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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孩子到美国历史学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
(2012-09)
从农村孩子到美国历史学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
一 故事的开端
自永涛逝世后，我一直有写一写他的冲动。他虽然不是什么知名人物，但在我眼里，他近乎完美，也很有特色，他的一生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也有坎坷。他从一个农村孩子到美国历史学者，从一个组织的驯服工具到一个追求自由、有独立思想的学者，走过的路是不平坦亦不寻常的。和他生活三十多年，我们无话不说，我们即是夫妻，又是同事，更互为知己，我最了解他。如果一个人几十年如一地没有变化，那就没什么好写的，而我在永涛身上看到一个“变”字，二十多岁的他和五十多岁的他大不相同，我一点点看到他的思想在变，他的信仰在变，我也看到了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我想勾画出他的人生轨迹，探索他的心路历程。我要写就一定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朱永涛。然而，每当我要下笔时，我都会犹豫：怎么写，写多少，写多深？是要说实话，可实话能都说出来吗？十几年过去了，我仅仅写过一篇英文短文寄托我的哀思。我觉得对不住他。现在有了博客，我的一些问题变得比较容易解决了。我决定写，想好了多少就写多少。如果写不下去了，就停笔。
朱永涛出生于江苏南通的鱼米之乡，他根红苗正，三代贫农出生，40年代父亲参加革命，解放后当过乡长，因为文化水平低，后来分到县气象站当站长，是个勤勤恳恳、处处以身作则的党员干部。他的母亲是农村妇女，心地特别淳朴善良。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一家人和和睦睦，谁和谁都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1969年我第一次去永涛家，他的爷爷奶奶还健在，80多岁的老人仍然保持着下地干活的习惯，真是朴实的庄稼人。
永涛长得仪表堂堂，又黑又弯的眉毛下是一对明亮有神的大眼睛，未开口说话先微笑，俊美中透着憨厚，十分有亲和力。高中毕业时1.81米，身材修长，按时下标准，绝对的帅哥。老师看上他的身体条件，动员他去体校。但他对体育不感兴趣。毕业时被千挑万选地保送留学苏联，先到了北外留苏预备部集中学习，准备奔向苏联某个名牌大学攻读理工科。永涛中学就入党了，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
那是1960年，政治风云突变：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他们这批留苏预备生都没有送到苏联，而是留在了国内，“出口转内销“分配到各个大学， 永涛等一大批人就地消化，留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虽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毕竟是从农村来的孩子，能在首都上大学就知足了，不出国也没有多少怨言，况且，事关两国关系，有怨言也没用呀。
永涛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家乡话属于崇明话，和上海话很接近，所以学英语发音没有什么困难。第一关语音过好了，以后也就顺利了。永涛是班上好学生之一，虽然不拔尖，但考试不是5分就是4分，成绩优良。作为年级两个党支部的书记之一，他可算得上又红又专的典型，学生中的佼佼者，加上三代贫农出身的过硬背景，真是时代的宠儿，前途无量。
1964年，四年级结束，突然一天领导宣布，朱永涛 因为品学兼优，因工作需要提前毕业留校当政治辅导员。这件事需要交代几句。当时清华大学开始了一项新实验：用专业人员担任学生的政治辅导员，改变过去非专业人员当辅导员的局面，理由是专业人员懂业务，可以兼课，更有利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当时胡锦涛就是清华大学毕业后辅导员出身的。北外紧跟清华，也抽调出一批又红又专的学生提前毕业担任辅导员。和永涛一起被调出来的有十来个学生，绝大多数学习优秀，个个都是党员，不是工农出身就是干部子弟。对于留校，这批人是有意见的。明摆着，他们都是进外交部的好材料，谁愿意留在学校，当什么政治辅导员？意见归意见，可党员不是得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吗？北外的校歌怎么唱的来着？“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还有什么”党的驯服工具“，”我是一颗螺丝钉，党拧在哪里就哪里“，等等。根本不容得你有个人想法。这样，英语系党总支领导软硬兼施，顺利地把这十来个人留了下来。系领导答应他们一切按正式毕业的待遇，而且，边工作变进修，还安排了一些老师给他们业余上课，他们也就慢慢安心了。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传出消息：这十来个人留校是非法的，没有经过上级领导外交部的同意。原来是北外英语系和人事部门联合策划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阴谋“。英语系知道，如果这批人按时毕业，外交部作为第一个来挑人的用人单位，肯定会把这些人一个不落地挑走。所以，院系领导想了个欺上瞒下的阴招，一方面对上级说，这些学生因病休学了，不能参加分配，另一方面对下（也就是这十来个人）说，因为党的需要，你们提前毕业留校。这消息一传来，这十来个人可就炸窝了。他们找领导要个说法。领导承认做了手脚，但仍然强调是党的需要，“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并告诫他们”理解也得理解，不理解也得理解“（此乃当时流行的思想工作手段）。同时，北外向外交部摆出一副做交易的架势，说，人已经留下了，他们可以从留校的人中挑一个到部里，其余就高抬贵手吧。这样，外交部的怒气平息了，挑选了J,这件事就此了结。永涛等人成了这笔交易的牺牲品，与外交事业失之交臂，最后不得不接受了留校当辅导员的命运。J到了外交部后，一路顺风顺水，当过大使、部长助理、最后是外交部副部长。不难想象，倘若那十来个人同样进入外交部，他们的官运想必差不到哪去。
就这样，命运和永涛他们几个人开了一个玩笑。同样的根红苗正，前途可大不相同。同样留在北外，命运允许个人选择的道路也大不一样。这是后话了。
辅导员的苦与乐
辅导员是个苦差事。
1964年我毕业留校当老师，正好赶上辅导员制的实验，系里让我兼职担任辅导员。我和永涛他们不同，他们的身份是干部，是全职辅导员，兼几节英语课，以便了解学生。而我的身份是教师，三分之二的工作量是教书，三分之一是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那时，大学的教职员工分成三大类：干部，教师和工人。工作证上都明明白白地标明每个人的身份。
