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宽宥和抹除——周一良晚年心境一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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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宥和抹除

     ——周一良晚年心境一窥


作者：郝斌

1966夏至1969年夏，时值周一良先生53－56岁，这几年的他，多半在“牛棚”里度过。三十多年过去之后，他快90岁了，“牛棚”的阴影，依旧萦绕心头，挥之难去，以致成为他晚年三大不快的心结之一。周先生留下的文字、遗物之中，对此都有明白的表征。
“文革”之中，北大历史系有过一个庞大的“牛鬼蛇神”队伍（1），是以周先生在“牛棚”里的境遇，目睹见证者不少。时光荏苒，屈指一数，这些人大部分凋零作古了；我当年30岁出头，如今也至耄耋之年。逝者如斯，说起来都是些前尘往事，一切全在可以宽宥之列。不过，宽宥不等于忘记，更不等于可以抹除。这个话应该这样两面说到、做到，才不至于偏废，偏废会招致负面的效果。今日回头反思“文革”，理性与不回避、不抹除，应该是亲历者用心把握的两点；或缺其中之一，恐怕难以完成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作业。交卷的时间已经耽延至今，答案及格才好。去年已是周先生百年冥诞，我把一些陈年往事，点点滴滴回忆出来，一作对先生的怀念，二让年轻的朋友当个故事听听，庶使这段历史不致完全成为灰烬。
周先生晚年的心结，究其所在，我以为，就是今天反思“文革”之时我们劈头遇到的问题：宽宥碰上了抹除，你该怎么办？


显现本尊
1966年，政治风云诡谲多变。4、5月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连结在一起，打成一个“反党集团”，霎时之间倒台了。这时节，斗争还只限于上层，广大工农并不知情，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日子。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对校长陆平不满，已非一日。这时的她，以高度灵敏的政治神经，觉察到上层的动向，再经与康生的一番上下互动（2），于5月25日，在校园给陆平贴出大字报。如今只看这份大字报的标题，就知道她真的费了不少心思：《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前有宋硕，后有彭珮云，把陆平的名字嵌在中间，音在弦外，是说陆平与刚刚倒台的彭真该有什么瓜葛－－因为宋、彭两位既是彭真手下的得力干部，又是陆平与上级机构中交往密切的人士（3）。拔了萝卜带出泥，政治斗争的学问，全在妙手一用。

上图：北大校长陆平


下属对上级有意见，公然以大字报方式表达，有点异乎寻常，当年也不被容许。仅仅一天功夫，聂元梓的大字报就被反对的大字报糊盖得严严实实，事情好像就此烟消云散，其实风暴刚刚到来。一周之后，即6月1日的晚间，北大校园里被覆盖的那张大字报一步青云，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语调铿锵，而且反复重播，直至次日。此时的陆平跌坐家中沙发之上，默无一语（4）。次日，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同时，另加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千字短文，说到“陆平及其一伙”的时候，用语不凡，呼之为“黑帮”、“黑组织”和“黑纪律”。这类冠以“黑”字的语词连续使用了6次。陆平随即被撤销一切职务，北京市委也被明令“改组”。到此一刻，人们方才悟到眼前的事态不小。这时候的北大校园，就像一口烧开的热锅，到处冒泡了。未名湖畔的铜钟，几十年来上课、下课都会准时撞响，在此之后，即长歇长弃。打钟的老人姓赵，燕大时期，人们称呼他“Dear Zhao”， 他一分不差地打钟，几十年如同一日；“文革”事起，纷乱吵嚷的燕园，便再不需要他的准确性和责任感了。
这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历史系师生，大部散在农村参加“四清”；一、二年级的学生和少数教师，则在京郊昌平县太平庄搞“半工半读”。不论大家身在何处，大字报的全文都是听了又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北大虽然瘫痪，后勤事务好像还有人做主，星散的师生，都被校车陆续接回北大。6月5日返校那天，我刚放下行李，就听见有人在走廊上呼唤历史系师生到第一体育馆集合。那已是晚上，说是开会，却没有人主持。篮球场上的人们围了个圈子，空冷了好一阵，气氛凝重。这时候，人群里忽然有人高声喊话。
那是从太平庄回来的学生，当时他们疑窦满怀。因为三、四个月以前，太平庄的“半工半读”活动有过一个开学典礼，曾来出席讲话的，就有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他算是到会祝贺的最高级别人物。没有几天，他的《燕山夜话》就被拿出来批判，里面的所谓反党 “黑话”，报纸上揭出一条又一条。如今，聂元梓大字报标题上赫然在列的彭珮云，又在太平庄蹲点，一住十天半月乃是常事，学生们总在食堂里遇见她。太平庄是一家“黑店”，这个想法虽没人说出口，但在学生心里已是油然而生。有个撚儿就是炮仗，当时校内的形势已经如此。
话说那天晚上在第一体育馆，先有学生当面质问几位班主任，不得要领，接着有人指呼系总支书记徐华民出来答话。徐有问即答，只是满脸的苦相和委屈；他答“不知道”、“不清楚”，语调无奈而真诚。接着，又有学生指呼周一良先生答话。周先生好像也刚从农村回来，但已经换穿了一件干净、褪色的中山服。他走入人圈，站定之后，先用两手抻了抻上衣的下摆，又抬起胳膊提了提领子，整衣昂首，面色肃穆。他的回答跟徐华民一模一样，但字字皆有音节。他们两位是历史系主要的党政负责人，对答如此，学生不满，但也提不出更多的质问。僵持了好一阵，大家泱泱而散。
后来的三年间，周先生被批被斗多次，算将起来，能够保持师长尊严的，大概这是唯一的一次。至于其他“牛鬼蛇神”如我等辈，人格辱尽，遑论尊严。那天晚上北大第一体育馆里的周先生，我以为，显现出来的正是他的本尊。


