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我的造反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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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造反生涯


徐友渔


　　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串联之后回到成都，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
　　在北京时，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革”运动的总结。他在其中讲“文革”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把１９６６年８月份以来流行的“自来红”思想和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划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指出，这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种腐朽透顶的思想的翻版，是血统论。他还指出，在学生中划分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就是在“文革”运动中制造混乱，提倡这些荒谬论点的人是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
　　学习了陈伯达的讲话，觉得头脑豁然开朗了。原来流行的那些令自己反感的东西，那些毫不讲道理的东西，果然是错的！而且，制造谬论的人是为了压制广大群众起来革命。回成都后，得到了陈伯达讲话的铅印本，这是中央的正式文件。我们这时深切体会到了，为什么报纸上常常强调“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原来，那些吓人的革命口号，那些左得可怕的东西，并不是毛主席支持的。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感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此亲切。
　　我和Ｍ从陈伯达的讲话中受到启发，认识到提出对联（这时已被称为“反动对联”了，形势变化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年轻学生固然有错，但血统论（这时也被称为“反动血统论”）之所以那么狂撅，流毒如此之广，原因恐怕在于有掌权的人利用它来破坏“文革”运动。因此，清算“文革”中的反动路线不应该向同学翻旧账，而应该挖出根子。我们两人到处奔走，到西南局、省委、市委去看大字报（这时形势已经大变，各级党委中的党员和干部纷纷造反，揭发当权派的问题），同时找原工作组的负责人和队员了解情况。我们果然掌握了大量材料，说明西南局、省市委中某些人暗中大力支持散布和推广血统论。我们写了一份长长的文章，油印散发，公布了我们的结论。
　　一天，Ｍ拉我去成都北郊的一个铁路工人俱乐部参加一个讲演会。主讲人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他串连到成都，作煽风点火宣传，即号召大家起来造当权派（当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他在成都已经作了很多场讲演，唤起成千上万的人起来造反。他在成都名气很大，深受工人拥戴。
　　我本来并不特别重视他的讲演，但很快地，我被他的演说深深打动了。与我预料的相反，他并不讲理论和当时流行的大道理，而是用极其普通的语言，从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和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一件件事情人手，揭示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存在的毛病。根本问题在于，现在制度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机制，使得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地压制群众。他们以维护党的领导为名，以阶级斗争为幌子，动辄就把给他们提意见的人，与他们有利害冲突的人，他们看不惯的人打成反革命。一个人可能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而被当权者在档案中记上一笔，从此就永远不得翻身，每次运动一来就首当其冲，成为靶子，多少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举了大量的例子，这些事例都从工厂、学校实际生活中得来，每个人凭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它们是真实的。他向听众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难道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说在我国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吗？那些当官做老爷，整人害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难道是人民的公仆吗？
