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均（鲁嘉/鲁文）回忆摘录：南开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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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史——第八章·南开大学（一、一年级）



一、一年级
我坐上驶往天津的火车，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我将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去读书了，那里有新的学校，新的课程，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我的人生将开始一段全新的旅程。在那里我将学习更多的知识，渐渐褪去稚气，用自己越来越坚实的肩膀沉稳的担起所有应尽的责任，干一番大的事业。
但天津是个什么样子，南开大学是个什么样子，我又要遇上一些什么样的同学，什么样的老师呢？巴不得立刻就见到这些。我嫌列车开的太慢了。
列车开足马力奔腾了一夜，终于到了天津。走出火车站，便看到了南开大学迎新站。迎新的同学立刻热情地接过了我背上的行李，领我上了南开大学迎新的校车。校车南行，穿过了高楼耸立的市区，经过了六里台、七里台，便到了南开大学。车上迎新的同学随着校车所驶过的地方，给我们介绍着南开大学的地理方位，及各地方的名称。
南开大学在天津市的南端八里台。坐西面东，面临卫津路，学校门前有条小河，名为卫津河，门口的桥为大钟桥。过桥进校门，便是笔直的大钟路，一直向西。校车缓缓驶进校门，校园内张灯结彩，迎接新生。“欢迎您，南开园的新主人！”“欢迎您，南开园的新伙伴！”大幅标语在大钟路上空高悬。大钟路两旁，绿树成荫，人们熙来攘往。校车开得很慢。迎新的同学告诉我们，路北面的湖名为马蹄湖，因为湖面呈马蹄形状。我从车上望去，湖内荷花盛开，荷香飘逸，湖边杨柳依依，迎风摇曳，宛然入画。迎新同学又指着路南面的一座楼说，这是化学楼，我校的化学系全国闻名，我们的校长就是化学专家杨石先。我看了看那座红色砖墙的敦实的化学楼，坐东面西，化学楼前，是一片花园，花园内百花盛开，彩蝶飞舞。再往前，路北是四四方方水平如镜的新开湖，湖的北面是巍峨的图书馆大楼。路南则是芝琴楼，教师的宿舍。过了新开湖，路南则有十多层高的主楼，坐北朝南。路北则是一排一排的男生学生宿舍。宿舍的北面为操场。校车开到这里便转弯向南开往主楼。迎新的同学还告诉我，往西，则是教师宿舍、女生宿舍和食堂了。再往西，绵延好几里路，还是南开大学的地盘，但已没什么建筑，大部分是只生长芦苇的沼泽地，间有稻田，都属于南开大学的农场。
校车在主楼前停了下来。我下了车，被领往楼内的中文系办公室报到注册。之后由其他同学帮我拿着行李到了大钟路北面的学生宿舍，在那里和其它新同学一起安住下来。
       我们年级共有两个班，五十名同学，其中有十多名女生。每班二十五人。我被分配在一班。男生都住在第二宿舍，十多个女生住在第七宿舍。
       中文系专门为我们这一届新生开了迎新会。我们与中文系的领导和全体老师都见了面。系主任李何林年近六十，四方脸，白净面皮，相貌堂堂，是个赫赫有名的学者。早在三十年代，就从事鲁迅的研究了。书记名叫姚耀，三十多岁，是位女同志，据说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个红小鬼。团总支书记崔国良，不到三十，是个白面书生。主要负责我们学生的工作。中文系共有六十多位老师，年龄参差不齐，相貌妍媸不一。有许多都是有名的学者，我们不及一一细辨。李何林主任在讲话中称我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们当时听了，也很有一种自豪感。
       我们一年级设有现代文学、现代汉语、文学概论、写作、外语、政治等几门课程。教现代文学的先生有苏振鹭、张学植；宋玉柱先生教我们的现代汉语；文学概论由刘家鸣先生任教；写作课则由蔺羡璧、张学正、辛宪锡三位先生担任。
       先生们教的课程不同，讲课风格迥异，但一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再也没有了“菜包子”那样的老师。记得我们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远方的朋友，我告诉你。大家都在这篇作文里尽情地倾吐了对南开园的热爱，抒发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当时我们志得意满，真认为我们就是天之娇子，根本不会想到毕业时会成为臭老九。
