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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晓明:读李继政《文革日记》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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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5 16:23: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想起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一)


想起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


    看李继政的《文革日记》一书,不禁勾起自己对文革中一些人和事的回忆……

    文革开始那年,我十三岁,初一的课还没学完,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在那个年龄,还没学会独立思考,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新奇和兴奋。一下子解除了学校的许多清规戒律和学习上的压力,同学们在思想上情绪上都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整个社会上蔓延,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

    学校的大操场上正在开批斗大会,校领导和教师中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们,都挂着牌子低头弯腰的站在主席台上挨斗。台下的同学们群情激昂,不断地振臂高呼着“打到xxx”的革命口号……我在台下站着,看着,听着,喊着;忽然心中一动,想到妈妈在单位也是走资派,肯定也会遭到批斗的!这样一想,对台上的人一点也恨不起来了,还生出些同情感。
    我家住妈妈的单位宿舍,家属院和办公楼都在同一处。放学回家时路过办公楼的会议室,果然听见里面正在喊着“打到xx”的口号,嗨,人家正在打倒我妈呢!我只能远远地从窗户里望一眼,赶紧跑回家了。

    印象中文革初期发生在我们院里的第一件大事,是一位叫管xx的人卧轨自杀了。听大人们说管叔叔有些历史问题,并不严重,是以前早就向组织上交待过的……这不运动一来,其实还没有真正展开对他的批判,他自己就抗不住,吓死了。听说他是在火车站西边御碑楼附近的铁道上被火车轧死的,铁路上的人根据他口袋里的食堂饭票找到单位来的。
    接着,我们院里食堂的刘师傅也被撵回老家去了。说他地主出身,家庭成分不好,是阶级敌人。万一他在饭菜里下点毒,我们全院凡是吃食堂的人都得死。其实刘师傅这个人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非常好,不光是脾气好人缘好,他做的饭菜也格外好吃。特别是他蒸的开花馒头,又香又甜,我们全院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后来想想也挺可笑,他要真是阶级敌人想下毒的话,我们全院的人早就死光了,还用等到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后,上小学的孩子们大都不去上学了。一天弟弟带着邻院的几个小玩伴到家里来,其中有一对小兄弟,大的七八岁,小的才六七岁。这俩孩子都长得眉清目秀,挺招人喜欢。这俩孩子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嘻嘻哈哈的打打闹闹,他们静静地立在墙边,看人的眼神总是怯生生的。我正忙着做饭,一看家里没开水了,便撵着弟弟去食堂打开水,弟弟正玩在兴头上,懒得去。这俩孩子很乖巧,一听说要去打开水,提起地上的暖壶就走……我怕烫着他们,不让他俩去,可他们还是抢着帮我把开水打回来了。我觉得这俩孩子真是太懂事了,比弟弟和他的那些小伙伴们都强。
    等两兄弟走后我才知道,这俩孩子的身世实在是太可怜了……他们姓郭,是孤儿,住在我家南边的农行家属院。这俩孩子的父亲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自杀了,母亲是家属,没工作。丈夫死后,她精神受到刺激,对生活感到绝望,撇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也跟着跳井死了……这俩孩子暂时由单位管着,给他们饭票,让小哥俩自己在食堂打饭吃。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这俩孩子被送到福利院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我们住的院子里也贴满了大字报,我家屋门两侧和门楣上都被贴上了黑对联和黑横批。有次抄家时,造反派翻出了我家唯一的一张存折,上面有二百多元钱。说实话,那时我们院的那些造反派还是比较文明的,没有搞打砸抢,他们又把存折还给了妈妈。但第二天一早,一位参预抄家的阿姨来向妈妈借钱,张口就要借一百多。妈妈不好回绝,因为人家头天已经知道你家有二百多元钱了,你总不能说没有吧?妈妈只好把钱借给她了。没想到几天后,这位阿姨非但没有还钱,反而在批判会上倒咬一口,说妈妈是在用糖衣炮弹拉拢和腐蚀她这位革命群众。我那时年龄虽小,但也知道这位阿姨的这种做法很不地道。人啊,你总不能为了表白自己昧着良心说瞎话吧!后来和这位阿姨在一个院里住了多年,她每次碰见我都很热情,能说会道的问长问短;我却从心里感到她为人处世过于做作,总显得有些虚情假意,让人不舒服。

