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参加中国革命的“老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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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国革命的“老朋友”们
2014/10/25  |  陈祥 |  阅读次数：1043 |  收藏本文　
摘要：他们都能取得大陆的永久居住权，去世后还享受很多殊荣，如国家主席会出席悼念活动，骨灰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爱泼斯坦和邱茉莉之墓；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墓；马海德博士之墓；汉斯·米勒博士之墓；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这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国际友人墓各处的碑文。
当年这些年轻的男女告别故乡，来到遥远的中国。他们有的是母国的共产党员，早早来支援世界革命；也有在冒险心理的驱使下来华，被中国正在发生的共产革命所吸引；还有人早在1949年前就在海外为中共工作。他们不仅一起参与了中共革命，还把半生留在中国大陆，一起见证曲折坎坷的历史。
去中国，去延安
宋庆龄在1938年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为八路军征集宝贵的医疗物资外，还募集了一些外国医疗志愿者，他们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帮助下从香港来到内陆根据地。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华、美国人马海德、德国人汉斯·米勒便是通过保卫中国同盟进入八路军的。
阿拉伯裔美国人马海德来中国只是出于对遥远东方的好奇心，他在上海行医时认识了年长他13岁的路易·艾黎，为地下党工作的艾黎带他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而新西兰人艾黎最初是受上海的吸引才留在中国，他认识了两位左派记者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受他们影响很大。艾黎转而影响了马海德，“艾黎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成为马海德在半个世纪里的口头禅。随后，正是艾黎介绍马海德去了陕北。
汉斯·米勒是德国犹太人，来中国前已经有家难回而流亡多年。他于1939年到延安后获得毛泽东的欢迎，马海德作陪并任翻译。从此，同在医疗战线的米勒和马海德成为知己。白求恩在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随后参与西班牙内战支援共和军，1938年他经美共和加共的同意赶赴延安，他带来了只有3人的加拿大-美国联合医疗队。柯棣华是随着印度国大党组织的5人医疗队来华，其中巴苏医生是印共党员。白求恩和柯棣华都在抗战期间因病患去世，他们的队友先后回国。
艾黎在抗战时致力于办工业合作社，此后他一直做这项事业。大陆官方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尊他为创始人。马海德，则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共的外籍人士，中共建政后又成为第一个获得中国大陆国籍的外籍人士。马海德在1950年成为卫生部顾问，他后半辈子专注于消除大陆的麻风病。
相比医疗领域，外宣部门汇集了更多的外国专家。即便一无所长，他们的母语在封闭的中国大陆就是一项优势。“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前身“中国3S研究会”，即取名自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诺三人的姓氏首字母S。他们是最早在国际社会上声援中共的外国记者，作品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不小影响，尤其是带中立色彩的斯诺。
如波兰作家兼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一家在一战时迁往中国，他和宋庆龄一起创立保卫中国同盟。他的妻子英国人邱茉莉是左翼阵营太平洋学会的秘书，她同陈翰笙、冀朝鼎是好友。夫妻俩在1945年去美国，在新闻界和学术界奔走声援中共，他们于1951年回北京定居，一起创办《中国建设》杂志。这本杂志的读者定位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职业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即宋庆龄原先所办《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升级版。
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曾去过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随后来中国教书，抗战时与加拿大人伊莎白·布朗结婚。1947年柯鲁克夫妇来到河北省武安市石洞乡十里店，他们加入了土改工作队，这段经历化为日后出版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两本书，为中共在西方宣传土改运动。不过，柯鲁克夫妇的主要工作是英语教学。
美国人沙博理在陆军服役时学习了中文，退伍后进大学继续学中文，1947年来到上海，随后与中国演员封凤子结婚，从此定居中国大陆。沙博理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翻译了众多古典文学和红色文学作品。法国人戴妮丝·李·勒布雷顿，嫁给了留学法国的中国画家李风白，李风白在1946年加入中共，并在法国从事外宣工作。夫妻俩代表大陆官方参加了195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并于1953年回国，他们参与了《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及诸多官方重要文件的法文翻译。
美国农牧专家阳早、美国女核物理学家寒春，其专业背景在外国专家中很少见。他俩都是在国共战争期间来到中国，随后相遇并结婚，后一直在北京郊区从事农牧业，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去世。他俩至死坚持文革时的政治理念，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颇有微词，这在外国专家里也是罕见的。李敦白评价“两个人都左得要命，脑子很闭塞”，并形容他们是“乡村知识分子”。
