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和县中学文化大革命文章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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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批斗宁、方、陈



2012/2/12 11:02:55 来源：西和县文史资料 编辑：张蕾 1072 0 0
    1966年5月31日上午，西和一中校园内的墙壁上突然贴出了署名“革命教职工”的揭发批判宁世忠、方天柱和陈增吉三位老师的大字报。大字报指名三位老师为“资产阶级黑线”和“黑帮”。其罗织的主要罪名是: 宁世忠为学生修改的发表在《海涛》墙报上的童谣是: “诬蔑和攻击党”、“攻击政府”。方天柱被指责在教学中业务挂帅。陈增吉因历史问题被扣上“CC特务”、“阶级敌人”的帽子。大字报贴出当日，各班停课搞运动，学校从此大乱。6月1日，全校各班及教师贴出了批判宁、方、陈的大字报，并勒令三位老师“检查”。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5日、6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 》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要“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从此，学校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接连不断，全校大会、班级批斗会轮番进行，“革命高潮”一浪高过一浪。随着“革命”的深人其它一些老师如卢清夫、陈兰敏等也被卷了进去，同时受到了批判，形势越来越紧张，斗争逐渐扩大化。6月11日，县委召开了由县直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一中学生九百多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大会，宣布了撤销宁世忠高三班班主任和方天柱语文教研组组长的职务，并同陈增吉三人一律停止授课，开展批判斗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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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教师整风和集训班
2012/2/12 11:04:01 来源：西和县文史资料 编辑：张蕾 784 0 0
    l966年7月8日至9月20日，全县所有中小学教师共507人利用暑假集中在南关小学和北关小学进行整风，揭发批判反革命“黑帮”、“黑线”人物，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为期74天的暑假教师整风中，有60人受到了批判斗争，占参加集训总数的11.8 % ， (其中有44人为一般教师)。有80人写了检讨，14人罢了官，解雇了一部分不应解雇的代课教师。同时通过揭发深挖，共揪出“黑帮”和“右派”分子26人。其中中学教师有: 何坝中学的许国康、莫先奎，洛峪中学的姜锐，石峡中学的毛振济，小学教师中有何自诚、腾天喜、唐兆刚、张义民、周志英、胡效儒、窦五桂、李秉端、石玉如、刘志汉、张志祥、纪莺等。整风结束后，将揪出的26名“黑帮”和“右派”集中在中山街县文化馆办“集训班”。“集训班”除纪莺老师是女的住了一个单间房外，其余全部住通铺草铺，吃饭和参加全县批斗会都排队，由“集训班”工作组人员跟着，白天外出必须集体行动，晚上站岗放哨，派人监视，私人来往信件、电话、电报，必须经工作组审查，有的被扣压。并且对26个人每人派有一个专案人员，搜集整理材料，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报纸文件，同时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直至1966年11月30日，在县委礼堂召开的传达中央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县委常委、县长郭世龙讲: 26名专政老师问题是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宣布全部恢复自由。接着又在县剧院召开的全县干部职工大会卜，县委书记宇文荣宣布被专政过的教师予以平反〔平反名单中无许国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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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工作组进驻学校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012/2/12 11:03:28 来源：西和县文史资料 编辑：张蕾 740 0 0
