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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马克思理论教师的人生轨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许荫松
我本不想写什么自传，心想自已是个小教师，一辈子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宣传工作，没有給人类做大贡献。我要学恩格斯和周恩来，将我的骨灰洒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何一棵松树的根部，为绿化作贡献。再说我的名字中有个松字，也就便了。我校有一个习惯，一个人死了，布告栏上出讣告时，官大用的纸张就多，字也大，小官小职的教工，只有纸一张。为此，家属经常与校方发生矛盾。而我不想死后为子女添麻烦。
为何如今，我写起这本自转，主要有二个目的，一是希望我的子子孙孙做个有理想，正直清廉，作风端正的人；做一个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勇于创新的人。我不希望我的后辈出现庸才，終日吃喝嫖赌，甚至触犯国家法律的人，使许氏家风的正能量代代相传。齐家治国才能平天下，家风不正，会影响社会；社会、国家风气不正，会影响家庭。二是希望能看到我自传的读者、同事、亲友，从中得到启迪。这对我是莫大安慰！
第一章
一 我的家庭
我是江苏省高邮市人。高邮是世界遗产城市，扬州市代管的2个县市之一，已有7000年文明史。秦朝在此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2013年人口达81万，水面面积占总面积40%，故称鱼米之乡。
父亲名许步仙，字晓白（1896-19640）原籍江苏兴化，出身贫民。他是个独生子，自幼丧母，靠我祖父贩卖小百货，有时挑着担子，走街串户为生。父亲只读过三年私塾，却能写一手好字。父亲是县里最著名的有才华的中医师。许多疑难病症，其他医生久治无效，经他医治，就能药到病除。幼时常听人们说，某某医生诊治病人时，用错了药，致人于死地，遭人唾骂，被砸了牌子，吃了官司。而我听到对父亲的反映，却是一片颂扬声。直至40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同乡、新中国第二代女飞行员汪云。当谈起父亲时，她说：“你父亲是高邮人，差不多都知道的‘许半仙’，人品好，医道也精深。我们家乡，人们生了病，都找你父亲。”父亲的名字由许步仙，被人改为许半仙。这是人们对他医道的认可。父亲医道广阔，可谓是多面手。除了内科疾病外，他也治外科疾患。为了预防天花病的流行，他为人注射疫苗。我们全家人经过他处理，终身未染上天花病毒。父亲的才华，来自于爱学习、肯钻研。平日闲暇，他不是读书，就是看报。我经常看到他，躺在床上，面对一盏豆油灯，捧读医书。传授给父亲医道的医生一生平平，父亲却青于蓝，而胜于蓝。他对待病人，不分贫富贵贱，职位高低，路途远近，环境好坏，都能做到平等对待，从不嫌弃，随叫随到。他深夜外出惊动全家酣睡，从未听他发过怨言。他常说：“救人要紧，人命关天”。我常看到一些病人，出于对他的感激，向他下跪致意。
我父亲一生坎坷，事业上屡遭不幸。可志不移，经过艰苦拼搏，总能走上坦途。30年代一场洪水，使原有的一点破家当，被冲得荡然无存。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几十口人，靠他一人维持生计，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我母亲李文秀，是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喜爱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又信佛教，为人善良。父母二人的姻缘，门不当，户不对。他们俩的结合，外公功不可灭。外公是个算命先生，他说我父亲八字好，命相将来会大富大贵。因此，排除亲友反对，成就了父母姻缘。果不所料，父母一生彼此互敬互爱，父亲忙于事业，母亲勤俭持家。我们这些子女，从未看到过他们斗嘴、吵架。他们撫育了我们十个孩子，我是老六，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三个妹妹。
我生活在父母身边只有15个年头。40年代的家和父母的形象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时家里人丁兴旺，经济条件也是最好的时期。父亲为人谦和，广交朋友，宽以待人。客人来了总是热情款待，人们每有所难，他总是尽其所有，解囊相助。他爱面子、讲排场、好热闹。大哥结婚，他过大寿，家中广招宾朋，设宴相庆。酒席摆了几十桌，好不光彩、气派！家中仅有几亩田产，上无片瓦又无浮财，有时还得受高利贷的盘剥。母亲常说：“我们这个家是个空架子”。他每次外出，都是仪表堂堂，头戴瓜皮帽，身穿绫罗绸缎的长袍或真丝的衬衫，夏天手持凉扇，坐在专用的人力车上，跷着二郎腿，神态自乐地外出看病或访友。他一离开，我们这些娃娃们就非常高兴，就自由了。用母亲的话来说：‘大老虎走了，小鬼们开始闹翻天了’。这是实话，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不准我们与坏孩子玩；不准我们站没有站像，坐没有坐样；不准我们随便上桌吃饭；不准大声吵闹。而他自己说话的声音却很大。只要他一声吼，吓得我们抖三抖。
二．我的童年
我母亲经常自豪地说：“我生的孩子没有一个是瞎子或缺胳膊少腿的”。母亲的自豪也使得她一生付出巨大代价。她一生好日子不多，劳累苦难不少。去世时家中几乎穷得一无所有。童年她戏称我是讨债鬼，有时她觉得不解恨，还在前面加个六字，成了六讨债鬼。我给父母在物质和精神上带来很多折磨。我童年的特点是好吃，好哭，好玩，好淘，好闹。1931年，洪水消退，家中被冲得一无所有，我不停哭闹要吃鸡蛋。由于找不到饭锅，只得用尿壶煮，一时传为佳话。我还爱吃花生米。有一天，母亲坐在凳子上纳鞋底，我跟他要一个铜子买花生米，母亲不给。我伏在她腿上哭闹一个上午。哭声时大时小，哭累了，声音像老母猪不断哼哼，让母亲烦透了心。我与七妹去河里捞鱼，一不小心，我被水龙王叼走，命不该死，从河对面爬上了岸，被母亲狠狠打了一次。我看工人盖房很好玩，乘没有人时爬上屋顶，不小心，我吊在屋顶上，两腿像玩双杠一样摆来摆去。这次母亲边打边说，你玩皮得要把我气死。
更让父母烦心气恼的是强令我去读私熟，学四书中的（中庸）（大学）。读了也不知其意，枯燥无味，屡读也难记牢。私熟先生打人也很凶狠，我的手心和面部经常被打得红泡点点，其痛难忍。愈是这样強迫念书，我就愈不愛学，愈反抗。父亲面对我这个不爭气的烈性儿，令三哥每天天未亮时，叫醒我读书，我读着便走了神，或干脆又睡着了。在私熟要忍受教书先生的暴力，在家要挨父母的皮鞭，逼得我帶着弟妹等共五人集体逃学。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被发现后，这次父母一起打我。母亲说，这次要让六讨债鬼，吃木柴烧肉，只見父亲恶狠狠地拿着一根木柴向我打来。当时我想这次真会被打死，于是我撒丫子就向池塘奔跑，可憐小脚的母亲追了上来，高喊道:‘小六子你回来啊，不能死啊！’此事已过去儿十年，今天我面对手机写这段时.眼淚不停地流淌。我太浑啊！其实那时我才七、八岁。如今，这段历史怎么认识，我很纠结，吐露出来，让后人评说吧！
三．高邮市实验小学
这是一所百年老校，建于光绪三十一年出现过著名作家汪曾祺等。
我对父母的反抗，取得了胜利，因此我进入了这所小学。我想父亲可能认为他前面的四个儿子，在私熟启蒙，个个都学有所成，写得一手好字。小六子也应该步哥哥的后尘。他不了解人的性格的多样性，碰到我这个烈性儿。可以说我是五四运动之后，新学与旧学斗争取得胜利的宠儿。
我入学后如鱼得水，一下子就喜欢读书了。道理也很简单，我入学时，因为有私塾的启蒙，直接就上了四年级，有一种成就感。再就是第一节语文课，便深深吸引了我。老师读一句，要我们跟着大声念一句：“春风轻轻吹，吹到花丛里，花被春风吹醒了，树上的鸟儿喔喔啼”。这几句课文很适合儿童心理，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有趣。比强迫我读“四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有趣多了。私塾先生动不动戒方，就从空中飞来，学校却不许老师动手打学生。学校有定时的上下课和放学时间，放学时还要在操场集合降旗，唱歌。歌词是：”功课完毕要回家去，先生同学我们暂分手，回家以后，不要悠悠。。。。“词的曲调也好听，学生一边唱，二排之间的同学相互鞠躬，然后单排走出校门。回家后，我打开书包就做作业，妈妈说：怎么第一天上学，老师灌的什么迷魂汤，也不出去玩了。她哪里知道，我喝的是心灵鸡汤。从此我的学习征途，顺风顺水，父母再没有为我的学习烦心。
四．日军占领高邮城
日军占领高邮的前几天，不时有飞机轰炸城区。第一次听到飞机声，大人小孩都有一种新鲜、好奇感，不知飞机是啥模样，争先恐后站在大街上，仰着脑袋望天空。日军欺侮中国人没有抵抗能力，把飞机飞得很低，连飞行员的帽徽都看得清清楚楚。大人们说，看来日军要来了，大难来临了。于是家家用棉被等物放在大桌上，作为防轰炸的设施。这种安慰性的防空设备，却是我和七妹嬉戏的最好场所。我们经常在桌底下打闹，或做打手心，打手背的游戏，倒也很开心。
1939年10月2日刚黎明，母亲急匆匆叫起我说，快走，快走，日本鬼子打来了。母亲左右手搀着我和妹妹，随后嫂嫂，姐姐等若干人就急冲冲往一个方向跑。看到的是与现今电影上呈现的一样逃难景象，淒慘，哀伤，混乱，嚎啕。所有的人逃向河上的那条仅有一米多宽的没有栏杆的木桥，因为桥那边就是农村。己占领运河堤上的日军，居高临下，不时向桥上人群开枪，枪声、落水声、呼叫声，声声入耳，令人胆寒。可憐我母亲一双小脚，丧魂落魄地走了近十里路程，到了一户农家便瘫倒在地，边哭边说：“今后的日子这可怎么过呀！”哭声正浓，突然大喊小七子哪儿去了！。有人说可能落水了，有人说可能被拐跑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刚安静下来，母亲一看我，一隻腳上鞋丟了，脚底起了许多泡又令她哭笑不得。幸好，第二天七妹就被人送了回来。原来七妹是把邻人的手，错当母亲的手抓住不放，才免于劫难。从此，人们常拿七妹开玩笑，说她是被捡回来的，不是母亲生的。七妹也常说我不是妈生的，妈妈偏心大姐等等，莫须有的认定。回忆这段历史，说明在侵略者的面前，亡国奴的生命是脆弱的，特别是儿童。像我七妹一瞬间，可能被日本鬼子打死，也可能落水而亡，也可能被他人踩死，挤死。
我和母亲等人逃到农村，父亲和哥哥却留在县城。日本军敲我家大门时，家人如惊弓之鸟，六神无主，吓得不敢开门。在僵持之下，是我三哥勇敢前去开了大门，日本兵怒气冲冲手持明晃晃的刺刀，直向我三哥刺来，紧急着另一个日本兵前来，打了他儿个耳光，三哥有幸没有被日本鬼子刺死。
日军占领高邮城后，在城门口立了哨卡，我上学必须经过这里。记得第一次我背着书包，远远就看见几个日军，手握帶刺刀的枪，毕直地站在城门口两旁，我紧张得心脏不住乱跳，走到日军面前，恭恭敬敬地向他们三鞠躬。鞠完躬，心想快离开，但又不敢向前跑，怕日军开枪。现在想来，如果开枪，打死了我，在日本鬼子看来，不过是撵死一隻蚂蚁。我亲眼见过日本鬼子屠杀我们的同胞。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间，许多同学趴在窗上向外看，只见一排日本兵面前，站着儿个人，不一会倒下二个，有人说是国军，也有人说是新四军。正看着有一个人跑了起来，只听得枪声一响，那人也倒下了。回家的晚上我怎么也难以安睡，我问自己如果我是那个人怎么办？从此我便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思维，每遇到刺激我的伤心事，就把自已放进去。好友死了，我留淚；听我的学生春节回家，被汽车撞死了，我也流泪，我成了好哭的林黛玉了。
平静的日子没有儿天，一天下午，一家人刚吃完饭，只见街上行人乱跑，高叫日本鬼子来了。先听见达达的皮鞋击地声，接着几个日本鬼子进入我们家。每间屋子都搜查一遍，最后到了灶房。我们家的保姆，正在洗刷。一个日本鬼子上去便强奸。其他日本鬼子随及按原路，要武扬威，凶神煞煞，扬长而去。我的姐姐嫂嫂们，各自躲在房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臉上塗些墨汁，炭水，故意打扮得丑陋些，防止日本鬼子继续抢”花姑娘”。这时留在灶台间的鬼子，还没有出来。于是父亲，大哥和邻人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商讨对策。大家一筹莫展。
儿十年来，我经常把这件事对亲友讲。不少人都问，为什么你们家人不齐心把日本鬼子打死。须知，我们要打死他容易，那么包括我家的邻居，甚至被害人保姆都在劫难逃。如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像后来的新四军一样，重视民兵組织，结局就会大不一样。
保姆遭到日本鬼子的催残不多时，一天的下午，日本的巡逻宪兵，令父亲走下人力车，将他五花大绑，强跪在运河堤上，说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同伙。这纯粹是无中生有，迫害良民。所幸，后来日军放了他。回家后的那个夜里，他彻夜难眠，吓得浑身颤抖，忍受精神上的折磨
日本鬼子占领高邮不仅对我家，对其他百姓帶来的浩劫就更多了。我只说一件事。一次，日军飞机轰炸，把一家棺材中刚死不久的少妇，震动得站了起来。我去看时，街上到处是血肉横飞的尸骨。人的手，肠子被炸得挂在树上。少妇被炸得后背顶在棺材板上，尸体衣冠齐整，还帶着帽子。有的人像尸女烧香瞌头，有人说，这是菩萨显灵，号召人们团结抗日！
日军在我家乡，作出的惨无人道罪行，馨竹难书。
五．准备学徒
小学毕业后，父亲让我在家休学一年，学习打算盘并帮助大哥经营药店。我学会了算盘的加滅乘除法，但是打算盘的速度不快，也学会了做家务事的基本方法。比如扫地，腿要向后退，擦桌子抹布要从西到东顺着擦，这样才干净。父亲的目的是打算送我去布店当学徒，将来与二哥共同经营一个布店。
我二哥八岁时，由于家中经济拮据，就去布店当童工，吃尽了苦头。严寒冬天，一早起来先替老板做家务事，倒尿壶，担水，劈柴，什幺髒活，累活都干。好不容易熬到学徒期满，提升为师傅。我每次看到他回来都是衣冠楚楚，细皮嫩肉，有时还穿一双很时尚的皮鞋。碰到我这个流鼻涕，不爱讲卫生的弟弟，他常嫌弃我：“走开点，不要碰我，弄脏了我的衣服。六花神！”最后三个字，是嫌我像个乞丐。我有时，恶作剧，偏把鼻涕往他身上抹。我活该遭到母亲的嗤责！
“叫花子”是我一生转折从善的关键词之一。我一生中，父亲和我心平气和地，平等交谈的次数不多。但有一次谈话对我受益匪浅。大约十岁那年，我生日的那一天。父亲专门从饭店叫了一碗肉丝面给我吃。并郑重地叫我坐在他身边说：”你要学好，认真读书，做人上人。要靠自已奋斗，自求多福。不然就会去讨饭，当“叫花子”。现在的孩子，没有见过旧社会的乞丐。那时我们家乡乞丐成群，成帮。有许多乞丐，不仅衣衫褴褛，而且身上长疮。每到夏天成堆的苍蝇蛆虫在肢体上乱飞，乱爬。真是淒慘啊！父亲的一席话，我甚读十年书，一下子懂事许多。所以小学以后在家休学期间，我一心以二哥为榜样，要到布店当学徒，安心在家干活。
前几天，我女儿看到’我的童年”那一部分，她说“我老爸童年真苦噢！”其实我少年这段时期，还是很愉快的。我掏鸟窝，捉知了，钓鱼，弹玻璃球，放风筝，斗蟋蟀，滾铁环，几乎什么都玩过。尤其是抖空竹，更是兄弟姐妹中的佼佼者。我可以把空竹扔到离头几尺高，再从胯下穩穩接着。一次，父亲在旁边看我抖空竹，他在偷着笑。直至几十年后，回到高邮大哥家，他在饭桌上还说：“六弟空竹抖得好！”。这是家人对我最好的表扬了。
现在想来，我其所以有今天，父母的抚育与哥哥姐姐的帮助分不开的。沒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些后代的今天
第二章
一.高邮市初级中学
我进这所学校，继续求学，是得力于该校著名语文课张道仁先生，是他向父亲的提醒。一天我在家玩耍，张老师正请父亲看病。我听张老师对父亲说：“既然现在找不到布店学徒，让他考中学还不迟，不要耽误他学习前程。”这样我就在这所学校读了三个学期。这是清光绪年间建立的一所百年老校。学校文化功底深厚，成果卓著。在江南和江北的许多县城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出现著名作家汪曾祺，地质学家孙云铸等人。
学校给我的印象是纪律严，规模大，师资力量较强。有操场，音乐室，对体育课也得重视。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教我们打篮球的规则。张道仁的语文课留给我的教益是，看一篇文章要学会抓中心和要点，写文章要有启承转合，记忆文章时，要从厚到薄，从薄到厚。现在想来，在那个年代，对初一、初二的学生讲这些至理名言，可见他的教学质量水平很高。我四哥嫂都受过他的教悔，也说他是个有水平的老师。他外表很严肃，不苟言笑，但对学生很亲切，从不打骂学生。跟张老师呈显明对照的，是美朮课老师。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姓，但他的形象动作，至今挥之不去。一次，上课时，他在桌上摆了一个花瓶，几个水果。要我们把线条，陰暗面，用铅笔勾画出来。他看了不满意，就打学生的手心，边打还边说，不打不成器。我也被他打过，打得很痛。他上课学生都想往后坐，越远越好。
在县中读书时由于离家远，父母亲让我带着八弟，可能还有七妹，在城内的大哥大嫂家吃午饭。我大嫂长得很漂亮，脾气不好。父亲儿乎倾家荡产，把她迎近许家门，而她与母亲经常发生口角。有一天大嫂哭着，在地上来回滚。嘴里不停地说母亲的不是。母亲一边做衣服一边也哭着说，你凭良心說，我们哪儿对不起你啦！所以我们到大嫂家吃饭前，母亲反复叮嘱要听大嫂话，幫大嫂干活。因此我们在大嫂家吃饭，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我长大后，才领悟到当时大嫂一人要增加我们三人吃饭，也实在困难，谈何容易。直到大哥临死前的那一天，我才有机会向大嫂致谢！
二．新四军第一次解放高邮城
1945年12月26日晚，夜深人静，家人正准备就寝，突然枪声四起。不多时，有人敲家中大门，高声叫道：“老乡！请你们开门，我们是新四军！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打日本鬼子的！”连续大声地叫着。家人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受父亲眼神的指使，又是三哥像上次日本鬼子来家一样，勇敢地把门打开。立即走进来三、四个端着枪的新四军。其中有一个像似军官，笑嘻嘻地对父亲说：“老乡不要害怕，我们想在你们这里住几个人，可以吗?”父亲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欢迎，请自便！”不久，又来了一位新四军战士，并带着一个没有枪的日本兵。这时占领高邮的日军部队，都已龟缩到城里面去了。我们城外已成为新四军的天下。新四军的到来，打破了我们的平静生活。他们用家里的大门，搭了几张床，搁置在堂屋的两边。父母的大床也让给日本人睡。
到了第二天，街上来了许多新四军。他们吃得非常好，有红烧肉等佳肴。有人说，让他们吃好，是为了晚上攻城有足够的体力。深夜12时左右城内方向，响起密集的枪炮声。不多时，住在家里的一位新四军军官，向父亲提出找一个进城的向导，并说，会保证他的安全。每天拉父亲出诊的许大，自告奋勇，担当起这个任务。约半个时辰，许大便平安返回。他告诉我们，他与住在我们家的新四军和日军成单行，顺着街边，挨着店铺，穿过几个巷口，把新四军战士带到了城门附近，让带去的日本兵对城内喊话，要日军投降。问他怕不怕？他说：“我前后都有新四军保护，回来还有战士护送，怕什么！”第二天一早醒来，听大人们说，这一仗打得很惨烈，日本兵死了很多，解放军也很英勇。有的战士尸体，就挂在攻城的云梯上，鲜血染红了护城河。新四军占领高邮后，老百姓掀起了参军的热潮。父亲的一个学生闵得友参了军。他动员我去，未果。家中保姆珠仔女，也不告而别，参了军。
没过多久，父亲因历史问题，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又差点儿被新四军误杀。在宣判大会上，实然一个过去请父亲看过病的邻人，站出来说：许大夫是个大好人，他救过许多人的命。你们不能杀他。放了他，我做担保人。当晚群众秘密将他送到镇江，异地行医。这才又一次避免了生死劫难。后来共产党对他多方照顾，并被推选为镇江市政协委员。60年代初，北京从全国调著名中医师，加强医疗力量，决定调父亲进京工作，被他婉拒。不久，他离开人世，镇江市为他举行公祭。这就是我父亲艰辛、劳累的一生。
三．越过封锁线
在动荡的战争年代，父母怕耽误我的学习前程，毅然决定，让我离家去国民党统治区的扬州读书。家中给我买了一个新藤箱，做了几套衣服，被褥及其他什物。1945年2月，我不到16岁第一次离开了家。临行时，我叫了一声:“爸妈我走了”此话还没有说完，我就泪如雨下，心中有说不清的那种难舍之情。是三哥紧拽着我的手，向运河码头走去
我与三哥再见后，上了一艘小帆船，开往扬州。船不大，只能坐二十多人。高邮到扬州虽然只有100多里的行程，但需要一天的时间。黎明启程，天黑才能到达。邵伯镇是国共二军的封锁线。过封锁线前，船老大早就嚷开了：“乡亲们！请安静，不要来回走动，不要说话，遇到任何事情哪怕枪响，也不要离开座位。反复说了几遍。”在家时曾听说，这里经常死人，是危险之地。只见船中人，面面呈惊恐之状，相互不语。我心情忐忑，心脏不住跳动。好不容易听到船体碰撞岸边的声音，随即跳上来几个国民党士兵，拿着带刺刀的枪，东看看，西瞧瞧，带走了一个老头。这时船内的人们，才如大梦初醒，个个又有了笑容，活跃起来。
天黑了。但见远处一片耀眼的亮光，扬州到了。下得船来，拿着行李，坐上人力车，顺利抵达美汉中学。我用开水吃完妈妈给我的鸡蛋、花生米等食物，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直到天明。
四．美汉中学
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建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地址在扬州益便门大街。校舍不大，有一座教堂，一个很小的操场和几排平房，学生也就是二，三百人。毕业生可直接升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日本占领扬州时，里面关着外国俘虏。抗战胜利后，又关押着日本兵。解放后，该校已被拆除。
开学典礼是在操场进行的。校长是美国牧师韩忭明。他讲了一通英文，我只能听懂儿个英文字的意思，然后就去教堂做礼拜。每个星期日一早，都是做礼拜的时间。牧师用英文讲圣经上的故事，我听得泛味，又坐在后排，就跟儿个学生偷偷玩耍。一听牧师说阿门，大家赶快离开教堂，到街上闲逛。
美汉中学给我的印象是纪律松散，学习轻松。许多学生是走读生，来上课的学生不多。重视英文和数学课，用英文讲圣经故事，数学课也是用英文。教师讲课生硬，不能引起学生共鸣，激发学习兴趣。
在美汉中学学习的半年里，我没有机会去逛瘦西湖，去过扬州有名的小吃街教场口，但没有钱去消费。这期间，父亲的好友邵叔叔在扬州开一个布店，他曾二次派学徒来请我，去他店铺里吃了两次晚饭，意为让我增加营养。即使如此，我还是得上了结核病。
放暑假了。我扛着行李高高兴兴，第一次坐汽车回家，看到左边大运河中，来回穿梭的帆船，右边的农舍稻田树木花草，无比兴奋。船到邵伯镇，无奈汽车拖描，修理无果。司机要求大家自找出路，就是说我还要走六十六里路才能到家。我回家心切，下决心走回去，开始还有三，四人同行，越往前走，只剩下我一个人，精疲力竭地走着。不久，天公不着美，突然漆黑一片，雷雨交加，我浑身上下，包括行李全都泡汤，我成了个落汤鸡，更恐怖的是看天空，看远方黑咕隆冬，令人发颤！好不容易见到一点灯光，走进门内正是一家小客棧。老板娘打水給我洗毕，我躺下便睡。正睡得舒坦，天已大亮。赶忙乘汽车回家，己是下午，妈妈正坐在桌上打牌。一见我回来，笑脸相迎，怎么突然就到家了，也不写封信通知一声！她可不体会，一个孩子第一次离家，当听说放假时，就只记得回家了。 第二天母亲给我洗衣被时，发现有成排的虱子在衣被的缝隙中。母亲笑着说，小六子出去上学帶了一群‘猪’回来了。虱子是专门与穷人，不愛清洁的人为伍。
我在高邮初级中学，只读完初二上学期。在这里我读完初二下学期，后又转到到江苏省丹阳读书。
五．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
我考入江苏丹阳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攻读初中三年级。转学的主要原因，是美汉中学是私立学校，学费昂贵，家中财力负担不起。而这里是国民党政府办的公立学校。公费待遇，吃饭不要钱。
这个学校就是现在丹阳高级中学的前身。该校1941年创立于重庆青木关。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校风不正，学风很差，名誉欠佳。抗日战争胜后，1946年，迁到丹阳夫子庙。现有土地150多亩，2800名学生，教师，职工250人。学校历经沧桑，桃李满园，人才辈出，是一所负有盛名的江苏省模范中学。
我进这所学校时，校舍简陋，除了有一个大饭厅兼会场外，只有几座平房。学生宿舍是上，下鋪，大通间，几十个人住在一个空间里，卫生条件较差。学校与美汉中学比，校风正，教风严，质量高，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外出必须请假，回校要销假。每天黎明，听到军号声，必须起床，做操然后跑步，严冬也很少例外。起床号就是一个调子：大滴打打。学生便用这个调子，编了四句话：起来，起来，快快起床，起床看书，书在床上。每天边穿衣边大合唱，瞌睡全销，倒也高兴。从歌词也反映出学生学习负担重，上床也得看书。到了这个学校，我才感到学习的压力。每天背不完的语文，英文。数学更是占去学生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星期天成了星期七。即使没有课，大多数学生总是安静地做作业。也有的学生学得很主动，花时间少，成绩却很好，但这是少数。切记得一位男同学，每天一边拉胡琴，一边唱《绣金匾》因为拉唱都顶好。大家也就边听，边做作业。
学习虽然很紧张，而我的结核病却痊愈了。我每天吃一个生鸡蛋，那时人们都说这是很好的治疗方法，如今已摈弃。由于我吃鸡蛋治病，零用钱不夠，眼晴成了近视。学校给钱补助我，配了一付眼镜。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我第一次参加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具体时间我己忘记，当时我大约十六，七岁。一天上午，该上课了没有教师。进来了一位不认识的同学，他对我们简单地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烈之中。拿我们这些学生来说，虽然吃饭不要钱，但吃不饱，吃不好。我们要反饥饿，要反对贪官污吏，要民主！要自由！求生存！反内战！同学们鼓起掌来。
于是各个班的同学，纷纷从学生会拿来各种纸张，写起了标语，准备下午到南京的总统府前去游行。游行虽然自愿，但全班同学几乎全参加了。下午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按年级，班次，全校出动，浩浩荡荡，举着彩旗，手持标语，呼着口号。向丹阳火车站进发，沿途市民夹道欢送。当火车进站时，车箱己坐满了乘客。这时我们显出了原形，不顾纪律，成了乌合之众，个个挤向车门。我和其他同学是趴着车窗，才挤了进去。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我第一次去南京 。游行队伍到了总统府前的一个小广场。大家排好了队，准备官员接见。一直等到万家灯火，才出来一位管教育的官员说了几句话，打了几句官腔。我们队伍才散去。这次游行是我参加政治斗争的起点。是我远离国民党一大步，走向共产党的一小步。如今想来，这场规模不大大小的反饥饿，要民主，要自由，反对贪污腐败的游行，沒有党的领导、支持是很难想象的。游行有群众基础，许多学生都反映吃不饱，吃不好。就拿吃早饭来说，每天学生围着饭桶抢饭吃。来迟了不得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绝大多数同学正因为家庭经济欠佳，才来上公费学校。游行，学生内心拥护，干柴一点就着。
六．中央大学附屬中學
这是我入校的校名。该校历史悠久，建立于清光绪28年（1902年）。初建时，名叫三江师范学堂附屬中學，曾十易校名。现更名为南京师范大学附屬中學。该校也曾七迁校址，抗战胜利后，从重庆的沙坪坝，迁到南京鼓楼区三牌楼。这是一所在江苏省，以致全国，都是久负盛名的名校。建校以来，涌现出许多杰出校友。其中有50位学子，当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严济慈，丁衡高，袁隆平，韦钰等。各界校友还有巴金，胡风，汪道涵，彭佩云等。
