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徐伟：寻访“中国第一造反派”聂元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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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聂元梓，是研究文革历史绕不开的人物。她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头号造反派”。从此，她的人生如坐上政治“过山车”，命运的起伏跌宕已难由自己把控。
                       

    聂元梓，是研究文革历史绕不开的人物。她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头号造反派”。从此，她的人生如坐上政治“过山车”，命运的起伏跌宕已难由自己把控。
    她曾在北大武斗愈演愈烈之时，向中央提出辞掉校文革主任职务，以退出混乱的政治舞台，却被江青、周恩来等人一致否决。
    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起，她的政治符号意义已不允许其随性而为，她在文革中的许多动作，如同被捆绑住手脚的提线木偶，在政治操盘手的玩弄下，她和千千万万造反派一样，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经历多年牢狱、贫病交加、孤苦无依的生活后，她对文革有了新的认识，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赞成打倒刘少奇，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可是，过分的迷信，个人崇拜，就使我走上了唯心的道路，走向错误的极端。”即便如此，她对毛泽东的拥护和热爱仍然痴心不改。
    她曾说，“我的一生似大海，波涛汹涌澎湃”。如今，93岁高龄的她，在凄风苦雨过后，终于过上了安宁的晚年生活。记者问她对自己在历史上名分的看法，她平静地答道，“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想着老老实实做人。”

    聂元梓近况


    1984年12月，从延庆监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后，聂元梓很少以真实身份在公共场合露面。迫于生计，她曾在将近70岁的年纪，下海卷入商品经济大潮，那个时候她使用的名字叫“王兰”。
    近几十年来，她除了出版《聂元梓回忆录》，以及2010年在《炎黄春秋》发表一篇回应批评的文章外，极少公开发表文字或接受采访，《凤凰周刊》记者联系她，她竟爽快答应了。
    从监狱出来后，她长期居无定所，曾借居在二姐聂元素家，却因种种原因，被二姐的女儿撵了出来，还将其告上了法庭。如今的住处，是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的一个小区，这个住处是她托杜润生老先生找的，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是杜润生的门生，便给聂元梓安排了这套房子。
    问及是哪一年搬来的，她自己也记不清了，不过这套房子也只是暂借给她，她并不拥有产权。大约50平方米的房子，装修简单朴素，屋内的家具都已陈旧。她的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保姆，聂元梓礼貌地叫她“阿姨”。
    93岁的聂元梓，看上去精神并不差，只是因为腿脚的毛病，略有些佝偻。几十年的受苦受难，让她总是一脸愁苦相，即便在给她照相的时候，她也笑不出来，记者搜索她在网上的照片，也大抵如此。
    这两年，她的记忆衰退得厉害，采访中，很多问题她都表示“记不清”“不记得了”，但有的问题她却思维敏捷，比如问她对江青的评价，她脱口而出，“我对江青的印象不好，她本来就是个电影演员，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常看到她从杨家岭出来，在外边来回晃悠，她老在中央领导人身边来回窜，不好，不喜欢。”
    她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那个时候就跟江青认识，但一直印象不佳。在她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后，江青为了拉拢她，曾请她到家里吃饭，要她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给自己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自己也可以随时接见。但聂元梓对此不屑一顾，并不理睬江青的特别授权，更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她有事还是向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副组长王任重报告，而“决不会找江青”，因为“我认为江青在党内一件实事都没有做过，我对江青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于她的阴险和无赖，是后来认识到的。”
    即便如此，在后来给她定的罪名中，还是有一条，“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这是她绝对不能接受的。

