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 美国中情局，在中国干过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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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国媒体承认中情局的情报活动在中国遭受重创

美国《纽约时报》2017年5月20日爆出消息称，自2010年起，中国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在华间谍活动，给予了相当沉重的打击：
“数名现任和前美方官员将这次情报工作出现的缺口形容为数十年来最惨重的一次。”“官员们表示，美国这次在中国损失的线人可以匹敌当年在苏联和俄罗斯因为阿尔德里奇·艾姆斯和罗伯特·汉森的背叛造成的损失，后者分别是CIA和FBI的人员，在多年时间里向莫斯科泄露美国的情报活动。”①
历史上，“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都做过些什么呢？

情报收集与信息评估


美国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始于二战期间成立的战略情报局（OSS）。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正式设立“中央情报局”（CIA）。
收集情报，并对之进行归类和分析，形成“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是中情局的核心工作。
1、庞大的对华情报机关
早在六十年代时，“中情局已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面向中国的情报机关”。
比如，总务办公室（OCR）“有66名全职员工负责中国事务，包括24名翻译与7名专家。他们每年获取和分发12万份文件，为8万份文件编索引，处理9.7万页中文资料，查找5400份文件。总务办公室的传记登记簿上有9万名中国人的卷宗，发行了几部传记出版物。”
再如，国外广播新闻处（FBIS）“有52名雇员，包括5名分析家，对几百小时的中国广播（每年约10万次播送和评论）进行监听、宣传和分析。”
再如，国防部情报局（DD/I）“有136人在国家照片分析中心专门对中国进行研究。图像分析组按照中情局的要求，提供照片情报报告、大量的简报与其它服务。在1965年，图像分析组中的13名负责中国项目的全职分析员的成果，几乎是图像分析组全部分析成果的五分之一。图像分析组提交的数百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主要与军事事务相关。”
中国是中情局情报收集和评估的重点对象。故局内绝大多数情报部门，如基本情报办公室（OBI）、时事情报办公室（OCI）、研究和报告办公室（ORR）、国内联络处（DCS）……均设有专职分析中国情报的专家和专职收集中国情报的工作人员。②
中情局的情报部，与其说是一个间谍机构，不如说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有统计认为，其中半数以上的分析人员拥有大学文凭，三分之一者拥有博士学位。

图：左，中情局局长史密斯（1950-1953，左）与艾森豪威尔（右）合影；右，史密斯与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合影。

2、情报收集很困难，信息评估常不确
近二、三十年中情局关于中国的情报收集和评估，限于档案未解密，目前尚难以知晓。故仅就50-80年代的往事略举几例：
（1）国共内战，情报失灵

中情局成立时，正值国共内战。因组织混乱、技术不足，当时“美国情报人员几乎完全无法获取中共方面的相关情报”，只能更多依靠公开信息。甚至对于国民党的了解也很有限：
“最了解的，是国民政府的军事装备及其暴露无遗的经济状况。但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人事纠葛、派系矛盾，以及高层决策的内幕，亦常常只能依靠主观的分析和推测。像……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的形势估计，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就明显不了解李宗仁及其桂系根本不可能左右国民党中央及其中央军的情况。”③
（2）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

1950年，尽管“以中情局为核心的美国各情报部门早在8月份就已经获悉有关中国政府向东北边境地区调动及部署军队的详细情况”，但在“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判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④
这一失误，暴露出中情局对中国政府的“内在决策逻辑”尚不够了解。
（3）错判中国核试验时间

60年代，虽然高度重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进展，但“美国情报部门在中国核装料上发生明显的误判，从而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进程（的判断）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判定核试验在1964年底以前不可能进行。然而，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⑤
（4）对毛泽东的健康只能依赖揣测

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身体状况和权力关系，是中情局情报部门极为重视的问题。但往往苦于无法得到有价值的直接信息，而只能依赖公开的新闻报道做出揣测。这种揣测，往往显得相当模棱两可。比如，1964年10月，中情局在一份备忘录中，如此评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即充满揣测之辞：
“至少从50年代中期起，毛明显有心血管的毛病，据可靠的报告，他有过一两次中风，这种情况对于他这个年龄与过度肥胖的人而言是正常的。曾经作为一位雄辩的演说家与多产作家的毛，在1958年突然变得不活跃了，但在过去两年里他礼节性露面的次数增加了。这段经历与逐步、缓慢的康复过程相一致，这是在一次没有并发症的中风发生后通常出现的情况。”（中情局关于中国领导人健康状况的情报备忘录，1964年10月27日）
（5）无力判断林彪的真实政治地位

