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中共十大后形成的“四人帮”与政治局多数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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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大后形成的“四人帮”与政治局多数的对立

李海文


　　华国锋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在周恩来之后

　　毛泽东、周恩来对华国锋的工作很满意。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中共十大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主席，副主席由一个增加到五个：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王洪文由中央委员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仅在周恩来之后。叶剑英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委除六位主席、副主席之外，朱德、张春桥、董必武这三人都是新增加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除了九名常委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共21名。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汪东兴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和韦国清、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都是新增加的。
　　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很少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刘伯承长年住院，康生生病，李德生（1973年底到沈阳工作）、韦国清、许世友、赛福鼎在外地工作。经常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姚文元、陈锡联（1973年底到北京工作）、纪登奎、华国锋、吴德、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15名中央政治局成员。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洪文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在周恩来之后。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列。王洪文进入中央领导层，摸不着头脑，手足无措，完全听命于江青、张春桥。1974年6月周恩来住院后，王洪文一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姚文元仍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掌管舆论宣传。四人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西沙大捷后恢复军委常委，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王洪文、张春桥为常委，张春桥不再孤掌难鸣

　　1973年9月，南越西贡当局宣布将我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岛划归其福绥省管辖。1974年1月14日，了解到南越有入侵西沙群岛的可能，中国决定派舰队巡逻西沙，护渔护航。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20日又增加苏振华，成为六人小组），讨论处理中央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19日，前线紧急，叶剑英、邓小平等到作战指挥室研究敌情。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不断报告前方海上战况，协助实施指挥。20日，战役结束，收复了3个岛，击沉护航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南越官兵100多人，俘虏49人。
　　捷报传到北京，人心振奋。毛泽东增强了对叶剑英、邓小平、苏振华的信任。苏振华参加领导小组。叶剑英建议，毛泽东同意，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通知，以西沙作战时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
　　中央军委主席一直由毛泽东担任，1959年后由林彪、贺龙、聂荣臻等担任副主席，1966年1月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为副主席。1967年，在反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情况下，叶剑英受到批判，在此之前贺龙被隔离。1968年3月，中央军委常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隔离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随后，成立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为组长。从此，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撤销了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等十人组成的军委办公会议。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进行集体领导。1973年5月十大召开前夕，王洪文成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无论军委办事组，还是军委办公会议，这些都是临时机构。现在正式恢复了军委常委会，这标志着军委工作开始正规、稳定，为保证对军队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准备了条件。
　　王洪文由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一跃成为军委常委。他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兼任军委常委。张春桥在军委不再孤掌难鸣，从而加强了“四人帮”在军委的权力。
　　“四人帮”一旦有权就要整人，首先将矛头对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197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跳得最高

　　“四人帮”认为，周恩来是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第一个障碍。197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他们跳得最高。
　　11月21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受到长达半个月的批评。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列席会议。
　　华国锋说：平时开政治局会议，江青就经常顶周总理，动不动就发火，摔帽子，摔手绢；散会时，她常常走在最前面，从来不知礼让。这次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江青跳得最高，乘机向周、叶进攻，声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总理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四人帮”气焰嚣张。江青向毛主席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他们的一次联合行动、一次大暴露，引起政治局其他同志的不满，从此在政治局形成大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对立。
　　有人说“四人帮”的形成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笔者认为，他们早在1972年9月王洪文被调到北京后，就已经形成。他们住在钓鱼台，经常在一起商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个人互相呼应，互相配合，步调完全一致。不过，那时王洪文还没有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言谈举止较为谨慎。
　　这次会议严重地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1967年4月，为了说服两派群众，排除派性干扰，保证广交会如期开幕，他在广州处理此事时突发心脏病。1972年5月12日，常规检查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1973年1月13日，突然大量排血尿。直到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才住到玉泉山进行电灼术治疗。由于工作繁忙，化疗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1973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外宾后再次出现全程血尿，这意味着癌症复发，但他没有时间住院治疗，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再次进行电灼术治疗。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院当天即做了第一次大手术。
　　1973年12月9日下午6时，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与王后后，分三批找周恩来、王洪文、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在中央政治局开会“帮助”周恩来时，毛泽东在一封批评江青的群众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讲话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批评，但是形成了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四人帮”的对立。毛泽东希望形成胜利、团结局面的愿望又落空了。
　　1974年1月，江青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点了耿飚的名，耿飚向周恩来提出辞职。周恩来这样劝耿飚：“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人家打你，你不要倒！”周恩来遵循这个原则，马上做检查，争取主动，争取过关。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检查，说可以了。然后，他指名道姓批评江青。
　　对江青增补自己和姚文元为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说：“增补常委，不要。”