　　讲演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参加听讲的人越来越多。我周围的工人，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个个被感动得热泪纵横，他们最后绝对听讲演者的号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把中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社会。
　　如果说，陈伯达的讲话使我对“文革”开始以来几个月中种种疑惑有了清楚的认识，那么可以说这次讲演使我对于十多年来生活中种种难于解释的事情有了明确答案。多年来，我们被告知，中国人民生活在最美好的政治制度之下，但现实生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比比皆是。人们被告知，党是绝对正确的，但人们看到有些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却在玷污着党。人们从经验中直觉到什么地方有问题，有毛病，但有些领导人以自己的权威，以自己的宣传机器让人们相信，错误不在现实生活中，而在人们自己的头脑中。对现实的批评、怀疑，甚至哪怕是信心不足，都是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在作怪，应该改变的只是自己的思想认识。人们多年来一直以党的权威和革命理论来抗拒生活经验，甚至抗拒自己的亲身遭遇。现在，这一层纸一下就给捅破了。原来事情如此！其实事情早就如此！思想上的枷锁一旦去掉，人们的良知、价值标准和经验事实马上一致起来。那些自我反省，那些自我怀疑和否定，通通都是受骗的结果。人民要真正做人，这既是发自内心的要求，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代表的真理。在当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恰恰被归结为这样一句话：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印证了这一点。自运动开始以来，工作组在群众面前表演得十分充份。他们和单位的党委沆瀣一气，整群众的黑材料，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是毛主席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他严厉警告说，凡是镇压群众的人都没有好下场！１９６６年底，各单位都传达了中央一个规定，该规定同意中央军委前不久发出的一项紧急指示，要求对被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学生一律平反，整他们的黑材料一律当众销毁。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许多人真正认为，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解放了自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感到站在群众一边的党，而不是压制群众的党，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我自己也深切体会到，在把保护群众、支持群众的种种做法归功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后，我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将与党的方针政策、党的意识形态完全弥合。我的理想将通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实现，在党的这种新形像面前，以前的困惑和疑虑统统都扫除乾净了。
　　看起来，参加革命造反不但势在必行，而且义不容辞。但在串连回成都之后，我发现革命造反派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正在激烈展开宣传攻势，争取人心。我选择哪一派的组织呢？
　　成都市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紧紧依附于大学生红卫兵。每个大学都在中学发展自己的势力。成都市原来有一个统一的造反派组织，叫“红卫兵成都部队”，由成都市十多所大学中运动初期的少数派，即反工作组的学生串连在一起组成。随着中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守派红卫兵势力越来越小，造反派声势越来越大。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这个组织发生了分裂。
　　这就是成都地区“文革”史上著名的“一一·一三”造反事件。原统一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在１１月１３日开一个批判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大会，而官方也希望有一个场合让李公开检讨认锗，不然他会被说成是坚持错误，对抗运动。于是在政府协助配合下，批判大会如期举行。但会议正在进行时，这个组织的川大支队，即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一些人却突然冲击主席台，使大会无法进行下去。他们说这个大会让李登台亮相，实际上起到了假批判、真包庇的作用。他们造了“一一·一三”大会的反，而其他十余个学校的造反派则谴责他们的破坏和分裂行动。从此成都地区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分成两派，一派是川大“八·二六”，另一派是除川大之外的所有大学，仍然叫“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一般人的印象是，川大“八·二六”的政治倾向更激进，而“红成”则稳妥和温和一些。
