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乃龙：读于小红“白花丁香树”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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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11月8号下午3点钟。我打开电脑，上网连到CND。“【华夏文摘】于小红：白花丁香树（于光远，孙历生大女儿忆童年)”映入我的眼帘。于小红，于光远孙历生的大女儿，不就是于小康的姐姐吗？看了上期【华夏文摘】上于小康的文章：“身份”，回想起的一些事情一直在我脑中回萦，对有些问题不得其解。于是我赶快点击文章标题，开始阅读。

读着读着，文字和照片在我的眼中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我抬起右手擦眼睛，才意识到，我是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擦了眼泪，读完文章，我才把脑中回萦的片段，连接起来。

一。

那是38年前的事了。1975年春天，我从工作的陕西省商南县回到北京的岳母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在西城区二龙路17号。中间隔一个门面不大的二龙路小学，就是我的北大同班同学陈必陶的家，二龙路21号。我经常到他家里串门，与他家的人很熟悉。有一天，在必陶家中见到一位个子不算高的姑娘。寒暄了几句后，她说她正在自学美国哈里德的«物理学»（大学教材，中译本。当时这书刚出来，很流行）。接着她问我：自然界有四种力：万有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摩擦力属哪一种？我一下子没答上来，只好说道：让我想一想。随后必陶的弟弟必久告诉我，她是于光远的女儿于小康，并且补充了一句：她只是初中毕业生。（不知他说这话有何根据。）于是我觉得这对她来说难度太大，但是很欣赏她的自学精神。从此，我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和模样。这次看到文章中她的童年照片，还可以和她当年留给我的印象对上号。

1978年我考取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研究生，开头在玉泉路的出国人员英语训练班学习英语，后来到肖庄的科学院研究生院上课。我听说于小康也在那里，是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不过一直到1980年8月出国，我也没有见过她。我当时心想，她可能都记不得我了。1986年，学成归国后，我从研究生同学得知，于小康去美国留学了。

2011年9月，我在《华夏快递》上发表了“我的研究生梦”。凡草在《读者评论》中开了一条线。在跟帖中我讲了一个初中生靠自学考上研究生的例子，就是于小康。凡草又跟帖说：小康很好。有机会见她，我代你问候。于是，我到《华夏文库》通过写“评论”联系上凡草。凡草回了email，给我发来了1978级科学院研究生通讯录。不过，我在阅读于小康的文章：“身份”之前，一直只知道她是高干于光远的女儿。（别对我提王蒙的名著《蝴蝶》。自从读了他的名著《布礼》，看到他的“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的名论，我就再也不读他的文章了。）

二。

“白花丁香树”让我落泪，是因为故事真实、悲怆（王友琴语），文字平实，也因为我认识文中人物。文章解答了在我脑中回萦的一些问题。文章中最使我感动的人物是“姥姥”。她是那么善良、坚毅，却是命途多舛。毋庸讳言，文章也或多或少改变了我对于光远原有的印象。

文中的插图大都是美好的照片。连在那张劳改农场的照片中，“妈”也显得面带笑容。这些美好的东西遭到毁灭，便是悲剧。悲剧催人落泪。我想，于小红应该也有不那么美好甚至凄惨的照片。也许，把这些照片放在文中不合适。那么就留着它们吧，直到适合它们重见天日的时候。

文中说，因为吃了她们家的包子，佳木斯六中红卫兵就认定她们是地主、资本家，搜出一张房契说是“变天账”，进而疯狂打砸。这种“因为吃了包子”的解释过于简单。吃人家的包子以后打砸人家，有悖常理。我只知道北京的某些红卫兵在北京为非作歹，在外地扇风点火，自认高人一等。那些外地杂牌红卫兵到了首都，是“学习、取经”，低了一等。即使认为人家是地主、资本家，也断然不敢自作主张，轻举妄动。所以，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让外地红卫兵当冲锋队。据我所知，二龙路居委会就有这种人，游手好闲，专门欺负街坊。这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绞肉机。没有一个齿轮不转，没有一个齿轮空转，也没有一个齿轮独立转动。

三。

“白花丁香树”让我想起在那两大历史事件中受到迫害的人。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在上小学5年级。一天上午，到了上课时间，忽然看见6个人挑着尿桶，从学校的后门出去。仔细一看，都是我们的老师。有人指着他们的背影说道：他们是右派分子，挑尿桶淋菜去。从此以后，这些老师就不再教课。有些班只好合在一起上课。我现在还记得其中4位老师的姓名：夏其报（校长），巫紫环（语文老师），罗莉萍（语文老师），胡伯（图画老师。姓胡，大家叫他胡伯，不叫名字）。记得最清楚的是胡伯，50多岁。每节图画课45分钟，一定在30分钟内画完。我们非常配合，都想赶快画完，好听胡伯讲水浒。胡伯带上老花眼镜，拿起一本书就讲起来。他不是照本宣科，而是不时瞟书一眼。从张天师、洪太尉讲起，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宋江怒杀阎婆惜。故事会嘎然停止。我们都非常失望。可怜胡伯50多岁的人了，还被迫挑重担干粗活。1986年我学成归国，见到夏其报校长。他给我讲述了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生活。

我上中学时最优秀的数学老师是“摘帽右派”，名叫黄开民。文化革命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黄老师被捆绑游街遭殴打。更加悲惨的是，优秀的语文老师杨冕兴被殴打致死，罪名是“三青团骨干”。

众所周知，文化革命中北大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我所在的地球物理系在1968－1969年“清队运动”中，有两人致死。一位是讲师，我的“双料”(中学、大学)校友（学长）李其琛，被“隔离审查”，遭到毒打。罪名是“反革命小集团”、“桥牌俱乐部”成员。李老师在1968年12月跳楼自杀身亡。时年34岁。一位出类拔萃的（大气物理）科学家就这样被推向死亡。当年的打人凶手，至今还消遥法外。另一位是我们年级的同学、“重点审查对象”施祖葑。1969年2月春节放假期间在颐和园昆明湖十七孔桥南面的冰面上“失足落水”。“失足落水”是工宣队为了逃避责任编造的。因为疑点太多，我们当时不相信这种解释。

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他们的名字和所受的冤屈，也不要忘记那些黑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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