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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林爻:北大文革两派分裂,源自人心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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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26 15:37: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陈子明、林爻

     近日在网刊《记忆》2016年6月30日第159期读到宫香政先生专稿《谁之过——北京大学文革前和文革中政治大分裂原因初探》(以下简称《谁之过》)。
宫香政,北大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1963级学生,文革期间曾经担任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兼西线武斗总指挥,可以算得新北大公社的校级领导成员。正常毕业分配,在河北某厂工作,1985年被划为“三种人”并被开除出党。
宫香政作为昔日新北大公社的校级领导成员,现在出来,按照自己惯有的套路和思想方法,具文对于北大文革进行了一番衍义和曲说。笔者也是文革过来人,诧异宫香政先生对于北大文革的衍义和曲说,有诸多疑问,向宫香政先生讨教。
一、《谁之过》说:“北大在文革中的分裂,主要来自于中央上层”。妙哉此言!不妨把“北大”广义,推及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乃至军队各军区、各军兵种,文革中哪里的分裂,不是“主要来自于中央上层”?《谁之过》这个断语很普适,也就等于没说。尽人皆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毛泽东首倡、中共中央决议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中共中央是上层、是顶层,何需《谁之过》鼓舌解说?
二、关于周培源先生“站在反聂的一边”
《谁之过》说:
“在北大重新洗牌之际,最具影响力的是周培源副校长。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还是坚决与陆平黑帮斗争的老左派。社教期间和文革初期,周与聂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对聂赞许有加。文革中,他被派往汉中分校主持工作。1967年5月,周培源回到北大,正赶上陈伯达六五讲话。他认为聂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划清界限,所以就站在反聂的一边。”事实上,1966年12月14日,周培源出于对北大运动的关心,出于正义感和老知识分子的良知,亲自用毛笔抄写了一篇题为《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全体常委的公开信》万言大字报,公开张贴在29楼的北墙上,忠言谠论,对校文革主任聂元梓提出了善意和中肯的批评。在这篇大字报中,周培源就汉中分校的运动、聂元梓在外事工作中的表现,以及对待群众的不同态度,提出了自己一些真诚而温和的意见,以善良的愿望,希望聂元梓与文革认真地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十六条”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办事。在这篇大字报中,周培源还十分可贵地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六条”,明确提到了段学复、黄昆、麻子英、刘雯等人,“只是说了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应该让群众提出材料,深入辩论,作出结论。如果群众认为他们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那么就应该解放他们,对他们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让他们和群众一起参加运动,斗争黑帮。”
周培源所作所为,得人心,得分。
聂元梓此时正是上升的政治巨星,逆耳之言,触怒了这个风头一时无两、头脑急剧膨胀、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燕园霸王。所以,周培源又被她急急忙忙遣往汉中分校“主持工作”。聂元梓拒谏饰非,失人心,失分。
从以上史实能看到一丝一毫周培源对聂元梓的“赞许有加”吗?
周培源先生1967年5月份从汉中分校回到北大,并没有“正赶上”陈伯达六
五讲话。现在我们不禁要问,就算周培源先生按照你宫香政的衍义,在等着,等到六·
五那天,你宫香政又是什么场合、什么安排,亲自陪同周培源先生一起听取陈伯达讲的?
周培源究竟有没有直接听陈伯达讲话?《谁之过》凭什么说得如此武断?《谁之过》进一步推想周培源先生,“他认为聂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划清界限,所以就站在反聂的一边。”疑问又来了,周培源先生对你宫香政说过他的这种“认为”以及要采取的站边选择么?是你宫香政以己势利之心,度人之腹,把这一种因果关系,牵强附会,强加于周培源先生头上吧。
写史不是臆断臆测,句句要有根据,字字要有出处。曲解曲说要不得!