　　我不喜欢“八·二六”的政治主张，他们的政见，可用毛泽东的一句著名格言概括其基本精神：“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尽管当时四川和成都地区保守派已经式微，从西南局、省市委到各级领导已经瘫痪或半瘫痪，其主要负责人被认为是黑帮，正急于检讨和自我批判，但这一派仍然认为运动的主要方向是继续把局势搞乱。他们认为四川还没有乱够，没有乱透，只有透底烂掉，最后才会有好结果。而任何温和的、按部就班的方针都是右倾、调和、搞折衷。当然，我在选择组织时还是十分慎重的。我到各个大学去了解每一个组织的观点。当我去川大时，刚巧那个负责接待的人水平不高，而且有一个“红成”派的人正在巧妙地法难他。他穷于应付，张口结舌，漏洞百出，我对他所属的组织印象不佳。大致就在这时，我作出了选择。
　　正巧，我的同班老友Ｌ来拉我参加本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旗野战兵团”（简称“红野”），他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可能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宜作负责人而辞去勤务组（那时为了表示与旧体制划清界线，并表示领导只不过是群众的勤务员，任何组织的领导班子都称为勤务组）内职务，但仍保持在该组织中的元老地位。“红野”与我校其他造反派组织不同，它与大学红卫兵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观点倾向于“红成”，但其中有不少人也倾向于“八·二六”。我对这个组织比较中意，就决定参加。该组织第一号勤务员Ｍ对我表示欢迎。并举行了一个宣貌7d仪式，我就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了。
　　我校有一个川大“八·二六”的分团，其核心就是在写信事件中最早造反的那批同学。他们“文革”前基本上是团干部和班干部，又有最早反省市委、受工作组打击的光荣历史，因此自视甚高。与保守派固然势不两立，对其他人也看不上眼，大概认为别人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惟独自己最革命，他们一直甘当光荣的少数。不论从理论取向上还是从人际关系考虑，我都不会参加这个组织。
　　大约在１９６７年初，我的好友Ｘ（与之进行人生观论战的那位小学同学）叫我和Ｍ去参加一个中学生的串连会。会议发起人是Ｈ（他后来成了名人），一个和我们同年的中学生。他正在办一份铅印报纸《中学红卫兵》，近期目的是批判血统论。第一期已经出版，主要内容是转载北京遇罗克的轰动一时的文章“出身论”。这篇文章写得极好，立论严密，文采飞扬，说理透彻。这是我读到的第一篇由同龄人写出，引起我佩服的文章。Ｈ为他办的报刊写了一个发刊词，也写得很好，思路清晰，文锋犀利。他邀请与会者和他共同办好那张报纸，我欣然同意。
　　但是，Ｍ偷偷拉我到一边去，劝告我应对此事持慎重态度。他认为办报纸是件非同小可之事，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我们的认识能力有限，对重大问题发表见解，还没有把握。万一犯了错误，后果就严重了，因为一张报纸会有许多人阅读。我们只应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办报这种有深远社会影响的事情，应三思而后行。我又被他说服了，我们把Ｈ叫到一边，对他讲了一番社会责任、社会后果之类的道理，并表示了我们的保留态度。Ｈ倒很宽容，没有表示失望，也没有勉强我们。
　　这是又一次，我追随了一种肤浅的主张。Ｍ确实比较胆小怕事，另外，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家，但对理论没有多大兴趣。不过，我后来从Ｈ的报纸和Ｘ借给我的材料中，读了遇罗克的所有文章。
　　Ｘ家庭出身并不差，他决不是为了实际目的才喜欢遇罗克的文章。他后来专程去北京，想拜见遇罗克。但遇罗克已经被捕，他们的报纸被查封，编辑部被洗劫。Ｘ在北京认识了遇罗克的一些朋友，了解到许多详细情况。他告诉我们，遇罗克是一个大我们几岁的青年工人，他在学校时学习、品行极为优异，但因父母的政治问题考不上大学。他勤奋自学，平时在门上贴一纸条：“来访者谈话不得超过１０分钟。”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刻苦，他终于在历史和文学方面达到博古通今的水平。他胸怀大志，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深人的思考和研究。血统论猖獗之时，他发表了“出身论”、“填鸿沟”、“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受到北京市的学生和工人的热烈欢迎，为大家争相传诵。这些文章还流传到全国各地，人们认为它们说出了自己久已想说而不敢说，或说不清楚的话。遇罗克勇敢地和血统论者辩论，那些人辩不过他，就大打出手，靠封别人的口来掩盖自己理屈词穷的窘态。Ｘ还告诉我们，“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等人曾宣称遇罗克的文章是“反动的”，攻击了党的阶级路线。他被判处死刑，除了因为写文章批判血统论，他的日记也成了定罪的依据。遇罗克是“文革”中为真理而献身的最早的殉道者之一，他的死是我重新思考“文革”和现实政治体制的一个动因。