    1966年6月7日，高三学生 (当时西和一中高中部每个年级只一个班)针锋相对地向校党支部书记范德铭 (当时一中无校长，校党支部书记主持学校工作)贴出了 (看浪游香山的实质》的大字报，并向党支部办公的小院大门贴出了白对联。6月11日，县委在一中由派驻两名观察员的基础上派驻了工作组，人员由两人增至七人，由副县长金英杰任组长。接着，教师王鹏贴出了题为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大字报，对学生们批评校党支部发表了看法。6月23日，高一班学生以集体名义又写出了驳王鹏老师大字报内容的大字报，标题是《驳 <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工作组抓住标题之误，当时通知了邮电局、农具厂、粮食局等单位干部职工来校看这张被认为是“毒草”、“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并发动县直一些单位将批判这张“毒草”的大字报贴进了学校，外单位来校看大字报的职工还与高一学生当面发生了争论和争吵。6月25日工作组提出了整团口号，开始了以整团和整顿班干部为内容的整风活动，每天不间断地开会、学习，在学生及教师队伍中摸底排队，划分左、中、右 (左派，中间派，右派)。同日，又将工作组成员增加至十五人。高一班团支部书记及班长被停职勒令检查。工作组认为，“现在不整团，团的领导权就会被人家掌握，运动就搞不下去了……”。当时高一一些学生压力很大，有的受到家长打骂。县委发现后明确指出“在学生中提出整团，是转移斗争目标”，并责成迅速纠正。三四天后，工作组才又宣布对班干部、团干部复职。6月28日上午，工作组研究决定对一中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五条措施: 一、范德铭停职检讨;二、吕希谦停职检讨;三、魏孝庭 (校医)搬出医务室，停比工作检讨，把药房封闭;四、王鹏和吕希谦退出工作组办公室;五、一中支部和学校团委的工作由工作组代替。当口，范德铭被造反的师生扣上了“三反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帽子开始批斗并长期专政。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批判斗争的对象除了宁、方、陈“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外，又陆续增加了范德铭、工鹏、吕希谦、魏孝庭和卢松年等。他们有的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有的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和“黑线”、“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名，长期限制人身自由，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和杂役工作。在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时，不时被罚站、踢打、辱骂并每天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还要当着学生的面给毛主席像跳“忠字舞”。随时接受任何一个班级或造反组织的批斗。同月底，县委又向二中、三中和民中三所学校派驻了工作组，至此全县各中小学校都陆续停课闹革命。以后把县委和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时间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1966年8月16日，县委按照《十六条》及上级指示精神，撤回了驻校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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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一中红卫兵组织的产生
2012/2/11 14:44:11 来源：西和县文史资料 编辑：张蕾 1570 0 0
    西和县的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8月中旬首先在县一中成立的。西和一中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吸取了北京等地红卫兵组织的经验，完全采取了一套极左的组织路线。即“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把“黑五类”学生及其他学生排斥在外，而由所谓一色的“红五类”来组成。当时，够条件参加者不到50人。