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老百姓：给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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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封信
------一个普通老百姓自觉学习十九大报告的若干心得体会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

您好！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喜欢做梦，梦与现实太遥远，更何况梦与现实常常是相反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刚落幕，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十九大报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当然，这种高潮多半是一如既往地由官方组织而来，而且一定是大唱赞歌，没有人敢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今天，我写信给您，完全是在未经任何人组织地自觉地学习了十九大报告之后，再结合所见所闻的现实中国，向您汇报我自觉学习十九大报告的若干心得体会，说说国家领导人听不到的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心声。

一、个人崇拜贻害无穷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刚落幕，总书记的威权也达到了巅峰，以总书记名字开头的“新思想”被列入党章，“核心”的位置和意识不断被强化，从上至下把又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推进到新的高度。按照惯例，各省市的负责人是要做出“坚决拥护”的表态的，而这一次，表现最杰出的非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莫属。
忽略大段的司空见惯的官话套话，蔡奇的发言中最醒目的是这么一段话：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坚强领导核心为全党掌舵。习近平总书记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与坚定信念，他站在历史的高点，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引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不愧为英明领袖，不愧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党的一代核心。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另一个杰出代表就是北京的邻居天津的市委书记李鸿忠，他在先前的一个发言中说：讲话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党的领袖的思想、理论、情怀、人格魅力、政治家境界；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重大问题的真功夫；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领袖风范。要深刻认识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这一重大政治决定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核心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信心、就是力量，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原则、最重要的政治大局。绝对忠于党、忠于党的核心、忠于党的领袖，是基于理想信念的大忠诚，是基于党的意识、组织观念的铁忠诚，是基于担当担责、忠于职守的真忠诚，是基于内心认同、内在自觉的绝对忠诚。要深刻把握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要求，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拥护核心、捍卫核心。
其实，类似的造神言论早就在官媒和党媒上铺天盖地地展开，而由蔡和李这样级别的高官把它推到高潮。虽然蔡和李只是拿着秘书起草的稿子照本宣读，却都展现出了争先恐后向总书记表忠心的大姿态。
看了这样向“领袖”宣誓效忠的发言，我是惶恐不安的。历朝历代，恭维拍马的言辞越多，当阿谀奉承的奸佞之臣遍布朝廷，当歌功颂德和自吹自擂发展到极致，而批评和意见被全面封杀，倘若这时这个“领袖”还很享用这些恭维，那么，这个朝代和它的统治者就处于危险中了。远的不说，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的，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个疯狂时代的那些疯狂口号：   
------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全国人民团结在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身边！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为了向毛主席敬献忠心，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一心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字字闪金光、句句是真理，要最最认真地学习，最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群众一听就懂，一用就灵！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
------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恩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主席！
------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
------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思想，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再看看蔡和李的发言，其言辞论调和这些文革式口号何其相似！
文革的教训对很多人是刻骨铭心的，唯毛独尊的结果带来了无数家庭、无数国民的悲惨命运，全国上下迷失在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中，没人敢批评，谁提不同意见就是反革命分子，只有死路一条。总书记自己和家庭应该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之一，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当今世界，除了我们的邻居金家王朝还在把他们世袭的领袖当作亲爹那样供奉之外，搞个人崇拜的国家已经十分罕见，因为大家明白，个人崇拜不得人心，是历史的倒退，个人崇拜最盛行的法西斯的希特勒和专制独裁的斯大林时代，都是人民遭受最深重灾难的时候。
以史为鉴，搞个人崇拜决不是明智之举。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还有一定资本，因为他领导打下了江山，是“开国皇帝”。邓小平就聪明了，他虽然大权在握，但自始至终不搞个人崇拜，而是在幕后做“曹操”。到了江、胡时代，虽然分别推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作为各自的宣传口号来利于统治，但都不敢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冠上去。而现在总书记勇敢地在“新时代思想”前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且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树立“核心意识”，这可是在走个人崇拜的回头路啊。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那么，中国的核心应该是人民，而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以人民为核心的意识，此核心非彼核心。而现在，让人民以公仆为核心，还说这个公仆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信心、就是力量，维护这个核心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原则、最重要的政治大局，还要对这个公仆绝对忠诚。说这话的人，是否把人民和公仆的位置颠倒了？！
既然总书记都说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么，说到底，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方面，国家的进步发展靠的是全体人民的努力，另一方面，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少了谁，地球都照样转，而且可能转得更好，绝对突出强权人物的个人崇拜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说法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作为政治家，要担当起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是必备的条件。但是，公信力和权威不是靠长年累月地歌功颂德和自吹自擂，不是靠打压封锁批评意见然后只留下一片阿谀奉承之词，也不是靠强权推行个人崇拜就能得到的。
公信力和权威出自民心，而民心分纯朴的不受任何组织影响的自发的民心和经特定组织的长期的特定教育和特定舆论所灌输而形成的民心。前者才是真正的民心，所谓民心向背中的民心也是指前者。真正为民执政的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根本不需要也不屑于搞个人崇拜那一套，因为在民主社会里个人崇拜没有市场，哪个政客敢搞唯我独尊式的霸权，立马会受到群起攻之，不光要失去选票，即使上台了也要被赶下台。只有在专制独裁体制下，在国民奴性思想深重的情况下，个人崇拜才有市场。
贵党若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不要再搞个人崇拜那一套，我向总书记建议：
1. 制定党内制度，杜绝一切个人崇拜形式的言论和行为。
2. 对健在的现任领导和离任领导不树碑、不立传、不挂像。树碑、立传、挂像应该都是故人的专利，对健在的人，建一个汉白玉雕像或在墙上挂像，都不是什么吉利的事，应予以坚决制止。若是官员授意做出这种行为，这样的官员一定是个欺上压下、巴结讨好领导的贪官污吏，应立即撤职查办。   
3. 大幅度缩减对国家领导人包括地方领导人的报道，规定所有官方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杂志、网络媒体，每天对于官员的报道内容的篇幅或版面不得超过总体的30%，每天的头条报道应该让位于普通老百姓，所有媒体的报道重心应该让位于普通老百姓。既然说是人民共和国，说是人民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又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么，弱化官员的宣传，强化人民的报道，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

二、强国离不开批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016年春节之前，总书记邀请了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到中南海共迎新春，说了这么一段话：“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谏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不足。中共各级党委要主动接受、真心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遗憾的是，中国的言论自由度在总书记讲话之后非但没有丝毫宽松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受限制，不用说官方媒体了，就是那些非官方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凡是批评类的文章帖子被删除、屏蔽的频率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特别是涉及政治的话题、触及官方痛处的内容，一律被冠以“敏感话题”为由制止发表。在官方制定的规则中，评判是非的标准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是否触及它的痛处，只要是批评和揭露它的阴暗面的，纵然是千真万确的客观事实，都会被禁止。
官员只能听好话，只许唱赞歌，吹他捧他的就是“正能量”，而批评他的就是“负能量”，必须棒杀的。外国人批评他，被说成“敌对势力不可告人的阴谋”、“干涉他国内政”；老百姓批评他，被说成“抹黑国家”、“煽动颠覆政府”；就连自己阵营里的人批评他，都被勒令不准“妄论国是”。这是要倒退回人人自危时代的节奏了。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阿谀奉承的人越来越多，说假话的人越来越多，被掩盖的真相和问题越来越多，对执政党的潜在危害也积聚得越来越多。
就在刚刚过去的十九大，我注意到总书记洋洋洒洒的报告中，三万多字里谈存在缺点的篇幅只有短短一小段，三百字都不到，这也是各级政府报告现状的真实写照，连篇累牍地歌功颂德，而对缺点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避重就轻，尽最大可能压缩。恕我直言，这反映了贵党及其政府长期存在的一种不良作风，就比如一个人每次做个人总结报告，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自吹自擂，而缺点一笔带过，这样的报告、这样的人都是大有问题的。优点与成绩应该别人来说，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人老是自我夸赞、自我标榜，实在不是谦虚谨慎的好作风，而不敢大谈缺点也与虚怀若谷的品质相距很远。与其把报告的着力点放在自我夸赞上，还不如详细地摆出各种缺点问题，是更有意义的做法。我建议，各类政府报告摈弃连篇累牍的自我夸赞，摈弃口号式的官话套话，规定讲缺点问题的篇幅和讲优点成绩的篇幅至少是对半开。
淡化缺点就必定忌惮批评。而所谓的批评，只能流于形式，除了不切要害的、自欺欺人的做秀之外，没有人敢提批评，特别是对上级的批评。在等级森严的体制结构中，下级官员的个人仕途完全由上级决定，他只能乖乖地听命于上级，上级的意见是评判对错的唯一标准，而且官职越大意见越正确，正是在这种体制下，“长官意志”支配一切，没有人敢发出不同声音，更不用说批评。而在上行下效的作用下，民间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人也比比皆是，“千错万错，马屁不错”，谁溜须拍马的功夫越深，越可以得到赏识和晋升，相反，耿直的批评者基本上处处碰壁。
无论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世界各国大多把言论自由规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批评权，是归属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有不容剥夺和压制的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和权利，而对于政府的批评更是有正义感的公民所应具备的义不容辞的爱国责任。
