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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开篇 (2010-02-14 14:51:17)
转眼到了又一个虎年.我决定在新浪上开一个博客.因为经常有好事者问我,为什么不用这个便捷的工具说说心里话?我想,也倒是,都已经是这个年代了!我也已经到这个岁数了!
记得大约30年前,我在广州的<随笔>上写过几段话,其中有关于长城的故事.最早的长城和最后的长城,本和秦始皇没有关系,今天看到的长城完全不是这位"始皇"的工程,但是人们一提起它,就想到他.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修长城死了那么多人,出了个孟姜女为他做宣传.我的文章,当时被几家报纸转载了,但是,30年过去了,人们说起长城,还是要说秦始皇.
于是我想到历史的许多误会.
比如说刚刚过去40年的文革,现在就议论得五彩缤纷.一件事,你这样说,他那样说,只不过各自说了大象的腿和肚皮而已.把大象拉上舞台和街面上来的人,表演了10年就谢幕了.谁知道他老人家当时怎样想!老年人爱回忆,在我们这些人还没有死绝之前,对文革也只能是七嘴八舌地絮叨;年轻人则皆不以为然.还有几个人像我们年轻时那样关心国家大事而至今不悔的呢?不过,前几天看到了韩寒在厦门的讲话,真的打心眼里佩服,后生可畏呀,我们可以放心的去了.
我给几位老朋友和新相识的新春祝福,都是口占的一首打油诗:年年岁岁年相似,岁岁年年岁不同.回首已过两世纪,多少苦乐笑谈中.这顺口溜的意思,朋友们是理解的.自觉平淡,而其味无穷.我的一帮老友,就对现在的时局和明天的日子有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但是并不妨碍大家絮叨,扯些八卦或八股.从杜勒斯到奥巴马,从斯大林到普京,谁会真正看到中国的强大,把他们超过去? 刚刚挖了一个曹操墓,那么多歪嘴和尚就开始念不同的经了,世界就是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
我们自己,还是好好活着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cdc7f8b0100h4oe.html
对“第一张大字报”出笼背景的佐证与思考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经过缜密考虑，最终选择在北大发难。其中有“社教”的直接背景。
1964年夏季到1966年初，北大的“社教”运动曾经有过一次反复。“社教”运动开始时，工作队无端地全盘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指责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并且把党的许多负责人定为“走资派”，发动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在批斗陆平等人的过程中，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带头人，表现甚为积极。哲学系的一批青年教师受极“左”思潮影响，也积极参加了对党委的批判。
后来，北大党委的上级机关北京市委为了保护北大党委，派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珮云到北大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帮助北大党委与张盘石为首的工作队抗衡，但未能奏效。
1965年1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出马，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接着，北京市委又帮助北大党委推翻了工作队的结论。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张盘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戈华均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张盘石受到批评后，离开了北大。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并对追随原工作队的社教积极分子进行了批评。
社教积极分子受到批评后，口服心不服，仍然认为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特别是聂元梓等人，对北京市委处理北大“社教”运动的做法心怀不满，抵触情绪很大，对市委的批评耿耿于怀。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为北大“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
这就是当时北大内部潜伏着的矛盾和危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
当时北京市委正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要攻击的第一座堡垒，被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姚文元的两篇文章都是冲着北京市委去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彭真、邓拓、宋硕、彭珮云等，又都曾卷入过北大的“社教”运动。如果文化大革命从北大下手，利用北大“社教”运动中对北京市委心怀不满的积极分子来打响第一枪，岂不是一箭双雕的绝好主意吗？
经过精心策划以后，5月14日，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康生的妻子）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大。调查组的任务，名义上是调查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实际上是整北京市委的材料和寻找合适的人来打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
