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北大文革中两派分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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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革中两派分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兼评宫香政的文章“谁之过”
魏明、梁珊

《记忆》杂志159期刊登了原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1985年被划为“三种人”而开除党籍的宫香政先生的文章。作为北大文革中的知名人物—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副总指挥，我们原本希望看到他对自己在文革中所犯错误有所忏悔，对在校文革的指使下发动武斗、血腥镇压群众内幕有所揭露。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其文章中一字未见，反而大讲文革中北大两派分裂，把分裂的原因归结为中央上层和外部的挑动，而为聂元梓和校文革极力辩解开脱，把聂元梓说成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并把在文革中抵制和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说成是受了王关戚利用，“是王关戚一手扶植起来的”。在文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的今天，宫先生还持有这样的观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凡是有一点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事物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也就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只起次要作用。北大文革中分裂为两派，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内因，外因是次要的。事实上，文革中许多地区和单位都分成两派甚至多派，其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对本地区本单位主要问题的看法不同，例如由对工作组或对当权派的支持与反对而形成的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至于中央文革和支左部队的表态，只是加剧了两派分裂的程度，并不是两派分裂的主要原因。
让我们回顾一下北大两派是怎样形成的:
一、聂元梓自我为中心，排斥打击不同意见的同事
在1966年7月25-26日和 8月 4日中央文革三次到北大主持辩论会和宣布撤销工作组后，按照中央文革的意见，北大通过选举，成立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聂元梓任主任。当时全校群众都是一派，都是支持校文革和聂元梓的。聂元梓作为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和反对工作组的代表，头上顶着耀眼的光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部分人为她唱的赞歌，甚至许多外地和外校的造反派，也纷纷跑到北大来寻求聂元梓的支持。她列席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文革的首长江青和王任重等人，也经常接见她，给她指示。聂元梓作为文革前的一个中层干部，文化水平不高，本来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和那么高的水平领导一个北大这样的著名高校，此时却飘飘然起来，允许在北大文革展览中放置自己的多张照片和歌颂自己的文章，在每月的 25号，纪念大字报发表几周月，把６月１日定成校庆，搞起了小小的个人崇拜，而对往日并肩作战的战友的不同意见，不仅听不进去，反而怀疑在夺自己的权，先后从校文革中赶走了孔繁、杨克明、聂孟民、廖淑明、牛占文、刘宗义等常委和委员，在校刊《新北大》上公开点名批判孔繁和杨克明是个人野心家，召开全校大会，揭批孔繁“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并组织“彻底批判孔繁、杨克明筹委会”；通过多次改组，重用紧跟他的孙蓬一、王茂湘等人；周培源先生本来是支持聂元梓的，仅仅因为对外事工作和分校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也遭到聂元梓的冷遇和排斥。这些情况，已经显露出北大内部分裂的萌芽。
二、镇压“井、红”，把部分学生推到对立面
1966年11-12月份，北大里出现了以“井冈山”和“红联军”为代表的部分群众组织和个人，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极左路线和林彪的“顶峰论”产生怀疑，也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表示了反对意见。在校文革的支持下，对这些组织及其成员进行了批判，有的被抓送到公安部（如杨炳章、乔兼武），有些由系、班文革组织批斗（如沈达力、杨作森等）。1967年2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到第四版刊登了长篇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点了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尹火、吕润请、王山米、魏秀芬、王志新的名；1967年2月7日第一版刊登文章“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点了学生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张西玲、路远、周闯、杨绍明、邓朴方、卞宗美、刘秉慈、尹火、王山米、赵丰田、王棉棉、俞启义、陈延成的名。这些行为，在北大形成了一时的”红色恐怖”，中文系女生沈达力在系、班文革的批斗下被逼自杀，杨作森身体受到摧残，毕业后不久告别人世。对”井、红”成员的批斗，为日后北大两派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三、整风中的表现，大部分群众看清了聂的真面目