所谓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就是发表不同意见和批评的自由。从人的天性上来说，谁都愿意接受对自己的附和与赞同，而是否接受批评、是否允许批评，才是言论自由的实质。更进一步说，哪怕批评错了，如果被批评者是胸怀宽广、高风亮节的长者、善者，就会把批评当作警钟长鸣，起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批评虽然从人的天性上来说很不愿意接受，但人除了自然属性还有更高级的社会属性。批评其实是个绝对的好东西，能笑纳批评需要足够的智慧、肚量和胆识，真正能做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的人并不多。批评是对被批评者最好的警示和监督，有利于被批评者规避风险、纠正错误，有利于形成自由、民主、公正的风气。从整个社会和国家而言，对于批评者的容忍度或者说一个国家敢于批评、敢于说真话的人的数量多少，可以评价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开明程度和民主水平。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人都是同时既有优点又有缺点，而且缺点无时不刻存在着，但又因为人的天性而对缺点导致的批评具有本能的抵触情绪，所以靠自身根本无法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尤其当大权在握的时候，谁提不同意见或批评就要遭殃。在民主国家，人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设计了各种防止专制独裁的制约权力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权力的制度，另一方面，对言论自由特别是批评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宽容度，目的就是以强有力的社会大众监督和非官方的媒体监督兑现人民对公仆的监督权。正因为此，批评成为促进形成廉洁、透明、开放、公正政府的强有力武器，批评的意义远胜于赞扬，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一个政党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没有批评。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述“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时提到：“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我想，对批评的忌惮就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正是因为批评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固化的藩篱，那么，不妨来吸收一些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与我们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民主国家对于公民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充分尊重，对批评者和反对派的极度包容。比如在美国，人民根本不需要活在对官方无穷无尽的歌功颂德和紧紧围绕在以某人为核心的个人崇拜中，恰恰相反，人民具有自由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可以尽情自由地批判政府和官员，即使是被认为在揭露批判政府阴暗面甚至是抹黑政府的著作，都可以堂堂正正地公开出版，非但不会因此遭受来自官方的政治迫害，反而可能赢得卓越的声望，这在我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与人民的充分的言论自由相比，美国政府却受到各种限制，国家以法律形式禁止政府从事新闻和媒体业，理由是“如果政府办媒体，会向人民发布有利于政府的信息，从而妨碍人民对政府的判断和批评”。正因为此，有人说，美国正是在批评声中成长为世界强国。
为什么美国政府如此宽宏大量？一是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已深入人心，公民权力得到充分尊重。二是“身正不怕影子歪”。哪个国家政府没有缺点？！以欢迎的姿态应对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是恐惧、回避、压制批评，这才是明智的做法。三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清楚地知道，一个肯全身心致力于批评政府的人，一定倾注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的热爱，与其说是在批评，不如说是用另一种方式在爱国，在尽心尽力地行使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权。
“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自己民族的深刻批判者。”这是一句富于哲理的名言。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懂得这句话，身边就会增加很多敢于犯上直谏的治国能人，相反，如果不懂得这句话，那么，就会被一张张献媚的嘴脸包围、吞没。
《国语·周语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意思是阻止人民进行批评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还要严重，指不让人民说话，必有大害。中国的古人是很聪明的，把老百姓有口比喻成大地有高山河流良田一样，人的生存和发展都要靠高山河流良田生产出的物质供养，而一个国家政事的成败得失都要靠言论的自由表露，及时推行好的政策，防范纠正偏差，人的心中所想通过言语表达，考虑成熟以后，就自然流露出来，如果硬是堵住老百姓的嘴，离政权垮台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
最高国家领导人，包括各级官员，不要恐惧、回避、压制批评，不要想方设法掩盖真相，不要堵住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声音。为此，我想邀请总书记一起重温我们国家的三句俗语：
1. 中国有句俗话：“千错万错，马屁不错”，说的就是阿谀奉承的效用。老百姓自然不能免俗，爱听好话。但作为最高国家领导人，包括各级官员，要对各式各样的糖衣炮弹时刻保持警惕，亲君子、远小人，乃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2. 中国还有句俗话：“身正不怕影子歪”，说的是只要自身正气、正派，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而越是行事不轨、心里有鬼者，越是怕批评。对于批评的包容度，是检验和衡量一个政党或政府廉洁度的一把标尺。
3. 中国还有句俗话：“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说的是批评虽然刺耳但很有益，告诫世人要学会接受批评，道理很简单，但很多人都做不到，普通老百姓做不到也就罢了，倘若国家的领导者也做不到，是要祸国殃民的。

三、民族复兴亟需思想自由
刚刚过去的十九大，一个主要的成果就是推出了以总书记名字开头的“新思想”。其实，回顾贵党的历史，在每个时代都会推出相应的指导思想，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直至现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有这些说明贵党遵循的一个规则，就是统治国家或者说统治人从统治思想开始。
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长，就是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正是万物之因，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结果。
由于人的多样性，思想也呈现多元性，大家都知道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推动了社会的剧烈变革，最突出的是人的思想的解放，涌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全社会思想的开放、文化的多元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可是，进入汉代以后，由于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单一的思想模式取代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推崇君臣伦理观念、神化专制王权，以宗法思想控制人民、以宗法制度驾驭天下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事实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单一的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控制人民思想从而实现专制统治的工具，它的最大危害是桎梏民族思维，使中华民族的官本位意识和奴性思想根深蒂固，使人治取代法治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官本位”，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价值观，它表现为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实质是由官位带来的利益驱动。
按理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权力的拥有者，合乎情理的说法应是“一切权力运行紧紧围绕人民而转”，可是，在我国的官方语言中，“紧紧围绕在以某个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成为各级政府官员向最高权力拥有者宣誓效忠的标志性语言，这不经意间暴露了官本位的实质。
在官本位意识的笼罩下，各级官员等级森严、高高在上，而且官位越高，待遇越优，特权越大。就拿官员视察来说，基本上都是大场面，大量的随从人员，常常是警车开道，而到了目的地，更是人潮汹涌、前呼后拥，一张张媚脸赔笑，惟恐稍有不慎就得罪了领导，这可是个大好的表现机会，而官员早已习惯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享受，此时的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劳民伤财”、“人民公仆”、“廉洁自律”、“勤俭节约”这些词汇，有几个官员会主动提出不要这所有的排场？！有几个官员会把轻车简从、微服私访作为最主要、最常用的深入群众的方式？！
同样，在官本位意识的笼罩下，无论是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还是网络等新型传媒，所有官方媒体最显要的位置以及大量的篇幅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对官员歌功颂德，对官员活动进行连篇累牍的突出报道，每天的新闻，先是最高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再是中央官员的活动报道，然后是省市官员的活动报道，哪个重要人物的镜头都不能缺少，而报道的内容除了声势浩大的视察之外，最多的就是每天都开不完的大大小小的会议。说起这老生常谈的文山会海，同样被官本位意识侵淫，不用说那些官场会议，就是商业或专业学术类的会议，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领导与会级别、座次安排都成了头等大事，官职决定尊卑高低，官职决定社会地位和享有的接待标准等一切特权的等级。
与官本位相呼应的是奴性化。所谓“奴性化”，就是对权力的绝对服从，成为被统治者奴役的对象。
奴性思维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忠君思想，实质是把国家和政府的概念混淆了，把人民和官员的关系颠倒了，这是几千年封建君主思想的流毒，用一句前些年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很傻很天真”。国家如同生我养我的父母，应该爱也必须爱，但是政府只是家里雇佣的管家，他必须全心全意为主人服务，如果胆敢爬到主人头上作威作福，就要毫不犹豫地撤了他。
脑子被奴性思想占据了的人听到的是唯一的一种声音，很容易成为任由统治者摆布的玩偶，非但认识不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和历史的创造者，反而把专制独裁者当作神灵和救星一样顶礼膜拜，一边被人卖了，一边还替人数钱，更有甚者还要为虎作伥。当一个人被彻底洗脑后，愚昧和顽固占据了整个大脑，若要帮他拨乱反正，他还跟你急。随便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中国人的奴性已深入骨髓，比如那些被指派专门为官员服务的戏曲演员、画家、艺术家、棋牌高手、医疗专家、大厨、以视察名义的公款旅游的接待人员，非但没有丝毫被特权差遣的愤怒和羞耻感，反而还因为接待和服务了官员而沾沾自喜、感到无上光荣自豪。
奴性通常最初都是被动的，由强权外加，而最终沦为自身主动性、自觉性的意识与行为，具体表现为对权贵势力妥协，对歪风邪气不敢挺身而出予以制止，怕得罪权贵给自己造成损失而对正义的人和事不敢仗义执言、见义勇为，不敢说真话，听任是非混淆，而采取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直至不惜出卖做人的尊严，牺牲公民的社会责任，去侵害他人的利益，权贵喜欢什么就送什么，权贵讨厌什么就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投其所好的目的就是想从主子那里得到赏赐，贪婪的人性与专制的特权臭味相投，奴性的背后是性命攸关的一己私利，而损害的是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与奴性截然相反的是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是法治社会下的先进的民众意识，表现为公民对于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活动中应履行权利和应承担义务的自我认识，尤其体现在对于各种政治问题的意见、观点、立场、态度，我把它称作公民意识的“政治性”特征。
公民意识的内涵很丰富，包括人格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法律意识、规则意识、道德意识、尊严和价值意识，又可延伸为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纳税人意识、科学理性精神、公共精神等。
公民意识是个好东西，却长期与大多数的中国人无缘，鲁迅先生通过笔下的“阿Q”批判中国人的奴性，台湾的柏杨先生则以“自斗或阿谀别人的两极化动物”来反省中国人的丑陋。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中国人的这些劣根性的顽症丝毫没有转好的迹象。
由于公民意识实质是权力诉求特别是政治权力诉求，必然要遭到权贵既得利益者的严厉压制。在类似我们的邻居、世袭的金家王朝那样的专制独裁统治下，人民从小被灌输奴性教育，独裁者的话是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人民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力，被剥夺了自由判断、自由抉择的权力，被剥夺了自觉怀疑和自由批判的权力，被剥夺了参与公权力运行的权力，被剥夺了制约监督公权力运行的权力，于是，奴性思维代替 “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主宰了人的意识，丧失了独立人格的人必然成为供独裁者肆意摆布的玩偶，全社会对真理和真相的追求、对正义公正的信仰、对法律和秩序的敬畏之心、对独立人格和尊严的维护、对公共责任的担当、对诚信和道德的坚守，统统成为挂在口上的摆设。
