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芬回忆摘录（文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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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最难忘的一位小学老师

亲爱的朋友，老师是世界上最平凡而伟大的一个名词，每个接受过教育的人，心目中都会有自己最好的老师的影子，特别是如果你有过一个好的小学老师，你也许会终生难忘。那么，你有没有令你终生难忘的小学老师呢?告诉你吧，我就有这样一位小学老师。
    我自幼淘气，一年级受班主 任马老师的批评，二年级班主任王老师找我的家长，三年级班主任陈老师让我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四年级班主任毕老师让我面壁思过。五年级我淘气的时候，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叫我背小学生守则，我要是背不下来，他就批评我，我要是背下来了，她还是批评我，因为我这是明知故犯。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来了一位叫李欣的男老师。
    朋友，其实你也见过这位李老师。你还记得我家院里北屋的小科吧?那天李老师到小科家来，我曾经带着你到小科家和李老师见过面。
    记得李老师来我们班的第一天，他在课堂上讲课，我却在座位上说评书: “话说李老师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琴棋书画，无一般不通，无一般不晓……”，我这样做虽然违反了课堂纪律，却也是对班主任李老师的真实写照。
    放学时，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不仅没有批评我，还教我弹风琴，临走的时候借给我一本《古城春色》看，《古城春色》就是现在演的电视连续剧《战北平》的原本。我后来知道李老师是抓住了我的脉，因为我是精力太过剩啦。
    由于精力过剩，上课时我一定要淘气，可是淘气是很讲究策略的。刚上课的时候，一定手背后，眼看前，张着双耳认真听。可是，别听懂了，只要明白这节课老师讲的是什么，我就不是我了。记得一次上地理刘老师的课，听明白了，就对刘老师说:“刘老师，这节课还是让我讲吧!”刘老师只好让我去讲，结果讲的使刘老师也无可奈何了。
    我爱看书，但家里比较穷，买不起几本书，李老师借我书看，正中我下怀，从此，我很喜欢李老师。
    下午自习课，写完作业，李老师拿着电大课本，给我们念《赵梦桃》，我们听得如醉如痴，后来我知道，他的电大就是这样上了下来。
    李老师的手风琴弹的非常好，小科曾把李老师的手风琴借来学习弹奏。我也想学一学，可是一弹，满不是那么回事，十个手指，顾得了按键，就顾不了按贝司，看来不是弹手风琴的料，终于没有学好手风琴。
    李老师的歌唱的也很好，教了我们很多歌，譬如芭蕾舞剧《白毛女》序曲、《红梅赞》、《麦贤德是硬骨头》、《王杰的枪我们扛》、《歌唱门合》等，可是由于我缺五音、少六律，后来也没有当上歌唱家。
    李老师的字写的非常漂亮，朋友，你还夸过我的字漂亮，其实我写字从来都是瞎划拉，书法家也跟我无缘。现在我几乎只会在计算机上打字，写字已经成了我对历史回忆的一部分了。
    李老师画什么像什么，我是画个圆像鸡蛋，画个方像块砖，画家对于我也是天方夜谭了。
    冬天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雪，李老师带我们到天坛打雪仗，他像个孩子一样，和我们打得浑身是雪。那一天，我们玩的好开心。
    李老师爱游泳，还有个脚蹼，他教我们学游泳，我因此幻想当个水兵，跟着李老师到龙潭湖天然游泳池学游泳，学的还算不错。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我出身于“资本家”，后来又当了“现行反革命”，当水兵的愿望成了泡影。
    提到文化大革命，我和李老师还有一些故事，以后再写。
    后来，我知道了李老师字西三，1943年生于山东日照。成名以后是书法篆刻高级教师，副教授；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研究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等社团成员，北京崇文书画研究会理事及北京嘤鸣诗社秘书长。喜欢诗书画印，尤其擅长隶书、汉印、写意梅花，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书画展。1992年入选了《中国当代书画百家名人录》和《中国书法今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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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玩儿

亲爱的朋友，你小的时候肯定也很爱玩儿。玩儿是孩子的天性，我不是神童，也不是圣贤，所以肯定不能逃出这个规律。
小时候的玩儿伴是街坊邻居的孩子和同学，时间不分早晚，地点有家里、胡同里，后来是东、西、南、北各三里地之内。玩法自然是很多的，特列举如下:
扒火车:60年代初，从北京站东南角小门出来几条铁轨，一直通到前门老火车站。一些暂时不开的列车，经常开到这里停车。我们几个玩伴用8号铁丝一人做了一把火车钥匙，等火车开来时，学习铁道游击队里的飞车搞机枪，扒上正在开行的列车，打开车门，到车厢里去搞烟盒。
