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仁：我为什么要研究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reading

我为什么要研究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是20世纪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毛泽东发动和推进的文化大革命，是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最有影响最具争议的重大历史事件。
毛泽东总结自己的一生，晚年曾经多次说过，他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件就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这既是毛泽东的自我评价，也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的作为。毛泽东把自己发动和推进文化大革命，看得跟建立人民共和国一样举足轻重，由此可见，研究文化大革命，对于研究毛泽东的一生是多么必要。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头一件大事，即领导指挥革命战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领导革命战争的地方谈论得非常充分，而对于毛泽东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即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发动和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却非常忌讳谈论。
这样，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20世纪影响中国和震惊世界最具影响、最具争议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怎样扮演主导者的角色，至今在中国在世界仍然具有极大的神秘性。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地，虽然出版了一些谈论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但呈现出的文化大革命均为一些局部与片断，很难揭示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与本质。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地之外，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者不乏其人，出版了比发生地多得多的研究著作，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亲历者毕竟在发生地，参与文化革命的人以及他们留下的准确的史料，也绝大多数在发生地，因此，发生地之外研究文化大革命，某些研究著作或者由于对文化革命的发端、过程缺乏了解，或者因为缺乏充分的足够的文献数据，或者带有某些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想，某些研究成果很难做到科学准确全面，一些研究成果甚至是以讹传讹，远离文化革命的实质与真相，为世人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从而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随着文化大革命渐行渐远，随着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越来越多地逝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人们越来越来希望揭示文化革命的真相与本质，为世人正确地认识文化大革命，从而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建设民主政治，为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早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之时，中国已经逝世的著名作家巴金就最强烈要求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他生前在《讲真话的书》中非常感性地写道：“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能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巴金因此主张在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巴金认为：“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他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10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债务。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生前就十分期待对文化大革命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他在《牛棚杂忆》一书自序中说，他对总结“文革”一直有两种期待，首先“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与此同时，季羡林“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那就是“文革”中“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拿来与被折磨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的。我们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的，这一点我是肯定的。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12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空了。”
强烈要求对文化革命进行认真总结和反省的，远不止巴金和季羡林等文人和学者，包括中国的广大的文化革命参与者，包括不少中共高级领导人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包括中国出版界的有识之士，文化革命结束以来，他们一直都有总结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强烈要求。
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既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痛定思痛曾经这样语重心长地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甚至认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财富。”
中共党史专家胡绳，曾经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学术讨论会上说：“小平同志讲过，有了‘文革’的教训，我们才懂得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所以能产生这条新的路线，并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形成共识，很大成分是由于‘文革’把‘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给人以痛切的教训的原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文革’的教训好好地说清楚。从理论上实际上说明‘文革’的错误，使大家认识中国再不能重犯‘文革’或类似‘文革’这样的错误。”
我们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经常可以感受到希望反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强烈要求。还有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与网民，通过网络表达总结反省文化大革命的强烈要求。虽然，不同的人要求总结反省文化大革命有不尽相同的出发点，主张总结反省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是绝大多数人要求总结反省文化大革命，都不是为了分清或者追究责任，而是通过总结反省文化大革命，从而找出在20世纪的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持续10年之久，如何才能防止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是对历史对后世负责任的表现，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地，不愿反省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初步总结，后来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作出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再次对文化大革命做了结论，因此再也没有去讨论研究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先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总结和作出的政治决议，只不过从执政党的角度对文化大革命从政治层面进行了初步总结，对于这样一场影响中国震惊世界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仅仅由执政党从政治层面总结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执政党、大众、专家和学者从政治、文化、社会、民族、人性等各个方面进行总结与反省，从而得出更深刻的更全面更有益于全人类的教训。

