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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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邓广铭，北大历史系教授，1978-1981年曾担任历史系主任。
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作者：郝斌
北大历史系的“牛棚”，起于1966年7月底，中间因“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度势衰，监管学生散去，“松绑”5个月不计，前后实施监管劳动共30个月。其中约有6个月，我 和邓广铭先生被分监两处，其余时间都在一起。
右图：北大三院101室，当年曾做过历史系的“牛棚”，如今是一间会议室。
大概在1969年的5月底或6月初，早晨刚刚起床，一位“工宣队员”来到关押我们的三院101室，对杨人楩先生说：“你可以回家了，现在就收拾行李！”三年了，这是我们一直盼望的话，如今听到了，却又有点突然。我们人人血流加快，杨先生可以出去，那不就是我们的一点希望火光么？
我不知道杨先生此刻有什么感受，只见他手忙脚乱。总共就是行李、几件换洗衣服、“毛选”和必用的一点药物，他却收拾了这个，丢掉了那个。还是高望之上去帮忙，才把行李打包起来。杨先生没忘记把他没抽完的半包香烟，顺手塞给了高望之，那个动作，倒是相当麻利。从进“牛棚”，杨先生凡有机会回家拿取粮票，都把手里剩下的香烟留给高望之。
行李收拾好，“工宣队员”领着杨先生到了隔壁看守室。留在屋里的我们，一个个床上趺坐，大气不喘，好像能听到彼此的呼吸，目光碰到一起，也要赶快避开，心里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候，隔壁忽然传来杨先生的声音：“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原来那间屋的墙壁上，有一幅毛泽东的挂像，想必是“工宣队员”同杨先生说了什么，要他走前有个表示。
隔了一天，邵循正先生也放出去了。他同样被领到隔壁，原来这是必有的一个“出棚仪式”。不过，邵先生平日讲课、说话，声音就很低，坐在后排的人，听见前半句，听不见后半句。此刻，我们听到他喊了一遍，可能嫌他感激之情表达不够，又听他喊了一遍。第二遍，确比他平日说话的声音略高一点，才算礼成走人。
邵先生放出之后，希望之火在我们心里烧得更旺。有点空闲，都会悄没声地收拾一下零碎物品。胆大的谢有实，不掩饰他急切回家的心情，还刮了胡子。那个时候，塑料制品，只有男女凉鞋，还没有塑料口袋之类。不约而同，我们谁都不再洗衣服了，免得衣服没晾干，门口喊出的名字是自己，湿衣服没处放，行李不好打包。洗脸的时候，也不打湿毛巾，擦一擦就行了。下一个，该放谁了呢？人人都在心里揣摩。 “下一个是你了！”有人对我这样说过，我听了也很动心。后面几天放得很快，有时候两、三个人一块出去。出去的人，行过“出棚礼”，再回房间来拿行李，临出门的时候，对留下的人会回过头来多看一眼，这一眼，是安慰？是同情？还是明天棚外相见——说不清楚。留下的，已经是很少几个了。101室，一个挺大的房间，我们住进来的时候，双层床一张挨着一张，两床之间，仅容一膝，要侧行才能出入；如今，再没有拥塞、压迫之感，反倒显得有点空空荡荡了。
“牛鬼蛇神”一个一个放出去，最后剩下的是邓广铭先生和我。我们接到通知，搬到38楼去住。
38楼是历史系的男生宿舍。住进这里之后，既不叫我们劳动，也不让我们参加会议。两个人相对枯坐，手里只好各捧一本“毛选”。真亏得有这本“毛选”，否则，连手往哪儿放，我们都不知道了。不管怎么说，身边没有专人看管，这是一大变化。开饭了，我去食堂买饭，邓先生常常要我代买。到这个时候，就是买个“甲菜”，也没有人过问了。学生食堂，当时以价格的高低，把菜分为甲、乙、丙三等，“甲菜”最贵，大约两毛五到三毛钱左右。在此之前，“牛鬼蛇神”只许买“丙菜”，每个一毛钱或8分钱。如今吃菜不受管制，也是一大放松。这时候，邓先生多半要吃“甲菜”。
