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兰：青岛的红卫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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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红卫兵运动
发布者：admin | 日期：2010-08-20


青岛的红卫兵运动
刘玉兰
　　青岛，由于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就是一个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与中央关系密切相连的城市。①“文化大革命”中，青岛同全国一样，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灾难。在林彪、“四人帮”在青岛的代理人王效禹、杨保华竭力推行极“左”路线错误之下，青岛成为“文革”中全国的重灾区。而青岛的红卫兵组织，则为极“左”错误路线在青岛的推行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在青岛的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一、青岛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青岛红卫兵的兴起
　　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是文革时期极“左”路线、极左思潮的盛行。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宣布我国“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后不久，清华大学附中部分学生成立了以“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为己任的学生组织。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写的攻击中共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的大字报，并同时播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后。清华附中100多名学生贴出署名“红卫兵”的支持大字报。从此，“红卫兵”的名字问世，北京的一些中等学校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学生造反组织。
　　北京学生的红卫兵运动波及到青岛。与北京、与“中央文革小组”中的主要成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②的青岛，很快便知晓了北京学生行动的消息。从1966年6月份起，青岛二中、青岛一中、青岛九中等部分中学的学生通过亲属、亲戚、同学、兄弟姐妹以及北京来青岛串连的学生等途径了解到北京学生造反的情况，也纷纷仿效他们，成立学生组织，进行造反活动。青岛一中有“八大员”之称的8名知名学生干部，率先贴出了青岛第一张学生造反的大字报——《告全校同学书》，号召广大同学起来反学校党委书记高亭；青岛二中几个高年级班的学生头头也成立“文革小组”，呼吁让校党支部停职；青岛九中学生则成立“文革筹备会”；三十九中学生成立“红卫兵筹备会”等等。本市其它各大、中学校陆续成立的“文革小组”也大都由学生干部担任负责人。青岛这些早期学生造反组织，都是在模仿北京的红卫兵组织起来反对和批判本单位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的。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青岛医学院的学生制造的“6?25事件”。6月24日，青岛医学院的学生给实习单位青岛市立医院领导和第九病房贴出了夸大其词、并与事实不符的大字报，引起医院职工的强烈不满，双方随即在次日展开场激烈的大辩论，后经医院负责人张秀文做工作，辩论平息，这就是此后引发青岛文革史上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的“6?25事件”。7月24日，青岛医学院学生又召开大会，声讨本医院党委书记张立文“镇压文革运动”的罪行，本市各大、中学校师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后，部分学生举行集会、贴大字报，支持青岛医学院师生的行动。
　　天真单纯的青年学生受极左思想蛊惑，真的以为党内有了“走资派”。随着毛泽东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学生肯定红卫兵组织，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并在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默认“红卫兵”总司令的称号，“红卫兵”便成了当时中国青年最光荣的称号。青岛的青年学生与北京学生一样，以“坚决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到底”、“誓死保卫红色江山，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为己任，不仅登上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舞台，而且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喧嚣一时。
　　但青岛学生真正以“红卫兵”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还是在“8?18”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 1966年8月18日，青岛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首都百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的广播后，立即有组织地以红卫兵的名义到市委门前表决心，这一天从上午到晚上，全市共有21所大中学校的近9000名学生以“红卫兵”的名义到青岛市委门前递交决心书，向党表示：誓做文化革命的闯将，誓做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随后两天，陆续又有近2万名红卫兵到市委门前表决心。青岛一中、二中、三十九中、七中、九中、十一中等中学立即将学生造反组织名称改为“红卫兵”。“8?18”当天，青岛一中以“八大员”为核心的学生造反组织第一个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也第一个带头戴上“红卫兵”袖章。
