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 夏衍：文化部围剿“老头子”的整人运动

reading

夏衍：文化部围剿“老头子”的整人运动

2013-11-11 00:00　　来源：《各界》 　作者：陈徒手　　

    1963年，随着毛泽东有关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先后下达，文艺界顿时掀起凌厉的整风运动，原本是领导机构的文化部党组被中央高层点名痛责，狼狈不堪，很快就成了群起攻击的靶子，部党组副书记、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一贯被视为右倾，自然成为了靶心。
    （一）
    毛泽东的批示，使文化部党组及剧协、影协、作协等涉事党组一夜之间威信全无，只剩有虚弱的招架之力。中宣部趁势派来工作组，由周扬直接管控文化部的批判运动。1964年1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直接批评文化部的工作，党组“身首异处”的恶名远扬全国。7月2日周扬召集文化部领导班子在中宣部开会，指责党组关门整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干脆挑明，文化部党组的检查毫无诚意。8月5日，周扬决定在文化部内发动群众“开门检查”，分别组成三个战线，彻底解决“雷打不动，觉悟迟，行动慢”的顽疾。
    7月2日听完周扬的报告后，文化部党组当晚召开会议商量如何进行检查，有人提出，应该翻箱倒柜彻底检查一下。夏衍一听就气冲冲地给顶回去，前期因病休息、现已回文化部复职的党组书记齐燕铭也不同意翻箱倒柜，还是想按照常规那样检查一通。
    党组内部原有的矛盾逐步公开和激化，为了自保开始不顾情面展开斗争。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徐光霄听了不少批评意见，8月21日终于扛不住内心的焦虑，大光其火：“有人要整我，要搞我，领导上不信任我。”9月10日党组会由下午开至深夜，会场情绪暗淡消沉，齐燕铭近乎绝望地喊道：“我们是一群罪人。实在不行，请中央派人来。先撤我们的职，然后带罪检查。”
    事隔不久，1965年文化部党组被全体端掉，由军人和中宣部器重的人（如刘白羽、林默涵）接管，原党组被整肃的力度依旧不减。
    很快，夏衍就成了文化部的“斗争抛出物”。文化部党组上报了一份《关于夏衍同志的主要错误材料》，急于定型，上纲颇高，内中就称：“夏衍同志是文化部这次整风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从现在已经揭发的材料看，夏衍同志是一个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作家。他在文化部工作期间，不是执行党的文艺路线，而是实行一条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文化部的厅局长们也很快就看出了“揪夏”的动向，而且给夏戴的帽子非同寻常的严重。
    文化部党组向上级明确地表白：“夏衍等同志把那时（1930年代）的上海说成已经有了一条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已经解决了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他们特别颂扬瞿秋白同志个人领导如何英明正确。”报告中再三强调，这是否定延安讲话的伟大意义，“同主席分庭抗礼”。这实际上已经是要置夏衍于不堪的“死地”，投入“虎口”直接喂饲。
    （二）
    由1930年代上海文艺问题引发开来，夏衍被迫面对同僚们的一堆责问，对诸多事件像过山车一般来回交代、折腾。
    夏衍在文艺界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错综交织，再加上在白区工作时习惯于个人单线领导，没有经过严酷的党内组织斗争锻炼，因而很多领导人认为他是文艺山头的“老头子”，自由散漫的积习非常严重，党内对此意见颇大。早在1954年，周恩来就善意提醒他对过去文化界老友“团结多、批评少”，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1950年代初期，夏衍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整个状态不尽理想，连续出了《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人民的巨掌》等挨批影片，对在上海的胡风、冯雪峰等“异议人物”又管理不力，他万分苦恼，觉得自己政治上过于落后，担负不了这么重大、复杂的工作，一再给周扬写信，希望能把斗争性强的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调到上海工作。
    被认定为“右倾”、“温情主义”的夏衍与上海市委的矛盾也日渐增多，市委要不断强化对文艺界斗争，夏衍“和稀泥”的态度自然不能被容忍。他被调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之前，已经处于极为狼狈、不被信任的境地，离开上海已算是“幸福的解脱”。他离沪时，就听到有人兴高采烈地说，夏某人走了，上海电影界的事情可能好办一些。
    上海市委对于夏衍领导文艺的几年工作一直持有很坏的印象，认为他政治上过于软弱，留下一堆烂摊子。1958年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在上海见到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陈不无得意地表示：“上海市委领导的电影工作，肯定要比夏衍同志在的时候领导得好。” 1962年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对来沪的陈荒煤直接问道：“是不是现在党内文艺方面，就只能是田汉、阳翰笙这些所谓权威来领导？”陈荒煤心里明白，柯当面不便提及夏衍的名字，但知道柯对夏的怨恨会是怎样的层层叠加。
    长春电影制片厂所在的吉林省委一向激进，与夏衍及文化部多年冲突不断，双方在长影问题上时常意见相左。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曾向人恼怒地表示，电影方面的大右派在文化部电影局；又在一次会议中，公开称陈荒煤与袁文殊都是修正主义者。宋振庭不便提及夏衍，但那种气冲冲的不满情绪显而易见。
    夏衍外受多个省委的夹击，部内又饱受下属的埋怨，内心的煎熬无法比拟。
    1962年翠明庄会议，袁文殊按捺不住怨气，批评夏衍说你又是作家，又是内行，又是部长，但是歪风你不顶住。连温和的陈荒煤都说出心里话：“有些事情你不出来顶一下，替我们说说话，我们也很难办。”无奈的夏衍只好含糊地在翠明庄会议上表态：“要出大气，出小气。”此话后来被严厉地批为“想出中央的气”。
    1963年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批示传达之后，身感危机的夏衍曾写信要求调动工作，自然不会获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始终咬定夏衍，言辞越说越重。他多次批评电影界有组织地、有意识地捧“老头子”，毫不客气地说夏衍就是电影界的“祖师爷”。没想到夏衍回应说，要消除这种影响，只有一改行、二撤戏、三开除党籍。陆定一大怒，文化部党组只能开会批夏衍的这种恶劣态度，会后汇报说，虽然夏衍承认态度不对，但他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而是继续为自己辩解。
    夏衍后来在检查发言中承认，“祖师爷”、“老头子”的问题开始提出来的时候，震动很大，也很苦恼，也很抵触。尤其是有人指出“老头子”、“祖师爷”的地位不是客观形成的，而是自己苦心经营所造成的，更是思想不通。苦恼之际，周扬代表组织与他谈话，夏衍说，我自信不是一个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则回答说，要改正错误，先要认识错误。
    1965年初，临近运动结束之际，夏衍在党员大会上做“深刻检查”，认为自己思想根源在于自负：“美化30年代的电影、文化工作，而且认为在领导工作、组织工作等等方面，都已经有了一套经验。”这就造成工作上极其错误的局面：“近几年来，文化部、电影局、乃至影协不仅和地方党委的关系很不正常，应该说对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很紧张，抵制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助长歪风，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甚至敌我不分，一任阶级敌人来分化瓦解我们的队伍。”
    夏衍在会上表示，这次整风是党对自己的最后一次挽救，也是毕生难忘的一次沉重教训。说者诚恳，听者漠然。夏衍最终被调离了文化部这块凝聚工作心血、又汇集悲怆的伤心之地，在“文革”风暴到来之前就被打入冷宫。1980年代后，多是笼统地说夏衍受尽“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公平而论，1964年文化部的整人运动，与“四人帮”分子没有多少关联。

    （摘自《各界》陈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