楼道里很脏，到处都是垃圾。早晨，我打扫完房间，顺便扫扫门口的左右两边，有学生见了会说：“算了，扫不完的！”我们慢慢感到，周围的学生，没有三年以前的那种敌意了。时间一长，甚至感到学生对我们却有几分怜悯或同情，我们生活在这里，不必太过紧张。
有形的“监管”，明显松弛下来，可另一根无形的绳索却紧绷起来－－清队的“政策攻心”，一波接着一波，攻得人坐卧不宁，一直攻到我们房间里来。
那时节，迟群、谢静宜（注1）以“军宣队”身份“进驻”北大、清华，“占领上层建筑领域”。这都是当时的用语，大会、小会上这样说，报纸社论上也都这样写－－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人们冷静下来了，您听一听，北大、清华，是异国他邦吗？不然何需去“占领”和“进驻”呢？一个学校，本该是打钟上课、打钟下课的地方，干什么要下令给身穿军装的人，去“占领”和“进驻”呢？“军宣队”来了之后，自然要以“占领者”的身份实施号令。第一要务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即清理出隐藏在教职工里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至于走资派，早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儿，只待随时处理罢了。而清理隐蔽的敌人，与对待明火执仗的“走资派”大有不同，“军宣队”说，要去“深挖”才行。
迟群、谢静宜在这方面有一个得意之作，据说获得了上面的首肯，作为经验，行文全国，予以推广。这个得意之作，当时有个名称：体现宽严政策、实行政策攻心。在北大的具体作法就是：东操场上举行全校教职工大会，几千出席者，各带自己的小板凳，按所在的系、所单位，列队前往，整齐入座。大会的第一个程序是“从宽”。即有某人走上台来，当众坦白说，自己参加过“中统”、“军统”之类，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过什么坏事等等，右一桩、左一桩，过去隐瞒多年，如何得到“走资派”的包庇、重用，如今在中央派来的军宣队“政策感召之下”，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痛下决心，我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全交代出来，说到这里甚至语带呜咽。有的还要妻儿老小一同登台、“重演”一遍在家里如何劝夫、劝亲，几经反复，最后选择了坦白自首，走上光明大道的一幕。有道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坐在台下的我们，谁不明白这是事前导演、甚至排练过的？您看，还在读小学的幼子、幼女会对爸爸说：“你交代了，才是我的好爸爸！你不交代，我就不认你作爸爸！”爸爸接下来说，听了这话，心中大恸，照旧隐瞒下去，如何面对妻小？于是痛下决心，才有了今天大会上的一幕。而那个劝父、劝亲的幼儿、幼女，他们的动力又是来自何方？小朋友说道，这是广播、社论、“军宣队”反复宣传的政策告诉他的。台下的人听起来，情节很完整，甚至还有点人情味儿－－您知道么？在那个年月的公众场合上，有有任人情味儿的表达，都是个稀罕事儿。
坦白者的话音一落，“军宣队”的负责人登台讲话，他对坦白者给予肯定，并以事先准备好的决定书形式，郑重宣读，坦白者的罪行已经交代清楚，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决定免予追究，如此等等。正在一旁低头待罪的坦白者，被允许走下台来，径直回到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之中，队伍里还会还迎以掌声，从此，他就成为“人民的一员”了－－这叫做“政策当场兑现”。读者朋友，文革初起，哄哄乱乱之际，“牛鬼蛇神”被人随便给以拳脚、吐口水、揪头发，施尽了人身的污辱，如今，迟群、谢静宜以“从毛主席身边派来”者的身分，导演出这样一种正剧，虽没有动粗动武，施展的却全是不折不扣的人格污辱！多年以后的事实表明，坦白者所说的那些情节，竟全是子虚乌有！细说起来，他们个个先被逼到走投无路，直到生死一线之际，眼前忽地展现出家庭团圆依旧、差事薪水可保，这样“宽大”的一途，两相对比，谁不心生柳暗花明之感？