　　这一时期青岛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学校主要是中学，加入红卫兵的也以中学生为最多，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有的是在此之前成立的学生造反组织转化而来，更多的是由各学校的文革委员会、团委和学生会组织改名而来。加入红卫兵的基本上是各学校的学生干部、学生积极分子和“红五类”子弟（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这些早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受各学校文革委员会领导，有的学校文革委员会主任也就是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有的工厂半工半读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还受工厂红卫兵大队部领导。所以，这时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被称为是“官办”红卫兵。
　　青岛红卫兵的“破四旧”、“立四新”
　　青岛的红卫兵组织成立后，第一个大的活动就是“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所谓的破“四旧”，即指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气、旧习惯，立“四新”，即指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气、新习惯，
　　1966年8月23日，北京红卫兵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消息传来，青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也立即行动，联络部分工厂、机关团体干部职工组成宣传队、战斗队，走向街头，成为青岛“破四旧”的先锋。他们到处张贴标语，散发“破四旧”、“立四新”的传单、倡议书，举行集会演说，清查批斗“黑帮”、“牛鬼蛇神”、“黑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销毁书画、文物、工艺品，许多知识分子、知名人士被当作牛鬼蛇神而遭抄家、遣返。
　　许多路名、厂名、店名、学校名、人名等被更改。23日当天，中山路上的52家大小商店就有28家更换了店名，如“天真照相馆”改为“东方红照相馆”；“春和楼饭店”改为“人民饭店”；“长春堂药店”改为“东风药店”。27日，青岛市一批街道更换名称，如，太平路、莱阳路、文登路合并改为“东方红路”；中山路改为“反修路”；冠县路、新疆路合并改为“反帝路”等。随后，一批中学相继改名：如，青岛二十五中改为“要武中学”；青岛十五中改为“东方红一中”、青岛八中改为“抗大青岛附中”；青岛十二中改为“海防中学”等等。青岛全市所有的公私合营企业均被勒令改为国营企业。一些修表、缝纫、行医的个体单干门铺也被大字报封了门。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所有教堂、寺庙等场所被予以查封关闭，大量宗教文物、经卷、设施被焚烧砸毁，宗教财产被没收，神职人员被批斗，部分神甫、和尚被遣送回乡。23日至25日，大约有3万多名学生和群众轮番冲入浙江路天主教堂，将教堂内的祭台、神像、《圣经》等统统砸毁、烧掉，存放在教堂内的全国仅有的两架电动管音风琴中最大的一架也被从二楼推下、跌得粉碎。湛山寺和崂山的上清宫、下清宫等也被砸抄、关闭。“破四旧”使社会财富遭到难以估计的损失，使许多无辜受到伤害，造成了社会的极大混乱。
　　震惊全国的“青岛事件”
　　红卫兵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青岛一些党员、干部、群众的不满和反对。而以青岛医学院、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化工学院三大院校红卫兵为代表的大专院校学生、红卫兵，在极左路线的引导下，思想也迅速膨胀，很快把“造反”的矛头指向了青岛市委。于是，以青岛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被撤职为导火索，引发了青岛文革史上有名的“8?25”事件、“8?26”事件、“8?31”事件、“9?1”事件，也就是闻名全国的“青岛事件”。
　　早在1966年6月25日，因青岛医学院学生给市立医院领导贴大字报引发的“6?25”大辩论事件被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做工作平息。在愈来愈浓的造反氛围影响下，8月24日，青岛医学院和青岛卫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又来到市立医院张贴大字报，并在市立医院召开“声讨”张秀文大会，要求澄清“6?25”问题真相，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其他院校4000多名学生也前往声援。为平息事态，青岛市委宣布撤销了张秀文的一切职务，此事引起医院和社会上的干部、群众的严重不满，于是，青岛高等院校学生、红卫兵与党政干群之间的对立情绪形成。
　　8月25日，青岛医学院等学校的学生一面继续到市立医院揪斗张秀文，一面散发《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的传单，宣称当晚要召开万人大会并冲击市委。与此同时，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化工学院学生听说西安交通大学发生校方“镇压文革运动”的“8?15”事件后，纷纷到市委门前请愿，喊口号，要求市委表态支持学生去西安援助西安交大学生。当天傍晚，中共青岛市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青岛医学院等大中院校学生引发的造反事件及处理意见，决定当晚在全市掀起一个学习宣传“十六条”的高潮，以冲淡越来越热的学生狂躁行为。晚上，全市各大系统派出的几万名上街宣传十六条、反对学生干预党政领导的干部、工人和市民围住青岛医学院，并与在青岛医学院和市委门前的三大院校学生展开激烈辩论，并发生局部冲突。这就是被称为青岛“群众斗学生”的“8?25”事件。26日凌晨，青岛市委书记张敬焘出面接见了学生，回答了学生提出的为什么要宣传十六条和有关市立医院的问题等质问，并讲话表示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但要求革命师生和工农兵群众也都要按党中央的十六条办事。26日，青岛医学院、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化工学院三大院校学生代表团向全国发出最紧急呼吁，称“中共青岛市委制造了大骗局、大阴谋，造成群众斗学生事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20多所外地院校的师生1000余人纷纷来青岛支援三大院校学生。这就是所谓的“8?26”事件。