打尜:既抽汉奸或抽陀螺。陀螺俗称尜尜，自己找一块拳头大小的圆柱形木头，把一头削成半圆体，头上用锤子砸进一块钢珠，再自制一把鞭子即可。
逮蛐蛐:夏秋之交到郊外去逮。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志强到左安门外逮蛐蛐，到了中午，一个没逮着，肚子却饿的咕咕叫了，看见地里结满了老玉米，遂生不轨之心，掰了一个掰一个，一共掰了仨，扭头要走，玉米地里突然站起一个人来:“站住，跟我走”。我等没辙，只得老老实实跟着这个人的自行车，走了不知多远，来到一间房内，房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八里庄第八生产队，”进屋后，那人说:“把上衣脱下来。”于是我俩老老实实的把上衣脱下来交给他。“走吧，回头每人拿三块钱、三斤粮票来赎衣服”。我光膀子回了家，一边走一边琢磨，我这件海魂衫，不值三块钱、三斤粮票，不来赎了。“啊得，我的海魂衫”，当时还真是觉得很可惜呢。到家后，自然免不了挨一顿臭揍。
逮彩(读deītɑǐ) :是在地上用石笔画出横杠，右手拿一块长方形木块或铁链，从横杠外掷出，将圆圈内的木块打出圈外。或从圆圈内掷，将横杠内的木块打出横杠为赢，赢了木块可以做生炉子的劈柴用。
翻绳:一人用双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套进一股线绳或塑料绳，另一人用双手小指勾起绳的两端，用拇指和食指从下面将绳翻起，两人反复翻绳，以致无穷。
放风筝:小时家里贫穷，买不起风筝，自己用竹篾、废纸糊一个屁股帘，放到天上，也乐在其中。
飞刀:演电影《飞刀华》的时候，每人买了一把戳刀往墙上飞，幸亏没有发生过误伤。
爬城墙:到崇文门附近爬城墙。
拍方宝:用纸叠成方宝，置于地上，用右手拍动旁边，方宝翻个为赢。
拍三角:用烟盒叠成三角，然后按拍方宝的方法去拍。
拍洋画:从街上买的洋画，用拍方宝和拍三角的方法去拍。
弹球: 在地上用石笔画出横杠、圆圈，并挖一个小坑，右手攥拳，大拇指顶住一个玻璃球，从横杠外弹出，弹到圆圈附近，将圆圈内的球打出圈外。或从圆圈内弹，将横杠内的球打出横杠为赢。
踢间:在地上用石笔画出连在一起的方格。顶头的方格内有若干小格，内写自由、大路等字样。外边还有一个半圆。沙包放在第一方格外，跳者用一只脚将沙包轻轻踢进第一格内，然后单脚跳进第一格内，用支撑脚将沙包踢进第二格。依次进行下去，直至将沙包踢过全部方格。如果中途累了，可以在规定的“老窝”方格内休息片刻。如果有人在踢的过程中出现沙包压线、出格或沙包连穿两格的现象，算失败一次，下一轮重新从第一格跳起。到达终点时，根据小格内的字样决定其是否胜利、重跳还是回到某格重跳。
抓(读chuã)冰棍、抓(读chuã)拐:有剩一、剩二等多种玩法。
以上这些玩儿法，只是我们当时玩法的一部分。总之，当时的玩儿，一是花钱少甚至不花钱，二是自然环保，三是增进了小伙伴之间的友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培养了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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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卷入文革
亲爱的朋友，文革的时候，你才9岁，那时候的事情是不是已经淡忘了。我那时12岁，不知不觉也曾被卷了进去。
1966年6月2日，两报一刊登出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文革始了。我们学校也开始号召同学们写大字报，给老师和领导提意见。
写什么好呢?我决定亲自到北大看一看。于是，我从家里出发，走了3个小时，终于走到了北京大学。
进了北大，我发现进入了大字报的海洋。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学校只让我们写大字报提意见，想当初，我违犯了课堂纪律，校长竟然要我背小学生守则，这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校长不就是我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应当写一篇向她开火的大字报。
第二天，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向我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XXX开火》贴出来后，立刻引起全校的轰动。
李老师找我谈话，我向李老师讲了我写这张大字报的理由，李老师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我发现学校又贴了一张向校领导开炮的大字报，后面是李老师署名。
烈火点燃了，但很快工作组就进了学校，学校宣布放假，我们被强行赶出了学校。
返校日的时候，校长和杨老师找到我，说我和和平、庆科两人是李老师的黑干将，让我揭发李老师。我知道校长和工作组正在整李老师，我怎么能当叛徒。于是，我支应了她们几句，急忙从学校溜走了。
八一八来了，很快，我成了资本家的狗崽子，自顾不暇，和李老师失去了联系。
大串联以后，学校住进了外地的红卫兵，我开始每天到学校去，在红卫兵住的桌椅和草帘子搭的迷宫里面钻来钻去，结果长了一身虱子。
公汽也成了我的天堂，每天到公汽上上班念语录，可以来回坐车而不花钱打票。
听说郭子成了红卫兵，造了李老师的反，抄了李老师的家。
正在我们成天郁闷的时候，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听说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接见了李老师，李老师在北京市委二楼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挂上了北京市小学教师联络总部的牌子。