我是1947年七，八月间（全国解放前二年），考入这所学校的。我考学校从来没有信心，总认为不会被录取，可每次揭榜，还总有我的名字。我能考上中大附中，四哥功不可没，是他鼓励我考这所吃饭不要钱的国立学校。是他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在他的中央大学水利系学生住的宿舍里，幫我恶補数学。他说三角形儿何面积可能会考：语文作文题可能会与时事政治挂钩，果然不出所料。四哥在世时，为此，我曾多次感谢他。其实细想起来，他还应该感谢我。在这期间，我也为他多次鴻雁传书，为他认识的一位银行小姐送情书。这是后话了，说来话长。
我入校那一天的旅途却异常艰辛。又是三哥跟我道别后，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多次拋锚。一次车停在运河堤旁，突然打起枪来，说是捉新四军的便衣。原来这时高邮，又变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新四军退回苏北农村打游击。人被捉走后，车似乎修好了，继续前行不多时，又拖锚。如此走走停停，到了扬州的瓜州镇，已是下午四，五点钟，急忙換乘江轮越过长江，再乘人力车到镇江火车站买票到南京。这段路程，老天保佑，还算顺利。下了火车，又得乘人力车到中大附中，这时街上己很少行人。人力车夫把我送到鼓楼附近就叫我下车，说已到达。这下我可抓瞎了，有人说离学校不远了，也有人说还要走几十分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得已，肩扛衣被，另一隻手提着什物，靠（11路）两条腿，往前走。越走越急，越走越累。坐在路边休息多次，不见一个行人。为了省力气，我用蚂蚁搬家的办法。先把行李快速往前搬十几米，再返回把什物往前移。如此，好不容易，才找到学校大门。我在传达室喝了许多水，吃完母亲给我的鸡蛋和花生米，以及其它食物。被人帶到宿舍，只听见同学们断断续续的酣睡声。我与进美汉中学一样，倒头就睡，一觉睡到旭日东升。
写到这里，使我产生许多联想。古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江苏一帶是大平原，又是经济发达地区，从高邮到南京也不过二、三百多里的路程，就这样难于进校门。四嫂说，她进南京师大读书，左手拉着解放，右手牵着齐放，肚里怀着鸣放，脚下还有个未来的大放。我跟四嫂开玩笑说，朱明瑛回娘家，比我们当年这批知识分子求学好多了。文化大革命中，听忆苦思甜的报告，我曾想让我们这类人，去做忆苦报告，也许更精彩。但我们的党不允许，这不是要闹翻天吗？
我进中大附中时，学校有一座拥有近千人的大礼堂，还有一，二个吃饭的大饭厅，儿处学生宿舍，几座四合院式的平房，作为教室和办公室。还有个大操场，操场一边有个小山包，前面似乎还有个小水池。操场另一边的大树上，挂着一条破钢轨，有时吊着一口钟，作为上下课的信号。学校大街对面，隔一条察哈尔路，就是教职工宿舍，我进去过几次。
教师的质量较高，都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几乎个个都有教学上的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生来自江苏省四面八方，都是经过严格考试，选拔进来的尖子生。少数学生出身官僚、学者家庭。高一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班，我在乙班，丁班全都是女同学。学校跟社会教育学院附中一样，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出操，跑步。每周第一节课是周会，全体同学在礼堂听校长训话，下午有一，二节课，是自由活动时间。晚上是自习吋间。我在这里学习三年，实际学习时间只有二年半，还有半年主要用于为迎接全国解放，参加护校运动。下面我就讲讲附中的老师和学生。
杨老师教我们语文。为人沉稳，不苟言笑。朗读起古文来，别有风趣。像私塾先生一样，将课文的精髓，融化到身心当中。他批改作文，尤其认真，那怕一个标点符号，他都给你标记出来。全班三，四十个学生，每篇作文，他都这样做，真夠劳累的了。物理，化学老师，我沒有印象。数学老师邰明秋，是受学生一致好评的难得良师。他身高体瘦，每次上课等铃声响过，约一分钟，走廊上已悄无声息，学生己大致坐好，他从远处咳嗽儿声，才走进教室。他上课一不带书本，二不带道具，全凭一张嘴，一支粉笔。说话幽默风趣，板书整洁。代数，几何，三角一脉贯通。教学水平可谓炉火纯青。他在讲台上来回走动，有时面对黑板，右胳膊一绕，就是滴溜的一个圆形图。学生又惊奇又赞佩。一次课后，学生以他画的圆为半径，进行检测，完全符合圆的数学准则。他讲授方法是边讲解，边运算，边提问。与学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几次他刚好在黑板右下角，点完最后一个小数点，下课铃声响起，大家哈哈大笑。笑声是对老师的认可。学生爱跟他讨论问题，也爱跟他聊天。他说数学家华某某跟他有交往，可请他来做报告，学生高兴得鼓掌。后来证明这是邰老师唯一一句空话，大话。
陶老师教我们英语。她为人朴实，穿戴整齐，笑容可掬。他用英语讲解，我们难听懂。她就要我们的班长张德屏当翻译。师生在台上像演双簧戏一样。上课既兴奋，又紧张。我们的这位班长，在初中就是尖子生。他父亲是个教授，邻居是个英国人。他经常与邻人的洋孩子，在一起玩耍，从小便练就了说写英文的能力。同学们都很羡慕他。我后来当上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他当了宣传委员，彼此相处很好。他考上北大医学系，被分配到北京结核研究所，成了医学专家。不幸英年早逝，他去世时，我也在北京，可憾信息不通，后悔終生。音乐课是一位中大毕业的女老师，她第一次上课就教我们基础乐理。他说要唱好一段歌首先要找出它的最高音和最低音，其次要打准音拍，四分之二拍的歌，唱时第一拍要重。这几句话，至今未忘。她有个亲戚就住在我家对门，父亲要我顺便给她家帶了两次东西。她就住在校门对面的教工宿舍，面积比我现在的住房还大。
历史老师是林兴常，也是中央大学毕业生。年纪较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是我们高中部班主任。他教学态度认真，与同学打成一片。他借用韩愈的话说。师不必贤于弟子，而弟子不必不如师。他讲课很少看讲稿，吐辞清晰，风趣幽默。同学都喜欢听他上课。更令我感叹的是，他有強烈的爱国热情。讲八国联军侵华后，教室里像炸了油锅一样，个个义愤填膺，紛紛责骂帝国主义。甚至有学生拍桌子发誓，将来要为死难同胞报仇，洗血国耻。
1947年，在北平的美军，发生强奸北大女生事件，激起学生怒火中烧。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爆发了由反美暴行开始，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在我们游行到鼓楼一帶的马路上，林老师用彩色粉笔，书写：美军滾出中国去！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好像一把尖刀插入国民党的心脏。淮海战役开始后，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刘伯承、邓小平何许人也？乃我四川人也，国民党一定会垮台。在课堂上大胆宣传刘，邓大军威名，乃我尊敬的老师也。
国民党垮台前的一，二年，南京社会秩序己今不如昔，社会上涌现许多难民，以及淮海战役失败后，流落到南京的散兵游勇，在街头乱窜，穿着一身破军装，与乞丐无异。我们的体育老师叫李文淋，他成了我们的军训老师，国民党要训练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准备打仗。一天，军训课突然换了一位淮海战役战败的小军官，来教我们立正，稍息，左右转。这位老师身穿旧军装，瘦高个，上课很严肃，下课却很喜欢跟我们聊天。有一个同学问他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新四军，你为什么成了败将？问题刚提出，有的学生哈哈大笑。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你这个同题好回答，因为新四军八路军实行人海战朮。我告诉你们，我亲历的一场战斗：我们的武器很先进，只见打仗时，新四军这幫穷鬼，不怕死，阵地上堆满尸体，看不见前方目标，他们还往前衝。人总是有良心的，看到这样惨状，心一软，手一抖，我们的人就成了俘虏。”同学们听了又是一片笑声。
我可笑不起来。当时我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无意义。思想上产生消极情绪。就在这期间，学校选举学生会主席。自由竞选，自由投票，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写贴大字报，倒也热闹。谁知刚选出不久，我们的主席，跳灵谷寺塔身亡。一时间，闹得学校沸沸扬扬。有说他是国共斗争的牺牲品，有的说他是厌世。一天，我们全体学生，正在饭厅吃午饭，突然头顶上碗碟齐飞，吓得大家往桌肚里躲，有人说这也是国、共暗地斗爭。更要命的是，这期间我经常吃不饱饭，江北已解放，与四哥己失去联系，经济来源断絕，我又一次决心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天，睌饭以后不久。我拿着一根绳子，到校办公室决定上吊自杀。正准备扣绳结时，较远处传来了脚步声。我赶快收起绳索，与来人打了个照面，急忙离开了。后来在入团，入党时，我都用书面材料讲过这段经历。我只看成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当我的孙子已上高中时，一次一家人在一起吃午饭，我又讲起这件事。岂料，很少说话的媳妇，突然说这是懦弱行为，意为不应该在孩子面前讲这些事。我意识到她说得在理。这的确是既无奈又懦弱的可悲行为。人生在世，应敬重自己的生命，既要对社会负责，也要为家庭负责。
我低沉的情绪，被睡在我上舖的陈宪人同学发觉，我把最近所思所想，除自杀行为以外，都跟他吐露了。他劝我振作起来，有困难找同学幫忙，等解放了，一切都会好的。当时，学校的地下党在学生中组织了一个“应变委员会”迎接解放，主席就是我们敬爱的历史老师林兴常。任务是在战乱期间，保护学校财产和学生的生命安全。委员会办了个进步刊物名“火星”，陈宪人介绍我进去，白天我刻钢板，帮助出版油印刊物，编排出版小报。晚上拿着棍棒等手制武器巡逻，保护学校。因为这个时期，学校己停课，学习负担没有了。我利用空余吋间，不是读报看书，便是去苏联住南京的一个文化机构，去拿不要钱的书回来看。什么马克思，列宁，高尔基等人物的事绩，就是在这里开始启蒙的。后来听说，那个地方，经常有国民党的特务跟踪进步学生。
南京解放的前一两天，社会发生抢购风潮，社会秩序大乱。连靠近学校最近的一个海军仓库，都沒有军人防守。许多学生进去顺手牵羊，牵出军用毛毯和皮鞋等物。有的穿在脚上还挺神气。我不是表扬自已，这种地方，我根本就不想去。
南京解放前一天的晚上，下关、江北一带有阵阵枪炮声，我与一些同学站在较高的土台上向北观看，只见停停灭灭的明光弹划过天空。看了一阵，我累了，这一晚我也沒有巡逻任务。当我一觉醒来，听同学们说解放军进城了，南京解放了。没有几天，通知我们到下关集合，補拍南京解放军入城仪式的电影，我拿着小旗也参加了。如今，每当电影上放入城式的镜头，我就想到在革命的大洪流中，作为个人是多么渺小，但又不可失缺。
南京解放后，有一天，全体师生在礼堂集合。会上宣布中大附中，地下党团员的名单。在宣布前的儿分钟，礼堂鴉雀無聲。我也秉着一股惊奇、敬佩的心情聆听着。宣布后，大出我们所料。地下党员三人，地下团员数人。林兴常老师虽然是应变委员会主席，却不是共产党员。我上铺的同班同学陈宪人却是地下团员。后来我才知道，林老师被选为全校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主任，代理的是学校行政职权。我们原来的校长，早己逃走。
社会大动荡吋期，必然出现大分化。几年前林老师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他后来负责动员学生参加南下服务团的工作。那时南方还有广大地区没有解放，军队急需大量知识分子参军，解放全中国。我也报了名，没有被批准，主要是弯腰舵背，又帶着眼镜。附中一批师生，包括我们的林兴常老师、陈宪人同学都参军去了。后来，林老师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中又遭到严重迫害。其志不移，他外文好在农村教青年学外文，给农民看病。无论走到哪儿，他都是一粒发芽的种子，生根开花。他终身未娶，光棍一个，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文革后，才被平反。调到苏州文教部门，继续发挥余热。1999年因病去世。我们党这样的共产党员也不少，想想他们的一生，我们后人不能不关心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
我的另一位同学陈宪人，他参军后，成了国家第一批空军飞行员。1952年国庆他驾机越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第二天，他到人民大学找我。他请我在校门对面，只能放二、三张桌子的小饭馆吃了一碗面。后来他转业到大连，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按离休待遇，仍有交往。
大批同学参军后我们乙班走了近一半的学生，只剩下约二十人左右。1949年七、八月间，我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学生暑期学习团。参加学习的有几十人，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还在中央大学礼堂看了歌剧白毛女。我们班只去了几个同学，学习讨论时大家推选我当小组长。期间，还在中央大学礼堂听了孙叔平做的时事报告。他的报告生动，有趣，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受到一致好评。听他一席话，甚读十年书。这次学习收获最大的是，我知道了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只为自巳，应该为人民服务。看了《白毛女》以后，这种意识更强烈。我看《白毛女》感动得流泪，恨旧社会，也恨自巳。我觉得父亲就好像是台上的黄世仁，那时父亲也是戴着一个瓜皮帽。在学习讨论会上我把自己的苦水，全都倾倒出来，受到学习团领导的表场，表扬我感于讲真心话，敢于暴露自巳的思想。因而在学习快结束时，我与其他同学都提交了入团申请表。很快得到批准，我们几个人成立了团小组，由我任小组长，由校团总支組织委员金汇蟾直接领导。任务是团结好同学，发展更多团员。这一年的暑假我没有回家，主要在学校找同学聊天，发现发展目标。1949年九月开学不久，我们班上就发展了三个团员。不久，在我班成立了团支部，由我任团支部书记。
这时，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冒出来了，我死活不愿当这个书记。心想不到一年就要大学入学考试了。万一考不取，多丟人，自巳又是个团员，在班上成绩又不是最好，考上大学把握不大。总支委员多次找我谈心批评我，甚至说你不当，也得当。你是个刚入团不久的团员，你不干，会产生很坏影响。我第一次领悟到，我己不完全是自巳了，只能服从组织决定，更严格要求自巳。一方面刻苦学习爭取考上大学，另一方面，做好团的工作。这期间我曾与班长刘盛耀、团支部宣传委员张德屏一道，几次带领我班同学和团员，到南京玄武湖过组识生活。谈心，跳舞，唱歌，碰球和丢手卷等游戏，大家很开心。到临毕业前，南京《新华日报》记者，要我把毕业班团工作的经验写出来。我写了后，根据他的意思改了一遍，后来以他的名义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得知考取了中央大学，我倒记不得如弟妹所说，我高兴得在地上瞌头。因为我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名单，我不是考上第一志愿机械系，而是备取到法律系。
父亲听说他当然高兴，说法官第位高，待遇好，为什么不去！我也只得听天由命了。
第三章
一．中央大学
它是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最早叫三江师范学堂，建立于光绪年间，抗日战争时期搬到了重庆，蒋介石当校长。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由于历史悠久，规模大，师资力量强，水平高，管理有方，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不乏国际知名学者。1950年9月我到学校报到，也是一个人提着中学用的籐箱，注了册。因为这里是我的熟门熟路，很快便找到宿舍，安定下来。
那时中央大学有七个学院。理工农医师都有，但没有文学院，却有法学院。可见国民党很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法学院有政治、经济、法律三个系，老师一般都是留学回来的学者、教授。我们法律系有一个瘦高个，很有派头的助教，管我们的教学事务。法律系一年级有三，四十个学生，包括我现在的老伴，另外有二个女生。男生中有二位年龄较大，己结婚生子。在编班分組时，高年级的地下党员王资平，负责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次开会后，他要团员留下分組选小组长和支部书记。主要由他提名，把我这隻鸭子赶上架，当了团支部书记。
１．教学环境
我进中央大学时，新中国刚成立一年多，国家百废待兴。开学典礼上，系领导告知：你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法律人才。要珍惜学习来之不易，要努力学习等等大话，空话，因为实际情况很难做到，说得比唱得好听。首先学生大都是第二志愿录取生，专业思想不牢固，想把法律系作为转系跳板。其次，共产党那时要砸烂旧世界，粉碎旧的国家机器，提出彻底废除旧政权的“六法”。旧的不能学，新的法律体系猴年马月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也只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做一天和上撞一天钟。我就是个撞撞钟的和尚。
在中央大学的二年中，主要学习了国家法，民法基础，新中国的婚姻法，除此就是学古文选读等课程。讲课的老师总的说，都很“牛气”。比如，有一位教授既在上海教学又对我们上课，一周至少一，二次往返。再比如一位教国家法的老师，上课时仪表堂堂，油头白面，戴着礼帽，手上还拿着一个帶钩的枴杖。上课时把拐杖往桌边一挂，咳嗽二声，才开始授课，真好像是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教学方式主要是记笔记，课后看参考书，也没有讨论，末了考试及格，就能拿到学分。
法学院专门有一座楼，法律系和系图书馆都在里面。图书馆由学生推选出的代表轮流管理。我经常在里面看些哲学和法律方面的书。苦燥无味，提不起学习兴趣。学校又有严格规定：谁要求转系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惩罚学生的第一个下马威，不允许你入学后，有选系自由。我的老伴当时就是极極要转系的一员，她比我聰明，她对付的办法是到处听自己感兴趣的课。如经济，音乐，舞蹈等系的课，她都去听。听课自由，分文不取。你不来上专业课，老师也不强求。只要考试及格，一切“万岁”。我也无心学习，所幸搞些团的社会工作与老伴淡谈恋爱，不时幽会，生活倒也充实。拿学生申请助学金的事来说，就占据了我不少时间。我们班三十多人，大部分都提出申请。由团支部开会，学生在会上申诉，一个个评议，然后又由学生二，三人一组去家庭实地调查，写出意见上报。我们喧宾夺主，学生做了校行政的工作。
吃的方面，我从初三起，就上吃饭不要钱的学校，一直到后来人民大学毕业。现在回想起来，数在中央大学这一段，吃得最好。解放后，政府对保证学生吃饱吃好上，下了不少功夫。早餐一般一碟油炸花生米，一盘煮黃豆，还有咸莱，稀饭不限制敞开吃，经常还能吃到肉或菜做的包子。每天中饭通常一桌都有五，六个菜，每周至少能吃到二，三次红烧肉。
再谈课外活动可谓生动活泼。球队、戏曲、音乐性群众組织在学生中很普及。我们班经常围坐在一起相互拉歌，做游戏。学生还自演节目，在大饭厅兼戏台上表演。为了团支部书记起帶头作用，我演过一个歌剧中老太婆送儿子参加军干校，我这个儿子还在台上编演边唱。现在想想，实在水平不高，但共产党人重视精神可贵。所以我时不时在子女面前夸耀自已，你们的老爸还当过演员！
２．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本应该在肃清反动势力后，集中一切力量，以法治国，建设国家。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党还是沿用革命年代，搞运动的方式来领导国家。政治搞运动，经济搞运动，文化教育领域也搞运动。
1951年全国大约有二百多万知识分子，中央大学是知识分子的重地，运动在这里开展是理所当然。运动的对象主要是教师、学者，学生在参与运动中受教育。我与同学一起参加了几次针对教师的学习批判会。有一天，代表党组织的王老师，通知我找几个同学，今晚幫助老师转变思想，自己也接受教育。并说这些老师对革命反革命的界限划不清楚，亲美崇美思想很严重。有的当过法官律师，手上还沾有人民的鲜血，等等。
晚上开会时，先由我们法律系的老师作检查，最后由学生发言。我看会上冷场，其他学生低头无语。我为了起帶头作用，心急如焚。沉默一会，我放炮说：“在我进校之前，思想上很崇敬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谁知我听人说我们教授队伍中，还有人手上沾满人民的鲜血！我很气愤！”我此话一出，只见教授们脸上无法形容的惊愕表情。会议结束时，主席没有批评我，王老师还表扬了我。我也一直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近些年来，随着我思想观念的的启蒙，我深深内疚，甚至前不久夜里做夢，跪在老师面前哭泣，被惊醒了。我为什么如此伤感！因为这些老师，都是学有所成的学者，不是草包。而我倒像个草包。在大师面前说这种帶刺的话，至少表明我没有修养，不懂得对老师的尊重。再说当时留在大陆的絕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迫切企盼中国强大起来。我们本应给于尊敬、支持、幫助。可是我却盲目地跟从党，认为这些人出生剝削阶級家庭，思想上留着旧社会烙印。对他们作了不确当的上纲上线。如果我的学生，现在以同样的语言来抨击我，我能接受吗？我愚昧的言行，实在可悲！
３．出席南京市学生代表大会
1951年南京市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各系出一个代表。候选人釆取自由提名、竞选，自由投票的方式。我是候选人之一，政治系的一位同学，在竞选过程中自我推荐，自我发表竞选演说，与众不同，别有一格。我没有像他那样慷慨激昂，而是沉着低调。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我却是法学院的代表之一。
参加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我已忘记。只记得会后，发给每人一本红色的记念册。上面有每一个代表，包括我的名字。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取得的、难以启齿的小小荣誉。我想我能当代表，不是做出了什么突出的成绩，而是因为我是个小小的团支部书记。
４．离家出走
1951年临近暑假，团组织召开全体团员大会，提出假期中的注意事项和要求。我只记得，一是希望同学们回家后，帶领周围的学生、朋友唱二、三首革命歌曲，二是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十妹常说，小吋候，六哥常教我和邻居家的孩子一齐在家唱歌，可她不知道六哥是听组织的安排；八弟说，小时候，六哥带领我到街道检举父亲的历史问题，可他不知道，六哥也是受组织的安排。
党团组织对我的培举没有白费，我的思想观念与父亲因而愈来愈远。在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天，正在吃午饭，父亲突然问我：“你参加青年团沒有？”我说：“早参加了”他说：“你怎么不吿诉家里？共产党有什么好的？你参加干什么？”我回了他一句：“共产党就是好！”他说：“你本事大啦！学会顶嘴啦！”接着，把筷子使劲往桌子上一拍，吼道：“你给我滚！”我回了一句：“滚就滚。立即离开了家。”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泪洒衣襟。从此，我十多年没有回家，只是后来结婚时，才写了一封报喜信。当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我正好要到南方出差，决定回家看看。见到母亲时，才知道父亲巳转危为安。我买了几枝假花，一个花瓶，写了“一唱雄鸡天下白”几个字，送给父亲。据说他很高兴！而母亲却不高兴。母亲怪罪说：“小六子不懂，南方死人了才送假花！”。果不所料，我回京没有几天，消息传来，父亲去世了。听此消息我如五雷轰顶，浮想联翩。我把头埋在被子里，大哭一场。情绪稳定后，我在家面对南方三鞠躬，算是对父亲的哀思！
我与父亲的纠结，有主客观原因，是时代的悲剧，以及父子两代人形成的代沟。想当年，辛亥革命时父亲也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他与四嫂的父亲等人，为了反封建，听母亲说，他们用绳索套着菩萨的头，将菩萨和庙宇，砸得满目疮痍。后来他参加了国民党，当了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因此，他险些被新四军砍了头。他听说我也要步他走过的路，他为我作想，坚决反对，这也是必然。据说他经常对弟妹们说，六子不知道吃了什么耗子药，死心踏地跟着共产党走。其实他沒有认识到，他与我吃的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良药。只是因为条件变了，他当了父亲，不自觉地当起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而我却偏要革命，如此而巳。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缅怀父亲一百年寿辰之际，回想自己的成长，我写了一篇文章感激生我养我的父母亲！我说，父亲的才华，我自叹不如：父亲的坎坷遭遇，我深感同情：父亲的为人，是我学习的榜样：父亲的缺点，我也能体谅。父亲总是自己的启蒙老师，先辈，先人。
我从内心尊敬和爱戴父母。天大地大不如父母的恩情大。如果他们有在天之灵，我愿跪在他们面前，忏悔我一生的种种劣行！
５．土地改革运动
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制度的一场社会革命。原因是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耕地。土地改革就是要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天封建剝削制度。对于地主分子，同样分給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对那些有极大民愤和血债的地主分子，坚决镇压。
1951年十月间，根据中央大学校方的安排，我们法学院的师生，开赴安徽西北部的涡阳县参加土地改革。出发前在中央大学礼堂，听了孙叔平给全校师生，做的一场生动难忘的动员报告。总基调为：土改是一场暴力革命。大家要准备吃苦，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这是党对大家的考验，大家要过好这道关。
当我们的汽车开出校门时，留校的师生敲锣打鼓欢送。车开到蒙城县，在一个饭店吃午餐。令人意外的是吃得相当好，十人一桌，约十个菜，鱼肉齐全，大家都很高兴。只是饭桌上的苍蝇和厕所中的一样，成群乱飞，难以驱赶。到了目的地以后，我们的领队，总结了这一段行程，批评我们吃饭赶苍蝇，不能与农民同甘苦。并批评有的同学讲卫生，吃镘头剝掉皮，还有的女同学，不敢去厕所，地下都是糞便，蛆虫成堆，下不了脚。我从小就不太讲卫生，对我都不是问题。有二个女同学从小在上海长大，被同学誉为上海小姐，因为过不了生活关，到涡阳不到三、四天便开除了学籍。.