所谓“黑五类”，即父母任何一方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当过国民时期的军官、警察、保甲长，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青红帮及教师通信网、一贯道等组织，父母亲的姐妹兄弟及配偶以及岳父母、舅父母有以上问题者均属“黑五类”。“红五类”则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军人 (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革命领导干部以及城市贫民中的子女，且主要社会关系舅父母、岳父母、姑父母等无“黑五类”嫌疑者。当时以所谓的这一“阶级路线”作为吸收红卫兵的条件，划分革命与不革命的界限。红卫兵组织成立大会上，同时开始了破除“}日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内容的“破四旧”活动。首先砸掉了学校礼堂 (即孔庙大成殿)屋脊上的兽头锯掉了飞檐。同时，走出学校搜查烧毁民间珍藏的古玩书画和县剧团的古装戏服，在全社会展开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红卫兵组织不时开展内部纯洁队伍的活动，一经发现本组织成员有“黑五类”嫌疑者，立即“开除”出红卫兵组织。纯洁队伍后的红卫兵成员，从成立时50多人减少到30多人。此后，一中又根据外地经验，对不够条件加入红卫兵，且本人父母不是“黑五类”者，降格组织成立了红旗兵，第一批参加者也不足50人。之后，几经变化，到长征大串连开始，红卫兵已不是纯“红五类”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了，而已是“文革”中的初高中及大专院校学生、老师的统称了，这就是红卫兵组织在西和产生的史背景和由来。
    1966年5月31日，西和一中党支部按照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和县委安排，部署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首先由部分教师贴出了揭发所谓西和一中“黑线”和“黑帮”人物的大字报。6月1日，学校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教师队伍中的所谓“黑帮”人物。一些在教学上卓有成效且又受学生尊敬的教师被打成“黑帮”，并对其实行专政。天天监督接受劳动改造，交待所谓反革命罪行。当口学校决定停课闹革命。几天后，教师们和年纪大点的高三学生渐渐醒悟了，觉得这么做不对啊，我们的老师怎么是反革命呢 ? 就给学校党支部贴出了大字报。县委觉得一中的“文化大革命”出了问题，运动的矛头怎么会指向党了呢 ? 于是，6月7日县委向一中派进了工作组，开始了以整团和整顿班干部为内容的整风活动，其目的要确保和引导一中“文化大革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其间，工作组对学生秘密进行摸底排队，划分左中右，追查学生背后的主谋者，搞得学生教师人人自危。同时，斗争的矛头仍然直指教师中的“黑帮”分子，批判会一场接一场，大字报一浪高一浪。也就在工作组取代校党支部直接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不知从哪儿拣到北京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署名铅印的一张传单，题目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胜利万岁》，红卫兵对这张传单如获至宝，在各班级学生中反复学习宣传。该文公开称“黑五类”学生为地主阶级的“狗患子”，鼓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千百年来基本如此”等“血统论”观点。说这些“狗崽子”的父辈过去剥削压迫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压迫他们及其子女呢 ? “我们才提阶级路线，他们就害怕了，感到恐怖了’，“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红色恐怖”，这就是“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等。这样以来，“黑五类”学生就更抬不起头了，整天被骂得灰溜溜的。大人们抓阶级斗争还罢了，还未涉世的年幼无知的中学生，何罪之有 ? 父母及亲属有历史问题，不是子女之过啊 ! 然而，还是天天批，天天骂，看来，父母的问题得让子女们永远背黑锅，并永无出头之日了。那个年代有这类问题的子女，在校入不了团，入不了红卫兵，走出社会不管有天大本事，仍然混不出个人样来，尽管有“有成份，但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然而享受了“重在政治表现”待遇的有几个呢 ? 那个年代，阶级成份就像一只无形的金箍圈，只要一提起就让人头疼，就让人自卑，感到低人一等，处处不如人。正因为这个原因，“红五类”的红卫兵们由县上领导带队坐车上京，接受毛主席第六次大检阅，而“黑五类”的“狗患子”和其他师生却被发放各公社农村帮助贫下中农搞秋收，接受贫卜中农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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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红卫兵长征大串连
