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gyucheng007：难忘一九六六（青岛二中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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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一九六六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青岛二中校园原本紧张而有秩序的学习气氛突然被打破。
        本来很少露面的贺文光校长这几天突然连续在校园出现，脚步匆匆，神情凝重。这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好像心事重重。
        初中三年的课程已全部学完，我和同学们进入总复习，准备毕业考试。这几天同班的干部子女也开始沉默寡言，课间休息时，我忍不住问张利民：“怎么了？”“要出大事”他简单地回答。
         没过几天，老师宣布暂停复习，按上级的指示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至此，前几天还处于保密阶段的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逐步公开。一时间，校园里沸腾了，到处充满着火药味。老师同学齐上阵，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一夜之间校园里到处贴满大字报，学校的“四大”开始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激励着年轻的学生们。学校开始失控，学校已不像学校，学生变成了斗士。
         学校的领导瘫痪了，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不久便戴着“压制学生运动”的帽子撤出，全校上下处于无政府状态。
        十六岁的我面临这一切，开始是茫然和不知所措，但还是按时到校，没有目的，没有目标。看到老师、同学写大字报，也拿起笔作刀枪，从报纸上摘抄几句政治口号，表明自己“誓死保卫毛主席，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比起同班那些干部子女同学，“革命积极性”则差了许多。记得我班团支部书记杨克娜同学，父亲是老八路，在市公安局任职，在班上举行的讨论会上激动地表态：“我的父母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打江山，现在我又赶上第二次大革命，我太幸福了。”“现在有人反对毛主席，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而我的父母是工人、贫农，没有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光荣历史，仅仅是被毛主席、共产党解放的劳苦大众，对于“革命”，对于“参加革命”，我总觉得比起那些出身于革命家庭的同学差一截，虽然那时我知道我已属“红五类”，但革命斗争精神远不如这些同学。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几乎是天天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我记住的其中一篇题目。把这些社论收集剪贴成册，成为我当时所作事情之一，尽管我并不理解这些社论的“伟大意义”，只认为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既然决定“参加革命”，有了这些指示，就有了“革命方向”。
         七、八月的一天，学校内操场，繁茂的梧藤树下，“青岛二中红卫兵”成立仪式正在进行。因我事先已见海报，所以早就和不少同学围在外围观看。几乎清一色的海军军服、腰扎武装带，军帽、军鞋，只有两三个穿陆军军服。胳膊上佩戴着鲜艳的红卫兵袖章。在二中就读的所有驻青北海舰队、6037部队的将校子女，雄赳赳气昂昂地排列成行，队首飘扬着鲜红的红卫兵旗帜。易海燕（北舰付司令员易耀彩之子）庄重宣告：“青岛二中红卫兵”今天成立了！接下来由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潘焱（北舰付司令员）之女儿代表首都红卫兵向青岛二中红卫兵致贺词。仪式在“红卫兵战歌”声中结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子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地蛋！”
        由于“党内有人反对毛主席”而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红卫兵”这一群众组织，意指给毛主席当卫兵。青岛二中最早成立的红卫兵，完全建立在“血统论”基础之上。第一批红卫兵成员，百分之百是部队领导干部子女。“文革”初期，中央有指示，军队不搞“文化大革命”，因此部队领导机关没有受到冲击，也没有部队领导干部被打倒。相比之下，地方领导干部就没那么幸运了，像我班兰军同学，她父亲是市委委员、市委监委付书记，因被市委派驻青岛医学院任工作组长，而成为青岛第一位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而她和哥哥兰天因此受到牵连，别说“二中红卫兵”不敢要，就连紧接成立的以地方领导干部子女为主的二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不敢要。这就是“血统论”，就是这样肆无忌惮地毒害着我们这一代。
        在二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之前，我和不少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参加了“二中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二中红卫兵”成立后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对我校教师中的“牛鬼蛇神”进行“专政”。凡是家庭或本人有历史问题的老师，统统被打入另册，关进设在分院的“牛棚”进行改造。而我们则协助红卫兵进行看管。我亲眼看到，在学校分院“牛棚”，教我们音乐的老教师被迫自编自演“接受改造”的歌曲：“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敢乱动，革命群众把我砸烂砸碎！”
        不久，高三校友王宝廷、李晓群等组建“二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虽然也以“血统论”为基础，但吸收工农子弟。申请后，经“政治审查合格”并由我班红卫兵李耀华、谢小榕证明，我和胡培基、周家祥三人成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在“二中红卫兵”对本校“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期间，先后有三名教师死于非命。
        我校两大红卫兵联合其他学校红卫兵，组建红卫兵青岛“第一总部”。
        八、九月间，红卫兵对“牛鬼蛇神”进行抄家、遣送的“革命行动“达到高潮。我记得抄家数量最多的路段是在齐东路。没有法制，没有政策，没有约束，就连工商业者（资本家）也被抄家。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晚上，地点好像在费县路与云南路交界处，家中无人，两大红卫兵联合小分队破门而入。我听说这家是“历史反革命”，男人是逃台国民党军官。灯亮之下，屋内破旧不堪，当我觉得不会有收获时，两个二中红卫兵用刀子豁开床上的棉被，用手在棉絮中捏摸，一个个沉甸甸的棉球被揪下来，撕开一看是金元宝，记得好像是十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元宝。