官本位和奴性化是一对孪生兄弟，都是封建专制的遗毒，迎合了权贵统治者的需求，而远离了现代文明社会应具备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欲除官本位和奴性化，必先除由公权力滋生的利益驱动，当官员不再高高在上，更无任何特权，而只能毕恭毕敬地为人民服务之时，就真的回归到公仆的角色。而当人民对官员不用再仰视，更不用陪笑，而可以自由通畅地监督、批评官员之时，就真的由奴隶升格为国家真正的主人。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的开篇就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我相信，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复兴，是每个爱国者心中美好的愿望，也是最高的目标。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实现这样的大目标之前，是否应该先订个小目标，然后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如果连最基本的小目标都做不到，再高的目标也只能是不靠谱的黄粱美梦。这个最基本的小目标就是思想的解放。
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而思想自由，连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思想自由，是个人持有不同于他人，包括不同于家长、不同于宗教组织、不同于执政党的独立思想的权利，也就是说，个人的思想可以不受社会的、传统的、宗教的、民族的既成观念、思维方式和基本理念的束缚和左右，而是以自我的、独立的眼光去观察、审视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索和发现。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思想自由是人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身自由、选择自由之外自由的最高层次。
我们国家要实现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复兴，亟需思想自由，使人民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和奴性思想中解放出来，树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进化为具有鲜明个性和活力的能独立思考、能自由判断和自由抉择、能自觉怀疑和自由批判、能自由参与公权力运行，能自由监督公权力运行的大写的人。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在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在言论自由上，普遍都采取了一种充分尊重人权的开放宽容的姿态，怎么想、怎么说、相信什么、反对什么，都由人民自己说了算。而那些依靠强权竭力控制人们思想的政权不是专制独裁的世袭制国家比如我们的邻居金家王朝，就是搞极端恐怖活动猖獗的类似伊斯兰国的邪教组织。据说法国情报总署根据对邪教问题的多年跟踪经验，归纳出了邪教的十大特征，比如信徒必须遵循“精神领袖”的旨意而行动、对信徒实行精神控制、通过信徒大肆敛财、经常性转移资金等等，其中对信徒的思想控制是核心，所有教育和宣传围绕神话教主、妖魔化反对者展开，一方面封锁真相、压制异议、消灭异己，一方面从儿童开始灌输奴性思想，培养邪教接班人、拥护者和打手。
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不乏对思想自由的真知灼见，我摘录了其中几位的名言（其中最后一位用法西斯语言反证了思想自由的意义），与总书记一起分享：
1.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
2. 我一贯力求思想不受束缚—— 达尔文
3. 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巴尔扎克
4. 思想的自由就是最高的独立——费斯克
5. 士兵不要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希特勒

四、特权从未远去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又说“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我不怀疑“八项规定”的真实性，只是，很担心它能制约到什么级别的官员，是 “刑不上士大夫”似地只针对基层的小党员呢，还是可以约束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所有共产党人？
就在这几天，总书记带领新的常委来到上海，民间在手机微信朋友圈上有一幅照片成了热点，那就是平时每天川流不息的上海市中心高架道路突然变得空无一辆车辆，原来是政府一声令下，实施交通管制，让老百姓都给总书记和新常委们让路呢！
无独有偶，就在十九大召开前昔，民间在手机微信朋友圈上也有一幅照片成了热点，那就是北京市的地铁站一下子堵得水泄不通，原来又是政府一声令下，为了保障参会的两千多名贵党代表足够的安全，牺牲了两千多万北京常住人口的时间和安全用来接受超常规的最严厉安检，要知道当时倘若恐怖分子在人山人海的地铁站投放一颗炸弹，那会造成多大的灾难，是老百姓的时间和生命太不值钱，还是贵党代表的生命太珍贵？！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说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可是，为了党员干部的方便，为了党员干部的安全，动辄就交通管制或者不顾民生地超常规安检，这究竟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党员干部为中心？！这究竟是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党员干部服务？！这就是所谓的“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搞特权吗？！这不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吗？！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集体就可以带头违反“八项规定”的精神吗？！
我想，如果真是执政为民的好公仆，一定反对把人民群众割离开来的交通管制，而是和人民群众一起体验被堵在上班路上的滋味，然后带着这份切身体验去尽快解决城市交通等各种民生问题，也一定反对为了自己少数人的安全而超常规的安检导致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扰民行为，而是和人民群众一起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可是，从梦中回到现实，“会上说一套，会下做一套”的两面派、两面人真是太多了。空洞的说教终究距离实际太遥远，再响亮、再动听的口号也许可以暂时迷惑很多人，但是，每一次行动会检验口号的真伪和成色，善恶忠奸终究会水落石出。
关于特权，早已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不争的事实。早在毛泽东时代，虽然经济落后、物质匮乏，但是官员的特权照样不甘落后、不甘贫乏，“特供”便是其代表之一，贵党仿效前苏联建立起了一套专门为高层领导人服务的特供系统。到了改革开放时代，经济体制的转变给了掌握公权力、拥有社会资源和公共财产的管理权、分配权和处置权的官员空前巨大的特权空间，造就了无数官僚资本家，而社会财富的快速积聚又给形形色色的特权拥有者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直至现在，特权不是销声匿迹了，而是无处不在。特权首先表现在等级森严的官僚等级及其待遇方面。贵党经常挂在嘴上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口号喊得震天响，而实际上呢，无论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哪个方面，官员的福利待遇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且官位越高，享有的特权越大。众所周知，在中国，官和民实施不同的养老制度，官员不用缴纳一分钱养老保险金，离退休金却数倍于普通老百姓。同样，在医疗待遇方面也是实施官和民的双轨制，普通老百姓饱受看病难、看病贵之苦，而官员不用缴纳一分钱的医疗保险金却享受着干部病房、专家护理等一系列远优于人民的公费医疗待遇，而享受这些特权所需的巨额开支都出自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在中国，最宏伟的建筑常是各类政府机关大楼，不仅富丽堂皇，还占据了城市最佳的风景线（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一是各类政府机关大楼的建造，包括是否应该建造、建造的预算标准、建筑等级和装修标准等都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二是中国政府办公机构应该迁出中南海，这里曾是封建帝王的家园，号称社会主义的人民政府依然长期把这里作为领导人的官邸，有悖于“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口号，不如尽早把中南海归还人民。）官员的特权必定与官衔挂钩，做到了一定官位，那可全都是大排场，身边配备各种门类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保姆，出门专车专机伺候，前呼后拥，还时不时来个交通管制，可谓威风八面，浩浩荡荡，比起旧时的帝王将相一点都不逊色。更厉害的是，官位越高，离职后照样还可以享有远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殊待遇和各种特权。过去的老人名义上为人民打天下，实际上就是在离休后也一直在享受着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殊待遇和各种特权，纳税人的钱花在离休干部安享晚年上的财政支出是一笔庞大的天文数字，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实是优待了一帮官老爷。
官员的特权甚至还表现在对犯罪的司法度量上，很多贪污受贿几千万甚至几亿的重犯极少有被判死刑的，即使有也是死缓，最终必定改为无期然后减刑。与之相反，一个普通老百姓由于银行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多取了十几万元钱却要被判无期徒刑，后经民意伸张才改为五年徒刑，这既反映了中国司法如同儿戏一般的极度随意性，更昭示了中国司法在对官员和平民量刑尺度上的极度不公平。中国的《刑法》，对于官员的贪污受贿犯罪起刑点是30000元，而对于普通公民的盗窃罪起刑点是1000元，反映的又是对官的宽容和对民的苛刻。按照对于社会的危害性而言，知法犯法、明知故犯的贪官污吏不仅涉及对某个特定社会个体的危害，而且更是对公权力的亵渎，对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和政府形象造成极大伤害，其社会危害性和恶劣影响远大于诸如盗窃抢劫等个体犯罪，理应从重、从严、从快处罚，可是大多数只被判处几年、十几年的徒刑，极少二十年以上的，更不用说死刑，而普通老百姓犯罪被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不在少数。按照责权相当原则，越是当官的，越是大官，越是要从重、从严、从快处罚，我向总书记强烈建议，对官治罪应严于民，贪污百万以上即判十年以上徒刑，千万以上无期徒刑，亿元以上死刑立即执行，所有刑期不得减刑，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看看到时候还有谁敢以身试法！
官员的特权，还集中表现在隐性的灰色利益上，很多时候这种由权力带来的灰色利益比半公开的等级制度所规定享有的特权多得多。最明显的就是权力寻租，从以往无数腐败案例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关系社会、人治社会的大环境下，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成为常态，金钱和女色都成为特权之下的灰色利益，掌握公权力、拥有社会资源和公共财产的管理权、分配权和处置权的官员很容易在诸如房地产开发、土地买卖、征地拆迁、招商引资、政府采购、国企转制、股票发行、干部任用、职称评定、人才招聘、教育卫生资源分配等各个领域将公权力化为私权力，牺牲国家的、公众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穷奢极欲。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特权还具有普遍的家族色彩，也就是说，不光官员本人享有特权，连同他的家族成员一起享有凌驾于制度之上的各种特权，并因此享有特权带来的巨大灰色利益。举例来说，从大的方面讲比如形成以权力世袭和权力垄断为特征的官僚子弟集团以及官商勾结的家族企业，从小的方面讲比如亲属子女破格进入薪资丰厚的大企业大机构、公费或关系人出资破格入学国内外名校、携带家眷一起享受公款宴请旅游等各种灰色利益。
特权，作为人治社会的一颗毒瘤，既腐蚀了执政党及其政府本身，也毒害了整个社会风气，正所谓上行下效，在官员的榜样示范作用下，制度都成了一纸空文，潜规则当道，各行各业纷纷形成权力寻租的空间，人们削尖了脑袋去钻营那些游离于制度之外的特权，为的就是谋得那些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享乐。
特权来源于特殊权力阶层，是靠强权自己赋予自己的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殊化待遇，是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的根源之一。破除特权不能靠口号，而需要割舍既得利益的勇气，需要心系人民的胸怀，需要从权力的最高层做起，为此，我向总书记建议：
1. 坚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遵守“八项规定”的要求，都先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做起，从常委开始做起。
2. 公开贵党的等级制度，包括各个级别所享有的各种福利待遇，接受人民的评判和监督。作为一个号称代表人民、又执政为民的政党，各级党员干部的福利待遇是否不应该由自己制定，而是应该由人民制定或者经人民同意呢？！
3. 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和官员家庭情况公示制度。让老百姓清楚官员的财产、官员家庭成员的职业或就学情况、官员的居住出行甚至是伙食标准等各项生活水平与老百姓的差距，从而正确评判人民和公仆的关系，真正起到公权力来源于人民并时刻受人民监督的作用。
4. 北洋政府时期的大军阀孙传芳说过一句话：“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要当就当人民父母，不当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钱财。而天下父母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一百年过去了，孙将军的话还是那么富有现实意义，如果做不了公仆，就放弃虚假的类似“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口号，不如老老实实地执行权责相当、高薪养廉的制度。

五、权力世袭不可代代相传
中国官方控制下的媒体，划定了许多不能在文章中出现、更不能谈论的所谓的“敏感词”，其中，“太子党”就是一个典型的“敏感词”。