您看，“宽严大会”，自7月21日－8月27日，一个多月里连连开了四次，竟然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就有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人，地主、富农、坏分子14人（注2），以上各项加起来共有102人之多－－掐指一算，这个数字，又抵得上聂元梓的半个“牛棚”！迟群、谢静宜演的这一出，造出了多少冤魂孽鬼， 但“上有好者”的责任不可不论。今天说起此事，谁也不能过多责难坦白者的不实。抛开上有好者和迟、谢的帮衬，那就混淆了原生、衍生的关系。主从不分，过多责难坦白者，无异于让坦白者二次受辱，那样如何能够正确总结历史教训？
接下来还有“从严”的一出。坦白者入座甫定，台上一声高喊：“把反革命分子×××押上来！”被押者此刻甚至还在懵懂之中，就被身边早有准备的两个年轻人，各扭一臂，押送到台上。接着，是被押者所在单位的“代表”登台，历数他某年月日各有什么罪行等等。言之凿凿，由不得你不信。“军宣队”负责人跟着再以书面决定方式郑重宣读，根据“抗拒从严”的政策，×××至今拒不交代，决定给予从严处理。一声“从严”，从操场出口的地方开进一辆吉普车来，一直开到台下，身着警装的人，把被从严处理者当众上铐，推上吉普车，一溜烟开走了。此时台上通过高音喇叭高呼口号：“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全场响应。一场对比性极强的演出，就是迟群、谢静宜们所要求的舞台效果。此时“军宣队”再次讲话：“现在坐在群众中应该从严的对象，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但为了给予坦白从宽的机会，今天就拿出一个典型，给做个参考。如对你们有参考价值，回去就向宣传队竹筒倒豆子，老实交代问题，免得走上绝路！”（注3）“下一次‘宽严大会’的时间，等候通知！”话语不多，极具威慑力量。中文系副教授章廷谦，笔名川岛，是鲁迅的好朋友，平素为人平和谦虚，这时，被诬以“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不要证据，从严处理了，“管制”了好几年。东语系一位娶有日本妻子的台湾省籍讲师陈信德，被戴上“日本特务”的帽子，“从严处理”，当场拉走，投入监狱了。待到“文革”结束，1978年各种冤假错案得到昭雪之时，陈信德在山西劳改队中早已瘐死多年。他的夫人伤心至极，带领女儿移居日本。她在大阪为自己置买了墓地，也为丈夫树立了墓碑。丈夫的墓穴空置多年，终是于心不甘，1996年3月，她要女儿陈昭宜回来寻找爸爸的尸骨。费尽不少周折，总算在山西省阳城县的荒地里寻找到了。原来陈信德过世了，当地的习俗是，谁把死者草草埋葬，谁会不得好死。但是，当地一没有火葬设施，二没有人能够出钱替他购买棺木。劳改队的好心人就用一口大瓮把尸骨装了，单埋一处。陈信德的女儿陈昭宜，亲到埋葬地，开瓮相认，携带骨灰，回到仙台，最后总算让父亲的墓穴不空。而今母亲也过世了，父母能够同葬到一处，陈昭宜母女总算了却多年的心愿－－可在那个时候，朋友，对有权在手的迟群、谢静宜来说，开一个“政策兑现宽严大会”算得个什么！？无非是“有枣三竿打，无枣打三竿”罢了，可对被打者来说，打到谁家头上，轻则是受罪数载，重则家破人亡！
右图：章廷谦，笔名川岛，北大中文系副教授，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鲁迅过从甚密，鲁迅文中，多有提到。“文革”“清队”中，迟群诬认章曾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职务，章拒不承认，迟群将章“从严处理”，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交由群众监督”，长期在中文系扫地劳动。