积极建设新政权
李敦白回忆，相比苏联专家，组织上更把他这个美国人当“自己人”。中央广播事业局坚决不同意首席苏联顾问巴宾克参加党委会和编委会，为了少激怒他，李敦白妻子王玉琳就受命悄悄发开会通知。李敦白照常参加会议，局长梅益解释：“你是中共党员，是我们的同志，苏联专家当然也是我们的同志，但你跟他们不一样。”
苏联专家在1960年撤离后，几百个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专家显得更为宝贵。他们集中住在北京，在其他大城市有少数几人，单位以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大专院校、科研部门、出版部门为主。
文革开始，这些满怀革命激情的国际友人竞相投入运动里。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外国专家的第一份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在同一天诞生。这份写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由阳早、寒春、史克、汤反帝（汤普金森改名）四人署名。
大字报反映，外国专家享受不到体力劳动、思想改造、接触工农兵、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同时一直保持特高生活待遇、各方面的特殊化。种种优待，使外国专家们感到自己和所服务国家的人民间有堵无形的高墙，他们因此要求取消生活特殊化待遇，自己及子女获得参与文革的权利。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毛泽东马上作了批示。有关部门并未向外国专家们传递“最高指示”，但消息不胫而走，爱泼斯坦在1967年的一次批判大会上正式公布。1967年4月北京矿业学院召开的批判会上，在新华社工作的比利时专家邱亨利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拒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在外办和外国专家局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只用了几个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分裂世界无产阶级的阴谋诡计砸得稀巴烂！”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寒春，在得悉毛泽东批复后非常激动。
柯鲁克夫妇张贴大字报，参加辩论。爱泼斯坦觉得自己出生晚没赶上十月革命，就决不能错过文革。戴妮丝为响应文革，向法共提出退党申请，并加入新成立的法共（马列），她认为听命于苏联的老法共正站在中共的对立面。1969年3月3日，为声援珍宝岛事件，一支外国人队伍参加了在苏联驻京使馆外的大游行，并走在最前面以凸显国际力量。戴妮丝就在其中，她拼命喊着口号，为能捍卫中国的利益感到幸福。
许多外国专家们迫不及待成立造反派组织，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在京外国专家超过半数人加入其中。爱泼斯坦一度是该组织的首领，柯鲁克是积极分子之一，但他跟爱泼斯坦支持不同派别。参加该组织的戴妮丝觉得这名字“好听又响亮”，她对一次批斗会印象尤深，西班牙文版《毛泽东语录》在翻译时因某些词汇的翻译分歧导致出版延后，这成为外文出版社领导“破坏毛泽东思想”的有力证据。
李敦白、爱泼斯坦、柯鲁克是最积极参加文革的外国专家。戴妮丝、寒春、阳早、沙博理等人在初期参加了极左造反派，但很快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另有外国专家始终选择远离政治狂飙，马海德、路易·艾黎就拒绝参加造反组织。李敦白回忆，马海德强烈主张外国人远离中国的政治，两位多年好友就此事成为死敌。在《中国建设》杂志的邱茉莉、新华社对外部的夏庇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伊莎白·柯鲁克未参加任何造反组织，但最终还是被关押，其中邱茉莉受丈夫爱泼斯坦的牵连，伊莎白·柯鲁克受丈夫大卫·柯鲁克的牵连。
1967年9月17日康生在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时，定性外国专家造反派是“苏修、日本、美蒋特务”，并指责红卫兵欢迎他们参加文革是“奴隶主义，洋人什么都好，放个屁也是香的，外国月亮也是大的”。康生的讲话，开始给外国专家们蒙上阴影，不管他们表现如何，仅身份就能让他们成为潜在的“阶级敌人”。1968年149号文件的出台，剥夺了外国专家订阅《参考消息》的权利。同时他们在物质和服务上也受到了冲击，这一方面是相关工作人员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国家机器的部分失灵。
“关于对外国专家朋友落实政策的问题。据调查，文革初期，全国有外国专家410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17人，被审查、批斗的8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1987年第6期《党史通讯》，有一篇文章《全国冤假错案复查与平反》，首次也是唯一公开外国专家文革遭遇的概况统计。
实际上，罹难外国专家们的待遇恢复普遍比中国人早。其标志是1973年多单位举办的三八节招待会，周恩来、“四人帮”也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对专家及家属受到林彪团伙“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表达歉意，提出对方若想回国，大陆官方将诚恳欢送，周恩来当场向爱泼斯坦夫妇、米勒、夏庇若等人道歉。坐了4年牢的大卫·柯鲁克告诉周恩来：“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李敦白依然在狱中，并受到周恩来的责备，但李敦白事后理解为周恩来用一个相对小的罪名来保护他。
改革开放以来，继续留在大陆的外国专家皆回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上，他们多数人回到原单位安心工作，退休后安享晚年。如爱泼斯坦夫妇回到《中国建设》杂志社，爱泼斯坦还当上了总编辑；柯鲁克夫妇继续教学，一直写文章和出国宣传大陆的发展成就；戴妮丝接着翻译中共领导人文选，组织上曾同意她在文革初期提出降低工资的要求，但在文革结束后就把这笔钱补给她；阳早和寒春依然从事养牛业；沙博理四处采风记录大陆的经济改革……只要自愿，他们都能取得大陆的永久居住权，去世后还享受很多殊荣，如国家主席会出席悼念活动，骨灰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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