《乞活考》公案
随后，由海军和煤炭工业部抽调来的干部组合为一个“工作组”，来到历史系维持局面。师生人等俱被安顿在室内，顶着6月的酷暑，整天学习社论。周先生随同大家一起学习。
历史系所在的三院，墙内墙外，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多半是从报刊上批判翦伯赞的文章里抄下来的语句，只是在他的名字上多打了一个红叉，人们往来走过并不驻足。一天，忽然有长篇大字报贴出，占满了大门两侧的墙面，平衡对称，让人耳目一新。原来的虎皮墙上，因雨水常年冲刷石块松动的地方，全被遮盖起来。这篇大字报不但长，而且内容也耸人听闻，它指周先生的一篇文章内藏玄机，“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是一株反动透顶的大毒草”。
“大毒草”指的是周先生早年写的一篇考据文章《乞活考》。这篇文章讲的是，西晋东晋之间，胡族自北而下，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逃亡江南，流民一批又一批，形成一次人口迁徙大潮。其中从山西出来、被称为“乞活”的一股，约两万多户，行至黄河流域屯留下来。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拥有武装，自成聚落，遥奉晋室正朔，抗拒胡族，这种自存自保的状态，竟从公元306年一直延续到419年，长达113年之久。在这百年之间，他们有力地配合了司马氏政权的北伐活动。史书上有关“乞活”的资料，本来点滴片段，散在各处，人们但知“乞活”其名，不能窥其全豹。周先生经过穷搜苦检，居然连缀成篇，把“乞活”的面貌勾画出来，填补了两晋流民史的空白。这样的文章，没有点功力、读书不多的，是绝对作不出来的；周先生作出之后，能识货、能欣赏的人，也只限于狭窄的小圈子，三、五同行而已：专攻世界史的不用说，就是研究中国史的同仁，上搞秦汉、下搞明清的，也只是翻翻罢了。然而，这篇大字报的作者丁则勤，却是历史系专攻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青年教师。他平日兴趣广泛，雅爱涉猎，不知什么时候钻到图书馆旧期刊阅览室里，研究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48年，那正是国民党大军仓皇南逃、溃不成军之际，“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值此时刻，居然有周一良这样一篇文章刊出，大字报就说，《乞活考》作者的用心是要溃逃的国军，效法“乞活”当年的做法，相机止步，凭坚乘险，拥兵自保，以待来日－－果真如此，不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又能是什么呢？！读者朋友，周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只印几百份、向来没有多少人看的《燕京学报》上。国民党上层，漫说此刻已是惶惶不可终日，就是好整以暇之际，又有谁有闲心去看这种枯燥的文字呢？再说，真的看了，就能复制出一个现代版的“乞活”吗？您看，这样的事，今天听来匪夷所思，可在四、五十年前，不特有如此奇异的思维，它居然还能找到市场、被人接受－－跟大字报作者一起署名的，就有历史系二年级的几名学生，只不过他们使用了一个小组的名义。