偏在这个时节，历史系军宣队高队长推门进入我们的房间。他就像没看见我，坐下来面对邓先生说：“邓广铭！你是不是还有没交代的问题？宽严大会之前，还是你的机会！”说完这个话，不等邓先生回应，抬起屁股走了。隔了三天，这位高队长又推门进屋，还是同样一句话，说完又抬起屁股走了。如此两来两问，邓先生好象也不能不为所动，他沉默了。我在一旁看了，也觉得事情严重，替邓先生捏一把汗。到食堂替他挑个适口的“甲菜”，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又隔两天，高队长第三次进屋，还没有开口，邓先生倒先说话了：“我有问题要交代！”依照常理，这个时候，高队长应当让我回避走开，或是把邓先生领到另一间房里单独交谈才对。不想，这个时候的队长视我如同无物，并不叫我回避，他伸手掏出笔记本来就记，听不清的地方还让邓先生重复，这样的重复，不只一次。我呢？我先想到的是自己。此情此状，足可表明我不是这次清队的目标，这一点可以确定无疑，但是，高队长不让我回避，也就是说，他不担心我把事情泄漏出去，这又表明什么呢？不用说了，一时半会儿我还不能指望出去－－心里这样想，我的耳朵还是竖起来听。只听邓先生说，他参加过一个党派，叫做“独立党”，党魁是胡适；领过党证，001号，不过党证早就丢了；“独立党”还有机关报，叫做《独立评论》，出过好多期。
高队长还要顺藤摸瓜，问这问那，邓先生说，这就是“竹筒倒豆子”了。高队长遂以从不曾有过的缓和语调说：“好！再想起什么，可以随时找我！”合上本子走了。在部队里，高队长是一位营级干部，做事相当沉稳老练，不是年轻的战士那样毛手毛脚。不过，今天，他脸上也挂出一点儿收获的喜悦。
高队长走了，我有点沉闷，只能找点别的话头来搭讪。邓先生却一如平常，又同我聊起天儿来。
在此之前，我们同处一室已近一个月了。日子怎么过的呢？手头除一部《毛泽东选集》之外，再没有什么书可读，也没有报可看，不允许我们昼寝，我们又不愿枯坐，剩下来，只有手里拿着“毛选”，相对聊天了。这一年，邓先生62岁，我35岁，他治史阅世的年头，比我的岁数还多。他对人、对事常有自己的看法，记忆力又极好，天南地北，不管说到什么话题，就像现在上网搜索一样，能链接出许许多多相关的人和事来，我听起来，倒也是苦中作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能同邓先生相与一室，不仅心境舒缓下来，还能增长见识。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提到施蛰存，我问邓先生，三十年代为什么同施有一场笔墨官司，弄得鲁迅杀出来助阵。邓先生说，那是他当学生的时候，见施蛰存对一段引文，解释有错误，就撰文纠正他，施蛰存硬不认帐；邓先生说，他与鲁迅并不相识，是鲁迅自己杀出来指责施蛰存。鲁迅说，那个青年人给你指出来的，全是硬伤，用语很挖苦，把施蛰存说得体无完肤。我们还谈到林语堂的《子见南子》。三十年代，济南城的一个中学里，学生排演了林语堂的这部话剧，剧本一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把至圣先师孔夫子描绘成一个登徒子式的好色之徒。对这种大胆地描写，反对旧礼教的青年观众，觉得新鲜，反响热烈。可是，山东的“圣裔”很多，争论最后变成了一场官司，层层上告，一直打到南京，弄得“圣裔”之中最显赫的人物孔祥熙，也站出来说话。邓先生说，他当时正在济南，他说出好多好多细节，听得我兴味无穷。这些事情，我此前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看到过，多少记得一些。同邓先生谈起这类话题来，还能应对几句，邓先生也有谈兴。这样的聊天，只有38楼两人一室的特殊环境，才得能够，无论太平庄，无论三院，统统没有这种可能，而到“文革”结束之后，都要做自己的事了，更没了这种时间和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另成了一番回味。
书归正传。邓先生向“军宣队”的交代，我初听之下，心里一震，听到后面，简直是满头雾水。邓先生说的是实情吗？打从清末中国出现政党以来，掐着指头数，不论斤两只算个头儿，加在一起，不过一、二十个，这“独立党”，可来从没听说过呀！再说，胡适组的党，该是有案可查的呀－－再一想，胡适，他是个“不党”的人物！现成的党他都不参加，居然会去自己组党，还当党魁？《独立评论》，倒是有这么一个杂志，到图书馆就能查到。那是一个周刊，在三十年代，由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黼等人共同出资、轮流主编，是一个同人刊物，抗战兴起，停刊不办了。只要研究民国政治思想史，这是必看的一套杂志－－总而言之，邓先生同高队长说的，听起来好像有鼻子有眼，可这都是哪儿对哪儿啊！