1966年初，北大的文科各系分别到郊县农村搞“半工半读”。历史系在昌平县的太平庄安营扎寨。开学典礼由系主任翦伯赞教授主持，时任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到会祝贺并发表了演讲。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名堂，只是有些惋惜远离了燕园，也远离了“斗争的最前线”。
1966年5月12日中午，我们历史系部分学生到昌平县南口镇的西山口村，和贫下中农一起召开座谈会，批判“三家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和其他新闻单位工作人员4人参加批判座谈，会上和会后还照了几张像。
回来后，我们自发在太平庄的饭厅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誓师大会，有的同学发言指出，“反党集团上面有根子，下面也有根子”，决心与反党集团斗争到底。历史系太平庄基地负责人彭佩云立即召开干部会，说“这样的会不好掌握，以后不要再开了”。她明确说“不主张用这种形式。”5月15日，彭佩云在市委开完会后，立即赶回太平庄，向党员紧急传达市委大学部的会议精神和校党委的安排，强调加强学习，“学习本身就是战斗”。她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显然已经察觉到冷风中飘来的不正常气味。
风云乍起，无人能够预示形势的走向和避免命运的捉弄。5月16日各家大报都奉命发表了戚半禹的文章，我们也奉命组织收听和学习这篇文章。同时讨论《评“三家村”》。过了两天，即5月18日下午，打着“中央理论小组”旗号的张恩慈和高教部组成的小组来到，组织我们部分同学座谈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者有二年级的赵朝洪和我，一年级的佟伟华、张学明，五年级的王正海、殷华，还有研究生廖伟章等共7人。
系党总支徐华民事前布置一、二、五年级党支部，要求参加与“中央理论小组”座谈的同学“介绍半工半读的认识”，我们则“遵嘱”分别介绍了自己的感受。那时候还完全不知道这个“半工半读”竟然是一个所谓刘少奇和毛泽东“两个司令部”抗衡的“大阴谋”。后来的事实表明，张恩慈此番随康生的夫人曹轶欧等一起来到北大，就是要为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的。当然，张恩慈在座谈会上只是让我们谈如何理解文化革命，并没有鼓动任何人起来造反，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明确的：1、不能只搞“纯学术讨论”，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2、批判要向纵深发展，不要搞表面文章，要强调思想性；3、要有全局观念。
我们当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
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我奉命参加的5月18日座谈会，“中央理论小组”的张恩慈和所谓高教部组成的小组都是康生派来的。中央党校的“官方”说明和印红标先生对此的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是问题不在于“第一张大字报”是否由康生经曹轶欧的“指使”所产生，而在于上下一拍即合。这是时代的产物，是应运而生的。起草大字报的杨克明不久即成为“反聂”的头面人物，和张恩慈十分要好的孔繁老师以及许多当年的“左派”也都成为坚定的“反聂”核心力量，就说明张恩慈无意策划或“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但是有意在北大掀起一股巨浪。这是上面的战略部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cdc7f8b0100k9ao.html
沈达力之死
——一个人性泯灭的故事
散文家周国平在2004年7月出版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一书中，动情地描述了他1962年夏末考取北京大学后，从上海到北大报到时，在列车上不期遇到的这样一个女生：
“深夜，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很久，站上一根孤零零的灯柱，旁边一棵同样孤零零的小合欢树，在幽暗的灯光下，粉红色的花绒像低垂的长睫毛。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也有长长的睫毛，睫毛后一对乌黑的瞳人。她一直在瞌睡，脑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虽然这使我又热又累，但我不忍惊醒她，尽量保持不动的姿势。直到旅途结束，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在校园里经常遇见她，知道她在中文系，还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我之所以铭记这位漂亮的旅伴，是因为她在文革中自杀了。”
这位漂亮的女生，就是在燕园的湖畔自杀的沈达力。
沈达力之死，是对那段人性泯灭的历史和泯灭人性的人们悲惨的控诉。
周国平说：“不过，当列车在第三天凌晨到达北京站时，没有人能知道五年后的变故。我的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样，义无返顾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的横幅，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
两年后，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我从沈阳来到北京，也这样跳上了北大接新生的车，不过不是卡车，而是一辆大客车。
又过了两年，我和这位女生一起卷进了旋涡，不期而遇了。我们在燕园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分别代表红卫兵组织先后发言。很快，我成为攻击文革发难者的“反革命分子”，被多次批斗；她成了文革祭坛上一只羔羊，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饮恨自尽在她喜爱的湖畔。