顺便提及,周培源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文革前,周先生是陆平校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陆平不是“黑帮”,周培源先生也不存在“坚决与陆平黑帮斗争”。陆平文革前,任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后,担任七机部副部长及全国政协常委,请宫香政先生摆脱文革思维,时至今日,不要一口一个“陆平黑帮”,多少还是要顾全一点我辈与师辈之间的师生体面吧。
三、《谁之过》说:“陈伯达“六五”讲话,北大彻底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王、关、戚一手扶植起来的。”《三国演义》第一回,劈头便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文革前,北大有十八个系,文革中,每个系的学生都一分为二。1967年8月17日,“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拉出一支号称七千人的队伍,站在“井冈山兵团”旗下,聂元梓的“一统江山”,“忽啦啦似大厦倾”。陈伯达“六·五”讲话前,北大早已烽烟四起,十八路反王反聂孙,这时候,分得最彻底。作为北大文革过来人,笔者至今不晓“王、关、戚”何时何地何事染指(遑论“扶植”)“团零飘井红”中的哪一家、哪一个人?“团零飘井红”合成“井冈山兵团”,明明是合,怎么《谁之过》说成“彻底分裂”?“王、关、戚”和“团零飘井红”没有交集,没打过交道。“王、关、戚”和“北大井冈山”没有交集,没打过交道,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北大井冈山”没有这些高亲,也没想攀附这些高亲。
“王、关、戚”在文革中的一些言行,“违忤”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有碍“简在帝心”对于各种政治力量的权术平衡,他们先后遭到“高墙圈禁”。可以历数中共高级官员,文革中遭到“高墙圈禁”的,比比皆是,不必一一例举了吧。“王、关、戚”的“高墙圈禁”,更是与“北大井冈山”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四、关于形成“两大政治派别严重对立,彻底分裂”
《谁之过》说:“1967年7月11日,学部派往北大的联络员李惠国传达林杰、林聿时、周景芳的指示,要求“反对派联合起来,否则的话,聂、孙会把你们吃掉”。王恩宇又做了四点指示:(1)你们要联合起来,不要争名称,要求同存异;(2)要让周培源当一把手,理由是小将容易被打成反革命,而周培源可以与“老佛爷”(聂元梓)对抗,使组织不易搞垮;(3)对聂元梓的问题要注意,不要无限上纲;(4)要准备长期斗争。于是,反聂的群众组织在1967年8月17日召开了联合大会,按照洪涛的指示不叫“八·一七”,取名为“新北大井冈山兵团”。1967年11月28日,井冈山兵团举行欢迎仪式接纳孔繁、杨克明参加井冈山兵团,并参加总部工作。季羡林老先生也从先前支聂站到反聂阵营,戴上了红袖章,并且担任了东语系红卫兵的头头。校文革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少数同志脱离校文革,参加了井冈山兵团。自此,在北大形成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支持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与以周培源、牛辉林为首的井冈山兵团两大政治派别严重对立的局面,彻底分裂。”
笔者曾是北大井冈山成员,从来不曾听说有什么“学部”作为上级领导机关,派什么联络员“往北大传达”什么什么人的指示。想必这些指示是传达给一向自命“朕即北大”的宫香政等人了吧?《谁之过》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何时何地,到底谁向谁传达谁的什么具体指示,又有什么人作为在场的证明人?这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孤证不立,《谁之过》就这么笼统含糊的说将起来,难免让人认为,是《谁之过》凭空捏造或道听途说。
这件事的涉事人员,《谁之过》一口气点名了李惠国、林杰、林聿时、周景方、王恩宇、洪涛。据我们所知,井冈山兵团跟他们毫无联系,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时间上,则是1967年7月11日、8月17日、11月28日。《谁之过》说的“自此”,是自哪一个时间点?
拥众七千人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取名,真的是区区洪涛的指示吗?《谁之过》太信口开河了吧?
《谁之过》说季羡林老先生,“从先前支聂站到反聂阵营”,这和季羡林先生《牛棚杂忆》中他本人白纸黑字的说法绝然不同。
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说道:“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有名的心狠手毒。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
季羡林先生又说:“领导新北大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大权,迫害异己。我与此人打过多年的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
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有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甚麽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派在大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了敬意的:周先生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
季羡林毫不含糊地说道:“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我一生做的事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应该相信季羡林先生自己的白纸黑字的说法,还是听信《谁之过》胡诌八咧的所谓“季羡林支聂”?
至少应该承认,聂元梓在周培源先生那儿失去人心,失分;在季羡林先生那儿失去人心,失分。有趣的是,文革中的聂元梓,在年高德劭又敢于仗义执言的绩学之士中(如周培源、季羡林、侯仁之、周一良),一再失分;在正直淳朴的青年学子中,一再失分;在北大高级干部队伍中(如戈华、张侠),一再失分;在昔日的“左派战友”中(如杨勋、郭罗基、孔繁、杨克明),一再失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就北大这块天地说,聂元梓尽失人心,天下还能坐得稳吗?聂元梓在校内遭到这么多方面的反对,北大因拥聂和保聂而起的分裂,无疑是势在必然!