在当今中国政坛，从最高国家元首到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党政军机构及国企的高管，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岗位都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的身影，形成一个庞大的权力集中的特殊利益阶层的政治集团，俗称“太子党”。同样的，在中国的所有亿万富翁中，有高干子弟背景的富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通过权力世袭和资源垄断形成的财富集团控制了许多国家经济命脉。总之，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都被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掌控，没有官的背景、没有显赫身世的普通老百姓看懂了也说不得，只能感叹生在了一个拼爹的时代却没有一个厉害的爹可以拿来拼。
这是一张深奥莫测的关系网，网内盘根错节、犬牙相制，网外是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把人民挡在了沟外。只有在某种情况下，人民可以大概看清网内真实的众生相，那就是当里面的人自相残杀，输了的那一方就会被抖落出许许多多的丑闻，其中很可能就包含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从这一张张触目惊心的官场人脉图，人民可以读到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可以读到政治联姻、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一系列官场潜规则，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践踏人民利益的基础上。
我们国家所谓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产生，以及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乃至国有企业的干部的产生，名义上为选举、选拔，实际上都是由贵党指定任命，基本上不用有专业经历只要有足够的关系、背景、后台就能走马上任，比如搞导弹专业的可以做建设部长，搞商业的可以做公安部长，搞学术科研的可以做足协主席，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们更是可以凭借其“根正苗红”的出身轻而易举地占据高位，可怜的普通老百姓即使经历一辈子的奋斗也很难踏入上层社会。举个例子，看看某个已落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不厚”先生的履历：1972-1978年还是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的工人，1978-1982年读了几年书，1982年就一跃成为作为贵党核心机关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办公厅干部，以后更是一路扶摇直上，直至政治局委员的高位。这种火箭升空式的提干速度放在普通老百姓身上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不厚”先生可以做到？！只因为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公子！在中国，这样的公子、公主实在太多，不是在机关的领导位置上，就是在国企的高管位置上，或者是私企的大老板。
现今的老百姓常告诫自己不能让孩子从小就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而事实上，当民主和法治都停留在政治口号中的时候，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世做依靠、做背景的普通老百姓早就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了。当今社会，就是一个拼爹的社会，以前有句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要改为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权力世袭本来是君主制国家的特征，世袭的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不受任何约束，人压迫人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多实行这种专制制度。随着社会的进步，君主制在当代日趋衰落，特别是那些君主立宪制国家，君主大多有名无权，只是充当了国家象征的角色，主要承担一些礼仪性的国家及外交事务。当今世界，挂着社会主义名号、实际上干着权力世袭那一套的专制独裁政权也就只存在于我们的邻居金家王朝等几个极少数的国家里，
其执政基础建立在前辈的武力征服之上，远离了文明社会由人民民主选举的轨道，由于出身决定命运，在官宦家庭的温床里被官场的乌烟瘴气熏大的公子哥们主宰了整个国家，而大量的来自普通人家的人才要么被黑暗的制度埋没，要么同流合污成为公子哥们的奴才走狗。
“太子党”天下最严重的危害还在于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毒害，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太子”的榜样示范作用下，金钱至上成为普遍价值观，法律制度形同虚设，各行各业潜规则盛行，社会公德和诚信丧失。为官者为了巩固地位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而底层的人欲往上爬就托关系、走后门、寻背景、找后台。于是，普天之下，上学找关系，看病找关系，购物找关系，订票找关系，吃饭找关系，找工作和调动工作找关系，职位晋升找关系，参军入伍找关系，考公务员找关系，迁户口找关系，演出上位找关系，出国找关系，买房找关系，学车找关系，买车找关系，有了车找停车位找关系，开车违章还找关系，甚至举报贪污也找关系（没有关系举报材料都没人看）。在潜规则之下，商人要取得成功，首要的事情就是找关系，只有在觥筹交错的酒桌饭局上，在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里，在大把大把的红包和礼品的魔力下，才能把那些掌握了社会资源和公共财产的管理权、分配权、处置权的官老爷们搞定，那样，非但上项目不成问题，更有可能以低廉的价格拿下项目。
中国的关系社会特征表现为中国特色的圈子文化、人情文化、面子文化、酒桌文化、地域文化和权力文化，这些文化有好的方面如重亲情伦理，但是负面影响更大，人脉和权力都可以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圈子内的人在不被利诱瓦解的情况下尚可做到“精诚团结”，但对圈子外的人则绝对是“横眉冷对”，少部分人的得益建立在大部分人的失益基础上，得益的方式完全是非公开、非公正、非公平的，而且每个圈子的人都乐此不疲形成恶性循环，文明社会应具备的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等精神和理念在这块土地上都不见踪影，这是国家、民族的危机，严峻的形势亟需强力的制度性变革来扭转乾坤。
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关系社会，有人说是中国特色的求人社会。中国的关系社会特征表现为中国特色的圈子文化、人情文化、面子文化、酒桌文化、地域文化和权力文化，这些文化有好的方面如重亲情伦理，但是负面影响更大，人脉和权力都可以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圈子内的人在不被利诱瓦解的情况下尚可做到“精诚团结”，但对圈子外的人则绝对是“横眉冷对”，少部分人的得益建立在大部分人的失益基础上，得益的方式完全是非公开、非公正、非公平的，而且每个圈子的人都乐此不疲形成恶性循环。首先找到关系，然后站对了队伍，那么，规则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者说，规则本来就是给没有关系的穷人们准备的。有了关系，所有规则都可以变通，关系不同，办事的成本就不同，过程和结果也就不同。最悲哀的是，许多人明明厌恶这样的关系，却不由自主地削尖了脑袋往关系网里钻，就比如许多人明明对特权深恶痛绝，但不是想着把产生特权的根子铲除了，却在内心里希望自己也拥有这样的特权。
关系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的特征，在民主被架空、权大于法的大环境下，按照正规程序办事势必处处碰壁，而通过找关系走旁门左道反而左右逢源，这样，自己的事办成了，又满足了权力拥有者的欲望，这是一桩“周瑜打黄盖”式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好买卖，而这桩买卖最大的收益者就是身居权力巅峰的官僚子弟集团，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普通老百姓，通过关系或许可以花钱买放心，但是等待自己的只能是在这个恶性膨胀的社会里越来越沉重直至不堪重负的生存成本。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很多中国人骨子里透着一股奴性，认识不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不懂得理直气壮地主张自己作为主人的权利，而是唯唯诺诺，缺乏反抗精神，不敢与恶势力斗争，而选择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卑躬屈膝者多了，权贵既得利益者就更骄横拔扈、肆无忌惮。我想对所有来自普通家庭的同胞们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挺起脊梁做国家真正的主人！古代有刘邦、朱元璋，近代有毛泽东、蒋中正，在夺取天下之前，不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么！
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政党可以永恒，“万岁”的口号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权力世袭在封建奴隶时代可以长存，在现代文明社会必将被无情地抛弃，倒行逆施的强权阻挡不了逐渐开启的民智和渐入人心的民主思想、公民意识，真正的民选必将取代权力世袭。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我特别注意到其中的“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这句话，这说的不就是搞关系社会、人治社会那一套么，我完全赞同总书记的主张，坚决反对拉帮结派、狼狈为奸的做法。贵党有一个现象，就是某官员从市里晋升到省里或者从省里晋升到中央，必定把他原来的手下纷纷提拔到省里或者中央，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个“上海帮”、“山西帮”、 “团系”由此形成，层出不穷，这种模式铸就了中国官场的裙带网，也是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央领导和省部级领导中有没有总书记在福建、浙江、上海任职时的部下，如果有，又是多少规模的数量，反正我知道那个蔡奇同志确确实实是从总书记任职过的浙江升上来的。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为了切实有效地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为了破除权力世袭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危害，也为了真正落实好干部的标准，我向总书记建议：
1. 制定实施原来部属的回避制度，暨针对所有升任的官员，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限制其在原来的属下中提拔调任官员的数量，这个数量越低，拉帮结派的危险性就越小，政府的廉洁度就越高。
2. 制定实施亲属子女的回避制度，暨针对所有官员，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规定其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等，以及具有政治联姻关系、存在利益输送可能性等的相关利益关系人都不得从政（包括不能担任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得经商、不得移民。
3. 制定实施大量地从民间、从无任何官场经历的普通老百姓中挖掘人才的制度，改变提拔选用干部必须有官场经历的旧观念。一个长期扎根于基层，对社会疾苦、世态炎凉有着最切肤体验的普通老百姓，另一个高高在上，整天围着领导转，围着文山会海转的混迹于官场的老手，哪个人能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发声，哪个人对国计民生问题最有发言权，老百姓的心里应该都有一杆秤。中国最多的就是人，中国不缺人才，放眼原来的部属之外，跳出官宦家族的藩篱，五湖四海的能人贤人不计其数，而民间更是藏龙卧虎。

六、政党制度、国家权力制度及其他
（一）外国的月亮也不圆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我是基本赞成这种说法的。
现在的那些民主国家，虽然实现了“权由民授”，也实现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人权比如言论自由得到比较充分的尊重，但是，还不能说百分百地实现了“主权在民”，因为，权力过分集中在了富人手里，穷人虽然有真实的选举权，但缺少成为候选人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机会，而且，富人之间、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围绕权力的斗争很多时候也是勾心斗角甚至是不择手段的。
在这些国家，权力被以商人资本家为主的资产阶级垄断，虽然选举在形式上真实可信，基本上符合“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但是，由于候选人参加选举、组织竞选团队、进行巡游宣传演讲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作铺垫，因此对大多数普通工薪阶层而言，在选举中的定位是“被动地选别人”，而很难以候选人的身份更全面、真实、直接地主张自己的选举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有权选别人，没机会被人选”。另外，即使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仍然收到来自资本家集团的大量政治献金，这种广泛存在又被视为在法规允许范围内的政治献金其实是不正常的、不公正的，说穿了就是披着合法外衣的政治贿赂，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话“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接收了政治献金的候选人一旦晋升为当选人，必定对献金者即资本家集团投桃报李，于是，形式上由全民选举而来的执政党及其政府领导人在实质上成为以商人资本家为主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权由民授”是实现了，但“主权在民”不充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国家的选举常被人指责为有钱人的政治游戏。
（二）话说政党
既然民主国家的民主并不充分，我们当然不应该生搬硬套他们的政治制度模式。我们的政治制度的真实情况和民主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先来看看政党制度。翻看过去的资料，可以发现，早在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时期，贵党高呼“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一切党派皆有平等合法地位、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可是，在贵党武装夺取政权以后，却步国民党后尘执行唯我独尊的一党专政统治，这样一种“一阔就变脸”式的转变似乎只好用“成者王侯败者寇”来解释了。
