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我記憶中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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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社北京5月19日訊／1966年5月16日。那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俗稱“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成立“文化革命小組”，號召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於擂起了文革的戰鼓，吹響了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攻的的衝鋒號，一場全國性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式揭幕了……資深評論人鄢烈山日前撰文“五一六，那年我看見”，內容如下：

　　開筆就想，“五一六”，“五”字後要不要有個間隔符呢？結論是不要。如同五四、九一八這些重大歷史時刻，人們知道那說的是月日，月日之間不必加圓點。

　　“五一六”，是指1966年5月16日。那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俗稱“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成立“文化革命小組”，號召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文件的具體內容，當時並未向我們這些中學生傳達。

　　又何須傳達呢？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文革的氛圍早已釀成。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於擂起了文革的戰鼓，吹響了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攻的的衝鋒號，一場全國性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式揭幕了。

　　我曾說，中國農村歷時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一場巨大的社會實驗。這樣大規模的烏托邦實踐，在人類歷史上有重大的試錯意義，可以斷言這樣的集體生產勞動和生活方式，此前沒有，此後也不會再發生；不論歷史怎麼評價它，我們“有幸”參與其中，不能淡忘，而應該珍視這段寶貴的經歷。同理，10年文革，不論別人怎麼看待它，不論自己怎麼褒貶它，它都與我的今生今世血脈相連；作為這段特殊歷史的見證人，有義務紀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

　　1966年，我虛歲15，正在湖北省沔陽縣沔城中學念初中，上半年是初二下學期，下半年是初三上學期。本應1967年夏天初中畢業，所以後來通常被叫作“老三屆”里67屆的初中生。

　　那年春天，我們那一帶暴發了流行性急性腦膜炎。那是一種有生命危險的疫病，通過空氣傳染。造成的社會恐慌類似於2003年的非典，我們被關在校園里兩個多月。周末不能回家背米和腌菜怎麼辦？記得是我堂姐的大兒子給我送到校門口的。

　　那一段時間我心情很凄惶，主要是惦著挨整的父親。1962年即“三年困難時期”度過之後，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1963年2月決定開始在全國城鄉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農村的社教就叫作“四清”，起初以清賬目、清倉庫為主叫“小四清”，後來升級為清思想、清政治為主，就叫“大四清”。我們村（生產大隊）解放後一直是全縣全省乃至全國的先進典型。而我父親，不論大小“四清”，都是上邊工作隊定的頭號“運動”對象，雖然他早在1960年反“五風”時就被撤了黨支部書記的職務，成了留黨察看的“垮台幹部”。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清楚父親為什麼會成為“四清”運動的頭號對象。按說“應該”挨整的是我二伯：合作化時他是村支書，後來成了國家幹部在本公社機關工作；反“五風”後他被調回生產大隊接手他弟弟（我父親）擔任支書，直到1966年冬四清結束退居二線，當大隊貧下中農協會主任。也許是我二伯不僅清廉得實在無懈可擊，而且性格特別溫和、從搞互助合作到人民公社，只是照政策辦事，從未對人疾言厲色？細想，我父親確有問題：1960年下台後，他被派到遠離本村的排湖開荒，他這個農場場長帶的基本隊伍是全大隊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能劃清階級界限嗎？他還在農場成立了一個皮影戲班，請來個姓丁的師傅晚上教戲，唱的無非《封神榜》、《四美圖》、《三請樊梨花》之類牛鬼蛇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據說皮影戲班後來常被周圍生產隊接去唱，富農子弟梁某表演時，“差官”皮影倒了，他居然讓他站起來後說是“太餓了”，這不是“惡攻”嗎？農場辦起來後，父親又回到本大隊，辦了榨油廠，隨後又辦了出產榨油原料棉籽的軋棉花廠——往好了說，是搞“多種經營”；但要整你，那不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嗎”？

