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庆：从朱永嘉和戚本禹的回忆看“批《海瑞罢官》”

reading

从朱永嘉和戚本禹的回忆看“批《海瑞罢官》”

杨大庆

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革的直接导火索。对这一当代中国史上影响甚大的事件，多年来研究热度不减，成果多多，其基本面貌已浮出历史的地平线。近年曾经亲历其事的朱永嘉、戚本禹先后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都提及此事，二人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的细节，使这一事件的发展线索呈现得更清晰也更丰满了。而同为身涉其事的文革名人，同为毛泽东崇拜者，二人对此事件各自作出的是非判断，也有耐人寻味之处。
朱永嘉说，“江青最初提出批《海瑞罢官》时，毛泽东并不赞成，后来江青通过康生说动毛泽东，但康生的理由是这出戏与罢彭德怀的官有关。”毛泽东首肯批《海瑞罢官》的具体时间节点，朱永嘉没有提供，我们只能大致估测。江青调看《海瑞罢官》并提出停演是在1962年3月上旬，此时毛泽东正深陷于“七千人大会”后的挫败感中，大概尚无心思为一出戏大动干戈。而江青正式向中宣部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是在当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而全会的议题之一就是批以彭德怀“万言书”为代表的“翻案风”，而康生借小说《刘志丹》在全会上兴风作浪，获得了毛泽东的青睐，江青在此时通过康生以“这出戏与罢彭德怀的官有关”说动毛泽东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毛、江间的夫妻夜话遂升级为治国方略。
然而，此时把《海瑞罢官》定为政治问题，尚属内廷密议，外臣小臣均不得与闻。政治局不知道，捉刀代笔的姚文元等也不知道。朱永嘉回忆，虽然姚文元的文章帽子棍子齐飞，但走的仍然是学术批判的路子，乃至用了大段文字辨析徐阶退田究竟是退给地主还是退给农民。
对于直接受命于江青在上海担任前敌指挥的张春桥事后夸耀他早就洞晓天机，朱也提出了质疑。他说，“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张春桥曾说过，《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一点不要由我们写进文章说出来，要让主席说。似乎他早就知道要害是罢官问题了……我认为，如果张春桥讲过，是事后邀功。因为他不可能在文章准备过程中就确定要害是‘罢官’。徐景贤曾讲起，他问过姚文元，你的文章怎么就没有打中要害呢？姚文元说，他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害是‘罢官’。张春桥是不可能知道了要害而不告诉姚文元的。”
但是久经历练的陈丕显等上海市委的头头脑脑们显然比姚文元朱永嘉辈更敏感，他们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嗅出了些微不寻常的气息，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重视。朱永嘉回忆：“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前几天，11月3、4日或者5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参加者有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还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贤和我也在场，因为文章的最后改动，在资料上有问题还得问我。会议是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的一个大会议室里开的。陈丕显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方步，曹荻秋一会儿站，一会儿坐。陈丕显对张春桥讲，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杨西光问姚文元，你准备给吴晗戴什么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什么？姚文元答是什么就是什么。杨西光还问姚，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也许，陈丕显按捺了几分激动，杨西光则隐藏着些许不安。相形之下，后者的不安更有道理。因为后来“功劳”并没有落在他们头上，落在他们头上的是苦头。
然而，伟大领袖未亮底牌，上海市委激动或不安之余仍走在学术批判的常规路子上。朱永嘉说：虽然毛泽东在“12月下旬就明确提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但我们写作班并不知情，仍是按照学术批判的要求着手准备文章。”
“12月上旬，彭真来上海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为批《海瑞罢官》一事找过张春桥，张春桥对此是高兴的。他对我说，彭真问你们上海准备怎样做，张对他说批《海瑞罢官》是学术讨论，并将上海组织讨论的计划和报纸上的按语都给彭真看了，彭真很满意，说等这一讨论结束，你到北京来我请你吃烤鸭。实际上，上海批了北京的副市长，彭真心里是不会高兴的。但张春桥给彭真看的确实是上海制定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我在张的办公室一起参与讨论和策划的，是在北京转载姚文元文章后制订的。而这时候的张春桥并不完全清楚这场批判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整个部署和指挥的都是毛泽东，张春桥也不过是毛泽东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只是毛泽东这时并未走到台前。前台是彭真与张春桥之间的较量。”
毛泽东迟迟不出前台，在一定程度上是遭到了吴晗的阻击。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11月中旬阅《光明日报》总编室11月6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三六二期等。简编反映了《光明日报》记者日前去看吴晗的一些情况。谈及姚文元的文章，吴晗很激动，他说，我不准备写答辩文章，正在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只要领导了解就行了。我不怕，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不好。谁还敢写文章？！谁还敢谈历史？！毛泽东批示：“我已经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着人送杭州。”
