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良骥：我的徒步生涯（北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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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我从香山开会回来，乘坐331路公共汽车，沿途路过圆明园、清华园、五道口等地，心里想，这都是我当年徒步走过的啊！
那还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这些中学生刚摆脱6、7月份学校工作组的管制走上社会逍遥的时候。瞬息万变的形势吸引着我们到消息灵通的单位串联。8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和小学同班同学王胜利从当时居住的朝阳门外关东店化石营徒步走到府右街路南国务院接待站，看大字报，听上访的人谈论各地各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情况。忘了当初我们俩是怎么计划的，怎么会到这里来度过这个夜晚。那天接待室南边的院子里张贴的大字报不多，上访的人也很少。记得吸引我们的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几位男女大学生，谈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谭立夫之类的话题，别的人群谈论的话题，听不出个所以然，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整个接待站彻夜电灯通明，人流不断。后来我们在长椅上坐着休息了几个小时。
大约后半夜4点钟左右，我们俩精神抖擞，迈开双腿，直奔清华大学。沿途经过西四、新街口、北太平庄，经过塔院，路两边已是一块块庄稼地。离的很远就听到了清华大学校园里大喇叭传出的广播声。音乐过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那天的头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后来大家都熟知的“十六条”。我当时边听边纳闷：文化大革命不是已经开展好几个月了吗，怎么党中央现在才发决定呢？我们从来没去过清华大学，只打听到顺着广播的声音走就是了。终于走到学校，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小门，我们径直往里走。门口一位老大爷板着脸拦住我们。忽然他看到我胸前的校徽，脸上立刻展出笑容：“啊，二中的！进去吧！”又拦住王胜利，王说“我们一个学校的。”就把他也放进来了。我当时心里还有点别扭：他怎么成跟我一学校的了。
进了学校，往北走了半天，心里有些失望，只见走不完的平房居民区，看不见大楼和教室、图书馆什么的，这是清华大学吗？大字报都贴哪儿了？怎么连个行人都看不见。还经过一片荷塘，残枝败叶（后来才知道，朱自清可能就是靠着这片荷塘，写出了散文名篇《荷塘月色》）。后来，顺着路往西走，从西门走出校园。出了清华，走不多远，又进了北大，穿过一片楼区，仍是没看到什么大字报。看来到文化大革命圣地取经的念头落空了。走出校园不远，看到101中学的校牌。这时我们决定去颐和园。离这里有多远呢？穿过玉米地中间的小路往西走，打听向我们走来的一老农，他告诉我们有一里路。我们走啊走，走啊走，怎么还没影儿呢?又见到一位老农，再打听，说是三里路。这时我们感觉到路途艰难了。快到中午12点时，我们终于来到了颐和园。是不是那会儿都不要门票了，不记得了。那天中午吃没吃饭，在哪儿吃的，也不记得了。进得园来，王胜利要去游泳，我要逛山。我心想：游泳到哪儿去不行，偏在这儿游？好不容易来一次颐和园，不逛逛万寿山，不白来了？但杨子荣说的好：人各有志，不能强勉。还是各管各的吧。两小时后，大概两点多钟时，我与王胜利在知春亭畔游泳场门口会合，出颐和园踏上归程。
回来走的是32路（现332路）沿线，经中关村、魏公村、白石桥、动物园等。归途中觉得有些累，但还能走。进城走西直门，那时城墙、城门都在。经新街口，向南拐向平安里，然后一直往东。走出东四十条豁口，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当时我们俩身上的钱将将够买一根冰棍儿的。想乘坐公共汽电车，没有一步到位的，也只能一个人乘坐。走吧！走一会儿，歇一阵儿。该坚持就得坚持，一边走一边打气“走过前边三个电线杆子再休息吧。”走走停停，终于在天黑前狼狈地到了家。我想起有一次去十八里店拔麦子，也是这么一副累兵相。我爸爸开玩笑说：“张宗昌的队伍回来啦！”这次步行，我还问题不大，休息一宿，精神就恢复过来了。王胜利却病了三天，他母亲看到我直埋怨：“你们干什么去了？”
