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侨子回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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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子回乡路
郝  斌

1953年秋，我和周南京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窗嬉戏，为时五载；1958年毕业后，我们又同在北大历史系执教。打从这个时候起，学校里打钟上课、打钟下课的时候少了，进进出出，游荡在农村、工厂的日子多了起来，可就我们两个人来说，却在游荡之中，离少而聚多。您看，先后两次下放农村，我们同住一个炕头之上，朝夕相与，相知日深，合起来竟有三年之久。人生能有几回聚？算将起来，我俩竟有六十多年的聚处，就是在老朋友中间，这恐怕也是很难得的。南京是我的老朋友。
罹患癌症之后，南京往常惯有的那种乐观心态，丝毫未减。那一阵子，他与早年同学之间的诗词唱和不少，其中，少年人才有的那种情趣和顽皮，在他笔端时有流露，并由此招来多位同学的参与。你唱我和，诗作连连，少年颠狂齐发，众人都得呵呵一笑。我们晚年难得的这一乐，全由南京的兴致引发而来。想不到，去年春天他的病情陡然生变，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说笑的气力，但对医、对药、对身后之事，一如早前，还是那样的坦然。没几天工夫，他就撒手西行了。我辈一干老友，都是耄耋之年了，对他的远行，心里虽有伤痛，却也还是羡慕。我们默默为他庆幸，庆幸他走得痛快和尊严，没有受罪。
说没有受罪，其实只是他谢幕人生的这一刹那而已；要说他这一辈子，还是风雨晴晦，什么都经历过了。细想起来，他走过的路，好像步步都与我们的国运相通相连。
南京的祖籍原在福建，他本人生在印尼，也长在印尼。少年时期，他的家境相当优裕。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将近20岁的他，胸怀一颗热心，随同归国侨子的洪流，负笈北京。在他的带动之下，两个弟弟，也先后归国求学。他毕业以后，执教在北大，原本也颇惬意。想不到的是，好日子不长，坎坷跌宕接踵而至。回想起来，那段中年岁月，如何度过，对身在南国的父母和友人，恐怕他无法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拿起笔来写封家书，常常成为他特有的一种心灵熬煎！尴尬、不安、甚至缺少人身安全感的日子，年复一年，都使他陷入苦熬之中。眼看到了知天命的岁数，才见斗转星移，生活回到正常轨道。学校的上课钟声重新响起。这时，他把自己的事业重心，定位在华侨史研究领域，整装起步，才华尽显。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他，简直有如石榴结子，著作连连。晚年临近，他才心情欢畅，总算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周南京的人生轨迹，大而言之，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期归国侨子的一个缩影吧！
盖棺可以论定。南京主持编纂的《华人华侨百科全书》，是他可以称道的一项成就，他自己也常常以此自诩自足。一套十二卷本的大部头，多达1500万字，称得上是洋洋乎大观！二十世纪之前华人华侨社会的资料和信息，方方面面，原是一堆拢不起来的断屑碎片，经过此番爬疏整理，事无分大小巨细，人无分中外古今，都分门别类，排列成章，让人一目了然，给使用者以莫大方便，至今为学术界和侨界所看重。
回头来看，当初他发愿立意之时，一没有任何组织机构作为依托，二没有任何财政支援的渠道，仅是民间三、五志同道合之士，一碰头，一商量，就揭竿起事；而敢于挑头、担当主编一职的，恐怕也只有我的这位老朋友周南京。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并不是鲁莽，而是成竹在胸。他有人望，也有人脉。经他登高一呼，同行学者纷纷执笔，善款资助也有独家承担。以此之故，他能够静心稳坐，举纲列目，运筹全书。此书起始于1993年，完成于1998年，等到十二卷全部印制成书，时光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那个时候，通讯手段远不似今日的方便，电脑也刚刚进入家庭；联络海内外的学者要靠信件邮寄，阅稿审稿全凭手写手抄，这都是很大的工作量。好在全家动员，妻女成为他的助手，他狭窄的房间，也变成了一个工作室。要是拿到今天，像这样一个项目，毫不夸张地说，可以叫做“**工程”，开题之际，就能领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免除诸多的尴尬。可在当年，一切都是悄无声息，一部可观的书稿就接生在他的住所——北大燕南园50号。