　　邓小平写信，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努力，邓小平复出

　　1971年11月，邓小平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传达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信。1972年2月，邓小平在江西恢复了党组织生活。4月，他的两个最小的孩子上了大学。6月，邓小平夫妇工资照发。那时被打倒的干部都扣发工资，工资照发往往是被“解放”的前兆。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毛泽东批示后，邓小平的处境逐步得到改善。9月，他提出到井冈山等地参观。10月，邓朴方被送到北京治疗。
　　邓小平在江西各地参观时，周恩来在北京为他的复出操劳，积极创造条件。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办理。同日，周恩来约他们谈话。27日，纪登奎、汪东兴给周恩来写信，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的工作。周恩来阅后表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1973年1月初，中央决定邓小平近期内回京。邓小平得到消息，知道分配工作后很难再到江西来，决定再次外出参观。2月22日，从南昌回到北京。
　　3月，中央政治局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的工作。”“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均在座。
　　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毛泽东办事历来雷厉风行，一抓到底。14日，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他又一次谈到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问题，并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政治局多数和“四人幫”对立严重
　　江青依靠谢静宜、迟群，《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出炉，江青插手军队

　　1974年1月中旬，毛泽东批准转发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即中央一号文件，从此拉开了全国“批林批孔”的序幕。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专门找江青谈话，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江青几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政治报告中。由于周恩来的反对，未能得逞。江青并不死心，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组织写作班子写文章评法批儒。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上海写作班子也不甘落后，从此报刊上充斥着这一类的文章。他们影射周恩来是最大的儒家。10月，谢静宜、迟群遵照江青指示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从林彪的笔记本、手书的题词和林彪在毛家湾住宅里的其他材料及林的公开讲话中，选编汇编了一本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于12月完成。谢静宜说：“我和迟群同志在下边讲的时候，感到江青同志像抓样板戏一样这么认真啊。当然，样板戏江青同志抓了好多年了，但是专案工作江青同志也是有几年的经验了。”
　　其间，江青到处写信。1974年1月13日，江青给空军司令员写信，要求开展“批林批孔”。同日，江青找谢静宜、迟群谈话，要他们到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同时派谢静宜、迟群到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北京市委等单位。江青格外忙碌，给南京军区、广州军区的领导机关写信，给外交部、中国科学院、四机部第十设计院以及下乡知青写信。
　　1973年7月10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考英语，一个女学生张玉勤因交了白卷，写了一首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当好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受到老师的批评后，一时想不开自杀了。事后，马振抚公社党委，唐河县委、县文教局，南阳地委、地区文教局等有关机关进行多次调查，做了处理。1974年1月，江青闻讯后派迟群、谢静宜调查此事。回京后，迟群写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捏造说：学生张玉勤是被“修正主义路线逼死的”，说马振抚中学“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其实质就是复辟”。1月31日，在江青的坚持下，中共中央转发了迟、谢调查后写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最后涉事的校长和班主任被判刑两年，全县层层办学习班，280多人被批斗。由此导致不少地区都抓所谓“马振抚事件”，很多干部和教师遭到诬陷和迫害。
　　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于1973年12月28日转载《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这名北京的小学生在日记中反对“师道尊严”。这两件事发生后，全国效仿，不少老师被停职、下放、开除公职，甚至被判刑。从此，刚有好转的教育界，教师不敢抓教学，不敢管学生，学校不敢进行文化考试，学生纪律再度松弛，学校秩序极度混乱，教学质量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文艺界反“回潮”。江青指挥刘庆棠、于会泳举办“黑画展览”。“文革”以来，绝大多数画家都受到批判，已无法工作。1972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恢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各国领导人纷纷访华。为了迎接开放，建造了一些新的饭店。1973年，周恩来指示安排一批著名画家为饭店画画。江青无中生有地认为这是“回潮”，将矛头直指周恩来，组织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回潮”。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影片《园丁之歌》等新创作的剧目受到批判。刚刚有所恢复的文艺界一片肃杀之象。
　　“四人帮”为什么如此积极？王洪文道出“批林批孔”真实目的。1974年1月14日，他在中央读书班做报告，大肆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但是也悲叹：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的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他高兴地宣布：现在小兵都造反了。王洪文表扬上海的马天水，说他成了“群众真正信任的老干部”。王洪文说：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地方上的阻力还小些，军队阻力大些，我就主张找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有一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有的地方在讨论宪法、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走资派。说造反派没有好人，岂不是否定了自己！他忘记了是谁带领我们造反，忘记了造反的老祖宗。孔子在鲁国当宰相上台七天，就杀了革命派少正卯。他的学生冉求有革新思想，他就让另一部分学生鸣鼓而攻之。由于他倒行逆施，上台三个月就下台了。他虽然下台，但复辟的心不死。
　　王洪文讲得很清楚，不是批判林彪错误路线，而是巩固“文革”以来的“成果”，批判、打倒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
　　1月24日，江青给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写信：“我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二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可以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毛主席说能文能武，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双才，才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这封信口气之大，俨然凌驾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上。江青代表毛泽东发号施令，而且此信没有给周恩来，可见她已将周恩来排除在运动的领导之外。周恩来既然不在领导之列，她将这次运动的矛头对准了周恩来。
　　王洪文、张春桥是军委常委，因此“四人帮”首先在军队系统发难。1月24日（大年初二），还在春节放假期间，他们迫不及待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让叶剑英主持。谢、迟宣读材料，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其间，江青不断插话。这个会议实际是整叶剑英的。