    大字报出炉经过


    1921年，聂元梓出生在河南滑县的一个革命家庭，她的父母和六个哥哥姐姐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她在16岁那年也加入其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并在17岁入党。她的大哥、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聂真，在家里建立起中共滑县组织，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也曾在他们家办公。
    作为一名年轻的“老革命”，聂元梓长期从事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思想上极度左倾。为了革命理想，她从前方长途跋涉至“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中央党校学习，也在那里，经历了残酷的整风“抢救”运动，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1960年，聂元梓在北大校长陆平的帮助下，进入北大经济系担任副主任，陆平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聂真相熟，对工作踏实、负责的聂元梓也颇为满意，两年后，又将其提拔至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并在分房上给予优先照顾。
    哲学系是意识形态口的重点，不仅是北大的重点专业，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彭真亲自抓的重点，甚至中宣部有时也直接下指示，交代任务，而不经过学校一级。陆平将总支书记的重任交给聂元梓，自然是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得力干将，以便更好地掌握哲学系。
    孰知，正是这位自己一手引进、提拔起来的“老革命”，将自己推向了被批斗的舞台。
    从私人关系来讲，陆平有恩于聂元梓，她应该报恩；从发展前途来讲，只要紧跟陆平，继续提拔受重用都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正是在这种一路顺风的形势下，她对陆平的评价却在慢慢发生变化，“我开始对他持批评态度，我成了‘不识抬举’的傻心眼”，她在回忆录中说。
    她对陆平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两条，她认为陆平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具体情况，下达指示没有针对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在校党委建立自己的小圈子——陆平是从铁道部调到北大的，而北大的核心领导层也都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
    她对陆平的这些意见，一直找不到机会向他亲口提，但她认为这些意见都很重要。终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给了她这样的机会，让她一吐为快。
    在“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她和哲学系的另一位老师杨克明想通过大字报的形式，向学校党委和北京市教育系统提意见，但不知道这样是否妥当，便找到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曹轶欧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的妻子，她满口答应没问题，但并没有过问他们写什么内容。
    这样，聂元梓和哲学系的赵正义、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商定给陆平等人写一篇大字报。据聂元梓回忆，大字报改了三次，最后的版本是由杨克明主写，她在后面加了一段话和三句口号，并带头签了名。
    这篇后来轰动全国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历数了三人在执行文革中压制群众投身文革的“错误”，并对他们的一些言论进行了严厉批评。
    5月25日，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山墙上，一下子在全校引起轩然大波，并形成拥护和反对陆平的两派意见的局面。陆平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并组织了反击的大字报，也贴在同样的地方。
    但形势马上不受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人民日报》等党报的转载评论，让这篇大字报上纲上线，直到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出炉，亲笔赞扬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并将文革矛头对准了刘邓司令部。
    从此，这张大字报成了文革的符号，也吹响了全国上千万大中学生起来造反的冲锋号。在记者采访到的众多造反派中，都认为这篇大字报对他们批斗工作组起了示范意义，聂元梓的大名也从此家喻户晓。

    文革中的错误


    在名声大震之后，聂元梓很快当选为北大校文革主任，由她领导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她人生的顶峰，也是她判刑入狱的起点。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史无前例”的，自然也就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借鉴，聂元梓在当上校文革主任后，也不知道运动该如何开展。起初，是号召群众向领导提意见。聂元梓在书中谈到，“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其中确实有不少很有水平的意见，很有分量的批评，但是，运动到这里并没有刹车，而是继续揭老底、揪黑手，到后来就乱了套，从互相贴大字报发展到互相动手，搞武斗，这叫什么事啊！”
    许多突如其来的事情，她只能凭着经验去判断处理，比如外校学生中兴起“破四旧”之风，她害怕北大也受到牵连，就向全校师生讲话，号召大家保护文物和国家财产。
    有外校的学生跑到北大，要砸烂华表、石碑等文物，她就在高音喇叭里动员北大师生起来保护。北大的图书馆、档案资料，未像其他学校那样遭受大的损失，这与她当时的保护政策有莫大关系。
    在对聂元梓的诸多指控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她带头写了第一张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记者向她求证此事，她告诉记者，这张大字报并非她带头所写，也并非她的授意，而是一些教师和学生给邓小平写了大字报以后，非要她在上面签字，“当时整个师生、群众都反对邓小平，他们叫我签字，我不得不签”。
    为此，后来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在北大跳楼致残，也被算在了她的头上，但事实上，那时候工宣队与军宣队已进校，接管了学校主导权，她已经失去了权力。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想要再关上就很难了，聂元梓是那个打开魔盒的人，但她立刻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不了局势，即便她是学校名义上的“一把手”。1967年后，北大的武斗持续升级，到七八月间，她曾试图将两派学生联合起来，停止武斗，复课闹革命，但是没能成功。
    随着运动的发展，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贺龙、彭德怀这些中共元老相继遭到批判，而学校的武斗也不断升级，作为一个参加革命30年的老党员，她对运动越来越看不懂，越来越“感到不对头”。
    她意识到，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根据她自己的能力水平，她根本无法应付未来的局面。在这种时候，她萌生了辞去校文革主任的想法，并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她认为校文革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但这个意见在校文革常委会上马上有人提出反对。
    紧接着，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向中央文革成员提出了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请求，并建议解散北大校文革，当时周恩来、江青等人都在场。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并对她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周恩来和其他人都不吭声。