上图：周一良1948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文章《乞活考》
这个时候，周先生还没有被“揪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侧身革命群众之中”。稍有政治运动经验的人本该知道，话语权，对这个时候的周先生早已无缘无份，缄口不言，或许可以少惹麻烦。可先生偏偏勇气十足，“我也用大字报形式作了答复”（5），表明自己绝对没有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其实，历史系教师当中能作考据的本不在少，熟悉考据的就更多了。大家看了大字报，都心知肚明，谁会相信对“大毒草”的揭发属真？只是写大字报的这位拉来学生作大旗，形格势禁，谁也不好说他什么罢了！此时周先生自己站出来辩诬，句句全在理上，本来不说也明白的事，经此一说，大家都以为，“乞活”一场闹剧，就算挨过去了吧？
岂料，此后的事态正好相反。
周先生在他后来写的《毕竟是书生》里回忆，那几年里，只要是小会批斗，《乞活考》和另一首寄内诗，即他写给夫人邓懿信中的一首诗，总是没完没了的逼讯题目，“关于《乞活考》的审问就不止一次”（6）。笔者沦为“牛鬼蛇神”、与周先生同棚作囚的时候，曾见大字报作者丁则勤和一个叫高海林的历史系学生来到我们中间，单独喊出周先生，进入一个房间呆了很久，好像就是这类“审问”。
1989年6月，“文革”结束十几年之后，周先生到美国探亲。大概一是闲不住，二是身在异域、脱离尘嚣可以静心沉思之故，他开始回忆 “我的前半生”。写这种回忆文章，无需查看太多文献，有点空缺，回家补上，也算方便。这就是他写《毕竟是书生》的空间环境。在这本回忆录里，周先生单立了“《乞活考》招来灾难”一题，其中写道：
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和一个红卫兵，抓住《乞活考》大做文章，硬说此文乃为蒋政权出谋划策的“大毒草”，对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肆批斗。……穿凿附会、歪曲解释的细节还有不少，手边无书，不复省记。（7）
又过九年，到了 1998年，大概是在年初吧，北大百年校庆将至，历史系散在各地的64级学生，已经工作整三十年了，每人各就自己的专业写了一篇文章，结集成书，委托代表商请周先生作序。周先生一看书中有高海林的名字，脱口便对来人说：
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尤其奇怪的是，直到1968年的下半年，炮兵营营长还带着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的教师，来到劳改大院，一再强迫我承认《乞活考》的反革命意图，说我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我当然坚决予以否认。请你们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但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搅坏了一锅汤，我仍旧要给你们写序，以示鼓励。（8）
周先生所说的“炮兵营长”，就是高海林。时隔三十年了，周先生一见高海林的名字，就如此火冒三丈，可见他受伤害之深。这个高海林，何止是对周先生，他对向达先生（9）、对杨人楩先生（10）也都如此。那时候他一出现，我们“牛鬼蛇神”一众，人见人怕，个个对他印象深刻。
到1967年，北大校园里的学生、教师，不论身属哪派，都三五成群，纷纷成立“战斗队”。所谓“战斗队”，就是观点相同、彼此说得来的人，或三五、或七八，组合在一起，共同参与“文革”活动，对校内、校外大事共同表态的一种组织单元。比起1966年夏天出现的“红卫兵”，它显得更为宽泛和普及，几乎人人可以有份，即使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黑帮”子女，也可以游离在其边缘，干点抄抄大字报一类打杂的事，只是“牛鬼蛇神”没份儿罢了。至于“战斗队”云云，那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的一种表示；废除班级而代以“战斗队”，更是革命化的标榜和张扬。可是，个个都叫“战斗队”，彼此又如何区别呢？那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年代，不知谁在“战斗队”前面加了一个“姓氏”， 而“姓氏”乃从《毛主席诗词》里面取来，不仅上口好听，而且极富情趣。姓和名连在一起，那就别成一种味道－－“漫天雪战斗队”、“不争春战斗队”、“从中笑战斗队”等等，一时满园效法，贴出大字报的时候，就这样落款。同一个年级之内，看到某一“战斗队”的大字报，大略可以知道其中各是谁人等等；至于外系同学，最多只能识别其为何系而已。因此可以说，“战斗队”只是一个半透明的组织；它贴出的大字报里，也是半不负责的言论；若论同声同气，群胆群威，那就是富富有余了。像这样的“战斗队”，北大还有“看今朝”、“慨而慷”、“从头越”、“橘子洲”、“同心干”、“冲霄汉”、“虎踞龙盘”、“浪遏飞舟”、“长缨在手”等等，不一而足。取名的时候，各有寓意，但都不乏浪漫。唯独这个高海林，不知道是旁人不愿同他搭伴，还是他不肯与人为伍，寡人孤家，一个人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名字很直白，就叫“炮兵营”；此前此后，“炮兵营”也确实干了不少隔山打横炮的事，在历史系内有了名气。周先生在“牛棚”与高海林结“缘”不浅，所以才有了上面这段直呼“炮兵营长”的愤愤气话。
序言写过之后，周先生心情却不能平静。隔了半年，虽然年届85岁、已经卧病不能执笔，他还是烦人代劳，写了一篇《还想说的话》（11）。他先把上面引用过的那段发泄火气的话形诸文字，而后，他对高海林的态度，却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在同一篇文章之内写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应该是每个人具备的美德”，接着又说：
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12）
看来周先生心回意转，要把这件事情放下来了。不想这个时候，又平添出一段插曲。北大另一位教授、与周先生相熟的吴小如，看了周先生的“喊话”，不表赞同，也写了一篇文章《有感于“一笑泯恩仇”》。吴先生说：“这样的事如果被我摊上，我尽管不与那个整人的红卫兵计较，但序言我是绝对不写的。应该坦率承认，我没有一良先生那样宽容大度。”（13）从行文来看，吴先生的这段文字，大概写在1998年的秋天（14）。