贵党在内政上实行唯我独尊的一党专政体制，而在外交上却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经常指责某些国家搞霸权，声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本质上是要把本国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各国家利益之上，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和侵略”，主张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说“多极化符合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体现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说“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
为此，我不由想到了“双重标准”这个词语，经常听到官方指责别的国家搞双重标准，此时我在想，贵党是否就是双重标准的亲力亲为者呢？面对国内弱势的人民强制执行政党霸权主义（我姑且把唯我独尊的一党专政体制称为政党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面对国际上强势的国家却大喊世界的多极化。按照官方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本质的描述，那么，是否可以说贵党的一党专政体制的本质就是“要把本党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各政治派别以及人民利益之上，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对其他政治派别以及人民进行控制、干涉和压迫”。同样地，按照官方对世界政治多极化意义的描述，那么，是否可以说取缔一党专政、实现政党的多极化更是意义重大，那就是“多极化符合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体现各政治派别和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有利于避免新的专制独裁之乱的爆发，有利于遏制政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
我们来梳理一下关于国家、政府、政党、人民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政治学研究者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对此有各种各样繁杂的论述，我仅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言简意赅地讲讲我的认识。简单地说，国家就是一群人占据了一块地方，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圈子，政府就是由这群人中的一部分人组织的处理国家事务的管理机构，政党就是这群人中的一部分人为了各自利益成立的政治组织，而这群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为了区别国民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府人员（俗称官员），一般把普通老百姓称为人民或人民群众。在国家、政府、政党、人民四者关系中，毫无疑问核心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党，更不是政府和政党的领导人。
国家，被有的政治家称为权力的机器，我不喜欢这样冷冰冰的称谓，不管是沐浴阳光的民主国家，还是暗无天日的专制国家，国家始终是人民的家园，有割舍不掉的亲情和渊源，中国有句俗语：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因此把国家的地位置于人民之上，那就忘了本。曾经看到一种“如果没有国家，你什么也不是”的论调，正确的说法应该刚好倒过来，暨“如果没有人民，国家什么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是人民创造了国家，而不是国家创造了人民，人民不是国家的臣民，而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是一个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人民幸福，国家才富强，人民受尊重，国家才有尊严，一个人民权力被架空的国家什么也不是，只能沦为政治家口中的权力的机器。
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机构，很多时候被与国家混为一谈。比如中国，作为国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每一个朝代的更迭都产生一个新的政府，在诸侯割据的年代更是分化成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政府，很显然，政府不等于国家，国家的地位大于政府。在民主国家，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政府人员是真正的人民公仆，是权力的执行者，而非权力的拥有者，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必须服从于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公权力必须在法律的严厉约束下活动，这样的政府顺应民意，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戴。而在专制国家，政权来源于武力夺取，政府人员集权力的拥有权和执行权于一身，是高不可攀的官老爷，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之上，公权力沦为统治者的私权，这样的政府打着人民的旗号行反人民之实，最终会被人民抛弃。
政党，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各自利益成立的政治组织，它与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性，即它的目的是通过执政或参政的方式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力，从而为它的组织成员谋取利益。当政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就成为政府的实际控制人，也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当政党处于参政的地位，就成为政府中的少数派，而未取得执政或参政权的政党就沦为在野党或反对党。在民主国家，政党通过竞选获得国家的执政地位组成政府，也就是说，政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是通过竞选由人民做选择，是人民给予的，所以，在民主国家，国家高于政党，人民高于政党。而在专制国家，政党通过武力夺取国家的执政地位组成政府，也就是说，政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是通过武力夺取而非由人民做选择，是自封的、非法的。
在政党和国家、政府、人民的关系中，国家利益是全民意志的体现，而个别政党的利益只是全民中的一部分人的个别意志体现，全民意志当然大于个别意志，很显然，国家和人民的地位和权力都高于个别政党的地位和权力，人民更是有自己当家作主的能力，不需要个别政党来强行代表自己。
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的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受宪法与法律约束，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而一党专政体制把执政党的地位无限扩大，凌驾于国家、政府之上，这样就背离了宪法，颠倒了国家、政府、政党、人民之间的位置关系。
贵党拥有8900万党员，是世界第一的巨无霸政党，貌似天下无敌，但是，我想和总书记说两点：第一，在一党专政体制下，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取得一张党票就是敲门砖，所以，有多少人真正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入党，有多少人其实是为功利而入党，恐怕很难说清了。第二，按照人性的一般规律，先进者和落后者总是占少数，大部分的人归于先进和落后之间，当所谓的先锋模范以数以亿计的规模膨胀之时，这支队伍不是在壮大，而是开始走向衰败，其先进性更是值得怀疑，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的事实就是明证。
（三）看透国家权力制度
再来看看国家权力制度。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什么是“选举”？“选”就是从总体中选择符合某项品质的个体，是从多数中选择少数，“举”就是从下面往上面托，是由下而上的托举。反映到国家政治中，比如一个国家的民意代表或领导人的选举，“选”表现为众多的竞选者在公平基础上自由竞争，由人民自由地从多数人中选择自己心仪的少数人，而“举”则表现为被选中的少数人是在人民由下往上的一步步推举中当选的，是来自从下而上的力量推动。
而中国的所谓选举，首先不成其为“选”，因为不是自由地从多数中选少数，而是在划定的名单里打勾的等额选举，这种所谓的选举是和指定划等号的。中国的所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以及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部是等额选举，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说是差额选举，实际上是从174人中选161名（最近一届人大即第十二届人大），差额数仅为13名，完全不是从多数中选少数，而是从多数中选绝大多数，这几乎和等额选举无异。什么是等额选举？通俗地说，就是有几个人就选几个人，这种候选人数与应选人数相等的所谓选举从本质上说已不成其为“选举”，没有差额就不成为选举。
中国的所谓选举，更不成其为“举”,因为不是由人民从下往上的一步步推举，而是从上往下的全面的指定，这种所谓的选举既不是直接选举，也不是间接选举，其实质就是专制。什么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通俗地说，直接选举就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自己心仪的人，间接选举就是选民不能直接投票参与更高级别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而是由选民最初选出的心仪之人去参与更高级别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如此循环而上，直到间接选出最高级别的民意代言人或国家领导人。说到底，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区别就是权力大小的问题和权力透明度的问题。间接选举限制了选举权实施的范围，事实上把选举权人为地划分了大小，绝大多数人只能在低级层面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中行使直接投票的权力（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充其量只能直选村长或乡镇人大代表），只有极少部分人才能参与高级别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这是变相侵犯了每个公民平等的选举权，便于专制者垄断和控制选票，而间接的层度越深，选举权的透明度越低，所谓的选举也就成了替专制洗白的形式化的走过场而已。还是拿中国的所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以及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所谓选举来说，全部是由一个一百多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提名产生，与会的几千个所谓人民代表就在这个划定的名单里打勾，而这个大会主席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些什么人呢？无非是以唯一的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为首的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成员。从国家层面到省再到市，一个个大会主席团的提名决定了全中国的权力归属。所谓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还是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自封，应是十分清楚明了的。
差额选举保障了选举的广度，即可以自由地在众多候选对象中择优选取，而不是在有些人安排好的名单里画圈。直接选举保障了选举的深度，即可以自由地参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层面的民意代言人或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而不是被有些人别有用心地框定在村和乡镇的范畴。有了广度和深度还不够，还需要加点力度，这个力度就是竞争力。有人说选举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竞选候选人中究竟是否存在积极的竞争”，这是区别选举民主与否的标志之一。民主国家为公职而进行的竞争积极、充分，展现了生机盎然的政治活力，而专制国家所谓的选举，大多数选民对候选人要么根本不认识，要么只停留在如学历、职业、职务等最最简单的个人简历的了解上，而候选人对于自己能力的展示、过往业绩的总结、道德品质实践的描述、深入民间经历的介绍、政治理念的表达、履行民意代表职责的规划的演讲等等全部空白，更不要说候选人之间面对选民进行的公开辩论和公平竞争。专制国家的领导者怕竞争，因为他所谓的选举是自欺欺人的遮羞布，一旦允许竞争，假戏真做的结果就是专制统治的完结。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就是说对真理的认识可以在与其他思想的论辩中更加清晰明白，而专制者奉行严厉的舆论管制下的一言堂，只许唱赞歌，不准批评，又岂能容得下竞争呢？！
由于中国人深重的奴性思想，严重缺乏民主意识和国家公民意识，再加上不正确的舆论引导，一谈到选举，很多人以为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一套政治理念，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选举就是政府的事、当官的事，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其实，选举的真实度和普及度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这可是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马列主义关于民主选举的理论认为：要真正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新型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比资本主义议会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选举产生的。祖师爷的话可不能不听，于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说了：“普选不是资产主义社会的专利，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如今，离邓大人说这话的时间已过去近三十年，人类早已跨入了新世纪，他的衣钵继承者还不快快行动，更待何时？！