　　“一·二五”大会矛头再次对准周恩来，江青点名，谢静宜、迟群冲在前面

　　軍队召开会议了，给国务院、中央机关很大的压力。李先念让华国锋组织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得知后连夜给华国锋打电话，让他找汪东兴商量，明天的会是否可以和中央机关一起开。华国锋说：可以。当时华国锋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即使周恩来也不知道江青这些人要在会上讲什么。汪东兴和华国锋联系。
　　1974年1月25日晚，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直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一进来就挑毛病，嫌主席台上摆的话筒少了。她要求在每人面前摆一个，这样她好插话。
　　周恩来主持会议，说会议晚了一天，做检讨。江青杀气腾腾，不可一世，指责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点了郭沫若的名字，叫郭沫若几次站起来示众。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会场气氛十分紧张，造反派受到鼓舞，纷纷向江青递条子，要求发言。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此完全没有准备，也不知这些人要讲什么，接过江青转来的条子，说：中联部××，可以上台来讲。这个干部一上台就点了部长耿飚的名，说部里运动冷冷清清；指责耿飚对群众运动有抵触情绪，进行消极抵制。原来，耿飚在外事活动中，遵照周恩来的批示突出邓小平，拒绝江青在《人民画报》上开辟专栏的要求。这个干部的讲话，正中江青下怀，她借题发挥，斥责耿飚。
　　会上，姚文元也不断地插话，说：“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把批林批孔搞到底，认真地发动广大群众打好、打胜。”他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四人帮”配合默契，杀气腾腾。在此情况下，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谢、迟写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29日，周恩来在转发通知上写道：“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的个别情况。”张春桥飞扬跋扈，将“个别”二字删掉，写道：“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31日，经毛泽东批准后，中央通知和《简报》下发。
　　中央政治局多数认为“批孔”不能超过“批林”，江青在中央政治局向华国锋发难
　　“一·二四”“一·二五”大会后，消息迅速传到全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宣传“反潮流”，宣传“批林批孔”，调门越来越高。在此鼓动下，各地造反派纷纷成立战斗队，将大字报贴到街上，炮轰各省、各单位的领导。造反派人数少，能量却大。他们经过八年的锻炼，很有“经验”。造反派在下面闹，“四人帮”在上面支持，上下配合，中国又开始乱起来。
　　“批林批孔”是毛泽东发动的，大家谁都不能反对。周恩来和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对出现的混乱局面十分担忧，认为“批林批孔”是一场长期的斗争，故必须做试点。对运动中出现的每一个事物要有分析，要分主次，要看方向，要区别对待领导与群众。新闻报道要符合实际，要全面。大家努力控制局面，限制运动的发展。
　　1974年1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军队规定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党政机关则应集中一地贴大字报，学习时间定为半天；学校、工厂不放假搞运动，农村亦然。“凡学习时，不论哪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事。”
　　为了有效地领导运动，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组成的七人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李先念建议，由军委六人小组处理有关事务，使“四人帮”不能像“文革”初期一样再成立中央文革小组，而是在中央政治局的范围内工作，部分地限制了他们的权力。
　　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政治局多数认为“批林批孔”运动的重点是“批林”，“批孔”不要超过“批林”。大家认为林彪集团的错误没有被批透，应与目前城乡的“批林整风”结合起来。华国锋将此告知湖南省委书记于明涛，于回到湖南就传达了这个精神。造反派气急败坏地告状，说华国锋是“以批林来压制批孔”，登在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国内动态清样》是在省、部级机关较少范围内发的材料。那时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都在姚文元控制之下。
　　江青看到《国内动态清样》后，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华国锋发难。她拿着刊登有于明涛讲话的《国内动态清样》，兴师问罪。会后，华国锋和李先念商量是否做个检查，最后决定：“我是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传达的，没有错，不检查。”
　　姚文元领导新华社的工作，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派了大批的人到全国各地搜集材料，提供打人的“炮弹”，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四人帮”在各省、部的领导班子里都安插了亲信。这些人见了材料后心领神会，积极贯彻执行，上下响应。

　　毛泽东让江青有事找中央政治局，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开始批评“四人帮”

　　“一·二五”大会后，江青将谢、迟讲话录音反复修改（删掉尖锐的话），提出来要发到全国。毛泽东听了录音，扣下了，说不许发。华国锋说：“否则，一发下去，全国就大乱了。”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这段话最重要的内容是“你有事应找政治局”。毛泽东对江青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不满。当时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是要她在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这与“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书记处、政治局的做法完全不同。
　　江青仍不知趣，就在毛泽东批示的第二天（10日），到四机部追查该部到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时接受美国人送的蜗牛工艺品一事，无端说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不断制造事端。
　　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1月31日写的检查上批示，直截了当地批评“四人帮”：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2月18日，江青迫于压力，写了检讨：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2月22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的问题应该调查研究，明确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毛泽东的批示和中央的文件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但是江青仍不死心，不断提出和毛泽东见面的要求。
　　3月20日，毛澤东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毛泽东的批评使“批林批孔”运动没有完全按“四人帮”的意愿发展。
　　毛泽东对“四人帮”早就不满。有一次，他在火车上对华国锋说：“文革小组，我就不知道怎么成立的。”