    我们院的温叔叔是青岛人,大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他和我家住同一排平房。文革时他也就三十来岁吧?他儿子小国两三岁,女儿小芯还不到一岁,妻子是服装厂的工人。记得批判他的罪状有两条,都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头一回是因为他在《毛主席语录》小红书的最后几页,在印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左上方的空白处,写有“小国”两字。也不知哪位革命警惕性很高且富有想象力的同志,把“小国”与毛主席联系到了一起,说温叔叔竟敢把“小国”的名字写在毛主席前面,意思不言而喻:小国是他的儿子,把小国和毛主席等同起来;岂不意味着毛主席也成了他的儿子吗?!这在文革中可是大逆不道的罪过,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不忠不敬……后来一次,就是毛主席在文革中发表的一首诗词《鸟儿问答》中,有这么一句话“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又是这位温叔叔,没有接受上次的教训,直言不讳地对别人说:“毛主席作为全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在诗词中说‘不须放屁’这样的话,总是有点不大文雅吧!”此话一出,立即遭到革命左派们的围攻,直批的他连连检讨认罪,再三恳求那些人“你们批判我的事,千万不要让我妻子知道了……”因为他明白;在整个“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他再次犯错误被批判下去,或许自己的家庭也难以保全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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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5 16:25:04 | 显示全部楼层

想起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二)

再说点文革中我自己经历的事。

住在我家前排的小力力比我大一岁,在二中上学。他人很聪明,知道的事情也多,经常给我讲些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比较关注的人和事。他给我讲解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告诉我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观察分析问题;教给我唱林副主席语录歌,记得歌词是“当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敢于牺牲——枪一响,上战场——枪一响,上战场——老子就死在战场上了——”唱的我们热血沸腾,心中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们在一起很谈得来。

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概是在一九六七年秋冬的一个晚上,小力力找到我,让我看一份传单,说是林校的李维信给他的。传单的内容现在也早已忘记,只是当时觉得很符合我们的观点。看完后小力力问我:敢不敢把传单贴到办公楼大门口?我说这有什么不敢的!说完我俩就把传单背面抹上浆糊,小力力到办公楼前替我看着人,我很顺利地把传单张贴到办公楼大门边上。干完这件事,我俩都很兴奋,有些像革命党做地下工作的感觉。
第二天下午小力力告诉我,我们贴的传单被单位的造反派Mxx撕掉了。Mxx是泰安红卫兵分部国恕连“国大鼻子”一派的,当时在单位里很硬气。
我说:“他撕了,我再去贴上一张。”这次是白天,小力力没和我一道去。他父亲是单位的“摘帽右派”,他怕给家里惹出事来。我把传单又贴到了被Mxx撕掉的那个地方。

这天晚饭后,造反派Mxx找到我家来了,当时家里就我一个人在家。
他一进门就对我说:“明明,是你把传单贴到大门口的吧!我上午刚撕掉,你怎么又贴上去了?!”我没理他。
“快告诉我,是谁给你的传单?谁指使你干的!你要是不说,我可对你不客气了!”见我不吭声,他有点急了:“你妈是走资派,正在那里挨批斗。你要是不说给我谁给你的传单,她就是你的黑后台!”我还是不吭声,任他说什么就是不搭理他。
Mxx是火爆脾气,被我的态度激怒了。他气急败坏地抓着我的胳膊推过来搡过去,大声呵斥道:“快说!到底是谁给你的传单?再不说,我就把你拉到分部去!”“哼!你们这些走资派黑五类子女,只许你老老实实,不准你乱说乱动!”……
我这个人脾气有点拗,你越是这样咋咋呼呼的对我大喊大叫,我越是从心里不买你的帐!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说,我绝不能出卖好朋友小力力!我和Mxx这样僵持了有半个小时,直到他气呼呼地摔门而去。