中国的国家权力制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中国的宪法第一条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确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何谓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是那些靠出卖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不拥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劳动成果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剥削，并为社会创造主要财富的阶层。我的最直接的理解，工人阶级就是区别于资本家的产业工人阶层，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那么，真实的状况是工人阶级领导中国吗？看看中国的所谓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的身份，答案就一清二楚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真正来自产业工人阶层的工人少之又少，同样地，真正来自所谓工农联盟的另一支力量的农民也是凤毛麟角，“人民代表大会”的所谓人民代表绝大多数被各级官员所垄断，剩下的又以商人（资本家）和各界社会名流为主，分明是官僚、资本家等权贵既得利益者的表演舞台。
一个被官员垄断的“人民代表大会”早已失去“人民代表”的意义，将立法权、执法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的官员与其自称“人民代表”，不如老老实实地坦言是“官员代表”，这样的代表，只是官方意志的代表，离真正的民意代言人很遥远，更不可能去有效地监督政府，让官员自己约束自己，放弃所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简直是天方夜谭。也正因为认识到了人性的这个弱点，在民主国家，作为法定民意代言人的民意代表，必须是民间身份，而不能是政府官员身份，这也是现代代议制国家民意代表资格的基本准则。
除了大量的官员之外，所谓的“人民代表”中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商人和各界社会名流，这些人的职业、生活和活动圈子与最具广泛性、代表性的普通老百姓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们的意志只代表金字塔顶少数有钱有势的利益阶层的意志，根本无法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事实上，拥有“人民代表”的头衔已成为许多商人捞取政治资本、谋求政治特权的沽名钓誉的手段，而官方也乐得把“人民代表”的头衔作为一项荣誉资源奖励资本家，使“人民代表”的头衔沦为进行权钱交易的筹码，于是，有权有钱就有机会成为“人民代表”，而“人民代表”的特殊身份又可以反过来使他们享有超越法律的功名利禄，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而最具广泛性、代表性的普通老百姓在这个所谓的国家权力机关中却难觅踪影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只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已。
中国国家权力制度的第二个明显特征就是，大量的官员在到了担任党政领导职位规定的年龄上限时刻，纷纷转入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政协）的领导岗位，几乎形成不成文的惯例。这种畸形的体制至少反映了两个事实：第一，人大代表及其领导职位所谓的选举徒有虚名，实际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所谓国家权力机关之上的太上皇即执政党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党的领导人（各级党的书记）或国家行政机构领导人（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市的部长省长）转入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完全不需要经过人民的普选，不需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根本就是徒有虚名。第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需要年富力强的专职人员来担当，到了65岁的年龄大限就要退休，而到了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可以不受年龄限制，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位根本就是闲职呢还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年富力强的专职人员全身心的投入？！中国的宪法规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15项职权，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更是有21项重要职权，很显然，这应该是一个责任重大、工作繁忙的机构，不以年富力强者作为主要担当，是无法胜任人民的重托的。而现实是什么？是不经过人民的普选、不经过人民的同意，由唯一的执政党擅自将一群退休的高官纷纷转入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岗位。其实，即使是党政部门65岁退休的年龄限制，也是不公允的，普通老百姓男性的退休年龄都是60岁，而官员却是65岁，这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吗？！或者说，法律本来就是为官员服务的，对他们就可以有不同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权。
相信大多数人都读过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代表作《皇帝的新装》，童话讲述一个愚蠢的皇帝被两个骗子愚弄，穿上一件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新装，赤裸裸地举行游行大典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皇帝的昏庸以及大小官吏虚伪、奸诈、愚蠢的丑恶本质，褒扬了无私无畏、敢于揭假的天真烂漫的童心。我真心希望如此荒唐的童话故事不要在中国重复上演。
（四）怎么选举
无论在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政治常成为执政者的专利，普通公民特别是穷人，在专制国家除了被官僚强行代表之外什么也不是，在民主国家除了拥有一张真实的选票之外很少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话语权。
如何才能让政治不再成为执政者的专利，而是可以让普通公民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比如针对重大事件的全民公投就是一种好的民主政治的方式。而我要着重谈的是作为民主政治标志之一的选举问题。朗朗乾坤，谁主沉浮？由人民的选票决定！选票不是民主的唯一表现，却是民主万万不可缺的表现！每个国家都有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但是，“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主权在民、权由民授”的民主思想是以尊重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主权在民、权由民授”的民主政治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如果说专制国家的假选举是“权不由民授”的问题，那么，民主国家的真选举就是“权由民授”还不到位、不充分的问题。怎么改？专制国家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假选举变为真选举，实现选举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国家需要改进选举制度，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使全体人民特别是普通工薪阶层和贫困阶层人民不光有真实的选举权，更有机会做候选人，可以直接参政议政，而不仅仅局限于投出一张选票。
若要使民主不成为空洞的口号，就必须依赖强大而有效的保障机制来为民主保驾护航。政治的核心是权力，那么，实现政治民主就是保障在权力的取得和权力的持有过程中的民主。选举，作为取得权力最正当合法的方式，也是实现民主必经的程序，除了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不得立法剥夺少数人权利”的原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保证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均衡”，这与权力持有过程中的“三权分立”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保证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均衡”，具体地说，就是在选举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无论是专制国家的所谓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还是民主国家的代议机构议会，其成员的阶级身份及其数量必须均衡，做到富人、穷人、精英三分天下。拿专制国家的所谓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来说，就是规定无官职、不经商、身处社会最基层的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的人数必须占三分之一以上，规定政府行政部门官员不能兼有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的身份，这就解决了所谓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被官僚和商人垄断的问题。再拿民主国家的代议机构议会来说，就是规定非商人、非资本家身份的经济收入在社会平均线及其以下的身处社会最基层的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的人数必须占三分之一以上，这样就改变了由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政局，让穷人即使没钱也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机会，让无党派的独立候选人有更多参政议政的机会。另外，为了避免权力长期掌握在某一部分人手中可能导致的独裁和腐败，也为了促使国家权力机关始终充满朝气和创新动力，不仅要限定国家行政机关暨各级政府官员的任期，还应该限定国家权力机关民意代表的任期，废除议员的终身制。比如说国家元首的任期上限是两届，那么可以规定民意代表的任期最多不能超过三届。
世界是全人类的世界，中国是全中国人的中国，这个世界不应仅有富人的声音，中国也不应仅有官僚的声音，人类需要第三种声音的崛起，那是扎根于基层的最具广泛性、代表性、真实性的普通人和穷人的心声。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穷人或者说身处社会最基层的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对于富人和官僚，总是占绝大多数，而越是占绝大多数的人们在现实中越缺乏话语权。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让占绝大多数的人们掌握话语权，可以广泛地登上政治舞台，由自己主张属于普通人和穷人阶层的权利，与富人、精英共同享有管理国家政权的权力。
只要真抓实干，选举的“保证社会各阶层利益均衡”的原则就可以很好得以贯彻，同样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举过程中的政治献金问题也可以很好得以解决。我的一个方法是：成立统一的国家选举委员会，以发行选举彩票的方式筹集选举资金，在参与选举的各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当中按所获选票比例统一分配，对每一笔资金的发放和使用实施公开透明的管理，严禁其他任何形式的募款活动，商人支持选举的唯一方式就是购买彩票，但是他的支持行为不再和某一个候选人挂钩，这样就有效阻断了商人和候选人之间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和交换关系，使选举更加公平公正，又解决了巨额选举资金的来源问题，特别是为普通人和穷人身份的候选人解除了选举资金上的后顾之忧，而发行选举彩票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激发公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扩大投票率，在全民参政的同时，幸运的选民还可以中个大奖。
（五）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必由之路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方总是习惯把过去闭关锁国年代的道路称为老路，又把西方的民主道路视为邪路，老路就不多说了，来谈谈所谓的邪路。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这句话，又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量变和质变”的原理，也就会明白，五年来的成绩绝非一时之功，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劳动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成就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面貌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成就有目共睹，经济发展速度冠盖全球。冷静客观地分析取得成绩的原因，中国人民的勤劳品质是重要因素，这种优良品质一旦被引导到经济建设上，十几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所凝聚起来的经济活力是爆炸性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而这个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全面实行了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体制，换句话说，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成就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经济体制的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改造，就没有当今中国日新月异的经济面貌和人民显著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仔细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就会发现在政党制度和国家权力制度等核心和基本问题上，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变化，而近四十年来国家面貌的变化其实都是经济体制改变的结果，而与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关系。在政治上挂社会主义旗、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路，一方面原本属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费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福利全部被取消（官员是例外），另一方面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式压榨却卷土重来，这种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可以让权贵既得利益阶层既享有资本主义经济带给它的财富，又享有社会主义政治带给它的特权，倘若全盘西化，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民主、还权于民，那么，所有特权和既得利益都将化为乌有，专制统治也将垮台，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所谓邪路的真实原因。正因为此，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中华民族本是具有悠久历史又勤劳、善良、智慧的民族，但当西方迎头赶上并超越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昏睡中，然后又陷入连绵不断的内斗外斗，好不容易有个伟人在南海边划了个圈，把国人带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可谁知又把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消灭干净了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赌博、娼妓、小老婆、叫化子、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吃摩擦饭之辈、发国难财之流统统完璧归赵地收复了。这是只接受经济改造、不接受政治改教的结果。