其实，吴晗的底气和毛泽东的“一夜无眠”很可能有着同一背景：《海瑞罢官》“1960年底公演后，毛泽东在家里接见海瑞的扮演者、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将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爱思想网    李逊：《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
第一枪打偏了，着实令毛泽东郁闷，睡不着觉在情理之中。但久经战阵的毛泽东方寸不乱，他从容不迫地填上了第二颗子弹，那就是康生的“要害”是罢官说。但这一枪的效果仍不理想，因为他受到来自彭真的干扰。对此，朱永嘉这样描述：“吴晗提出问题使姚文元的文章出现明显的漏洞。毛泽东在看了反映吴晗讲话的《情况简编》后写下了‘一夜无眠’的批语，能使毛泽东睡不着觉的事一定是大事，因为《海瑞罢官》中的退田与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联系不起来，时间逻辑上发生错误了，姚文元文章从政治上对吴晗的批判也就站不住脚了。所以毛泽东思考后才转而采纳康生的说法，文章做到‘罢官’问题上，提出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其实彭德怀并不是毛泽东此时的主要目标，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但彭真在毛泽东讲话后第二天，就当面对毛泽东说，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回应了毛泽东的话。”
但是，虽然毛泽东谈“要害”的话只在高层小范围内传播，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学术批判政治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调门越来越高，被要求点名进行批判的人数越来越多。翦伯赞辈自不待言，就是国宝级的学术大佬郭沫若、范文澜也惶惶不可终日。学术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几乎人人自危、家家噤声，一片肃杀之气。此情此景令主持其事的彭真感到忧虑。为了使批判重回学术的轨道，彭真觉得有必要在学术和政治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并制定相关政策，这就有了著名的《二月提纲》。
1965年2月，彭真携《二月提纲》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朱永嘉说：“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问到《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再次表示两者无联系。于是，毛泽东接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忙说不是他的发明权。毛泽东则肯定地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毛泽东还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做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而在这之前的12月份，毛泽东说过吴晗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批《海瑞罢官》一事的微妙态度，此时他还没有要从政治上完全打倒吴晗。而康生听了毛泽东的话则很紧张，因为吴晗如果确实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他所提的要害是罢官就有问题了。康生在这以后的表现是与此相关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看来让彭真释然。既然“《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说不是“最高指示”，既然吴晗还可以当副市长，那么吴晗、《海瑞罢官》就与彭德怀、“罢官”从而与政治脱了钩。与此相应，正在进行的学术批判也就和政治批判脱了勾。由于《二月提纲》已获在京政治局常委首肯，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又未表示反对意见，彭真便视其已同意，并随即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令各地遵照执行。
《二月提纲》下发后，舆论有过一段短暂的平静。但平静的湖面下，却是暗潮汹涌，滔天巨浪已在酝酿之中。
朱永嘉回忆：“《二月提纲》在二月中旬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下发。刚下发时，并没有对它进行批判，我们都按照它的精神进行学习，准备贯彻。当然张春桥看问题与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姚文元文章就有问题了。于是张春桥就让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去问北京，《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指谁。但碰了钉子，许立群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此事发生于3月11日，许的回答是转述彭真的原话——笔者）“并责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话是带有情绪的。张春桥就将这一情况向江青汇报，江青告诉康生，康生就报到毛泽东那里去，激怒了毛泽东。这件事，加上中宣部扣发戚本禹和关锋写的批‘要害’的文章，毛泽东就光火了。因为你知道在二月上旬听《二月提纲》汇报时就提出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而彭真却提出了学阀，与毛泽东的话相对立。这样，矛盾就激化了。于是毛泽东就在3月底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进行多次谈话，批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提出了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宣部的问题，彭真和陆定一就都成了批判的目标。毛泽东是在被激怒的状态下处理这些问题并作出决定的。”
朱永嘉说的是上海的暗中博弈，龚育之的《“二月提纲”与东湖之行》则披露了与此同时发生在北京的一场真刀真枪的激烈交锋。