        在当红卫兵期间，我接受了一次遣送任务。命令下达给我时已是晚上，“勤务组”让我带领两名低年级红卫兵，连夜遣送一家“历史反革命”回原籍。被遣返的这家住在从福山路到第一海水浴场中途位置，因为天黑，具体哪座楼已记不清。我们到达时，街道办事处的人已监督将其家具装车，搬迁手续已办妥。我与街道办完交接，押着人和车到达火车站。遣返目的地是莱西县，青岛至烟台的列车需等到明天，而街道的要求是今晚必须遣离青岛。没办法，只有最后一趟去沈阳的车了，半夜十一点多开车。到了蓝村火车站下车，在候车室等待天明后转车。
        凌晨两点的蓝村火车站侯车室，三个青少年红卫兵，围押着一家人，当时的情景引起铁路公安的注意。一个警察把我叫到隔壁办公室询问情况，“你们这样太危险了！”当得知两男一女三个小红卫兵手中没有任何武器执行押送任务，他采取措施帮助我们了。首先他从这家人随身携带物品中搜出菜刀、擀面杖之类给我，然后找了一块硬纸壳，让我写上“历史反革命分子”，挂在男主人脖子上，以便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天明了，我们乘上去烟台的火车，在一个小站下了车，雇了几辆小推车装上同车卸下的家具，手握菜刀，押送着人车，浩浩荡荡向公社驻地进发。到了公社办完交接手续已是下午，我和俩个伙伴来到路口，一辆卡车从北方驶来，站在路口一招手，车停下了，“师傅，车到不到青岛？”司机看了一眼我胳膊上的红卫兵袖章，“上车吧。”
        半夜在蓝村火车站警察对我的帮助，我至今未忘，而那块为引起人们警觉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牌子，日后却带来政治纠纷。好像半年以后，被我遣送的那个人到学校找到我，要我为那块牌子出具证明。原来这块牌子牵扯到被遣返人的政治待遇，街道和公社各执一词，我实事求是地将牌子的来历给予证明，签上我的名字并加盖二中红委会的大印。因为那时两大红卫兵已不复存在。
        从八月十八日到九月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已三次接见红卫兵，青岛二中的两大红卫兵组织纪律还是比较严格的，不允许个人随意行动。到了九月底才传来要去北京的消息。十月一日晚，二中两大红卫兵作为青岛市红卫兵、学生代表的一部分，集体乘坐青岛至北京特快列车，第二天上午到达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首先到了天安门广场，心情是那样的激动，再就是去清华、北大。心中向往的两所高等学府，冷冷清清，只有镶刻的“工程师的摇篮”无声地迎接我。首都的红卫兵早就到全国各地“串联革命”去了。回到西直门临时住处，我感觉身体不舒服，躺在地铺上，身上冷一阵热一阵，晚饭也不想吃。同屋的战友叫来随队女校医，量了一下体温，三十八度多，给我吃了两片“安乃近”。那天夜晚，我一直迷迷糊糊的。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十月四日，我们接到期盼已久的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我拖着软绵绵的身体，强打起精神，跟随队伍来到一条大街边，焦急地等待，焦急地等待那期盼已久的时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人群躁动，我身后的人拥挤上来，我翘起脚尖赶紧望去，一辆辆敞篷车急驶而过，慌乱中只看见中间一辆车上一个戴墨镜的像是陈毅，至于第一辆车，说实话，只看见了几个背影，速度太快了。听到人群中“我见到毛主席了！”的叫喊，我默默无语。
        这天下午，我支撑着，来到王府井大街，为父亲买了一顶“盛裼福”棉帽。晚上便与战友们上了北京开往青岛的特快列车，第二天上午回到家。
        回到家的我，第一件事就是往床上躺。事后父亲说我“上了趟北京差点把命搭上”，因为回家后的当天下午，母亲送我去山大医院看病，肺炎、胸膜炎。得知我刚从北京回来，医生说幸亏回来了，不然麻烦了。打针、吃药一个多月，把命捡回来了。这期间，我的红卫兵战友们以首都红卫兵为榜样，天南海北地搞“革命大串联”，而我哪儿也没捞着去。
        等我恢复了元气，已到十一月下旬。
        到了一九六六年最后一个月，形势大变。
        当我再去学校，想“继续革命”时，迎接我的是各种各样的“革命造反组织”及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彻底批判两大红卫兵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中兵、主义兵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又一次茫然和不知所措。八月十八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宋任穷的女儿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镜头还历历在目，怎么一转眼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昔日那些在红卫兵面前抬不起头的同学，一转眼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没办法，既然大势已去，只有声明退出。
        摘下红卫兵袖章，就像退伍兵脱下军装。
        公元一九六六年夏，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产生的“红卫兵”，昙花一现。
      “红卫兵”及其运动，虽然短暂，但以历史的真实，永远载入中国近代史册。
        是非功过，谁人给予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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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
                            红卫兵
                二零零八年三月五日
                   历史回首亦生情，
                   场面重温好反省。
                   横扫鬼神震敌胆，
                   御用兵力毛泽东。
                   肃清异己怯敌反，
                   调军动警法不容。
                   书生狂热无约束，
                   何不借用红卫兵。
              注:老同事马全瑞读我的《难忘一九六六》有感，发来短信诗一首：腥风血雨六六年，神州大地起波澜。夏青葛兰音犹在，牛鬼蛇神闻胆寒。青年学生作先遣，打砸抢抄红遍天。革命形势在发展，农村边疆去锻炼。作为第一代红卫兵的我，“文革”四十年后曾多次对当年红卫兵的狂热进行反省，总想找出一个符合历史的答案，但是很难。“文化大革命”已被定性为“十年动乱”，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成为历史谜团。看完老马的短信诗，随即写下七律.红卫兵一首，作为对红卫兵及其运动的个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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