我们进到农村时，已是黄昏。村干部把我帶到一个老大娘家里，让我与她同吃，同劳动。老大娘丈夫己去世，孤苦伶仃一人。家里穷得只剩两间土坯房。她睡里间，外间有一个灶台和一些极其简陋的家庭用具。比我随母躲日本鬼子的高邮农村穷多了。在外屋离大门不远放了一摊稻草，这就我的臥床。我刚把行李放下，老大娘就拿了一个类似拣糞的籐筐，让我跟她到地里拣別人不要的白薯或叫地瓜。这就是我进村的第一顿睌餐，我们边吃边谈，一手端开水，一手拿白薯，小桌子上放着一小碟咸菜。在涡阳参加三个多月的土地改革期间，基本上每天早晚吃白薯粥，中午吃白薯面做的馒头，再有就是吃萝卜、白菜，很少能吃到鱼肉。白薯吃多了吐酸水，还会不自觉放屁，所以每晚开会，总听到阵阵屁响。可土改结束回校时，大家身体都很好，而且发胖了，这是后话。
我再把话拉回来，第二天一早，召开有当地农村干部，和我校师生的土改工作队队员大会。把我们混合编成许多分队，每队进驻一个乡，一个乡有许多村庄。村庄与村庄之间较近的二、三里，较远的也有七、八里。乡名我巳记不清，只记得楚店乡和琵琶乡。我们乡的土改工作队员约六、七人。队长姓宋，指定我为副队长，负责宣传和团总支宣委工作。老宋是个党员，还有一位民兵队长，也是党员我是团员，主要工作由我们三人决定。但传达党内文件和一些机密事件，我不能参与。
老宋家庭很苦。他长期在那一带地主家打工，无工可做时，便以求乞为生。他是文盲，但好学。经常怀揣一个小本子，要我教他认字。他为人正直、勤劳，能虚心听取大家意见。老宋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我们所在的乡，土改工作很顺利。比如土改第一阶段，是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划分阶级。如果你对当地情况不明，就不可能准确知道谁是贫农，雇农，谁是地主，富农。土改工作就会乱套，甚至会走回头路。由于老宋苦大仇深，又了解当地情况，群众很快便发动起来。切记得在一次乡的诉苦大会上，他帶头和儿个贫雇农在大会上诉地主的苦。有的农民有苦，说不出，说不好；有的诉苦还思甜。如有一雇农在大会上说：“地主虽剝削压迫我们，但在大忙季节也给我们肉吃”，言外之意，今不如昔。因而欠缺诉苦会的氛围。这时老宋上去诉苦，会场气氛突然安静下来。他把他家受地主剝削压迫的全部苦水，有头有尾讲了一遍。最后，他说最让他痛心的是一次春节期间，他肚子饿，到一个地主家门口讨吃的，被地主家小少爷放出的狼狗，咬得我大腿鲜血直流，至今还留下残疾，他拉起裤腿给大家看。并说，不久，我父亲在家也饿死了。他的诉苦，大家听了无不动容。不少农民听了边哭边诉，如果哭声我用动天地，泣鬼神来形容，也不为过。有的农民听了自动下跪，对天发誓，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是我见到的实情，农民真心拥护党的土改政策。我们这些工作队员，配合诉苦会，帶头高呼打倒地主阶级口号声，时起彼伏，把诉苦大会推向高潮。这次大会后，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办公室便热闹起来，不少农民要求我们这些学生，给他们写诉状，控告地主的罪行。当时的诉状就是一张张五颜六色的破纸，因为那时的农民实在是穷啊！
参加土改最令我谁忘的一次经历，是区里召开的镇压恶霸地主大会。会议召开前几天，土改工作队支持贫雇农，没收了地主的地契和财产。我看了两家地主，其中一家是比较富裕的，就其家庭陈设来讲，实在显得简陋。家中虽是瓦房，面积较大，但住房用砖很少，大部是土坯结构，地主家的堂屋也很简朴，放祖宗牌位的供桌，只剩下一些油漆过的痕迹。地主睡的大床，还没有我嫂嫂们，睡的床做工精细，漂亮。即便这样在没收地主财产时，连一双筷子，都被农民没收了。地主家的人，面对这些穷困的贫雇农，也有抵触，反抗言行。如一方要沒收，另一方不让沒收，但最后总是农民的一方为胜利者。按党的政策来看，不应沒收地主的生活资料，但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面前，再好的政策也会有例外。
农民很拥护镇压恶霸地主。一天，上级领导通知，要在我们的住地，召开镇压恶霸地主大会。区领导和四乡八方的农民，都要到会。要我们做好宣传保卫工作，由土改工作队员带好民兵队伍参会。那一天，天刚亮我就起来，匆忙赶到场院，只见我们的几十个民兵早就站好了队伍，等我到来！我问：你们今天来得真早啊！出乎我的意料。其中一个民兵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斗地主，分田地，镇压恶霸，我们当然高兴！”有人提出要我领头放二蹋脚，表示庆祝。说到二蹋脚，那时的农民，哪里有钱买那个娛樂品。民兵都是穷苦人，衣衫褴褛，只是手里拿着红缨枪或长刀，帶着一个红袖套。他们要我领头放二蹋脚，我就义不容辞。大声、长声叫着”嗤嗤”声，然后就听着大家高喊着“嘭”—”叭“！于是大家哈哈大笑。
斗爭大会开始，吋各个乡的民兵和土改工作队员，一律站着，农民坐地，或坐在马扎上，一律不许走动。会议主持人讲话以后，就请那些对地主有深仇大恨的贫雇农，控诉地主残害人民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在场的人听了无不从内心憎恨地主。这时只见台前的一些地主被民兵五花大绑押着，低着头弯着腰，已无力反抗申辩。最后由法官宣读判决书。当法官说到把某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员便高呼口号，同吋有人高叫，请大家安静，不要走动！。只见每个人都神色惊恐，双目呆滯前看，口号声欢叫声，真可谓响彻雲霄。一阵枪响，会场秩序才渐渐平静下来。最后主席宣布散会，叫工作队员到台前开会。我到台前，远远看到倒在台侧的地主尸体。究竟这次枪决了多少地主我已记不清了，至少有六、七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流血的。说得直白一点暴力革命，必然是相互残杀。普通百姓从内心都不想杀人，也不愿杀人。但严格说来我也沾有人的鲜血呀！这就是历史。到如今，理论界对我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仍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我国土地改革的方法不对，应该走印度，台湾的和平土改。唉！历史走不了回头路。
土地改革最后一个阶段，是复查总结，巩固政权，发展生产。师生们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准备回校复课。返校前，区委开大会，为我们送行。区委书记讲话时，特别用书面信的形式表扬了我和其他儿个同学。那时证书很少，表扬信，收入每人档案袋。我听到表扬，既感到意外，又暗自惊喜。想到自已在土改中，可说是立场坚定，不畏艰难险阻。土改中经常要到乡或区委所在地开会。从村里步行到达少则半小吋，多则一个多小吋。记得有一天，天刚亮，下着大雪，刮着寒风。我一个人肩背简单行李，赶到会场。区委书记刚起床，一见我就惊异得哈哈大笑。因为我已成为’白毛男”了。帽子衣服包括眉毛，都结有冰雪。说心里话，我并不觉得苦。我一路唱白毛女等歌曲，瞭望白茫茫的大地，听着树上寒鸦的歌唱，这是城市长大的孩子难得一见的美景。事后，有人提醒我说，你这样很危险，万一遇到阶级敌人报复，你怎么办？而我那时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这根弦。
土改结束后，我与法律系师生乘了三，四辆卡车，离开涡阳县，目的是到蚌埠乘火车回南京。汽车开到怀远附近，几次抛锚。开始大家还有劲推汽车，由司机在车内发动，我们扶着车，边推边吼：“行车三，四里，拋锚四、五回，汽车还不动，七九八人推。”大家哈哈大笑。推的次数多了，劲也没了，笑也笑不起来了。司机说：“我们是最后一辆车，这里方圆几十里也没有修车店，只好请同学们慢慢走了。”这里离蚌埠还有五，六十里。同学们只好迈开十一号，开步走。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同学们什么怪象，困难都出现了。队伍三三两两，前前后后已不成形。有的脚上起了泡，像残疾人一样，有的叫渴了，饿了。好像是一群烏合之眾，残兵败将！天黑了，远望前面有一团亮光，那就是目的地，但就是久久不能走近它。真是又累又渴又饿，恨不得什么也不想，就地睡觉才痛快。这段路程同学们走了七，八个小时。到蚌埠火车站前，看到煎饼卷油条，闻着真香，但更重要的是赶到火车上渴水。大約晚上十一点多，火车才开往南京。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这么长的路。我现在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老人，我仍喜欢走路，这得益于土地改革运动。
６．再见南京
回到学校。正赶上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央大学由原来的理、工、农、医、法等七个学院，齐全的综合大学，瘦身为以理工为主的、并更名为南京大学。我所在的法律系与上海一些大学的法律系合并成为华东政法学院。学校大合并，大改組，学生也只得跟着去留。
就在这时党组织通知我，有一个去苏联留学的名额。要求一位女同学，家庭出身要好，学习成绩要好。经研究要我去征求，刚入学不久的一位女同学的意见。我想这是大好事，不会有意见吧！但事与愿违，这位女同学是个团员，上海人，才十八岁。我第一次征求她意见就被拒绝。第二次找她谈，却哭了。她死活也不愿去那么远上学，爸妈也不会同意。最后，这个名额，只好放弃。
事隔沒有儿天，调令到了我头上。领导要调我和本班的李荫森，以及经济系一名助教谢老师，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学完将来干什么也不知道。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心想这也是好事。从国民党的首都，保送到新中国的首都上学，许多人还求之不得呢！我把这件事告诉现在的老伴，她也支持。这样我们相近一年，过着牛郎织女，南北分离的生活。她在上海，我在北京。
二.中国人民大学
1952年7月一天的傍晚，南京大雨滂沱，一似瓢泼盆倾。我与李荫森等三人，帶着简单的行李，各乘一辆人力车，离开南京大学，前往火车站。车到浦口，人和火车要靠渡輪，越过长江，再继续奔驰。经过24小吋颠簸，终于到达北平，即北京。下得车来，又是大雨倾盆，又是人力车夫，送我们到中国人民大学城内的校本部。本部座落在以抗日将军张自忠命名的张自忠路。路口有一座很气派的古建筑府邸，门前有一对铁狮子，因名铁狮子胡同，这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己被列入历史遗產。
铁狮子胡同兴建于元朝，历经明、清、民国，直到今天。历史故事很多，袁世凯在这里宣誓就任大总统。后来这里又成为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就在一进大门的砖头地上鋪些稻草，这就是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子的卧床。当我后来知道，铁狮子胡同的这段历史，我曾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历史沉重感。想过去，袁世凯，段祺瑞这些名震华夏的人物。从历史的推动者，变成了历史的绊脚石。从褒到眨，落得个，说不清，道不名的有爭议的人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似乎正掉进这个历史的怪圈。
1．校園
第二天下午，汽车把我们拉到西直门外，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看到校址，心中产生失落感。它与南京大学有天壤之别。南大的环境像花园，又有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遗留下来的、现代化的圆形大礼堂。而这里是刚刚起步，人民大学的历史很短。前身是1937年的陕北公学，1939年的华北联合大学，1948年春的华北大学。1949年l2月政务院通过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质，和专业知识的新中国建设人才。任命吴玉章为校长。
由于学校建设刚刚起步，我们见到的是在一片荒废的农田上，只有二，三座楼房，其他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一踏进校门是高低不平的黄土操场。操场上经常风沙撲面而來，令人无奈！
2．马列主义研究班
1952年，学校已初具规模。设有9个系，38个教研室，还有预科，研究生班以及马列主义研究班等。马列主义研究班主要是为全国己有和新建的高校，培养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因此，入学后的大小会上，校领导反复强调，你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你们的责任是重大的，光荣的。研究班有三个专业，我们政治经济学专业有学生近百人。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现役军人中做思想宣传工作的干部，二是各大学送来培训的助教，学成回校任职，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还差一年就要毕业的学生。这三类人混合编组，每组约十多人。我的组长是在部队做宣传工作的党员王林，党小组长是部队做保工作的楊云。我是团总支宣传委员。
3．教学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二年受益匪浅。在这里，我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定了我一生从事理论教学和宣传工作的决心。我认识到我将要从事的工作既光荣，又责任重大。我自愿做一个传播、研究真理的宣传员。豪不夸张地说，这是我那时的真实思想。后来实践证明我班的毕业同学，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那时中国人民大学照搬了苏联的一套教学经验。请了几十位苏联专家讲课。甚至连一节课的教学时间，下午一点才能吃午饭，都是机械地搬苏联的一套。不过很快得到了纠正。
中国人民大学教学，有这样二个特点：
（1）教学強调学习和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踏踏实实读经典著作，不提倡学生读二手资料。开学时，借给我们每人一套资本论，还有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我们的经济学课是由苏联专家在讲台上用俄文讲一句，翻译再讲一句中文，我们学生记一句中文。开始，很不习惯，学员中没有一位能用俄文与苏联专家对话的，语言成了主要障碍。但我们都很用功，上课时，只听见刷刷的记笔记的声音，甚至怕丢掉老师讲的一个字，一句话。下课后，同学相互对笔记。老师们都夸奖我们学风好。这位苏联专家讲授的内容主要是《资本论》第一卷。那时《资本论》的翻译本，言语晦涩，普遍看不懂，同学戏称看天书。因而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一旦看懂了，同学们又对马克思无比崇敬，认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揭露得入本三分，正确透彻。理论旳力量是无穷的，同学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在这样，点摘的学习中建立起来的。专家本人的经历，也对我们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启示。他在苏联十月革命中，信仰了马列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告别了大学讲台，在战争中成了残疾人，每次是帶着受伤的腿，来对我们讲课。我们学习的课程门类不多，有经济学说史，中共党史，哲学，马列主义基础，俄语和体育等。俄语是苏联的一位女教教师教的。教过我们课的老师，后来有的成了我国五、六十年代有名的理论家。如何干之，肖前，宋涛，谢韬等。
（２）教学方式强调阅读原著，强调自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教学方式，最突出反映在课堂讨论上。课堂讨论是苏联教学的重要特色。讨论前，根据老师出的讨论题，让我们自已阅读原著，联系实际，用自己理解的语言，写出发言提纲。讨论时，由老师掌握会场。可以一个组或多组一起讨论。主要考查学员的思维和对内容的理解能力。
每次讨论学员都很紧张。要埋头认真准备，生恐发言不当，不少学生紧张得在讨论中，说不出话来，非常尴尬。入学不久，在一次课堂讨论中，有一位同学主动联系到蒋介石时，突然立正，并行了一个举手礼，大家也不以为然。因为国民党在学校中，也像法西斯一样，搞个人崇拜。规定在公开场合，提到领袖的名字，必须起立敬礼。我看课堂上没有反映，便想到应帶着立场学。我不知那儿来的胆量，站起来说：“我不赞成刚才这位同学的表现，解放己二年了，蒋介石杀了我们许多共产党人。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难道还要向他表示敬意吗？”我发言后，同学们议论紛纷。此事过去没有几天，在马列主义研究班几百名学员的大会上，班主任张腾宵表扬了我。这一来我成了班上令人关注的人了。
这次课堂讨论，我满意了，高兴了。可那位受我批评的同学，我想他在極左思潮下，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如今想来，如果当时的领导，对这件事采取中立处理办法，也许会更好。因为原来课堂讨论，大家发言就很紧张，我突然发难，领导表扬一个，批评一个，使得后来的讨论，很难形成自由讨论的氛围。只有自由讨论，不同观点相互碰撞交锋，才能相互切磋，共同提高。
4．校风学风
中国人民大学继承了延安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理论联系实际，团结互助等传统作风。我所在的学习小組约十人。住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平房里，紧挨着牆壁放着几张双人床。房屋中间，对放着课桌，一人一张。桌子上有学校借阅的教材，和各种参考书。冬天一进门就看到一个煤球炉，用于取暖。不上课时大家便坐在这里自习。学习纪律很严，上课必须出席，不上课时，上下午各休息一刻钟。不准随便走动，更不许无故窃窃私语。
在这样的一个小天地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同学，在生活上难免发生矛盾和纠葛。给我的印象是处理得都顶好，我们是一个温暖团结的集体。比如，我是一个穷学生，虽然人民大学按研究生待遇，每月给我十二元，但除了伙食费外，也就只能结余二，三元做零用。我被褥太薄，冬天难抗严寒。党小組長杨云，主动送了部队发的毛毯给我，令我至今难忘！还有，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去西单书店看书，走出不远，突然一个店员追来问我：“你是不是拿了书店什么东西了？”我很诧异说：“我两手空空，拿你什么东西。你搜查吧！”他看了我几眼说，对不起，搞错了。回校的路上，我越想越生气，心想就有一些人，狗眼看人低，乱怀疑。一踏进宿舍，我就立即向小組长和同学谈了这件事。大概过了不到半个月，开全班大会时，班主任张腾宵（后来当了人民大学副校长）在会上宣布二件事。一是我们班一位男同学对一位小学女生有流氓行为，宣布被学校开除。第二件事，宣布西单书店的一张证明信，证明我是清白的。书店承认错误，向我道歉。班主任教育大家热爱共产党，靠拢组织，在組织面前不隐瞒任何事情，忠诚老实做人。
现在有些人，看这件事情也许认为人民大学，吃饱了饭没事干，小题大做。而我觉得这说明人民大学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深入細致。
5．校长
在入校的开学典礼上，我才知道人民大学校长是吴玉章。他在我们学生中，有很高威信，大家都很崇敬他。他是跨世纪的老人，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参加建设新中国。为人民的解放，党的事业奋斗一生。他和董必武，徐特立等五人，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担任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为国为民殚精竭虑。
我认为一个好学校，校长就是一面旗帜，就是学生学习的样板。他平易近人，身着布服，脚蹬布鞋，经常出现在校園中。他曾两次听我们的经济学课程，其中有一次他随北大校长，马寅初一起来听课，还深入小组和学生交谈。
毛泽东在他六十大寿时，曾亲临致词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一难的呵。”毛泽东说得很深刻，看来吴玉章做到了，毛泽东没有完全做到。而我这个学子，也只能用这段话，鞭斥自已，激励自已。
6．业余生活
在人民大学，总的来说，业余生活很单调。值得一提的有这样儿件事：
（1）参加五一，国庆节游行。那时一年中，对这二次游行持别重视，甚至一，二个月前就开始准备。训练队列行走，教唱歌跳舞。为游行后，晚上的天安门广场群众性游園会做准备。节日当天要求大家尽量穿新衣服。我就曾借过别人的西装，穿上参加游行。第一次参加游行时，早晨四点多钟就起床，然后用汽车把我们送到东四一带，再排着队伍，手持小旗，高呼口号走到天安门。远远见到毛主席在城楼，向我们招手，大家激动得欢呼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电影中，经常放的那种群众游行的动人场面，我认为是真实的写照。游行队伍要走到西安门一带，才能解散。这段距离至少十几里。那时我们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劲头，散会后，逛北京城，等参加广场焰火联欢晚会结束，才走回学校。一路畅游了近二十小时。当局可能考慮到游行过于兴师动众，后来慢慢改了游行次数，到如今已掩旗息鼓，用花卉取代了。.
