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学蓬：钟惦棐与《电影的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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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学蓬


　　钟惦棐（握手者右）和作者（穿白衣者）林桂春摄


　　踏上故乡的土地，右二为钟老，左一为笔者，左二为仲呈祥

   　　1982年10月，钟惦棐在离开故乡47年后第一次回到江津，我作为地方派出的工作人员之一，自始至终陪伴了他整整8天。 众所周知，钟惦棐是被毛主席亲自导演的一场错误远多于正确的运动中由毛主席亲自点名批判后才打入“天牢”的——被巨人击倒的绝对不会是侏儒。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他怀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 　　

   而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钟惦棐 ，和我想像中那类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相去甚远。他个头矮小墩实，穿一件绝不气派也不笔挺的深灰色涤卡中山装，而且令我们吃惊的是，那右肘处居然还打上了一个铜钱大小的补丁！脚下，则是一双圆口布鞋。无疑，他是货真价实的首长，1937年的老延安，蒙难前便是行政十级（据云十一级便巳跨入高干门槛）。但首长钟惦棐，看上去更像个普普通通的乡间中学教师。唯有满头陈铎似的银发与鼻梁上的眼镜，给他增添了几分书卷气和饱经沧桑的睿智。 也就是在那短短的数天时间里，钟老谈到了他如何因为一篇文章而被打成大右派的经过。

   　　 《电影的锣鼓》是如何出笼的

   　　在家乡人几次欢迎钟惦棐的座谈会上，但凡有人提到“钟老那篇有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时，钟老便会马上纠正：“这样的提法不对，‘锣鼓’，是一篇很一般的文章，而我之‘臭名远扬’，是因为后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及我本人的批判。这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行笔至此，笔者也需作一点声明，关于钟老谈他在反右中的经历，并非一次完整讲完，而是分作若干次，若干场合讲的，但笔者为保持脉络的清晰以及加强叙述的亲切性，故作了写作上的剪裁拼合。 　

   　1956年11月里的一天，《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个叫姚芳藻的女记者，来找钟惦棐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鉴于目前国产电影受到群众冷淡的问题。她准备在《文汇报》上发起一场电影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拍出好片争取群众的讨论。 　　

   钟惦棐是专管电影的，他如果对姚芳藻的想法不感兴趣那就简直是失职。 　

   　钟老回忆道：“我当时就对她说，电影界目前的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我提议，讨论应抓住三个要点，第一，群众为什么不喜欢国产影片？第二，领导的干涉是否太多太过？第三，电影人的创作潜力是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围绕这三个问题，我一口气谈了大概两三个钟头。我还给姚芳藻讲了一桩我亲身经历的往事。那是1939年冬，我们鲁艺派出一部分师生到了晋察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体验生活’。正好部队在陈庄打了一仗，我们马上采访创作，写出了多幕话剧《陈庄战斗》，排出来后，就到参加过陈庄战斗的部队中去演出。我们满以为会受到战士的欢迎，没想载了个大跟斗！还没演到一半，部队就相继离开了，最后，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扮演主要角色的崔嵬刚一下台，就蹲在地上伤伤心心地哭了。而我们目前的电影，巳经很不景气，观众不掏钱买票，不要说电影事业的发展，连国家每年从电影上取得的丰厚的经济收入也全泡了汤。总而言之，姚芳藻对我那一天的谈话以及我给她看的材料很感兴趣，她也认为把这些问题拿到报纸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费彻双百方针的精神。” 　　

   于是，在姚芳藻的推动下，1956年11月14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新闻报道，配发了一篇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还配发了两篇批评国产影片的读者来稿。 　　

   这在当时是有些“大逆不道”的，因为在此之前，报纸对建国后拍的新片都是一片溢美之声，难容杂音。 　

   　此后，《文汇报》继续开展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因为实际上起到了引火作用的那篇报社短评一开始就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所以，撰文参加的讨论者几乎一致地顺着这一思路进入。 　

