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文革研究路上20年所知所感

reading

众溪奔涌汇江海
——文革研究路上20年所知所感

何 蜀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文革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美国，2016年7月）。本刊发表前作者又作了校订。

我的第一篇文革研究文章《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应是重庆“一二·四事件”》，发表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内部刊物《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三期上（后以《重庆“一二·四”事件》为题在1999年12月出刊的《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2辑发表），那时就知道有一种说法：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外国。尽管直到今天这个说法还有一些影响，但我却一直觉得这并非事实。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一直都在进行，只不过有许多困难、障碍。其实，在海外做文革研究，虽无政治上的禁忌，但也有另一些困难、障碍，性质不同而已。为此，特以此文对我个人所知的中国大陆（主要是民间）文革研究情况作一回顾、梳理。

最早给我影响的前辈学者

1989年春，我从广播电台（先后任文史节目编辑、广播剧编剧、文艺节目编辑）调到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以无党派身份）参加创办《红岩春秋》杂志。大量接触到中共党史方面的文稿和资料，我的兴趣从文学逐渐转向了史学，重点还是我一直关注的文革这一段（只不过此前想的是写文艺作品）。
在八十年代，全社会对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停留于批判、控诉的层面。当时在学术研究上起步较早、影响较大的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及金春明主持编写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实际上这是最早的文革小辞典）。不久，我以党史期刊编辑的身份分别给王、金二位前辈去信求教并约稿。他们都很快就给了我热情的回复。
王年一老师说他在1992年中风，有后遗症，写信都困难，因此不便写稿，但我还是和他保持了通信和电话联系，后来又协助他整理完成了几篇文章。有一次我请教他，写重庆文革历史，很难回避军队“支左”中的问题，应怎样处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秉笔直书（我在《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一文里有详细记叙）。
金春明老师则给我寄来了他《“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部分章节的复印件，我选择其中两篇在《红岩春秋》上发表，分别是《大冤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993年第一期）和写刘少奇冤案的《中国头号大冤案形成之谜》（1993年第二期）。
有人或许会因“官方学者”的身份对王年一、金春明等人的著述抱有成见，其实，他们都是有良知、有独立见解、一心做学问的学者。王年一多次强调，他那本《大动乱的年代》不是官方著作，并无官方授意，而是他的个人著作。金春明在《“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一书序中也说：“这里所作的解释，都是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属于我们个人的理解和认识。”这种“个人的理解和认识”，或许会显得审慎甚至保守，但也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并不等同于政治宣传。
比如，林彪事件之后，官方公布了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试图以此来证明“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早已看清了林彪的反动本质，以修复被林彪事件严重污损的毛泽东“光辉形象”。而金春明却在认真研究信的文本及相关史实之后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此信并非揭露林彪，“无论从信的内容本身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活动看，都不能说明毛泽东当时已洞察了林彪的‘反动本质 ’。”这封信“从总体上看，对林彪是信任和依靠的，是作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试析》，原发表于《党校论坛》1989年第五期，后选入《金春明自选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127页）。
又比如，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定义，官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界定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金春明则在他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前言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一场内乱为什么能发动亿万群众真心诚意的参加，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全世界造成那样巨大的影响？这又是‘内乱’的定义不足以说清楚的，或者是包容不了的。”为此，他提出了另一个定义：“‘文化大革命’是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革命对象的，采取‘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与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的长时期的特殊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两相比较，显然，前者是政治性的定义，后者是学术性的定义（大概正因为这种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表述，金春明此书刚一出版即被查禁）。
金春明是最早经胡耀邦提议组建了中央党校第一个文革研究小组，以后又在全国最早招收了文革研究生的学者，他十分支持我做文革研究，还介绍了他的研究生与我联系，我在《红岩春秋》上陆续发表了金老师的研究生写的或组织来的几篇文革题材的文章。