　　8月29日，三大院校的学生造反组织在青岛市第二体育场组织召开了“革命造反誓师大会”，会上，揪斗了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让其头戴高帽、胸挂“镇压学生的反革命分子”牌子，并罚跪、120°弯腰等。会上还宣读了山东省委给三大院校师生的电报全文，电文说：“张敬焘同志在‘8?25’事件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省委责令张敬焘同志先行向三大院校师生做检查、听取批评。”随后，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率省委工作组来青岛接见了学生，宣布，青岛的“8?25”事件已向中央汇报，省委请示党中央、毛主席同意：撤消张敬焘的青岛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并口头任命市长李元荣代理青岛市委第一书记职务。8月31日晚，青岛市近万名干部群众在市委门前举行了“自发静坐大会”，并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三封电报，要求恢复张敬焘的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与会者不断发表反对学生、拥护市委的讲演。这就是“8?31”事件。9月1日凌晨，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又一次来到青岛，在市委门前接见了静坐大会代表，传达了党中央指示青岛应召开协商会议讨论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青岛市委问题等4条复电内容。当日，因有人误传“中央又恢复了张敬焘的青岛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消息，引发了20多万（一说40万）工人、农民、干部在市内举行了长达20多小时的大游行。游行中提出“保卫市委，打倒右派学生”等口号，期间，学生和工人、干部之间发生多起肢体冲突，部分群众游行队伍包围并冲进三大院校“揪右派学生”，这就是所谓的“9?1”事件。延至9月2日晚，市委门前的静坐大会也仍未间断。
　　 “8?25”事件、“8?26”事件、“8?31”事件、“9?1”事件使青岛的局势严重混乱，引起党中央的严重关注。9月4日，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电报，指出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纠纷的三条意见：（一）委托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二）说服两方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冲突。（三）互派代表由省委领导协商解决。9月7日，毛泽东主席对青岛等地工人与学生纠纷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大致内容是：青岛、长沙、西安等地，情况一样，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明确反对工农干预学生运动。同日，中央文革小组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山东海洋学院等赴京师生，在讲话中表示支持学生。9月12日，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再次来青岛，在山东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接见了本市与外地赴青串连的红卫兵代表，表态说：青岛市委主要领导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导致了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准备召开协商会议解决问题，并到市委门前看望了学生宣传队。9月20日，青岛市召开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三方代表协商会议，主要协商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省委书记谭启龙与青岛市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元荣出席了会议，会上协商勉强通过了“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随后，纺织、铁路、财贸等单位的职工纷纷到三大院校送贺信、倡议书，慰问学生，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检查自己的错误。三大院校的红卫兵也到一些单位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表示向工农兵学习。
　　但三方代表协商会议根本没有真正解决青岛问题，和解只是表面现象，主张反市委的学生与主张保市委的工人和干部之间的矛盾分歧依然存在。而且，由于毛泽东在解决青岛问题的“9?1”复电、“9?7”指示中明确支持学生的态度，使得这种矛盾和分歧更加加剧,导致了青岛的社会局势更加复杂，红卫兵运动的形势也更加复杂。“9?1”事件后，青岛市委已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青岛市的日常工作主要由省委在青岛组成的工作组主持进行。造市委的反的红卫兵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思想更加膨胀，行为更加有恃无恐；而原来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五类”红卫兵由于家庭受到冲击，切身利益受到侵害，则反对造市委和各级机关的反。“造反派”、“保皇派”两大观点和立场对立的红卫兵派别开始出现。
　　二、青岛红卫兵运动的发展
　　青岛红卫兵组织的发展
　　“9?1”事件后，由于得到中央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青岛的红卫兵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各种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早期的校内选举产生“官办红卫兵”模式已逐渐失去了它的权威地位，而自发建立红卫兵的模式渐渐占据了主流。这打破了学校、班级、单位、甚至地区的局限，只要是观点相同的学生就可以凑在一起建立个红卫兵组织：有的由于不是“红五类”子弟，或平常表现不太好，学校“官办”红卫兵组织不吸收，就自行建立一个；有的是要求外出串连得不到批准，就自己成立个红卫兵组织拉出去了；还有的是到外地串连访问回来后自行成立的组织；也有的是少数外地学校红卫兵来青岛串连建立的等，等等。因而，这一时期建立的红卫兵组织规模也呈现千姿百态，有的上千人、几百人、几十人，有的只有三、五个人，最少的有两三个人的红卫兵组织。名称也是五花八门：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主席的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红后代红卫兵、中南海兵团、东方红公社等等，数不胜数。还有一些红卫兵的外围组织如红战友、红盟军、赤卫队等。
