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蝉到吞声尚有声——怀念荣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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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荣天琳


蝉到吞声尚有声——怀念荣天琳  


----作者：郝斌


到了1967年的7月份，不仅没人来“监管”我们，也没有人来派活儿了，历史系的“黑帮”队伍，算是“聋子放炮——散了”。八月份，我竟然也敢混迹于革命群众之中，跑到镜春园的红湖游泳池里去学游泳。在游泳池，还有人主动招呼我，甚至纠正我的动作。他们或许知道我是何许样人，但没把我当成“不可接触者”。我记得，一位是俄语系教师，另一位则不知他在哪个单位工作。然而风云变幻，到了九月，校园里的气氛又显紧张，我在这个时候，还躲到颐和园南墙外的运河里游了几天。十月，聂元梓卷土重来，历史系的“黑帮”，除原来被唤作“黑帮爪牙”的徐天新、吴代封、范达仁以及“罪行”不大的田余庆、宿白几个人被开恩幸免以外，其他人等一律重新赶回“牛棚”，开始了第二期20个月的非人生活。


吴代封、徐天新，是年轻的助教，在日后两派愈加分明的日子，他们渐渐与众人打成一片，再不被另眼看待。而田余庆、宿白还有张芝联等几位先生，他们的年纪又长一辈，虽然不入“牛棚”，但在当时全以“战斗队”作为活动单元的日子里，被边缘化了。进入不了主流，也不能整天无所事事，游离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外，那也是个问题。他们几个人也只好自己组成一个“战斗队”，无非是学学“毛选”、交换信息，人家看着还像个样子，自己也有点事干，如此而已。这个“战斗队”的名字，也像学生的一样，从毛泽东的诗词里取来，叫做“跃上葱茏”。后来田余庆先生告诉我，这个名字是他倡议的，其中隐含参加这个“战斗队”的诸位成员，其思想改造要花多大的功夫、要经过曲折。


我们再入太平庄，境况大变，监管之严酷，不是上次所能比。一是劳动量大增，天天都是重活儿、累活儿。二是监管学生人数大增，同我们形成“人盯人”局面。三是指定背诵的“语录”，由一、二小段拉长到一页、甚至一页半。以前一周有半天休整，这回改为两周一次；到邻村太平庄小卖部买零用物品、寄信，则完全禁绝。


再拿请假看病来说吧。以前看病，虽然请假的时候，要立正、低头，接受盘问，可一到“二百号”的医务所，那就完全两个样子。这是一间军队的医务所，军队借用了“二百号”（即今天的北大昌平校区）整个儿校园，因此，它的医务所也给北大的留守员工顺带看病。他们见了不穿军装的人，鱼水一片，更显出格外的热情。论医术，说不上多么高明，可医疗态度却非常之好。医生、护士拿我们当病人，要问这问那，我们呢，我们也不露出自己的“牛鬼蛇神”身份；只乐得接受更多的询问。这个时候，您知道，我们常把身上的病痛放在其次，甚至忘掉，只管享受着医生、护士给予我们的一份人情温暖，感受着自己是个“人”！不夸张地说，他们的一问一言，一举一动，都能调理我们受伤滴血的心！我们只怕诊治结束太快，打断了多时没得到的这份“人”的待遇！二入太平庄之后，第一个改变就是看病。请假看病，诘问刁难之后，不准的时候居多，准假的时候为少。准了假呢，准了假，还要凭一纸介绍信前去就诊，否则医务所不再接待。介绍信上这样写道：


今有黑帮分子 × × × 前去看病，×时×分离开太平庄，诊治完毕，


请写明离开诊所的时间。


此致


敬礼！


北大太平庄黑帮监改小组


× 月 × 日


进了诊所，医生、护士热情依旧，可介绍信一递过去，他妈的脸色立刻大变。人家哪见过这种阵仗呢？军队里也有“牛鬼蛇神”，大多出在高层机关。小小诊所，让这封信吓了一跳。人家再没有询问，更没有笑脸，草草一诊，给几片镇痛药，签上离所时间，就打发我们走人。我们呢，我们接过介绍信，扭头就得往回赶——医生签下离所时间，这张纸就成了赶命符。赶到太平庄，先去销假报到，监改学生如果此刻在山上，恨不得跑步上山。谁知道交回介绍信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安排在等着你——您想，这样的看病，何如不看？