　　此處不扯遠，且說這年春天我被隔離在校園，父親挨鬥的同時，聽說7歲的三弟染上了腦膜炎，差點送命……總之，那個春天，我的記憶里沒有國家大事，也沒有校園生活的故事。

　　疫情解除不久，校園里就熱鬧起來了。

　　先是批鬥校教導主任肖運川，批鬥摘帽右派分子胡常德。那應該還算是學校里搞社教運動的內容，方式比較文明，也就是讓他們在全校師生大會上自我批判而已，同學們沒有喊口號，更沒有給他們戴高帽掛牌子。肖主任在教師中應該是最年長的；他沒有教課，但我們相信他是最有學問的——不然怎麼在我們這所重點中學當管教學的主任呢？他的罪名是什麼，我忘了。只記得10月份我們從學校出發搞革命大串連，步行到縣城仙桃鎮，要路經他的老家張溝鎮；他被遣送回老家，是與我們一起上路的；我們要進北京見毛主席而歡欣鼓舞，他則神情黯然。

　　胡常德是我初一的語文老師，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同學們傳言他在武大的右派罪狀是，臂戴黑紗敲飯盆喊打倒赫魯曉夫的口號——雖然過了幾年赫魯曉夫變成我們咬牙切齒批判的反斯大林的修正主義分子，但反右時還中蘇友好著，你反對赫魯曉夫就等於反我黨，難道你胡常德比黨中央還英明嗎？胡常德老師不僅毛筆字寫得有款有型，人也儀表堂堂，不過誰叫他當過右派呢，娶不到老婆在情理之中。所以，他有時候吟誦“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之類古詩，我們覺得他確實在表達不滿，是沒有改造好的表現。聽說他後來被遣送回老家彭場鎮掃大街，直到文革結束才平反重回教育界。1999年我孩子在廣州讀高中時的語文老師，是胡老師在武大的同班同學，他告訴我胡的這一生比較慘（這裡不便轉述）。

　　那時還沒有停課。一天，教我們幾何的趙老師，下課後坐下來和我們聊天，說：這回鬥爭很嚴重呀，同學們！你們注意沒有，說要“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你們讀過小說《保衛延安》吧，那是國民黨胡宗南匪幫進攻陝北進攻延安時，才提的戰鬥口號呢！

　　隨後，“破四舊”開始了。我們這麼偏遠的地方，一個位於通海口公社下轄小鎮邊緣的中學有什麼好破的呢？

　　我們學校叫“沔城中學”，望文生義應該是沔陽縣城的中學，實際上只是“二中”。“一中”（沔陽中學）在新縣城仙桃鎮，在全縣偏東部的漢江碼頭邊。我們這裡是舊縣城遺址，在全縣的偏西部，離襄河和洪湖不遠。日本鬼子侵華時，國軍128師師長、楊虎城舊部、軍閥王勁哉，搞他媽的“焦土抗戰”，下令放火把古城燒光，成了一片廢墟。我們上學那時，出了校門就是農村，農田里都有揀不盡的瓦礫，農家的牆院都是用殘石碎磚壘的。但縣政府是上世紀年50年代才東遷的，我們學校就是古老的縣衙門和原先的縣政府辦公處。花園、假山、古井、葡萄架，青石板道……我們能破的“四舊”，只是推倒了校園內的幾座石雕獅子。鎮上也沒有什麼好破的，寺廟宮觀解放後早拆除，城牆也早就扒了！

　　哦，記起我周末回家說起“破四舊”，父親很敏感，他搬來梯子，把堂屋梁柱上端嵌的刻有“金玉滿堂”字樣的裝飾性木板鋸掉；又把母親陪嫁的兩個雕漆木櫃上刻的古裝才子佳人鑿了。從搞人民公社開始，抄家是家常便飯（生產隊的糧食等公物少了，誰敢阻止抄家那就等於承認自己是盜賊），私家內室根本沒有什麼隱私可言。