就在那年，北外招收了三年制专科班。专科班的学生们实在是冤枉，因为报考北外时并没有说是专科，到了学校就硬性分配了，不服从也由不得你。这事如果搁到现在，学生还不造反？就是学生不闹，家长也不答应呀！可那个时代一切是组织为你做主。为什么北外搞起了三年制的专科？据说中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很快要恢复联合国席位，会有很多国家与我国建交，外交事业的大发展需要一大批外事人才，所以招收了三年制的专科班，加速人才培养。我刚刚毕业，分在了专科并兼职辅导员，辅助全职辅导员J的工作。由于J突然被外交部调走，原来负责翻译班的朱永涛调到了专科，我们两人成为搭档，在此之前，我们竟然不认识。如果永涛不提前毕业留校，如果我不担任兼职辅导员，如果J不被外交部调走，我们都没有机会一起工作。那么多的巧合，是不是命运的安排？
当辅导员是很辛苦的，至少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辅导员必须住在学生宿舍楼。两个辅导员合一间宿舍。永涛与负责本科一年级的L住在5号楼东头一层斜对着男厕所和盥洗室的房间。屋里又阴又潮，一开门就能闻到厕所的unpleasant气味。
和学生同住意味着与他们的作息时间表中的“作”保持一致。早上6点起床，带领学生出早操，跑步。学生上课时，辅导员上班，开会、学习、处理各种关于学生的杂事，等。有时自己还要上课。一天从早忙到晚，中午也不能休息，因为学生会因为各种问题来找你谈话。由于和学生同住一个楼，学生找辅导员极其方便。有要求进步申请入团入党来汇报思想的，有的班干部来谈工作的，有的和同学吵了架闹了别扭来告状诉苦的，络绎不绝，晚上十点熄灯，来来往往才停止。这时，辅导员还有自己的一堆事情要做。他们和学生一起“作“，但不能一起”息“，早起晚睡是他们的生活规律。
遇到特殊情况，辅导员就更加辛苦了。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6.8级地震，北京震感强烈。学校领导让住在学生宿舍的辅导员日夜值班了很长时间，如果有余震的警报，我们负责安全疏散学生。我们几个人在五号楼的辅导员办公室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那时，学生参加很多的劳动，一部分是学校规定的劳动锻炼，如有一年到北京郊区的老爷山上植树。那里一片荒山野岭，我们住在山上的荒庙里。在光秃秃的山头上种树很是艰难，因为山上石头很多，一个锄头刨下去就会被坚硬的石头蹦回来。两个人轮流挥舞着锄头，刨一个一米见方、大半米深的树坑需要一个上午的时间。永涛不愧是农民的儿子，劳动是一把好手，但这样重体力劳动恐怕比在家乡农田里干活还辛苦。除了规定的劳动，还有无数的“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1964、65年正式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学雷锋的时代，大家争相做好事。记得最吸引人的做好事是到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的掏粪队里干活，因为要去的人太多而不得不排长队。那场面可以用今天苹果店来了新款手机时的拥挤情景相比。总之，无论什么活动，在一百多个学生面前，辅导员必须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吃苦在前。如果别人用了十分力，辅导员必须付出十二分的努力。
担任三年制专科的辅导员又多了几分困难。原因之一是学生的构成和以往不太相同。以前外国语学院招生面向大城市，农村学生的比例很小。而专科班135人中除了极少数的干部子弟（不是高干）外都来自工农家庭，农村学生很多。那时是人民公社挣工分换口粮的时代，农民手里没有什么钱。专科班有些农村孩子是打着赤脚、挑着扁担从北京站走到海淀区魏公村的。他们有的只有一身换洗的衣服，有的只有被子，没有褥子，睡在硬硬的木板床上，南方来的铺一张凉席。到了冬季，他们有的连棉衣都没有，还得向学校申请补助。所有这些事都需要辅导员办理。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北到黑龙江，南到江南各省，乡音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住在一起免不了起摩擦，辅导员就是调解员。从家乡到北京，水土不服，今天这个病了，明天那个不舒服了。离开了父母，辅导员担当了照顾他们的任务。生小病的送去水果、面包，患了大病的送到医院。永涛和我常常塞给病号三五块钱买营养品。住院期间我们去探视他们，出院了要去接。我跟着永涛跑过好几次海淀医院，还去过安定医院（神经病专科医院）、小汤山肺结核疗养院……。永涛就是他们的兄长，对弟弟妹妹们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心一意扑在他们身上。有时农村学生的家里有急事需要钱，也和永涛说，他知道了总是慷慨解囊。那时我们第一年月工资46元，第二年转正为56元。永涛的生活十分简朴，除了买饭票外，一分钱也不乱花。他的衣服是妈妈织的土布做的，被褥的棉花是南通的特产，被里背面都是家乡土布。他的工资自己不舍得花，但对学生却很大方。现在说起来很好笑。永涛的洗脸盆、毛巾、肥皂、牙缸、牙刷、牙膏、梳子都放在盥洗室，成了公共财产，哪个学生缺什么都可以随便用。更不要说他的衣服袜子了。有一次我听说连他的牙刷都有学生用，我对他说：“过分了吧，多不卫生呀!” 永涛笑而不语。他的脾气好的出奇，从来没有跟任何学生发过火，谁有什么问题他都是耐心听完后，心平气和地讲道理。
辅导员工作如此辛苦，乐又从何而来？
道了辅导员的苦，再说说乐。其实这两者是相联系的。苦中有乐，这乐出自于永涛对于党交给的工作的全心全意以及对工农子弟的朴素感情。
永涛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高中就入党了。永涛出身三代贫农家庭，小时候生活很贫苦。他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参加了游击队。他的弟弟乳名叫油坊，因为是战争中避难躲在油坊里出生的。听他妈妈讲，小油坊生下来只剩一口气，连吃奶的劲儿都没有。妈妈用棉花捻成细细的条子，沾了水塞到他嘴里让他吸允，才把奄奄一息的小家伙救活了。永涛和弟弟都上了大学，他在北外，弟弟在山西太原工业学院。永涛深知，没有共产党，作为贫农儿子的他们兄弟是不可能到大城市读大学的。所以，忠于党、跟党走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提前毕业的分配风波平息后，永涛很快就被说服安心本职工作。一旦开始工作，他便全身心投入，把个人得失抛到九霄云外。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好像每个人或多或少有一些个人的私心杂念，但程度可不相同。有人特别自我中心，做什么事只考虑自己，小算盘打得那个精，全然不顾别人的利益和感受。而有的人能约束自己，能以大局为重，乐于帮助他人，有社会责任感。在几十年与永涛一起工作和生活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个人杂念非常少的人，心很纯净，不会患得患失，是甘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人。
