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萍：历史的印记——读王春普《漩涡》文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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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王春普王爷很熟，又因为同编杂志《精卫鸟》的关系时常见面聊天，也知道王爷自（区交管局副局长）退休后十几年来，以整理他的日记为乐事，并以年代划分结成了数本集子，印刷后都是限量版成书，因为过于真实，所涉及的都是真人真名真地真事，身在其中的王爷也没有回避自己的短处，这样以资料形式面世每集不超过五本（需要说明的是，王爷有写日记的习惯且数十年如一日），我把这样的集子拿在手中，有看手抄本的感觉。
    虽然很早知道王爷在做这件事，但生起看这些集子的念想则在不久前，《精卫鸟》杂志第三期刊发了滑富强滑爷及杨光祥、刘万庆两位老师对《漩涡》的序，在不多的语言勾勒中，明白这是本反映我国史上纷繁争议的“四清”和“文革”初期事件的书，正好这段历史对于我来说是个空白，对了解历史真相的趋动，让我向王爷索来了这本书。
    《漩涡》一书不是广义上以全国的视角记录大时代、大事件，而是只截取了作者所工作的地方——北辰区前身北郊区南王平、朱唐庄两个粮站，在1965年年初“四清”来临（那时作者在南王平粮站），1965年5月12日“四清”时期（作者从这一天来到朱唐庄粮站），至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12月28日由作者发起与田学忠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先锋队”，经当时去区粮食局串联，几天后将“先锋队”更名为“财贸造反团”，接下来到作者日记的1968年11月20日，大约在四年的时间里，记录了那个年代、那场运动、这个粮站、这一群人的这段经历，正如作者所说：我的一生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但只有1966年至1968年这两年最为“壮丽”，那是“四清”后期和“文革”初期最为动荡的时期。在那个年代的我，同粮站里的那群人和全国各行各业所有的人们一样“疯狂”起来了。我是个“狂人”，是我在这个粮站中助长了更大的“疯狂”。如果说1966年“5.16”通知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话，那年12月28日我在的这个小小的粮站里揭竿“造反”，汇入到了文革的“漩涡”中......
    作者参加工作时是初中毕业，按当时大众的受教育程度，已是一地方上的文化人，且在工作中积极要求进步，1964的1月加入共青团，在政治领先的大环境下，这是件人生大事，可想见作者心情有多激动，作者在记录这件事的日记中有这样表决心的诗句——为人类的共同幸福自由/为共产主义早日在全世界建成/撒热血/骨成灰。我相信这样的情感很真很纯。当然要求进步的还有许多人，比如作者文革造反团的搭档田学忠，一大早骑车去南麻疸给五保户送面，送完一看天还早又给老人担了三担水。当时一定是受雷锋精神感召。
    接下来的记载中进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相关文件是“二十三”条。
    对于粮站，四清的重头戏在清经济上。工作组进驻后几乎全站覆没无一幸免，包括作者本人也勾连出60斤粮票和一条面袋的事情，真是狠抓“私”字到灵魂上。这里出现了后来文革也提到的两个人，四清积极分子王学厚，“朱门”粮站经理赵桐华，是帮助他认识错误，让他提交材料、思想动态、保证等数份的人。从对四清的记载中，作者是欢迎四清感谢四清的，称“伟大的四清运动”把自己从污泥中拉出来，让作者终身都牢记这场教训，这是四清给作者积极的一面吧。但到清思想、清组织方面就左的邪乎了，什么有的人发了两句牢骚就成了坏分子了，到村委会要回自己的房子就被打成牛鬼蛇神戴高帽，先批斗再游街至下半夜。在政治做统领的年代，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到清政治时，经济上吃私贪污、生活中有较严重问题的，被开除了团籍。到这时，有识之士当然会看出哪里出了问题，也当然会直言呼吁，比如吴晗、邓拓、廖沫沙，但结果是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对他们思想的批判，作者当时也写了数篇的大字报，都是紧跟形势，誓把这些资产阶级老人爷批倒批臭，这之后，喻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作者振臂高呼：坚决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真是大鸣大放大字报。