　　再後來，就停課鬧革命了。

　　貼大字報，批師道尊嚴，批校領導，學生為王好快活。

　　記得有一天，老師們從鎮上回來，走到校門口，忽然停住了腳步，驚慌失措地往後退。原來，是有人在齊人高的門牆上放了兩個玻璃罐頭瓶，裡面裝了生石灰，加水後正冒煙，很快要爆炸的樣子……

　　有大天井的口字型樓房原是老師們的辦公樓，現在走廊外牆上掛滿了大字報。我見過劉校長看大字報，也看到過熊祖華老師從外地回來，赤腳打傘在看批她的大字報。

　　對熊老師看大字報印象這麼深，是因為熊老師是我初二的語文老師。本校就兩個女教師，教我們英語的鐘老師年紀比較大，熊老師剛參加工作不久，兼著校團委副書記。更主要的是，她本是我們男生的偶像呀：學校排演《紅燈記》，同學們最敬重的教三年級語文的徐老師演李玉和，鐘老師演李奶奶，熊老師就是穿紅襖的李鐵梅；學校排演《江姐》，熊老師又是當仁不讓的江姐，一襲紅圍脖鮮艶奪目……可是如今，她卻成了同學們要挖空心思醜化和謾罵的對象，灰溜溜的！

　　很快就到了暑假。這個暑期很長，這很合我的心思，因為家里缺勞動力，我正好幹農活掙工分。在生產隊，沒有人真正關心什麼“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十年文革結束，大小隊幹部和社員們都只是隨大流做政治上的表態而已。對於省城武漢發生大規模武鬥這樣的事，社員們也只說他們是“吃飽了撐的！”可不是，農村是按生產隊結算，按個人工分分配，不幹活就要餓死你，而工人停產、武鬥照樣領糧票和工資。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文革進入直接向“劉鄧”進攻的新階段，這類信息我在農村勞動都只隱隱約約地從廣播里知道一點，因為不關心。

　　到了10月中旬我決定去學校看看。在校同學不多，聽說學校正應縣教育局提示組織師生代表團到北京搞革命大串連，接受毛主席檢閱，我立即報名參加。進北京，還見毛主席，又不要自家出錢，我平時想都不敢想這樣的好事，簡直是天上掉大餡餅了嘛！

　　我們從沔城出發，沿鋪著磚渣碎石的公路往東走，有80里左右的路程，腳上打泡也不叫一聲苦。當晚到縣城住下來，草草吃了點東西就到縣城的“大禮堂”看演出。有一個節目叫什麼名字我忘了，是表演本省隨州大洪山四清運動成果的，那個放映員不知怎麼把布景幻燈片放顛倒了，革命觀眾齊聲吼，場面一時亂哄哄的。我想，那放映員肯定嚇了個半死。

　　這是我平生第二次進縣城（1964年春夏之交小學畢業體檢複查來過一次）。次日到漢江坐輪船東下，這是我第一次坐輪船；也是第一次看到山（雖然只是從船上遠望）。當晚到了武漢，在漢口（或者漢陽）上岸，馬上用汽車拖到位於武昌的湖北大學去集中編隊。車過長江大橋，如行畫中，如在夢中，一個鄉下的少年。

　　隨即上了火車，當然也是我的第一次。到北京後住在朝陽門外神路街公安學校（多年後我去尋舊跡，找不到什麼公安學校了）。放下行囊，我就跟一個高中部大同學去看天安門。太激動吧，自顧自出神吧，在廣場上與那同學走散了，天快黑了不知道怎麼回住處。以前沒有坐過公共汽車，根本沒有車走某條路線的概念。問人家我怎麼回神路街，上了公共汽車還坐反了方向……

　　在北京那些日子，除了參觀革命博物館、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農業展覽館和北大這些地方，就是排練走正步，準備列隊通過長安街接受天安門城樓上的檢閱。我們大隊的羅伯伯，是本公社通海口中學的炊事員，他也是赴京代表團成員之一，清早起來跟我們一起操練興高彩烈的。