党组织把一百多个学生的思想工作交给他，他觉得是组织的信任，因而感到荣幸以及责任的重大。虽然辅导员的工作很繁琐，事无巨细，但他以苦为乐，在辛勤的工作中收获快乐。在他看来，所有的辛苦都是他应该付出的，没有半句怨言。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政治学习，他总是热情饱满，遇到问题积极想办法，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他负责全年级的思想工作，我辅助他，重点管理其中几个班，同时对女生的问题关心更多一些。每天晚上，我们两人都要交流一天发生的事情，比如，谁找我们反应什么情况了，应该如何解决，等等。有时我们在辅导员办公室谈工作，有时就站在楼道里谈。我住在女生宿舍的三层，永涛住在一层，我们常常站在二层楼梯的拐角处谈事情。除了交流情况，他也会提醒我怎么处理某些事情，但从来不是命令的口吻，而是耐心地和我商量。每当谈到学生的点滴进步时，他都喜气洋洋，似乎得了一件宝贝。就是遇到问题，他也从不着急，更没见他生过气，耐心十足。我们配合默契，沟通得十分通畅。我们这些谈话strictly about work，一点不搀私人话题。这些谈话是非常愉快的，经常一谈一个钟头，熄灯铃响了，我们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
永涛边工作边学习。学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进修英语。因为他们提前毕业，领导安排了好老师为他们补课，印象较深的是讲一口流利美语的袁鹤年老师给他们上口语课，其他补课老师我不记得了。另一方面，永涛十分重视政治修养。我的感觉是他常常见缝插针地学习毛选以及马列著作。有一次，我看到他的政治学习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我纳闷地问，“这是谁说的话？”永涛笑着说，“你不知道吗？毛主席说的呀！”听说这是在进步青年中流传的一句毛主席内部语录。永涛又说，“毛主席这样说，说明少奇同志善于学习，也说明主席很重视学习，有紧迫感。我们这些小年轻更要加紧努力了。”
永涛自己出身贫农家庭，在农村生活了19年，他懂得工农子弟的困难，对他们有发自内心的朴素感情。他的父亲是个干部，按参加革命的年代，划分到革干的行列，因为家庭条件比一般农民好，永涛在中学里很突出，是老师的宠儿，他对干部子女普遍存在的政治优越感也能理解。他和学生们在一起很舒服，非常融洽。他能够针对学生的问题做思想工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学生们也喜欢他，有话愿意对他说，把他看成大哥哥。他的工作状态是很自然的，没有装腔作势，不必说大话空话假话，一切发自内心。特别是，当一个人被别人信任时心情是舒畅的。
和学生在一起，除了工作，也有娱乐。永涛的嗓音好，喜欢唱歌，从小学习吹笛子，水平相当不错，曾在县广播站上演出过。学生的文娱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年级一百多人里艺术人才辈出，开联欢会时能听到东北小伙子唱的《乌苏里船歌》，歌声嘹亮悠长，堪比郭颂；川妹子唱的山歌清脆高亢，绝对的原生态；河南姑娘的豫剧原汁原味，放在今天走上金光大道是没问题的，……。这些学生入校后正好赶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百人合唱团成员从各个单位挑选，我们学校也有名额, 参加这次历史性演出的学生都是我们辅导员精心挑选的。别看辅导员平时工作辛劳，吃不少苦，但业余时间也有欢声笑语的快乐。
由于担任辅导员，我们认识了王海容。王海容进北外时，她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只有英语系总支书记蔡少龙和辅导员朱永涛最清楚。她日后成为毛主席身边最受信任的人，拥有着巨大的无形权利，被称为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王海容不再神秘，有关她的信息和她的照片网上到处都有，百度百科详细地介绍了她的身世以及政治生涯。我不想重复百度的信息，只讲作为辅导员我们了解的王海容。
人们都知道王海容是毛泽东的亲戚。永涛看过她的档案，又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对她的情况了解很详细。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是关键的人物，他是湖南人，毛泽东的表兄，和毛泽东的母亲是亲戚。他还是毛泽东的老师，曾经资助过、并多次救助过毛泽东。王海容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在挑源地区被国民党杀害。解放后，为了报答王季范一家的恩情，主席请王季范携儿媳、孙子孙女北上京城居住。王海容于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主席安排她到北外进修英语，为她的外交事业铺平道路。王海容被分在1964届的专科班，系领导交代给朱永涛对这位身份特殊的学生多加关照。王海容和我们的关系很好，经常告诉我们一些需要保密的事。她说，毛主席常常叫她去中南海。她的弟弟生性腼腆，见了主席不自在，因而不常去，而她长得酷像父亲，只要主席想念他的已故战友，就把她叫过去。1965年，王海容数次请假，说陪首长到外地。她请永涛翻译一些英语句子，说是首长接见外宾时自己要用英语说的。我记得有“美帝国主义从越南以及其他一切侵占的地方滚出去！”课上没有教过，王海容不知道怎么说，就请永涛帮忙。她告诉永涛先写中文，下面一行写英文，字体要大，因为首长的眼睛不太好。永涛很高兴地为她办这件事。还有一次王海容说首长想知道什么是文学路线，要永涛借一本资产阶级代表作给首长。当时，学校的图书馆已经对英美文学作品封闭，永涛找了领导特批才借出了中文版的《傲慢与偏见》。聊天时王海容还常拿出主席的照片给我们看，都是报纸上不公开的生活照。大多是在中南海里拍摄的，黑白色的大照片。其中有好几张里在主席的身边站着一位貌美的年轻女人，虽不化妆，但天生丽质。我好奇地问，“这人是谁？”王海容只说是工作人员，没有透露姓名。后来知道毛的身边有个张玉凤，但张是1970年调入中南海的，照片上的那个美丽女人应该不是张玉凤。王海容对朱永涛很信任，或者说有好感，什么事都和他讲。她也向永涛了解学校的情况。在和主席的谈话时，她常向主席汇报北外发生的事情。如果我没有记错，英语系总支书记请她把和主席的谈话整理了出来。这些谈话内容当然是保密的，但文革中不知怎么泄露了，谈话内容被抄成了大字报，广为流传。
有一次，永涛告诉我，王海容请我们到她家玩。记得她家当时住西单绒线胡同的一个两进院的四合院。王海容和妈妈、弟弟住前院，祖父王季范住在后院。我们在她的东厢房里聊天，她又给我们看了许多照片，大多是不公开的中央首长们的照片。1965年王海容由蔡少龙和朱永涛介绍入党。王海容非常激动，她告诉我，她今生誓不结婚，要在主席身边照顾他老人家一辈子，话里充满了对主席的无比敬佩与感激之情。通过王海容，永涛和我都觉得似乎离毛主席更近了，原来，主席在我们心目中是遥远虚幻的、神一样的偶像。
永涛工作出色，英文基础相当扎实，一直是领导培养的对象。1966年春末，一位从英国进修回国的老师透露给永涛一个好消息：他在使馆看到下一批留学生名单里有朱永涛的名字。不久，系里通知他体检。这真是个大好消息！然而，此时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把永涛留学英国的机会打得粉碎。这件事不仅关乎永涛个人的命运，它自上至下把全国人民都卷了进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一张大字报，一个闷棍
毛泽东酝酿文化大革命已久。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开始，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可谓紧锣密鼓。真正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临的是1966年6月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作为小小的政治辅导员的我们，自然没有把自己和牛鬼蛇神这些反动势力联系在一起。