   　“演员的生命之花，一旦离开了培育它的园地，就会枯萎。但是我们厂的绝大多数演员，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银幕上露过一个镜头，或只在舞台上演出过一两次戏。老演员们感到力无处使，在业务上一年一年的荒疏，青年演员们还是原地没有动，学了七年理论没有实践的机会，自己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演戏呢？心里一片空白，每个演员都被搁置得快要生锈了！”这是著名女演员上官云珠发出的声音。 “今天的观众是以主人公的姿态走进戏院里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这是蓍名导演陈鲤庭的声音。 　

   　导演吴永刚也在文章中指出：“政治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政治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使广大观众接受呢？” 　

   　满腹苦衷的作家老舍也坐不住了，匆匆写出《救救电影》，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今天，人民真是如饥似渴地需要电影，可是好电影却寥若晨星，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得到尊重了呢？恐怕不是。对他们所写的剧本，似乎人人都有权修改，个个都显示出优越感。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后，那些好的即被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 　

   　对老舍，钟惦棐有如此一段回忆：“老舍在文学上的成就令我感佩。‘文革’中舍身投湖令人同情。但老舍1957年的表现，却是令人遗憾的，以至于不少文学界、艺术界的老人至今谈到他时仍有微辞。其实，老舍本身的悲剧色彩，恐怕超过了任何人。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去看新片，刚走到影协礼堂门口，就碰见老舍在门口迎客。看见我，他趁握手之机，一下把我拽到旁边，低声说：‘这样的臭片子，你也有兴趣看？’我说：‘我的工作就是看片子，香片臭片我全都得看，不看还不行。’老舍就苦笑着说；‘惭愧，惭愧。’放映后我才知道，那晚看的正是老舍的《 青年突击队员》。” 　

   　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文汇报》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这时，便需要发表一篇总结性的、有份量的文章来为这场声震全国的大讨论再添上一把火。 　

   　这样的文章不是谁都能写的。《文汇报》的首选人物，便是这位坐在紫禁城里、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管电影的钟惦棐。 　

   　钟老如是说：“代表《文汇报》来约我写这样一篇稿的，是姚芳藻和副总编唐海同志。对于《文汇报》上展开的这一场大讨论，我是尤为关心的。他们说明来意后，我就答应下来。这是因为，作为我的职责，我当仁不让。《电影的锣鼓》就是这样出笼的。实事求是地说，文章写得并不好，发了也就发了，既没有一鸣惊人，更没有石破天惊，可后来为什么它又一下子变得来‘臭名远扬’呢？那是因为，这一场电影的‘锣鼓声’，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7、毛泽东动怒了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用他的另外一只耳朵认真地聆听着来自电影界的“锣鼓声”。最初，他对这场讨论是肯定的，甚至是鼓励的。钟老至今谈到当《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对他谈到毛泽东对《文汇报》展开的电影讨论时，依然是情不能抑。 1957年3月7日，徐铸成到钟惦棐家里去看望他。谈到，毛主席前一天接见了新闻出版界的著名人士，而且特地对徐铸成说了一番话。

   毛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处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嘛。批评凡是符合实际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指《文汇报》）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好处。” 　　

   徐铸成后来才知道，中央反右的决心巳下，当时舆论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引“蛇 ”出洞，以便聚而歼之罢了。因为，早在毛泽东对徐铸成说那番鼓舞人心的话之前几天，即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便巳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非常严厉地点了钟惦棐的名。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共产党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棐，他用假名字写了一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赏识他的文章！”此后，又在另一会议上说：“叫钟惦棐这样的人管电影，工人农民怎么能在文化上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呢？” 　　用钟惦棐自己的话来说：“我是获罪在天，死有余辜了。”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巳丧失了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和毛泽东持有不同看法的一个是梅兰芳。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严厉的讲话后，回到家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电影的锣鼓》，把它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轻声读（而不是看）了两遍，他居然“愚蠢”得对朋友说：“这篇文章我一口气看了两遍，怎么就看不出它到底错在哪儿？” 　