五、《谁之过》说:“
1970年,牛辉林在清查‘五·一六’中,对此有明白的交代。当时迟群、谢静宜主政北大,作为宽大对象的牛辉林发言,坦白自己有三条罪状。一是自己由洪涛介绍加入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曾将北大的‘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他又把这份名单交给了军宣队,希望凡是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人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不要相信攻守同盟,攻守同盟是靠不住的。二是在洪涛的唆使下,在北大挑动武斗。三是说了一些关于江青同志的坏话。”“五·一六”集团纯属子虚乌有,“清查五一六”是一场荒唐的唐吉诃德对风车作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五一六集团都不存在,牛辉林受五一六分子唆使挑起武斗的事情当然也根本不存在了。牛辉林已经病故三年,他在1979年就得到了平反,现在还拿着牛辉林在“清查五·一六”逼供信条件下的只言片语,当作什么“钢鞭材料”喋喋不休地进行攻击。宫先生这样做,难免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六、关于“中央决定拔掉北大这顆钉子”
“拔掉北大这顆钉子”这个提法,来自《聂元梓回忆录》。该书251
页记述:“李讷从北戴河休养回来,她告诉我,谢富治说,‘要拔掉北大这顆钉子。’这句话是六七年夏天李讷亲自对我讲的。”
《聂元梓回忆录》本身就是投机政客的翻供状,哪些内容是真,哪些是虚构,真伪莫辨,该书面世以来,一直有很大的争议。仅以那件发生在03633
班同学身上的“黑把匕首刺聂案”为例,《聂元梓回忆录》记述:“在制止武斗中我也曾受了伤,流了血。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包,我被一个叫×××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刺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了,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来刺我是受了蒙骗。
”而所谓“刺客”在网刊《昨天》第62期揭露真相说:“这个情节,绝对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实际上,没有行刺,没有匕首、没有扎着、没有刺着、没有碰着,没有头顶受伤、没有血顺着脸往下流。聂元梓只是被器械从背后轻击,后脑勺碰破小拇手指甲那么大一点表皮而已。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这三位一体,何时、凭啥,勾兑一出‘黑把匕首刺杀聂元梓’剧本,更加无从得知。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自我标榜‘从未进行过追究’。平心而论,1968年3
月29日晚间‘谢副总理四点指示’并没有点名‘×××’。反倒是三十七年后,2005
年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第270页,点了‘×××’的名,指名道姓进行诬陷。这就是伪善的聂元梓‘从未进行过追究’吗?青竹蛇儿口,黄蜂尾后针,一旦操话语,便把谎言吟。《聂元梓回忆录》是不折不扣的欺世盗名。”时至
2016年,《谁之过》说:“事实表明,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就是要利用地派院校,通过内外夹攻,挑起武斗的方式拔掉北大这颗钉子,但未能实现。”
《谁之过》如今拾取2005年海外出版《聂元梓回忆录》的牙慧,回溯演化、演化、再演化,一直演化到“举天下而奉一人”至尊的头上。《谁之过》中举证哪些事实表明文革中“中央决定拔掉北大这顆钉子”?遍阅谎言充斥的《聂元梓回忆录》,也没见“中央决定拔掉北大这顆钉子”的说法呀。《谁之过》作者须知,没有任何事实的支持,空口谰言,写史的大忌!
至于《谁之过》说:“北大这顆钉子终于被拔掉了,红卫兵运动也由此寿终。”直接把聂元梓当成了北大和红卫兵运动的化身,她一倒霉,北大就完了,全国红卫兵运动也完了,如此夸张其词、荒谬绝伦的说法,有谁能够相信?
七、关于北大3·29武斗《谁之过》说:“3月28日晚,发生了北大井冈山的同学分别在40
楼、30楼驱赶公社同学的事件。新北大公社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认为28楼和31
楼是学生宿舍中心区,28楼已被井冈山兵团占领了,31楼里井冈山人员较多,他们又有武斗准备,如果井冈山兵团占据了31楼,那么就占据了北大的战略要地。所以必须奋起反击,把井冈山的同学从31楼赶出去。于是,发生了“3·28”武斗。在当晚武斗中,新北大公社的同学占领了31楼,井冈山兵团占领了40楼。”329凌晨一点左右,新北大公社武装齐备的武斗队,偷袭夜阑人静的31斋男生宿舍,发动了北大武斗,开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之先河,早有公论。此前根本没有“井冈山的同学分别在40楼、30楼驱赶公社同学”的事情。《谁之过》承认“3月28日晚,新北大公社总部召开紧急会议”,但是回避了聂元梓对于发动武斗的拍板—“好,你们说要打,那就打吧”(见艾群文章:“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燕园风云录(四))。
校文革没有给几千人的井冈山兵团拨发一处活动场地、一分钱活动经费。28
斋原来是越南留学生宿舍,越南留学生归国以后,腾出很多空置房间。井冈山兵团在28斋,广播台占用4间、总部占用4间。而不是《谁之过》说的“28楼已被井冈山兵团占领了”。北大井冈山兵团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准备,没有应急方案。329事件首先是新北大公社数百名长矛队夜袭得手,顺利攻占31斋,井冈山几百名同学被公社武斗驱赶出