以往的政治运动都是中央发文件，自上而下地一级一级地传达。因而，当1966年6月1日晚8点的新闻联播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附有一篇重磅的支持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时，一切显得很突然。当晚，北外校党委开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中心意思是贴大字报要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不要贴在校园里；同时把位于食堂二层的大礼堂开辟成贴小字报的场所。这个精神其实不是北外党委能擅自决定的，而是当时主持北京工作的中央领导的集体决策。这个精神层层下达，到了我们辅导员是最基层的，换句话说，学生是从我们口中听到的。记得6月2日清晨，系党总支安排我们利用早操至上课前的时间布置给团干部班干部。当天聂元梓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见报后，在各个大学都引起了迅速的、强烈的反响。北外也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内容指向各级党组织，并把辅导员推到风口浪尖上，批判我们压制革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是保皇派，等等。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犹如一个闷棍，把我们辅导员一下子打昏了。
近年来，关于文革的叙述很多，当时的许多迷都已一一揭开了。原来，毛泽东为了要除掉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一些领导，如刘少奇，邓小平，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他不按常规办事，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不按规则出牌，而是选择了特殊的方式，即利用北大聂元梓等人炮轰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自下而上点起文革的熊熊烈火。他这样做是通过其心腹陈伯达、康生等人，对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等都事先不打招呼，除了几个心腹，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蒙在鼓里。他老人家自己到南方去了，故意离开北京，远远地观看好戏上演。
大字报很快贴满了北外校园。一天前还是受党组织重视培养的年轻辅导员们，一夜间成了修正主义苗子，革命的对象。我们几个辅导员闷坐在小小的办公室，三天三夜，吃不进，睡不香，一直在思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真的错了吗？百思不得其解。尤其让我们不安的是看不到正式的中央文件，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形势扑朔迷离。那几天，我看到永涛的脸上没了笑容，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就在我们冥思苦想期间，校园的革命温度升高了。6月13日，北外第一个批斗会由英语系三年级的造反派带头召开。这个年级有一些特殊学生，都是各大学校中文系毕业生，被选拔去国外教汉语，出国前先到北外英语系进修英语。这些中文系的高材生比英语系一般的学生成熟多了，他们的中文又好，耍笔杆子是强项，况且他们来自不同的大学，对其他大学的动向十分了解。所以，北外文革的第一把火是他们点燃的。6月13日晚，他们在学生食堂开会批斗担任他们三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我的室友L。 L出身革干家庭，父亲是工农干部，承德地委书记。L为人老实正派，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架子，关心学生，工作认真负责，处处以身作则。然而，她成了北外第一个被揪到台上低头弯腰挨批斗的对象。L 是我和永涛的同事，也是好朋友，看到她灰头灰脸从批斗会回到宿舍时，我们的心也凉飕飕的，任何安慰的话变得苍白无力。
第二天，我和L的宿舍门口两边贴了白纸黑字的大对联，记得上联是“宜将胜勇追穷寇”，下联是“不可沽名学霸王”，横批“四面楚歌”。一个字有一尺见方，触目惊心。我们进出房间都低着头，不敢正眼看那些醒目的大字。难道，我们成了阶级敌人，并要穷追猛打？
L的命运就是我们其他辅导员的运命。当时的校党委已经瘫痪。我们决定越级向上汇报。我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大方向是尽可能找到的领导越高越好。我们两人一组，分头行动。我和室友L由三年级一个高干子女带着去了薄一波家，虽然警卫员让我们在前院的会议室等待，但始终没有见到领导。我们离开后直奔外交部，见到刘新权副部长。他听了我们的诉说后安慰了我们一番，没有实质性内容。永涛比我们幸运，记不清他和哪个辅导员一组，不知怎么他们摸到了中南海旁边的养蜂夹道，见到了外交部长陈毅。陈毅同志居然接见了这两个无名小卒。耿直的陈老总很热情地接待了永涛他们，耐心地听了他们的汇报后直爽地表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你们肯定是不对的嘛。”他让永涛他们不必担心害怕，放心回学校继续坚持正常的上课和工作。陈老总肯定还说了很多话，但我不在场，无法详细叙述。总之，永涛他们带回了好消息，我们都像吃了定心丸。当时，陈毅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是十大元帅之一，还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我们看来，他是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听到他的话应该是听到了中央的声音。
然而，我们错了。
徒步串联—从武汉走到井冈山
6.13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北外各个系都开了批斗会，今天揪出这个，明天揪出那个，文化大革命像野火一样燃烧得越来越凶猛，无法控制。许多干部被带了高帽子，胸前挂了牌子，“坐飞机“（被批斗对象的典型姿势--低头弯腰双臂向后撅，活像一架飞机）。数不清的人被抄了家，隔离审查，关进“牛棚”。斗争愈演激烈，拳打脚踢是家常饭。所有的课早已停止，党委领导全面瘫痪，一切陷入深度混乱之中。我们虽然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甚理解，但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一场大革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谁不愿意跟毛主席走？不理解也得理解，跟不上也得紧跟慢跟呀。斗争逐步升级，出现了“矛头向上”的口号，斗争的目标指向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大人物，没有人再关注我们这些小小的辅导员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加入了全国大串联的潮流。我们几个辅导员，加上若干铁杆保辅导员的学生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做了红袖章，准备了一杆红旗，把印好的毛主席语录宣传单装满了两大书包。每人打好了行李卷，带上一双鞋和换洗的衣服，匆匆上路了。时间大约是1966年9月中旬。