起步较早的众师友

在文革研究中起步较早、九十年代已经十分活跃的学者中，大多是文革时的中学生，如徐友渔、吴迪（启之）、卜伟华、印红标、陈东林等。我想这与他们在文革中的中学生身份有关——知青下乡大潮使中学生普遍被抛出了文革运动轨道，有了一段冷静的旁观、思考期，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又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得以继续进行学业上的深造，有了较好的学术条件，因而在文革研究中走到了前头。
徐友渔是民间文革研究的先行者，他那本文革回忆录《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国内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或许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本？）造反派红卫兵回忆录。现在回头再读，仍觉得书中对文革的反思相当好，至今仍有启发作用。他编的那本多人回忆合集《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和他的学术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和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都对推动文革回忆与研究影响较大。虽然进入新世纪以后他更多研究民主宪政问题去了，但对文革研究始终关注，我那本《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就是他推荐给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
继徐友渔之后，九十年代中后期已开始从事文革研究的那批学者的学术成果，在新世纪之初陆续问世，如清华大学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堪称第一部文革造反运动史），北京大学印红标的《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国电影艺术中心吴迪（启之）编的三卷本《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和他的专题著述：《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1949—1966）》（台湾秀威公司，2010年）、《揭秘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台湾秀威公司，2013年）。与他们的交往对我在学术上帮助很大，因他们都经过正规的学术训练、理论功底深厚，徐友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启之是北大研究生，印红标是北大博士，唐少杰是武汉大学研究生……而我则连大学门都没进过（只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广播电台任文史节目编辑时为了评职称的需要而通过考试获取了一个电视大学专科文凭）。
九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大陆民间的文革研究者中，最先与我建立联系的是徐海亮，他是文革爆发时的大学生（当时热心于文革研究的人多是文革时的中学生）。我在《红岩春秋》上发了他有关文革的两篇纪实文章：《一次难忘的小提琴独奏》（署名碧侠，2000年第1期），《文革时期所见的几位出家人》（署名漂木，2000年第5期）。后来他编写的《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银河出版社，2009年），后修订增补为《武汉“七二○”事件实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汇集了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或口述史料，成为研究武汉“七二○”事件的重要参考。
我还联系上了原《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并在《红岩春秋》上发表了他的《两万张文革照片的来历》（1996年第四期）和《我亲历的“反革命事件”》（1999年第四期）。他那些文革时期的摄影作品现在已经在全球许多地方巡回展览，影响很大了。
在世纪之交，我陆续接触到了更多的民间文革研究者，比如——
湖南的陈益南。当时那批民间文革研究者多是文革爆发时的中学生，而陈益南和我在文革爆发时是工人（他是学徒工，我是临时工）。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是文革武斗亲历者的第一部回忆录。他对长沙群众组织的研究，是我见到的最早对一个地区群众组织作出全面研究的作品。
广州的叶曙明九十年代就在网上陆续发表了有关广州文革的系列文章，他看过广州军管会的全部档案，采访过广州文革的若干风云人物，因此对广州文革十分熟悉。2011年，他将这些文章汇编定稿成《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一本厚达497页的自印书。
以研究军队与文革问题见长的余汝信，虽有在军队任职的身份，但研究文革却是独立思考的民间立场。他搜集了相当多的文革史料，许多是外界不易见到的内部书、自印书、私人手稿之类，这使他的研究有了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后来他编注了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整理注释了丁盛口述、金光谈话记录的《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主编了《罗瑞卿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第一部对造反派进行专题研究的《“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作者周伦佐，文革中只是四川西昌的一个知青造反派骨干，在经历有限，资料也不多的情况下，却以他深邃的哲学思考将造反派这一历史现象从理论上分析得鞭辟入里，令我叹服。可惜后来他因病停笔，未能继续研究下去。
还有对上海文革特别是上海工人造反运动有深入调查研究的女学者李逊，从民间研究者角度对上海文革亲历者做了大量口述采访的顾训中，对广西文革大屠杀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的蒙木生（晓明），从中国科学院退休后写了大量博客文章研究文革的杜钧福，对青海文革及一些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研究的孙言诚，研究陕西文革的青年学者白磊，整理出珍贵的父子文革日记的原天津中学生王端阳，对“五七干校研究”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湖北咸宁李城外……