上图：《郊叟曝言》封面


三年之后，即2001年8月，周先生出版他的《郊叟曝言》时，又在《前言》里说：“我对红卫兵的喊话，吴小如先生有不同看法，见《莎斋笔记》260条《有感于‘一笑泯恩仇’》。现征得吴先生同意，收录此文以供参考。”（15）
事情真是曲曲折折。笔者以时间为序，把《乞活考》这段公案三十年间演绎的前前后后，一一罗列如上。但写到这里，笔者心中早已产生几点疑问：
1 对高海林，周先生真的宽容了吗？
2 周先生对历史系64级前来索序者说：“请你们告诉他（指高海林－－引者），我至今不能谅解。”这段话，周先生说出的时候，自己何尝不知道，闻者近为高海林的同窗，也未必真会转达无误。既然如此，周先生烦人代笔写《还想说的话》时，为什么又把自己早先做的棒槌再当针纫（当真认），以它充做由头，衍接下来，才做一番宽容的文章呢？
3 吴小如先生有不同看法，乃是仁智各见，不属学术之争。既然谅解了，那就一切全该了结，何必又回过头来把吴先生的意见收为“附录”，作这种拖泥带水的事？再说，周先生写出“一笑泯恩仇”的时候，载有吴先生那篇文章的《莎斋笔记》还是手稿，离正式出版还有十年呢（16）！正因为如此，周先生才不得不有一番饶舌，说他附录这段文字乃是“征得吴先生同意”的，不然，引用已经出版的文字，何需去征求作者的意愿？君不见，周先生的这段引文只是“引自《莎斋笔记》260条”，而没有按照常规标出它的页码吗？
以上几点存疑，放在心里一久，笔者慢慢生出一些觉悟，感到这些觉悟尚可自圆其说，趁此共同怀念先生之际，写在这里，请了解先生品格、习性的家人、同事，给予评论和指正。
1 对高海林，周先生念他是个“年轻的孩子”，确有宽宥之心， 因此才会表示谅解。周先生以受害者之身、长者之尊，主动表示谅解，确是有容乃大。再说，《乞活考》的始作俑者，并不是高海林。他大学二年级刚刚念完，《乞活考》一文怕是读都未必读过，不过是受人蛊惑，跟屁虫而已，后来跟得久了，改当了炮手。若说“深文周纳，罗织罪名”（17），就连周先生自己赴美探亲之际，都曾因“手边无书，不复省记”（18），那么这种本事，能是念大二的高海林所能具备的吗？
2 周先生改变态度，确定谅解高海林之后，用什么方式转达这个新信息为好呢？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再把索序的学生找来，说明原委，把前番的气话一笔勾销，该知道的、该澄清的，一次说明，一举两得，才是常情！而周先生呢？他却大费周章，“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这个隔空喊话的做法有点夸张，与周先生平日为人做事的风格不甚相符。喊话当然也无不可，不过笔者以为，他这个喊话另有文章，他是喊给另一个人听的——那就是周先生每次说起高海林时，都要提到的“历史系的一位教师”（19）、“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教师”（20），一句话，始作俑者－－带头张贴大字报的丁则勤。作俑者装药，高海林放炮；作俑者是教师，高是学生；作俑者是成人，高是“年轻的孩子”（21）。唯此之故，周先生稍一平静，就不再同高海林做计较了。而作俑者呢？
事情说来凑巧。周先生在北大燕东园24号（北）住了四十三年，居室终日不见阳光，直到晚岁乔迁，才得从阴山背后搬出，这本是让他高兴的一件事。没想到，迁入朗润园，却与作俑者相毗为邻，楼前楼后，相距不过几十米，正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您想想看，窄路相逢之际，那个场面该是何其尴尬！“喊话”当中有如下一段，初读起来，觉得语出突兀，不免生硬；再读之后，笔者以为另有深意：
“文革”灾难开始后，他（指陈寅恪－－引者）的一位得意弟子奉命在报上公开发表批判陈先生的文章。后来，这位弟子在陈先生面前跪哭请求原谅，陈先生只是说：“你走吧！”
举出这个事例之后，周先生紧跟着明白表示，他自己不能与陈先生相比，因此绝不会像陈先生那样做。这段话是说给高海林听的吗？说实在的，高海林与周先生没有这份交情，周先生的文字也犯不着这样凭白浪费。他这段拐弯抹角的话，实在是包含着另外一番苦心。自打迁居，他与当年始作俑者的尴尬窘遇不是一天了。冬天的北京，老人家总要出来晒晒太阳，初一碰不上，十五总会碰上，回到家来难免心生膈应。自己膈应，对方呢？宅心仁厚的周先生，冥思苦想，遂想出了这个法子，隔空喊话喊给这位近邻，而且，先给他打了保票：只要你肯来，我必定“相逢一笑”，绝不会给你半点难堪。
周先生的喊话，远在河南的高海林听见了。1999年4月，周先生就早年留学美国一事接受采访，当访问者顺带提及此事时，周先生回答说：“那个学生（指高海林－－引者）后来给我来了长途电话，他说很感谢，也很后悔当年那样说话。要到北京来找我。”（22）仔细一查，从喊话到受访，前后相隔7个月，由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推断，应当是高海林听到喊话不久，就作出了回应。可近在咫尺的高邻呢？高邻却没听见。这位高邻真称得上是位豁达慷慨之士，他大概把周先生看做敬亭山，每次相遇总是“相看两不厌”吧！老人家等了他足足三年，一份好心，全被当成了驴肝肺。您想想看，周先生心里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呢？真是吃个苍蝇也不过如此。
3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挚友吴小如先生的文章拿来，周先生的心结又一次被触动－－喊话一通，不甚在意的那个，来了，真正在意的这个，却没来；尽管日日相逢，恩仇却未能泯除。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怪不得本想宽大为怀的周先生改变初衷，把吴先生的文章收作附录了。他这样做，多少可以消除一点心中的块垒吧！
不过，话说回来，道歉原来并非易事。听说，高海林在一所大学教书，口碑不错。我在出差途中，偶遇一个年轻人，他刚好在这个学校，说起高老师，十分佩服。他的话证实了我的耳闻。还听说高对当年的自己，也有悔恨，但他只是自悔自恨，迟迟多年没有登门面对的勇气，直到周先生喊话。“文革”中的整人，是个社会问题，整人和被整，涉及了一干人众。当年有浓重的整人气氛，把人推上那个暴力平台。如今，也该有个道歉的氛围，把整人者和被整者，推上一个道歉和接受道歉的平台，才是正理。多少年了，我们见过有谁来搭建这个平台吗？本来还有的三、五个台阶，后来也无声无息地全给拆除了。顽石点头，原来也有难处。