我们到了天安门对面的北京车站，那里日日夜夜都是人山人海，比现在一年一度的春运可拥挤多了。所有的乘客都是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享受免费乘车的优待。车站人来人往，有的受到毛主席的检阅从首都要回家乡，有的像我们一样要从北京奔赴全国各地。我们的理想目标是广州，计划下车后往回走到北京。但是，车站乱糟糟的，没有工作人员，没有告示牌，根本无法知道哪一列火车开往哪里，只有碰运气。你拉着我，我扯着你，有人从车门挤进去，有的从窗口爬进车厢，上了火车后才知道是开往武汉的。武汉就武汉吧。那一天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已经记忆模糊，只记得车厢里挤满了红卫兵，有坐的，有蹲着的，夜里过道里和椅子底下也躺满了人，最奇妙的是有人能侧身躺在狭窄的椅背上休息。上厕所是一件困难万分的事。你必须从人的身体上迈过去，而不能踩着人，到了厕所那里也竟然站着人，和他们侧身交换位置后才能解手。我们又累又困，一阵阵地迷糊过去，又一次次醒来，不知不觉到了目的地。
下了车，我们举着红旗列队步行到华中工学院，住进了红卫兵招待所。这是每个单位必须设立的。毛主席从1966年8月18日接连8次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谁不接待红卫兵，谁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在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住宿都是免费的。在华中工学院吃午饭时遇到我们英语系一队骑自行车串联的年轻男老师。他们已经从北京骑车到武汉，正要继续南下。我们还参观了武汉大学，那依珞珈山傍东湖水的美丽校园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天的晚饭没有回到接待站，而是找了一家小饭馆，大家一致表决同意吃一条武昌鱼。毛主席不是在诗里写道：“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嘛，我们也得常常武昌鱼的味道，这可不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惜只有一条鱼，十几人狼吞虎咽一下子就消灭光了。
第二天我们开始了步行串联。我们沿着火车轨道一路向长沙方向走去。第一天就走了将近80里。我的双脚打了泡。永涛没有事，他轻松地大踏步地前进，穿着布鞋，从北京到井冈山一路竟然一个泡也没有，毕竟是农家子弟，习惯了走远路。我们晚上一般在村子里过夜。那里没有红兵接待站，我们就睡在老乡家。女同志分在一家，男同志一家。清楚地记得，一次在湖北一个小村子里我们几个女生住的房间里有一头猪，一窝鸡。我们睡在稻草堆上，和它们同寝。夜间一个女生出去上茅房，开门时那头小猪也乘机钻了出去，撒开了欢跑出很远。她急忙把我们叫醒出去找猪。我们跑呀跑，但无论如何也追不上那头机灵的小猪。我们怕丢了猪无法向老乡交代，只好把男生也唤醒，大家一起围追堵截，终于成功地抓获了对手。那夜的月光特别明亮，月下追猪是我们串联中许多趣事之一。
如果白天路过村庄，我们就停下步来。找一块空地，排成两行，高举红旗，手捧红宝书，大唱革命歌曲，一曲接一曲，直到把老乡引过来，然后分发毛主席语录传单。我们发现，听众大多是老年人和小孩子，成年人都下地劳动了。那些农村远离首都，根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发觉向他们宣传文化大革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一路上只是唱革命歌曲，背诵毛主席语录，并没有起到为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的作用。
如果晚上到达乡或者镇，就可以在红卫兵接待站过夜了。接待站都很简陋，大多睡在土地上，铺着一层稻草，有的铺了一层棉被，颜色已经从原本的颜色变成了黑色，不知有多少人用过了。我们身上都长了革命串联虫—跳蚤！接待站提供的饭菜基本够饱，但品种单一，大都是米饭和白水煮萝卜，一点油星见不到。我们见过最好的红卫兵接待站是在洪湖，那里的大食堂容纳了十几张大圆桌，每个饭桌上都有一盆排骨炖莲藕。我们大吃大喝一顿，十分解馋。可惜，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
还有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我们走到湖北赤壁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背对着赤壁山，面对着长江水，我们陷入了遐想。一千多年前，三国鼎立，这里发生了国人皆知的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盟，诸葛亮借东风，击败了曹操。坐在滚滚长江边，我们似乎看到了当年的火烧赤壁的战火。然而，我们很快回到现实，想着全国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不知要烧到何时，我们回到北京，文革是否还会继续，方向在哪里，命运如何？正当我们深思时，不知谁说了一声，“肚子饿了，到老乡家买点红薯来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主意。”几个男生跑到附近的村子买了一堆红薯。我们就地挖了个坑，用洗脸的铝盆舀了长江水，女生把捡来的柴火点燃。一会功夫，香喷喷的红薯煮好了。我们说，“这是咱们对赤壁之行的纪念。”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发作了。膝盖肿了，不能弯曲，走路非常疼痛。Every step is a struggle.为了不拖累队伍，我每天早出发，天不亮就起身，串联队队长、永涛的室友L陪着我。我艰难地走着，天黑了才到目的地。雪上加霜的是，我又患了痢疾，一天拉十几次肚子。苦苦地支撑到长沙后我就住院了。
其他人参拜了韶山的故居和纪念馆后又踏上了征途。永涛他们一行人往江西方向走去。一次他们走了一天一夜，不歇脚地走了160里！他们走到安源，特地去参观刘少奇领导安源大罢工的地方。（注：毛泽东去过安源，做过指示，但具体领导煤矿工人罢工的是总指挥李立三和工人总代表刘少奇。）后来他们一路登上了井冈山。永涛后来对我形容，“井冈山的风景很美，到处是翠绿的竹子，上山的小路结了薄冰，走起来很滑。副队长J几乎一步一摔跤。”从井冈山下来他们到了南昌，在那里听到中央关于结束大串联，回校参加文革的号召。永涛他们听从了中央指示，乘火车回到北京。小分队里有两个脾气倔强的成员拒绝回京，又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了广州才回头。
当时全国有多少大中学生走在路上？其中不否认有些人免费乘着火车，借机到处游山玩水。但我们的徒步串联不仅艰苦，而且自觉吃苦。在洞庭湖边，到处是卖活鱼的。自从在武汉尝到一点武昌鱼后，我们走在鱼米之乡的江南却再也没有尝到鱼的鲜味。我和室友、被批斗的L实在忍不住，请示小分队的领导是否可以买条鱼，却遭到队长的严厉批评：“我们是来改造思想的，不是来享福的。”我们只好把口水咽了回去。对于我们来说，进行步行长征（徒步串联的另一个名称）其实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要证实自己：我们不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是革命接班人；第二，我们口上不说，但心里暗想走的越远越好，离开北外，回避那里的斗争。这一路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们没有压力，心情是舒畅的。这次串联是人生难得的不可复制的经历。