再如，1966年9月，中情局在一份关于林彪地位的特别报告中，得出的结论非常模糊，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可能：
“在这场清除异己的运动中，他具体的角色仍不清楚。他或许只是毛利用的工具，或许是和别人在一起干，也或许他自己是这场运动背后的发起者。他是否已经建立了足够强大的个人权力基础，以便在毛去世之后能得以生存，这一点仍不确定。从目前看，他无疑会是毛之后的当权者。可以想象，如果毛的统治已急剧下滑，那么林可能已是占支配地位的领导人了。”（中情局关于林彪地位的特别报告，1966年9月23日。）
（6）准确评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中情局针对中国的情报评估，亦多有准确者。比如，针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1970年11月，中情局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
“目前，中国人将苏联看作他们最主要的军事威胁，通过接受与苏联谈判，缓解边界紧张局势，以及改善中国外交形象，中国人显然断定他们已经降低了与苏联敌对的奉献，然而，在此时的中苏会谈中，中苏真诚和解的前景依然渺茫。”“（毛泽东在世时）中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北京对美国的态度已经从先前的毫不妥协转变为比较灵活，以期更好地利用中美关系来达到中国的目的……然而，在追求这种新的灵活性时，北京并不期望中美关系过早地取得较大进展。”
上述关于中苏、中美关系的走向预判，与历史的发展基本合拍——当然，中情局也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北京决策过程所知甚少，因而对其短期战术行动的评估容易出现失误。”⑥

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1966-1973，左）与约翰逊总统合影。

对华秘密行动


情报收集和评估之外，对外采取“秘密行动”，也是中情局的核心工作。限于档案尚未开放等原因，中情局近二、三十年在中国的具体活动，尚难以知晓。故仅就50-80年代的往事略举几例：
（1）进攻云南
1950年朝战期间，中情局“政策协调办公室”曾提出一个计划，欲援助缅北李弥所部国民党残军进攻云南。该计划最终因被认为太过冒险而被否定。取而代之是秘密援助缅甸国民党部队的“白纸计划”（Operation Paper）。利用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CAT），武器和补给经由泰国中转，被不断输入缅甸。如1951年3月，“一架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冲绳岛起飞，在泰国清迈附近空投了下列物资：200挺美国轻机枪；12门60毫米迫击炮；150支口径30毫米的美国卡宾枪；4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弹药若干。泰国警察总监在两位美国军官的陪同下，亲自把这些武器在缅甸边界交付。”1951年4月，中情局组织李弥部队攻入云南，但以失败告终。这是中情局针对大陆的首次军事行动。1952年，扩充了兵员、补充了装备的李弥部队，再次攻入云南境内，仍以失败告终。⑦
（2）扶植“第三势力”

利用民航公司作掩护，中情局在50年代还曾在香港招募蒋介石之外的“第三势力”人士，对其施以培训，再派往中国东北开展游击活动。当时，美方认定的“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包括顾孟余、张发奎等人。中情局驻香港特工李洁明（James Lilley）曾感慨，“这些第三势力人物，大言惶惶，并没有具体消息可以提供”，中情局被这些人蒙骗，花钱买到的大都是无用的情报。中情局曾空降间谍至东北寻找“第三势力的反抗军”未遂，反导致其情报人员被捕（至尼克松访华时才被释放）。据大陆公布的数据，1951-1953年间，中情局在东北空降了212名特工，101人被击毙，111人被捕。⑧
（3）“对中国作业最为成功”的一次行动

图：中情局前特工、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

在特工李洁明（James Lilley）看来，中情局“对中国作业最为成功的地方”是在西藏。1960年代初期，在中情局支持的一次针对西藏的武装行动中，“由一辆卡车中搜出二十九册《工作通讯》的机密军事记事”，“这些绝密文件，涵盖日期为一九六一年一月至八月，限解放军高阶部队指挥官阅读。这些文件让美方了解到中国大闹饥荒，以及中、苏开始分裂之际，中国内部的军事，甚至政治、经济状况。最为重要的是，中情局分析人员藉由这些文件可以检验北京对外公布的种种说词之真实性。如果观察中国局势发展好比是卜茶叶算命，这……可以说是找到一份图表，可以按图索骥辨认中国境内各种茶树。”⑨
（4）形式受限的宣传战