　　华国锋：“四人帮”带头整周总理是不得人心的。要团结起来同他们做斗争

　　到中央工作以后，华国锋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四人帮”这样反总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
　　华国锋回忆说：“四人帮”带头整总理是很不得人心的，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间。因为大家都看到，难事、危险的事都是周总理处理，日理万机，那么任劳任怨地工作。而江青呢，本事不大，就是瞎闹、瞎折腾。她根本不懂工农兵，30年代混迹于上海滩，只是对文艺略知一二。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时常大吵大闹。周总理刚宣布开会，要讨论问题，她就从包里拿出个东西，说这有一件事要马上讨论，完全是无理取闹。她一搅和，原定的议程就讨论不了。对总理尚且如此，更何况别人！？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四人帮”不倒，国无宁日，绝不能让他们掌权，这个想法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都是一致的。
　　周总理从来没有野心，完全为党工作。批总理的言论是完全错误的。主席对总理很好，开会总是把总理拉在跟前。总理对主席也太好了，主席治病、吃药都是总理管着。总理的心胸如大海一样宽阔，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全力支持小平的工作。小平去联合国开会，江青大吵大闹反对，总理做了很多工作。为了保证小平在联合国不受到干扰，总理病重，一直不住院，一直等到小平从国外回来后才住院。“四人帮”几次向小平发难，都是总理出面解决，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这种一心以国家、民族、党的事业为重，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四人帮”知道很多高级干部对他们有意见，也知道群众对“批林批孔”有意见。他们有时拉拉这个，有时拉拉那个，可是连陈永贵也拉不过去。陈永贵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曾任山西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他从山西调到中央后也和他们一起住在钓鱼台，常常受他们的气。他们看不起陈永贵。一次，陈永贵到广西碰到许世友，就向许世友讲了“四人帮”如何整他，边讲边哭。许世友回到北京就将此事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钓鱼台无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出来后，吴桂贤仍住在里面。
　　吴桂贤原是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工人、劳动模范。后来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咸阳市革委会委员，陕西省革委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华国锋说：我们要跟着他们（“四人帮”），历史会在我们脸上画叉叉。反之，不跟他们走，就要团结起来同他们做斗争。