回想起来，这是我在北京走的路程最长的一次。我爱走路，是从小学开始的。6岁时，我们家从德胜门外冰窖后身搬到朝阳门外关东店化石营新建的居民区。可是我们家很多亲戚，包括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二爷二奶奶、二姥爷、姑姑、叔、舅舅等，都住在德胜门外冰窖口附近。我得时常去拜望。二年级时，我已经能从关东店步行到德胜门外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步行去，他们都很吃惊。其实我们家谁也不知道我会步行去。我那次也没准备全程步行，先预备走到北海再倒5路汽车去德胜门。到北海后，又不想坐车了。就花5分钱买了张门票穿过北海公园再穿过什刹海西岸，过银锭桥直奔德胜门。不坐车，走路，全靠坚持。直接动力是可以省下车钱。剩下的车钱和长辈们给的零用钱，差不多都让我买小人儿书了。此后，再去德胜门外，往返差不多全靠走路了。我妈妈给我姥爷、二爷做的棉袄、棉裤，也是我用婴儿坐的小推车推到德胜门去的。我走这趟路，经常尝试走不同的路线，大街都走过了，就钻胡同。记得有一次推小推车儿路过安定门，那城楼还在，要塌的样子，城楼上长满了很高的杂草。车辆和行人从东头绕过去。
上中学了。从1963年8月入学到1968年8月赴内蒙古插队离校，几年间，从家到学校往返，乘车与走路差不多各半。先说乘车。学校离我们家有7站地。先乘9路（现109路）或12路（现112路）无轨电车走5站，到南小街倒24路再走两站到禄米仓下车走到学校。那时两块钱打一张学生月票。时间长了，我就有个算计。每月26日就可以换购下月月票（一般不是连续换购，需到当月最后一天才可换购。但因为我每次都是在学校传达室换购，就不受此限制），而当月月票可以用到下月5日，一张月票最多可以用41天。这样我就隔一两个月打一次月票。好在与我一起步行上学的有好几位，有的住在南小街，有的住在朝阳门，有的住在神路街，特别是中午、下午放学时，走路就伴，也不太寂寞。早晨、下午上学时，也时常能碰上同学同走一段路。中午往返步行，时间有些紧张，吃完饭，听个小说或评书连续广播，就又该上学了。从家到学校，乘车需25分钟，走路需40分钟。有时我试着快走，想着少用几分钟。不知怎么，总不能实现。因为月票断断续续地买，坐过的车熟了，比如12路无轨，车号从2139到2161，中间就缺一两个号，我全乘坐过。乘过最多的是2147，中午放学时乘，下午上学时还乘它。有时根据所乘车号，能判断自己能否迟到了。有的售票员也有点熟了，有时还跟我说两句话。有时身上没月票，也大着胆子上过几次车。有一次车快到站，我走到车门边，售票员没跟我要票，却拿过我手里的书翻起来：“买了本儿什么书啊？”当时把我吓得够呛。还有一次在东大桥下车走了几步，听到售票员大喊要票“说你呢！”吓得我赶紧回头看，原来不是说我，有一位逃票者被捉住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个逍遥派。在家呆得烦闷，就到处走。王府井、东单，每隔两三天，必去一趟。书店是没的可逛了，就到街头买小报看，还能及时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动态。百货大楼前的两个情景我记忆犹新。一次是“安徽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乘卡车押着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游街；一次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广播喇叭传出电影《军垦战歌》的插曲《红旗永远扛在肩》，这在“打倒一切”的造反声浪中出现是耐人寻味的。别的地方也去。早晨出发，进朝阳门到学校转一圈，回来时一般走建国门，穿日坛公园转回来。插队期间和在锡林浩特读书、工作时回北京探亲，也是整天在街头乱转，东四，东单，王府井，前门，琉璃厂，西单，经常去。有一次在王府井，先后碰到八位在牧区插队的同学。那时经常串门，亲戚，老师，同学，经常见面。
调回北京的这二十多年里，我走路明显比过去少了。老北京城以旧换新，想去的地方不多了。再一个，腿也不行了。膝盖犯病时简直迈不了步。坐久了，有时下不了台阶。后来我感悟到，这是因为在办公室坐得太久，平时又走得太少的缘故。越不走越不能走。坚持走上些日子，腿反而不那么老爱疼了。中间有几天不走，又会旧病复发。进入50岁以后，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心脏病相继找上身来。逼得我再次迈开双腿。在我心律不齐的时候，我坚持每天步行一小时。比如上班时从所住的石佛营步行到团结湖汽车站，或者中午饭后到日坛公园走上两圈，或者干脆从石佛营步行到上班的神路街。到颐和园，我也曾几次绕昆明湖走上一圈。但病情一好转，又懒得走了。虽然每天也走走，但走不了多远路就感觉很累。连走到团结湖也不能坚持了。长此以往，腿又退化了。我还想到颐和园去走一走。我还能绕昆明湖走上一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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