我对Mxx从心里一点儿也不怕他,因为以前他与我们家的关系一直都很好。Mxx是烈士子弟,复员军人,文革前曾是单位里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文革前我妈有病住院时,他还时常到我家来帮助照顾我们的生活。平时他家若是包了饺子或做点儿好吃的,他常喊我去他家吃饭。就在一年前我去北京大串连时,他还手把手地教给我怎样打背包,并把自己一直舍不得用的在部队上发的背包带送给我。我从北京回来时,给她女儿买了一件很新颖的玩具,惹得满院的小孩子很羡慕的围着转。那时我们之间没有隔阂,见面一直很热情,两家处得很和睦。但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入和派性的发展,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人际关系都扭曲了。

晚上十点多,妈妈开批斗会回来了。她说我:“我平时只担心你哥和你弟弟给我惹事,他们是男孩子比较顽皮。没想到他俩没给我惹事,倒是你这个看起来最老实的闺女孩子出去给我惹事了!”又说:“因为你贴传单的事,今晚的批斗会上,Mxx硬说我是你的黑后台!”最后,妈妈又问我:“到底是谁给你的传单?”
“我不告诉你,我不能出卖朋友!”我的态度很坚决。
妈妈笑了笑:“你不说我也知道,不就是小力力给你的传单嘛!”
“啊——,你怎么知道的?”我有点儿大惊失色。
“你和小力力这么好,这几天你俩老是在一块,我就知道肯定是他给你的!”
哎呀,大事不好!我的秘密被妈妈诈出来了。还是大人心眼儿多啊!

第二天一早我赶紧找到小力力,告诉他Mxx找我时,我没有出卖他。但他给我传单的事,被我妈猜出来了。小力力安慰我“不要紧,这事很快就会过去的……”就在这天早晨,食堂门口又贴出了新的大字报,专门为Mxx找我的事情而发表的评论:内容和标题都是对着Mxx来的。大致是说‘在运动中香花毒草还要让它出笼供人们批判,为什么一个才上初中的孩子贴了一张不同观点的传单,你Mxx就大动干戈的去找人家算账,这不是在压制言论自由吗?……’大字报署名的几个人,都是文革前从济南分到单位来的青年学生,他们和Mxx是对立面。
就此,我贴传单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两个月后,上头下来文件说是要解放一批革命干部,我妈也被解放了。Mxx专门到我家来向我道歉;说他当初对我态度不好,让我不要记恨他。他那会儿是怕我犯错误才对我大发雷霆的……我从心里倒是真的没有记恨过M叔叔,我知道他是那种性格耿直的人,更因为他曾经照顾过我们兄妹的生活,我对他一家人还是很有感情的。

后来,妈妈所在的单位在文革中被砸烂取消,大多数人员都被分到别的单位,M叔叔去了一家工厂。多年后我们再见面时,都很热情,都还互相记挂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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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三)

一九六七年夏天,红卫兵泰安分部成立。泰城各学校红卫兵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也越演越烈,时常有流血事件发生。

八月七日,我们学校的“八卅一”红卫兵组织也受到一些暴徒袭击,有些同学被打伤了。学校里组织全校上千名学生徒步翻过泰山,到济南去找省革委主任王效禹告状。

走到中天门时,班里和我同行的几个女同学都累坏了,她们打了退堂鼓,都从中天门返回泰城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跟着高年级的同学一起走。
当我们到达山顶时,天都黑了。同学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坐在泰山顶通往济南的一条盘山小路上休息。盘道很窄,一侧靠山,一侧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峡谷。我睏极了,也不知道害怕,坐在那里打盹儿,差点睡着了。几位高年级的同学叫醒我,说这样睡着太危险了,一不小心就能掉下深谷。接着有人递过来馒头让我吃。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我穿着一双塑料凉鞋就跟着上山了,走到山顶时脚趾头被磨破了,直流血。几位高年级的女同学见了,用自己的手绢帮我把脚抱扎好。
第二天当我们从泰山背面的小路下到谷底,该转向一条大道时,遇到一条很宽的河。河床很宽,但水很浅,水底的沙子和鹅卵石清晰可见。清澈的河水缓缓地流着,很多人脱了鞋赤脚过河。我也想自己趟过去,几位照顾我的高年级女同学坚决不同意,说我脚破了不能见水,硬是叫来一位男同学把我背过河去。
中午的时候,走到一个叫仲宫的地方,这里离济南还有三十多里路。大家又饥又渴,坐下来准备吃饭休息。这地方只有一个小小的乡村门市部,里外挤满了学生,到处都是哄哄嚷嚷的一片。还是那些高年级的同学,挤进去买了几包饼干拿出来,分给我一包。打开一看,饼干上有许多小虫子在蠕动,钻的饼干上到处都是洞,大家也顾不得了,用手抹掉虫子就大口的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说着:这饼干肯定是放了很长时间的陈货,一般农村的人还舍不得买。这下可好,全让我们这些学生给报销了。
下午到了济南市里,稍事休整同学们便排着队在街上游行,高呼着“我们要见王效禹!”“泰安在流血!”“泰山在流血!”的口号,要求省革委严肃处理泰安的打人流血事件。很多济南市民驻足观看,有些大爷大妈听说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徒步翻泰山来找王效禹告状的,特别是看到被打伤的同学还用纱布包着脑袋缠着胳膊,他们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还有一些好心的市民给我们送来开水和干粮……