我看过一些邓小平先生的谈话资料，从邓大人的许多谈话中都能看出，他是深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的，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魄力像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本的原因是惧怕政权的丧失，这是他的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经得起政治体制改革的考验的，而本身已经千疮百孔的政权才惧怕对根本的政治体制问题的改造。邓大人的离世已逾二十年，继任者如果还抱残守缺，在政治体制上还顽固地拒自由民主等主流社会的普世价值观于千里之外，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必定止步不前，以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必定化为乌有或被个别权贵既得利益者窃取，正如邓大人所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神话，开启了邓小平时代，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新时期的中国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民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后邓小平时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必由之路。
（六）“把权力装进笼子”和 “把权力还给人民”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其实就是俗称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回顾官方各个时期的文件和事件，反腐的口号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越反越腐，尤其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以来，伴随经济大发展的，是腐败的波澜壮阔。为什么越反越腐？为什么权力始终凌驾于制度之上？最根源的症结是权力不在人民手里，而在掌握了公权力的官员手里。所以，我的主张是，与其说“把权力装进笼子”，不如说“把权力还给人民”，这才是反腐的灵丹妙药。
“把权力还给人民”，就是实现真正的民权，还人民以话语权、执政权、监督权，通俗地说，就是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把权力还给人民”，是“把权力装进笼子”的前提基础。在一个国家中，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取决于权力的归属权，权力属于人民，则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权力被官员霸占，则官员的地位凌驾于人民之上。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从口号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还权于民，这就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废除几千年来由官选官、由官监督官、下级官只对上级官负责的以官为中心的体制，实现真正的人民普选，由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而非战争夺权或权力世袭而来的人民政府才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一旦权力回归人民，民主政府的官员只是一个“权由民授”的国家管理者和制度执行者，其权力被约束在“为人民服务”的有限范围内，只能按人民集体制定的制度为人民服务，并时刻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公权力的运行是阳光透明的，任何凌驾于制度之上的特权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必然遭致人人喊打，特权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所谓的“把权力装进笼子”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
还权于民，实质是由“官员说了算”变为“人民说了算”。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一贯由官员说了算，没有真正的民选，没有真正的质询制度，没有全民公投，对于官方的、上级的命令只有服从，而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制度设定也是由官员一手包办，然后走过场似地拿到以官员为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走个程序，这种由官员自己制定、自己审核式的制度设定体现的是代表官方的权贵既得利益阶层的意志，而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话语权，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和机会。即使是个别无关紧要的事项，官方假装听取民意，而实际都只是走个形式愚弄人民。举个例子，官方开展关于节日放假制度的民意调查，调查的内容都被限制在它框定的范围内，提的问题根本不能表达人民真实的意愿，比如“对于保留国庆节和春节两个黄金周，您的态度是：(1)支持(2)反对（3）无所谓”，对于这样的问题，当然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1)支持”的答案，但是，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真正关心的是“在保留国庆节和春节两个黄金周的同时，还继续保留五一劳动节黄金周”，是“延长春节的放假天数，尊重中国的习俗，正视中国的现实，即每年春节有数以几亿计的打工者要回乡团聚，而现有的三天假期往往连花在来回路程上的时间都不够（靠双休日借调的假期当然不能算作春节的正式假日）”，对于这些普通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在官方所谓的民意调查中避而不谈，其用意很明显，什么民调，就只是做秀而已，对于一个区区节日放假的非政治攸关的纯民生问题，普通老百姓都没有话语权，还要被糊弄来、糊弄去，对于那些与政治有关的大计方针，普通老百姓更是只有靠边站的份。
《达人秀》是一档风靡全球的电视选秀节目，“没有任何门槛，不限任何才艺”是这档“全球最大选秀节目”的核心标志，它的特色在于让普通老百姓走上了实现梦想的舞台，张扬了普通人的个性和才华，体现了社会成员的平等和尊重，这样的理念当然也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达人秀》也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综艺节目之一，其成功的核心要素就是将视角对准了最最普通的中国民众，在这些普通中国人身上，可以看到人民的智慧和才华。其实，普通人的智慧和才华何止表现在综艺节目中，由于长期扎根于基层，对社会疾苦、世态炎凉有着最切肤的体验，对国计民生问题也最有发言权，人民当中藏龙卧虎，人民的智慧、品格和力量常常在那些高谈阔论、道貌岸然的官员和所谓的专家之上，只是一直被不合理的制度压制着。
在中国的官场经常可以看到由官员召集的以专家、名人、民主党派人士甚至是外国官员或名流为对象的座谈会、研讨会、论坛，却极少由官员召集的以普通老百姓为对象的民意咨询、政策研讨之类的会议，这是在趋炎附势的官本位思想主导下的官场真实写照。我一直有个想法，从最高国家元首到地方政府领导人，中国政府的大门什么时候可以向作为国家主人的普通老百姓敞开，可以经常性地邀请作为国家主人的普通老百姓到政府部门走走看看，经常性地向人民汇报执政的动态，倾听真实的民意，而不用再由官员代表人民，不用再由那些只会应声附和的所谓的专家、名人和民主党派人士替普通老百姓当传声筒，那么，最具有代表性、广泛性、真实性的普通老百姓的心声才有可能登堂入室，成为左右中国命运的雷霆万钧之声。
由“官员说了算”变成“人民说了算”，就是要改变权力的主导人，还普通老百姓以话语权和在政治舞台纵横驰骋的权力，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无论决策、执行、监督，都不是官方的专利，由“官员说了算”变成“人民说了算”，是改变几千年传统的权力运行模式的重大突破，是对官本位思想的一次革命。官员是组织者、策划者，但不是最终拍板者，最终的决定权必须交给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而且，从决定之前的策划过程开始，就要广泛引入人民的参与，尤其是诸如价格改革等事关每一个公民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诸如对外援助、招商引资、土地买卖、金融市场管理、教育卫生资源分配等事关社会资源和公共财产管理、分配和处置的问题，诸如干部任用、人才招聘等事关官员选拔任用的问题，诸如政府采购、三公消费等事关政府及其官员廉洁的问题，整个决策团体中普通老百姓身份的人数必须占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充分运用专家论证、国民听证、质询乃至全民公投等各种参政议政方式兑现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决定权和监督权。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由权力滋生的腐败，使官员从“权力拥有者”变成“制度执行者”。举个例子，政府拟建造一个豪华的机关大楼，通过了各相关部门的许可之后，最后还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如果人民不同意，如果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认为“仆人”的办公大楼应极尽简洁，不能滥用纳税人的钱，那么，这个机关大楼就不能被建造。再比如官员的任免升降不再由上级官员说了算，而是由人民选举、由人民推荐、由人民考评、由人民监督、由人民决定，官员必须定期向人民述职，而不是向他的上级官员述职，人民有权向政府及其官员提起质询，官员的个人收入、家庭财产和家庭情况等都必须定期向人民公示，官员必须严格遵守一系列的回避制度，比如亲属子女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不得移民，政府的三公消费账簿必须完全公开透明。            
实现由“官员说了算”变为“人民说了算”的具体方法很多，我有个想法，就是把西方民主国家在法律上的“陪审团制度”借鉴过来，并根据中国国情加以改良，运用在对公权力的管理上，我把它称作“人民介入制度”。如果说“权由民授”是实现“人民说了算”的基础，那么，“人民介入制度”则是巩固“人民说了算”的可靠保障。所谓“陪审团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由随机选出的普通民众组成一个陪审团，用来协助认定案件的事实。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属于任何政治势力，以普通公民的视角做判断，是对法官判断的补充和平衡，更有利于制约腐败。而且，由于是随机产生，只为单一案件服务，服务期间个人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杜绝了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贿赂行为。正因为此，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高度评价“陪审团制度”，他说“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上所起的作用，比选举权还要重要”。“人民介入制度”，概括地说，就是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对于事关国家和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必须引入人民的参与，由普通老百姓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决策团体集体决定，而每次获准参与的普通老百姓均为随机产生，不得暗箱操作、营私舞弊。“人民介入制度”不光可以运用在中央层面的权力运行过程中，还可以运用在省、市、县、镇、乡各级地方的权力运行过程中。
一个民主的政府，所有的权力来自人民，并服务于人民，那么，其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必定是围绕人民展开，而官员只是按照规范为人民办事，做人民的仆人，是制度的执行者，而不是权力的拥有者，更没有高人一等的特权。在西方民主国家，“人民说了算”已成为现实，就拿英国脱欧公投来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关于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演讲，很好诠释了“人民说了算”的含义，我想把卡梅伦先生的这段演讲词与总书记一起分享：“这个国家刚刚进行了一场大型的民主活动，这也许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超过三千三百万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直布罗陀的人民表达了他们的声音。我们应该为这个事实感到骄傲……在这片国土上，我们相信人民是重大的决策者。我们不仅拥有议会民主制度，而且还在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的问题上，我们也会适时征求人民的意愿。对此我们已经做到了……英国人民投票选择离开欧盟，他们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英国人民的意愿是必须执行的指令。英国人民已经做出决定，这不仅需要被尊重；同时，失败的一方，包括我本人在内，还应该努力去协助实现这一决定。”