回到北京，情况会怎样呢？
从困惑到清醒
我从长沙的医院出院后，排长队参观了韶山毛泽东故居，游览了革命圣地岳麓山的爱晚亭，站在橘子洲头联想主席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到北京时，北外已经形成两大对立的群众组织。其中一个见我回来立即开了批判会，令我检讨。另一组织反其道而行之，邀我一同到石家庄药厂串联和劳动，他们收留了我，我只有一个选择，随着后者的成员到了石家庄。
永涛回到北京已经是冬天了。另一个组织拉他加入，但很快他发觉自己不能适应两个组织的敌对情绪对立。他厌恶派性斗争，从那个组织退了出来，和几个观点相同的教师成立了一个小而又小的组织，主要活动是一起学习报刊文章，讨论一下形势。此时，文革的斗争越来越残酷。北外有两名女教师因批斗审查而自杀身亡，一个喝了敌敌畏，一个手里攥着红宝书投到了北外西边的运河；附中一个老师被“红卫兵小将”打死。凡是自杀的都以”对抗文化大革命”论处，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校园里的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不断。几乎所有中层以上的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绝大多说的教授都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人身受到攻击。这一切令永涛十分困惑。文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不想紧跟了。一位朋友在读了我写的纪念永涛的英文短文后，他给我的复信中有一段提到了文革中他与永涛的一次谈话：”I was feeling totally disoriented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though I was prepared to go along with the current. I remember clearly onc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rted, the Bei Wai faculty was sent to attend a big rally at another campus and Yongtao and I stood next to each other on the line waiting to enter the meeting place. We struck up a conversation and he seemed a bit confused like me about what Mao was up to. I said to him, "I guess this time he is making use of the rebels." Neither of us wanted to elaborate on that and we ended the conversation feeling none the wiser.”
转年的二月，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二月逆流”。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挺身而出，在中央军委和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拍案而起，提出文革运动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该不该把所有干部都打倒的质问。陈老总气愤地说文革打倒所有的老干部是“过河拆桥“。他们的仗义执言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反动逆流。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外事口的一派群众组织把矛头指向陈毅，先是火烧、炮轰，后来升级到打倒。文革中没有党的领导，只有中央文革的绝对领导，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传达毛主席指示，迷惑群众，利用群众，他们的一句话无异于一把火，可以使群众狂热起来。
面对这样的形势，永涛无法接受：身为建国功勋、而且在文革初期热情接待过并真诚安抚过他的陈老总自己竟然也成了打倒的对象。永涛决心去调查，让事实说话。他去了南方，到了新四军活动的地区，走访了许多和陈毅共同战斗的革命前辈。从南方回来后，他的结论是：“陈毅同志是不应该打倒的，也是打不倒的。“ 难得的是，在那个越左越革命的非理智年代，永涛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重的行事作风，不盲目跟随所谓的革命群众的大流。
1968年，对文革开始时的在校学生进行了毕业分配，由进驻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主持。永涛的弟弟永祥在山西太原工学院，因为出身好，且学习优秀被分配到北京军区，全家人一片欢欣。就在这节骨眼上，家乡南通出现了一张匿名大字报，怀疑永涛兄弟的参加游击队的父亲曾经被捕变节。永涛的父亲是贫农出身的干部, 老实巴交，对共产党和毛主席一片赤胆忠心。1966年冬到北京串联时，他拉着永涛到天安门，手捧红宝书拍了一张标准的文革照。但这一张大字报让用人单位北京军区一时无法辨别真伪，为了保险起见，退回了永祥。学校的分配工作已经结束，永祥被分配到山西一个煤矿工作。从他向往的北京军区到艰苦不安全的煤矿，真是从天上掉到地上，不，是地下。不久，一切都搞清楚了，永涛的父亲从来没有被捕过，变节更是无稽之谈，毫无根据。永涛的父亲被证明是清白的， but it’s too late。永祥的分配不能更改了。母亲又焦急又气闷，几天之内，头发全变白了，那时，她才四十几岁。这件事给永涛心灵留下的伤害可想而知。后来永涛说过，“像我们这样的贫农加干部的家庭本来是革命最可信赖的中坚力量，但在文革的冲击下都没有幸免，可以想见全国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文革中遭到了不白之冤？”
后来，群众组织之间发生武斗，为避免武斗，我们辅导员从学生宿舍楼搬到教师住的筒子楼。1968年我和永涛结婚，69年生子。同年，把7个月襁褓中的婴儿送往乡下老家后，我们随学校搬到湖北沙洋，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半。1971年回到北京。我去教书，永涛分到汉英词典组工作。
