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民：为俞平伯平反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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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俞平伯平反的前前后后
李卫民

    1954年的评红批俞运动，是当代中国史上的大事。与之相对应，1986年1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大会”，也受到很大关注。龚育之、戴知贤等知名学者，都认为这是一次为俞平伯平反的大会，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在会议上的简短讲话，事实上为俞平伯公开平反。不过，俞平伯的一些学生、亲属，对这次会议，却有所保留。时至今日，国内学术界对这次纪念会的研究，尚很薄弱，相关史料，亦很罕见，现在，根据已掌握的资料，略作考证，以见因缘。

    近期，刘再复的多部散文集与大陆读者见面，其中，《师友纪事》一书，有多篇文章提及这次会议，如《钱钟书先生纪事》、《胡绳纪事》、《还不清的满身债——怀念孙楷第先生》等，均是如此。刘再复明确表示，积极推动为俞先生召开纪念会议的，正是他本人，目的就是为俞先生平反。1984年底，刘再复任文学所所长，上任伊始，他就策划召开关于俞先生的会议，他认为，这是在“还债”，俞平伯先生在1954年之后，“几乎没有写什么诗文”，宝贵的三十多年光阴，白白流失，实在可惜，“由于感到可惜，更觉得应当还债”，还给俞先生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在刘再复看来，当时他需要还很多的债，“又想到还孙楷第先生的债，还钟惦棐先生的债，还王叔文先生的债，除了政治债之外，还有经济债、房子债、出版债”。刘再复披露，文学所的其他领导，如何西来等，对此议均表示赞成，所内老专家，亦积极支持，钱锺书先生对刘再复说，“你做得对，我一定出席你的会”。因为1986年将是俞平伯先生八十五岁诞辰、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故此，刘再复加快了工作进度。

    胡绳院长是在会议召开前几天才知晓此事。事出突然，令胡绳很感震惊，为俞平伯召开庆祝会，必然要触及毛泽东对俞平伯的评价，他责问刘再复，“这是毛主席定的案”，“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胡绳要求立即向中宣部报告，请求同意。最终，这次纪念会得到批准，顺利召开，胡绳也到会讲话。从事情经过分析，胡绳就会议问题曾请示上峰，但是，具体的过程，以及相关主管领导有何反应，尚缺更多资料以资说明。1994年出版的胡绳著《先贤与故友》一书，收入《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一文，即他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在此文末尾，胡绳特别注明，“胡乔木同志审阅过这篇讲话稿”。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宣传工作。可见，为俞平伯召开纪念会，以及这次会议怎样开，均已获取高层领导首肯。因此，这个庆祝会，其规格某种程度上已逾越文学研究所甚至中国社科院的范围，具有替中央表态的意味。可能正因为如此，胡绳的讲话虽然简短，但调子却极高，除了明确表示“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还进一步强调，关于红学方面的不同意见，“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按照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出任何‘裁决’”。这些语气相当肯定的表述，否定了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还俞先生以道义和学术上的公道。这次纪念会，却是一次平反大会。

    事实上，为俞平伯平反，尚有后续行动。纪念会落幕，仅隔一月，《光明日报》发表专访俞平伯的文章，《佳气神州一望中》。这篇文章称赞俞先生是追求进步的爱国主义学者，在专访中，俞平伯再度畅谈《红楼梦》。对熟知内情的人而言，这是不同寻常的事情。1954年之后，俞先生决口不谈《红楼梦》，经过“文革”，更是心有余悸，不愿发表新的《红楼梦》题材文章。红学家邓云乡在八十年代多次向俞先生请教，不过，在交谈中，俞先生很少谈及《红楼梦》，邓云乡的《红楼识小录》出版，请俞先生赐序，得到的回应是，“小序以愚自六六年后，迄未写作关于此书文字，其发表者皆仅存之旧稿或小诗词，未便破例，希见谅”。另据黄裳先生披露，俞先生曾写有论述吴伟业《圆圆曲》文章，但俞先生认为“以论点含糊，不敢示友，况付刊乎”，黄昌先生认为，“推想也还是怕引起麻烦，其实谈三百年前事与当前政治有何关涉，在这里不能不感到十年动乱留下的影响之深”。俞先生向黄裳提及《圆圆曲》，是在1985年6月，仅过半年，一贯谨慎小心的俞先生就在影响力很大的《光明日报》上公开谈红，其中的政治宣示意味，大家都能感受到。也是在1986年，俞先生赴香港访问交流。

    至于那次纪念会的具体内容，读者所知甚少。刘再复也没有详细介绍，仅说气氛热烈，到散会时更是“群情兴奋”，与会者都纷纷上前向俞先生道贺、照相，钱锺书先生主动走上前来，对刘耳语，“会开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但是，俞先生的外孙韦柰则认为，会议“调子很低，规模不大，连家属人数都要删减。各报没有什么报道。外公回家后不说，不是很兴奋”。通读这段文字多遍，不知“不说”二字是否为“不悦”。韦柰的感受，与刘再复差异较大，可能也反映出某些实情，俞先生多年来心情一直较为压抑，此番直面1954年问题，心情难以平静，没有显出兴奋之情，也是情理中事。

    总体来看，这次纪念会，虽小经波折，终于成功召开，并有良好影响，回想其中的经过缘由，不能不指出，这是一次举重若轻的会议。

    俞平伯先生1990年10月15日病逝，韦柰回忆，“丧事仍然很低调”，“我跟单位说，要不要把消息告诉中央电视台一下，对方说不要”。韦柰的回忆不够全面，当其时，新华社发了电稿，《北京日报》等媒体予以报道，俞先生的老同事、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就是从《北京日报》上得悉噩耗，晓铃先生认为，“现在，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他都获得了正确的评价”，“晚年福寿同归”。不难看出，1986年的纪念会，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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