先是在传达《二月提纲》的座谈会上，关锋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3月1日，林涧清和龚育之向许立群与胡绳汇报座谈会的情况时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询。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偏狭。
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两次听到毛泽东谈话的人。第一次是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没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3月3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关于“放”不是钓鱼的说法，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止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立即成为敏感话题。许立群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3月8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文章的事。关锋的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
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
《从陈贾说起》是关锋前些年写的杂文，它和戚本禹的《孙承宗》一样被视为有借古讽今的影射之嫌，是被许立群自认为捏在手里的“左派”的小辫子。
关锋为什么如此不依不饶，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此中自有玄机。
首先，也是最表面的原因，当然是关锋是“左派”，而且是钦定的“左派”。
戚本禹回忆：“姚文元的文章，我也是从那天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时《文汇报》记者艾玲来北京，她分别找了我和关锋等人，想听听北京学术界对发表这篇文章的反映。艾玲跟我说，她听江青同志介绍过我的情况。我那时和关锋还不在一起，我俩也没有商量过，但都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听了我们的意见大为高兴，因为她跑遍了整个北京，没有在学术界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现在居然有关锋、戚本禹表示支持！她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主席、江青对我们很满意，我们就成了北京的左派。”“左派”自有“左派”的立场和姿态：不妥协、坚持斗争。
其次，关锋、戚本禹送审的两篇批“要害是罢官”而胡绳表示“要彻底改写”的文章，是奉彭真之命所写，如今彭出尔反尔，关锋、戚本禹自然有理由不满。
戚本禹回忆：“1966年1月，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胡绳、田家英、许立群、邓力群、林涧青、龚育之以及宣传部、新闻界和学术界其他领导人，彭真特别点名关锋、戚本禹参加。总共约有三十多人。会上，由胡绳传达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胡绳讲得很仔细。他先讲了最近文化革命的形势，以及这一时期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接着传达毛主席12月21日讲话……”
会议结束后，彭真把关锋和戚本禹留下来，说：“这次，我在上海见到江青同志了，江青同志叫我来看看你们。江青同志特别嘱咐要你们积极参加这场学术争论……对主席讲的吴晗文章和彭德怀罢官的指示，我的理解还不深透。猛一下听了主席的讲话，很吃惊，我以前没那样想过。”他对关锋、戚本禹说：“你们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写清楚。”
关锋、戚本禹的动作很快，戚本禹说：“我在参加了彭真主持的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的会议，以及彭真与我们的谈话之后，就开始为写文章准备材料。很快我就写出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的文章。我的文章完全是遵照彭真的‘好好研究，把它写清楚’的要求来写的。因为彭真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我自然认为彭真的话是代表中央意见的。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彭真和江青有那么大的分歧。差不多同时，关锋和林杰也写好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
“两篇文章都交给了许立群，可是却一直都不见发表。过了一阵，我就给彭真写了封信，报告了以上情况。彭真的秘书答复我，首长工作很忙，你的信和文章我都放在他桌上了，有时间他会看的，他看了以后有答复，我马上告诉你。然后就这样一直拖着。
“长期的拖延引起了我的怀疑，许立群是中宣部副部长，是彭真的得力干将。他不发表我们的文章，那一定是有彭真的指示。后来我听说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彭真指示说，彭德怀的罢官涉及到政治问题，很敏感，先不要发。我就想，明明是你当面给我们布置的任务，让我把《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写清楚。我花了几天时间，熬了好几个夜晚，才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完了你却叫许立群不要发表。去找你，你又以工作忙为拓（托）词不理。如果我写的不对，你可以批评。为啥什么都不说，却又不让发表呢？老实说，我以前对彭真印象一直很好，这以后，我对彭真就有看法了……”
而更重要的，则是“左派”已经通了天，这大概是出乎许立群、胡绳乃至彭真意料之外的。戚本禹说：“到了2月中、下旬，即春节期间，关锋又去了一次上海。江青向他交底说，批《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还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问题，反击62年的‘翻案风问题’。过了春节以后，艾玲又向我和关锋透露，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江青支持的，是张春桥组织的……建议我们也写文章。并说，《文汇报》会给你们发表的。”
