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liyong：回忆1966年的“八一八”

yangharrylg

人的一生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事，并不需要刻意记住每一件。而有些事想忘记也做不到。很多人都记述过1966年的“八一八”，但不一定是亲历者。
1966年的那个夏天，特别闷热。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的时候，毛泽东并不在北京。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第二天报上发表了游泳时他对身边人员讲的话：“别人都说长江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当时就感到这些话似有所指，弦外有音。这时的北京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学校已经停了课，校长和书记都成了“走资派”被打倒和被斗争了。为了稳定秩序，刘、邓向大专院校派驻了工作组。7月29日，在人大会堂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会场上好多红卫兵提出自己的疑虑，甚至辩论起来。刘少奇在会上讲：你们问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毛主席在会议快结束时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满面怒容，令人惊讶。原来，毛主席已经秘密回京了。看到毛主席来了，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有些吃惊。我们想鼓掌，但又不敢，因为不明白他的气从何来，是冲着谁的？此时该不该鼓掌，谁也不敢带头儿拍第一下。但仿佛觉得刘、邓处境有些尴尬。几天之后“小道消息”就传出，毛指责刘邓派工作组这件事是对学生搞“白色恐怖”，他主张“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不要限制群众运动。刘邓二人受到批判、承担了责任，后来又多次检讨此事。
红卫兵已经冲向社会，开始“破四旧”和造反了。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是一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一个女同志）自杀、校长被拉到中山公园里围斗和毒打、教务主任（女）被逼疯，一位和校长关系密切的老师自杀……我们这样一个只有四、五十个教职员工的中学，竟有六人相继自杀，完全瘫痪了！教师们不是叛徒就是汉奸，再不然就是反革命和美国特务！学生中也有自杀的。作为一个普通学生，自己觉得很盲目和无所适从。那时学生虽然不上课了，老师也不敢教课了。但还是必须遵守作息，每天按时到校。来了又没事可干，就是看看大字报，看看谁被“揪”出来了，谁又“自绝于人民”自杀了等等，到了放学时就回家去。
8月17日，首都红卫兵组织通过逐级传达到学生，说18日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小将”，今晚不准回家，连夜集合待命。那一夜是很难忘的一夜，学校里有些班级发生了武斗事件，出身好的学生（即父母亲是革干、革烈、革军的人）打出身不好的学生和老师（即三代中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的人），有的学生和老师被打得遍体鳞伤。行凶的场所就在各班教室，惨叫声音不时地传出来。后来我们看见，有的班教室四壁和天花板上，都溅有血迹。
大约是晚十点左右，各班开始集合出发到天安门广场去。天安门在我校东边有六里地，预计到广场用不了一个小时，但实际上走了三个多小时，人太多走不动。我们的队伍行进在长安街上，只见人山人海、火光熊熊。西单以西的长安街路南，有一处大宅院，那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的家，因为演出《海瑞罢官》受到迫害，被赶出家门关在哪里无人知晓。这所住宅临时成为“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指挥部，简称“西纠”，后来改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指挥部”，简称“联动”。西单路口以东的“天源酱菜园”、“文华文化商店”、“鸿宾楼”饭庄等处都被红卫兵砸了，字号牌匾被拆下了烧掉；路口以北也有火光，许多人在欢呼、手舞足蹈。
在长安街上我们遇到了师大女附中的队伍。我们两校从文革前就是“友谊校”，我们是男校，她们是女校，两校经常搞联谊舞会和“夏令营”。在这两所学校里就读的首长和高级干部的子女是最多的，比现在说的“官二代”“富二代”可牛多了，都是“阿哥”和“格格”身份的人物，“衙内”身份的要算是很低的级别了，在学生中“通天”的人很多，小道消息也最灵。尽管毛主席早就说过“干部子女是一大灾难”、要求干部严格教育好子女的话，有些人还是依靠父母权势而优越感非常强烈。两所学校在长安街上不期而遇，犹如战友重逢，非常兴奋。当时就有不少人脱离学校队伍加入到打、砸、烧的行列中。混入其中“打便宜手”的社会闲杂人等更多。
到达广场时，约为18日凌晨一、两点钟，离天亮还有很长时间。我们被安排在金水桥旁边的观礼台上。这里上可仰视天安门城楼，下可俯视整个广场。领头儿的红卫兵带领我们不停地唱歌，歌的名字叫做《万岁，毛主席！》：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伟大的领袖，英明的导师，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这支歌是新疆曲调，很上口，从昨天晚上就一遍接一遍的唱，我们都是从昨晚就没有喝水也没吃饭，一直唱到口干舌燥，东方发白。天亮不久，约早晨七点多钟的样子，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陆续到来。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乘坐的是苏联产的“吉斯”牌轿车，高大威严；其他领导人的车是什么牌子我不认识，车子在离我们不到30米的金水桥头停下来，首长们穿的都是灰色中山装，很精神、很亲切。毛泽东下车后立即被一群红卫兵围住。警卫人员保护着毛主席，用力推搡涌上来的人群，想给毛主席让出一条通往天安门的路；但毛主席奋力推开警卫人员，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抢着和拥上来的红卫兵握手。毛主席特别兴奋，红卫兵们也很激动。毛主席看着对他束手无策的警卫员们，显出得意神色。这些情景我们在观礼台上看得很清楚。