上图：顾廷龙为周一良题字“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语人无二三”
1989年，周先生曾与顾廷龙一起赴美出席《国际中国善本总目录》顾问委员会会议。顾是一位书法家。周先生晚年迁入新居，客厅里挂出他请顾廷龙写的宋人方岳的一副联语，上联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下联是“可与语人无二三”。 下联“可与语人无二三”后来在明清小说里又衍生为“可与人言无二三”，另成一种意思。周先生向顾先生索字，索的不论是原生、衍生，恐怕都是晚年心境的一种反映吧！周先生把《乞活考》当作“我在文化革命中的三件公案”之一（23），心里始终有道不尽的伤痛。顾廷龙的小篆写得极好，周先生就让这副联语陪伴自己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几年。


众跪与独跪
还需要向读者交代的一笔是，“文革“期间，周先生在“牛棚”里的遭遇，颇有一些曲折。
从“文革”初起，到1966年的8月1日，短短两个月间，除被钦点的系主任翦伯赞之外，北大历史系还揪出28人。这29人中，除长年重病卧床者3人、自杀者1人、求死未成伤残就医者1人之外，其余24人，包括周先生，都被编入劳改队伍，每天有学生押到校园的空旷地方拔草，实际上是去示众。整个8月份，校外来人平均每天近10万人次，与北京西客站的日均客流量相差不多。那时我们被围起来，甚至说不上是挨批挨斗，只是被人推来搡去、随意折磨和辱骂罢了。有一天，在历史系所在的三院二楼阳台栏杆外面的排水槽上，我们被喝令成排跪倒，齐刷刷一片，阵容可观。我们逐个向校外围观人众口报自己的姓名、出身和“罪名”等等，回答革命群众的质问。水槽只有75公分宽，跪下去，膝盖已到水槽边缘。这时候，坐跪不许，长跪又会重心前倾。虽说二层不算很高，若真的栽下去，也难免有骨折之虞。这时的我们，在区区75公分的距离内，既要保持长跪，又得努力后倾重心，您看看，这姿势该有多么难拿。那天前后折腾了近一小时，才曲终人散。当看押我们的学生喝令我们出去拔草时，向达和杨人楩两位先生还是跪着不动，原来他们竟站不起来了。这一年，向先生66岁，杨先生63岁。其他人如邓广铭、商鸿逵、周一良等几位长者，都还勉强支撑下来。这是我们被斗以来的第一跪。不怕读者见笑，事后我们竟然悟到，这群体一跪，原来还有预热功能。语曰：独跪愧？与众跪愧？曰：当时都愧，愧得抬不起头来！后来一想都不愧！该愧的应有人在，我们何愧之有！在“牛棚”之中，向达、杨人楩、周一良等我们多人，都获有二跪、三跪的“殊荣”，即便是独跪，也能含羞忍辱，度过难关。西语系的俞大絪教授首次就是当众独跪，她忍受不了这份屈辱，不就随即告别了这个世界吗！
周先生的左手无名指上曾有一枚戒指，我1953年一入学，上课时就看见过。他在课堂上抬起手来，总有一个亮点。那是他与夫人邓懿的婚戒，佩带多年了。到了1966年拔草时节，阳光之下，那枚戒指常常闪出亮光。当时正在破“四旧”，旗袍、长发、墨镜，蓄须、祭祖、拜佛，都在破除之列，戒指能幸免吗？好几天了，周先生怎么还不摘下来呢？果然有个学生前来责问，周先生答：“二十多年了，骨节变粗，褪不下来了。这是‘四旧’，我一定想办法！一定！”还好，那个红卫兵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集合，周先生的手上果然不见了那枚戒指。当晚，汇报改造体会的时候，周先生说，昨晚我到海淀一家铁匠铺，请师傅帮助，用锯子锯断戒指，破了这件“四旧”，我感谢这位工人师傅。言下不胜释然。其实，这段往事周先生一直耿耿于心。二十四年之后，他在《郊叟曝言》中，才把当年的惋惜和无奈，像“吐苦水”一样倒了出来（24），可是那枚婚戒已经不能重圆了。