郝斌：蝉到吞声尚有声——怀念荣天琳


     荣天琳，生于1918年，“文革”前任北大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我的老师。一天，他忽然肚子痛，忍着不吭声，等忍不住的时候，病情已经严重，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到医务所去，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监管学生准许用一辆运送土石的二轮手推车送他。这种车，车身由一个一米见方的铁制筐子制成，人坐上去，只能屈腿盘坐，不能平躺。再说，河滩路上全是鹅卵石，慢慢地走也要颠簸，他怎么受得了呢？二轮手推车行不通，大家干着急。荣天琳强忍痛苦，不喊不叫，脸色煞白。他忍不住了，突然喊出一声，煞是吓人。情急之下，我想了个办法，得到监管学生的批准，摘下一扇门板，铺上被褥，四个人扛起来，把他送到医务所。医生一看说，快转院！没有停留，由医务所送回学校去了。后来听说是急性胰腺炎发作，做了手术，总算诊治尚不失时，没有走上向达之路！我怎么能想出摘门板当担架的办法呢？幼年时候，邻居死了人，棺材没买来，入殓之前要停尸，用的就是门板。不过，门板停在地上和扛在肩上是两股劲儿。门板的四个角，没有扶手，扛在肩上，很容易滑落，只有让门板压住半个头，才算比较牢靠，这种扛法可就苦了抬门板的人。我记得抬门板的六个人是：夏应元、谢有实、高望之、吕遵谔、孙机和我。


荣天琳怎么进的“牛棚”呢？说来另成一段故事，可这故事的时代色彩太过浓烈，让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听了，都会觉得离奇难懂。论出身，他出自一个穷苦人家，父亲是辽宁省本溪市的钢铁工人。中国的产业工人绝少，在他这一辈教师里，来自产业工人家庭的，在历史系的教师七、八十名中，只有他一个。在讲究成分的年代，工人阶级本属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凭这个出身，他也确实受到过眷顾，让他在同事中享得一份无声的优越，不必因出身于剥削阶级而把思想改造天天挂在嘴上。论经历，他身上没有任何瑕疵可以挑剔，本人历史，也有几分荣耀可言。他在“满洲国”治下读完小学、中学，1940年，22岁，入关来到北平，考人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辅仁因属法国教会所办，法、日两国并未宣战，以此关系，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辅仁仍能维持治外的一隅，荣天琳也就在辅仁读到本科毕业，这就到了日本投降的前一年，即1944年了。学校看他各方面不错，留他在历史系做了助教，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差事，他勤奋上进，在当助教期间，兼读研究生。读到1948年，即将完成研究生学业之际，社会变革的大潮汹涌澎湃，让他不能埋首书桌，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吸引了他。从参加学运开始，他又加入了地下党。1948年，他被开除学籍。好在没有几个月，北平即告解放，他到一个中学当了历史教师。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他进入北大历史系，在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担任讲师。邵循正先生是这个教研室的主任，荣天琳担任副主任，专治191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我于1953年考入历史系，学制刚好改为五年，我们这一班的中国通史课，要学整整两个学年，到二年级的下学期，才学到现代部分，主讲人就是荣天琳先生。他是我的授课老师，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我属于他在北大的第一班学生。