（2）苏联红军歌舞团
1952年八月建军节这一天晚上，苏联红军歌舞团，来人民大学演出。我们坐在露天操场的马扎上，首先由朱德发表讲话，他谈了建军节的意义，并表示对歌舞团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朱德。当时我们学生都把他和毛联系在一起，叫朱毛，并不是眨义词，而是尊敬他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当宣布他要对我们谈话时，出乎意料，同学很自觉地起立，鼓掌，长时间向总司令欢呼。那种场面十分感人。
红军歌团的表演，精彩纷呈，激动人心 。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喀秋莎，伏尔加船夫曲，以及巴蕾舞的片断。节目留给我许多联想。我从小就被家中保姆徐嫂抱着看唱戏，只见演员哼哼唧唧，就不愿看，不愿听，闹着要回家。后来我曾多次到高邮戏院，自己做在磚頭上，看唱戏。再后来，有一次四哥，帶我去高邮公园看了一场无声电影，回来后，帽子被挤掉了。最后就是在南京大学，看了一场歌剧《白毛女》。所有这些，都不能与苏联红军歌舞团水平相比。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那场晚会无论从思想艺朮水平来看，都是第一流的，让我们饱眼福了。
（3）参观长城
长城又称万里长城，它是我国古代第一军事工程。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已有2000多年历史。几百年前，就被世人誉为世界七大历史遗迹之一。
我在人民大学读书的年代，大家普遍认为长城在荒山秃岭之上，一段段，一堆堆大石头，没有什么好玩的。受这种认识的影响，1954年4月初，学校组织学生去参观长城，我与许多同学都没有去，在学校读书。那时没有准确的天气预报，等下午同学们回来时，一个个被淋得个‘落汤鸡’。说长城上先下雪，后下雨，风又大，冷得颤抖，视钱也看不清，真扫兴，没意思等等。大师傅赶快为大家熬红糖生姜汤，预防感冒。我为自己没有去而庆幸。
事隔几年后的一天，秋高气爽，我登上了长城最高的一个烽火台，我深深被长城吸引了。我喜爱长城悠久的历史传承，它能勾起我脑海中，许多历史画面和故事。我喜爱长城是因为感受到人类劳动的伟大，是劳动者创造了历史奇迹。我想金字塔虽古老，但它所用的人力，和石料，怎能比得了长城。我喜爱长城，是因为它屹立在崇山峻岭，峭壁深壑，连绵万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当然我也喜爱它人文和自然相融合的奇妙画卷。
因此，当亲友们来京时，我都希望他们首先去长城。
7．入党
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我便提出入党要求 ，不被批准。1953年十月，在人民大学，我所在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张亚漁，才召开大会，讨论我的入党要求。出席会议的近三十人。党小组长杨云和副班长王鹏程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们讲了我许多优点，如积极靠拢组织，敢于暴露思想，作风正派，土改中立场坚定，负责迎新工作和团总支宣委工作成绩突出等等。我听了心脏激烈跳动，心想组织上看得真对。
讲到我的缺点也真是不留情面。说我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不爱联系群众，性情孤僻，看问题偏激等等。有一位党员说我不爱理人，并说你想想人在世界上离开他人，能生存吗，动物还知道合群呢！还有一位党员说，许同学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没有深刻认识，匆匆入党我不赞成等等。会议开得很紧张。
主席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宣读了我对父亲认识的几份思想检查。最后支部书记读了组织调查我父亲的历史材料。证明父亲虽对人民犯有罪行，但历史清楚，没有血债。根据支部委员会讨论的决定，提请支部批准我入党。最后以一票反对，通过了我入党申请，并很快得到上一级批准。
几十年过去了，我扪心自问，当时要求入党，一不为官，二不为钱，真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才逐步体会到入党的人，的确也会有许多便利和提升的机会，进一步发展为利用职权欺世盗名，贪污腐败，鱼肉百姓，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到这种现象，我对女儿的入党和退党，采取淡然态度。我对儿子看透腐败，宁愿不做官也不入党，表示支持。我更支持一种说法，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共产党更应该正名或淡化信念。这些都是姑妄言之了。
8．结婚
结婚是人生的必然。我记得在初中二、三年级时，便对异性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趣。班上有个女孩叫姚姚，我被她的名字吸引，觉得谐音为摇摇，很可笑，如此而已。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南京大学读书时，遇到我现在的老伴也姓姚。因此1951年暑假回家时，弟妹问我有无女朋友，我就脱口而出叫姚姚。谁知他们记得这样牢，至今仍打趣我。这件事老伴也知道。甚至当我们的女儿出生后，我曾提出让她叫姚姚。老伴不同意，说不好听。这是后话。
还是回来说说结婚，我与老伴的结合，完全是自主婚姻，摆脱了媒婆和家长的羁绊。老伴和我都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她虽然出身南京名门贵族，在夫子庙旁、秦淮河畔拥有大量房地产，由于日军狂轰滥炸，解放后沦为城市贫民。我与她结合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彼此穷得一无所有。再说我们在一个团支部，经常见面，一来二去，自然而然地从初恋发展到热恋。记得1952年上半年，她在上海读书，我在人民大学。一南一北，彼此靠通信传输，信息来回要五，六天。彼此总希望，能时时事事在一起，说说悄悄话，谈谈悄悄事。那时没有手机，根本办不到。可以说相思苦，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有一天，我写给她三封情书，她也经常给我二、三封，班上同学也都知道。有人说一对情人，发展到最高峰时，可谓爱的要死，爱得要命。梁山伯祝英台这出戏，为什么能打动亿万人的心，其魅力也正是人性的真实写照。我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既甜蜜又苦恼的恋爱过程。我们班像我们这样的大龄大女，正热恋的同学有五、六对，班干部决定给大家举行集体婚礼。凑巧的事，1953年7月，老伴被分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因此我们决定搭上这艘顺风船。
婚礼是在人民大学一个饭厅举行的。气氛喜庆热烈，文明简朴。那时戏为革命婚礼，如今讥为穷结婚。参加人数近百，校领导当证婚人。同学凑份子钱，买了许多喜糖和水果。新房是学生挤出来的宿舍，老伴的工资买了二床新被面，这是我们唯一的花费。同学们在房里贴了许多剪纸，和形式多样的诗词对联。有的对联看了让你哈哈大笑：有的看了让你忍俊不禁。遗憾的是这些对联没有保存下来。
婚后的第二天是初一，我们去逛海淀镇，想看看北京人是怎样过新年的。令人失望的是沿途一片荒芜，黄土覆盖的马道上见不到人迹。海淀镇上除几户人家贴着对联外，没有任何新年气象。回校后，我们相互写信向双方家长报喜。
古人说，人生有二大喜事：一是金榜题名时，二是洞房花烛夜。我的这二件大事都是在人民大学完成的。
第四章
一五十年代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概况
我是1954年7月入校，到1992年退休，在这里拼搏了38年。可以说我与北航共荣辱，共成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名北京航空学院，位于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952年，国家迫切需要大批建设人才，政府决定由当时的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八所院校的航空系合并组建，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我离开人民大学的那一天，自己肩扛行李，穿过田间小道，走了约一小时，才到北航。去校人事部门报到后，被分配到政治教研室，有幸住进了四人合住的教师房。为什么说有幸？因为那时的北航，像似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校址四周没有公路，在一片农田及坟堆洼地上动工新建。数千名建筑工人日夜奋战，半年之内就完成了六万平方米的建筑。我赶上了住楼房的优待。
这时北航已有飞机、发动机二个系，几百名学生。学生的饭厅是临时工棚，教师食堂只有为数不多的桌凳。教师们把饭菜拿到黄土地上，蹲着用餐，边吃还得边吆喝苍蝇。
如今北航今非昔比。学校已有二个校区即学院路校区和沙河校区，占地3000亩，总面积150余万平方米。截止2013年学校设有7个学部，27个学院，涵盖工、理、管、文、法、经、哲、医、教育和艺术10个学科门类，56个本科专业，拥有8个一级国家重点学科。2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校职工达3799人，其中专任教师2111人，教授副教授1644人，两院院士20人，在教学、科研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北航将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努力拼搏，继续创造光辉业绩。
2首次登上讲台
1954年7月教研室决定，要我9月初为100多学生班上大课。年学时为114，分二学期讲完政治经济学课。初听起来，以为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够充裕的。实际上在投入备课中，就觉得时间太少，太紧张。因为要求你要写出每堂课的讲稿。稿子要经过教研组讨论，然后让我把每个人的讲稿收集起来，送到中央党校（颐和园旁）请经济学专家张渔审核。张渔是从延安培养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权威。那时他已五、六十岁，经常在《人民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校党委副书记臧伯平，与他交往甚密。通过他的关系，学校为我们请来了这位指导专家。我记得臧伯平在校长办公室第一次开会时，当着我们的面对张渔说：“我们这些年青教师请您多指导，将来他们将是我们的专家学者。”没有想到他的这几句话，只言中了我一个人。其他跟我一起进校的几个政治经济学教师，不是被政治迫害，就是病死或者转行。我是队伍中一根铁杆，没有中途倒下，摔打成为北航“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志1952-1992）。
我的成长历程是幸运的，又是艰苦的。革命形势把我推上讲台，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过去的大学教学秩序的运转，有许多既成的规则。比如新教师进校，先跟老教师做些辅导工作，经历二、三年，再慢慢上台讲课。可是我们这一代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没有先辈带你，就赶着鸭子上架，跳上讲台。
那时我与党史王老师同住一个寝室，早晨醒来以为快上课了，怕迟到被通报批评，赶快起来吃点干粮，喝点水，便走出宿舍。外出一看，四周静悄悄，再一打听，才4点多种。现在人们一定不可思议，讲一堂课至于这么紧张吗？其实人们不了解，那时我们工作的责任心、自觉性很强，总想把工作做得圆满些。再说当时教学条件差，我和王老师既无闹钟，又无手表，全凭自己感觉，估计时间。学校刚建，又没有统一的起床号声。
我走进教室，学生纪律特别好，没有一个迟到的，课堂很安静。我心里却非常紧张，大姑娘上花轿第一回。我生怕课讲不好学生要求换老师。我按苏联专家教我的方法，我说一句，学生记一句。过不多久，课堂开始躁动。再后来学生干脆就不记了，睁着双眼看着我。这时我更紧张，好不容易听到下课铃声响起，但见学生嚷成一片。看情况学生对我意见不小，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至死难忘。
课后，课代表很快找到我说：“我们班的同学对你讲课很有意见，一是你讲话口音重，听不清，话又说的快，记不下。再说老师讲得很教条，学生听得没有兴趣。”最后一句话，我听了如五雷轰顶，心里受到很大打击，很茫然，想不通。我找到教研室领导孔令闻倒苦水，我说在人民大学苏联专家就是这么教我的，我这样教他们，怎么就成了教条！感到委屈。“ 他一段话对我启发很大，几十年来，我常常在同事中谈起。他说：“你学过哲学，一切事物，随着时间地点不同，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你在人大是人大的条件，现在北航的对象条件变了，学生批评你讲得教条，有什么委屈的！”一席话正击中我的要害，下定决心起死回生。
3.爬起来，走自己路
第一次讲课砸了锅，心想决不能趴下，要振作起来。究竟如何改进？我想上课时要尽量少说家乡话。我的乡音很重，一不小心便吐了出来。如‘白’字发音应是bai,而我读成bo。有几次到商店买白糖，售货员听不懂，还要儿女前去当翻译。克服的最好办法是多写黑板。说我说话快，就尽量说慢点，重要的话，重复二遍。这些都容易改正。困难的是如何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我想到三点：
(1) 把高深、抽象的理论、原理尽量口语化、通俗化。比如<资本论>开始就讲，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我就讲同学们每天都跟商品打交道，而我们习惯不叫商品，叫什么？叫东西。你每天去买东西，实际上就是买商品。买是个交换的过程，你买的东西是别人劳动的产品。所以东西、产品用来交换就成了商品。这样讲学生便好理解了。
(2)面对镜子、墙壁试讲。这需要下苦功，那几年我每上一次新课前，都在家一个人大声试讲。虽然耽误自己宝贵时间，但对我这样一个智商不高，乡音难改的人说来，深深体会到很有必要。
(3)积累资料。教师，特别是人文学科教师，没有足够的文史知识和丰富的资料，讲课只能干巴巴。讲课只有观点，没有充足的内涵，提不起学生的兴趣。而占有资料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耐心积累。因此我决心卡片随身带，有用的资料随即记下来。到我退休时，积累了近千张卡片，对提高我讲课质量起了莫大作用。
在我为提高讲课质量，而苦恼的那段日子里。院长沈元向全院青年教师做了一个报告，他语重心长地说：“当一个老师切记自以为是，不懂装懂，有错要认错。这样学生反而会尊敬你”。在他的启示下，我向学生作了检讨。我说“我跟你们年龄差不多，我教这门课比你们惟一的优势，是提前二年接触了这门课程。一定有讲得不妥的地方，我们共同探讨，更希望同学们的帮助。”并且我把决心提高质量的几点措施，也和学生讲了。学生听到第二点还流露出赞赏的笑容。
从此我逐步度过了讲课最困难的时期，在讲台上站稳了脚跟。若干年后，教研室把我作为讲优质课的典型，发动教师听我的课。课后有的老师说："老许口音很重，本是缺点。现在的口音倒反引起学生的笑声，成了活跃课堂气氛的优点。“许老师讲课，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出来效果不一样”"老许讲课没有废话，逻辑性较强”等等。我感到莫大欣慰，更加把精力投入到讲课之中。
4.调干生班
五十年代，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各行各业迫切需要大批干部。我们学校机构多，党政工团等组织都需要人。学校决定办调干生班。学员主要来自校内和社会上的高中毕业生，经过短期的政治业务培训，补充各部门的人才缺口。
这个班只有四、五十人，要我去跟他们讲课。他们的年龄普遍偏大，经历都很复杂，有的比我还大三，四岁。他们的接受能力低于一般学生，而理解能力却比较高。因为是小班，人不多，再加上他们学习很费劲。我采取少讲课，多提问，多讨论，多测验的方法，讲了一年课受到学生好评。认为我的讲课清楚，感兴趣，收获大。
结业后，这个班很多学生，都当了学校干部。比如，刘三梅当了人事处的科长。一位当时还在工厂当工人的马可使，后来当了我的同事，从事教学工作。更想像不到的是章文隆，在六十年代，当了我所在单位的党总支书记。可惜的是，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打倒一切。最后打倒自己，走上自杀的道路。革命年代，无法律规章可循，干部的培养就是靠这种短平快的方式，或者说靠近亲，低水平的方式造就出来的。
5.肃反运动
1953年毛泽东终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后国家日益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初步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
1955年6月13日校党委书记武光，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开展肃反运动的动员报告。提出运动中要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锻炼政治教师，把我们派驻各个单位参与运动。我所在的翻译室约有二，三十位老师职工。肃反组长是一位副教授，我是二位副组长之一。运动采取人人检查，个个过关，重点帮助的方式。对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重点帮助，甚至批判斗争。被批判的老师，豪无疑问终日顶着巨大政治压力。我在会上很少发言。即使讲话，也是领导传授的精神。
这场运动校史记载取得很大成绩，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11人，查清隐瞒反动党团关系的５４人。翻译室也就是一，二人。其中有一位老师，肃反后，又被划为右派。二十多年后，跟他单位的另一位老师，谈起这件事时说：“我当时对许老师恨得要死，杀死他的心都有。”
这位老师跟我一样，托新社会共产党的福，成为长寿老人，至今我们还常见面，彼此心照不喧。但我就不明白，我怎么就成了他的敌人了！想来想去，只能用阶级斗争的心结来解释。肃反运动就巩固新生政权来说，是必要的。但采取运动形式，人人过关方式，势必“主观化”“扩大化”。难怪运动中就有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李济深，马寅初，邵力子，罗隆基等，曾提出批评，认为“违法”“违宪”“惨无人道”。
6.马云凤事件
马云风是我教过的一位学生，时年20岁。在100多学生的大班上，他是党支部书记。在他的面前本是一片光明，前途大好。料想不到，他却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被曝光，于是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发生反对苏联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企图脱离这个阵营。苏联派兵进入并占领匈牙利，将总理纳吉处死。当时中共与苏共已产生裂痕，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头子，但不在报纸上公开点名，表面上还承认社会主义阵营。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1956年11月1日上午，我去主楼上课时，在教室门口的地上和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苏军滚出匈牙利!’。学生围着我问我怎么看？我说有意见反映给领导，不要采取这种方式。正说着校保卫部来人又调查，又拍照。马云凤却敢说敢当，第二天他还对同学说：“我后悔昨天写标语应该用真名，不应该用匿名。！”
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很快把这件事，通报给中央，并说：“马云风这件事还没有处理完，但支部书记他是不能当了’。最高领袖知道后讲了一段很幽默、挖苦的话，大意是：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北京，北京有个航空学院，班上有个支部书记马云凤*****。意为你反对苏联出兵，有点自不量力！。次年也就是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马云凤对人们反对他，斗争他，不理解，想不通。认为自己不是反党，不是向党进攻。共产党不是讲要坚持真理，言者无罪吗？我有什么错！反右后期，马云凤被关进监牢。贴标语是反革命罪，又被划为右派。罪上加罪。坐了几年监牢。放出来后，他对前途彻底失望。一天，他铤而走险，开车撞向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他走上刑场，了却一生。
我为这位学生惋惜！我对事件被扭曲感到无奈！我对自己处在险境中无恙而庆幸。如果当时任何一级组织的领导，追问到政治教育的身上，我被波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7.反右斗争
我参加工作后碰到对自己的重大考验，就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如果我和老伴只要有一人被打成右派，那我们就不是今天这样的家庭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许多被划成右派的家庭，多半是穷困的，精神压抑和凄苦的，也不乏有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这一年的5月7日，校党委根据中央和市委的部署，制定整风计划，确定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运动按学习文件、检查思想、暴露矛盾、改进工作几个步骤进行。校党委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为此连续召开几次教授座谈会，5月中旬又召开讲师、调干生、专业军人、教辅人员等开鸣放会。把我们政治教研室教师，派到各单位做会议记录员。事先告诉我们要原原本本记，事实求是汇报。一边大会小会大鸣大放，一边教室内外、楼道、广场、操场，饭厅、包括宿舍甚至厕所，都贴满了大字报。
从大字报和座谈会的内容看，绝大多数是批评党委工作和作风上的问题，但也有一些攻击性的大字报。内容集中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根本问题上。这些攻击性言论多了，政治气氛便一天天紧张起来。就我们政治教研室来说，二十几位教师原来在一起，彼此尊重，互助友爱，矛盾不大。随着运动的深入，大家看问题的分歧愈来愈多，激动、争吵就不可避免。记得在一次鸣放会上我的同行同寝室的丁老师，他说：“大学是教学科研单位，外行就不应该领导内行”。我以及其他老师，就不同意他的说法，产生了剧烈交锋。杜老师说：“共产党不能领导一切，因为共产党毕竟只占人口的少数’等等。双方在会上，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发生对骂。丁老师气得突然站起来，目无组织，离开会场，用手把门狠狠一带，哐当一声走人了。大家面面相觑，叹息，无奈。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揭开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序幕。学校决定停课两周，集中力量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对那些有严重错误言论的人员，召开全校大会进行辩论。目的是既要揪出右派分子，巩固新生的政权，又要把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意图上来。我与我校著名一级教授宁老师和三系的杨老师，在西饭厅广场前砖砌的讲台上，同右派分子周大武老师辩论。周大武说：“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比无产阶级专政好，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我们在与他辩论前，曾开过几次小会，为了统一口径揭露他企图是要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宁老师德文很好，会上手拿德文字典跟周大武交锋。而我在这次会上，说了些什么，如今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其实这哪里是辩论会，是地地道道斗争会，会上周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只要他一讲话，就被台下的口号声淹没。
反右后期，在划右派分子时，开始划的比例不是全校总人数的3%，由此受到市委的批评，最后按3&的比例划了227个右派分子。我们政治教研室划了4人，占25%。我所在的政治经济学教研组7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一位是丁老师，结局是发送回家当农民。徐老师发送回家，由街道安排，还有一位杜老师调到工厂当工人。杜老师因为忍受不了人们的歧视，触电门自杀未遂，截掉了一只胳膊。平反后，杜老师所幸按离休待遇。几年前，还经常来我家聊天。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当时的青年，己白发苍苍，宁教授也已千古。我回头一想，我的灵魂，应受到鞭策。历史已无情证明，凡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滋生官僚主义。在我国如今则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我们应敬佩周大武老师，他的观点具有前瞻性，走在我们大多数人们前面。这也说明党如果用一种声音指导人民，思想正确了会产生好效果；错误了，危害极大，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周大武老师后来遭到不白之冤，家人也受到无辜牵连。
8.下放干部
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强调“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中央预计用10年时间，经过几次轮换，全国干部队伍将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改造。要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成为巩固的制度，那些没有经过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及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应最先下放。”我和老伴都成了文件规定的首要人选。这时我们的儿子才二岁多，女儿才几个月。虽然家里有一个保姆，但困难很大。生活上老伴生了第一个孩子后，由于我反对她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出院，怕人说生活特殊化；再说旧社会穷人哪有生孩子坐小汽车的！我顽固坚持在风沙扑面的恶逆天气的条件下，从天坛医院抱着孩子，坐有轨电车回家，吹风受寒，得了哮喘病，到处医治无果。我跟领导提出要求照顾，暂时不去干校，得不到批准。只能以积极态度响应号召，随队出发。
临行时，100多人的队伍，人人胸前带上一朵大红花。全院师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把我们送上汽车，开往北京昌平北七家庄乡。领导告知我们这些人，今后的去留，取决于在农村的表现。但工资照发，每二个月可回家休息四天。我和10多位青年教职员，被分配到北七家庄最大的村鲁疃。我被指定为下放干部住村的带队小队长。根据上级指示，所有人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住在农民王清庭家。老王三十岁左右，瘦高个，见人笑嘻嘻，豁达开朗。在农业合作社里是车把式，专门负责赶大车。她爱人是蒙古人，粗狂彪悍，干起活来赛过小伙子，社员都夸奖她是队里的干活能手。老王的母亲是70多岁的家庭主妇，为人慈祥厚道。家中还有个小男孩才六、七岁。老王家几代人都是贫雇农，土改时分到三大间草房。进门就是约十几平方米的堂屋，堂前正面放着一个长条的供桌，墙上贴着毛主席像。左右两边各有十几平方米的厢房，房间里有很长的火炕。我睡在他们家的左厢房。第二天一早起来，我随老王去井台挑水，只见他把水桶往水井一扔，用桶绳一甩，不费吹灰之力，就提了一桶水。我跟着他学，怎么也弄不到一桶水。这一来，围拢来许多男女社员旁观，大家议论，讥笑。更丢人显眼的是，当我挑着二桶水，在村道上行走时，二边站了许多大人小孩，看我像玩杂技一样，水桶来回荡漾，一桶水到家变成了半桶。吃早饭时，大娘、大嫂也以此作为笑料。并鼓励我说，城里人不容易，慢慢来不难学，会学会的。正说着我用筷子夹咸菜，一看却是一只小老鼠。他们看了也不在意，拉出去，扔了。我也不吭声，不当一回事，那时的生活条件就是如此。
我们生产队长姓赵。赵队长不苟言笑，沉稳，真诚。第一天上工，他让我随老王用大车往地里送粪。一天中须从村头到地头往返六、七趟。对我说来这种活也够累的，主要是要用铁锨既铲土，又要将土往车上扔，扔不了几次，便浑身冒汗。再累也得咬牙挺下去，后来慢慢也就适应了。除此我还干过播种、除草、间苗等等劳作。
农民的劳动不仅又脏又累，而且农牧业很苦，生命没有足够保障。老王的爱人原来身体很棒，干活赛小伙。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第一次休假回村后不久，她就生了重病，不能起床，过不了几天，便吐血而亡。有的说是得了肝炎，有的说得了肺结核。因为她根本就看不起病，所以死因不明。他们家办丧事，我只得住在牛棚里，与饲养员王大爷一道喂牲口。这里活不累，但又脏又臭，夜里睡不了安稳觉，要经常起来喂牲口，因为马无夜糧不肥。王大爷才50多岁得有严重的哮喘病，病情还没有我老伴严重。他很痛苦，我安慰他说，等我下次回家休息时，带点药给你。岂料这句话说了没几天，他就在家上吊死了。人的生命就这样脆弱。
在下放期间，我做了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1958年春季全国开始大跃进，提倡科学种田，深耕、密植。我召集下放干部研究如何响应号召，提高农作物产量。大家说报纸上登了消息，有的地方白薯亩产达万斤，而我们村只有百斤，如果我们种一亩试验田，采取多施肥，深耕，也许会增产。媒体经常宣传“深翻三尺土，亩产万斤粮’，我跟赵队长一说，他马上答应，并鼓励我们大胆放手干。我和大家一通气,下放干部积极性也很高。于是，我们在不到一亩的地上，不仅深耕，又加了四、五车的马粪肥。在种植的过程中，有人还说，谁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比农民懂农业！大家哈哈笑！忙了二、三天，总算把白薯种了下去。白薯出苗后，叶子长的又快、又大、颜色碧绿，是周围白薯地的佼佼者。不少农民看了也赞不绝口，摇头提出疑异的是少数。1958年6月我被提前调回学校开课，白薯的后期管理，我没有参加。秋收时有人告诉我，白薯结得只有乒乓球大小，叶子特多，拉去喂猪了。这是我在党的领导下，干的又一件蠢事。后来有人说大跃进是大跃退，从我领导参与的种白薯经历，证明农产量没有提高，反而糟蹋了农业资源，深深后悔，对不起农民！
9.航空管理班
在农村呆了不到八个月，我被提前调回学校，为学航空管理班的学生开课。这批学生将来毕业出去，要直接去航空部门以及航空工厂，从事管理工作。因此政治经济学既是他们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同时又具有专业课的性质。
这个班有60人左右，学时比其他系的学生多一倍。接这个班压力很大。那时年轻，业务老底不够。普通班主要讲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而对这一批学生还要传授资本论笫二，三卷内容。只得每天抓紧时间备课。恨不得一天能顶二天用。真可谓废寝忘餐，拚命埋头写讲稿。最后总算胜利完成了教学任务。
人们都说教学相长，我体会到这句话是对的。通过对这个班的教学，我的业务功底也更雄厚了，以致后来我才敢于带几个研究生。航空管理专业的学生，招了二，三届，就煞车了。国家领导机构又括来了妖风，认为管理人才可以从工人干部中选拔，实践才能出真知，出人才。经过多次折腾，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北航才又恢复和加强了管理系，专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管理学院。
由于轻视管理，因此我参与培养的北航首批毕业生，后来不少都转了行，学非所用。也有少数成了专家，还有一位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此人曾当过北航党委副书记，再进一步提升到部里当官。我们经常见面，见到我又点头又哈腰。他心里怎办么想的，我不得而知。但我见到他常想的一句话是，当老师的是一支腊烛，照亮了别人。
10.教学与运动并举
从1958到1964年，这8年间，我的教学工作异常忙碌。每学期至少要上二，三个大班的课，有的一个大班二百多人。各个教学环节，包括讨论，答疑，考试，阅卷等等，全由自己负责。一周至少有三个上午全是讲课时间。由于长期站着得了静脉曲张，所幸虽不能根治，也无大碍。业余生活很少，星期日当成星期七过，活生生－个教书匠。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还得参加各种运动。这个时期可能是中国运动种类最多的时期。如1958年2 月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我院组织当时3700多师生员工围剿麻雀共三天。我们拿着小旗，竹杆，红布，甚至有人拿着铜锣，脸盆等物。根据全市规定的统－时间，共同吆喝，吼叫，敲锣，打鼓，使麻雀不住在空中飞，我眼看一些麻雀累死，掉到地面。人们纷纷去抢，上报邀功。北航校志记载三天中，院内外共消灭麻雀300多只。这一年校党委还开展“反浪费，反保守”即“双反”运动。直到1964年各种运动，—个接着一个，耗费了人们许多保贵时间。
这里，不妨作重说说我见到的北航大炼钢铁运动。按照中央全民炼钢的精神，北京市要求北航40天内完成700吨的炼钢任务。学校成立了炼钢办公室，在体育馆，操场等空旷地带，建起了20多个土高炉。那一段时间，我上课后，都去路边的一座土高炉看看。见到许多员工在土焦炉前忙忙碌砾，到夜晚更看到北航及周围的农田旁，无数炉火熊熊。大家一心响应领袖的“伟大，正确”的号召，要“光荣”完成任务指标。结局是事与愿违。因原料供应不上，北航未完成任务。
我们党有热衷于搞运动爱好，可以说是靠运动打天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种思维方式仍根深蒂固。邓，江，胡年代，有所淡化。我这个老家伙，对这一套做法，持保守态度。其他行业我不敢说，我总觉得学校应该是教学，研究，创新，安静，祥和的乐园。
11.政治学校
我们党—贯很重视对教职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我来北航不久，1955年11月在全校大会上，校党委书记武光说：“对人民教师来讲，政治思想和专业知识是统一不能偏废的。如果没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水平，就不能称其人民的；如果没有专业知识，那就不能成为教师了。”那时教师也衷心拥护和热爱共产党，特别希望能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业务课的老师，对我们这些从事理论教学、宣传的教师有一种羡慕，神奇的感觉。
为了适应形势的需求，提高教工思想政治水平，学校决定办不脱产的政治学校，由我校一位党委书记当校长。把政治教师推上讲台。每周上课4小时，讨论、辅导、考试一应俱全。学员主要是教师和中层于部。1955年有学员500人，1966年有446人。开设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三门课程，分二至三年学完。在教研室分配任务时，谁也不愿去讲这种课。因为学员年龄大，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有的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也有几十位喝过洋水的老教授，当然也有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老干部。有人说这种课由校长，书记去讲，我们的任务是面对学生。双方意见不一。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党委的决定，我们只得硬着头皮去讲课。
我讲这个班的课时，从原始社会，类人猿变人开始，讲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演变的经济基础。着重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本质、矛盾和发展过程。我不敢吹牛，讲完后普遍受到好评，学员觉得有收获，有启发，我也在北航成了小有名气的教师。其窍门就在于我带着阶级感情教学。我领悟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上一切政治经济学派别不一样地方，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教师千万不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仅仅传授知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论》是一颗炮弹，是要击中资产者和土地占有者的脑袋。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在讲到这些地方我认为要能让学生与老师产生共鸣，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我在讲到资本原始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时，用了《资本论》中记载的无产者悲惨生活状况的大量材料，我不自觉地想到旧社会的情景，双目流泪，学员也为之动容，课堂鸦雀无声。这是我感情的真实流露！我院著名教授崔某某到了八十年代，还经常在一些人面前，夸奖我的课讲得好！