    隔离审查与入狱


    武斗终于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下令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却在清华遭到蒯大富及其手下的抵抗，于是便有了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与“五大领袖”的“凌晨谈话”，毛泽东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工宣队、军宣队开始进校接管一切。
    从1968年国庆节后，聂元梓便处在半隔离状态，白天办“学习班”，行动受到限制，不能随便离校。到全国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分子时，军宣队副主任王连龙在大会上宣布聂元梓为“五·一六骨干分子”。
    此后，聂元梓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在大冬天，光着脚到冰碴子里挑泥巴，在当时的那些“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中间，她是“坏人中间的坏人”。1970年6月，工、军宣队让她再度回校，在严密监视下，强迫打扫院子，打扫厕所，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开了100多次。
    此后8年，聂元梓先后“转战”新华印刷厂、北大校办仪器厂，接受劳动改造，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她的罪名也不断改变。
    她告诉记者，在北大仪器厂的3年间，仪器厂给她专门画了一条“路线”，从厂里到家里，每天上下班，必须在画好的“路线”内走，不准越出“路线”半步，路上遇见人也不许说话，回到家以后还有人监视。
    对于这些整人的手段，她不以为意，她对记者说，“我被整的时候也不少，挨整挨惯了，你愿意怎么弄怎么弄，我该怎么做我还是怎么做，就按你说的，我一步也不越。当年，我在前方的时候，什么艰苦都经历了，他们再怎么整也超越不了那个艰苦，因此，我也不觉得那有什么苦。”
    对聂元梓的正式判刑是在1983年3月，和她一起被判刑的，还有“五大领袖”中的蒯大富、韩爱晶，判决书上对聂元梓的指控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蒯大富一样，聂元梓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终究不能改变被判刑17年的结局。
    但在第二年底，她便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了，此时的她已经63岁，出狱后孤苦无依，既无住处，又无任何生活来源，再加上长年被整，落下一身的病痛，医院多次下病危通知书。而她的三个子女皆因受其牵连，自顾不暇。
    在万般无奈之下，她曾向胡耀邦和习仲勋写信寻求帮助。在延安时，她与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是同学，两人关系特别好，她就写信给齐心，再转给习仲勋。习仲勋见到聂元梓大哥聂真时说，不给聂元梓发放生活费是不对的，她总要生活啊。那一年，街道办事处给她发放了几个月的生活费，每个月70元，但发到当年12月，就突然停止了，没有说明任何的原因。
    后来聂元梓自食其力，做了几年生意，赚了一笔钱，却被人陆陆续续骗走了，剩下一堆不能兑现的欠条。
    在长期不懈地争取下，聂元梓终于申请到了养老金，她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她的哥哥、姐姐已经全部过世，与侄子们也极少来往，除了与儿女偶尔通个电话，很少有人会与之联系，她过着与保姆相依为命的生活。
    那本在香港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是她口述、别人记录的，出版时未经她审阅。她手边留存的这本书，已经被她翻得稀烂，许多地方有折痕或夹着书签，书上满目的线条和修改痕迹，那是她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这本为她正名的传记能出修订版，或许是她此生最后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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