   　另一位则是话剧演员赵蕴如，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始终看不出错在哪里，但既然毛主席说它有错它就肯定有错，看不出错误那就表明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急得赵蕴如不停地用拳头捶击自己的脑袋，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于此，为加深读者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有必要择其要点介绍一下这篇让毛泽东也动了怒的文章。全文长三千余字，首先，钟惦棐根据他手中的权威统计数字，证实国产影片巳经相当的不景气，观众冷淡国产影片巳属事实。随即，他便尖锐地指出：“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服务的‘工农兵’对像，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拍所谓的‘工农兵电影’？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然后，钟惦棐从理论的高度批评了电影领导者们的教条主义作法，认为他们把党提出的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僵化了。“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 ……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算片上的东西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 　　

   他还严厉地批评道：“说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不会妨碍什么，这也不见得。孙景璐在上影厂工作了六、七年，居然连领导者也不知道她曾演过《日出》里的翠喜和小东西，而且演得很好。这样不了解人，如何谈得到尊重！而最重要的，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巳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必须由行政领导决定，还要导演干什么？ ” 　　

   这就是钟惦棐文章的风骨，尖锐、泼辣、深刻，一针见血，没有套话，也决不隔靴骚痒钟老的“锣鼓声”不仅惹怒了毛泽东，更使几位管电影的人怒火三千丈，对他恨之入骨。 　

   　钟老1985年2月8日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1221病室病榻上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我深知当时在电影方面的主持人仍然恨得我牙根儿疼，总以为《电影的锣鼓》是针对他的。因此我的无论什么建议，都肯定是白搭。” 　　

   明知是白搭，钟老出自一个党的文艺干部的责任心，依然写出了《对当前电影工作的十项建议》。因为他认为“天下事并不都是以主事者的好恶为转移的”、“并更坚信靠权势者的脸色来决定自己的思路，这是中国在一个长时期把事情办糟的重要原因之一”。

   　　 8、“获罪于天，无所祷矣”

   　　或许有人会认为，钟惦棐以真话获罪，实因他政治热情有余，而政治经验不足。 　

   　事实绝非如此。钟惦棐自1935年冬离开江津去成都，1937年冬由成都奔赴延安，到1957 年成为右派，在革命队伍里，他巳经浸泡磨练了整整20个春秋。而无论是在延安、在晋察翼，乃至于建国初期的北京，均有着鼓励人说真话的气候氛和环境。虚伪的人、圆滑的人，见风使舵的人，是受到革命道德所唾弃的。钟老以一个小故事来说明了当时人们的境界。“我以一个四川的穷学生到延安，先入抗大，因爱好文艺，1938年春鲁迅艺术学院招生时，我便由抗大改入了鲁艺。毛泽东经常来鲁艺，有时给我们作报告，有时来看戏、参加晚会。江青当时很活跃，在女生中也显得很出色。毛泽东每次作报告，她总是端着小马扎坐第一排，全神贯注地听，认真作笔记。毛泽东讲完后，她还总喜欢主动向毛泽东请教。这样，他们就认识了，而且很快使贺子珍遭到终生的不幸。毛泽东当时的威望极高，是我们所有同学心目中的偶像。但是那时候我们仍旧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人，而不是像后来那样把他当成一尊不可冒犯的神。有一次鲁艺举行文艺晚会，大家像过节一样的高兴。晚上，毛泽东也来了，他个子高大，又坐在前面专门为他安的椅子上。而学员们坐的全都是小马扎，矮趴趴的一大坝。后面的学员看不见，急坏了，都在低声嘀咕，阿甲和孟波就商量好一齐喊：‘毛主席，请你坐矮一点，后面的人看不见。’毛泽东听见了，马上站起来向后面的人招招手，示意对不起，然后把座椅交旁边的同志传出去，一屁股就坐在了小马扎上。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人认为喊话的人大逆不道，喊话的人也丝毫没有背啥思想包袱，事后也没有追查是谁喊的。但建国以后，慢慢地，毛泽东就不容易听取与他不同的意见了。对这一点，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巳经作出了结论。在延安如此，建国初期，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很正常，给人消极的东西不多，但是反右以后，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便沉默了。1959年火上浇油再反右倾，党内从此就只剩下了一种声音。” 　