　　到1966年11月份，全市持有相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逐渐靠拢并联合起来，形成了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主要有“青岛市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工厂企业青年组成，约20万人）、“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中学学生组成，约3万人）、“青岛市红卫兵纵队”（技校、职业学校学生组成，约1人）、“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三大高校及部分中专学校学生组成，约五六千人）四支。
　　这一时期红卫兵组织的领导和隶属关系比较复杂：由于“9?1”事件后，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被打倒，市委瘫痪，各学校领导被打倒，学校停课，社会几乎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于是，各种观点、派别的红卫兵自发组织纷纷建立。这些组织大都是独立自主的，都自称是“受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但很明显，以中学生为主体的“保皇派”红卫兵是受原青岛市委、省委领导暗中支持的；以三大院校和部分中专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是受以“中央文革”为后台的青岛造反派头头王效禹支持的；也有一部分接受外地外校红卫兵组织的领导；还有一部分红卫兵组织不问政治，谁的领导也不听，我行我素，被称为“逍遥派”。
　　青岛红卫兵组织派别的形成，全市性红卫兵组织的成立
　　与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一样，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青岛的红卫兵组织很快走向分裂，形成“保皇”、“造反”两大派别。在早期的红卫兵组织内大都是“红五类”子弟，尚没有观点和立场的分歧，都是“造反派”，即都是在本校内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学校领导人的反的。“9?1”事件后，以三大院校为代表的大专院校部分非“红五类”红卫兵走到政治舞台的前列，青岛的红卫兵开始出现分化，以三十九中、一中、二中等部分中学的红卫兵（主要是红五类子弟）认为，反对和冲击党政领导机关都是错误的，主张坚决保护市委和各级领导机关；而以三大院校为代表的大专院校的部分红卫兵（主要是非红五类子弟）认为，市委及各级党政领导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砸烂市委和各级党政机关，对各级领导干部要进行批斗。“9?7”毛主席批示明显支持反对市委的学生后，主张造反的红卫兵学生开始得势，红卫兵组织出现明显分裂，形成观点和立场绝然不同的两大派别，即所谓的反对造市委反的“保皇派”红卫兵与支持造市委反的“造反派”红卫兵。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
　　1966年9月16日下午，四方机厂半工半读学校等11个单位的1500名师生在永安大戏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青岛市红卫兵总部”，参加者主要是工厂半工半读学校和技工学校的红卫兵，会上发出倡议书与成立宣言。不久，该组织又改组成立了“青岛市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和“青岛市红卫兵纵队”两个组织。其中，“青岛市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主要是吸收工厂中40岁以下的青年职工为红卫兵，办公地点在上海路 6号市工人文化宫。“青岛市红卫兵纵队”主要在商校、技校中发展红卫兵组织，办公地点在德县路天主教堂内。“青岛市红卫兵总部”、“青岛市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青岛市红卫兵纵队”都是当时保市委、听市委领导的所谓“保皇派”红卫兵组织。
　　9月19日，青岛三十九中、青岛卫校等27个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联合倡议：成立“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9月26日，正式发表了成立宣言，宣布要“造旧世界的反”。宣布参加“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的单位有46个，都是中学或中专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其办公地点设在太平路29号市政协礼堂。“第一总部”是青岛“保皇派”红卫兵的主要代表组织。
　　9月下旬， 青岛医学院等15个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也发起成立了“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参加的是以三院两校（青岛医学院、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化工学院、青岛航空工业学校、青岛冶金学校）为核心的大中专院校的部分红卫兵组织，办公地点在反修路74号（现中山路74号）。该组织是青岛当时所谓“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总代表。
　　“青岛市红卫兵总部”、“青岛市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青岛市红卫兵纵队”、“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的成立，标志着青岛红卫兵组织的派别形成，派性斗争走向公开化。他们虽然都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但各自为政，相互攻击，明争暗斗。他们都称自己是革命的，对方是反革命的，都攻击对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后来，两大派别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各自都成立纠察队，打派仗，发生武斗。越来越远离“红卫兵”组织成立时的初衷。