12.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1958年3月全国—些地方，出现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大社的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规模小，难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机械化的以要求，影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于是有人便把小社变大社，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自发叫“共产主义公社”或“人民公社”。
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考察时，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后来又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一时人民公社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关心的话题。农业合作化刚完成不久，又出了个人民公社，还急于向全国推广，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搞理论的教师也搞不明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教研室决定派一位教中共党史的潘老师和我去河南许昌，作一次实地调查。许昌的碴岈山人民公社，与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一样，是全国成立最早的公社。我们到达那里看到的是，全国慕名而来取经的二百多名干部。小小的村舍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人，临时搭了许多工棚，既是宿舍，又是饭厅。外面下有着大雨，道路泥泞难行。
公社的领导就在工棚内向我们介绍情况。说什么人民公社有许多优越性，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为一体，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等。说农民很拥护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说得天花乱坠。到了第三天下午，场院泥土刚干。见到一群农民鼓锣打鼓，抬着花骄，向我们这些外来的干部报喜，说花娇上抬的不是新娘，是他们公社为社员第一次发的工资。以后农民不仅吃饭不要钱，还与你们城里人一样每月按时发工资。后来也让我们参观了试验田，食堂等设施。在离开前的座谈会上，上海来的一位在农村工作的干部，提出了二个重要问题，一是你们这样发工资，国家有这么多钱吗？二是你们这样吃饭不要钱，你们有这么多粮吗？
在回来的火车上，可能是我在“天堂”吃饭中毒，又吐又拉肚子，坐立不安，不得己睡在火车的地道上，肚子痛得来回乱滚。潘老师请来了列车长，吃了点药，才算缓解。回校后，我们如实向教师，干部会汇报。在教研室开会时，我们的主任说，学校有一位教授，看了河北徐水人民公社，回来说，这种吃窝窝头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
二六十年代
1.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64年7月2日，为庆祝国庆15周年，一场空前庞大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上演。毛泽东和党国领导人都观看了演出。这次演出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由北京、上海的部队系统，70多个单位，共3700人集体创作编演的。为了传扬光荣的革命业绩，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北京市委决定邀请全市公务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看一次演出。
演出留给我终生难忘的记忆。可以说凡是观看过的人，无不欢欣鼓舞，一片叫好声。这是一部以歌唱、舞蹈和戏剧相结合的综合艺术表演，气势恢弘，震撼人心。看完后，深深认识到我们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在对敌斗争中前赴后继，勇于牺牲，建立起的新中国来之不易：深深认识到毛泽东英明，正确的智慧。该剧是对我们进行教育的最好教材，看后，思想轮转，久久不能平静。
去年我又在电脑视频上看了一遍，说心里话我有了新的思考。我认为暴力革命对人类来说太残酷了，毛泽东也不是神明，与蒋介石一样在革命和建设中都有错误，甚至罪行。我希望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与台湾合作，创作一部新的音乐舞蹈史诗，歌颂中国建设的艰辛，鼓舞人民实现中国梦。
2.“四清”运动
1964年，毛泽东对教育革命，作了许多指示，如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很摧残人，考试搞突然袭击，是用来对付敌人的方法等等。这年的7月，他同毛远新谈话时，又指出：“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等等。“四清”是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展的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旨是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内容为在农村要“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和清财物”。运动期间全国有数百万干部下乡开展这场运动。
1965年8月.由我校党委副书记带队，四，五年级全体学生与部分教职工，共1870人去山西临汾地区，上这门阶级斗争主课。我被分到这个地区的临猗城关的一个农村，领着四，五十个学生，分别住在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里是平原地区盛产小麦棉花，农民生活比较富裕，主要吃面食，粗粮很少，每天中午都吃面条。土地离村庄很远，每天出工，仅来回路途就得三个多小时。到了地头，农民习惯做在田头吸口烟，又是半个多小时，实际干活的时间很少，农民也没有干活的劲头。说什么干不干，二两半。干了一天得的工分有时还抵不上一碗面钱。
我们白天随农民一道劳动，读报，宣讲党的政策，交谈了解村里生产和干部情况，有时帮助核查大队小队的收支账目。晚上开各种会议，终日忙忙碌碌。运动开展了五个月，没有发现这个村有重大的四不清问题。只是进村时，要我们协助了解调查一起分尸案，说村里一个小孩被分尸几块，扔到不同地点，一直没有破案，是全国当时极少见的恶性案件之一。到我们撤离该村时，仍然是一桩悬案。
这门阶级斗争主课，就这样收场了。临离开前每人都写了书面收获，并说要放入个人档案袋中
3.三年大饥荒
我国主流媒体也叫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全国出现了严重农业歉收。国外媒体早就定性为三年大饥荒。到1999年在我国发行的（大英百科全书）“饥荒”条目，才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造成的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的饥荒”之一，造成多达二千万人丧生。直到2008年（炎黄春秋）杂志上，才敢报导：甘肃通渭出现“人吃人”的惨状。究竟饥荒死了多少人，至今也没有准确数字。
在大饥荒最困难的日子里，北航的师生一切教学工作仍有序进行。媒体上经常透露各地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主因是饿肚子，营养不良引起。北京市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给—定的糖和黄豆，以保障这部分干部建康，确保革命有后来人。为了增加食物来源我校员工，往主楼楼顶挑土，我和有些职工，去种上些大白莱头。实际上也是应付领导，安抚群众，根本难解燃眉之渴。学校还多次组织员工到清河一带荒郊，找野莱，我也跟着去。收获平平，因为野莱己早被农民吃得所剩无几。我记得最后一次挖野莱回来没有多久，我也得上了浮肿病。同时住进校医院的、像我这样的病人有三，四十人。此病无药可治，关键是增加营养。我们每早可以喝一碗豆浆，吃一个鸡蛋，中午莱里能见到一点肉末。住了不到一周，我们就出院了。
4.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又称文革（1966.5一1976.10）是建国以来，最动荡不安阶段，被称为“十年浩劫”。毛泽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寻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通过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把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中国才有发展前途。
1966年6月１曰，《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一时间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为什么红太阳商店，反修路等等。红卫兵还在街上剪行人的小裤腿、烫头发；揪斗学者，文艺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毛泽东这时却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他的笫—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发表，更把运动推向高潮。一张大字报，全国乱了套。
北航的红旗战斗队的头子韩爱晶夺取了党政大权。一天上午在操场，召开全院批斗大会。把系主任以上的第一把手，基本上都揪了出来，当作走资派批判斗争。我们教研室于主任，党支部书记孔主任。都是老革命，老干部，给他们的罪名是修正主义分子。起因是中苏决裂前，党委宣传部听取他们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方针是对的。因此认定他们是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等变相体罚。大会斗完，小会斗。在批斗他们的小会上，红卫兵要他们承认错误，他们坚贞不屈，死也不低头。红卫兵小将把于主任的脑袋按到讲台上瞌打，血流满面。
我与他们相处挺好，他们对我帮助很大，我一直尊敬他们。面对他们的委屈，我内心傍徨，纠结，当时我想，如果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也是，大家都是。况且他们并没有公开散布，是党内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有什么错？后来在有红卫兵参加的教研室会议上，我便提出自己的看法。岂料一个小将说：许老师你是保皇派，跟他们划不清界限。文革中我只是政治经济学小组的组长，也成了保皇分子。
5. 自动对号入座
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常教学工作中断，近5000学生全部停课，停止招生，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遭到全面破坏，处处笼罩着恐怖主义气氛，人们傍徨，恐惧，无助。人人都可贴别人的大字报，人人都可能被别人贴陷害的大字报。有些干部、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面前胆颤心惊，对国家，失去希望；对自己前途失去信心，最后走向自我灭亡。
单老师当时和我住在一幢宿舍楼，虽不在一个单位，但常有交往。他高中毕业，在学校负责文艺宣传工作。运动开展不到三个月，他就在宿舍自杀身亡。究竞原因是什么，人们都说他有历史问题。他经常情绪低沉，最后服毒自杀。杨老师是我的同事，教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他比我大二岁，湖南石门市人。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有学问，写有一手好毛笔字，是大家认可的秀才。我来北航时，他是党支部组委。我们都有密切交往，他曾经几次带我到北京大学找他们系的专家、教授取经。文革开始不到一年，有人贴他大字报，说他是三青团骨干。教研室的造反派决定开会斗争他。一天上午八时左右，红卫兵小将说，请老许和老王，到杨老师家通知他马上来开会。我们到他家后，家中开着大门，屋内外无人，厕所反锁着，打不开。老王个高，趴到窗上一望，大叫一声，老许不得了，杨老师上吊了。老王赶快从厨房，拿来莱刀，乒乓几下，砸碎了玻璃，要我爬进去，把厕所门快打开，他急忙跑到保卫部叫人。我从未干过这种事，心脏急速跳动，心想救人要紧。进去后，我首先想去掉他的绳套，但我一人怎么也解不开，心急如焚。我为了壮胆，嘴中不住说，老杨你不应该这样啊！。很快保卫部校医院来人了，认定他获救无望。
我离开杨老师家，才发现我的右手掌被玻璃划得鲜血淋漓，身上也是血斑点点。医治后，一年多才痊愈。杨老师上吊前，吃早饭时，坚持与他爱人，每人吃半个煮熟的鸡蛋，寓意两人即将分离。死后留下二个才十多岁女儿。文革后清查的结果，发现他是三青团的小队长，没有什么大问题。领导说他是自取灭亡，把自己划到牛鬼蛇神—边去了。
6.批斗彭德怀
1967年７月26日上午，我从阜成门外洪茂沟家中，赶到学校来开会，才知道要批斗彭德怀。我们拿马扎坐到学校的操场上，除我校师生外还有部分地质学院的员工，约有几千人。当时我想，北航造反派头子韩爱晶这个人真不简单，居然能把这样一位大人物揪了出来。参加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吴啥等人。批斗时间不长，会后被一一押上卡车，游街示众。当我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还看到押解他们的卡车，在口号声中缓缓驶过。
这是北航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我一生中难以抹去的反思。我敬佩彭德怀，我为他的下场鸣冤叫屈。他功大如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有什么错，有什么罪？我怒斥韩爱晶，为他后来的下场，被判刑叫好！韩爱晶是江苏涟水人，生父为革命牺牲，继父是一个干部。性孤僻，后考上我校，文革中与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等人，被公认为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他在批斗彭德怀的内部小会上，带头对彭老总进行逼供和殴打，致使肋骨骨折，肺部受严重内伤。1983年，依法判处韩爱晶有期徒刑15年。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我更憎恨以中央文革为首的极左势力，没有他们这帮人的授意，韩爱晶一伙也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胆大忘为。
7.老子英雄儿好汉
1966年7月全市风传这样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对联的意思很明确：老子是老革命，儿子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老子是“牛鬼蛇神”，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难怪有人说，这副对联是“鬼见愁”。对联在北航一贴出，产生轰动效应，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
一天的黄昏，当我路过2号楼前，看到台阶周围聚集着许多人。一打听，说是红卫兵正在辩论这副对联。我心想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不是表态了吗？他说这副对联是“血统论”，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翻版，还有什么好辩论的。正在此时，只见一位红卫兵，高声问一位年轻老师，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对不对？这位教师回答说：“当然不对”。话音刚落，这位小将“叭”一声，打了这位无辜教师一个耳光。
文革期间，我们家住在阜成门外。坐在公共汽车上，我想到我们教研室的叶老师，红卫兵无中生有，怀疑她是叛徒，在辩论会上她据理反驳，被红卫兵一巴掌，打倒在桌子底下，精神受到严重创伤，至今未愈。如今又看到红卫兵亲自动武。心想辩论会成了流氓打人会了。
当年红卫兵其所以如此嚣张，说穿了有最高统帅撑腰；当最高统帅态度一变，又开始抓“5。16分子”，把红卫兵打翻在地。
8.慰问老院长
我一到北航，就有人向我介绍院长武光的先进事迹。说他1926年，年仅15岁便接触了共产党人，开始政治活动。1928年，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一面宣传反帝反封建，暗地里却宣传共产主义。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国民党拘捕。他在法庭上怒斥法宫，做了7年监牢。他把牢狱作为扩大共产主义阵地，自己独立成立共产党支部。出狱后，为了找组织，他不顾日本飞机的狂轰烂炸，奔赴延安。经过多次曲折审查，他矢志不移，终于恢复了组织生活。在担任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期间，他以拉人力车为掩护，为党作了许多贡献。1954年，他被任命为北航党委书记，院长。
我进北航笫一次过组织生活，就同他在一个小组。每次开会他从不迟到，不早退，和我们一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平易近人，没有官僚习气。他深人学生食堂，同校工一道挑土挖荷花池。在一次支部会上，他要我们给他写个讲稿，谈谈解放以来的新气象。党支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根据报纸上一篇文章，加以发挥。指出解放以来有十多十少，自行车多了，走路的人少了；吃饱饭的人多了，乞丐少了等等。后来他通过广播把我写的稿子全部念了一遍，并说这不是他写的。他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58年大跃进，他坚持学校学习笫一，抵制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他认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应该是教学，为此受到市委严厉批评。不久，他被调到新疆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
文革中武光受到红卫兵的批斗，遭受痛苦折磨。北航红卫兵把他巧妙地藏了起来。一天教研室的龚老师和陈老师，约我和其他二位老师，躲闭暗哨，在集体宿舍一个房间去慰问他。他说我在旧社会，有过多年的牢狱生活，什么苦都吃了，这点考验不算什么！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实在少有！。文革后，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继续关心着北航的发展。为我们系联系研究员，协助我们提高教学质量。
北航人都很怀念他。好人长寿，如今他己103岁高龄。
9.抄家
文革中抄家是一种常态。我校党委副书记胡孝宣家，被抄出一些有蒋介石头像的旧邮票。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说他企图变天，留恋旧社会。我老伴爱好集邮，看到形势不妙，我回家后赶快把老伴保存的珍贵邮票付之一炬，以除后患。岂料有一天晚上，老伴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突然来了七，八个造反派成员，一进家门把我九岁的女儿关在厕所审问，并动手打她；把我十一岁的儿子关在小房间问话。同时家里箱箱柜柜，旮旮旯旯，被他们翻了个遍。老伴紧张得一个劲要喝水，要上厕所。我虽然惶惶不安，但我想到前几天，中央有一个文件不许抄家，我就跟这些懂得法律的家伙、有的还是我们的好邻人争辩。我说你们搞法律的凭哪—条、哪一款来抄我们家？这些话都是对牛弹琴，浪费吐沫，他们根本不听。
经过二，三个小时的折腾，最后把老伴押上汽车，带走了。汽车开行前，留下一句话：“有事情会通知你！”那夜我无眠，坐如针毡，想得很多。当抄别人家时，我的心情是漠然无情，无痛苦感。事到临头，才体验到抄家对人的精神和人格的打击。在那种无法无天，混乱的年代，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第二天一早我找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要人。留给我的记忆是他们对此事也知道，告诉我你先回去，不要急，会放人的！过了二，三天老伴才回来。
事后，我才知起因是，老伴是他们单位，仅有的铁捍保皇派成员，她们收集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张鼎成的一些材料，证明张是个好干部，造反派就是为追讨这些材料来抄家的。这就是荒唐的文革，带给我们家的灾难。
10.—场激烈的辩论会
1968年，我们教研室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召开了一系列的小会大会。事先由造反派的领导人提出要清理的重点人。针对每个人成立专案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小组长，负责内查外调，初步摸清重点对象的问题。然后，通过教研室大会，请当事人到会交代、检查、批斗，最后由群众审核，报上级审批。
在北航众多单位中，其他单位清理阶段，都很顺利，领导决断定案。唯有我们政治教研室，还有校医院这两个单位，领导感到碰到老大难问题，收不了场。关键是我们政治教研室有几个刚直不阿，不跟风，不唯上的老师。
小小的政治教研室不过30多名教师，要清理的对象就有5人。其他老师的问题，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只有陶河笑老师的问题，难以定夺。文革中陶老师主动交待了反右运动中自己曾写日记，同情全国知名的一些右派。造反派成员口口声声说他是一个右派，应定性为漏网右派，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始没有反对意见，我想大家有顾虑，怕首先表态，枪打出头鸟，弄不好把自己也划成了右派。首先站出来表示疑异的是吴大中老师，明确提出反对。接着造反派中有人指责吴老师是陶老师的同学同乡，有包庇的嫌疑。在这个时候我毅然站到吴老师一边。我觉得陶老师是自觉向组织表白的问题，不应拿来定罪。再说他一直表现很好，并没有反党行动，不能扩大打击面。双方激辩中，彼此怒目相视。特别是每次吴老师发言时，有理有据有节，常常一次发言就是—个小时。大家很爱听。
文化大革命冤枉了许多善良的人们，所幸我们的这位可敬老师，为人坦然、坚强，没有被人推到敌人一边去，最终成长为教授。
11.非正常死亡
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不仅有许多人被审查，被批斗，也有一些人含冤而死。这里只讲我的所见所闻。
一天午饭后，我去主楼办公室休息。当我上楼梯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我走一步，她也跟着上一步。我从下一看，是教基础课的一位女老师。过去我们经常见面，我进教室，她走出教室，有点头之交。所以见到她，我也没有与她讲话，彼此仍微笑示意。我坐在办公桌前休息，还听到我顶层皮鞋击地的响声。不到一刻钟，听楼下有人大叫：快来人呀，有人跳楼啦！等我从四层奔下去，只见围拢—圈人。挤上去一看，正是那位女老师。接着保卫部，校医院来人查验，宣布人己死亡。保卫部有人跟我透露，运动以来，北航主楼和四座副楼门洞前，都有人从高层跳下，自杀身亡。最惨的是校医院—对夫妇不堪运动的陷害，全家自杀。
北航“校志”对这些无详细资料，但写了一些实情。文革期间，北航院内成立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就有我们教研室的二位教师，也成了运动的冤魂。
12.墙头草，随风倒
回想文革期间，我跟随共产党做了许多蠢事，作了许多虚功，真是后悔。中央文革指示一发出，我们这些不明事理的人，便跟着韩爱晶的指挥棒起舞。武汉爆发大规模武斗，韩爱晶积极组织全体师生，到京西宾馆去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我也跟着去了。其实武汉的事，和我们这些教师有多大关系！中央文革发出“揪军内一小撮”，我也随队伍，到郊区西山一带的军事机关前，挥舞小旗，示威游行。在路上步行来回七，八个小时，夏日炎炎，又渴又累。大家一路用边聊天，边嬉戏，来转移疲劳。这纯粹是浪费青春，吃饱了，没事干，被忽悠。游行回来没有多时，最高指示说：”还我长城”，意为谁让你们去揪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要毁我们的江山吗？风向剧变，造反派从此也遭殃了。真是出尔反尔，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群众包括我一头雾水，无所适从。
文革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也造反。1967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震惊国内外。我也跟随造反派队伍到现场助威。大家拍手欢呼，齐唱“东方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个个好像吃了耗子药，兴奋得了不得，以为伟大领袖真成了世界主宰，皇帝。
事件的结局。我们的总理周恩来感慨说：“由于斗争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直到1971年，周恩来不得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英国政府公开表示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
这一系列荒唐的事，使我逐渐认识到，遇事要动脑，不能盲从不能随风倒。
13.不三不四派
文化大革命后期，党员恢复过组织生活，开始整党。把在文革中，表现不够格的党员，清除出党，纯洁党的队伍。造反的红卫兵党员，由于出生好，又紧跟中央，作个不痛不痒的检查，很快便过了关。我是属于重点帮助的对象，几次检查都得不到认可。
我检查说，在文革初期，我是保皇派，保校领导、教研室领导。后来我随大流，大家不想去、不愿干的工作，我都积极参加。比如要支持工厂造反派，让我去协助，我毫不犹豫，打着背包就出发。让我去北京火车站，维持混乱的秩序，三餐不定时，我也是自愿前往。要支援同仁堂药店职工造反，我也跟着造反派一道去呐喊，助威！尤其是大家不愿看校门，因为值夜班不能睡觉，我在那里一干就是几个月。在那里非常幸苦，不仅睡不好安稳觉，而且站在校门口，像疯子一样，见到行人便高声大叫：“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等等。叫得口干舌燥，这个岗位也不是好干的。因此我认为自己不是革命派，也不是逍遥派。我对得起党，我是个不三不是派。
当我话音刚落，会场一下沸腾起来，乱了套。教研室一位最年轻的红卫兵党员萧遥老师，非常气愤、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我说：”许老师你不是什么不三不四派，你是死心塌地保皇派，是教研室走资派的大红人。你在运动中有的发言，具有鼓动性，起了坏作用。’还有几位老师表示支持她的意见。我想不通，心想你刚来教研室不久，文革中，又生了二个娃娃，经常不上班，倒成了革命派。这次你很快就过了关，而我积极在文革浪潮中’游泳’，却再三被批。再说教研室有二位老教师，和我同来北航，工作、教学上不认真，这次倒成了革命派。这不是是非颠倒吗?我决心顶着，不认错；他们也坚持不让我过关，彼此僵持着。这一来使我很痛苦，那段时间脑子想得很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甚至哭泣。过去的运动整别人，没有体会，这次整到自己头上，才知道运动整人，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我要感谢潘老师对我的启示。他对我说:“老许，你要学会脑子转弯，适当时要妥协。你退一步，跟他们唱一个调，问题不是就解决了。”他说：“文革初起，我起来夺权。谁知很快，红卫兵又夺了我的权，说来说去都是自己斗，没有是非。”我听了他的劝告，问题很快解决。不料潘老师几年前，己老年痴呆，这就是人生！
事后，我才逐步领悟到，我们教研室整党时的真正领导权，仍然掌握在造反派手中，造反的红卫兵党员整保守的党员。有人说，文革是共产党窝里斗，说得倒也形象。如果再来一次文革我愿向萧遥老师学习，在家生孩子，抱孩子。像我的八弟学习，当逍遥派。这是聪明之举，利用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远离红尘，远离是非之地。
三七十年代
1.家迁湖北沙洋
家是人生的乐园。人总要结婚生子，立业成家。我结婚后老家远在江苏，小家从一无所有，到1969年才总算有了个安乐窝。地址在阜成门外两间一套的楼房。教研室同事看了，对房屋的面积、质量都赞不绝口，很羡慕，认为比北航强。
这处安乐窝还没有住几年，却面临迁家的抉择。原因是老伴所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文革的重灾区，媒体终日高叫：砸烂公、检、法！。老伴在1969年初己到湖北沙洋干校，留下十三岁的和十一岁的儿女跟我生活。母亲的天性，往往不放心孩子。而我这时也面临去干校的抉择，因为北航的最高领导韩爱晶发话，政治教师文革后一个也不能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征求我意见，我找到革委会副主任听他关于我迁家的意见。他认为孩子放在母亲身边最好，再说北航老师不久也要到干校锻炼。
迁家的具体工作很繁琐，很累人。我一个人里里外外忙了几天。儿女都挺懂事，帮助我作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我还买了一台缝纫机，一块手表随行李带去沙洋。孩子上车时，我看他们很高兴，这种高兴是出于无知，他们不知道未来生活的艰辛。汽车开动后，我的眼泪不住往外流，一方面觉得孩子很委屈，很可怜，另一方面觉得我和老伴未来的前程一片空白。
2.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让干部、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劳动场所。《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的一封信的内容，其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型工厂。。。。”霎时间，许多省份闻风而动，各种干校不一而足。
1978年我校就在河南确山办了一个干校，派了先遣部队去打前站。我是1969年，随学校近千名员校职工，来到这里。生活条件比过去到过的农村好多了。大家分散在不同的村镇，我所在的村叫李楼。一座二层的小楼房住着我们七、八个个人。
我们这些干校的学员中，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走资派，科技人员，教师，反动学术权威，还有拖家带口的小孩。河南是我国的粮仓，主产小麦和水稻。我们正赶上插秧季节，领导提出插秧会战，竞赛。插秧需要弯腰，不到一小时便感到腰酸背痛，水中的蚂蝗又趁机吸我的血。竞赛的名次，我只排在最后几名。我想名次不重要，只要踏踏实实干，保质量就行。
有一天，大家正在田间劳作，突然大雨不停，浑身上下被浇了个透。大家纷纷回转。看那一个个众生相，令人发笑。有的双脚陷入泥里，欲拔不能;有的拿衣服顶在头上；还有的用饭盆扣在脑袋上。我佩服院长王大昌，他跟我在一个班。文革中说他有历史问题，和我们一起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好像没有下雨一样，慢慢悠悠走在最后面。我们边谈边笑，走到住处。他为了申冤，每晚点着油灯，坐在床上，用双腿做台面，写申诉材料，直至深夜，第二天照常和我们一道上稻田劳动。
在干校，继续搞大批判。我校有一位陈教授，他对别人讲：五七干校不知何时是个头，说不定，会变成“无期干校”。领导要我和吴老师，分别写文章批判他。我们坐在一个小房子里，大眼瞪小眼，憋到深夜，也动不了笔。心想就是这一句话，没有材料，文章很难展开，展开了，就只能给人扣大帽子。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定案材料，扣几个帽子，对他也无大碍。我很快些了几句，敷衍，交差。而吴老师却很认真，一夜没有睡觉。从此我领悟到，运动中的事，上面忽悠你，下面只能上行下效。
我们住在小楼的上层，一上楼梯就是一个个紧挨着的地铺。一天夜里，张文龙老师突然惊叫起来，打开手电筒一看，一条大蛇正往洞里钻。后来，张老师在洞口，架起几个刮胡子刀片，说是给蛇实行剖腹刑。我们虽然住宿条件比较简陋，但我们的伙食相当好。有自己种植的大米，有猪场，到附近水库打鱼。当地农民说我们：“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着一块大手表。”这是真实写照。
我在干校只呆了八个月，就像1957年下放一样，突然提前通知我回校开课。我一个人坐在回校的火车上，内心五味杂陈。回想停课这么多年，北京连家都没有了，把老祖宗的《资本论》也卖了，所有的教学资料都毁了。回去怎么教这门课！再想想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己四十岁，书呆子一个，不干这行，可能牺牲更大。在无奈、凄楚的精神世界里，独自一人扎到图书馆，猛写讲稿，迎接新挑战。
3.战备疏散
1969年3月至9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几起武装冲突。毛泽东判断前苏联很可能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甚至可能使用核武器，形势严峻。在此背景下，开展了防范“新沙皇’的侵华战争。1969年8月，中央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一致对外。《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指出:“不管你们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北方的一些城市，特别是北京一片慌乱。许多人离开北京，去偏远城市投亲靠友。旧货店顿时生意兴隆，一个大立柜只要20元，写字桌10余元。北京站人群拥挤，秩序大乱，人们犹如逃难的难民。
我和学校部分员工，疏散到平谷大华山人民公社一带。我们白天跟社员一起，分散在山里挖防空洞。三、四个人一组，负责一个洞口。领导一直强调安全第一。即便如此，其他组还是发生了伤人事故。我们还组织拉练，深更半夜突然吹起集合号，在黑夜中爬山急行。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学校的第一书记王恒和军宣队员也来到这里。王恒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闯荡过大大小小的城市村庄。他记忆力好，又会讲一嘴普通话。为人也很随和，大家都愿意跟他闲聊。他用历史上许多英勇故事说，苏修打来了也不可怕。你们想平谷这一带都是山区，我们地形熟悉，跟敌人兜圈子，也会把他拖累，拖垮。说得似乎轻松，也合情合理。军代表说，这次如果苏修打过来，肯定会是大批坦克开道，因为东北及珍宝岛一带大部分是平原，有利于坦克的纵深挺进。听他这一说，真感到形势的严峻，好像敌人很快便到眼前。
大家虽然战备观念很强，随时准备迎敌，但在生活上却很轻松。一天跟几个老师去爬山，一是为了锻炼自己爬山的能力，二是为了观山景。马吉锁和王景祥很快到了山顶。站在上面向我和邝老师嚷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邝老师爬在我后头，说：“老许，不要怕，我保护你，你把脚尖踩准了山石的低洼处，踩紧了，再提另一只脚。”我一看脚下像万丈深渊，心里开始发慌，稍一松懈，不死即伤。幸亏邝老师用他的另一只手，托着我的一只脚，准确放进石隙中，如此一步一步成功登上山顶。马、王二位老师说，刚才许老师真危险，邝老师立了功。后来在许多场合我都感谢邝老师，这样一位好同事，可惜早就离我而去！平谷是盛产核桃的地方，核桃个大、皮薄，每斤只有三角钱，大家大包小包买了个够。那一年也是我们家吃核桃最多的一年。
有人说战备疏散，是林彪试图夺权，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发布中央一号令，造成社会秩序大乱。近年来，很多有识之士，驳斥这种无稽之谈。战备疏散是毛泽东亲自抉择，其具体安排是周恩来实施的，怎能怪罪于林彪。
4.工农兵学员
从干校回来，面临的形势是文革中航空工业，遭到极大冲击和破坏。国家急需航空工业人才，首先是航空管理人才。因此要我为60人的的航空管理班，开设政治经济学课。接着到1976年，学校招了几届工农兵学员，共5500多人。这些年，我都要承担二、三个大班的教学任务。这批学员只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虽然家庭出身好，有一定实践经验，但毕竟文化功底欠缺，受到教师们普遍诟病。而他们却很自负，不尊重老师，认为老师是个臭老九。不少人上课不会、不愿记笔记。政治课留给他们的作业题，不是白字连篇，就是语不成句。政治课还好说，上专业课有的学员，一学期不记一个字，成了教师议论的笑柄。每次教务处开会研究教学，对这批学员几乎没有好评。有教师讲，这是文革作的孽，影响了许多孩子的前程。