于是，关锋与许立群、胡绳的交锋，变成了江青、毛泽东与彭真的较量，胜利的天平将倒向何方，已不待历史作结论了。
很快，震耳欲聋的雷声从南方的天空滚滚而来。
3月20日，毛泽东把中宣部与已经撤销的农村工作部相提并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3月28、29日，毛泽东同康生谈话。他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要向上海道歉。
3月30日下午，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及其他人谈话，提到学术批判。他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中宣部的命运已定，达摩克利斯之剑已悬在了彭真头上。焦头烂额的许立群则穷于应付、动辄得咎。龚育之回忆：许立群说，康生批评他，说他专门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龚育之等回话：吴晗的材料科学处整过的呀。许立群叫拿给他看，看了叹气：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当即吩咐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日期，印在当期上送的简报上。不料这期简报又惹来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
有人问：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许立群只是说，他没有听懂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没有听懂”，那彭真呢？他也没有听懂吗？毛泽东真的在“要害是罢官”上让了步，准备放吴晗一马吗？如毛泽东真有此表示，彭真为什么要去激怒毛泽东从而祸及自身呢？他不知道1962年9月江青就要求中宣部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被陆定一当场拒绝吗？他忘了毛泽东1965年9月当面问他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吗？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张春桥念及旧情向邓拓透底，邓拓没有向他通报吗？还是他真的天真过头，认为江青的所作所为与毛泽东无关？种种疑问，从以上诸人的回忆中我们找不到答案。也许真相至今仍隐藏在历史深处，永无见天日的一天了。
对于批《海瑞罢官》一事，朱永嘉显然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他从思想方法上分析了毛的决策过程及其后果：“由直觉得到的判断，往往比较粗疏，容易产生错觉，发生认识上的错误。毛认同姚文元文章，把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单干风‘联系起来，批判吴晗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认知上是属于直觉的阶段，没有经过细致认真的推敲，所以在直觉阶段做出的判断要经过推理阶段的检验与监督，这个检验包括事实的验证与逻辑的推理，需要人们反复思考和鉴定由直觉得来的判断是否合乎事实，是否合乎逻辑推理。如果作为决策，那便需要通过相应的政治机构和程序，来加以规范和防止错失。否则在国家重大事务上，单凭个人的直觉判断去做出重大决策，从时间上讲，效率是提高了，但很难防止差错。毛看到《光明日报》的《情况简编》登载的吴晗对姚文的回应，便感到把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单干风’联系起来的判断不能成立，那么整个文章的结论便不能成立了。所以毛在这份情况上批了‘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一句，这时毛的思考由直觉阶段进入到推理阶段，他要重新确定这场讨论如何进行下去的问题了。是认错还是另辟蹊径呢？应该是认错，但他选择了后者，即，采纳康生的说法，讲吴晗写《海瑞罢官》是为了给彭德怀翻案，以弥补姚文元文章的错失。然而，康生的说法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彭真在毛讲了‘要害是罢官’的第二天便对毛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毛说这是康生说的，康生在一边又急忙否定，那么要害是罢官也站不住了。毛在这个问题上变成一错再错了。”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并非无可挽回，就算立刻刹车有失体面，以毛泽东之崇高威望和超人的政治智慧，不会找不到善后之策。但毛泽东个性发生作用了。朱永嘉说：“毛泽东生性倔强，好斗，越是有人反对，越是要想办法去做到它。常人办不到的事，他偏要办到。他生来有一种反潮流的精神，如果所反的方向正确，就具有巨大的历史推动力，如果方向错了，就有巨大的破坏作用。”毛泽东在被彭真“激怒”状态下作出的决策无疑属于后一种。
朱永嘉对毛泽东将对付敌人的手段用于党内也提出了批评：“彭真到上海来是参加中央处理罗瑞卿的会议，会后毛泽东还让彭真负责罗瑞卿的案子。到后来处理彭真时，毛泽东又让刘少奇来主持中央会议的。这就是毛泽东的谋略，是很厉害的一着。一面继续予以观察，一面让这些人之间产生矛盾，不能抱成一团。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经把他们当作走资派，用对付敌人的方式处理他们的问题，但在当时这还是党内问题，这种做法当然是错误的。”
朱永嘉还指出了江青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不良作用：“在整个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中，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家人始终参与其中，但国事和家事毕竟是不同的社会活动范围。中国有一个传统的说法，那就是‘王者无私言’。王者所言就是国事，必须公开而透明，才能服众。即使在集权制度下，这也是王者行事必须遵循的原则。把国事和家事搅和在一起，角色错位，不仅使人无所适从，而且不足以服众，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所以‘文革’在起点上便注定了悲剧的结局，因为一开始毛泽东就把自己与江青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它不是毛泽东说一两句话所能撇清的。”其实，毛泽东以夫妻夜话决策国家大事何止《海瑞罢官》一桩。在给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老婆的私信中对政治局常委的非议不是更显著的例子吗？