冷战时期，中情局也深度参与到宣传战和心理战之中。比如，中情局工作人员卡林顿·艾尔索普（Carleton Alsop），曾以“中间人”的身份，与乔治·奥威尔的遗孀协商《动物庄园》一书的电影版权，促成其同意将版权卖给了RD-DR公司。在中情局的推动下，该书被拍成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看懂的相当通俗的动画电影。⑩中情局也会秘密资助某些图书的出版和发行，资助过程往往非常隐秘，作者本人亦未必知情。1977年，《纽约时报》曾报道称：中情局至少参与翻译、出版了1000本以上的图书。但上述方式，对冷战时期的中国而言，均难以奏效，故只能局限于散播传单。有数据称，截至1953年，中情局已在大陆空投了3亿多份传单，另有大量假钞和假的物资配给票证。文革期间，中情局还曾伪造文件、报纸，将之偷运进入大陆。[11]
（5）飞越大陆进行侦察

50年代后期，中情局研制成功U-2型间谍飞机。1960年五一劳动节，U-2侦察机在直接飞越苏联领空二十余次之后，首次被击落。至此，“它的照相机和传感器传回的信息搞清了苏联原子弹核战略武器项目的相关信息。……还为战略空军司令部提供了军事打击目标，甚至绘制了一张苏联空防图。……它所收集的情报让华盛顿‘可以充满自信地面对苏联虚张声势的恐吓’。”[12]从1961年起，中情局停止以U-2飞越苏联，转而开始以台湾为基地，对大陆进行侦察，其飞行最远距离可达到兰州、包头，目的是了解大陆核武器研究的进展。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U-2在大陆的飞行侦测被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964年，147B型无人机在大陆首次投入实战。[13]同期，中情局也依赖卫星摄像技术的进步，获得了诸如罗布泊核试验场等重要照片，

图：张宪义

（6）破坏台湾核武计划

1988年，台湾核武研究学者张宪义上校逃往美国，并向美方提供了诸多台湾核武研发的机密资料。据中情局特工、曾任驻华大使的李洁明披露，张宪义早已被中情局吸收，其出逃是中情局一手策划：“这是他们真正做对的一件事情。他们把他弄出来，拿到文件，再当面质问台湾。”此事直接导致台湾被迫公开宣布终止其核武计划。[14]
（7）自行其是、无法无天是一种假象

值得一提的是：中情局自成立以来，始终给世人一种不受制约、无法无天的印象。但在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看来，这种印象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的看法是，中央情报局接受行政机构的控制。我非常广泛地研究过它的案例。它擅自行动的情形极为罕见。通常看上去它在自行其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行政机构想保留随时推诿责任的机会。行政机构不想到处摆放这样的文档：嘿，听我说。把卢蒙巴给我干掉；把巴西政府给我推翻；送卡斯特罗上西天。所以说，行政机构要执行合理的推诿(plausible deniability)的政策。这意思是说，它给中央情报局发送指令，命其采取某某行动，但又不留书面痕迹。一旦暴露了行踪，看上去像是中央情报局在擅自行动。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几乎绝无可能。”[15]

图：人民日报多次隆重报道击落中情局U-2侦察飞机

注释
①纽约时报：https://www.nytimes.com/2017/05/ ... pies-espionage.html。译文引自微信公众号“冬天毛的一己之见”。② 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序言。③杨奎松，《无所作为：美国情报工作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落》。收录于：《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沈志华、梁志/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11（下文不再赘注）。④邓峰，《置若罔闻：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一错再错》。⑤詹欣，《管中窥龙：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尖端武器计划的评估》。⑥徐友珍，《迷雾中的红色异邦：美国情报评估视野中的中国外交》。⑦范宏伟，《和平共处与中立主义：冷战时期中国与缅甸和平共处的成就与经验》，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P84-91。另可参见：李洪波，《美台矛盾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P92-99。⑧（美）蒂姆·韦纳/著、杜默/译，《监听大国》，海天出版社，2014，P56-57。⑨（美）James Lilley，《李洁明回忆录》，时报文化社，2003，P108。⑩（美）特里西娅·詹金斯/著、蓝胤淇/译，《好莱坞内部的中情局 中央情报局如何塑造电影和电视》，商务印书馆，2015，P11-12。[11] 卫安，《外国情报史》，时事出版社，1993，P267。[12] （美）迈克尔·华纳/著、黄日涵 邱培兵/译，《情报的兴衰：一部国际安全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P137-138。[13]（英）诺曼·弗里德曼，《全球作战无人机》，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P20-24。[14] （美）蒂姆·韦纳/著、杜默/译，《监听大国》，海天出版社，2014，P352-353。[15] （美国）诺姆·乔姆斯基/著、季广茂/译，《世界秩序的秘密：乔姆斯基论美国》，译林出版社，2015，P181-182。

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legacyintouch/d635.html?wm=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