这批学员毕业时，正是各单位急需补充人员的好时机。我们教研室也需要人，从人大、北大来了二位。其中一位姓刘，是我校一位老干部的孙子。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坐在办公桌上，对人爱理不理，甩着两条腿。后来让他跟一位老师讲一次课，他仍然没有修养地坐在讲台上与学生说话。开会时大家跟他提意见，他竟然说：“这是小节，习惯。我爷爷打日本鬼子，吃饭时，都做在地上。那时哪儿有饭桌和讲台？”
一天，王震将军视察北航，领导向他反映工农兵学员的质量的问题。他断然回答：“在高等学校工农兵出来的教师，一个也不能留，全调走。”北航和我们教研室，没有完全听从他的意见，留下了极少数。
工农兵学员本人无过，过在朕恭。
5.开门办学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高等学校本来不应该再折腾了，但市委却继续贯彻开门办学的方针。开门办学是文革年代的口头禅，也是办学的指导思想。源头来自毛泽东：“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意为要到工厂农村去办学。
第一次，五系决定派二个班的学生，到哈尔滨一个很大的飞机制造厂去办学。我以为不会派我去，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政审不会通过。出我意料之外，领导派我和哲学教研室的马老师去完成这个任务。同去的还有党委书记王振乾和几位教业务课的老师。党委书记去的目的可能为了总结经验，准备推广。业务老师想利用工厂的条件，使课程内容与实际相结合。而我们去的目的是要了解工人学生，使教学有的放矢。当学生上业务课时，我们去车间做些调查并和工人一道劳动。我看工人一按电钮，自动吊车就把一堆钢材，不费吹灰之力，轻轻吊起，放在指定地点。我好奇，经过师傅同意我也一试，差点儿砸了工人的脑袋。吓得我从此进工厂，便谨慎多了。二个月课程结束，老师们坐在一起谈些无关痛痒的体会，算是交了差。我与马老师想趁机考查大庆油田，党委书记立即应允。我站在一个个采油架下，对祖国摘去贫油帽高兴，另一方面也真切体会到石油工人生活的艰苦。
第二次，我随三系的二个班，到南京的一个飞机工厂开门办学，随同的还有教发动机课和英语课的几个老师。去南京我当然很愿意，因为可趁机访问母校，还可与南方的亲友团聚。
第三次到西安。这是我从未去过的城市，文化古迹很多。当业务老师上课时，我便把西安主要游览地逛了个遍。
在西安，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们上课的教师所用的教学材料，包括政治课资料，都需要教师和学生一起，用刻钢板和手印解决。那时国家经济困难，教学没有正式出版的资料，只能靠老师自己自力更生。想想多悲哀！我除了向学生讲课外，有时还跟他们讲党课。学生问我：'我们几乎天天宣传社会主义好，为什么连教学资料都没有？为什么社会上这么多乞丐，在饭馆里，乞丐往顾客饭碗吐口水。老师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吗？”“社会主义好为什么农民往城市跑，跑到城市，又说他们是盲流，用火车押送回乡？”我无言以对。这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确切地说这是党的尴尬！
6.家迁回北京
我在干校只呆了几个月，便调回北航继续从事教学工作。老伴女儿仍在干校。儿子在湖北蒲圻一家军工厂当工人，我去看过他，工作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他才十四、五岁，从事成年人的繁重体力劳动。吃得很差，还吃不饱。卫生条件极其落后，吃饭时苍蝇跟着饭碗转，赶也赶不走。既拉肚子又得上急性肝炎，一度生命非常危险。我们通过组织想把儿子户口迁回北京被拒绝。理由是即使原来户口在北京，父亲在北京工作，也不能迁京，这样的孩子太多，城市容纳不了。那几年我们就在这种精神生活极其压抑的环境里挣扎着。
我们想宪法规定人民有迁徙自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等于一纸空文。许多家庭解体，人民居住权得不到保障，推给个人解决。自己怎么解决?听天由命吧！突然有一天，我刚上完课，有人通知我去高检北京留守处接女儿。真是喜出望外，万万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大好事。高检考虑到我们的困难，加上高检是撤销单位，留守的干部已不多。所以同意我女儿先期回京。我与女儿住在北航教工集体宿舍，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不几天便替她联系好了北航初中二班。大概不到一年，老伴调来北航工作，儿子也一同回京。几经周折，至此我们才算又开始在北京安家。从住集体宿舍，到后来搬到二间一套的平房，再搬到二间一套的楼房，然后进一步升迁至六层三间一套的楼房。十几年间像老鼠搬家一样居无定所。老伴有严重哮喘病，上六层高楼不便，再有煤气罐往六层搬很费力，不得己，像傻子一样拿三间换现在的二层二间一套的旧楼房。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奋斗一辈子，没有土地私有权的房产。
我的住房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住房制度的失败。常言道，安居才能乐业。人民居无定所，动不动被强搬、强拆，哪来的幸福生活！
7.起死回生
老伴调来北航，校人事部门首先考虑，让她去北航附中担任语文课教学，她不愿意。不得己被分配到社会学系，搞资料工作，与我在一个单位。资料室图书灰尘很多引起她哮喘病大发作，校医院久治无效。北医三院没有后门住院很难，校医院金大夫怜惜她年方40有余，儿女年幼，决心全力救治。她用救护车将老伴送至急诊室，说明病情、交涉、奔波。这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好大夫，没有她的勾通，后果不堪设想。老伴住进医院，当夜二时左右，我坐在她身边，只听见她从喉咙里发出的阵阵哮鸣声，声声刺痛我的心，脑袋一团乱麻。忽然一声呼叫，脸色苍白，向我交待了遗言，话刚说完，呼吸停止，出现休克。病友见状，马上跑来了六、七位大夫，经过几分钟抢救，终于起死回生。
人的生命既脆弱，又顽强。那一瞬间，如果救不回来，将让我们遗憾终生，家也不是如今的家了。抢救了过来，并且又活了40多年，今已87岁。可见生命又很顽强。我深深感激抢救她的众多医务人员，深深感谢系里的领导和同事。在她哮喘大发作的十天十夜里，我的教学工作一切照常进行。因为教学任务繁重，主讲教师很少，一个萝卜一个坑，根本不允许请假。系领导发动大家，特别是女同胞，轮流照顾老伴的生活。有的老师做好饭菜送至老伴身边，喂饭喂水；陈志良老师还送来一只老母鸡，让老伴补身子。充分体现同志、同事之间的情谊！
她原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时，就是有名的病号。到北航来不久，就生了这场大病，险些丧命，很快她又成为北航有名病号了。人们一提到她，普遍都认为他聪明，机灵，可惜病太多。对她能活到今天，无不惊叹，感慨！
8.唐山大地震
1976年，中国一系列灾难事件吸引了世界眼球。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与世长辞，7月28日唐山市发生7.8级大地震。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事件。唐山市建筑基本被摧毁，市区51万人口，震后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人伤残，财产损失30亿元以上。地震发生在深夜，我们全家四人突然听到邻人大叫，开灯一看，灯头强烈晃动。老伴大叫，地震了，快跑！所幸我们那时住在平房，许幸几大步跨跃，便冲了出去，接着是老伴拽着许青边穿衣边急步到门外，感到大地仍在颤抖，彼此抱着怕摔倒。我反映迟钝，走出房外只见房屋，树木仍在激烈摇晃。人人心情紧张，但人人嘴里又彼此说个没完。直到地震平息也不知震源在何处，但确实有人听到震前的轰鸣声和耀眼的白光。
到了上午的八、九点钟，学校的大喇叭才开始发紧急通知。宣布全校停课，一切以抗震为中心。要求大家离开建筑物，设法到旷野地方居住等等。一时学校正常秩序被打乱，所有的人都忙碌起来，有搬床铺的，搬煤气罐的，桌椅板凳的等等。天宫不作美，哩哩啦啦下起雨来，到了夜晚下的更大。这时大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遮雨布。当然有帐篷更好，但那时国家哪儿有这么多帐篷，帐篷要紧急调往唐山灾区。切记得地震后第一天，北航有遮雨布的人家很少、很少。我们就用很小一块塑料布，放在树林中的单人床上，让许幸和许青睡。我们老俩口，在学校北门外，打着雨伞，脚被泡在水里，和许多职工坐在一起，彼此聊天，消磨时间，度过一个令人无助、凄惶的夜晚。到了第二天，发给我一块双人床大的塑料布，于是又从家中搬出一张单人床，合并成双人床，一家四口在风雨声中，度过第三个夜晚。
这块塑料布至今我们舍不得扔掉，有历史意义。不过更主要原因是怕再来一次地震，可能会有用场。我们住在北京常常怕再发生地震，虽然现在物资比几十年前唐山大地震时丰富多了。但我们非常担心，如果再来一次7.8级地震，北京的住宅，近些年来因不少人家进行野蛮装修，也许坍塌更多！
9.毛泽东逝世
1976年，我们还没有从唐山大地震的阴影中走出来，9月9日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宣布毛泽东逝世。我听了一时不知措，脑袋一片空白，好像心中失去了什么东西。我立即找同事议论，彼此寄托哀思。很快便看到街上很少行人，行人无不脸色忧悒，低头疾行，有的已自觉在胳膊上戴起黑纱。几天前，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人民日报社副组编李庄，听到毛泽东逝世消息，他跌跌撞撞回到宿舍，十几分钟的路程，他竟走了一个多小时，想回东单煤渣胡同，却走到了东四。我想这不是自编笑话，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也是如此。
9月11日至17日，是瞻仰毛泽东遗容的时间。我随同学校师生在凄楚的哀乐声中，胸戴白花，胳膊缠着黑纱，两人一排从毛泽东遗体两侧，缓缓走过。大家压制不住心头极大悲哀，无不流泪，甚至失声痛哭，昏倒在地。9月18日下午，空前规模的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逝世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会场设在天安门城楼前，临时搭建的高台上。横幅标语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披挂着黑纱的毛泽东巨幅遗像，悬挂在城楼中间。高台正前方和二旁放着许多花圈，广场群众列队肃穆，当国家领导人站好位置后，三时整，王洪文宣布大会开始。百万人默哀三分钟，有几百人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音乐。华国锋主席致悼词说：“我们要花悲愤为力量，继承毛主席遗志，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会后，我对后一句话，在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心想究竟是指谁？我以为仍然是指邓小平呢！中国的政治就是让我们这些小民终日猜谜语！
10.纠结的黑户口
我们的儿子随母去湖北干校。高中没有毕业，便去湖北蒲圻军工厂当工人。我在北航工作，他母亲也已调职北航。可他的户口，就是不许进京落户。没有户口，没有饭票、布票，油票。不能上学，不能工作，成了黑户口。找单位的领导，找派出所都是推诿，打官腔。写申诉书到处投递，如石沉大海，渺无音信。我们到北京市有关单位，甚至到国务院信访办，也是官腔十足，空话假话连篇。看到国务院信访办门前，全国上访人员冤屈比我们大，看到上访人员的生活比我们艰难，看到他们吃的住的与乞丐无异。无限感慨！党啊！人民怎么这么无助！这么不幸！我与老伴，为儿子取名幸，是有感于解放后人民会过上比旧社会更幸福的生活，希望儿子前途美好。而今孩子却落到如此下场，连在北京郊区上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心里是这样想，但那时连这样话也不敢向别人说。闷在肚里，六神不安，苦闷、彷徨。
但我们在儿子面前还要鼓励他自我奋斗，向前看。他正是少年气盛，人生的十字路口。学好、学坏都容易。我们安排他先到江苏，他大姨所在的农村上学。他爱学习，肯动脑，很懂事。在大姨家对着收音机自学英语，学习很有长进。即便如此，他学成回到家中，仍然是北京多余的人，学习、工作没有着落。
此时，我所在的教研室教师己全部下放到各个系，系总支书记、系主任是我的领导。有一天，我找他们谈话，把我儿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不幸，以及为他户口的事，我们历经周折，到处碰壁，感到无助，无奈。内心非常痛苦，我们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听从党安排，响应号召自觉迁走北京户口，如今倒反变成黑户口？系领导得知后很重视，专门开了一次会议研究我反映的问题。很快通知我说：“向你孩子这种情况，北航就不少。走大道很难解决。现在采取迂回的办法，可先让你孩子去北京郊区落户插队，再做打算。”我们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让儿子去昌平马池口公社落户插队。不多时，邓小平主政恢复高考，儿子考上了大学，户口问题才解决。从此儿子走上人间坦途，读博士，出国留学，成了麻醉医师。
中国的户口制度，成了不幸人们头上的紧箍咒。
11.七十年代的教学
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频繁，经常冲击教学秩序，停课的时间很多。到七十年代，特别改革开放以来，运动虽然也不少，但正常的教学仍有序进行。就七十年代的课堂教学来说，我们这门课的内容也有一些变化。五、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课，强调通过这门课，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攫取剩余价值，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七十年代内容有了一些调整，重点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部分。课堂上除了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外，主要阐述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那本书的原理。
这个时期的学生对学习这门课的态度，比五、六十年代有了一些变化。过去学生对这门课的内容很少有异疑，甚至有些二、三年级的学生，想转学，觉得对政治经济学很有兴趣，闹着转系。到了七十年代，学生经历的政治运动多了，看到国家、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来回折腾，思想上出现的许多疑问，得不到正确解答。对这门课产生消极情绪，学生上课普遍不听讲，做业务课作业。有的爱提疑难问题，刁难老师。而这些问题也都是现实问题，如果实事求是，本不难解答，难就难在教师不敢讲真话。如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社会主义好，为什么生产力上不去，生活水平低等等。总之马列主义理论教学严重脱离实际，引不起学生兴趣，出现了危机。苏联的解体，改革开放的实施，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须迎接新挑战。不然我们这些教师便要从讲台上，败下阵来。
我碰到过这样一次很尴尬的讲课。一天当我讲到，在西方航空航天科技迅速发展，我国航空工业技术也在发展时，用了一段材料，说明我们的技术已超过美国。学生立即站起来说:“老师！这个材料是吹牛，美国早就超过我们了。”我举起手中的卡片说，“我是摘自《人民日报》！”学生反驳说：“老师啊！《人民日报》你也相信啊！”大家听了，课堂上笑倒一片。后来我问这个学生：“你从哪里得知这些信息?”他说：“我爸刚从美国考察回来，听他讲的！”从此我对<人民日报>这些主流媒体起了戒心，看这些媒体，脑子要多根弦！。
四八十年代
1.深圳调研
深圳特区，在初建的过程中，我校许多职工不理解中央的政策，感到困惑。教研室要我、周老师和吴老师去深圳调研，限定5天往返。时间紧迫，为买飞机票三人轮流排了十小时的队。一下飞机就听政府的工作人员，介绍深圳的由来，性质和发展。我们听了很受启发。
（1）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当时许多人想不通，为什么内地人不能随便去特区，香港和外国人却可以自由进出做生意？这不是旧社会的租界吗?甚至有人说革命了几十年，一觉醒来回到解放前。可见人们对开发特区，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其实租界的特征，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别国，让出一块土地供外侨居留或经商，帝国主义可在这里设立法院、警察、监狱等专政机关。我们亲眼所见深圳并非如此。
（2）我们一到深圳，见到街上贴的标语，猛一看，很难接受。如”时间就是金钱”。这不是我们在课堂上，经常批判的一切向钱看吗？“获取最大限度利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不是在的课堂上，我们揭露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吗？深圳的意识形态和内地的差异一目了然。但我想这也正是深圳的特色，应老老实实承认。
（3）到了深圳，我们才体会到，在这里设立特区是形势所逼，不得不如此。这是得人心、发展本地区以及全国经济的创举。因为香港是个自由港，钱放在哪里保险，人们不害怕发生政变，虽然只有600多万人口，但经济很发达，人民生活很富裕。而深圳地区老百姓生活极其贫困，历届政府对老百姓物质、思想上控制又很严，群众普遍认为香港自由。因此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许多人偷渡香港，一批又一批，文革偷渡达到高潮。当地政府采取许多措施，甚至边防军开枪，也无济于事。有的村镇长，党支部书记，宣传干部都跑光了。我听到后面一句话极其震撼。心想这哪里是社会主义好，明明是资本主义好，不用宣传老百姓自发往那儿跑。死都不怕！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究竟谁怕谁?说穿了，我们怕资本主义！所以当局连老百姓逃亡的真相，对我们这些党的喉舌，都不敢披露。
返校后，党委宣传部让我在部分干部会上，讲去深圳的感想。我便按上面的观点发挥。但是我把逃亡造成的原因主要归罪于“四人帮”，为我们的党争点面子。
2.厂长培训班
1976年粉粹“四人帮”后，通过拨乱反正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全国各项工作逐步转向正常。1980年上级领导委托北航经济管理系，培训航空工业部下属工厂的厂长。目的是增强他们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思想政治水平，着重引导他们的思想转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来。
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主要由我负责完成。这批学员人数不多，首批50人左右，学习时间半年，最后考试。但他们实践检验很丰富，有的厂长己在工厂干了二十多年，阅历要比我多。我只能一边讲课，一边向他们请教，既当先生又当学生。我制定的讲题反复征求他们的意见，最后才敲定。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及其伟大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争论的历史背景、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公有制与私有制、改革与开放等等共10个专题。
前面两个题目，我请中央党校的教授来讲，效果平平。而且请他们来讲，我要做联络、派车、接待、陪吃饭，饭后还要去财务处领票据，填上劳务费、饭费的金额，并请领导签字，最后才能报销等，许多事务性工作。不甚烦琐，我适应不了。不得已，自己把教学任务全部担当起来。与此同时，我还讲授二个大班的政治经济学课。厂长班学员素质高，自觉性和纪律性都挺好。我很少讲课，主要和他们一起讨论。那时就有的厂长提出一些过激的问题：公有制弊端并不比私有制少,毛泽东的错误为什么不许批判，改革开放会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等等。我不回避这些难题，而是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这两届学员结业时对我的反应尚可，认为许老师水平不低，听了许老师课很有收获。对我是莫大的奖赏！
3.井冈山、毛泽东故居
有一年，教研室开会时，老师们普遍说：我们讲政治历史课，但许多政治、历史、人物的遗迹，都没有见过。如今国家经济好转，在科研领域舍得大把花钱，学校领导能不能赏点零钱，让我们这些穷教师出去见识见识。意见提的很风趣，反映到校领导，出乎大家意料，获得了批准。我们组织一个七、八人的小组，到了南昌起义旧址、井冈山、毛泽东湘潭故居，并顺道逛了庐山。时值炎夏，来回只有十天，路途辛苦，大家却一致认为收获大。此行花销，没有打水漂。
留给我最抹不去记忆的是井冈山。站在黄洋界上，看群山叠翠，险壑深深。讲解员介绍说，黄洋界保卫战，红军只有两个连的兵力，而敌人数倍与我军。可见红军多么英勇！我联想到毛泽东，“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词句，真像自己也在其中。过去我读这首词，总以为毛主席也在现场，讲解员说，这次战斗毛泽东没有参加。但这是以少胜多的战例。
井冈山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确立了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制定了土地革命纲领；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实行优待俘虏政策，不打不骂不搜腰包，愿回家发路费等等。讲解员带领我们参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旧居，残墙弹痕累累，门前树下的“读书石”，引起我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敬意！
毛泽东在砻市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发人深省。他说：“红军的任务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现在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他形象贴切地讲了孙悟空和如来佛的故事说，敌人跳不过我们的手掌心。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强弱之分。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只要我们抓住弱的猛揍了它一顿，打胜了立即分散。等强的来了，我们就同他捉迷藏，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等等。显示毛泽东幽默过人的智慧。
听了讲解员介绍袁文才和王佐烈士被杀，我心伤感。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落草井冈山。“座山雕”袁文才、王佐打开山门迎接，并帮助红军在茅坪建立医院、后方留守处等设施，红军才得以开辟井冈山根据地，走上革命复兴起点。后来却有人诬告袁文才、王佐叛变，不幸被杀害。直到1983年才被平反。
参观毛泽东故居时，我们有几个教师悄悄议论，毛泽东是个伟人，伟人有无错误？错误在哪里？但不敢展开讨论。直到2001年4月29日我才有勇气，写了一篇纪念建党90周年真言，阐述我对毛泽东错误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可列举他错误千千万，也可颂扬他功劳万万千。但从国家发展来看，只有澄清毛泽东的错误，让全国人民知晓，甚至辩论，才能使党和人民的思维进步解放，创新能力进一步发挥。毛泽东的错误，在世时，不允许人们知晓，辩论；死后也不允许；死后几十年了，还不解禁。党远离人民的心声，令人失望！错误不能怕揭露，改了就好。隐瞒错误，势必造成诚信缺失，谎话连天，上级骗下级，一级骗一级。如今中国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可能就在这些地方。
4. 社会科学系
我踏进北航被分到政治教研室，教研室的领导都是老干部当家。我为教研室主任助理，领导开会也都让我参加。70年代初，政治教研室一分为四，扩大为哲学、党史、政治经济学和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我开始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1月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升为社会科学系。校党委宣传部长方复之担任系主任，他曾三次到我家，让我出任副主任。我说了许多理由不愿出山。我诚心诚意不愿当这个头，我不擅长人际交往，喜爱当个教书匠。最后他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我来了四次。你还是党员吗?”想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勉强承担。
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不扩大编制的情况下，挖掘教师的潜力，多开选修课。记得在召开全系教师的大会上，我说既然是系，就要招收学生，几十年来我们只在四门课上打圈圈，没有出路。发动大家根据自己讲课的内容，扩展一门选修课。如教党史的老师可以开国民党史，哲学老师可以开西方哲学史。我说我准备开二门选修课，即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教师们听了抵触情绪很大。通过做工作，老师们一年中，向本科生开出近十门选修课。那些年我们开的选修课中，有二门最受同学欢迎。一是音乐欣赏。主要欣赏西方一些著名的乐曲，是我们请我校教固体火箭发电机的赵元修教授担任主讲，他从小便喜爱音乐，有深厚的音乐功底。他每次讲课座无虚席，教室走廊都有学生。那几届学生受文革的影响，迫切渴求音乐、古文、诗词熏陶。谈晓兰老师开的诗词欣赏不仅受学生的肯定，还得到胡乔木的表扬，由他批示、发文，向全国高等学校，推广我们的经验。1985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我系开始招收学制为四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班。为航空航天所属院所，输送政治思想工作干部。
回想起来，我在任时，唯一的遗憾，便是没有留着现在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某某，长期当我们的经济顾问。那时吴某某刚才国外回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研究员。我们的老院长武光在哪儿任副院长，通过他的关系请吴某某跟我们讲学。每次他来讲学，党委书记陈达明也来认真听讲。我是主张长期请他当我们顾问的，只因意见分歧，没有坚持下来。北航经济学系失去一次提升的大好机会！
5.培养研究生
在八十年代，我校培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的教师资格，必须经过高教部批准。我系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院校的研究员、教授和我们共同培养二、三届研究生。人数不多，也就是十多人。北京大学王君彦教授和我，带了四个经济学研究生。这些学生都是重点本科院校毕业，经过全国研究生考试选拔来的。按教学计划，我对这些学生开《资本论》选读课，同时指导经济学硕士的毕业论文。《资本论》很精深，一般人看不懂。这些学生虽然有本科经济学功底，但也很少接触过《资本论》原文。我跟他们采取边读边议的形式。有些重点章节，向小学生学语文一样，一段一段讲重点、难点。我在教学过程中，贯彻这样的思想，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的治学精神，研究问题的方法，增强学生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马克思理论教师的职责所在。
我们培养的这批学生，毕业后，工作单位都挺好，在各自单位里做出了贡献。1987年，有位研究生，入校不久，便提着烟酒等食物到我家来，说是感谢老师。我几次请他带走，他就是不从。气得我最后连拉带推，把他拒之门外。在教学过程中，我问他为什么想出给老师送礼?他说在他们农村，不送礼办不成事。后来这位学生在六四事件中，对反腐败却很积极。在天安门静坐绝食，被人拖出来强迫喂食，也不从。反腐决心可佩！后来在中国社科院，读博士生学位毕业，到中宣部任职。那时还经常到我这里聊天，谈形势，谈政治。我提醒他为政要正直清廉。令计划倒台，他的前程令我担忧。
6. 科学研究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从事社会科学的教师，是不是一定要搞科研？大家认识很不一致，领导也不强求教师搞科研。言论不自由，写文章难，出一本书更难。再说国家经济困难，科研经费有限，首先要用于航空航天事业的需要。理工科院校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们教师戏称是属于后娘生的，得不到重视。教师也没有搞研究的积极性，认为讲课的任务繁忙，没有时间搞研究。我也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重视，但为时己晚，取得的成绩难以启齿。作为历史，简要慨括如下：
1 1982年庆祝校庆30周年，我写了一篇战后时期苏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文章较长，10000多字。我说，当今世界苏联称美国是他要加以攻克的、最后的、主要的反动堡垒，而美国视苏联为威胁资本主义生存的祸害。这两个国家经济竞争结局，将是低速的经济增长，但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仍将会继续高于美国。到本世纪末苏美经济差距将进一步缩小，苏联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斗争中，一定能进一步增强其实力。这篇文文发表后，我没想到苏联垮得那么快，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不堪一击！论文成了一张废纸。
2 1986年我写了略论股份公司在我国发展。我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形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总是有条件的，有利也有弊。正像我们对待个体经济，不能因为它有消极作用，而不让它发展一样，同理我们对待股份公司也不能因噎废食。让股份公司在我国滋长、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形式，对我国现代化只能利多弊少。
3 1987年10月，在安徽召开全国合作经济研讨会。我在会上发表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一文。我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联产承包责任制应在发展合作经济中，求完善和提高。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合作应是合作经济的核心；供销合作、服务合作应大力发展。所有参加合作的社员必须坚持自愿，退出自由，这是合作经济的生命力。
4 1989年6月在上海经济学年会上，我发表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企业产权问题的探讨》一文。我认为明确企业产权和产权转让，就会打破我国传统体制的最大弊端即国家垄断。把国家对企业的一元化垄断，改为国家产权的多元化垄断，这无疑是向商品经济靠近了一步，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企业间资产融合，创造重要起步条件。
1989年我主编《苏联东欧与经济体制改革》一书。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156千字，印数5000册。西安新华书店发行。这是高等理工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系列教材之一。1990年我编著《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评介》一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210千字，印数2500册。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两本书写作的背景主要是作为学生选修课教材，其次是为了提职称的需要。赶时间的产物，质量很难优秀。
7.高考命题
八十年代何年我已记不得，只想起我曾当过高考政治课理工科命题组长。参加命题的有清华、北大等十几个院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我们被请到西山一带，一个军事单位的招待所里，限定我们的活动范围，不许和任何外人、家人来往和通电话。伙食很可口，大家很满意。通过十多天的反复讨论，甚至争论。最后才把两套题目敲定。然后由我在命题单上签字，加以密封，由专人送到高教部，等领导签字生效。
过去参加命题的老师，直至高考时，才能有回家的自由。我参加的这次运气好，高度信任我们，只封闭十多天，就回家了。当然临走时，领导反复叮嘱不许泄密，泄密必究，必罚。我们这些老师都很自律，没有出任何问题。回家后我以为任务完成了，岂料有一天，突然开来一辆小汽车，把我拉到北京郊区，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印刷厂，让我看印好的试题，有无内容、文字、标点符号等方面的错误，然后要我签字。这时我犹豫不决，心想这个字签下去，自己要对几十万考生负责，我担当不起。手中的笔直颤抖。站在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说："许老师，不要怕，没事，上级领导批了，不会有大问题的！”话虽这么说，但是我还是很担心。
高考结束以后，上级领导要我带一个命题组，到外地高校调查，听取教师、学生对试题的意见。我们七、八人负责到东线，包括南京、上海、杭州、福州一线重点高校。我们到了杭州，住在浙江大学。从南京上海到杭州一路走来，开了许多座谈会，师生对试题的难易、内容，数量肯定多，意见很少，说明我们完满完成高考命题任务。
我第一次到杭州，西湖美丽的景色，让我的心情平静多了。真想在天堂多呆几天，但老师们教学任务都很重，不愿多停留。本来下一站应到福州。许多老师都要回校上课，匆匆写了个调查报告，取道回京。事后，教研室要我谈参加高考出题的感受，当我谈到在印刷厂签字手颤抖时。肖老师笑着对我说：‘'许老师，你真没出息，这么点儿事，就怕成这样！’我是个做不了大事的书呆子！
8.报告会
我这一辈子登上讲台的次数无法统计，听别人做报告的次数也很多。听报告增长知识，是件好事，乐事。有些是名人做报告，如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及邓力群等；有些是校领导请新华社、中央党校这些权威机构的名流向我们做报告。我没有想到在听别人做报告的同时，自己逐步也成了报告人。因为我在北航教师、学生中讲课有了一点小名气，自己为人正直，思想工作表现突出。建校十周年时，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党委宣传部领导也都认识我，时不时要我去听中央重要首长报告，回来向教研室教师和全院教师、干部传达。我成了他们好使的传声筒，当然我也愿意，那时虽然做报告没有钱，但讲的好，名誉好听。
康生、陈伯达的报告，我不爱听，特别是陈伯达一口家乡话，听不懂。后来他们做报告我就不去了。1960年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报告，会场控制非常严格，大白天把窗帘拉下，不许随便进出，显得非常神秘。原来是传达毛泽东跟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立群在一起，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讲话。会后还一再强调，让我们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向党委第一书记传达。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让我做这种事？可能是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对苏联的这本书，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怕传出去影响中苏关系。
七、八十年代，我在全院大会上至少做过七、八次报告。最后一次是院领导在全院传达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后，要我给师生员工做一次辅导报告。我便根据在外单位听的辅导报告的精神，加上自己的发挥，讲了一个上午。讲完后，照样听到对我的热烈掌声。有的老干部还借去我的讲稿，照抄一遍寄给别人。军事单位、部属一些单位也请我去做报告。但我听到的反映却是褒贬不一。有人说从这封信看，江青是毛主席最好的知音；是毛主席的好妻子更是亲密的战友;也有的说1966年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毛泽东就把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告诉江青，对吗？王明反毛泽东，刘少奇反毛泽东，如今信中又说林彪也反毛泽东，这样反下去，何时了？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七、八年来一次，文革乱了这么多年，还不够吗?类似问题很多很多，我也回答不了。后来我向院领导提出，形势不一样了，以后这种报告还是不做为好!