31斋,从上到下惊慌失措、无以应对。校文革武斗总指挥高云鹏得意地大喊:“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谁之过》作者宫香政也承认,“新北大公社的同学占领了31楼”。移时,40斋两派学生发生自发冲突,正如俞小平《记忆》第152期《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所述,40斋的冲突中,新北大公社方面落败,某团长率众二三十人被俘。40斋两派学生这场自发冲突,没有任何一方驱赶另一方,双方总部没有派员增援,甚至双方大喇叭没吭一声,也没有任何一方占领此楼。《谁之过》说“井冈山兵团占领了40楼”,是无中生有的欺世谎言!井冈山兵团没有驱赶对方同学,井冈山兵团一分钟也没占领过40斋!事实上,3·29以后不多久,40斋成为新北大公社西线武斗队驻地。3·29清晨,按照当年节令和气温,正常人,百分之百都穿棉衣、棉猴乃至毛裤、绒裤。天亮的时候,夜间逃出31斋、衣着单薄的学生,都在寒风中瑟瑟股栗,在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达北大之前,这些同学听到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安排意见,让大家进入32斋。在露天寒冷得不得了的学生们,一窝蜂进入32斋的楼房,各自找房间暖和暖和。没有发生任何纷争或冲突,对立派同学平和让出32斋,直至工宣队进校,32斋由井冈山兵团“割据”。3·29中午开始,青年工人组成的井冈山兵团“海燕战斗队”为加强总部保卫,清理28斋。不适宜的人员退出此楼,井冈山兵团独自占用28斋,成为“割据”根据地。笔者就是329事件中,被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长矛队从31斋赶出去的。赤手空拳被赶出楼的好几百人,对于3·29事件真相,清清楚楚!
《谁之过》谩言什么“反击”,好像是先受到攻击然后反击,谁攻击你啦?妄图用今天的谎言颠倒过去的历史,这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吗?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王大宾回忆录》167页记述谢静宜回忆1969年3月,毛泽东对聂元梓的评鉴:“你老佛爷伸手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笔者是普通群众,能够明确指出北大校文革武斗总指挥是高云鹏、新北大公社东线武斗总指挥是黄元庄、西线武斗总指挥是宫香政,还亲眼见过新北大公社总头目卢平1968
年大夏天穿着公社武斗队标准配置的黄色军棉袄、头戴安全帽,在墙上贴黄纸红字大标语。《谁之过》能够指出井冈山兵团有武斗队吗?如果有的话,武斗队的服装、武器配置是什么?头头姓甚名谁?
北大校文革发动3·29武斗的恶名,倾三江之水也洗脱不掉!新北大公社草菅人命,杀人成习,杀害了无辜青年温家驹(校外中学生)、殷文杰(路过新北大公社总部44
斋门前的路人)、刘玮(从天津回校办分配手续的毕业生),还有肉体摧残众多干部、教师、学生的罪恶,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干净!
关于北大武斗,笔者不想跟《谁之过》多辩驳了。以下来自北大文革两派作者以及校外研究者的网络文字或公开出版物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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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爱晶:清华蒯大富
八、结语
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二十年多来陆陆续续出现许多文革回忆、研究,其中一些总是倾向在叙述事件时,加一个谁谁受某某支持,意欲先给事件定性。或者断章取义的选取昔时领导人的几句话,用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这种做法,是阉割历史,或是选择性地解说历史。《谁之过》东鳞西爪,穿凿附会,严重地具有这种弊病!作者不如一五一十,讲讲亲历的北大文革事情,其实更有意义。
北大文革两派斗争,其重要表征,始终围绕反聂和保聂展开,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义。聂元梓原为官身,按照北大哲学系62级毕业生、著名作家周国平先生说法,是“传统内”的,如果不是金光闪闪“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罩着,文革运动一起来,她就可能被扫进“走资派”队伍。这张大字报使得她一炮走红,成为天字第一号“左派”,顺利通过选举,成为“校文革红色政权”执柄人。必须承认,校文革是政权,但是也要看到,这个政权不脱窠臼、原封不动接手了陆平校党委的权柄(党政财文包括武装部、保卫组),统治手段难免落窠于以我为中心和阶级斗争为纲。加之,聂元梓量狭无文、愎谏贼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校内,大搞以聂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渊驱鱼,把一批批同路人推向对立面,导致众叛亲离。在校外,到处伸手,争权夺势,四面树敌,遭到千夫所指。通观全国文革乱局,上下交困,左支右绌,何尝不是:治世无真贤,治病无良医!全国如此,北大能怎样?
所以奉告宫香政先生:分析北大文革,要从北大内部找问题,北大文革反聂保聂两派分裂,源自北大人的人心向背!如果不分析内因,只从外部找问题,那就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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