整整40年过去了，每想起那些昏天黑地的日子，心里都刀割般地痛。
1967年3月12日，沈达力最后一次从上海的家中走出来，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因为批评了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她是被老佛爷的爪牙勒令回到学校“认罪”的。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但是她非常害怕，也许她已经预感到什么，她在家里做了准备。
她在火车上反复观看着从家里带来的一本像册。这是一本崭新的像册，上面没有别人的照片，而是全部新买的毛主席的照片。她在家里一张张精心地装好了，心里想着，“如果我回去，被打成反革命，我想念毛主席，要天天看毛主席的相片。”，不过，她也存在着一点希望，希望朝夕相伴了4年的同学给她留下一条生路。她暗下决心：“我不能因为犯错误而灰溜溜的，要勇敢地爬起来。”
火车铿锵有力地在夜色中行进。她的心却不时紧缩成一团，痛苦地在茫茫夜色中挣扎。她放下了像册，把认真收集的、在两个手绢上别满的毛主席像章拿出来看，一个个抚摩了几遍，又小心翼翼地折好，揣进衣服口袋。在上海车站上车前，她还买了几张印制精良的毛主席诗词《长征》、《咏梅》等，不过下火车时，她又不安起来，把这几张诗词送给了同车的北师大的一位同学。她害怕回到学校，回到那间令人恐怖的宿舍，同学们看到会说她是“负隅顽抗”了。
她当然一直都没有合眼，再不像几年前的那一个夜晚，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到学校报到时，列车上她不断靠在一个腼腆的陌生男孩子的肩上打瞌睡。
12日夜里11点多钟，沈达力回到了学校。
掌握大权的“班文革”早已得知她要回来了，3月11日就开始认真策划和准备对她的批判会。先是召开了全班的“揭发动员会”，接着布置其他各班配合行动的办法。几乎每个同学都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了揭发批判的大字报。从11日晚上到12日白天，全楼道里无处不贴满了关于沈达力“罪行”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从一楼直贴上三楼的楼梯，从男生宿舍一直贴到女生宿舍，一直贴到她的门上。宿舍门的正面，是赫然醒目的《警告》，旁边是一些标语，包括:
“闻名全校的母老虎”、“母夜叉沈达力”、“沈达力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沈达力不投降是死路一条！”“沈达力必须低头认罪！”等等。几个女同学还在她的床头贴上一条毛主席语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
这是何等萧杀的气氛！
她浑身颤抖地看着这一切。她的精神防线已经崩溃了。
沈达力，不仅美丽，而且文雅。但她毕竟是一个天真善良，又有些懦弱的女孩，她是与所有女孩子一样很爱面子，也颇自尊的人。她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狂风恶浪！
掀起这股风浪的人，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女人。
推波助澜的人，是一些曾和她同窗学习，友好相处的女同学。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但是，革命的女人，难道就必须充满仇恨？
也许有人是残留着人性的。在沈达力回到宿舍的那一刻，宿舍里没有人。靠近窗户的方桌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到：“根据现在的揭发材料，我对大家的认识老是跟不上。我认为沈达力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原来这是她的同学江蓝生写的。江蓝生本打算把这个想法写成大字报张贴出去。后来只是写成小字报贴到了男生宿舍了。沈达力看到了这张底稿，心里十分紧张，不知道她们会把自己定成什么性质的问题。如果是“敌我矛盾”，那么问题就严重了。就真的“死路一条”了。
3月13日清晨，她很早就起床了，这个爱干净的女孩没洗脸就开始抄写在上海家中起草的大字报《我的检查》，然后小心翼翼地贴在外面。早饭后，她被叫到中文系男生居住的32楼看人们给她贴的各种大字报。与此同时，班里开始了“天天读”，“班文革”对尚有同情心的江蓝生说，“你得去把你的小字报摘下来，不能让沈达力知道人民内部矛盾。”于是江蓝生就赶紧跑到那边把小字报撕了下来。“天天读”结束时，大家齐唱了语录歌：“人民靠我们去组织，……”和“凡是错误的思想，……”。散会后，“班文革”的一位领导小组成员找沈达力谈话，对她进一步施加了压力。
当晚，沈达力在全班的会议上做了第一次检查。她眼含泪水念完了自己的“向毛主席请罪书”，同学们则进行准备好的批判。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她是“避重就轻”、“投机成性”、“蒙混过关”。结论是：“请罪没有诚意，再往下滑是危险的！”
她当时还不知道，“班文革”早已经给她定下了“五大罪状”：
1、“反对中央文革”
听说中央文革已经对北大的问题表态，校文革确定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和“红联军”是“反动组织”。沈达力却说“中央可能不了解情况，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说明她对中央文革是不信任的，对中央文革是有不满情绪的。
在全校的大会上，她代表“红联军”发言，说“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校文革就是校文革。”这是公开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挑拨聂元梓和中央文革的关系。
2、“和反革命的边缘人物有边缘关系”
沈达力和“红联军”的头目、“反革命分子”俞启义、张志握、赵丰田（均是哲学系学生）密切往来。对于给林副主席贴大字报的人，竟然说他们“也不一定是反革命。”
3、“顽固反聂”