不久，我也加入了红卫兵。我们的组织名称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属于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中学部。听说三司的司令是蒯大富。我们班的大鼻子是头，捞咪子、维申、雄雄、和平、短粗有力都是我们的人，我是宣传部部长。
北京日报夺权以后，李老师回到学校，联合我们成立了“全无敌革命造反公社”，带领我们夺了学校的权。
郭子领导的红卫兵首都兵团成了我们的对立面。我们夺权以后，郭子不甘心，联合了珠营小学的红卫兵和我们作对。一天，珠营小学的红卫兵来到我们学校，当时只有大鼻子一个人在，被打了一个大嘴巴，把公章抢走了。我们闻讯以后，把珠营小学红卫兵包围在一间教室里，举着体操棒攻打，并往里投掷墨水瓶。珠营小学的领导和老师请来了北京玉器厂星火战斗队的工人师傅，他们主持我们双方进行谈判，才最终解决了问题。
再以后，工宣队进了学校，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我们没有被结合进去。于是，文革中我们最得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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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岁的现行反革命

亲爱的朋友，你听说过现行反革命吗?这可是文革时期一个时髦词呀，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都有可能成为现行反革命，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67年的下半年，当时我无所事事，每天在胡同里玩，闲极无聊就在墙上涂鸦。胡同里某一家人都很富态，我把他(她)们比喻为“乌克兰大母猪”，遂在北墙上刻写了“在乌克兰秘密的森林里，生活着一群大母猪”的字样。没想到，这几个字后来却创下了塌天大祸。
1968年寒假过后，我上了中学—北京市第49中学3连4排。连长(也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是赵老师,排长叫亮子。
中学最重要的课程是“天天读”。其程序是:
首先，敬祝伟大领袖与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敬祝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永远健康!
高唱《东方红》。
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4排没有一个我的小学同学。赵老师是个阿庆嫂式的人物，体育老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学校里红得发紫，和同学们嬉笑怒骂，如同姐弟姐妹。同学中的亮子是个中心人物，周围总是围着一群护兵。永平是个正派的小伙子，一脸正气。新华则是个正派的姑娘，在女同学里很有威望。建民虽为干部，却与普通同学没多大区别。克强是个受气包。俊荣和我同桌，上课我俩总是小声说话，很是遭人嫉妒。秀春是个女高音，一曲《翻身农奴把歌唱》赛过才旦卓玛。牛头在女同学里最受欺负。少普则老老实实，与世无争。泰泰拙嘴笨舌，也很受排挤。
和同学混熟了，有时也一起去玩。3月底，到龙潭湖东湖游泳，拿着衣服仰泳到小岛上，捡柴火烤火，往回游时在水里遇到一个死人，赶紧上岸报警。
4月22日清晨，背着书包去上学，在胡同里遇到很多人。问怎么回事，回答说发现了反动标语，一条是北墙上我刻写的“在乌克兰秘密的森林里，生活着一群大母猪”这句话下面，不知谁刻上了“—毛泽东”三个字，一条是是南墙上不知谁写了“打倒………!打倒………!”的字样。看了北墙上的字，我心里咯噔一下，但南墙上的字，和我没关系，我也没往心里去。
放学后，街道主任文艳和派出所的干警小赵把我找了去。问我反动标语的事，我实话实说，说北墙上“在乌克兰秘密的森林里，生活着一群大母猪”是我刻写的，其它不是我写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主任和干警说，我们已经核对了你笔记本上的字迹，和墙上的一样，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老实交代了，我们就放你回家，你就没事了，否则，不仅你回不了家，你爸爸是资本家，你的全家都要受到牵连，甚至有可能把你们全家遣返回原籍，你看着办吧。
一想到我那可怜的父母会收到我的牵连，我心里十分难受，只好说，如果你们认为是我写的，那就是我写的吧，但是我求求你们不要牵连我的父母，这和他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已经扣到了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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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挨斗的滋味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一成了现行反革命以后，那罪就受大了。23日我到了学校以后，校红卫兵团的人就把我叫到红卫兵团团部。
团部里站着三连和四连的八个排长，每人手里拿着一根体操棒，为首的是亮子。
亮子问:“昨天你在街道居委会交代了什么?”
我说:“我交代了我在我家胡同北墙上刻写了‘在乌克兰秘密的森林里，生活着一群大母猪’的字样，后来，不知谁在后边又刻写了‘┅’三个字，因此成了反动标语。”
“不老实!”