　　結果臨時通知我們，這回毛主席檢閱紅衛兵的方式變了，不走隊列式。10月18日一大早，我們就列隊來到了長安街上，分立在大街的兩邊馬路上，最前面一排好像是士兵，我們就一排排站在其後。站站坐坐，一上午就過去了，我也忘了大家是怎麼解決飲水與大小便問題的。大概是“午時三刻”，高音喇叭里突然唱起了《東方紅》，同時有節奏的“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呼喊聲浪就從西往東傳過來了。毛主席領頭的檢閱車隊很快就從眼前飄過去了。後來看新聞紀錄片才注意到，開路的是雁飛人字型排列的摩托車隊，主車兩邊有副車。我當時只貪婪地追隨著毛主席坐的第一輛敞篷吉普車，看著他對兩邊的受閱隊列揮手，餘光看到了第二輛車上的林副統帥，看到了“劉大鼻子”（當時他已從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從政治局領袖圈里出局了）。我們站在街邊，聲嘶力竭地喊萬歲，毛主席離我們這麼近距離，比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得清楚多了！毛主席這是第五回檢閱紅衛兵，他是從什麼地方上街，繞故宮外面轉了多大一圈進中南海的，我至今不清楚。

　　我感到很幸福嗎？好像也不完全是。我只覺得這事很好，有必要給家里發電報。散場後我立即到六部口電報大樓去排隊報喜。一分錢一個字，“我見到了毛主席”，一共七分錢，比兩根冰棍多一分，冰棍我可以不吃，這七分錢一定要花。我要給挨整的老爸爭光，讓村里和工作隊那些存心整他的人知道他還有一個出眾的兒子！全沙嶺村解放後只有三個人考上了重點中學，我是其中之一；而全沙嶺只有兩人見過毛主席，另一個是我二伯鄢洪楨，進京參加過全國勞模的“群英會”。也算是給父母報了平安。排隊時心里嘀咕的就是這些很實際的念頭。電報當然由大隊幹部送到我家了。

　　之後，我又串連去了湖南和上海，不是集體行動，也不記得和哪位同學，好像就是我獨自一人。我的串連只是朝聖。在長沙參觀湖南一師和岳麓山愛晚亭，行走在橘子洲頭，正是深秋，“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又去韶山衝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在上海，看一大會址，

　　到復旦、同濟看大字報。也逛了南京路、外灘和“大世界”。我們住在四川北路一個體育場的木板大台子上。上海行留在記憶里最強烈的，一是上海有座22層（或者24層？）的“國際飯店”，高得真要“抬頭看掉草帽”，另一個是我乃背著鬥笠到大上海的，不記得為什麼要背了，是怕雨淋嗎？

　　回到省城武漢時，住在武昌紫陽中學，手頭沒錢了，天也冷起來，就找紅衛兵接待處“借”了一件軍大衣和幾塊錢。

　　逛了京滬湘三地，大開眼界；吃住行，沒花家里10塊錢。大串連對於我來說，真是千載難逢的機遇！

　　然後回學校，沒有什麼人，有資格到處跑的人都跑光了。然後，我回家，幹農活掙工分。

　　到了下一年，上海的“一月風暴”，奪權；武漢的七二零事件，大規模武鬥，這些熱鬧都離我很遙遠。直到學校恢復招生，1973年夏天，我以回鄉知青推薦加考試進入沔陽師範學校，批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批林批孔，才又開始關心政治。

　　以上就是我，一個家庭成分貧農的垮台幹部子弟、地處江漢平原三縣交界處偏遠的重點中學初中生的1966年。這個樣本，顯然與北京武漢等城市的學生不同，甚至與一般的城鎮中學的學生也不同吧？

　　來源：大家　2013/5/16

　　（鄢烈山，雜文家、時評家。退休前為南方報業高級編輯；現為紀事叢書《白紙黑字》主編。已出版《點燈的權利》等個人文集21種，其中《一個人的經典》獲全國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另著有傳記《威鳳悲歌：狂人李贄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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