自从林彪事件后，人们开始私下里，与家人或者和信得过的好友议论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永涛和我常常交流看法，谈得很多很深。他对文革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文革给他上了一课: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不能搞个人崇拜，个人的权力不能高于一切；党也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误必须改正，否则后果严重，因为是执政党。文革改变了永涛，他从组织手中一件工具，变成了一个有思想的人，从驯服与盲目的浑沌状态走了出来，走向独立思考。他认为，人性有两面，good and evil并存。这两样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不同的是，有的人好的一面压倒了邪恶，使后者得到约束和压制，而有的人放纵邪恶，使其战胜了好的一面，甚至走向犯罪。一个好的健全的社会制度应该运用有效措施和机制限制人的邪恶倾向，把人好的一面充分调动和发挥出来。恰恰相反，文革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把一切邪恶和丑陋释放了出来，把每个人的缺点和内心的阴暗面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使之膨胀。永涛说，有人说发动文革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只不过被中央文革小组里的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了，使运动失去了控制。他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意义，文革给全国造成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精神上的无法估量的损失，一个把人变成疯子和魔鬼的运动，一个只讲仇恨不讲爱，一个崇尚暴力泯灭人性的运动有何可取之处？党需要反思，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反思，为什么对错误的东西不能抵制而是跟着走？想清楚了，才能防止灾难重演。
我同意永涛的看法。不说别人，就说自己，我的缺点也在文革中暴露无遗，比如思想偏激，看问题容易片面，好激动，逞能好强，别人说几句好话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好面子，怕人家说阶级立场不坚定而尽力地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等等。这些毛病都在文革中都显现出来，所幸没有暴力倾向或诬陷坑害别人。相对而言，永涛在文革中头脑冷静多了，做事稳重多了。虽然在那种大形势下，每个人在文革的某个阶段，在某件事情上，都可能说过违心的话，或者做过违心的事，但相比之下，永涛将这些降低到最少的程度。他没有利用自己 “红五类”的优势去造反，去干任何不负责的事。永涛是个本性极为温和善良的人，在他逝世后，一位美国朋友在怀念他时说：“Yongtao was the gentlest person I had ever known.”当人性被严重扭曲时，他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保持自己的本性不变，实实在在不容易。
1973年春，系总支通知他准备去英国留学。这是第三次出国机会了，前两次都未成行，永涛几乎不敢相信梦想能够成真。
不一样的留学生活
1973年5月19日，永涛和北外的另外两位教师王若谨，张幼云等共二十多位留学生离开北京飞向伦敦。他们是66年文革开始后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英学生。出国前，国家发了置装费，具体数目是多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是我们凭工资支付不起的大数目。每人都到专门为出国人员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量身定做了一件呢大衣，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用剩下的钱买了两条领带，一双皮鞋，两件衬衫，几双袜子。钱不够，自己少量贴点。当永涛取回了衣服换上试试，整个人大大变了样：原来的农家子弟一下子变成了电影里看到的西装革履的“阔少爷”，那么帅气，那么潇洒，我恍恍惚惚竟然觉得不认识他了。永涛穿了中山装拍了护照相，拿给谁看都说，美男子！那年永涛三十三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
他们乘坐名气不佳的 PIA（Pakistan International Airlines, 戏称 Perhaps I Arrive）的飞机，从北京起飞，6小时后到达伊斯兰堡，换机到达开罗，在罗马、巴黎的机场停留后终于达到伦敦。在伦敦短暂停留，学习留学生纪律，然后到英国南部旅游小城市Bournemouth,进了语言学校。他们这批留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永涛和王若谨，张幼云等是北外本科毕业，尤其王、张当过多年的教师，英语非常好，语音漂亮，口语顶呱呱，按照他们的水平直接进入大学读书是毫无问题的，但另有一部分是文革开始时为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水平差多了。那时强调集体，所以一律先到语言学校进修英语，为期3-4个月。
如今，国人留学已经极为普及，大城市里哪个家庭没有家人或亲戚留学的？可是在那时，留学生凤毛麟角。根本没有自费留学这一说，全部是公派。美、加、澳没有任何中国大陆公费留学生。英国公派因文革中断了7年，现在派出了这几十个人，可谓幸运儿。然而，那时是在文革期间，留学生活极其特殊，是现在年轻人不能想象的。还是举例说明吧。首先，不能个人单独行动，到任何地方，那怕上街买东西，必须二人行，别人请你吃饭必须硬着头皮再拉上一个陪同，目的是互相监督，防止逃跑；留学生成立党团支部，按期活动，向组织汇报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认识如何，检查是否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家信的传递要严格通过外交部信使队，每月一次，一次只能写在几张最薄的信纸上，不能超重，接到家书看后销毁，不得保留，以免泄露国家机密；吃住在当地英国人家，两个留学生同室，离开本城市后不得与房东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每月生活费5.04镑，用于洗衣、理发、买生活必需品，等等。总之，让你出国已经是极大恩惠，给了你自由，但还得用无形的绳子牵着你，使你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好在永涛给我的信领导没有要求销毁，我保留了他的所有来信。现在写的留英生活全部取材于他的来信。
1973年6月，他们28人来到Bournemouth后， 其中水平较好的14人分到一所最好最贵的语言学校The Anglo-Continental School of English，王、张、朱包括在内。永涛感到学习压力大，觉得赶不上水平更高的王若谨和张幼云,她们在北外年轻教师中属于优秀的，语音语调是标准的RP(Received Pronunciation) 受到英国老师的高度表扬。他们14个人一班，不和其他国际学生混合上课。课程设置有报刊阅读，广播新闻，指导性写作，短篇小说阅读，口语，语言实验室课，每天还有两个讲座，广泛的题目涉及英国的流行音乐、娱乐、历史、小说家等方方面面，对他们扩大知识面很有益处。永涛觉得国家花这么多钱培养他们，他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尽快提高英语。到了语言学校一个月后他给我的来信表示，对自己口语的进步不满意，因为没有很多练习口语的机会：和房东太太只能练练生活用语，话题不深入；老师上课来下课走，根本没有国内学校的课外辅导；其他学生均来自世界各地，语音难懂，口语更差。他说，为了提高口语，星期天他们常到公园去，专门找坐在长椅上晒太阳的老年人，他们很孤独，有人跟他们聊天是件开心的事，海阔天空，什么都聊，是练习口语的好机会。