1967年3月，校文革决定开门整风。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揭出了聂元梓涂抹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强烈的反响，也引起聂元梓的不满，校文革常委徐运朴、侯汉清支持郭罗基。在整风的过程中，聂元梓不但不接受校文革内部和群众的意见，反而极力文过饰非，掩盖错误，指责提意见的人是“别有用心”，攻击“红色政权”，大搞以保聂与反聂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充分暴露了她顢顸无知、气量狭小、打击报复的特点，令广大群众十分反感，“老佛爷”的外号也在这时被叫了起来。原“北京公社”的群众原来是支持她的，在整风后纷纷站到了她的对立面（简称零派），新北大公社中许多群众也对聂元梓表示失望，成立了《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团派)，这两个组织的有数千人，后来成为反聂派的主力。1967年8月 17日，《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红旗飘》、《北京公社》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北大群众正式分裂为两大派组织。
四、“劳改大院”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得罪了广大干部
　　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遵从北大是“池深王八多”的“反动堡垒”的最高指示，把大多数干部和教师都看成是“陆平黑帮的余孽”、“大小王八”，给他们戴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现行反革命”等帽子，成立了劳改大院（牛棚），监督劳动，监管人员（如高海林等）态度恶劣，非打即骂，肆意侮辱人格。这些情况在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郝斌先生的《流水何曾洗是非》和周一良先生的《毕竟是书生》等著作中有详细的记述。在《新北大》校刊上，经常刊登点名批判干部教师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被《新北大》先后点名批判的干部教师有:陆平、彭佩云、戈华、黄一然、翦伯赞、周培源、冯定、张学书、史梦兰、谢道渊、傅鹰、张群玉、王学珍、陈守一、冯友兰、朱光潜、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冯至、伊敏、张侠、苏士文、张仲纯、杨勋、荣天琳、宿白、罗荣渠、李原、高望之、吕遵谔、陈仲夫、郝斌、王晓秋、李同一、董少青，甘雨沛、李同孚、程庆民、高秀芳、管玉珊、蓝芸夫、金志广、谢义炳、李宪之、孔繁、杨克明、程贤策、王力、魏建功、游国恩、阴法鲁、倪孟雄、武兆令等。其中有北大党委和校级领导人，部门和系级负责人，也有著名学者和教授，还有一些只是普通教师。聂元梓执行错误的干部政策，把广大干部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周培源等１３４名干部发表《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指出“３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这封公开信在校内影响很大，许多干部教师纷纷表示支持，很多人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北大两派的分裂的根本原因是聂元梓和校文革秉承文革发动者和中央文革的旨意，在北大执行一条打击广大干部教师、镇压不同意见群众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是她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干部教师学生反抗的结果。北大文革中的斗争不是两个群众组织的之间斗争，而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与部分坚持正义、反抗她错误路线的群众之间的斗争。新北大公社只是校文革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两派群众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事实上许多原新北大公社的成员也逐步看清了聂元梓的真实面目，“武斗文革、派文革”的说法最早就是新北大公社一位成员提出来的(见扬子浪:洗涤我们被污损的灵魂，《记忆》155期)。
由于聂元梓人品差，本事不大但野心不小，经常在中央文革领导人之间投机，手又伸得很长，触犯了一些中央文革成员的利益，因此她逐步由受宠变为失宠，经常受到中央文革负责人的批评。此外，由于她在北京市和中央机关争权夺利，也得罪了许多造反派组织，社会形象越来越差，社会上反对她的组织很多。這些组织对《井冈山兵团》表示同情和支持，在井冈山成立大会上，许多造反派组织包括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都派代表祝贺。但外界的力量对北大两派的分裂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宫香政的文章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王、关、戚一手扶植起来的。”则完全是信口雌黄，毫无根据。井冈山兵团与王、关、戚毫无关系，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指示和支持。反倒是聂元梓与中央文革的成员们经常见面，得到他们许多指示。按照宫先生的“扶植论”，请问聂元梓又是在谁的扶植下成为红极一时的造反派领袖、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呢？你所在的组织又是在谁扶植起来的呢？

宫香政作为聂元梓在武斗中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指挥武斗，造成３名无辜群众死亡，数百名群众受伤，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影响非常恶劣。他应该深刻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吸取教训，洗涤自己“被污损的灵魂”；如果还停留在文革思维上，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不做认真的自我批评和反省，那他的思想就没有一点进步，反而又倒退了到了文革时期，这才是十分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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