   　家乡人对毛泽东说的“台湾很赏识这篇文章”很感兴趣，问是怎么回事。

   　　钟老说：“很简单，因为《电影的锣鼓》被台湾方面的媒介引用了。1957年1月15日，《香港时报》转载了了台湾大道通讯社所发的一篇名为《重重压迫束缚下，大陆电影事业惨不堪言》的通讯。这篇通讯里大量引用了《电影的锣鼓》中的材料。还在结尾处写到：‘身陷大陆的全体电影工作者，被迫害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居然敲起了反暴的锣鼓。’我的《电影的锣鼓》成了‘反暴的锣鼓”，我是跳进黄河洗不清，台湾支持我，这还了得！” 　

   　钟惦棐受到的惩罚是严厉的，开除党籍，罢官，行政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但是，和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的命运相比，他不是最悲惨的，他们许许多多的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被迫害致死。可是，钟惦非还活着，他的妻子儿女几十年和他风雨同舟，人未散，家未破。钟老如此言道：“可以说，我被整得痛苦，整我的人却也不轻松，我的痛苦随着落实政策而结束，而整我的人的痛苦却将折磨他们终生。” 　

   　因为受到了毛泽东的点名批判，钟惦棐理所当然地被划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右派首领” ，享受到的也是高规格的批斗会。从1957年8月4日起至9月27日，在文化部新落成的大礼堂里，连续召开了15次声势浩大的批斗会，钟惦棐被勒令“规规矩矩，老实交待”，没完没了地作检讨。过去亲密的朋友，敬重的领导，全都反目成仇，视他为最凶恶的敌人。 　

   　“文革”中在上海滩灸手可热、臭名远扬的徐景贤，充当了批判《电影的锣鼓》的急先锋。1957年8月4日，他和姚征人共同署名，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否定成绩改变方向纂夺领导——揭露＜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右派言论》。

    　　徐景贤气势汹汹地挞伐道：“我们不仅要问：钟惦棐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的行家，作为深知电影界内情的人，为什么偏偏只抓住几部影片在某一个城市里上座率较低的，滥施污蔑… …“《电影的锣鼓》在上海敲出了一片乌烟瘴气，右派分子随着锣鼓点子的节奏，把上海电影界一度闹得黑云翻飞。这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行为，巳经搏得了敌人的喝彩和掌声。台湾报纸全文转载了《电影的锣鼓》，不正是这篇文章对人民犯罪的最有力的罪证么？吹散黑云，扫尽瘴气，现在是时候了！” 　

   　紧跟着，陈荒煤又抛出了钢鞭——1957年9月17日，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从 “密信”看钟惦棐向党的第二次进攻》，揭发了钟惦棐在受到批判期间写给天津何迟、上海周文博的私人信件。这就是当时的恶劣作法，私人信件可以被用作“反党罪证”，并加上“ 按语”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公开发表。

    　　所谓的“密信”，究竟又写了些什么不可告人之语呢？ 　

   　“得手书，甚慰。三十八岁倒霉，似还不算很坏。如果六十岁，就会再使不上劲，就会 ‘论定’了。悲剧刚一开始，就结束，本身岂不正是最大的悲剧！起居饮食如往常，只是不写文章了，一是忙，总得先把党交给我的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二是不作检讨，其他的话就无从说起，而检讨，又不能只是哭鼻泣…… 　

   　显然，这是何迟知道钟惦棐倒霉后，从天津去信安慰，钟惦棐给何迟的一封回信，谈了自己目前的处境罢了。信很普通，但令人吃惊的是信后的署名和钟惦棐为这奇特的署名所加的一个注解。“这是前几天看《国庆十点钟》时，从一个特务的署名学来的，不想现在居然用上了。” 　