1957年的春天，许多知识分子向党纷纷进言之时，荣天琳以一颗同样真诚的心，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写了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题目是《克服教条主义增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文章中讲了两点，一是说，两千年来的中国，每有新的政权建立，都会为前朝修史，成为传统，因而有“二十四史”的产生，这样，中国学者治起史来，要比外国方便得多。而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已告结束，当今政府宜即组织人力纂修民国史，以使真史保存，传统不断。文章的第二点，讲到陈独秀。荣天琳那个时候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已经感觉到，对陈独秀的评价，说他如何如何，有欠客观和公允。而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改动现有的评价，那不是几个学者说了就能算数的事，因而呼吁有关方面给予重视，给陈独秀一个应得的地位，回归历史的真实。这篇文章发在一个学术栏目，本没有多少人看到，不想几个月之后，风云突变，以前的“助党整风”之言，瞬间变成“向党进攻的炮弹”，言者有罪，闻者算帐。荣天琳的这篇文章没有逃出厄运，也被翻检出来，在历史系一个小规模的会上受到批判。在那个政治气候之下，一上了会，众口烁金，任谁主持其事，恐怕也难于把握和收拾。“为民国修史”的建议，一来二去，成了“封建史观”，与共产党员应有的马克思主义史观风马牛不相及；至于给陈独秀应有的历史评价，则有以陈独秀压李大钊之嫌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就显出点份量了。最后，两错并罚，给了荣天琳一个“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彼时他担任的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就此撤了下来。这个职位，与现今党的机构颇有不同，党总支，一不管财，二不管人，三不管教学，只是做点思想工作罢了。说起来，人在这个职位上，本没有什么权力，可一撤下来，是个处分，那就不同了。此后的荣天琳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荣天琳的批判会暂且按下不表。且说“以陈压李”这个话，如果让长眠地下的两位老人家听了，恐怕会惊扰他们的安宁。他们本是朋友、是相知、是同志；世人把他们视为一体，当时曾以“南陈北李”相呼。不到四十年，硬要把他们分开，创建共产党的人物中，似乎有了陈独秀就不光彩，只有一个李大钊，才显正确和荣耀，这个话别人说了，也就罢了，居然出自历史系里，这里面也有深层的原因。陈独秀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正是由来已久。可喜的是，为陈独秀争取客观评价的史学工作者，他们执着努力，有研究机构、有专门刊物。荣天琳四十年前的努力，持续有人，荣天琳地下有知，必定感到欣慰。


荣天琳的文章，投到《光明日报》，编辑曾经提出若干删节的意见，荣天琳接受了，而后才发表。但在批判的时候，却连删去的部分，一并拿出来算在帐内。诛伐务求彻底，这是当时通用的做法，也是很不讲道理的。不过最后的结局还算好，在批判发言的总结中，有一句话：“荣天琳滑到了右派的边缘”——这是当时口头使用的政治术语，意思是给受批判者和群众一个信息：受批判者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不会以“右派”论处了。这样的信息，通常要在最后一次批判会上发出，随后，战场转移，再批下一个。荣天琳听了这个话，惊魂初定，擦去头上的冷汗，从此多少年，再不拿笔写文章了。


文章可以不写，可是课总得去讲，开会也总得发言——不发言，会被人视为“消极对抗”。如此一来，就弄成这样一个局面，本来几句就能说明白的话，他却要前序后跋，赘语甚多。可他说起来，绝不怕拗口，像我这样刚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不知世事的艰难，听起来就觉得相当费力。当年，能以一股清新的锐气去冲击教条主义的人，如今，却落得讲课、发言，不靠套话和教条即无以自保，您说说，这该是怎样的一种不幸呢？话说回来，一个荣天琳如此，那可以说是他个人的事，活该了；如果有十个、百个荣天琳出现，那就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的悲哀；那么，千人、万人如此，大学教师、报刊编辑、公务人员，引导社会舆论的各个行当，都染上了这种病，是不是我们的民族性出了什么毛病呢？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反省一、二呢？我说这个话，虽有点危言耸听，但我是担心这种东西渗入我们的民族基因里去，会乱了我们的种。有那么几年，年头不算少，相当一个人群，大家都要以社论的腔调说话，说者自然地说，听者自然地听，彼此两两相安，您说，事态到了这个地步，该不该有所警醒和反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这才是我们的基因，才是本来的传统。归来吧，我们的本真！归来吧，我们的传统！


正是：


荣天琳   锋芒壮岁销何处?


太平庄     前度刘郎今又来!


转载自《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56期，2014年2月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