　　“批林批孔”后形势恶化，生产下降，政治局多数和“四人帮”严重对立

　　1973年，四机部给中央打报告，建议从国外进口制造彩色显像管的设备。9月，李先念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并和王洪文谈过，才报给周恩来。周恩来知道江青会找事，批示：送江青先批。江青画了圈，并写：“拟进。”之后，周恩来表示同意进口。四机部很快选好了厂址。
　　1974年2月，江青看了一份材料，说美国康宁公司1973年12月送给我国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礼物是工艺品蜗牛。她孤陋寡闻，少见多怪，又不做调查研究，自以为是。10日，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这是美国“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是爬行”。说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她武断地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的了。”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并提出抗议。其实，在美国，蜗牛的工艺品是很常见的，常常作为礼品和陈设。
　　以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技术封锁。在毛泽东、周恩来努力下，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为中国开放创造了条件。“文革”中，严格审查有“海外关系”的人，歧视他们，将他们视为“不可靠”。许多人挨整后，心有余悸，不敢和外国人打交道，不敢引进技术设备。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引进工作刚刚起步，到1973年共组织1746项对外技术座谈，先后来华参加座谈的国家有14个，2200多人。这个规模很小。“四人帮”反对开放，主张闭关锁国。江青这番讲话不仅是冲着四机部来的，更主要是冲着周恩来、国务院来的。
　　周恩来知道后，马上责成外事部门查清事情真相。2月21日，外交部写出报告，周恩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圈阅。周恩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但是她的讲话仍传到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工作被迫停止，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开始这项工作。
　　“四人帮”到处煽风点火，在群众中散布“儒家生产，法家造反”，“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许多国营企业，不生产照发工资。坚持生产不仅受累，还要被戴上儒家的帽子，受到批判。“文革”以来，派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来，两派群众又大闹派性。领导怕再挨斗，不敢管。有的领导班子本身就结合了造反派，造反派有“四人帮”的支持，自认为通天，有恃无恐，大闹特闹。这些造反派就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有的省、自治区和一些部门长期以来无人过问生产，出工不出力，纪律松懈，生产秩序混乱。1972年、1973年刚刚好转的生产形势迅速恶化。
　　中央政治局多数人，特别是国务院的领导对生产下降心急如焚，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李先念和华国锋商量后由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生产形势较好的15个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大家交流经验，研究把煤炭、钢铁、运输促上去的措施。经中央政治局同意，毛泽东、周恩来都知道此事。王洪文、邓小平、纪登奎、华国锋圈阅。
　　4月5日，座谈会开始。因“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行，只能先务虚，后务实，以虚带实。11个省市在会上介绍了“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然后研究怎样把煤炭、钢铁、运输促上去。李先念要大家等几天，等中央通过12号文件。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2号文件）。其中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
　　《通知》中的此项规定使造反派的活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是各级班子结合了造反派，他们大闹派性，破坏生产。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将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4月14日，李先念、华国锋和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副主任袁宝华，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召集参加座谈会的各省市负责人开会。首先，谷牧汇报了座谈会的情况，不仅商议了如何把煤炭、钢铁、运输促上去，而且花了半天时间议了轻工市场，13日又议了广交会的供应问题，大家都表示要保证供应。大家对12号文件很满意，并进行学习。李先念讲话，介绍、解释12号文件的内容。
　　华国锋说：“有的地方闹经济主义总是不行吧。正确的不坚持，错误的去迎合，这不叫领导。”“要表扬好的同志，好的干部是多数。”好干部“要提拔，他們能团结大多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对少数极端恶劣的要执行纪律”。他强调了12号文件：“要讲团结，不要分成派，有缺点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有一个同志到北京乘公共汽车不买票，说：‘批林批孔还买票，哪像革命的样子？’他忘记了要遵守革命纪律。”