上图：《独立评论》，周刊，1932年创刊于北平，1937年停刊，共刊出244期。

上图：《独立评论》（1932-1937）合订本。
邓先生与胡适，确有一层关系。那是抗战胜利以后，北大从云南复员回到北平，傅斯年任代理校长，1946年5月，傅斯年刚刚到校视事，万事待理。这时候邓先生也到了北平，第二天，邓先生去看望老师、同乡傅斯年。邓先生回忆说：“他见了我，什么话也没说，便让工友搬了张桌子来，道：‘我现在忙乱得很，没有人帮忙，你来了正好帮我的忙。’”（注4）邓先生也没说二话，就坐在这张桌子前办起事来。邓先生的本职在历史系，校长室是一个兼职不兼薪的差事，连个名分也没有，来办事的人，出于礼貌，称呼他“邓秘书”，他不置可否。校长胡适，9月份到校上任，傅斯年腾出身来要去南京了。行前傅斯年对邓先生说：“我代理校长，你帮了不少忙，胡先生回来当校长，你还得帮他的忙。不能马上丢开校长室的工作不做。”（注5）邓先生唯唯。他跟以前一样，还是师命谨从。说起来，傅斯年是邓先生的老师，胡适还是傅斯年的老师，胡适当然更是邓先生的长辈。邓先生没有二话，在校长办公室的那把椅子上接着坐下来。到五十年代，我听邓先生讲课的时候，口耳相传，他坐过的这把椅子，已经定格为 “胡适秘书”座椅了。而胡适这两个字，解放以后，含义不断丰富，“反动”色彩一天浓似一天；“胡适的秘书”的含义，似乎是胡适的所作所为，至少得知道个七成、八成。因此一有“运动”到来，凡涉及胡适，邓先生就有压力。不过，前几个回合，都被邓先生挨过去了，可胡适的影子，还一直跟在邓先生身后没散。这回“牛棚”里所有的老教授、包括头上有五顶帽子（注6）的周一良先生都放出去了，独独只有两顶帽子（注7）的邓先生一人被扣下，“军宣队”的疑点，还在他与胡适的关系上，这是不言自明的事，除此以外，邓先生身上还有什么瑕玼可疑呢？
邓先生向“军宣队”交代“独立党”的情状，一如上述。当时的在场者，只有我们三个人。何以会有这样一幕戏剧性的演出呢？最有解释权的当然是邓先生，他已经作古远行了；军宣队高队长，现在不知他的去向，何况他当时是在完成一项任务，难免会有他的局限，另以文化和经历的背景来说，恐怕重提此事，他也难于作出什么解释。我呢？ 出了“牛棚”以后总想向邓先生当面一问，几次到了口边，又总没有开口。如今写到这里，真是后悔。我相信，邓先生出此一招，必有他的考虑。
我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如上事实，在此也试图作一点解读。了解邓先生为人、性格的前辈、亲人很多，他们或可作出更合乎情理的解读，对邓先生了解不多的读者朋友，您就当多听一个故事吧！
命运操诸人手，不能全听摆布，这是邓先生的总路线。残酷的“从严”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样的事，以邓先生的性格，他断不会接受，他不是那种引颈就戮的人；戏剧性的“从宽”路，人格受辱，那更不是邓先生所能考虑的。两条道路都走不得，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显出来邓先生的老辣智谋，他将计就计，硬是从两不可为之间，推出一条顺水船儿来：你不是怀疑我与胡适的关系高深莫测吗？好！我就给你一个胡、邓之间的莫测高深－－胡适是党魁，我是天字第一号的党员！除此之外，再无其它了。至于那个“机关刊物”《独立评论》，从头到尾看上一遍，恐怕足要几个月，到得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再说，军宣队高队长一听邓先生说要交代、以及接受交代时的神情反应，足已让邓先生摸到了虚实。邓先生知道“军宣队”手里没有牌，完全是诈。总之，邓先生同高队长这次谈话之后，占得了先机，下文如何，那就足够“专案组”去忙乎一阵子了－－后来的事情，随着时移势易，果然满天的乌云，一阵风吹了个干干净净。两个月之后，1969年10月，邓先生、我随同全校两千教职工，到了江西省南昌县鲤鱼洲干校劳动。就是在鲤鱼洲，转过年来，1970年8月，还召开了第六次宽严大会，又处理了“叛徒4人、特务9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1人，伪军、政、警、宪骨干分子4人，反动党、团骨干4人，现行反革命分子4人地富2人”等等，一共38人之多（注8），这次会前、会后，都没有人对邓先生问起过“独立党”这桩事。