（七）从高房价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劳动人民总是充满智慧，民间有个段子：羊月薪5千，打算用20万建一个窝，狼不允许，说私自建就是违章建筑，只允许向龟买。龟是搞工程的，先用20万贿赂狼取得开发权，再用50万元向狼买这块地，花10万元把羊圈盖好，向羊要价200万元。鼠借200万元给羊，连本带利300万，20年还清，羊全家20年给鼠打工。狼、鼠、龟都挣了钱，只有羊亏，连崽子也不敢生了。羊越来越少，狼觉得这样下去大家没肉吃，于是宣布羊可以再生一个。
很显然，这个段子深刻形象地揭露了现有体制下狼（官员）、鼠（官商）、龟（资本家）联合起来剥削压榨羊（劳动人民）的社会制度的本质。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的世界排名却在五十位之外，正如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与之极不相称的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遥遥领先，高房价已成为压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房价水平，而政府每一次调控的结果是越调控越上涨，现在，一线城市房价的上涨几近疯狂的程度，而推动“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天价地王频出的主要推手就是具有政府背景的一个个财大气粗的大型国企。
说到房地产的话题，最本质的是土地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决定了土地的公有制，也就是说，土地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是土地的主人，既然是主人，就有权无偿使用土地，毛泽东时代是很忠实地贯彻了土地的公有制的。可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开始演化为所有权的公有和使用权的私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变为有偿，而且还设置了使用年限，也就是说，作为土地的主人的人民要使用土地必须支付费用，而且过了若干年后还要继续使用的话还得继续交费，主人使用自己的东西还得收费交钱，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中国有句古语：“有土斯有人，万物土中生”，说的就是土地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万物滋生于大地，人类的生活和生产都离不开土地，而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无非是围绕权力的争斗，目的就是君临天下、一统江山。我国政府高举公有制的旗帜，把土地分为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分别由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原本属于人民的所有权，也就是说，人民原本可以自己行使的土地所有权被政府强行“代表”。我们来看看“被代表”的过程和结果：政府利用手中权力把原本属于人民的土地出让，以此获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等收入，这些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极大比例，房地产业成为支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而形成了靠卖地来满足财政需求的“土地财政”。而房地产开发商在出售房地产之时，不但要把已支付的土地出让金连本带利赚回来，更要大赚一笔，势必要哄抬房价，而房价越高，政府收获的房地产交易、持有过程中的各项税收也越多，这是政府乐意达成的状态。于是，新的地王不断涌现（地王的拥有者大多是财大气粗的国企央企，国有资本成为推动房地产价格飙升的主力军），房价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形成土地出让金和房价争先恐后、勇往直前的恶性膨胀。而整个食物链上最底层的消费者群体即人民大众就成了被弱肉强食的牺牲品，本来，他们是土地的主人，而经过了被政府代表自己行使主权以后，他们非但未从巨额的卖地收入中分到一杯羹，相反，要承接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转嫁而来的巨额负债，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余生成为替银行打工的名副其实的房奴，于是就重复上演着那个狼（官员）、鼠（官商）、龟（资本家）联合起来剥削压榨羊（劳动人民）的故事。高房价和巨额土地财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人民成为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问题还不止于此。利用公权力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中饱私囊、损公肥私者大有人在，受贿的贪官、行贿的奸商，共同构成社会贫富分化后金字塔尖那些邓小平先生所说的先富起来的人。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具有官方背景，最初的拿地成本是极低的，依靠世袭的权力或者在官场中的人脉关系以低价获取土地，然后又是通过人脉关系向银行借鸡生蛋，自有资金的投入极其有限。就是这些人，现在很多成了大老板，而有钱就有地位，很多人以成功商人的身份进入人大、政协。这是社会主义吗？！或是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吗？！其实，它早就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与中国的房价颇为相似的是居高不下的旅游景点门票，中国的人均收入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房价和旅游景点门票价格却比人家高很多，丝毫不见为人民谋福利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我印象中许多国家的旅游景点门票价格都很低廉，有许多旅游景点干脆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在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旅游，我曾经好奇地问当地人为什么不收门票，他们的回答是：“这些景区都是自然风光，是属于全民的，不是私人领地，不应该收费。而且，政府并未投入很多建造和维护资金，所以没有收门票的理由。再说，景区内有些场所虽然是政府出资兴建，但投入的资金已经在市民平时交纳的城市建设税等税金中开支，政府在没有追加投资的情况下再去收取门票，是不合理、不道德的，只会败坏我们城市的名声。”这话可是出自被中国官方称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在事实面前，我越想找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越是遥不可及，倒是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在无声中闪耀着人文的光辉，让人惊喜不断。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总是千方百计制约政府的权力，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总是千方百计限制人民的权力，从许多事实来看，此话不假。
我一直有个想法，凡是公共场合，比如公园、马路停车场，这些土地都是全民所有，每个公民有权免费使用，尤其在号称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能免费的尽量免费，实在不能免费的尽量少收费。而现实情况是，比如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公共场所的停车费少则5元∕小时，多则15元∕小时甚至更高，整个城市每天的停车费收入是一笔巨资，而用于停车管理的费用只占停车费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如此高的停车收费标准是极不合理的，这又是掌握了公权力的官员制定的损害人民利益的规定，而且，各个单位部门的停车费收入也缺乏统一的归口管理，归集和去向不明，更缺乏公示和监督。
土地作为万物本源有其特殊性，何况领土还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我认为不管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土地的所有制以公有制为宜，事实上，在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公有土地。土地公有制的本质是土地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也就是说人民是土地的主人。那么，主人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无偿使用土地，任何政府以所谓代表国家行使人民的土地所有权都是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人民不需要强权势力来代表，人民可以自己行使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政府依靠卖地搜刮民脂民膏完全有悖于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性质，从该政策行为的结果暨高不可攀的房价导致无数房奴来看，也与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
土地制度是反映人与人、人与地之间关系的重要制度，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基于土地经济关系的政治制度，是构成上层建筑的重要基石。从高房价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就是先祭起公有制的大旗，把本来实实在在的人民个人的权力转变为虚无缥缈的公有的权力，然后抬出国家这个无形的牌子，把所谓的公有的权力归为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还得靠人来行使，接着，掌握了公权力的官员便自封为人民的代表，自说自话要替人民行使权力，最终，国家的权力落到了这些人的手里，任由他行使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力。就拿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来说，原本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即使每个人不能实质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也最起码可以拥有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土地的无偿使用权，暨可以无偿使用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土地，可是，当权贵既得利益者把土地搞成公有制以后，人民非但不能无偿使用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土地，反而要付出高额的土地使用费，而且还有期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权贵既得利益者把土地搞成公有制以后，也就是说土地变成了国家的土地，而国家如何行使土地权，还得靠人，这个时候，权贵既得利益者就规定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权，而掌握了政府公权力的这些人就成为土地权的实际拥有者，然后利用手中权力，对要使用土地的人民大肆搜刮、巧取豪夺，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力非但被无情地剥夺，反而还要可怜兮兮地向权贵既得利益者租用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且这租用的成本极其惨重，沦为房奴的人民往往是倾其一生积蓄并且要搭上余生大部分的时间还债。这就是高房价之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
弄清了高房价的真正缘由，也就明白了如果真想解决其实不难，就看政府是否愿意割舍巨额的“土地财政”收入，是否愿意归还本来就属于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和无偿使用权。只要政府真正兑现土地公有制，人民可以当家做主无偿使用土地，取缔住宅用地的出让制度（可保留商业、办公、工业等以赢利为目的的非住宅用地的土地出让制度），那么，土地的取得成本基本取消，只剩下政府投入的“七通一平”等少量的土地开发成本和房地产开发商投入的房屋建造成本，再加上合理的可控的利润和税费，房价自然会理性回归，天价地王和房地产泡沫也将不复存在。
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有没有割舍既得利益的勇气，不是不可为，而是愿不愿意为、敢不敢为，就像明知吸烟有害健康，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取缔烟草业，可是在巨额经济利益的捆绑之下，政府舍得关闭卷烟厂吗？！同理，要真正兑现土地公有制，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无偿使用土地，老百姓可以买得起房，其实方法很简单，但是，在巨额“土地财政”的利诱面前，政府舍得取消住宅用地的出让制度吗？！真正的责任政府决不会一边高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边却把人民原本享有的公费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福利一并收走，然后让人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
总书记，我的信写到这里，不自不觉已近四万字，都超过了您做的十九大报告的篇幅了，赶紧刹车。最后再简单做个自我介绍，我生长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出身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家庭，小学一年级开始先后经历了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华国锋接班、“四人帮”倒台、邓小平掌权，然后便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再到后来的“六四”事件、香港澳门相继回归，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谐中国”直至现在的“中国梦”一路成长，既看到了中国经济和城市面貌翻天覆地的巨变，也看到了中国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同时也耳闻目睹了四十多年以来中国政治的风雨历程。
我明白，一个普通老百姓给国家元首的信件，尤其还是批评为主的信件，无论如何，国家元首也看不到，更不会在意。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写，就因为一颗从来不敢忘却的忧国忧民的心思，就因为一股从来不敢丢弃的仗义执言的秉性。中国不能没有不同的声音，中国不能没有真实的声音。虽然在深居高位的官员眼里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微不足道， 虽然说刺耳的真话会讨人厌甚至遭受政治迫害，但是，我依然要在说真话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我愿意做《皇帝的新装》里那个无私无畏、敢于揭假的天真烂漫的孩童。

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日出东方

贰零壹柒年拾壹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