1966年的9月26日，周先生随同历史系一干“黑帮”，被解送到京郊昌平县太平庄关押劳动。这是一个封闭式的“劳改营”，虽然距我们最近的村庄只隔二里，虽然那里农民的身影我们可以看到，但人家与我们保持了绝对距离。不久，向达先生患上重病，因不得医治，送回学校时，医生已经束手，他遂成为继汪篯之后死于“文革”的历史系第二位教工。转过年来，约在1967年的1月间，包括周先生在内的几位年长先生，被准许回校劳动，我们几个年纪轻的则继续被扣在太平庄。
依我推测，那个时候的历史系“文革”委员会，还不像后来，他们或因向先生之死，受到一点震动，遂发此慈悲。到了1968年，那就进入一个人性完全泯灭的时代，病只恐你不死，打只怕你不伤了。以向先生一死作代价，才换回周先生等人的返校，果真如此，这该感谢向先生吗？这个“感谢”抑或“多亏”，从那个时候直到如今，时时在我心里滚动，可我怎么说得出口呢？！
进入1967年的6月，北大的“红色权力机构”势力渐衰，监管我们的学生自行散去，一时间，再没人来看管、派活，可也没有谁宣布免除对我们的劳动管制。历史系的“劳改队”暂时算是悄没声地“聋子放炮－－散了”，用邓广铭先生的话说，叫“松绑”。与此同时，“解放干部”的声浪渐起，《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说，全国干部可以分为四类：好的、较好的、犯了错误和严重错误的，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特、反，其中只有第四类该打倒，他们是少数。不少大字报说周一良先生是 “二类”，即“较好的干部”。当时眼看他快“解放”了，我们都个个由衷期盼，因为只有他得以“先行”，我们才出头有望。这时候，校园里反对聂元梓的声浪滚滚，一波高过一波。一天晚上，“五四操场”有个批聂大会，教职员工和学生个个争相登台，周先生也上去讲了话。谁知道，这次讲话又改变了周先生的命运，在此后足足两年的时间里，让他和他的全家受尽了磨难。


一掴一掌血
聂元梓的势衰与全国大局紧密相关。1967年春，隐忍多时的一批党军元老，一齐发声，指责江青等人以一场“文革”乱了党、乱了军、乱了社会。江青等人只有招架之功，退缩到角落里。由春而夏，由夏而秋，毛主席出面发话，站在江青一边，老帅、重臣受挫，形势急转直下。江青随即改守为攻，反讥对手为老保想翻天，聂元梓于是也咸鱼翻身，实行秋后算账，在校内大抓“老保翻天”。
“松绑”大概6个月之后，“历史系文革”一声令下，我们被二次打入“牛棚”。这次重新押回太平庄，一关二十个月，其中约有半年，可称得上是暗无天日。监管学生人数大增，手里还添了用自来水管加工改制的短棍、长矛。一天之内要七次列队集合，七次背诵“语录”。其中的晚点名一场，总要喊出一、两个人，轻则张口斥骂，重则动手殴打。
周一良先生此前已有两顶政治“帽子”：“走资派”和“反动权威”。这回二次进宫，我们照例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请罪，听他自报姓名和“罪名”的时候，发现“帽子”又加了另外三顶：“反共老手”、“美帝特务”和“老保翻天急先锋”。五顶“帽子”一一报齐，他占用的时间最多。其实，最后一顶才是送他二进宫的真正缘由，其他几顶不过是几味添加剂罢了。不然的话，一个昨天公认的 “二类干部”，怎么一转眼，就成了“四类”呢？如今他不但是 “反共”分子，而且还是“特务”，因此凡要革命的，对他只有敌忾同仇，如何能有异声！这些堵人嘴巴的小把戏，对当时的周先生来说，却有千钧之重。