学生们的呼声没能打动王效禹,王效禹一直没有接见我方学生代表。听说泰安分部的头头国恕连早就坐着火车赶到济南,向王效禹来了个恶人先告状……

泰安的流血事件、武斗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又发生了围剿我们学校教学楼的事件。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分部组织了很多人马把一中教学楼团团围住,并且断水断电。

我哥班里的同学跑到我家来告诉我们:我哥也被围困在教学楼里出不来了……全家人十分焦急,但也没有办法,只能是束手无策静观其变。邻居们也都议论纷纷地在为我哥的安全担忧着。

快到吃饭的时候了,我担心哥哥在里面没吃没喝的该怎么办啊?便和同院的好朋友济云到街上买了一大块锅饼回来,用笼布包好,再拿上一块疙瘩咸菜,还找了一个空玻璃瓶灌上凉开水,把这些放到篮子里,我俩就提着给我哥送饭去了。
到了一中北墙外才发现,教学楼周边空荡荡的,路边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站满了文攻武卫司令部的人。他们手里拿着木棍或铁棒,还有人手里拿着特大号的弹弓,正在瞄准教学楼的窗口。他们根本就不允许行人在这里逗留,我们的饭是无法送进去的。
我和济云只好提着篮子回来了。

回家后才知道,就因为我去送饭的事,院里的造反派xxx和妈妈吵起来了。原来妈妈中午回家后没见到我,邻居们告诉她:我和济云给我哥送饭去了……妈妈知道外面正在搞武斗,到处都很混乱,担心我和济云再出事。张口说道:“一个孩子围在里面还不知道是死是活,要是再搭进去一个就更麻烦了……”这话正巧被和分部一个观点的造反派xxx听到了,他赶过来训斥我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的孩子被围困在里面就会有生命危险?你这是在污蔑分部的革命行动……”妈妈反驳道:“我自己的孩子被围困在里面,难道还不让人说话了吗!”邻居们把妈妈劝进屋里,都不去搭理这个xxx了。xxx这人平时为人处事极自私,在我们院里口碑很差。再加上他平常老是穿着一身黑衣服,我们这伙孩子早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H黑狗”,只要远远地看见他,我们就会说“H黑狗”来了……

第二天一早,被围困了一天一夜的哥哥终于平安无事的回来了。

大伙儿围着他问长问短……他说是解放军去军管了,才把他们救出来。原先教学楼内的楼梯通道早就被学生们用桌椅门板堵死了,眼下上下楼的唯一通道是从二楼的地板上打了一个一人多粗的圆洞,上下楼时把一根棍子横在圆洞上,棍子上系一根绳子,上下楼只能是顺着绳子爬上去或溜下来。他是第一个顺着绳子溜下来的。他出了教学楼就顺着操场跑到学校的南墙,翻过南墙是基督教堂,出了教堂他又穿过几个家属院才跑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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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四)

转眼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夏天,学校提前一年发给我们高中毕业证,让我们走向社会了。我的整个中学时代大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

七十年代初,我进厂当了一名工人。厂子是新建的军工厂,正处于筹建时期,还没有盖厂房。我们是第一批学员,根据每人所分配的工种,再安排到相关的工厂去学习培训。我干钳工,属于机加工车间,先后在本地的无线电总厂,济宁模具厂,宝鸡七六九厂参加学习培训。我们厂的四车间是装配车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安排到宝鸡七六九厂和南京某无线电厂学习。