我们要防止文化革命这类悲剧重演，我们总结反省文化大革命就必须令人心悦诚服地回答，20世纪中后期席卷中国大地令世界震惊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在中国爆发？为什么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都完全彻底地卷了进去？在那些疯狂的岁月中都发生了哪些大小荒唐事件？这些大小事件中的各色人物都有哪些不同的遭际和嘴脸？文化大革命给世人留下了什么样的思考？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把当年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引以为戒？怎样去追求一个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稳定祥和、人格得到尊重、人权得到保障的美好和谐的公民社会？
我们要回答上述问题，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从政治方面去总结反省，还应该从历史、文化、社会、民族、人性等诸多方面进行更广泛更深刻的总结与反省，这样才能把文化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揭示出来。也只有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与本质，才会真正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理性研究和科学地总结反省文化大革命，不仅已经变得可能而且已经刻不容缓。因为，无论是主导文化大革命的绝大多数领导者，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之人，不是相继谢世也都垂垂老矣。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中充当主力军的一代青年人，也就是那些当过红卫兵小将当过造反派的整整一代青年人，现在均已经进入花甲之年。这些人由于对文化革命评价存在分歧，而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过去总觉得很不光彩，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地又长久地忌讳谈论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的文献史料也不对公众开放，对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也严格控制不许出版，因此文化革命结束30多年来，无论是主导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还是积极参与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那段历史不是诲莫如深就是不堪回首，很少人能够大胆地站出来，对当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作出实是求是的交代，即使有人愿意对后世有所交代甚至愿意忏悔，因为文化大革命发生地忌讳谈论文化大革命，他们也很难留下有价值的史料。即使偶而有很少的文章公开面世，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文化革命中受到冲击之人挨过整之人对那段历史的大加讨伐，虽然也有少数造反的冲击过别人之人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发生地之外出版，却多为自我辩护式的回忆，不免带有主观情感之色彩，不可能反映出真实的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揭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与真相，也就不可能真正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中国史学界、社会学者当前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赶紧对文化大革命的史料进行抢救，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深刻的研究，这样才不会给我们民族在历史观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从政治、文化、民族、历史、社会和人性等各个角度，全面总结和深刻反省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而敢于正视历史正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我们应该像邓小平和巴金等许多仁人志士所主张的那样，很好地总结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从而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光辉历程，随着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随着全国人民普遍受惠于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随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渐行渐远，无论是文化革命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已经冷静下来，正视今天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客观地冷静地全面地总结与反思文化大革命，从而得出理性的科学的正确的结论，进而为建设一个民主得到发扬、人格尊严受到尊重、人权得到保障的和谐社会而奋斗。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总导演，我们从社会、历史、文化、民族国、人性等各个不同角度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总结与深刻反思，首先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应该对发动和推进文化革命的主导者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言行进行梳理与研究，这是打开“文革博物馆”的一把钥匙，也是拨开文化大革命的重重迷雾的需要。
在中共党内曾经盛行个人崇拜，令毛泽东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毛泽东可以个人驾临于党和国家之上，逐渐养成了独断专行家长制作风，因此不顾党内外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发动和推进文化大革命，是造成中国社会10年动乱的主要原因。仅仅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过归咎于追随毛泽东积极推进文化大革命那些人，显然既不符合事实也有失公正。或者仅仅认为毛泽东发动和推进文化大革命是好心，完全因为追随者们怀着野心把文化革命推向了极端，因而使文化革命变成了10年内乱，这种论调同样不符合事实。因此，只有把毛泽东发动和推进文化大革命所思所为全面呈现出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才会有全面正确的评判，也才能揭示出文化革命的真相与本质，从而才能吸取到真正的教训。

这就是自文化革命结束以来，作者把总结反省文化大革命关注点一直聚焦在上下两个基本点上的原因。红卫兵是推动文化大革命的主体与“尖兵”，因此作者一直将红卫兵运动作为文化革命的基本关注点，花了多年功夫整理出版了《红卫兵日记》。但是，仅仅从下面从红卫兵运动去关注文化大革命，很难解开文化大革命的重重迷雾。因此，总结反省文化革命，作者的另一个关注点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总导演毛泽东。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影响中国震惊世界的史无前例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果对制造这个事件的总导演所思所想所为不了解，怎么可能揭开这个事件的本质与真相？作者作为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亲历者，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无处无时不深刻地感受到，离开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言行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化革命的这个阶段那个事件上，很难从更高处全方位审视文化大革命，也就很难拨开文化大革命的重重迷雾，就容易被一些表像及枝节所蒙蔽，就很难总结出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教训。
这就是作者为何要研究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言行之原因。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以后，作者一直关注和收集这方面的文献与史料，力求全面准确地描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言行，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未必就能做到全面做到完全准确。但是，本书至少已经把毛泽东绝大部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言行呈现了出来，为打开“文革博物馆”提供一把钥匙，为揭示文化大革命真相与本质提供史料，应该说还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本文节选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年立项重大科研课题之研究成果《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书，作者为陈焕仁，该书尚待出版，图为陈焕仁在讨论会上发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746a66a01010vcj.html

reading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革命？

毛泽东信奉斗争哲学，特别崇尚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夺取政权带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毛泽东为了防止被推翻的阶级复辟旧制度，出于对国内外阶级形势的不正确判断，尊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与“不带枪的敌人”作不懈斗争，试图以此来巩固新生政权，避免中共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挫败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
为此，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封建主义和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又在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些办法和措施均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才能达到清除修正主义和培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接班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使自己创立的江山千秋万代永远不改变颜色。
但是，仅仅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动因，仅仅有培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接班人的政治动因，在党内外绝大多数普遍反对的情况下，没有个人独特的性格原因，毛泽东也不可能坚持发动和领导那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从小就具有叛逆者的性格，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不断地取得成功而普遍受到党内外拥戴，中共党内特别是高层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随之滋长起来，越来越浓的个人崇拜又使毛泽东逐渐养成了盲目自信，从战争领袖转为建设领袖之后，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威望与智慧，习惯驾凌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之上，喜欢个人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事项，虽然一再误判国内外的局势，作出一系列不正确决策，当遇到党内外怀疑与抵制之时，毛泽东自以为真理在自己手里，以反潮流的精神独断专行，尽管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城乡教育运动中推行的极左路线已经受到各种抵制，却把那些抵制行为视为党内修正主义表现，因此错上加错坚持发动与推进文化大革命。
因此，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理论动因。反修防修培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接班人，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政治动因。叛逆性格和个人崇拜养成的盲目自信与独断专行，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性格动因。
但是，由于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建立在误判国内外局势的基础上的，这座理论大厦本身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竟然把党内在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跟他有分歧的领导人当成身边的赫鲁晓夫清除，而且不顾党内外强烈抵制，凭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独断专行的性格，一一意孤行地发动推进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必然会演变成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动乱，连毛泽东辞世之前也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不得不将文化大革命作为“遗产”留给后世。
毛泽东刚刚辞世，后人就彻底否定了他发动推进的文化大革命，并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发展的新的道路。

（节选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年立项重大科研课题研究之成果——陈焕仁著《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书稿，中央有关部门审读书稿后，根据关文革出版物之规定认为“不宜安排出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746a66a01010vx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