上图：北大“校文革”的机关刊物《新北大》1967年11月2日刊  登整版文章《撕破反共老手周一良的画皮》。“反共老手”是周一良再入“牛棚”时被加封的“帽子”之一。


任何一个监管学生可以随意打骂、处置任何一个“牛鬼蛇神”，这是“牛棚”的伦理和常规。可实际状况常常是，某个监管学生往往特别眷顾某个“牛鬼蛇神”，他要是跟你结了对子，与你做了冤家，那你就一天到晚都有毛病可挑了。谁摊到这份冤家的“眷顾”，谁就该着倒大霉受大罪。不幸的周先生，竟一下摊上好几个！其中一个叫聂玉海，也是历史系的学生。
一天晚点名，聂玉海拉着长声喊：“周——一——良！”周先生赶忙答应：“到！”聂又喊：“出列！向前三步——走！”周先生应声跨出队列。聂接着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事后我们“牛鬼蛇神”私下互道感受，那天是1968年的6月还勉强知道，至于几号，就大半说不上来了。“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那个时候，我们只问星期几，隔周盼来个星期天，才有半天休整，得以洗衣、理发；几月几号，几乎与我们不相干了。不想，周先生还真回答出来是6月×日。聂玉海说：“去年今天，是你在‘五四’操场辱骂红卫兵小将的日子！”一个嘴巴随着话音抽过去，周先生的嘴角立即流出血来，跟着是左右开弓，周先生满脸是血。您看！那个时候的北大是谁家之天下？说了“小将”的不是，就成了罪名吗？“小将”就可以这样还手？何况周先生那天在“五四”操场批判的并不是小将，乃是一员大将！
这次挨打前后，周先生还被拉回北大，“单兵教练”了一回。
“单兵教练”，这是太平庄“牛棚”监管学生当时的用语，意思是从众多“黑帮”之中拉一个出来，送回北大，单独批斗。单独的批斗，不同于以往。以前还真是以批判为主，最后才上拳脚。“单兵教练”则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随即开打，而且用上种种自制的刑具。关押在太平庄的历史系师生吕遵谔、杨绍明、罗荣渠、周一良都被这样“教练”过，我是最后一个。高望之是否被“教练”过，我记不清了。被“教练”过的人，送回太平庄来，行动都有不便，想是有伤在身；除此之外，精神更要低沉多日。一人消沉下来，物伤其类，我们整个房间，也都笼罩在一种“不知明日”的气氛之中。周一良先生被“教练”，还有一段插曲。从太平庄回北大，先要走过一段河滩地，那天押解周先生的，又是聂玉海。他喝令周先生边走边弯下腰，把同等大小的鹅卵石捡拾起来，装满挎包，一路背到北大。从太平庄出发，徒步、乘车、再徒步，将近40公里，周先生背着石头，不堪其苦。当时校内武斗正酣，这些鹅卵石，用到自行车内胎做成的强力弹弓上，恰是最好的子弹。在周先生晚年写的回忆文字里，这件事曾有提及，但只三言两语带过，语焉不详。
正是：噤声人无语，
      青史恐成灰！
注：
（1）“文革”初期，历史系先后揪出三批“牛鬼蛇神”，共34人，占全系教职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2）见《百年潮》2001年9月，王效挺：《康生曹轶歐与“第一张大字报”》
（3）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彭珮云是该部办公室主任兼北大党委副书记。
（4）《陆洁回忆陆平：父亲是知识分子》，见《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21日。
（5）《毕竟是书生》，第6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6）同上，65页。
（7）同上，125页。
（8）周一良著：《郊叟曝言》，第92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
（9）见《向达学记》，第244页。三联书店，2010年6月。
（10）见《万象》，2012年11月号，郝斌：《断崖夜斗杨人楩》。
（11）见《读书》，1998年8月号；又见《郊叟曝言》，第92页，周一良著，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北京。
（12）同8， 见第92~93页。
（13）见吴小如：《莎斋笔记》，260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14）吴先生的文章开头说：“周一良先生在最近一期的《读书》上更口授一短文……”周先生的短文发在《读书》1998年8月号，由此推断。
（15）见《郊叟曝言》，第7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版。
（16）见11。
（17）同5。
（18）同7。
（19）见《毕竟是书生》，第125页。
（20）见《郊叟曝言》，第92页。
（21）同上，第93页。
（22）见袁明、董正华、刘一皋主持编写《中国留美学人口述史·周一良先生访谈录》（未刊稿），第19页。1999年4月13日。采访人：田杰亮、傅傳侃。
（23）见《郊叟曝言》，第99页。
（24）见《周一良集》第五卷，第379页。辽宁出版社，1998年。
原载《北京大学校友通讯》57期，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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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我的朋友中，有几位周先生的学生和熟人，他们看过这篇文稿之后，提出一个问题：你既然专说此事，该说的几乎都说到了，却何以漏掉了丁则良先生？