　　到11月、12月份，随着运动的发展，由于观点的不同和利益的冲突，各红卫兵组织之间不断发生分化和改组，同一所学校有两派、甚至几派红卫兵组织间的斗争，并且同一支红卫兵组织也分化成了观点不同的派别。“保皇”与“造反”两大派红卫兵组织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激烈炽热，经常发生武斗事件。
　　期间，两大派别红卫兵组织也都组织了全市性的活动 。如，“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青岛市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青岛市红卫兵纵队”11月9日联合倡议：号召人们要为“三五”计划做贡献，搞好车站秩序，搞好生产、节约，少坐车多步行，外地串连的同学尽量不在上下班时间乘车等；“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还动员了大部分中等学校的学生下乡支援三秋劳动；12月，“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在第三公园组织举行了有5000多名师生参加的纪念“一二.九”运动31周年大会，并进行了游行；12月13日，“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举行了有4000多名红卫兵进行的庆祝《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的游行集会活动；等等。以“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则在12月17日、19日举行了反美援越集会和大游行活动，抗议美国轰炸越南河内和我国大使馆行径。
　　青岛红卫兵的大串连
　　1966年9月5日，继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接见全国各地赴北京串连的红卫兵代表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各地师生“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等，全国红卫兵的大串连活动开始了。9月25日，青岛市首批2700余名红卫兵乘专车启程，赴北京串连、参观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随后，青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大串连运动开始了。到9月底，三大院校大部分师生都已赴京串连，工交、财贸系统半工半读学校也多已停课，大部分师生外出串连。进入10月份，中等学校学生开始外出赴济南、西安、北京等地串连，到10月中旬，所有中等学校都组织了外出串连活动，多半数师生参与。参加外出串连的红卫兵都是由青岛市或学校红卫兵组织统一选拔、统一组织的，有资格参加串连的都是经学校选拔的学生干部和学校的红卫兵积极分子，目的是到北京或者到那些“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好”的城市去参观学习，获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的。
　　到10月底以后，各学校基本停课，红卫兵的串连运动开始出现高潮。参加串连的红卫兵成分也开始复杂起来，有的是由学校红卫兵组织统一选拔、统一组织，有的是自行结伴组成红卫兵组织，从学校或街道开了介绍信外出串连。外出串连的目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外出学习“取经”的；有的是互相到外校、外单位串连介绍“造反”经验、帮助外地造反组织“造反”的；有的是组成宣传队、长征队进行“文化革命”宣传的；有的是怀着崇敬之情到革命圣地延安、韶山等地参观、“朝圣”的；也有的是借此机会免费外出游山玩水的。由于串连的红卫兵太多，造成了铁路与公路交通极度拥挤，从11月初，红卫兵们开始学习红军的“长征精神”，徒步远征串连，全市成立了80个长征队在省内试验步行串连，青岛市专门成立了“红卫兵步行串连办公室”，协助红卫兵做一些步行串连的组织准备工作，并接待外地来青岛串连的红卫兵。到12月中旬，本市的学校已全部停课，大中学校学生大部分去外地串连。三大院校的红卫兵还到本市的大工厂去串连“帮助”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山东海洋学院学生主要到纺织系统、山东化工学院学生主要到橡胶二厂、外地学生主要去四方机厂与工人讨论文革问题。
　　至12月底，外地赴青岛串连的师生也已超过12万，开始在电影院、居民家等处安排食宿。此后，外地串连人员更大量涌入青岛，数字难以统计。红卫兵的大串连运动严重地影响了青岛的社会秩序，学校停课，机关、工厂和农村的正常工作、生产和交通秩序严重混乱。虽然中央在1966年11月发出通知，要求停止红卫兵的大串连活动，但青岛与全国一样，红卫兵的大串连活动一直持续到1967年9月4日才停止。
　　三、青岛红卫兵运动走向极端和穷途末路
　　青岛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升级，并走向分裂
　　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通过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通电，呼吁全国各地红卫兵、革命师生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把运动引向“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目标上来，引发了各地党政机关的夺权风潮。11月、12月份，上海、北京的红卫兵开始掀起打倒陈丕显、打倒刘、邓、陶运动。
　　1966年10月底，青岛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开始升级，赴京参观学习的三大院校革命师生回到青岛后进行了列队游行，高呼“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随后，造反派红卫兵揪斗了市委书记张敬焘，并逼迫张敬焘向三大院校师生作检查。11月，省委驻青工作组撤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开始受到冲击，红卫兵喊出“打倒谭启龙”的口号，青岛的党政领导机构完全陷入瘫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12月份，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不断打压、分化瓦解“保皇派”红卫兵组织。12月8日，“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被“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的几千名红卫兵包围冲击，二三百人冲进校内进行言论攻击、砸抢办公设施，“第一总部”值班的负责人电话通知各区分部的红卫兵10000多人在第三公园集结，准备夺回阵地。最终，“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被赶出十一中大本营。12月18日，青岛医学院、山东海洋学院等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参加了冲击市公安局的行动。