沈达力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红联军”，属于中文系的“猛虎团”，知道中央文革支持聂元梓后，还有些想不通，不知悔改，是一个“女干将”。
4、“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
沈达力的父亲曾在美国旧金山留学，是“反动学术权威”。她对父亲十分崇拜，关系十分密切，可见她“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
5、“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沈达力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阶级烙印很深，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比较严重，经常爱出风头。
这些罪状，是足以置她于死地的。因为她不仅有“反动”的背景，“反动”的活动，而且她的矛头竟然对着“中央”！
3月14日，全校同学都被组织去参加“打倒谭震林”的游行了。她在宿舍里，一边哭，一边给母亲写信。中午，一个外校的老同学来找她，她痛苦地对那个同学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下午，回到学校的两个同班同学赵某和邹某以及北师大的同学孙某与她在校园里谈话。她们心情沉重地走到了西校门外的蔚秀园，虽然都很同情沈达力，但在那种恐怖的气氛下，谁也不敢说什么，只好让她认真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总结教训。
3月15日，她上午在宿舍里继续检查自己在几个月来的表现，因为下午她要在班里的批判会上进一步检查“罪行”。下午班级在各处张贴了海报，召开“沈达力问题串联会”。来了一些其他年级和其他班级的同学。串联会集中讨论三个问题：
1、沈达力曾经公开表示同意“红联军”赵丰田的“北大左派先天不足论”；
2、对中央文革认定“井冈山”和“红联军”是“反动组织”想不通；
3、对于给林副主席贴大字报的人，认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对于这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决定要求沈达力交出她的“黑材料”。
晚上，“班文革”在沈达力宿舍的门外又贴出了一张《通令》，说她“犯下了滔天罪行”，逼迫她“立即交出全部黑材料。”深夜，她一个人在未名湖边转来转去，痛苦万分。抬头仰望天上的北斗，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至半夜11点多钟才回到宿舍。
3月16日，上午全班同学都去听农业科学院一个人到北大做报告，暂时没有人理睬她。
下午，“班文革”带领一些同学聚集在她的宿舍，十分严肃地要她交出“黑材料”。这时，沈达力的神志已经不很清楚了，她茫然地把自己的衣箱书箱打开，把本本、信件之类全摊在地上。她蹲在地上，把东西一件件拿给她们看，边翻边问：“这个你们要吗？”“那个你们要吗？”她的双手哆嗦着，满脸通红，汗水直往下流。
班级里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的某同学感到沈达力仍然有“抵触情绪”，立刻跑到不在现场的“班文革”领导那里汇报，说“沈达力不老实，不愿意交材料！”
这个人马上气势汹汹地赶到宿舍，恶狠狠地训斥道：“你还有好多材料怎么不交？”并命令同学立刻“查抄”。所谓“查抄”，就是完全不顾她的人格尊严，把私人的一切抖搂在大家眼前。
实际上，沈达力已经把一切“材料”都交出来了，包括前天即14日写的日记。
晚上，“班文革”领导亲自出马与沈达力“谈话”，没有人知道她们谈了些什么。
但是，在14日的日记中，沈达力已经写出了不想活下去的意思。这个“班文革”领导到底与她说了什么呢？
17日上午，全体学习《解放军报》社论和《文汇报》社论，沈达力也参加了学习，表面看是平静的。下午全系在第二教学楼开批判大会，批判的是一个曾经追求过沈达力的男生。主席台上，一个人揪住这个人的头发，几个人使劲反拧住他的胳膊。没有人认真听发言，只听到被批斗者的一声声惨叫。
不知道批斗会什么时候结束的。全场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沈达力一个人木然地呆坐在那里。
晚上，人们就在“红湖”岸边发现了她服毒自杀的遗体。的确是自杀而不是“他杀”，因为在宿舍的书包里，人们发现了她写的《遗书》。
第二天大清早，一个尖利的声音在楼下大喊：“哎！——216的伙计们！你们知道吗？那个家伙死喽！”接着传来她的开心大笑。
宿舍里的女生们心情并没有她那么快乐。有人小声嘀咕：她这是报喜还是报忧？
当天，全系及时召开了大会，文革主任吕某说：“她的问题，死前是人民内部矛盾，死后就是敌我矛盾了！”
“班文革”决定：“立即召开声讨、揭发、批判大会，把她搞臭，肃清一切影响！开除团籍；把班里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一个女大学生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在一场“革命风暴”中。
她的母亲和妹妹被通知来处理后事。两个人忍痛含泪，悄悄来到燕园，在人们指指点点的恐惧气氛里，悄悄地把骨灰盒带回了上海。
后来，受邓朴方委托担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的赵丰田告诉我，沈达力的母亲和妹妹到北大后，没有居留之处，是他把这悲伤的母女安排在自己的女友、生物系同学宿舍里的。“反革命”今天健在，同情“反革命”的女孩子却香消玉殒了。她的冤魂，还在燕园周围飘荡么？
(完)
后记：
这是我一年多以前写的一篇追念文章，本来去世前无意发表出去。但是近来看到网络上一些关于沈达力自杀的言论，只言片语不知所云，所以决定在网络上发出去以正视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cdc7f8b0100k9aj.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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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0 16:3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