2006年的民间研讨会

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徐友渔和崔卫平、郝建等发起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民间文革研讨会，参加者多是北京的学者，如启之、唐少杰、陈东林（当代中国研究所）、魏光奇（首都师大）、吴小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丁东与邢小群夫妇等，来自外地的有山西省委党校的赵诚、上海同济大学的陈家琪和来自重庆的我，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叶维丽（文革时的师大女附中学生），瑞典学者沈迈克。那次与沈迈克的认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曾于文革后期在复旦大学留学，自称“工农兵学员”，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对各地的文革情况似乎比一些中国的研究者还熟悉，比如在闲聊时说到文革中“吃人肉”问题，一般人只知道广西武斗中发生过，但他却能说出在云南也发生过，那是《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丁龙嘉、听雨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披露的。说起四川的文革，他还能说出当时八二六被红成骂作“趴耳驴”。这些都使我十分惊异和佩服。几年后，他与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合写了老外笔下的文革史《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丁东与邢小群夫妇当时已经在做口述历史方面的工作。此前我已经知道丁东不仅写有不少思想深刻的文章（他的《精神的流浪》多次再版），而且致力于思想启蒙的编辑、出版工作，策划、编辑或参与编辑了一批对研究与反思文革极有价值的好书，如《顾准日记》（陈敏之、丁东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顾准寻思录》（陈敏之、丁东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王申酉文集》（金凤、丁东编注，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等。
非常令人痛心的是吴小龙在那次研讨会之后不久即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他原计划写《毛泽东与文革》，并已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在那次研讨会上宣读了他的写作提纲（我写有《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发表于《博览群书》2007年第一期）。
那次我参加研讨会的食宿与路费都是由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李宇锋他们提供的。在他那里还参加了另一个有关文革的座谈会，文衡中心的主持者、文革中曾被江青打成“五一六分子”的郑仲兵老师和徐友渔、卜伟华、启之、吴小龙，还有致力于林彪事件真相调查与写作的部队女作家舒云，《炎黄春秋》前主编刘家驹，正在北京出差的文革时重大八一五战报主编周孜仁等参加了。我还同宇锋一起去了王年一家，那是我与王老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那次去的还有舒云和写了《军报内部消息——“文革”亲历实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的原《解放军报》记者卢弘（文革中常以“洪炉”笔名为《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一些文章配画插图）。
在宇锋那里还见到了曾任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和江青第一任秘书的阎长贵老师，以后我的一些文章和所编刊物都得到他认真的指教。后来他与曾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老师一起出版了有关中央文革的回忆与研究文集《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后增补为《钓鱼台忆往——江青随员的证言》，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3年出版），以后他又单独出了《中南海文革内幕：江青首任秘书亲历实录》（香港大山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
那次见面之前我已经读到了郑仲兵老师和李宇锋他们办的民间刊物《往事》（到2015年共出了130期，约三分之一内容是文革回忆或研究），但直到见面后我才知道宇锋早已因病致残，行动不便，文衡中心和《往事》的主持者郑仲兵老师则正在癌症治疗期中，他们以惊人的毅力主持做了大量抢救史料、推动思想启蒙的工作，在他们那里举办了多种研讨会、座谈会，有关文革的就有纪念卞仲耘遇难四十周年座谈会，《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等书的研讨会等，还录制了北京地区许多文革风云人物的口述视频资料，后因经济原因，中心撤销，这些资料大多尚未整理出来。