　　12月30日，青岛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青岛市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青岛市红卫兵纵队”、“青岛市红卫兵第一总部”拒绝了“造反派”红卫兵要求其加入支持夺权的行列要求后，便遭到扼杀。组织在一夜间被已掌握青岛大权的造反派头头王效禹强行解散，办公处被摘牌封门，负责人被逼写“检查”。至此，青岛红卫兵两大派别之间的斗争以“保皇派”失败、“造反派”胜利而告终。
　　青岛红卫兵参与策划“1?22”夺权
　　上海发生造反派组织夺权的“一月风暴”后，青岛市的造反派也紧随其后酝酿夺权行动。1967年1月11日，“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等16个红卫兵造反组织夺取了青岛市广播电台的权。1月13日又与另外5个红卫兵组织联合夺了青岛市公安局的“权”。紧接着，1月22日，以青岛医学院的“东方红”、山东海洋学院的“中南海兵团”等红卫兵组织为急先锋的“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参与了筹划、组织青岛市的“夺权”行动，以在汇泉广场召开“青岛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名义，发动突然袭击，现场宣布与其它23个群众造反组织一起夺取了青岛市的党政大权，成为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简称“市革委”）的重要组成单位。由于是夺权急先锋，“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的负责人成为“市革委”的常委，其中，由54个委员组成的“市革委”，红卫兵就占了13个名额。期间，也有部分红卫兵强烈反对参与“夺权”行动，他们在会上质问“造反派”红卫兵的领袖，与赞成夺权的人展开辩论，闯进《青岛日报》印刷厂的排字间，勒令不准拣排有关青岛市造反派夺青岛市委、市人委权力的稿件，并且愤而退出参与夺权的“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
　　此后，三大院校、各大中学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相继夺取了本学校的党、政、财权，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勒令学校负责人停止工作，交待问题，听候处理，由造反组织主持学校日常工作。造反的红卫兵在夺了本学校领导权后，又冲击共青团青岛市委等单位，伙同社会的造反派夺取地方单位的“权”。“1?22”夺权后，青岛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彻底被打败，其负责人或被通缉、或被关押。其成员有的“易帜”加入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有的无奈出去远征当“逍遥派”，有的到工厂和农村去学工、学农。得权得势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得到扩大，失去对立面，内部的矛盾又突出起来，内部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新的派别斗争不断，武斗依然不断。青岛红卫兵的狂热和极端行为达到顶峰。
　　夺权后的造反派红卫兵在“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的支持下，于1967年4月1日召开“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以“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为基础，成立了青岛市统一的红卫兵组织——“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委员会”，简称“红代会”，负责全市的红卫兵工作。随着1967年3、4月份中央文革小组开始倾向倚重机关干部和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后，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就失去左右运动局势的地位，红卫兵运动开始走向穷途末路。青岛的红卫兵运动也逐渐走向衰微。但到1969年王效禹的造反派下台之前，“红代会”一直是青岛造反派掌权的“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组成单位之一，也一直是支持“市革委”的三大支柱组织之一，在这一时期的青岛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共青团组织瘫痪，其职能基本被“红代会”组织代替，全市性的青少年活动，如学毛著、批判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复课闹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系列活动都是在“红代会”的组织下开展。
　　四、青岛红卫兵运动的整顿和结束
　　党的“九大”后，中央开始着手解决山东和青岛问题。1969年5月开始清算王效禹的错误问题。7月解散了青岛的“文攻武卫”指挥部。9月成立中共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2月17日，青岛市召开了近30万人的大会，批判揭发造反起家的原“市革委”负责人王效禹、杨保华罪行。1970年初，青岛开始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工作。与此同时，青岛的红卫兵组织“红代会”虽然仍存在，但经过整顿，已彻底结束了其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的历史，与随后成立的共青团青岛市委筹备小组共同组织带领广大青少年开展全市性的学习纪念活动、学雷锋活动等。1975年，青岛共青团组织重建后，“红代会”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微妙，渐渐淡出政治舞台。
　　1978年9月25日，根据团中央的有关指示，青岛市红代会被撤销，红卫兵这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青年学生组织，历经12年多之后，从青岛历史舞台上退出。
来源：《青岛党史》2010年第4期 （作者单位：共青团青岛市委青年运动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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