9劳累过度，倒在讲台上
七、八十年代，我的教学任务，异常繁重。体质却很虚弱，幼年不重视体育运动，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体重只有八十多斤。1989年5月的一天上午，我在一号楼的一间大教室，讲政治经济学中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这是政治经济学中，学生最难理解的章节。下课时学生围着我问问题，突然我感到不舒服，立即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学生把我抬起放置在讲台上，当我醒来时首先看到许多脸围着一圈注视着我。这才意识到刚才的一幕。随即学生扶着我，走上急救车，送到校医院。李院长检查后，让我休息，不久我便回家了，像健康人一样继续教学。
直到第四天的下午，我感到头有些不对劲，走到北医三院，请大夫诊断。大夫问我父母有无高血压史，并问我怎么到医院的？我说就这么走过来的。他说你得上高血压还不知道，高压180，低压110。大夫说：“我告诉你高血压是潜在的敌人，你不重视它，它随即要你命。必须坚持终身吃药，每天吃药，不能随便停药。并立即住院。”那时，北航校医院与北医三院有合作关系。我在校医院住了几天，病情就稳定下来，出院了。
后来我才得知，给我看病的大夫叫陈明哲。我听从他的话，坚持每天吃药、锻炼，注意休息。每当我与好友谈到疾病时，我经常宣传陈大夫的一席话。可以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使我的生命又延续了二十多年。有人过早死去，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
10.六四事件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六四事件，主流媒体与老百姓的认知，分歧至今仍然很大。最近我看到赵紫阳《关于六四的谈话》（记录稿）有这样一段话；“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他们的特权，要我来当历史的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的。”
我、我们全家人都同情赵紫阳，因为他站在正义一边，因为我们都是六四的见证人。开枪前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儿子、女婿和女儿都自发卷进市民游行示威的滚滚洪流中，他们高呼打倒贪污腐败，要民主，要自由，欢呼改革开放，这有什么错！他们回来都很振奋，认为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
据说要调军队进城，大家反对，听说军队进城会镇压，大家不信，哪有人民子弟兵开枪打人民的。由于高血压病，我住在校医院病房中。6月3日晨，学生在校园内，击鼓、吹号，号召大家到学校大门外，阻止军队进城。我溜出病房去看，更坚定我认为军队不能进城。因为学校门口己被群众设了许多路障，教师职工市民已把街边站满，大家议论的声音几乎一致：倒要看看解放军敢不敢打老百姓！这与南京解放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我看到南京群众，并没有在南京浥江门一带，设这么多路障。
当天夜里，我只听见稀疏枪声。清晨，走出病房见到一群学生，拿着血衣，情绪激动哭诉解放军镇压学生的暴行。我百感交集，脑海中浮现许多问号，迫切想对我一直拥护的党倾诉。儿子很快从德胜门一带家中回来，看到我们他也欲哭难诉，说他在马甸桥一带，目睹市民英勇抗拒解放军的过程。女婿从中国农科院家中赶来时，翻过教学区围墙，走到解放军面前说理。见到的是被毁坏的装甲车，里面还有散落在地的榨菜、干粮。一个士兵对他说：“我们也不知道北京的情况，军人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女婿说完后，我出于好奇，也去看了一遍，看到校门外有几辆被砸坏的装甲车和汽车，有的还冒着黑烟。第二天，我带老伴去北医三院看病，见路上行人疏稀，交叉路口，站着带刺刀的解放军。威风凛凛，站得笔直，吓得你不敢用眼睛正视他。完全不像平时见到的那种亲切可爱的解放军了。我不自觉联想到，幼时日军占领高邮，我路过时提心吊胆，背着书包向日本鬼子鞠躬的情景。老伴害怕不敢前行，我搀着她走了过去。看病回来，见到校医院太平间前站了许多人，说是有一位同学在天安门被枪击身亡。家属正哭得惊天动地，泣诉无门。
不久，党委书记朱某、我的学生，平常见面口口声声叫我许老师，在我们教研室召开所谓通气会。众位老师个个脸上皆显露出沉重、无奈的神情。朱书记首先讲话，无不过说些官话，要大家站稳立场，不要听谣言，大家都是政治教师，在这国难时刻，更应与党一条心等等。我在会上愤慨地说：“我二十岁时，亲自和群众站在一起，迎接解放军占领南京，没有想到四十年后，我正好六十大寿，却看到群众不欢迎解放军进北京城。解放军开枪更不可理解！。。。。。”朱书记在最后总结时，专门指着我说;‘许老师书生气十足，情况要比大家想象的复杂得多’等等。会后大家围拢他，责问他，使他难以脱身。十多年后他退休了，被暴出贪污受贿的丑闻。
我在北京所接触的友人中，一谈及六四事件可以说个个义愤填膺，可是至今我们的党没有勇气为六四平反。而在国际上普遍认为，“六四是二十世纪世界民主运动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民主运动。然而它却以空前的悲壮和惨烈载入史册。它以专制的胜利和民主的失败而告终。”捷克斯洛伐克诗人米兰.昆德拉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当权者会使出浑身解数，忽悠老百姓忘却，但老百姓会记忆犹新。我希冀我们党有一天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那一天为时太晚了！
第五章
一. 结束语启蒙
十年前，2005年12月，我写了一篇文章，交给党支部书记，他看了未加可否。我知道他胆怯，在大事大非政治问题面前，不便表态，怕惹火烧身。于是我将这篇文章，保留下来，让历史作见证。这次我用这篇文章作我自传的结束语。文章内容如下（括号内文字是我现在加的）：
通过这次“保先”教育（“保先”是胡锦涛执政后，首次对全国党员进行共产党先进性的大规模教育），我想得很多。把其中部分想法写出来算是对党组织的一次诚恳的交心，期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与帮助。
我是1953年入党的，算是一个老党员了吧！由于老，对党内外，国内外的所见所闻自然就会多一些；也因为老，快八十岁了，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日无多，随时准备去见马克思。因此想把心里话写出来，目的是希望我们的党，成为世界各国政党中独树一帜的、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优秀政党。
胡锦涛说：“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又说：“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这就是说，党的先进性首先是因为我们的信念、共产主义学说是先进的，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动力所在。过去许多同志参加革命，参加党，不少人就是因为看了马克思主义的书，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坚信不疑，对资本主义是那样蔑视、唾弃？驱动力何在？就因为那时人们切身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好，有发展前途;资本主义不好，己穷途末路。我切记得六十年代，我讲课时说；“几十年前世界上曾经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给资本主义世界打了一个窟窿，从此共产主义的新生儿苏联诞生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日、德、意法西斯，这三个怪胎、毒瘤。但大家绝对不能忘记，是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才铲除了这些毒瘤。在这场战争中，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学生听了鼓起掌来。到了七十年代，就很少见到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那种执着精神。不少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开始出现不理解，对我们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带有一种怀疑，不信任的态度。说什么，你们这些教师是跳芭蕾舞的，是鹦鹉学舌的。
1992年，我退休后，有了更多时间接触社会，（在加拿大女儿家住过两三个月，看过主流媒体及电脑上许多政论性文章，以及与退休的同事、学生交谈）深深感到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己失去信心，党的崇高威信，在人们心中降到冰点。我的思想也产生了许多困惑：
（1）马克思主义还具有先进性吗？这种先进性究竟表现在哪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落后了吗？又落后在何方？为什么现在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失去激情，甚至嗤之以鼻？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要造就一批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要花更多资金去国外买有关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让专家们认真研究。我看了很兴奋，觉得很必要。但另一方面我认为这种研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要有李大钊为共产主义献身的精神。千万不能让哪些学阀去研究。更不能在研究以前，先由某些领导规定条条框框，然后由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去发挥出书卖钱。这种方法孕育出来的理论，不少是误国害民。什么三面红旗理论，文化大革命理论等等，成了可憎又可笑的呓语。（十年后，又出了“三个自信”的倡导者衣某某的丑闻）
（2）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了，还是过时了？历来我党的一些决议，甚至个别领导人的讲话，动不动就说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前一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这类语言也不少。听到这些“重大发展’的语言，我思想上很难接受，这类语言最好不要随便说，让历史去做结论。我想如果我们认真读点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不会这么吹了。我倒关心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过时？哪些地方过时了?比如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人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等等。既然这是我们的信条，那为什么被我党打倒、消灭了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扶植、发展起一个更大的资产阶级队伍？这又如何解释！
（3）我们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究竟能不能实现？记得1958年，人们头脑发热，括了一阵共产风。我校一位教师说，这种吃窝窝头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此后不久，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共产主义到来的时间一推再推。比如最初说，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后来又说要经过几代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而现在这个问题就干脆不提了；提的是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究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标准似乎谁也说不清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成了可望不可即的信念。五、六十年代，我们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有几条具体标准，那时人们至少也都相信。觉得不是空的，是具体的，看得见的。如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是公有制，是计划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两级分化，没有经济危机等等。我们社会主义有的东西，资本主义则没有；资本主义的弊端，我们则没有。可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面貌看不到了，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弊端在我国的泛滥，甚至更严重。比如，两级分化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大大缩小，甚至消灭了。而在我国则陷入怪圈之中，经济愈发展，两级分化现象愈严重。（我就曾想到过当前我们的社会，叫它是特色的资本主义也未尝不可。这些混乱的现象和思想，像一堆乱麻在我们的脑海中）这怎能让人们对共产党的先进性理念，具有坚强信心？
我们党应该把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实事求是向人们讲清楚，不要回避，不要忽悠！（2012年6月21日，我在“共识网”上发表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几十年前发生在我国的这场‘主义’之争，其结局是以胡适为一方，败下阵来，而以李大钊为一方的“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成为人们推翻旧社会的锐利武器。在世界上，我国成了最热衷于“主义”的国家，和高举“主义”最得益的国家。有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搞暴力革命，把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依靠强大的宣传工具，利用一切场合，向人们进行“主义”教育，在各类学校尤甚。致使人民的思想高度统一在党和领袖的周围，’大陆人人都是小毛泽东’台湾人语。因此我国历代领导人都很重视“主义”的宣传、灌输工作，并以为正确、荣耀！真是如此吗？我国也是世界上受“主义”危害，最深重的国家，而最深重的表现，领导人却以各种理由回避。）李敖大师说：“共产主义作为人们最高的道德标准是崇高的，但是现在看来要实现它很难。”他的意见是共产主义，可以作为人们追求的道德理念，但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少务虚，多干实事。我是同意他这种观点的。
（4）党要不要领导一切？这句话现在报刊上很少讲了（十年后的今天，实际上仍然领导一切）。我认为这句话在革命年代无疑是正确的，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几十年建设实践，党的领导问题，的却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是党政分开好，还是合一好？是党的领导好，还是监督好？几十年来争论不休。在反右时，这是个重磅炸弹，谁踩上它，不是伤筋动骨，便是血肉横飞。我常想在我所在的高等学校中，让教授治校，党退出领导，让老师和学校有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会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国民党时代人才辈出，就是最好的例证。再说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党领导一切，国家的行政效率并不比我们差，甚至比我们效率高，政府更清廉。在学校各级机构中仍强调党领导，不敢提教授治校，实质是对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不放心！
（5）民主建设走向何方？五四运动就提出要科学，要民主，但“路曼曼其修远兮”看不到希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制；在法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民主。新中国建立不久，我们就制定了宪法，也有了选举法。理应民主发扬没有障碍，究竟谁应该担当起民主、法治不张的责任？以致到现在，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群众普遍不满意，各级人大不能有效发挥民主监督的职能。我国目前有9个政党，却对执政党起不到监督制衡的作用。有人拿台湾做镜子，说我们不能走台湾路。我认为台湾只是选举环节缺陷，如选举中丑态百出，吐沫横飞，下跪磕头，大打出手等等，完全可以从制度上加以完善。这次台湾“三合一”选举结局，不是能说明台湾人民，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体现吗？一个台湾老太太说的好，“我参加选举，虽然不敢说我们选出的是最好的总统，但是，我们老百姓可以通过选票，把不称职的总统拉下马。”民主虽然不是治理社会的最好药方，但民主至少可避免流血的权力斗争，杜绝密室政治。在我国由于密室政治，不敢公开领导人政治意见分歧，带给国家人民利益的损失，事例不能算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建设进程滞后，已在国内外事务中带来很大被动。我们是世界上几个少有的专制政权，外国人说我们压制不同的政见者；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是摆设等等。这些反映虽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但现在认同这种声音的人群，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却愈来愈多。我现在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一员。不久前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说：“目前中国大陆政治面貌，其实就是‘党政治、官政治’，而无真正的民主政治。”布什赞：“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华人社会”。《联合早报》是我喜欢的报纸，布什是我最不喜欢的美国总统。但我认为这些有关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国民党的蒋经国时代能实行民主选举，我们共产党人有“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为什么倒在这个问题上畏首畏尾，迈步不大！不要忘记我们党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过程中，所坚持的斗争口号，也正是要打倒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民主！要自由！（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己写上民主、自由，唯独不写人权。我想如果写上，不就是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了吗？可见，我们国家在思想意识领域存在许多谜团，进而产生人们思想上混乱。谜团的产生一是不敢正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的东西；二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建设的过程中犯错误、甚至罪行，总认为时机不成熟，不愿承担）
二.退休后写的几篇文章
1.读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一文有感
胡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我在初中读书时，便知道了他的大名。我在高中阶段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后来又经过大学马克思主义专业课的多年熏陶，分配到北航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直至退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本应研读胡适先生的书。说来惭愧，由于种种原因，月前，我才看了一本《胡适读本》（法律出版社），其中有许多文章深深吸引着我，特别是其中“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我极大的震撼，在我脑子里打转，挥之不去，浮想联翩。我想如果我在大学或工作期间能读到这篇文章，肯定会少跟风，少犯盲从的错误。
几十年前发生在我国的这场‘主义’之争，其结局是以胡适为一方败下阵来，而以李大钊为一方的‘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成为人民推翻旧社会的锐利武器。在世界上，我国成了最热衷于‘主义’的国家和高举‘主义’最得益的国家。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领导人民搞暴力革命，把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依靠强大的宣传工具，利用一切场合，向人们进行‘主义’教育，在各类学校尤甚。致使人民的思想高度统一在党和领袖的周围。“大陆人人都是小毛泽东”《台湾人语》。因此我国历代领导人都很重视‘主义’的宣传、灌输工作，并以为正确、荣耀。真是如此吗？我想我们看看胡适先生这篇文章，应该梦醒：我国也是世界上受‘主义’危害最深重的国家之一。
胡适先生为什么早在1919年就向国人疾呼少谈些‘主义’呢？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对照我国解放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胡适先生讲的这些危害不幸条条中的，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耳熟能祥、随手拈来的各种‘主义’不下几十种。《毛泽东选集》有一条讲陈独秀的注释，就用了投降主义、取消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主义。可见‘主义’满天飞。老百姓也是把‘主义’，时时刻刻挂在嘴边。我们不仅能用不同的‘主义’相互攻击，还可用同是毛泽东语录相互对骂。更尤甚者，第一个在党内倡导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却死在高呼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声中。我想在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代，如果当权者能容忍与主流不同的价值观的传播，不采取封杀、禁锢胡适先生的著作，人们可能不会为‘主义’那么愚昧无知。现在想来不得不佩服胡适先生思想的前瞻性。
改革开开放已三十多年了，‘主义’种下的苦果仍在由我们这一代的当权者继续传承。一年前，我的一位学生，在和我讨论国家的形势时，就认为如今社会问题成堆，是因为改革开放搞错了，应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我反驳说，那要死人的，弄不好就会发生内战。他说“大不了再去上山打游击！”说得多轻松！真是‘主义’的忠实信徒！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我校一位教师在刊物上打出让红旗插遍全球。薄熙来事件发生后，有网民为重庆唱红打黑叫好。说什么中国还得来一次革命，再死50万人也不算多！据说这种极左同胞还不少。岂不知他们忘记如今已是什么时代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派用枪炮屠杀劳苦大众，迫使共产党人不得不举起刀抢以牙还牙。我国已解放几十年了，难道又得通过暴力再屠杀自己的同胞吗？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大家所知晓的原因，伤害了许多同胞的生命，难道还不够吗？改革开放中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增强了国家实力，同时产生出一批现代的权贵资本家（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难道我们又得不惜通过暴力革命、象对待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一样，将他们消灭？我们为什么不能公开向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少些暴力、对抗，多些人性、和谐、改良，真正以人为本呢？这不能不说这是‘主义’种下的苦果。
过去我们抨击胡适先生，说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者。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在文章中说得很明白，不是不要‘主义’，是少谈些‘主义’。“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教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几天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这几年我国聚集理论精英，参与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愿精英们的研究是实事求是的、是讲真话的。马克思写《资本论》花费了40年，耗尽了毕生精力，可他没有想到后来人会用他的主义，作为错误政治的服务工具，甚至可以用来骗人。比如《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人不霄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几十年前我们学习这段话，激动得热血澎湃，坚信不移。现在这段话让青年学生看，也会很平静不会引起大的波澜；如果这段话放在《人民日报》上，让政治权力与‘主义’相结合，很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外国人会说，中国共产党政策又变了，又要输出革命了。国人也会有种种想法，是不是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可见胡适先生少谈些‘主义’，是很有道理的。
近年来，在舆论的宣传上，‘主义’出现的频率似乎在减少，果真如此，这是一种进步。但我觉得将减少的意图、道理应向人民讲清楚，由此，不妨把胡适先生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转载。既然共产党人搞世界革命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那还有什么问题不敢公开呢？（《共识网》2012-06-21）
2.包容尊重善待异见人士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国际上敌对势力以及友好人士，对我国异见人士的处理，颇有微词的问题。为了国家的安定团结，谈谈个人的一些感受。
我国当权者对待异见人士通常采取批判、遏制、监控的办法，试图让其收歛、屈服，再不然便诉诸法律，直至枪决。当然也有被迫流亡海外，成了他国二等公民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究竟有多少异见人士被迫害，小民很难知晓。只知道反右时出逃一些，文革时又出走一批，‘六.四’时走出更多。直到现在有人还在出逃。我国的当权者不仅对体制内异见人士不能容忍，对体制外的异见人士也要通过舆论和政权的压力使其屈服。我常想，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思维，采取包容尊重善待异见人士呢？
从历史上看，异见人士开始总是少数，我们可以不同意少数人的意见，但应该尊重他们发表正确甚至错误意见的权利。那种压制反对的声音，用扣帽子、抓辫子的思维方式；那种动辄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进而搞起诽谤定罪的思维方式，都是于事无补、增加社会矛盾。我们不能要求异见人士发表的观点就一定正确，就象不能要求当权者的观点必须正确一样。当权者推出一项政策，经过许多人共同研究、推敲、决策，还难免有观点或决策的错误。为什么对异见人士这个个体、这个弱势群体就不能容忍！
再说，历史己反复证明，异见人士虽是少数，但不少人又都是社会的精英，真理常在他们一边。社会的当权者迫害这些精英，会给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当年哥白尼提出的太阳中心说，布鲁诺继承发展他的学说，坚持真理、坚持科学，却被罗马法庭斥之为“异端分子，大逆不道”，最后被活活烧死。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坚持正确政见被迫害致死的更大有人在。谭嗣同、李大钊、彭德怀等等。马克思算是幸运的一个。马克思的学说开始被视为幽灵，如果没有当年西方的当权者网开一面，也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也就没有至今我国当权者仍在领导着我们高举这面红旗奔向共产主义！挪威文学家易卜生说：“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因此，多数人的统治应以尊重少数人基本权利为原则。这才有利于这个社会中独立人格的形成，这才是建国之道，民主之精髓。政府才能受到最严格的批评与监督，人民才真正有选择的机会用法定的、和平手段更替政权。在一些发达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生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权的和平转移，为我们树立样板。日本政权的更替更是象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人们虽然对此有不少诟病，但在依法、有序、和平更替领导人上，值得我们称道。
不可否认解放以来，我国的当权者对待异见人士继续走着前人走错的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其手段和力度，比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欠发达国家毫不逊色！其原由不外是这些人的言行会影响社会安定，政权的存亡。这种认识值得商榷。一个国家的政权有许多强力部门做后盾，如警察、法院等等。难道还怕‘一小撮’异见人士？异见人士能量再大他们没有力量推翻一个政权，他们最多只能通过报刊吆喝几句，在行动上上街摇着小旗标语吼叫几句。异见人士对一个政权的灭亡只能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但政权的最终垮台的原因总是政权的统治失去人心，失去多数人民的支持，是政权本身的问题。国民党的垮台是如此，苏联的解体也是如此。
一个政权要健康发展，必须对人民多种花少栽刺，通过柔性手段，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先人毛泽东反复教诲我们的名言。50年代我们的党也是这样做的。我们那时不是把连伪满皇帝都团结改造成新人了吗？那为什么到了当今却不能改造团结手无寸铁的异见人士？过去我们党内有一种普遍的共识，党员要学会做后进人的思想工作，把他们拉到党的一边。怎么如今不拉了，甚至往外推了！推到他国成了二等公民。他们怀念祖国和亲人，有的临死前想回国看看，也不被允许。我们这个人民的政权，为什么对他旗下的子民，这样鸡肚猴肠不能团结一切那怕反对过我们的同胞呢？为什么不见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士，成批逃到我国请求人权保护呢？
须知，我们问罪一个异见人士，似乎对社会安定团结不会带来大碍，但是一个人的后面有他的亲人朋友。问罪一个人会种下更多不安定的种子。许多出国旅游的人都看到过我国流亡在他国的异见人士，在他国的领地上手持旗帜标语反对我们的政权。这是我们这些爱国同胞不愿看到，但又感到无奈的一种独特‘风景’。国内不安定的因素却输出到国外，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并相互指责干涉内政。这应该引起我们大彻大悟！
我国在经济上取得耀眼的成就，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但在政治思想领域没有长足进步。关键是指导思想缺少多用疏导的办法，也就是当局忌讳的民主自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我们的邻邦缅甸的当权者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年来似乎有所醒悟。被他们关押多年的著名异见人士昂山素季，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当上了国家领导人。授予她的诺贝尔和平奖，迟到了十二年后，也已领取。她在一次会上说；“一个良心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太多了”她是凭着一颗善良的心为国为民却当了囚犯。她不希望一个国家的人群中有这样的囚犯。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监狱中，也有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囚犯。我与这位囚犯毫无瓜葛，在报刊上看到他在法庭上的一段辩护词，深深打动我的心。他说“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无论是做人还是为友，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我曾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这对我是一种悲哀。二十年过去了，我又一次被指控，两次的罪名皆因言获罪，但直到现在我的信念仍然是—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的警察、检察官、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我尊重你们的职业和人格。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与良知……所以我希望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用爱化解恨。”这样一位有智慧的异见人士，他对我国当权者的态度比当权者对他的态度更得人心。说他是聚众立宪，要推翻现政权，他却说我没有敌人。我呼吁当权者尽早结束这种尴尬局面，包容尊重善待异见人士。听听胡适先生几十年前写的一段发人深醒的话吧！“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权威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们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了，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共识网》2012-07-10)
3.党和国家的关系
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即使问一个小学生：是党大，还是国家大？是应该国家领导政党，还是应该政党领导国家？他们也会告诉你是国家大，党是国家的党。希望网友指正（2013-03-14新浪博客）
4.美国是个令我尊敬、喜爱的国家
我在祖国土生土长，没有去过美国，现年已84岁。时刻准备去见上帝。我自幼上学读书，大学毕业后，我被组织分配到高等校，当了政治老师，直至62岁退休。因此我对美国的认识可能是纸上谈兵，虚多实少，但我愿意谈谈我对美国的真实感受，供关心美国的朋友思考。