   　他署的是“知名不具”。 　　

   对这个在一场重大政治斗争中出现的近乎滑稽得不可思议的小插曲，几十年后的钟老是这样对我们解释的。“何迟与我，在延安鲁艺时就是亲如兄弟的战友、同学。我好静，他却是同学中最活跃的小伙子。文武昆乱不挡，在延安就主演过京剧《陆文龙》，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相声。队伍进城后，当不少人都身居高位的时候，何迟一次在北京见到我，气愤地说；‘他们硬要我去当天津的文化局长！我说了，你们头一天下文，我第二天就上电台去说我的相声。’那时的何迟，巳经写出《买猴》、《开会迷》等有全国影响的段子，蜚声曲艺界了。我记得1956年主持《学习》杂志编务的陈翰伯告诉我，说编辑部正在认真学习《买猴》。我很惊奇，因为《学习》当时是国内最主要的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刊物，决不允许在编务上有一点疏忽的。没想这样一个极庄重严肃的刊物，运用的学习教材，居然是何迟在《买猴》中锐意针砭的那个马大哈。正因为如此，何迟过去和我通信，经常在信上插科打诨开玩笑，还用过‘马大哈’作为他的署名。我当时突遭打击，痛苦不堪，得何迟信，倍感安慰，回信时，也就和他开了个‘苦涩的玩笑’。不料何迟很快也被打成右派，那信，也就很容易地到了组织手上。一个‘知名不具’，就使我更像一个台湾派来的特务了。” 　

   　陈荒煤随后又从钟惦棐给上海周文博的几封信件中摘引出许多具有“反动”色彩的句子、段落后，指出：“这几封信证明了，钟惦棐是多么急切，多么坚决地企图打起第二场电影锣鼓，好给他的翻案作文章。因为他知道，对中央的批评，他自己是无法翻案的，只有再发起一场进攻，用以证明电影方面‘三害为最’，就证明了他过去对电影事业的进攻是对的，也才可以为他所受到的批评翻案。” 　

   　9月19日，《人民日报》在题为《钟惦棐仇恨党的文艺事业》的报道中，将钟的问题陡然升级了。 　

   　“在最近一次大会上，钟惦棐作第三次检讨后，主席陈荒煤指出，钟惦非的检讨仍然没有改变立场。指出钟惦棐不仅是文艺思想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发展到以对党中央领导和重大政策有恶毒攻击和污蔑。责成钟惦棐应该向党老老实实彻底交待。” 　

   　犯下如此可怕的“恶攻罪”，钟惦 棐焉能不死上一万次？ 　

   　“获罪于天，无所祷矣。” 　　

   钟惦棐沉默着接受了一切对他的惩处，全家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几户人家合住的极破烂的小院里。而他本人，则被贬逐到渤海边上的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 ”，专司厕所管理，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即38岁至42岁，那无疑是一个学者精力最充沛的人生阶段），每天把粪便掏出来，晒干，打碎，发酵

   对我们谈到这一段经历时，钟老却如此感慨道：“其实，做个农业工人，我至今不以为有什么不好。把粪便分做几道工序，处理好，厕所打扫得很干净，也会有愉悦感、成功感。而劳动之余，我便细读《资治通鉴》。” 　

   　1971年，钟惦棐再次被弄到天津团泊洼农场“劳改”，领导发挥他的专长，仍安排他管理厕所。这时，他的妻子张子芳生病入院，儿子星座去了北大荒，阿城去了陕北高原，一家人妻离子散。阿城（现巳是当代著名作家）得信后从陕北回来，奔走于父母之间。一次，阿城来团泊洼看望父亲，还用饭盒带来一点父亲最喜欢吃的回锅肉，夜间，又与父亲抵足而眠。次日阿城返京，父亲送至田野上，斯时寒雾弥漫，朔风刺骨，目送儿子远去，钟惦棐情不能禁，写下七律一首，诗云： 　

   　粪余付与魏晋唐， 　　家务人事两茫茫。 　　

   待罪日近长安远， 　　图功马瘦毛渐长。 　

   　南枝雏鹊儿送餐， 　　舐犊情深共板床。 　　

   今朝儿随寒流去， 　　更逐寒流入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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