后来在南京学习的一位女学员出了点事,提前从南京回来了。听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们这位女同胞某天清晨起来忙着上厕所,情急中没有找到合适的手纸,便顺手撕下自己带去的一本《山东民兵》杂志封面,拿去厕所擦了屁股。她没有注意到封面里页的图片中有毛泽东像,上完厕所便开始了新一天的学习和工作。

我们不得不承认,南京的掏粪工人阶级觉悟就是高!一位掏粪师傅在清理厕所时,发现了《山东民兵》杂志的封面,并很清楚的看到了封面图片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他当即把这个情况汇报到工厂的保卫部门。我猜想,他们很可能是把这页封面上的屎尿冲洗干净后,研究了半天,才顺藤摸瓜查找到我们这位女同胞的。

此事属于政治事件,这位女学员立即被从南京清退回厂。幸亏这位女学员的家庭出身是根红苗壮的那种,他父亲是部队转业的残疾军人,她本人在厂里各方面的表现也很好。厂里开大会,只给了她一个“团内警告”的处分。事后不久,她就调离我们厂了。这事在厂里纷纷扬扬的传闻了一段时间,我当时还曾很庆幸的想到;幸亏这事发生在这位同事身上,处理的比较轻。要是发生在我身上就麻烦了,因为我在政治方面一直受到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牵连,他们肯定会加重处理我的……

那个年代,时时处处都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人们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很正常的事情,有时也会和政治挂钩,被无限扩大上纲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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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五)

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在厂里的工作学习方面一直是积极上进的。但没想到在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天安门事件”以后,我还是给自己惹上了一点小麻烦。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清明节前后,首都百万人民汇集在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天安门广场上人潮似海,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花圈如山。纪念碑的石栏上到处贴着纪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诗词,纪念碑前到处都涌动着诵诗抄诗的人群。“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场面空前悲壮,震撼人心。这是一种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侮的正义的呼声,这是一种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

这也是推翻“四人帮”的前奏曲,尽管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掌管着党政大权作威作福。首都人民公开向“四人帮”宣战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向全国各地。

我们院的吴叔叔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老干部,他在北京的老战友给他寄来了几首天安门诗抄。我星期天回家时,哥哥让我看了吴叔叔拿来的两首天安门诗抄。我看后心情很振奋,当即便恭恭敬敬的抄录下来。印象中有一首是抨击“四人帮”的《扬眉剑出鞘》,还有一首是纪念周总理的。

回厂后,我先把这两首诗抄到日记本上,放进我工作台下的抽屉里,锁好。又抄了几份,分别送给几个自己认为靠得住的朋友和同事。
其中我们班的一位同事把我抄给他的诗带回了宿舍,又传给了他的室友。他的室友不是我们车间的,在四车间(装配车间)工作,结果这两首诗又在四车间传播开了。

很快,这场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被大权在握的“四人帮”镇压下去。“四五天安门事件”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追查“反革命”和“政治谣言”。所有的天安门诗词被“四人帮”污蔑为“反动诗词”,诗词的作者、诵者和抄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牵连。一时间,闹的全国上下到处人心惶惶,不得安宁。

毕竟我们这里是距北京千里之外的小地方,等“天安门事件”追查到我们厂里的时候,已经到了七六年的七八月份。

我们厂是“小三线”保密厂,建在泰山东麓的一个山沟里,离泰城有二十多里路。平时我们都住在厂里,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那时我们回家就叫“下山了”,回厂就叫“上山了”。

受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影响,我们这里各单位也要求人们住进了防震棚。因为不放心山下家里的情况,星期天早上我们几个工友相约一起骑自行车回家看看。我向师傅借了辆自行车,师傅嘱咐我:“这辆车子没有后闸,只能用前闸慢慢地刹车。你下山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那时刚学会骑自行车,不会带人,也不太懂没有后闸的危险。好朋友常春也想回家,她让我骑车带着她;我俩匆忙中把车子推到操场上练了起来。我骑车,她跳上后座,我们摇摇晃晃地围着操场转了几圈,还好,没有摔倒。