我喜爱美国是因为它是个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政国家，而不是一党或一人以及少数领导人专政的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可防止滥用权力，专制独裁。各种权力相互制衡、互相钳制，在彼此制约中活动，从而保证国家稳定。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人说我们应学习新加坡一党领导，权力制衡。我认为新加坡是一个小国，美国是一个大国，国情要比新加坡复杂得多，我们应更多向美国取经。这个国家立国200多年与我国60多年相比，遭遇的国内外问题困难并不比我们少，但美国政权统治能力、发展能力、稳定能力值得我们借鉴。它拥有的经济、科技、文化上的举世无双的成就，世人有目共睹。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没有听说美国立国以来，出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出国外逃的，而我国在短短的60年里，却出现了轰动世界、丢掉国格、写入党章的林彪事件。至于历次政治运动，出走、逃亡请求政治庇护的也不在少数。可我们没有听说美国立国以来，出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出国外逃的！改革开放后，我们被当权者、学者告知：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发动的一系列伤民害民运动主要原因是失去对毛泽东监督，导致权力滥用，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可是，又一个30年过去了，年年、时时叫嚷加强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原则。怎么又出人意料之外，出现了薄熙来王立军，这震惊中外的大事、丑事！。王立军叛逃进美国领事馆，呼救保护；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依法查办。其中具有戏剧性的内情，尚未完全揭开。这说明加强民主集中制，也解决不了权力滥用的问题。
世界上任何国家，由于地理历史人文条件不同，都有各自特色。当然，也总有存在的问题，甚至是致命的问题。好像我国出现的这些丑事、甚至是致命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我们党统治能力极强，什么致命危机到了中央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此话说得好，很重听。但国人要看到没有最好，还有更好。我们不照搬美国的模式，但应该多学习比我们更多更好的美国的经验。
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政治体制改革了，习主席讲要以宪法治国了。并说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意即各级干部要执行宪法，受宪法的监督。这样做，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但这一步还很不够。党国体制下法治的核心问题是，党也应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毛泽东主席违反宪法，薄熙来、王立军又无视宪法，将宪法当成一纸空文。毛泽东主席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抹杀的伤痕。因此任何个人以及一切组织遵守宪法是最好出路。
我喜爱美国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美国从立国的那一天起，就坚持举着这面旗帜，在这期间，虽然世界有些国家和人民，甚至本国人民也有不少诟病。美国政府并不避讳。比如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就职演说；“我们祖先为之奋斗的那种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是有争论的。这个信念就是，人权并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上帝之手所赐予的”他说：“美国的共同敌人是：“暴政、贫穷、疾病和战争本身。”而我们时时被灌输，人人知晓的立国的价值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等。我们的共同敌人要比美国多得多。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地、富、反、坏、右，国外是帝、修、反。可谓四面树敌。一个要把民主、自由、人权推向世界，一个要输出革命，让红旗插遍全球。可见我们的价值观一开始就跟西方的价值观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在国内 我们党能够依靠、团结的人数也许很多，但在世界上，从道义上讲，我们高举的这一套价值观得不到多数世人的同情和支持。试想，作为一个人，谁都有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望。专制、暴力毕竟不是人们喜爱的东西。建国以来，我们的价值观，也有过辉煌的业绩，苏联的解体表明我们的价值观，在两大阵营交锋中败下阵来，出现信仰危机。
胡适先生是我国倡导民主自由的先驱，但他的思想一直受到我党的抵制、批判。我们的民主历程漫长而曲折。党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还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我在读初中时，还曾经手举要民主、要自由、反内战，反饥饿的旗帜，在国民党统府前游行。毛主席在40年代，也多次赞扬美国自由民主的信念。此后人们也把这段历史叫民主革命时期。直到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美国被划入敌对阵营，我们的媒体宣传调门就变了，连意识形态也被划了阶级成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自由等等。而我们所自豪的无产阶级民主、为人民服务，日益被不受监督的党权、官权、霸权吞噬。当我们的价值观受到人们质疑时，我们是越描越尴尬、越抵制越被动。拿民主、自由这些概念来说，本来浅而易懂，可到了当权者那里，便成了莫衷一是。说什么民主是手段、是工具，不是目的，意为民主自由，不是我们的信仰。胡适先生就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始终服膺自由民主的信念，不将自由民主视为挽救国族危亡的‘工具’，它严厉批判国民党党国体制与那个践踏自由民主的专制集团。民主的重要内容是由人民选举各级领导人，而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要相信人民的大多数。如今却说中国13亿人搞无记名选举会把国家搞乱，想当初在革命根据地用黄豆投票选农村干部，不是得到世人的好评吗？这才是中国的创造、这才是中国的特色！几十年过去了，在选举问题上，为了所谓慎重起见，这儿试点，那儿试点，试来来试去，没有时间表。现在环顾全球，倡导民主、自由的国家逐渐增多，更令人看哭笑不得的是，台湾却先于我们实现了民主政治。不久前，台湾领导人非常自豪地说，只要大陆实行民主政治，两岸统一立即可实现。将了我们一军。这使我想到建国初期，全国第一次政协没有通过将国名，定为中华人们民主共和国，实在是一件憾事。人权在我国被认可，也是经过曲折过程。抵制的方法照样是贴上阶级的标签。现在人权总算被当局接受了，但中美之间，为人权状况的相互指责，仍然没完没了。
解放以来，我们抵制、反对的东西，几乎都是西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吸取它们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使我国如虎添翼，国力日益强大。如市场经济、股份制、参加wto、多种所有制并存、专利权、现代化的农场、科技开发区等等。难怪有人戏称我们建设有特色的资本主义。我要试问：我们天天称颂的社会主义有些什么值得称颂的、骄人的思想文化成果呢！所以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是淡化点好。
我喜爱美国是因为它是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从历史发展历程来看，任何国家的政府在对外交往中，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美国也有它不光彩的、压制、剥夺、欺侮它国人民的一面，但实事求是讲，美国为世界办了许多善事。我们、我们的子孙都不应忘记。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石”的门罗主义。其核心思想：反对欧洲列强殖民，支持拉美国家独立。美国对殖民者的强硬立场，支持了拉美国家纷纷立国。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美国开始采取中立态度，本不愿参与反法西斯战争，是日本首先对美国不仁不义。战争尚未结束，美国首先考虑战后世界和平安定、经济恢复等问题，建议成立联合国。在决定安理会人选问题时，英国反对中国进入，是美国据理力争的结果。联合国建立后庞大的经费，又是美国挑大头。战后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马歇尔计划，提供大量资金，援助西欧国家经济迅速复兴。战后的世界，如果没有美国主导，世界经济可能将是另一种景象，世界各国之间的战争将会更频繁，大陆和台湾早就大打出手，生灵涂炭。说美国是世界警察，我看这是个称职的、负责任的警察。有人说战后发生的许多战争是美国挑起的，我不认同。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北朝鲜和苏联首先发动的。反恐战争是塔利班、本。拉登这些极端分子发起的。美国也是被逼上马。我想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战争的态度和我们一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不一定犯人。至于美国的战争狂人，军火商，这也是少数人。在美国这样一个制度完善、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没有美国多数人的认可，不会成为战争策源地的，美国是制止战争的策源地。人们看到，最近以色列和伊朗的较量，没有美国早就炮火相见。人民不应忘记美国对外出兵的原则，无非是某国入侵别国，破坏了世界秩序、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直接对美国领土安全构成威胁。这怎能说美国是好战分子，在别国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有人说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应该是冷战思维。在这之前，社会主义阵营要把共产主义推向全球，要向资本主义世界输出革命，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要把共产主义消灭在摇篮里，彼此忘我之心不死。改革开放以来，还宣传这些语言，似乎已落后于历史潮流。如今美国对几个小国出兵，都被拖得财政紧张，骑虎难下，何况我这13亿人口的秧秧大国！它要遏制、围堵我国的发展、强大，这也许是事实。只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不至于影响两国发展大局。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长美国的志气，灭党国威风，我是个自认为铁杆爱党爱国人士，衷心希望党好国好。放下大国架子、抛弃旧思维，虚心向各国、特别是美国学习，把普世价值的理念，与我们的现行的体制融合起来，那样中国梦一定会梦想成真。党国不改革，弄不好会做一场噩梦。（《共识网》2013-04-03）
5.反腐败有感
《邓小平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书，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方针、原则、途径和基本方法，都做了清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从邓小平算起经历了三代领导人，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央反腐决心下了不少，措施一个接着一个，每年反腐败成绩也都有记录在案。可某些党员干部仍视党纪为“摆设”,视政令为“白条”,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成耳边风,你禁你的,他干他的。天高皇帝远，我行我素，谁也管不着。戏称政令不出中南海，我国的腐败形势仍然很严峻。据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2年12月4日公布的全球腐败指数报告。中国排名第80位，2011年为第75位。
如今的腐败，已不是个别人、个别单位、个别部门的腐败，而是群体性的腐败。也不光是政府官员腐败，税务，司法，公安，企业，文化教育甚至军队，几乎方方面面，无所不包，是制度性腐败。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程度。国企和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嫖妓，赌博无所不为。手段之多，花样之复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自叹不如。国家建设的正常资金被他们私设小金库，层层克扣，处处截留，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过去人们将腐败的产生，归因于一个国家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贫困。但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可腐败却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经济愈发展，腐败愈严重。腐败成了国家机体中甩不掉，割不去的毒瘤，越割越长。更要命的是人们一方面对腐败的严重性有了普遍的共识，可谓群众恨得咬牙切齿，同仇敌忾。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普遍认为中国的腐败根治不了。只有这样了，无可救药。这种消极、无奈的思想发展下去，腐败分子将会更加猖狂。中国搞不好将成为世界上腐败规模最大、持久时间最长、最严重的国家。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形势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新希望。新中央领导人又信誓旦旦要加大力度反腐败了。习总书记有这样两句话对我印象很深：'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我们这些老人，经历过蒋经国1948年10月，在上海的“打虎”运动。那次在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行动中，扯出了上海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成为蒋经国要惩办的“大老虎”。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场决战的蒋介石，闻讯后顾不得三军的生死，匆匆赶回上海，将孔令侃救出。监察委员们不愿善罢甘休，坚持要清查扬子公司。对此，蒋介石又密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极力设计保护孔令侃。孔令侃离国赴美，逃之大吉。蒋经国因管制经济失败被迫辞职。结局是拿几只苍蝇作替死鬼。反腐败进一步失去民心，加速国民党统治的垮台。
不可否认我国前几届领导人走的似乎就是蒋经国反腐的老路。江泽民刚执政不久，揪出了震惊全国的远华腐败走私大案，然后又揪出了陈希同，振奋了人心；胡锦涛上台后不久，又揭出了上海陈良宇腐败案。一个接一个，拔出一个，带来一窝，也没有扭转腐败的蔓延。直到胡温领导快退出政坛的前夕，再爆出了震惊世界的薄熙来案件。这就是前几届领导人留给我们反腐业绩! 王立军倘若不出逃美国领事馆，薄熙来今天可能进了常委，成了全国人民瞩目的大人物。他会经常在电视广播上，道貌岸然地号召全国人民“唱红打黑"“学雷锋” 做好事。因此薄熙来案件提示人们反腐不能再走老路，再走过场了。
世界上许多国家反腐败，已总结出行之有效的经验，这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多党竞争制衡，司法独立，严格推行民主监督等等。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在我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很难实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仅以民主监督来说，这几年在我国的实行也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难以贯彻。媒体开放，权力透明是监督的最有效的形式。不仅反腐要透明，廉洁也要透明；否则你就不知谁真腐败，谁真廉洁。不透明,贪污分子高兴，保护了贪污犯，伤害了黎民百姓。对此，我这个小民胆敢放肆地说一句，我国领导人给人们的感觉是，以各种借口，不认真实施。怕扩大民主，怕新闻自由，怕权力公开透明，怕弄不好国家大乱，亡党亡国。怕字当头，小脚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于是年年反腐年年腐，年年维稳到处不稳。大把维稳的银子舍得花，无底洞的银子流入贪污分子和外国佬腰包心不疼。我认为反腐会导致亡党亡国，这种可能性极小。反腐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大好事，理应受到人们的拥护。只有不反腐、假反腐或不彻底反腐，才会适得其反。文化大革命本是反人权，逆民心的大坏事，但我党却有能力发动广大百姓批斗良民。现在我党为什么对反贪污，顺民心的事，几十年来没有大作为，因此，反腐成败的关键在领导：
（1）领导人要有战略远见。不丹是个小国家，国王却具有这样令人敬佩的素质。2007年竞选成立新国会，留学归来的国王主动推行限制自己权力的民主改革。有人问不丹国王，百姓没有要求民主，你为什么要搞民主?他说;"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民长远的幸福，必须推行民主。”
（2）领导人要有勇气、魄力。蒋经国在台湾的改革、反腐就具有这样令人敬佩的素质。蒋经国在他就职“总统”当日，台湾虽仍处在军事戒严体制之下，但他特别强调民主政治，向主管宣传的部门发布了下列三点指示：“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后来他又说过“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还这样对台湾百姓坦言，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我们的领导人就缺少蒋经国的勇气，时至今日我们仍不敢公开承认毛泽东时代是专制独裁的政权。
俄罗斯领导人也具有这样的反腐勇气。俄罗斯官员腐败程度与中国相类似。且俄各级官员也普遍不情愿公开个人收入及财产情况，地方较中央更为严重。新一轮俄罗斯反腐风暴启动，令行禁止，去年共有130万官员申报了财产，总共有322人因财产申报问题"丢官"。2012年11月，先后有俄前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及两名副部长、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马卡罗夫等高级别官员相继落马。俄罗斯又规定;官员个人收入和支出申报材料的截止至7月1日，要求本国高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3个月内关闭他们的海外账户并出售海外资产，否则将被解雇。拒绝申报财产者将被解除公职。这表明俄罗斯反腐在动真格的。我为俄罗斯人骄傲，有这样一个敢于拍板、敢于承担风险的领导人。
（3）领导人要有智谋。我国许多老一代革命家都具有这种令人敬佩的素质。他们在困难甚至险境面前，不是畏首畏尾，怕字当头，而是通过智谋巧妙化解危机。华国锋、叶剑英不动一枪一炮粉碎四人帮就是例证。
目前，在我国打一场反腐攻坚战条件，似乎已经成熟。中央两位主要领导人都来自基层，亲民、知民，有长期执政的经验，据说现政权已摆脱了老人干政，习主席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中国的反腐大业应该能成功，媒体报道中央已派打虎队去一些地区开展工作，但愿不要再失信于民。打虎要打出虎爸虎妈，要打出老虎的参谋长,要铲除滋生腐败的根源.（2013-07-02新浪博客）
6.何其相似乃尔
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第九篇）一文，其中有一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这是几十年前我们党批评、揭露苏联老大哥、兄弟党的论点和论断。记得那时我周围的人们，看了这些，都能接受，很少有人怀疑，认为讲得深刻、很受启发。庆幸我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变修、变质，我们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也有很大提高，可是人们发现怎么在我们这个一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了特权阶层，并且特权阶层势力、危害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权阶层和当前我国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货色，都是对人的欺压与奴役。
现任俄共的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源于苏共对于政治权利的垄断，对于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对于真理的垄断。我认为这“三个垄断”既是苏联产生特权阶层的原因，也是苏共垮台的原因。因此遏制特权阶层、和权贵资本主义滋长，出路只有党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经济管理上进一步放权；意识形态上逐步走上多元化。(2013-07-12新浪博客)
7.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还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2013-09-12新浪博客)
8.读《关于雅科夫列夫访谈录》一文
我偶而读到陈启民写的，关于《雅科夫列夫访谈录》一文，收获颇丰。建议网民看一看，一定会有很多启示。
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曾经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和援助。我们是‘以俄为师’，建立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走过了74年垮台了，而我国也已经走了64年。目前，我国虽然经济发展成绩巨大，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小步向前，进展缓慢；有些领域，甚至倒退。社会矛盾重重，民怨声声。自邓小平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敲警钟，搞不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苏联党、国的垮台，起始于戈巴乔夫的‘公开信’和 ‘新思维’，却很少有人知道，其设计师正是雅科夫列夫《1923-2005》。此人出生贫苦，根红苗正。从中学课堂直奔反法西斯德国战场，不到20岁受伤致残，靠党的培养上大学、进党校、赴美留学，当过教授、研究员。官至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委员，48岁跃升到权力金字塔顶层，并享受过一切‘党内特权’。这样一位显赫人物却从苏共宠儿，异化成了苏联党、国的掘墓人。
《访谈录》选录他的100篇谈话，其中披露苏联和苏共的历史档案信息，其数量和深度都令人震惊。我开始看到这些材料，曾怀疑是否可靠，但一想他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位总统的“国师”，还担任过‘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席。他披露的材料，从赫鲁晓夫的言论中也可得到验证。所以正如陈启民所说，你可以对他的观点说‘不’，但你无法对档案袋里现身的历史真相说‘否’。
我读了《访谈录》，突出感受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尽快起步，因为我们当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苏联一个模样，有些问题甚至更严重：
(1)关于主流价值观的问题。雅科夫列夫说：“这个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制度，是教条在随心所欲地主宰生活。有些人，他们从来就没相信过任何思想，他们相信的是权力，而且只是权力....不惜任何代价夺权、掌权--这是纯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假如它不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否定人类普世价值等联姻的话，马克思主义本来可以在诸多正常的政治学学说中占有一席之地。”
(2)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性质问题。雅科夫列夫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实质是“带有奴隶制遗传基因的专制制度”。这种政权不重视人权，视生命如草芥。《访谈录》披露了斯大林时期，残酷迫害无辜百姓的罪行。“为了‘斯大林，冲啊’的神话都是马屁文人的异想天开。”
(3)关于言论自由问题。雅科夫列夫说“苏联官方历史上没有一句真话。当你着手研究某一事件，搜集史料时，你会发现事实上大相径庭。《苏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关系，是一派真实的谎言”。并说“（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
用以上三个问题，结合我国实际，可以得到大量的佐证。我这里只说说关于主义的问题。建国初期，我们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只过几年，实行‘一化三改’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又没几年，当权者教导我们，共产主义并不是遥远的空想，于是在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很快吹破了牛皮，饿死了千万黎民。刘少奇说；‘这是要上书的’。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了捍卫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唱红歌，跳红舞，‘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人唱，到处唱，响彻祖国四面八方，甚至西方一些国家的青年也跟着唱。改革开放后，很多人游走发达国家，回来说那里才像社会主义。老革命家王震访问英国，也说过类似的话。薄熙来在重庆，推崇唱红歌，又把人们怀旧的神经挑起，结局是人们恍然大悟，原来薄熙来‘打黑’是为了掌权、夺权，实现他的政治图谋。如今中央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当然拥护。因为我已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了几十年，还没有实现。但我不明白：是不是还要继续搞阶级斗争？还要‘以暴制暴’，消灭一切压迫者、剥削者？还要牺牲千百万人，让共产主义红旗插遍全球？如若不是，我们为何不放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理念？我不得其解。我们敬重的一位领导人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也说不清。1886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1919年胡适说“现在中国的政客又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主义带来的灾难，造成的生灵涂炭绝不能低估。所以要百姓提高‘三个自信’，关键在顶层，是顶层领导对意识形态的设计、施行失误。这是我国当前社会一切问题、乱像滋生的重要根源。
（访谈录）篇幅很长，内容十分丰富，我在这里只介绍很少一部分。我想《访谈录》如果在我国50年代发表，必定是一株不折不扣的大毒草，是右派言论；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一定是人人共讨之、共诛之，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历史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在进步，今非昔比，人们的思想在与时俱进。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在《炎黄春秋》一类刊物上看到这样的好文章。
毫不奇怪，对雅可夫列夫及其观点的认识，无论在俄罗斯和我国，都存在很大反差。俄罗斯大多数人称赞他是英雄、功臣，而在我国据说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个叛徒。我认为他是苏联社会进步发展的推手，其功不可没。俄罗斯不是没有‘好男儿’，他就是‘好男儿’，就是精英的代表。目前，俄罗斯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成绩喜人。俄罗斯外汇储备达8000亿美元（人口不到2亿）；俄罗斯公民随时可以进行游行和示威；人民获得了新闻自由，发行少于1000份的刊物，不需要进行登记；实行了多党制、自由选举；实现了司法独立、政府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恢复了十月革命前粮食出口大国的地位；承认普世价值观等等。更值得称道的是这一切的取得，社会没有遭受大灾难，是政权的一种和平更替。
我们本应对苏联的变革采取肯定、欢迎的态度，遗憾的是我国主流媒体告诫我们的却是苏联的当权者，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葬送了。苏联的改革走错了路，实行休克疗法，政治上矛盾重重，经济上受到严重挫折。潜台词是，只有我们看得准、看得深，我们是‘伟光正’。这是我国主流媒体一贯拔高的宣传策略。几十年如此，改也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加以创新，在较短的时间内GDP跃居世界第二。如果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能融入世界潮流，尽快把西方几百年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国家就能如虎添翼，各项事业一定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思想境界比世人更高尚，社会比他国更公平、和谐。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比他国更高、更好。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据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会有重大举措，我真诚期待会后中央尽快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来，莫辜负人民厚望。（〈共识网〉2013-10-31）
9.曼德拉“级的政治人物
一天，有人问美国政治家、战略家基辛格，谁最了解 中国？基辛格毫不犹豫地回答，去问李光耀。李光耀品格高尚，新加坡建国的领导人，在世界华人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更重要的是他接触过许多名人领袖。这样的经历培养了他的才华、睿智。
近来，李光耀推出一本新书《李光耀观天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 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李光耀不愧被誉为'中国通'。他说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肺腑之言。中国必须珍惜统一，反对分裂；珍惜中央的强权，反对‘诸侯割据’：珍惜走自己特色的道路，反对西方的一些落后思维。问题在于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不能故步自封，不思进取，人民迫切要求赶超世界民主进步的潮流，虚心学习他国先进的价值理念，建立一个世人尊敬、向往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但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历届领导人都告诫我们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而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对每一届新领导人上台总寄予厚望，结果是失望。领导人似乎只知道“维稳”，政绩平平。国家在四面楚歌声中慢步前行。去年有位华侨网民愤怒指出，中国领导人是“武大郎开店”，矮人一头的“平庸之辈”，领导缺少远见、魄力、智慧。评论尖刻，良药苦口。应鞭策我们决策当局切实承担起国之重任。仅以公务员申报财产这个问题为例，我国被俄罗斯、越南远远抛在后面。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最近在中国访问，他在接受新华网网友提问关于申报财产时说：“像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我必须申报，我近几年来都在申报，当总统的时候也申报过，现在当总理也在申报。大家知道总统、总理有什么样的收入，有哪些财产，我家属的财产，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正常，全世界都这么做，没有什么特别的。”越南公务员也早已申报了。而我国至今仍在“坐而论道”。以前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越南是中国的同志加兄弟，现在都有资格做我们老师了。
李光耀深知中国人的心声。他说根据他的认识'习近平“是一很沉稳、内敛、大气、庄重、、视野开阔、问题看得透彻，又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才华跟见识的人物。是个‘曼德拉’级的人物”。这段评论，令我振奋。在国内媒体上，我没有看到对习近平如此高的评价。曼德拉是南非国父、首任总统、非洲人国民大会元老，一生几经磨难，为人正直，在民主、自由、人权事业上作出突出贡献，受到世人的尊敬，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我衷心期盼李光耀预言的实现，！(2013-09-24新浪博客)
三.后记
我的自传，是亲自经历事件的积累，没有谎言。大师季羡林说得好，写个人历史“不应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只是为了慎重起见，有的当事人我用了假名。自传前三节是通过手机微信，每天写一段发给亲友，初始进展很顺利。但人老了，不能灵活操作手机，经常卡壳，影响书写进度。不得已，我改用电脑打字。功夫不负有心人，花了四个月完成了这部拙著初稿。我语文功底差，理论素养欠缺，又是第一次写自传，疏漏与错误恐难避免，请批评指正！我要感谢众亲友，特别是寒雁、解放、小燕子、鸣放、四嫂、十妹、张一扬、许佳、朱玫、韩梅、许丽等的支持和鼓励！更要感谢儿女的理解和帮助！没有儿子十几年前帮我学会电脑操作，没有女儿这次帮我从手机上发送信息，不堪想象我这个86岁的老人能这么快出本自传（2015年2月12日初稿，4月15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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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4 15:1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