为了抓紧一切练习写作的机会，永涛的家书基本用英文写，他详细地描写留学生活，和我分享在英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学习的体会。这些信见证了他们的那段不平常的留学经历。为了写博客，我把珍藏几十载的一包信找了出来，解开用永涛在英国给我买的红色尼龙纱巾，抚摸着那已经变黄的信封，一封一封地重读，真是感慨万分。我发现那些信打上了时代特征的烙印：信中没有谈情说爱，卿卿我我，主要是关于学校生活和社会见闻。信的开头没有dear结尾没有love这些当时被认为是小资的字眼，不过信中有着对我和儿子的深切关心，对我的忧虑，因为我们在国内正在搞“斗私批修”，人人过关。他甚至觉得把孩子留给我一人照料而感到不安。
在信中，永涛热心地向我介绍教学方法。永涛他们上的学校专门从事语言训练，课程设置很对我们的口，即北外语言基本功教学很相似。永涛详细介绍新的教学方法，如English in the Situation; Guided Composition, Reading Comprehension里运用的multiple choice,等等。这些都是当时国内外语教育界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为了介绍能够足够详尽，永涛把整个的situational dialogue抄给我，把运用multiple choice的reading text整篇抄录下来。他希望我了解并掌握新的教学方法，尽量运用到实际教学工作中去。现在重读这些信，我感触很深，他学习安排那么紧张，还花费功夫做这些事情，他的用心良苦与无私分享让我感动。
在语言学习方面，他也常和我分享自己的收获。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学到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比如，我们常说 ”I’m very familiar with her or him.“ 英国人并不这么说，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很familiar,暗示他们可能住在一起，至少有不寻常的亲密关系。他告诫我不要滥用familiar with someone.这仅是一例。我发觉这些小tips很有用处。
他们有时也组织去看电影，永涛信里说，“Once we went to the school to see a film. But it was terrible! Five minutes later we all walked out.”他们必须时时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永涛非常注意观察英国社会现象，他告诉我，英国的孩子长到18岁就离开家单住，有的租一间公寓，和谁住、干什么都自由，父母不管，这是permissive society。他注意到老年人的孤独，也看到welfare workers 的作用。他说，英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明显比我们高多了。他曾住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人家，一家三口，有一座带十间房子（我估计永涛把每一间房子都算上了，大概不是十间卧室）的小洋楼，有小汽车，有花园，等等。
在Bournemouth，永涛的室友叫龙永图，他们换过三次房东，第一个房东太太特别小气抠门，她是个典型的保守党成员，正在竞选市议员，她拿到了使馆付给的食宿费却不让留学生吃饱。第二个房东比较有钱，对永涛他们也相当友好大方，有时周末开车带他们出去郊游，她发誓要把永涛他们转变为典型的英国人，但后来不得不宣告失败，架不住永涛他们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警惕性呀。第三个房东是工人，永涛说这家人实在热情，和他们在一起很舒服。永涛对于室友龙永图称赞有加，信里夸过他，回国后也说过，说他的英语虽然不见得比得上王若谨和张幼云，但在他课堂上最活跃，思想敏捷，勇于提问。这个小个头的室友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留学生活是艰苦的。他们一个月5镑的生活费能干什么？连电影院都不敢去，更不要说到外地旅游观光。英国面积不大，从Bournemouth到伦敦很方便，但使馆规定不许去，只有安排你去时才能去。当时，即使自己有人民币也不能兑换成外币，就那点钱要支撑整整一个月。留学生的早晚饭在房东家吃，中午在学校吃，每顿饭给50便士。为了省钱，永涛他们在街上的小店买点面包，水果，从不敢进学校的餐厅，因为同样的食品，学校餐厅的价格加倍，按永涛的说法是open robbery。更要命的是，永涛他们要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买课外参考书，录音机，打字机，这些都是学习的必需品。
留学生活也是单调的，除了上课就是回到房东家的小屋子里读书看报，听收音机，看电视。总之是白天上课学习，晚上自学。上课时中国学生单独一个班，和外国学生没有往来接触。平时很少有社交活动，偶尔房东家开party请他们参加，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狠狠抓住机会练习口语，但这样机会毕竟很少。永涛在信里流露出强烈的想家情绪，他说，“周末尤其难熬。当没有课上，当商店都关了门，当房东一家到外地度周末，我们真正体会到寂寞的滋味，想家的情绪控制了每一个人。“
在和英国人接触中永涛他们深深感到东西方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许多人不了解中国，对中国很无知，他们仍以为中国人留一根长辫子，穿长袍马褂。他们在中国人面前很傲慢，问：“你们有酒喝吗？你们用电吗？你们有电视机吗？“永涛他们发誓好好学习，不给中国人丢脸，他们说到做到，他们的努力和成绩得到校方的大力赞扬，所有教过他们的老师都承认，”中国学生是他们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十一假日。使馆安排他们离校返回使馆的招待所。十一的前夕，大使来到他们的住所看望他们，他们举行了联欢会，留学生兴奋异常，唱了许多歌曲。在伦敦期间，他们还参观了大英博物馆，游览了伦敦市容。
经过面试，他们中的25人被分配到Bath University, 10月4日奔赴巴斯大学，开始正式的大学生活。
综合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920/08/133491_237147887.shtml 及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498467277_0_2.html 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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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0 20:0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