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乐曲的奏起，毛主席等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我们看到，此时的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等已经换上了绿军装，毛主席的军装不很合身，有点小，也没有系上领扣儿。我们也惊奇地发现，首长们所站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刘少奇从第二位站到到了第八，林彪从第六位站到了第二位。我们敏感地觉得这表明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有了变动，联想到前些天在人大会堂开会时刘少奇的表情，觉得刘少奇肯定出了问题，因此有些议论纷纷。
此时广场上高音喇叭里传出一个消息，毛主席在城楼上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广场上所有人沸腾了。我身边的很多红卫兵痛哭流涕，有的跪倒在地，嘴里默念“毛主席啊，毛主席，我终于看到您老人家了！”用头磕汉白玉的栏杆，鲜血印在汉白玉栏杆上。广场上巨大的音响，也不能淹没红卫兵的哭声，还有一浪高过一浪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一阵混乱之后，林彪开始怪声怪调地讲话了：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你们好！我代表党—*中*—央，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我们要打倒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他的讲话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数十次，掌声经久不息。广场上喇叭还带领红卫兵高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之后，《大海航行靠舵手》再次响起来，检阅开始了。一队队红卫兵从广场自东向西，接受检阅。队伍在经过东华表时开始行进缓慢，到了天安门城楼对面就走不动了，数十万红卫兵堆在一起，翘首以盼。我们在高出广场地面好几米的观礼台上，只看见红卫兵像潮水一样身不由己地涌向金水桥和城楼，他们呼喊着口号，想近距离地看到毛主席。此时如果发生踩踏情况很危险，城楼上毛主席和周恩来向城楼下挥舞臂膀，手势从东向西，示意游行队伍不可停留、不可涌向天安门，但指挥不灵，红卫兵队伍仍然不可阻挡地向天安门城楼围过来！城楼上的首长刘少奇、朱德、聂荣臻等老帅神情严肃、焦急。毛主席和周恩来摘下了帽子，向城楼下积聚而来的数十万红卫兵用力挥舞着，只有林彪始终面带微笑，拿着“小本本”（毛主席语录）在耳边轻轻地晃动着。此时广场上高音喇叭喊话了：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司令，红卫兵最忠于毛主席，是最听毛主席指挥的！队伍不要在广场停留，队伍不要在广场停留，请按顺序向西行进，请按顺序向西行进！到赵登禹路再散队，到赵登禹路再散队！”（注：赵登禹路在天安门以西两公里处，以前的各类游行都是到此才可疏散。）
在整个检阅期间，广场上一直响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乐曲，后来的队伍就比较有秩序地行进了。毛泽东几次在城楼上从东边走到西边，又从西边走到东边，不停地向下、向远方的红卫兵招手、挥帽致意；在广场高音喇叭带领下，红卫兵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当他走到天安门城楼西角的时候，向远处挥手。摄影记者将多半个身子探出城楼，冒着跌下来就会粉身碎骨的危险，掀动了快门，留下了那个历史性瞬间。这时我们就在他的手下，千万双眼睛都在向上仰望着他。第二天所有报纸都刊登出这张照片，同时刊登的还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女生给他带袖章的照片，以及林彪讲话的全文。
毛戴上袖章，表明他支持红卫兵，而且是红卫兵的最高司令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指的就是那张照片，也是“八、一八”那天出现的一个新口号，成为红卫兵又一个新的座右铭。1966年下半年这样检阅共有八次，受阅人数达1000多万。一批批受阅的“革命师生”是毛主席从京外请来的“客人”，北京设有接待站，包吃住包交通，但须交定量的“粮票”。为了减少混乱，我记得从第四次接见起，改为毛主席和首长乘坐军用吉普在广场检阅，忘了从那一次开始又改为受阅者乘坐卡车通过广场。被接见的红卫兵回原籍后即把“文革”的火种在全国点燃，长达十年的**也由此愈演愈烈。
在“八一八”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局限在北京地区，全国各地没有普遍响应，毛主席对此不满意。利用红卫兵的忠诚并通过上述方式把文化大革命以运动形式推向全国，接见红卫兵就是动员令；一次又一次的接见就像给文化大革命注射了一支又一支的兴奋剂。前一段的运动虽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过火行为，但还是被指责为受到了刘、邓路线的压制而不能充分发动群众。此后“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更是令人发指。
“八一八”前后发生的事留下了至今难以解释清楚的信息。没有经历此事的人一定觉得挺好玩儿的，我却像经历了一场战争。狂热的个人崇拜及种种凶残、丑恶的行为，萌发着使运动必然崩溃的种子。正是从那天以后，逐渐认清了一些事情，比以前冷静了。
本文是值此事件46周年之际写成的，再过四年就是50周年了。今后中国将更加开放，现在还不能接受的某些观点到那时就能顺理成章了。因此，那个时候还会有更多关于此事的信息，为了使这样的事永远不再发生，少几个“起哄架秧子”的也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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