新世纪民间研究印象

2008年我退休后，与启之一起创办了电子刊物《记忆》。从2012年起，《记忆》由启之办，我另办了《昨天》。在这期间，我接触到了更多热心关注文革研究的作者和读者，对中国大陆民间文革研究现状有了一些了解，印象较深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文革大学生的回顾与反思
在九十年代的文革研究中较少见到的文革大学生，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活跃起来（大概是他们都已退休，有了充裕的时间）。其中尤其是清华大学校友十分突出。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陆续问世，如：沈如槐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周泉缨著《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 孙维藩著《清华文革亲历 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 邱心伟、原蜀育编《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初版，2013年1月修订版）、孙怒涛著《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蒯大富著《清华文革“五十天”》（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叶志江著《走出文革》（美国溪流出版社，2014年）、孙怒涛主编《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其中特别是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和他主编的《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在反思文革的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他还超越了当年的派性（而这是许多文革大学生都还深受困扰的），尽可能地团结不同观点的亲历者一起来进行回忆和反思，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北京大学校友继几本文革风云人物的回忆录——范达人著《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杨勋著《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樊立勤著《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季羡林著《牛棚杂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之后，又有丛璋、亚达、国真等组织汇编的《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二、三集陆续问世。
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聂树人、王大宾陆续出版了回忆录（聂树人的《北京天地两派的斗争》、《三司与〈首都红卫兵〉报》、《“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等，均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王大宾的《王大宾回忆录》由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出版）。原北京地质学院的许多校友（包括学生与老师）也在积极筹备，相互交流，有的已经在写回忆录或整理文革日记、大事记和有关资料。
值得注意的还有：周孜仁（文革时为重庆大学学生，曾任重大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主编）著《红卫兵小报和我》（2002年网络连载，2006年以《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书名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范正美（文革时为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曾任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班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回忆录《秋梦追思》（原书标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年。但该社称其书号、责编等均为假造，应系书商盗名私印），梁守福（文革时为合肥工业大学学生，曾任安徽“八二七”派主要负责人）的回忆录《乱流浮沉半生缘》（2007年网络发表），高树华（文革时为内蒙师院学生，曾任造反派学生领袖、内蒙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程铁军著《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戴维堤（文革时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北航‘红旗’武装部队”负责人）著《逝者如斯》（最新修改版，网络发表，2007年），蔡文彬（文革时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曾任红卫兵成都部队主要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主编《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黄肇炎（文革时为重庆大学学生，曾任重大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编辑）著《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等。特别是周孜仁、黄肇炎的回忆录和蔡文彬主编的回忆赵紫阳文革结束前后在四川情况的书，都有深刻的反思。范正美和梁守福的回忆录虽然还抱着歌颂文革的观点（梁守福在网上发表回忆录之后还专门写了篇《文化大革命是完善人性的革命运动》发在网上），但他们都提供了有关当地造反、夺权及派斗情况的许多可贵史实，特别是黑龙江省夺权后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怎样被中央要求交权给原省委领导人潘复生，安徽省的夺权怎样在最后时刻被中央否决（此后中央对各地的造反派夺权就不再承认），对研究所谓“一月革命”的真相都很有价值。
二、团队协作的成果
除去前边提到过的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和清华、北大、北京地质学院校友等群体外，近年来还有一些不同的小群体在文革研究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文革前期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批记者，在九十年代陆续退休后发起写作回忆文章的倡议，经过几年努力，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文章和资料，幷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部分。2007年10月，他们一部分人聚会于北京，决定核对修改写出的材料，进一步继续征集史料，最后由肖健卿、李近川主编为《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汇集了二十多位作者回忆担任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时各自经历和见闻的四十余篇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出当年作者们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所经历和了解的文革情况。