2012/2/10 15:18:17 来源：西和县文史资料 编辑：张蕾 1470 0 0
    1966年10月下旬，驻校工作组研究决定，把一部分学生包括“黑五类”学生，由一些老师带队派往六巷等各公社，帮助社员搞秋收，掏洋芋、收包谷，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将“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及个别红旗兵，单独组织起来也在石堡搞秋收。从学校出门下乡是同一天，然而出了学校门就各奔前程了。在石堡搞秋收的红卫兵们，早已有人在北道办好了上北京的火车票，在秋收中突然间撤离了石堡城，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接受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一场的第六次大检阅。
    笔者当时是在六巷公社帮助贫下中农搞秋收的，同去的是除了在石堡“劳动搞秋收”以外的同班部分同学和老师。第一天下乡先到六巷公社王坝大队，以后在上巷、廖坝、郭坝各大队与贫下中农一起收包谷、掏洋芋，一个大队劳动3天。我们在郭坝只劳动1天，就下起了大雨，接连两天大雨不断，我们只好在六巷公社院内 (公社当时在一个解放前地主家的四合院内)打扑克、下橡棋玩耍等候天晴。当时公社的收音机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大连海运学院11名学生步行到北京串连，毛主席接见了他们的新闻，《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我们听到后，再也呆不住了，背起背包冒雨返城，开始了徒步大串连上京的联络和筹备工作。我们21名师生 (学生20名，老师1名，其中女生7人)联合起来去县委找领导，要求步行长征上京串连。找到了宇文荣书记，他说: “你们才十几岁，年龄太小，步行出去我不放心，你们的家长也不放心，还是等机会县上派人带上坐车去”。我们又去找夏征瑞书记，他说: “好嘛 ! 这是好事情，你们出去锻炼一回。你们学地理，但没见过黄河、长江是什么样，出去见识见识吧”，我们的请求被同意了，财政局给我们21名长征队员每人发了40元现金，一双高腰蓝布球鞋，学校开了介绍信，并缝制了一面鲜红的大旗，上面写着“甘肃省西和县第一中学毛泽东思想长征红卫队”，于11月1日清晨8时，从县城向北京进发了。县委宇文荣、夏征瑞书记等，组织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敲锣打鼓放鞭炮把我们第一支西和县的红卫兵长征队员一直送出了北桥头。
    长征大串连出发前，除了县上给的40元人民币外，学生各从家里拿了二、二十元不等。我自己拿了家里40元，总计80元。每人带了10双草鞋，20斤熟面，也有带锅盔的。每人背包后面又挂了个用纸烟箱做的小黑板,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还额外带了块刻蜡板用的钢板和一筒蜡纸及粉笔等。这样，我们就开始登上长征去北京大串连的征程。
    我们这支长征队组织得比较严密，有号兵带着军用小铜号;有尖兵 (专门拣身体强壮而又灵活者2名队员担任)负责路上先行联络住宿，吃饭的登记等服务工作;也有卫生员带有简易西药;也有宣传员，由我负责。沿途换写队员背包上的小黑板，刻印宣传品以供队员们路上向沿途群众、住宿点和途中，遇到的其他队的队员散发传单等。我们走时还拿着地图和指南针，从西和一出发就确定，大方向朝北京，沿途不拐弯去大方向以外的地方和大城市，主要是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陕西、延安、山西文水、阳泉、昔阳、大寨以及石家庄就在正东北的一条路线上了。11月3口下午，长征队到达天水，尖兵到专员公署报了到，专署副专员郭贞祥接见了全体队员，并以自己当过兵的亲身经历向队员们讲述了行军常识及应注意事项。接见后，给我们安排了晚餐并留宿l天。把我们用纸箱做的语录牌，换成了用红漆漆成的五合板语录牌，还给了换写用的毛笔和白、黄广告。我们进天水的当天上午，天水地市直机关千部职工刚刚送走天水师范的第一支长征队，他们已接受了毛主席五六次检阅后从天水出发向重庆长征了。11月5日，天水地市直机关的干部职工几千人用长长的竹杆挑着鞭炮、敲着锣打着鼓把我们从当时的市招待所送出了东桥头 (即峨山厂)前的大桥上。