　　12号文件虽然做了规定，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方兴未艾。座谈会对扭转工交生产被动局面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1月至3月生产还略有增长，4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生产急剧下降。工业首先是煤炭产量、铁路运输能力下降，只有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广东、广西、甘肃、宁夏、陕西12个省、市、自治区比上年同期增长5%，下降的有山西、湖南、贵州、江西、浙江、安徽、山东、湖北、新疆、四川。特别是贵州，这里是三线，有许多国防工厂，1972年、1973年生产就下降，1974年1月至5月又下降了20.9%，经济已处于瘫痪与半瘫痪状态。
　　4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国家计委早在1973年夏就开始起草计划，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全国计划会议迟迟不能召开。为了不影响全年的生产建设工作，国家计委安排了1974年前两个季度的生产之后，起草了这个报告。中央下发这个文件，也是为了促进生产，遏制生产下降的趋势。
　　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通知》重申“抓革命、促生产”。要“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规定“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军以下的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批林批孔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肯定“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是好的”。
　　6月12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15日，江青在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时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也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她将矛头指向周恩来。
　　18日，王洪文在几封来信上批示，诬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并将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前经济落后，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造船厂，但是生产能力有限，赶不上外贸发展的需要，不得不花大量外汇租船。早在1964年，周恩来就提出利用国外海运供大于求，船价相对比较便宜，买船解决我国运力不足的问题，力争1975年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船的局面，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周恩来的意见完全符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此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是，“文革”一开始，一些人错误理解自力更生，盲目排外，乱批判，买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因此这项工作受到影响。“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买船的工作得以进行。1971年后的几年，在国内大搞造船的同时，用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吸收游资，贷款给交通部，先后买了船，吨位500多万吨，基本结束了每年要花三四亿美元外汇租船的局面，并用买船营运的收入还本付息，赚了一大批船。从1963年到1980年，中国用23.6亿美元贷款，买了553艘船，总吨位1017万吨。到1980年，靠买船所挣运输收入还款20.5亿美元，尚欠贷款3亿多美元。这实际上比租船合算，我们白赚了1017万吨船。“四人帮”抱残守缺，冥顽不化。“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有认识糊涂的，有想借机捞一把的，有别有用心的人上书告状的。而王洪文正想整周恩来，立即批示。
　　7月1日，中共中央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规定：不准揪斗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于那些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反驳。《通知》下发后，有的地方生产有所回升，但是全国形势仍没有好转。
　　针对江青制造“蜗牛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四人帮”反对买船的错误观点，为了推动引进工作，7月18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转发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加强对外技术座談工作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对外技术座谈若干办法》。
　　对于如何领导运动，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与“四人帮”形成严重对立。


党史博览 2017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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