黑，看不到一缕光……



过了春节，忽然有了好消息：为了进行教育革命的试点，北大和清华的最后两届学生要提前一起毕业，为工农兵学员入学腾地方。那时，清华准备建汽车厂，很需要焊接专业的人。因此，我们班要留校八个人。为了安定，学校当时规定：两派的骨干不能留校。我们班造反派头头太多，因此，可供选择的人很少。那时，许多同学对学校生活极端厌倦，死活不肯留校。我们班有个同学，分配留校不同意，竟致绝食，躺在床上两天不吃、不喝、不起床。我虽然有历史问题，但在军工宣队掌权期间安分、老实，而他们大概也实在找不出别人了，于是，我作为那位同学的替补留了校。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宗教式的狂热让整个中国都失去了理智。红卫兵们从造反、批斗到你死我活的长矛匕首，刀枪相见。两派都喊着同样的口号，都为了捍卫同一个人而拼得你死我活。再后来，被利用过的红卫兵又都被赶到工厂、农村。而我们——还算幸运的一群——终于毕业了，成了被称为“处理品”的“八个月”和“一年零八个月”的大学生们。对于历史，这几年也许是白马过隙的一瞬间，但对于人生，我们最宝贵的大学时光，我们最美好的青春韶华，就这样地被四人帮们的权欲、野心、诡诈、欺瞒给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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