◇　理论家
　　我在战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主要和我能写大块头文章，与“八·二六”派进行论战有关。
　　“红成”和“八·二六”的分裂，虽然起因于对一次批判李井泉大会的不同态度，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显示出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些问题包括对形势的估计，对运动最终目的的理解，对中央战略部署的执行，等等。双方都攻击对方是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并没有真正执行革命路线。“红成”的头头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们想和对方进行一场论战，以澄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但除了一些大学中个别战斗队有零星文章涉及这一题目，长时间未见正面论述理论分歧的重要文章。
　　我决定自己来做这一工作。我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和“红成”总部头头有不同意见，但在思想理论上，我完全赞同“红成”的思潮。我决心做这种思潮的捍卫者、代言人。
　　我虽然对“八·二六”的主张相当熟悉，但仍然仔细研究了他们自运动以来发表的所有重要文章，包括他们对于四川和成都地区运动形势的声明。我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写出一篇论战性长文，叫人油印成大型传单，在成都市广为张贴。文章的题目早已忘了，根据那个时代的时髦，很可能是“我们对于时局的若干看法”，或者“我们与川大‘八·二六’的根本份歧”。我在文章中抨击“八·二六”的主要方面，是说他们从不按中央关于运动的战略部署办事。所谓战略部署，在“文革”中是一个极其重要、广泛流行的概念。它指中央针对运动的某个特定阶段而颁发的具体的方针、政策。不言而喻，红卫兵组织应该拥护文化大革命，力争实现运动的最终目标，但这还不够，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如何实现运动的最后目标，中央要求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而任意行动，我们要服从中央的解释、要求、规定。总之，中央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坚决干什么，中央未叫我们干的事就不要去干。我们不应该自行提出革命任务和口号，不能发出和中央号令不协调的声音。这就叫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文革”中，这是对红卫兵最重要的要求之一。“红成”自视为最纯正的革命派，他们宣称自己总是尽全力学习中央文件、《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力争亦步亦趋地跟随中央的步调。而“红成”认为“八·二六”从来都不是这样，这是两派区别和分歧的根本所在。
　　我在文章中从以下几方面批评“八·二六”。（一）他们从来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比如不能冲击军事机关、军工厂，不搞武斗，等等；（二）他们从不贯彻党中央在每一阶段提出的中心任务，而是自己另提口号，另搞一套，比如中央号召大联合，他们却鼓吹分裂（他们当然要说得冠冕堂皇，叫做‘与机会主义路线决裂”），鼓吹四ｉｌｌ乱得不够，还要大乱；（三）他们鼓吹和执行一套极左的东西，比如中央肯定干部的大多数，保守组织中的大多数群众都是好的，但他们把四川所有的干部都看成黑线人物，把保守组织“产业军”称为“产匪”。我把他们的方针和理论归结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倾机会主义，说他们不愿意认真研究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耐烦对群众做长期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而是提出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方针，企图轻而易举地赢得群众支持。
　　我在文章中进而提出，“红成”和“八·二六”的分歧与争论，是革命派内部两种思潮和倾向的斗争，在造反派击败保守派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坚持与以“八·二六”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是取得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我写这种长篇理论文章，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文革”之前，中苏两党之间就国际共运的路线进行了长期、激烈的论战，中共写出了一系列洋洋洒洒的论战性文章，这种文章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除了使我们坚信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而中国正在挽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还激起了我们巨大的理论兴趣。文章的形式、风格、语言对我们也影响甚深，在“文革”中出现的理论文章大多数是一种模仿。