    长征，确实是艰难的，它虽不同于红军当年爬雪山过草地，但也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罪。十六七岁的学生，而且有三分之一是女生，每人背着三四十斤重的行李背包 (主要是被褥)，开始时超过40斤。到达延安时，熟面也吃光了，草鞋也穿完了，背包才减轻了些。从西和到延安前，各地还都没有设红卫兵接待站，我们走到哪里就找生产队长安排食宿，住宿不要钱，吃饭不分好坏每顿开两毛钱，每天在哪儿住宿 ? 按出发前从地图上查找的计划进行，不论时间长短、迟早，晚上必须住在计划的地点。早上5点半出发前，号兵站在村口的高坎上吹号，集合队伍，一起出发。路上，饱一顿饥一顿，有时一天也没处吃饭，在自己随身所带食品吃完的情况下，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时，只好打山上的野果来充饥。在陕西富县的石场子往甘泉县行进的过程中，进入了一百多华里路程的大森林，前不见村庄后不见人烟，幸好林中还有挂在树上的干石枣子和倒挂牛刺籽，我们上树摇的摇，树下用木棍打的打，连吃带拿总算熬过了饥饿关。后来，在陕西省的宜家泛和盘石岔生产队投宿时，把我们安排在了保管室正在炕黄豆的热炕上睡，我们就出钱每人买了五斤黄豆，由生产队保管员连夜炒熟，第二天又带着上路了，但也解决不了几天的生活，在无可奈何时只好饿着肚子赶路。路边的凉水泉就是我们的饮料了。在社员家里吃饭还好些，队长派饭我们吃，吃得饱饱的，生产队给社员报帐。到延安以后，各地都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县上有，公社也有，都设在了学校，办了统一的大灶，定量供饭，吃饱吃不饱每人只一份。可是一共只拿了80块钱，要走几个月路程，吃不饱也得忍着，那敢扫一双份饭。住宿则在教室，条件好的，搭着通铺板，上面有厚厚的被褥，背包也就不打开用了。条件差的，在教室地板上铺上麦草或稻草，用自己带的铺盖睡。从西和到延安和陕西边境的黄河边吴堡县，每人每顿饭规定开二毛钱，一过黄河到山西省离石县的军渡，每人每顿规定只开8分钱了。河北省各地也是如此。但进入河北省，我们见有的长征队吃完饭不开钱，凭介绍信打个欠条就行了。为省下我们自己的钱，我们也仿效，吃饭不开一分钱，嘴一抹就走。就这样，少则一天走50里，多则走120里，平均一天以80里的速度行进着，直走到北京。到了北京，北京市规定，外地上京串连的红卫兵，每人每顿饭二毛钱。我们在北京只呆了短短的14天，前9天按二毛开饭钱。后来北京市规定，为了让住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打回老家去，复课闹革命”，不再补助伙食费了，按照前9天的定量吃，每顿饭得至少开四至五毛钱，这样我们无法负担，只好在第14天上起程坐火车返回了。就这样，回到家里时还剩了14元钱没有舍得花。沿途各种水果及风味食品馋得人流口水，可谁也不去乱花钱。回到家里时已是腊月23，本人也饿得只剩了一张皮一把筋。而当时县上已由我们串连前的红卫兵、红旗兵两个组织，发展到几十个战斗队和造反兵团。当时的形势，已不是工作组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斗那些“黑帮”老师，而是向工作组及“压制造反”的所谓“走资派”开火了。
    同路的队员们都是农村出身的社员娃，且好些都是“黑五类”，是能受得了苦，经得起磨练的人。在学校受人歧视，在农村过惯了眉高眼低的生活，因而把长征大串连当作一种志气来立，时时处处表现出革命的气势来，用行动证明自己并不是反动的狗怠子，也是堂堂正正的毛主席忠实卫士和纯洁的革命者。在延安烈士陵园，在文水县云周西村的刘胡兰烈士纪念馆，在寿阳县的尹灵芝烈士纪念馆以及石家庄的华北烈士陵园董存瑞等烈士墓碑前，我们都献上了自己攒钱用几天时间亲手制作的花圈，并列队举手宣誓“学习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在长征步行的途中，碰见农村社员在修梯田，我们要放下背包拿起铁锨与社员十一阵，唱几首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走时发一些宣传品。当走进城镇的时候，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一致的步伐，斗志昂扬地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革命歌曲。在阳泉煤矿，我们被矿务局接待站分到阳泉二矿去串连。那里的工人们，正在造反夺二矿党委书记周宝钢的权，我们白天下井与工人一起劳动采煤，晚上被工人请去写大字报，帮助工人夺权，一住就是8天，目的是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在阳泉期间，正值要过1967年元旦，矿务局红卫兵接待站要求每个在阳泉矿务局住的长征队出一个节目，参加庆祝元旦的联欢晚会。我们在台上用自编的词儿，川西和的秧歌曲调扭秧歌、唱社火，没有灯笼就高举毛主席语录本唱，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引来了无数记者的采访和报进，作曲家们听了高兴得直叫好，让我们在宿舍唱给他们记录曲谱。在大寨，我们上地找劳动的农民访谈，到虎头山狼窝掌参观梯田，我们苦苦等了四五天，硬是等来了从医院住院部出来的陈永贵，受到了中国当时这个伟大农民领袖的接见。我们这么做就是要证明我们也是革命的，是有独立人格的纯洁学生。长征路走得虽然辛苦了点，累得不可堪言。但却摆脱了受人折磨的环境，精神完全娱悦和放松了，心情也格外的好，知道自己也是人，是被人欺负不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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