    背语录、搞串连、参加几十万人的集结大会、分兵各路地游行批斗坏分子。
    当时的世人无意工作，不眠不歇。
    《漩涡》一书中介绍，起初两者之间若观点发生了分歧，办公室辩论不清你可到屋外，屋外还是说不清你可到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辩论的场景；在这个区的小贺庄，有人给地主写大字报贴到他家大门上，地主家看到给撕了。第二天，人们把他家门上、院里、屋子里，所有地方都贴上大字报，这家人的母亲当天气病而死，棺材上也贴满了大字报——看这家还撕不撕！只是，有这么多辩论的地方，却没有说理的地方。
    还有更不讲理的（摘自《漩涡》）：
    ——紧急通令：为了更好地为广大工农服务，自即日起，凡乘坐汽车，由本人自报出身！凡是资产阶级黑帮分子及黑五类，一律不许上车！黑帮分子必带黑条，如隐瞒出身查出来，则自食其果；
    ——勒令：地富反坏右你们这些黑五类，我粮店从本日起一律供应你们粗粮，无论你们使粮本或使用粮票。为了防止你们捣鬼，你们粮本上的粮食没有大队贫协证明，一律不给取粮票。地富反坏右你们听着，如果你们嫌粗粮不好吃，可以马上滚蛋。
    看这本书厘清了一个思维，红卫兵不是在校学生的专属，当时工矿企事业单位，不分年龄凡是出身好表现好的都可加入红卫兵。作者几经申请才成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
    当时驻地的四清工作队顺理成章地领导了文革，但文革真正开展起来后，他们也成了打倒的对象。正如前文所说：1966年12月28日由作者发起与田学忠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先锋队”，后形成“造反团”，团长就是作者。有戏剧性的是，与作者同吃同住同劳动，又有很好友谊的马俊忠成立了粮食局造反大队，并于1966年12月21日夺权封了粮食局公章，局长成为资产阶级当权派做检查。从这以后，这两个人都被卷入这场漩涡中，各自招兵买马，唇枪舌战，文山会海，大字报海量张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发挥写作才华，以“夺权评论员”的属名，数度评说形势痛击异已。就这段历史，在作者的论述中，不权派别林立，且主张各异，但都打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旗号，文斗过后，则开始了无法控制的武斗。作者尤其提到了市区“五代会”和“大联筹（他们自称是反复辟）”，这是经过几次大分化、大改组，全市基本分成的两大派别，按照这个划分，作者的“造反团”应属于“五代会”，马俊忠的“粮食局造反大队”该属于“大联筹”了。就在1967年的下半年，接连发生了“大联筹”围攻和火烧天津政师、“大联筹”攻打609厂“五代会”，双方都有伤亡，惊动中央。
    作者成立“造反团”后当然就夺了站里王学厚和赵桐华的权，这时作者就让这两位做检查，且对王学厚的检查久不通过，这里就反映过当时环境中的人性，但由于作者站位在了“五代会”最后升至革职会主任（1968年11月）的地位，本是个圆满的结局又被造反派“从头越”的马凤庆贴出大字报——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王春普必须做触及灵魂的检查，其中诘问数番后断言：王春普身为造反头头比“大联筹”坏头头有过之而不及，虽然此种发言声者寡，但无不触动了作者的内心，由此他开始反思；那个昔日作者的好友马俊忠由于站位于“大联筹”，后来被人追打逃亡，倒是“一批三查”救了他，只定性为受蒙敝的坏头头。
    “当——当——当，我听到了收音机传出广播员激昂的声音：各位听众，新的一年来到了！1966年来到了！在新的一年里，我一定付出更多汗水努力工作，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做一个革命人，把青春献给党！（那年我23岁，在南王平粮店西房昏暗的油灯下写了如此的誓言。天知道如果全国的“革命”就此结束，那就没有了十年的动乱，中国将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我哪里知道，在这一年等待我的将是“四清”和“文革”的考验和洗礼。我胜利了。但我确实失败了）”——作者
    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谁又是胜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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