批《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珍爱的文革华服上的第一颗扣子，第一颗扣子扣错了，下面的扣子还能扣对吗？对此，朱永嘉没有明说（在该书的其他章节涉及了这一问题，有时间将另文讨论）。但任何一位具有常识的普通人，都不难从朱永嘉提供的逻辑线索中推出结论。
朱永嘉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普通人的常识，而戚本禹决定取舍的导向却是“革命立场”。
戚本禹说，“我支持姚文元主要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但从心里说，我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在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理想，一个是没有把‘清官’问题说清楚……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产到户’、‘单干风’联系在一起，也有点牵强。海瑞要大官僚徐阶把多占的土地退出来，退给其他的官绅地主。可当时主张‘包产到户’、单干的人，是要人民公社向农民退田，两者不是一码事。”但是，既然“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产到户’、‘单干风’联系在一起，也有点牵强”，既然“退田”和“包产到户”、单干也“不是一码事”，那就是论据站不住脚。论据站不住脚，论证还有意义吗？论点即给吴晗扣的政治帽子还能成立吗？这应该是初中语文教过的常识，戚本禹学有根底，不会不知道。但他却将这些弃之不顾，单凭姚文元文章的革命辞藻就选择了支持的立场，至今仍无丝毫修改。这“左派”成色真是足。
戚本禹还展现了《海瑞罢官》带来的可怕社会后果：“……60年代初期，社会上确实存在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确实借着《海瑞罢官》这部戏剧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翻案。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他们不管海瑞和彭德怀所主张的退田内容有什么不同，反正认为从公社退田单干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他们认为彭德怀是为民请命，所以才遭到了海瑞同样的命运：‘罢官。’”彭德怀何时何地主张过“退田”，笔者离群索居，无人请教，当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努力探求答案。但“60年代初期”即《海瑞罢官》公演之时正是饥馑由农村蔓延至城市之时，大家正响应党的号召，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笔者当时正读初一，懂点事了，由于家庭影响，又颇关心时政，耳闻所及民间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者确有其人。除了彭德怀，湖南还有为周小舟抱不平的，说是因为周小舟下台才搞得湖南人民没有肉吃。更有一些言论十分反动，矛头直指最高领导人，类似文革中的“恶攻”。如长沙有民谣云：“搭帮（长沙土语，“多亏”的意思）毛嗲嗲（长沙话，读平声，意同爷爷）吃个糠粑粑，搭帮刘少奇啃点红薯皮，搭帮董必武布票二尺五”。不过这些抱怨、发泄或“恶攻”都是直呼其名，好像无人拐弯抹角地借着海瑞的招牌。长沙演没演过《海瑞罢官》已经不记得了，就是演过，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平头百姓乃至中下层干部和知识分子，估计也少有观看的欲望。因为一张戏票钱够喝几碗稀米汤加酒曲、糖精煮的清糖甜酒了。长沙的情况如此，其他地区如何，待考。海瑞的影响真的很大也未可知。
从革命立场出发，戚本禹谈及吴晗的个人命运时也别有境界：“吴晗老觉得他的《论海瑞》是奉胡乔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风’、‘单干风’。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那股逆时代发展的暗流才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借助《海瑞罢官》这个题目来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复兴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所以双方都在上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只不过一方是明线，一方是暗流。”凡事上纲上线，证明了“左派”的帽子不是白给的。可是，这与有人用菜刀杀了人，警察和受害人家属却找制菜刀的工匠索命有何区别？
戚本禹还说：“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节。吴晗、邓拓、彭真、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等等的个人命运不过是这两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总体对抗和冲突中不可避免的章节而已。”平心而论，吴晗其人，确有可恨之处。但就事论事，《海瑞罢官》是应组织之命所作，作者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政治后果。况且吴晗与彭德怀在政治上没有互相呼应，在组织上没有暗中勾结，《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和“包产到户”、单干也“不是一码事”，套用一句法律用语，吴晗没有“作案动机”，他也应该像杀人犯一样被关进监狱，乃至以命抵罪吗？无辜者的生命只不过是“枝节”，某些“特殊材料制成的”“革命家”在个人悲剧面前表现的理智与冷漠真是令人齿寒。

如今，吴晗与《海瑞罢官》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文革也尘埃落定。时移世改，在传播手段多元、资讯发达，众声喧哗之下纯文学式微的今天，想凭一部文艺作品掀起政治风浪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了。但我们能保证不在相似的境遇下再次失足吗？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邓杰整理，大风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
《最后的证词——戚本禹回忆录》电子版。

http://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2&t=2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