以李辅、段立生等原山西造反派头头及骨干组成的回顾与反思文革的团队，经过几年的集体回忆，辩论探讨，分别采访，查找资料，反复修正，由石名岗执笔，完成了他们对山西文革带总结性的著述《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率先对一个省的文革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回顾与反思；
湖北武汉一批原文革时期中学生，在抢救文革亲历者的口述和回忆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李乾、谢保安、杜良怀等在组织、策划上，杜先荣在整理、编校上，余德亨在印刷出版上，都倾注了许多心血，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几年来推出了一批武汉文革风云人物（特别是工人造反派头头）的口述史或回忆录（大多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虽然一些回忆录有反思不够的问题，但毕竟留存了许多亲历者记忆的史料。而李乾所写的回忆录《迷失与求索》（2007年自印书；2008年由美国柯捷出版社出版），则是中学生红卫兵因杀人而坐牢者的第一本（或许是唯一的一本）忏悔录。李乾的忏悔是真诚的，反思是深刻的。因此，在薄熙来“唱红打黑”甚嚣尘上之时，他才能敏锐地看出其复辟文革的罪恶本质，并在许多高官和御用文人为所谓“重庆模式”喝彩并趋之若鹜的时候，就勇敢地发出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谴责声，并指出：“在民主和法制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之前，每一个善良的中国公民，都不能不高度警惕极左和暴力的幽灵。”
由刘进、冯敬兰、于羚、宋彬彬、叶维丽等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友组成的团队，顶着极大的压力，对文革中影响深远的女附中“八五”事件及相关人与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反思，她们的努力已经积累起丰富的资料，还带动了其他一些中学校友的反思活动；
此外，一些高校（如复旦大学、首都师大、福建师大等）在文革研究中也表现突出，因不属于民间研究，就不在此列举了。
三、在收藏基础上的研究
因官方档案不开放，民间收藏就成了文革研究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两位年近八十的元史与蒙古史专家周良宵、顾菊英夫妇，经十数年的苦心搜集，在大量资料基础上整理、编撰成长达600万字的文革资料汇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由《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十年文革大事记》三部分组成，2008年底由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公开出版。
四川省自贡市的王锐，在收藏文革小报同时做了不少研究，所写文章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已经完成了《中国文革小报研究》、《自贡市文革大事记》书稿和四川文革大事记的部分篇章。
北京的胡庄子收藏有文革时期各种群众组织所办期刊近千种，写成了《红卫兵刊物过眼录》等专著。官方出版的《中国期刊大词典》（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共收录中国出现刊物以来的期刊33036种，却对文革群众造反运动中出版的众多刊物只字不提，这更显出胡庄子研究的价值。
北京的青年学者范世涛，对当年一个很有影响的单位“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文革亲历者做了大量采访。同时，他还收藏了自2010年以来在旧书市场上购得的上千万字文革期间私人日记（作者身份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教师、机关干部、研究人员、编辑、售货员、农场职工、军人、工作组成员、中央专案组人员等等）。他已对这些日记做了初步的研究。
吉林的姜东平，20余年来从旧书市场淘得许多文革中的交代、简报、会议记录、日记书信等民间史料，整理分类，装订成册，多达千卷，并据此写出了许多文章，已选编成《红叶满地》一书（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15年）。
湖北襄阳的青年学者李晓航，在收集文革资料的同时，独自进行了认真的编目工作，令人赞叹的是他是以超过“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做此事的，愚公毕竟有全家上阵一起挖山不止，而他是在妻子的支持下独自进行，并在其间写了一些研究性文章，还经常无私地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有关专题资料。
山东的齐晋华，从1985年就开始搜集文革资料，现在积累资料已十分可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写作，已完成有关王效禹的《齐鲁三年枭雄王》书稿（16万字）和《一九六七年青岛文革日志》书稿（21万字），现正写作《1966年至1969年青岛文革史》。
文革时在广西，退休后定居杭州的八旬老人陆文光，也收藏了相当多的文革实物及报刊、传单资料。他已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编写了《文革词汇》、《文革人物》、《文革事件》三大本资料书稿。
还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岳阳的任冬林先生。十多年来，他与拾荒人一起进出废品回收站，不顾脏、累，抢救下一批批记录着文革中基层街道、农村、工厂情况和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思维习惯甚至特色鲜明的时代语言的史料。非常遗憾的是任先生2013年因病猝然辞世，未能进一步整理和研究他那些珍贵的收藏。
四、失败者书写历史现象
以往有一个说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却出现了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败者”——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一些高级干部、军队将领，以及只活跃过一两年却遭到十多二十年反复清查、打击、惩处的原造反派……在新世纪都陆续开始撰写或口述回忆。公开出版的，民间自印的，网络传播的……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文革后遭到惩处的那些“反革命集团”成员、“帮派骨干”、“三种人”等等，到世纪之交，或已刑满出狱，回归社会，或在被迫“下海”谋生多年后因年事已高而退职，或已从职场退休，都有了时间和条件面对历史留下自己的证言。当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相继出版后，就有人说“文革研究进入了吴李邱时代”。这些“失败者”都是文革的重要当事人、见证人，他们的回忆录或口述史虽然多立足于自我辩护，但也提供了正史中往往难于见到的另一面的史料，对文革研究的深入很有帮助。

《汉书·艺文志》中引孔子的话说：“礼失而求诸野。”其实不光是“礼”，当一些历史真相在官方史著中缺失后，同样也可“求诸野”。
民间文革研究任重道远，跋涉于此也就乐在其中了。

2016年9月10日校订于重庆风江阁

http://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2&t=2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