学生中爱思考，喜好理论的人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以及国际共运史。毛泽东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列宁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论战，对我们已是耳熟能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小册子中的论战内容和论战风格，为我们津津乐道，学习仿效。按照共产国际、共产党内部理论斗争的模式，红卫兵理论家动辄就给对手扣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动辄就要进行两条路线的论战。善打“内战”，这是红卫兵理论家的共同特点。
　　“红成”派头头和许多战士在“文革”中一直有一种委屈和抱怨情绪，他们认为自己忠诚不渝地紧跟中央战略部署，“八·二六”则任意乱来，但到头来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中央文革”明显偏袒对方。他们一直想不通，觉得是老实人吃亏。事实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那些发表在党的中央全会决议中的政策，那些文件中的规定以及社论中的号召，其实许多都是中央高层斗争的妥协产物。毛和‘中央文革”实际上心中另有自己的一套，他们并没有把纸面上的东西当成一回事，正是他们带头不照章办事。问题的实质是，所谓的“中央”并不是一个统一体。“红成”所遵奉的，乃是一些表面文章。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正要求于群众组织的，并不是要坚守某些原则和政策，而是要跟人。我从来没有发现有哪一个组织，是凭着按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行事而取得胜利的。
　　“红成”总部头头对我写的理论文章颇为欣赏，甚至提出要成立一个写作班子，以“占领理论阵地”。但此事也只是议而不决，而我也对留在总部工作不感兴趣。
　　我后来发现，我那种长篇大论的文章难以为继。我认为对方并不严肃认真地探讨革命理论，而是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写一些东西蛊惑人心。比如川大“一一·一三战斗队”写了一篇广为流传、很有影响的大字报“成都就要爆炸”，我不但不同意其内容，连标题也很反感，成都怎么会“爆炸”？真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我经常为这类文章愤怒，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却喜欢这类有刺激性的东西。眼看舆论阵地一天天被“八·二六”占领，我心中十分焦急。后来，有人对我说，不得已时只能以毒攻毒，建议我也用他们那种笔调写文章，以扭转舆论。我想试试也无妨，就写了一篇题目有针对性的大字报，叫“拯救成都”。我在文章中预言成都即将发生大规模武斗，呼吁大家提高警惕，预先防止。我这个预言当然是对的，过了不久两派之间爆发了大规模武斗。我的文章不过是力图抢先一步，要对方承担挑起武斗的责任。这份大字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引起了各种人的议论。不少人，包括离成都很远的人，都到我校来索取油印传单，大家十分得意。同学们常常夜以继日地抄写和刻印我写的文章，很长时间，这是战团的主要事情。我后来又写过不少类似东西，语言竭尽夸张之能事，抓到一些零星事实就凭想象去发挥，尽量使文章有吸引力和煽动性。这种文章很成功，但我却暗中感到悲哀，为什么严肃认真的探讨就无人理睬呢？我的东西轰动一时，不过是为本派取得宣传效果罢了。我宁愿继续当理论家，而不愿意当这种宣传家和鼓动家。
　　现实就是这样令人沮丧，肤浅的东西总是大行其道，我不能老是去和对方比蛊惑煽动的本领。当时，成都第一号煽动家可能要数四川师范学院一个学生，他属于“八·二六”派，在本校当然立不住脚。他单枪匹马作战，在成都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的一个小楼上设置了一个广播站，每天晚饭之后广播。他不照稿念，对着话筒信口道来，滔滔不绝。照我看来，他的讲演内容全是陈词滥调、无稽之谈。但他熟悉市民的语言，洞悉他们的心理，他的广播越办越受欢迎。最后发展成为一到黄昏，那里就万人空巷、听者云集。市民们吃罢晚饭，纷纷端一个小板凳坐在广播站下边，用心倾听，第二天则兴致盎然地议论此人报导的消息和他的观点。看到他影响日益增大，流毒甚广，害人不浅，“红成”的人又气又急，但拿他无可奈何。我倒曾与他作对。他的广播站下面常贴有他写的大字报，我抓住他几个毫无事实根据，又无道理的论点痛加驳斥，想叫他难堪。但人们没有反应，气愤之下，我决心认真对付他。我先到川师去摸他的底细，“红成”的人自然说他坏话。他们告诉我，此人极为狂妄，自称是思想上的拿破仑，说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调动千军万马。他成功后，每天广播时有人在旁边为他打扇，尽心侍候他，没有一点红卫兵的气味。我派了一个忠诚可靠的下属，在他的广播站对面找了一个房间，每天貌7b真记录他的广播，准备以后在理论上与他算总账。我这个下属极为勤勉可靠，几个月一直忠心耿耿地工作，每天返校交给我一厚沓记录材料。但这些材料后来并未派上用场，因为形势变了，文斗变成了武斗。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增刊 zk001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