上图：京剧名旦杨秋玲当年常到邓广铭家里谈戏，有说有唱。历史系的老少戏迷向邓先生提出，独乐不如众乐，邓先生遂请杨秋玲到北大二院清唱一回。中间为杨秋玲。

上图：邓广铭（前排中）邀京剧名家杨秋玲与北大历史系师生清唱同乐后，步出北大二院。
邓先生爱好京剧，是一个高级戏迷，与马连良、张君秋、杨秋玲都是朋友。在他九十大寿的时候，我们恳请再三，他答应一聚，但说不必赶在寿日，等到春暖花开，他愿意同大家一起去植物园赏花！我们高兴从命。到了植物园那天，晨风一吹，我觉得有几分凉意，可邓先生一件单衣，不休息、不要人扶，谈笑风生，兴致很高。植物园里有一家餐厅，厅大客稀。在寿席上，我自告奋勇，为邓先生清唱了一段，我唱得不好，却博得他老人家哈哈一笑；他的女儿邓可蕴也唱了一段，有滋有味儿，他也哈哈一笑。邓先生的105岁冥诞将到，邓先生！您泉下有知，我能再为您唱上一段儿吗？我盼您再有哈哈一笑！
先生，我扮个正净大面，您且听了：
（白）： 迟群呵，娃娃！你中了老夫的拖兵之计也。
（唱）： 迟群小儿忒张狂，
把我邓某当寻常。
任你宽严、严宽两张网，
凭尔捞来由尔装！
休道说生死权力手中掌，
管教你晕头转向、出乖露丑碰南墙！
－－鲤鱼洲头一样闯，
秋水长天也风光！（注9）
注：
（注1）迟群，到北大前任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到北大后任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来北大前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到北大后任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主任由别人挂名，迟、谢执掌实权。
（注2）见《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802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二版。
（注3） 见《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802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二版。
（注4）见《邓广铭全集》第10卷，304页，《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注5） 见《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305页，《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注6） 周先生的五顶“帽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共老手、美帝特务、老保翻天急先锋。
（注7）邓先生的帽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分子。
（注8）见《北京大学记事（1898——1997）》813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二版
（注9） 唐代文学家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滕王阁在南昌市，距鲤鱼洲约六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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