《华人华侨百科全书》完成，他的精力也耗去大半，晚春之蚕吐丝将尽。然而此后，他依旧笔墨不辍，先后出版了《自乐书屋诗文》、《周南京诗集》、《柳暗花明诗词集》。说起来，诗词之作虽然是些遣兴余事，而他才情转移，在诗词里也显露出一种独特韵味，很有自己的风格。当他诗兴萌发之际，三天两头就有一首，我在电脑里随时收到。我是不是可以自诩为他的第一读者，如今已不可知；而三部诗集，倒是应他之命，都由我题签了书名。他的心血著作之中，能有我的一滴水墨掺入其间，如今睹物思人，心头也升起一丝感慨和欣慰！
让我来说点陈年往事吧。
近年，京郊出现了一个火爆的古民居观光点——爨底下。这是门头沟区斋堂镇辖下的一个小小村庄。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间，出人意料，竟有四合院、三合院出现，不是一所、两所，而有数十所之多！庭院错落高低，小小大大，俨然一个古民居群落，说起来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清朝中叶即已成型。如今，京城之内的四合院有如凤毛麟角，已难得一见，谁想到在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僻静山谷间，居然出现了城里的罕见之物，而且，与胡同里近年翻修雕饰过的庭院相比，另成一种情趣！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每当天气晴好之际，依傍清水河的蜿蜒公路，有如山阴道上，京城男女，或乘大巴或是自驾，三五成群赶到这里，徜徉庭院，吃农家饭，夜宿土炕，别是一番享受——话说得远了，我在这里想告诉您的是，就在距这个惬意去处不足二里的地方，另有一个小小山村——蔡家岭，在那里，我曾和南京同灶而食、同炕而眠，足有一年的时光。
那是1959年的夏天，北大历史系的五名青年教师，按照学校的规定下放锻炼一年，来到了蔡家岭。下放锻炼，起始于1958年；不到两年，校内已有二百多人先后两批下放到斋堂公社。我们五个人，不前不后，是半路插进来的一个小股。我们下放的去处，是斋堂公社斋堂大队属下的一个小村，一半在山头，称上蔡家岭，一半在山腰，称下蔡家岭，合起来是一个生产队，共24户人家，人口不满百名。公社干部给我们介绍说，这个队里，户户都是贫农或下中农，没有地主、富农；仅有的一户中农就是队长家。正说着，介绍者指指窗外：“你们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我们一看，只见一个汉子赶着两匹骡子，进入公社的大院。他是来接我们的。进村之后我们又得知，除两、三户外来人家，全村都属一个贾姓，论起来全是亲戚。从他们的名字上，就可以把长幼辈份排列得清清楚楚。一位老人家，总是唤一个小姑娘作“姑”，起初我们不解，后来知道，这个十来岁的姑娘，“萝卜虽小，可长在背（辈）上”。村里的人处处透出淳朴、善良，可进到家里一看，非老病即妇孺，又成另外一番景象。村里仅有的几个年轻人，一个哑巴，一个智障，另一个患哮喘病，只能算个半个劳动力，就让他当了生产队的会计。壮年人都到门头沟煤矿当矿工去了。在那里，当矿工，是脱贫的唯一途径。村里仅有的一位正常青年，是个弱巴巴的小学老师，他是外村人。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孩子全归他教，二十多个孩子挤在一间土屋里，一年级孩子上课的时候，其他三个年级的孩子在座位上自习或做作业。让我们佩服的是，这些孩子竟能互不干扰，各自相安。我们到达蔡家岭那天，已是傍晚时分，下蔡家岭的几十口子把我们围起来观看——村里忽然有几个外人到来，这大概是多少年没有过的新鲜事。孩子们把我们的行李从骡垛上卸下来，呼喊着送到住处。食堂开饭了，先给我们每人送上一大碗粥。南京当天很是兴奋，次日他有七言一首拿给我看。当时我大为欣赏，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然可以念口在心的是最后一句：“一碗碴粥满山情！”



斋堂镇实行公社化整整一年了。为了改变旧有的小农模式，公社推行专业化的分工生产制度。蔡家岭因耕地不多而山草丰美，分工之后，专司畜牧。这样一来，斋堂大队属下十八个生产队的牛、羊，都集中到了蔡家岭。说是专业饲养，其实与原来的养法并无差别，说不上什么专业。五百多只羊，由一位老人放牧；近百头牛，则由那个哑巴管。我们五个人，被村里视为五个强壮劳力，放牛的差事就交给周南京，替下哑巴来，让他去干技术性更强的活儿，如冬天进入深山割荆条（山区的运输工具是箩筐背篓，全由荆条编成）、春天扶犁、绑驮赶牲口等等。开头，南京只是跟着见习，由哑巴带了他两天。牛和羊不同。羊性喜群，五百只羊跟着头羊，一早整队出圈，傍晚整队回圈，只要管好头羊，一切都会顺利；牛则不然。每天早上，牛慢慢腾腾挪出圈，到了村外，一转眼功夫，就散到几个山坡上去了。等到夕阳降临，哑巴捡起石块，投向最远处的牛，不许它前行，只让它回头，如此一投、二投、三投……，牛群慢慢聚拢，他在心里也早点清了数目，赶牛回圈，准时收工。南京单独一人放牧之后，牛走散了，他没有投石拢牛的本领，只好满山去追，那怎么追得过来！两个山头，直线距离，不足百米，说话都能听见；可靠两条腿，跑下跑上，要二十分钟，前面追回一条，后面散了一堆。这个时节，他还得找来哑巴，才能收工。