我便大着胆子带上常春上路了。

出厂不远就是上梨园村的一个大下坡土路。车子没有后闸,再加上车上是两个人的重量,走平路还好;但是一来到下坡的山路上时,车轮便飞快的转动起来,整个车子像脱了缰的野马顺着山路往下急行。我试了下前闸,怎么也刹不住车,眼见路中间正好有一堆石块,我只能疾驰着绕行,车轮碰到了石块,我和常春连人带车一下子摔了出去。常春没事,我摔破了膝盖。从地上爬起来,正了正车把,我是不敢再带常春了,只好喊别的工友带上她。

下山后直接去医院包扎了膝盖,感觉鼻腔不舒服,一查,还摔成了副鼻窦骨折。只好休病假在家养伤了。

就在我在家养伤的这个空当,厂里追查“天安门诗词”的风声越来越紧了。没几天,就查到了我头上。先是车间主任来到我家,说厂里有人指证是从我这里得到的两首天安门诗词;上级有文件要求严查、并予以销毁。他让我把诗词交出来,由他带回厂里销毁。我告诉他诗已抄在我的日记本上,日记本就锁在我工作台的抽屉里。他让我交出抽屉钥匙,他说他会同车间党支部书记一起把有诗词的那页撕下来交上去的;他们只管追查诗词的事,他们不会查看我的日记的。

车间主任走后,哥哥下班回来了。我对他说:厂里追查天安门诗词,查到我头上了。哥哥说:下一步他们肯定要追查诗词的来源。他们如果再来找你,你就往我身上推,让他们直接来找我好了!
果然,第二天厂里政工科的xxx坐着我们厂唯一的一辆吉普车,找上家门来了。xxx问我诗词的来源,我说是我哥哥给的。他让我和他一同坐上车直接去了哥哥上班的工厂。我在外面等着,他去和哥哥谈话并做了笔录。等xxx走后,我问哥哥:这事谈得怎样?哥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原来地委政治部的人早就找我们院的吴叔叔谈过话了。吴叔叔也早已告诉我哥:如果有人追查到你头上,你就说是我给的!反正我已经在地委挂上号了,我不怕他们!

吴叔叔一身正气,是那种敢说、敢做、敢当的硬汉子,我一直很佩服他。

等我休完病假回厂上班时,追查“天安门诗词”的风头已经过去,厂里倒也显得有些风平浪静了。同宿舍三车间的好友告诉我,前几天厂里到处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闹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她很害怕查到自己头上,但又舍不得烧掉我抄给她的诗词,便把诗词藏到放衣服的箱子底,又把箱子加了把大锁。
我一进车间,车间里又有几个工友告诉我:是xx出卖的你!厂里追查到我们车间时,我们把诗词都藏起来了。但车间里刚一开会,xx就把你给他的诗词主动上交了……哎,什么人都有啊!我心中暗想:如果是战争年代,我们这些人中间肯定会出叛徒的……

厂里追查天安门诗词“政治谣言”的事情,查到我这里也就停止了。厂里和车间里一直没有人找我谈话,也没给我任何处分。我很幸运,只是与“天安门事件”沾了点边,并没有被牵连进去。我一如既往的努力工作着,认真学习,自觉改造思想,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直到文革结束两年后的1978年11月,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并为该事件遭到迫害的所有人平反。这时厂里政工科的xxx把我叫到政工科,当着我的面从我的档案里抽出一张纸,对我说:根据中央政策,你上次传抄天安门诗词的事没有错。当初在档案里给你记录的这些材料,也得去掉了!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早已背着我在我的档案里记了黑帐。要不是中央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些材料将伴随我一辈子,自己却一点也不知情!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大地上很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

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镇压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事件。
四月七日,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人民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八月下旬,全国掀起批邓新高潮。
九月九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
十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毅然粉碎了“四人帮”。
十月十四日,党中央公布了这一消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粉碎“四人帮”,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内乱。到了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我想,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政治命运都是紧密相连的。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们来回顾文革,反思文革;把自己在文革中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实事求是的写出来,从个人微观的角度来见证文革,见证历史;让我们的后代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文革,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全文完)
注:从文革之初到现在毕竟已过去四十多年了。“想起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大多是自己凭着记忆写的,有些事情的细节或许在具体时间上有出入。本文的不当之处,敬请博友、校友、工友和朋友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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