是的，没有一个字提到丁先生。完稿好久，我也觉得骨鲠在喉，不能去怀。
丁则良是周一良的挚友，也是丁则勤的二哥。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丁先生先后就读于清华和西南联大历史系，后来留学英国，1950年回到母校清华史学系，与先他两年到来的周一良同台执教。他们年纪相近，经历也相仿佛，只是，周先生的研究偏重在魏晋，丁先生的研究偏重在宋史罢了。1952年，中国的高校有过一次结构性的大调整，引发出众多的人员流动。周先生从清华改任北大，丁先生则远调关外，到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这时期他们暌违两地，间有书信相通。不过，两年之后，又一次机缘，使二人重新走到一起，而且成为同行同业，过从更为密切。当时，高教部鼓励各高校尽力开辟亚洲史的研究和教学新园地。周、丁二人都因底子深厚、路数宽广，较之他人更易改换研究方向，而被优先选中。当然，在其背后，首先是上面看中了他们两位乐于服从需要，割舍原来的喜爱，另起炉灶，从头搞起。旋由高教部组织人力，编写亚洲各国史大纲（搁在如今，就叫做****工程），周一良先生受命主持其事、并负责古代部分的编写；近代部分的编写则落在丁先生头上。这个工程搞了几年，从丁先生手里出来的文稿，大受周先生的赞佩。反过来，丁先生又介绍周先生加入了民盟，并对他要求参加共产党的意愿从旁给予鼓励。两个人不但有共同的学术语言，也有共同的政治语言，友谊更深了一层。            
1957年5月丁先生离开长春，公干来京，跟着又奉派出国，赴苏联塔什干出席东方国际学术会议。8月回国，刚到北京，就听到学校传来的消息，他被划入“三人右派反党集团”，并被要求回校接受批判。其实，整个“鸣放”期间，即他有机会说话的时段，他并不在学校，何来“反党言论”？丁先生闻讯，白天与周先生等一干熟人往来如旧，夜里就自沉于北大未名湖中。他留遗书说：“我出此下策，是因为实在记不起自己所说过的话……”。那个时候，还不时兴火葬。送葬的时候，周先生有会，不能离身，他遂到停灵处绕棺一周，作为告别。跟着北大民盟支部开会批判“右派分子”丁则良，周先生身为支部负责人，得坐在席上主持会议。可他开口嗫嚅，只是说丁“辜负党的信任与重用”， 这个话的分量显然不够。类此之事，还有一两件，周先生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也因此落了“温情”、“立场不坚定”两项“罪名”而获批。这个时候，周先生还是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满，一开支部会，他的预备期延长一年。
此后若干年，丁则良的家属备受株连，度日艰难。丁先生受冤时节，丁则勤刚念大三，他们兄弟的年纪相差几近二十岁。1959年，丁则勤毕业挣钱，开始按时接济孤嫂幼侄。那时，他的工资50多元，二十年分文不长，他每月从牙缝里抠出几块钱来，也不容易。
“文革”结束之后，触发周先生怀念老友的事情时时来袭。最先是为丁则良追悼大会的举行，继则是丁先生在台湾的友人要为他出一本书，周先生应约作序；还有丁夫人李淑蓉多次向他谈起乃夫的生前身后，以及抚孤的艰辛，中间大概也说到丁则勤的接济等等[1]。繁言简叙，一句话，这些事，加上高海林的同学找周先生为他们的文集作序，都与周先生与丁则勤为邻期间的那些尴尬事相间发生。一面是要怀念的老友，一面是可恶的乃弟。周先生想出“喊话”的法子，悠悠此心，正是顾念到这层关系的缘故吧！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断，应在情理之中。不然，周先生举出陈寅恪的弟子跪哭乞求原谅的例子，这本同高海林全不搭嘎，又是为什么呢？周先生是从旧式家庭出来的人，忠恕之道是他的遵循。我猜想，他老人家是用自己的伦理、观念忖度他人，生怕丁则勤产生赔情行礼的顾虑，先给他打个预防针。他老人家事前想到此事，早早付出了一份情感，后来却渺无回音，您说说，这该是个什么心情呢！
我在初稿中，所以没有提及此事，只是因为没有周先生自己的片言只语可以佐证。现应朋友之问，全写出来，供大家参酌。
至于丁则勤在“文革”中对待周先生何以如此那般，今天想来，匪夷所思。但过来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之中，这也是一种“常态”：正因为周先生与他二哥当年有一层扯不清的关系，现今周先生沦为“黑帮”，铁板钉钉了，而运动的火势正猛，烧到哪里尚不可料，丁则勤生怕沾包，急忙跟周先生划清界限，作为自保之道。有了这一念之误，才有了他后来的种种行为。只是他做得太过火，超越了底线，以致弄得自己日后难以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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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周启博《关于父亲周一良及其他》一文，其中有“丁伯伯的弟弟……在以后数十年中每月能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十元接济孤儿寡母”。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