与蔡家岭村民合影。后排右1为周南京。
早晨赶牛出圈的情景，简直是一幅风景画，家住高处的人家，从窗口就能尽揽眼底。有爱说笑的老大娘会坐在炕头上喊：“老周！把牛往崖边上赶！”“抛个坡！”只要谁家有这一声喊，全村都能听见不说，对面人家还会跟着呼应：“抛坡！”“抛坡！”——“抛坡”，这是当地的土话，就是有什么东西从坡边掉下去的意思。把牛“抛坡”，就是把牛赶到崖边，让它摔下去；摔死了，大家好吃肉。一个老大爷解释得明明白白：“放牛难免抛坡，可我们社员谁敢？！人家会说你反对人民公社。你们下放干部抛个坡，没人管得着。村里老老小小整年没尝过个荤腥了——唉！不过，你们还是别听那些老娘儿们的话。”
一天中午，真的有头牛“抛坡”了。当时正赶上孩子们放学，他们欢叫着跑到崖下去看，回到村里报信说，“抛坡”的是头小牛。有人就说“有点可惜！”我听了这话，以为是有觉悟的社员在惋惜公社财产受了损失，惋惜小牛还没长大；跟着称惜的人也不少。隔了好一阵，我才弄明白，他们惜的是，“抛坡”的怎不是一头大牛——他们知道，“抛坡”这个剧本，上对公社、外对邻村，只能上演一次。如今真的上演了，却利用得不够充分——惜乎哉！何不抛头大牛！南京回到村里只管说，当时他面向前方，阳光刺眼，牛群在崖边上也看不清路，可能是小牛挤不过大牛，才被“抛坡”下去。他的说法，从队长到社员，全都无心去听。全村人像过节一样欢腾起来，刷锅洗碗的声响伴随着欢笑，奏出一曲快乐的乐章。公社化以后，大家都在食堂吃饭，家里举火只为烧炕取暖，不再做饭了。盆闲灶冷，缺盐少醋，已经多时，今天要正经八摆做一顿饭，好多事情都得从头开始，还有人把藏着的一点点粮食拿出来，上碾子现磨。那天，在食堂开伙的只剩了我们五个人。那口平时只是熬粥用的大锅，素烹经年，今天偶尔开斋，仅是润润锅底就耗去不少油，我们也算结结实实解了一回馋。
在蔡家岭冬闲时节，我们还干过几种特别的活儿。一是进窑采煤。上蔡家岭有座土窑，平时，封窑禁采。眼看入冬了，经过公社批准，可以进窑几天，挖点煤，分给各户。生产队长分派一个老人带着南京去干这个活儿。老人挖煤，南京运出。窑高70公分左右，出入只能爬行。南京身着一条短裤，脖子套上带子，拉着荆条编成的簸箕，把煤拖出来。窑内外温差大，里面不凉，一出窑口，气温陡降。那个时候他全凭年轻，才没患上感冒。
后来，我们五个人又被临时调到马兰煤矿下窑采煤。马兰窑是个大窑，出入可以直立行走。当时的煤比现今的石油还宝贵。矿下的劳动量很大，因此，凡是进入矿坑的劳动的人，每天可以得到1.5斤的白面优待券，到煤矿的食堂配上钱票，可以买馒头。午饭时节，五个大馒头拿到盆里，我们人人都想只吃四个，留下一个当晚饭，可等四个下肚，哪里留得住，还是吃了；临到晚饭，就只有喝粥。那次在马兰下矿为时半个月，我们天天中午都想留个馒头，可没有一天能够实现，顿顿吃光。
白头宫女说玄宗。我说的这些陈谷烂蔴，距离今天好远好远了。年轻的朋友，你或许可以借此了解一点当年侨子归国的历程，还可以从中窥见我们在歌中所唱的那颗“中国心”。
眼看又到春末夏初，南京的周年祭临近了。他走得那么安祥、平静。我知道，让他唯一牵挂的，是他的弟弟。小他五岁的周南洋，当年是踏着哥哥的路，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一样回国来求学的。南洋从北京农学院毕业以后，在大兴县种子站工作。“文革”到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打倒刘少奇不合乎宪法吧！”这个话本来在法在理，而南洋侨生侨长，在外多年，他心存这个理念，更属自然而然。谁想，此言一出，即遭批斗。长在温室里的他，哪里经过这个阵仗！批斗下来，百思而不通，他渐渐神思混乱，后来经过精神病院医治，略略转轻，但是只认哥哥、家人，不认同事。独身的南洋，近五十年，全靠哥哥一家照看。于今近八十岁了，他整年闭门不出。而生性痛快的南京，话间每一说到南洋，神情立即嗒丧无主。好在南洋还有两个善良、好心的侄女，如今，他已得有她们的细心照看。南京！这是我可以告慰于你的话，你完全可以释怀于地下，放心远行吧！

                                                                 （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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