说罢，一顿体操棒噼里啪啦的打在我的屁股上。
“老实交代!”
我忍受不了痛打，只得说:“他们说如果我不承认都是我写的，我全家都要受牵连，我只好说全是我写的。”
“还不老实!”
又一顿打
……
我受刑不过，只得承认都是我写的。
他们把我带到卫生间，要我把脸洗干净，才把我带回教室。
下午，批判会开始了。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xxx押上来!”
“打倒xxx!”
同学们喊着口号。
我被两个人驾着胳膊押进教室，要我做喷气式状，站在讲台旁边。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秀云押上来
“打倒秀云!”
我偷眼一看，秀云也被两个女生押了上来，看来，我还有陪绑的。
接着，批斗会开始。
同学们一个个的发言，同位子经常和我上课聊天的俊荣也发了言，最后还高呼“打倒xxx!”的口号。看来，人就是这样的怪物，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锤呀。
批斗会结束以后，我被 赵老师和同学们从学校押回家，一路上喊着打倒我的口号游街示众。
到我家大门外以后，把我母亲从家里叫了出来，和我一起进行批斗。看着我可怜的母亲受着这样的侮辱，我又自身难保，毫无办法，心里像刀子挖了似地痛啊。
从批斗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分析，秀云是接受了别人的好吃的，所以，受人指使，写了反标，事实如何，我确实不知道，也许只有秀云自己知道。
以后，就是无休无止的写检查，写一次，被认为是不深刻，再写一次，还不深刻，再写一次，直到他们觉得玩腻了，才不让我写了。后来让我填表，我看他们不再拿体操棒了，就坚持原来的说法，最后填表的事只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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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支援三夏

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支援三夏这个名词吗? 三夏就是夏收、夏种、夏管的意思，那时候，一到麦子熟了的时候，北京的各中学的师生都要下乡去支援三夏。1968年6月，我们中学的全体师生就到大兴县定福庄公社去支援三夏。
晚7点，全校3000名师生，以连排为建制，打着背包，排着队，从学校准时出发了。
一路上，口号震天，歌声动地，浩浩荡荡，沸沸扬扬。想让谁唱歌，赵老师就带着大家唱“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宣传毛泽东思想人人有责，XXX来一个，来一个。”然后又喊“XXX来一个，来一个!”那个人就一定要唱一首歌。
子时左右，到了三营门，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全体师生，席地而坐，集体休息。
休息片刻以后，三颗绿色信号弹又腾空而起，于是又整队出发。
半夜时分，三连四排到了目的地-大兴县定福庄公社梁家务大队，男生被分配到小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休息。
教室内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铺着两排稻草帘子，中间是走道，分配好每人的位置，然后打开背包睡觉。
睡醒后，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伙房，帮大师傅做饭。
做饭的时候，大师傅给了我一条生黄瓜吃，不想被某生发现，说我偷吃黄瓜，成为我的一条罪状。
到井台打水，不小心，兜里的语录掉到井里，成为我的第二条罪状。
克强看我带了一枚有夜光剂的像章，非常喜欢，我舍不得给他，他给了我一元钱，我把像章给他了，成为我的第三条罪状。
夜里，男生在宿舍里对我开始了批斗会。
旭旭像一个打手，一拳把我打倒，又强迫我站起来，又一脚把我踹倒，反反复复，直到他们都困了，才让我睡觉。
我刚睡着，突然听到急促的哨音，我知道，这是紧急集合，马上爬起来，打上背包，跑到院子里，只见 赵老师手里拿着秒表，在计算时间，来晚了的，会挨批评。
他们不让我到食堂帮厨了，而是让我去插稻秧。这时我已经腰酸腿疼到了极限，在水田里站不住，我只得跪在泥水里插秧。
第二天，我们又去挑水浇西瓜秧。
这天晚上，又开批斗会，我以为又是批斗我或秀云，没想到是批斗泰泰，我是陪绑者。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批斗泰泰，泰泰虽然长的人高马大，但却是个拙嘴笨舌的人，而且连字也认不得几个，大家看他的检查，把“被子”写成了“褥子”，就笑话他。我想，大概他挨批斗，就是因为太老实了，“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吗?
最滑稽的是三连一排的排长，在批斗泰泰的时候，喊错了口号，于是他立刻从排长变成了现行反革命。第二天，又召开了对他的批斗会。
这天吃忆苦饭，忆苦饭就是糠窝头，我吃了好几个。
吃完忆苦饭，请来一位老革命做报告。老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参军，打过清风店战役，一天走200里路，过铁路时，用手搬着脚才过了铁路。他说，我们是小米加步枪，每人每天一斤四两小米，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
回去的时候，从梁家务走到黄村火车站，从黄村坐火车到永定门车站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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