       我们上课的教室并不固定，同一个教室要在不同的时间接待不同班级的学生来上课。我们课外看书学习的地方往往要打游击。但图书馆、阅览室，有的是地方。我们尽可以在那里发愤苦读。我们有很多时间也在宿舍学习。我住在第二学生宿舍218，每个房间住有八人。小小的宿舍里安有四个双人床，中间放一张大的桌子，每人备有一条凳子，房间显得很是拥挤。如果八人同时在宿舍学习，那是根本坐不开的。
       我们宿舍的同学，可谓天南海北，但不久我们就很熟悉了，而且每人都有了自己的外号。
靠门口左边那张床的下铺是李剑国，山西人，个子不高，脸很瘦削，经常吟弄诗句，大家称他为“瘦的诗人”。他的上铺则是黄贵光，湖北人。极讲卫生，每次洗澡，先洗屁股。大家称之为“黄屁股”。门口右面的下铺则是谭兴戎，河南人，长相俊气，像一个小少爷，所以起名为“阿萱”（矛盾《子夜》里面的吴家的小少爷）。上铺则是薛嘉泰，河北人，团支部书记，有点驼背，大家称之为“驼背五少爷”（鲁迅小说《药》里面的人物）。靠窗子的左面下铺是丛文滋，辽宁人，眼睛像个日本人，但因为前额和下巴有点突出，所以大家叫他“马鞍子脸”。上铺则是晁国荣，江苏人，说话音调很高，尖声尖气，且不好懂，所以大家称他为“南蛮鴃舌之人”（孟子的话）。靠窗右面的下铺则是周云生，浙江人，是个留级生，个子很高，白净面皮，外号为“白面口袋”（老舍《骆驼祥子》里面的人物）。他的上铺则是本人。当然也有外号，但我没正式承认，可也没有正式反驳。听着大家说“张大傻”，我知道说的就是本人。因为我当时身体极为强壮，一拳能打他们几个，口气很硬，又是山东人。他们可能因此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外号”。我虽然觉得自己也不是很傻，但在同学面前，人人平等。你张口叫人家的外号，人家叫你，你好意思不答应吗？
除了我们这个宿舍，别的宿舍的男同学也都有个外号。如我们的班长刘景芳因为长得小头小脸，大家都叫他“小东西”（曹禺《日出》里的人物），李乐为成天戴着个断了遮眼的帽子，像电影上国民党的伤兵，大家都喊他“伤兵”，王喜诤个头较小，长得一副笑模笑样的小脸，大家都叫他“小二巴子”（叶紫《丰收》里的人物）。李国堂因为有狐臭，外号为“李山羊”。郑荣华也有狐臭，气息的浓度不如李国堂，就称他为“二山羊”。二班的同学也都有外号，如有个叫樊树云的同学，小个子，小圆脸，走路像在地上滚动，所以大家叫他小皮球。许多年后，他当了天津公安学校的校长，似乎威严可畏了，但我们和他见了面，仍然称之为小皮球。
女同学也好像都有外号，但有的我们不知道。所知道的仅有几个。如，我们的班长叫胡雅琴，大家都喊她“二胡”。林岫，大家都叫她小蓉。一个北京的同学丁安仪，长得小巧玲珑，大家都叫她“小叮当”。上海的一个同学陈昌娟脸长得很好玩，大家都喊她“小猫”。女同学的外号都比较文雅，没有太刺耳的。唯一的一个不动听的就是“麻袋片”，这可能是男同学给她起的，她本人不知道，因为我从没有见有人当面叫过她。至于为什么给她起这个外号，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因为她的腰粗，像个麻袋；也可能是因为她穿的裙子质量不高，像麻袋片一样。
       对于我们年级女同学的长相，我不敢妄评，但我觉得都很顺眼，不过也没有特别漂亮的。在当时，她们对我似乎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但我们入学不久，我们年级的女同学便遭到了一番狂风暴雨般的掠抢。因为我们刚入学，涉世未深，在婚恋上，大多都是空白。教师和高年级同学中的单身汉，便瞅上了我们年级女同学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他们垂涎三尺，迫不及待地到我们年级来“殖民”。他们或写情书，或约谈话，或托人介绍。煞是忙碌了一番。但效果很不理想。为什么，因为我们年级的女同学看不起这些不学无术，中看不中吃的绣花枕头。
       要知道，1962年的高考是解放后高考最公正的一年。那年的原则是：凭分数按阶段录取。就是说，高考录取时，先录取九十分以上的，这个分数录取完后，再录取八十五至九十分的，之后再录取八十至八十五分的。直至最后，剩下的都是低分数的。它不考虑学生的出身、背景、表现什么的，纯凭分数录取。
       过去呢，录取时，先看你的出身，再看你的亲属关系，再看你的表现，再看你的鉴定，最后才参考考试分数。所以南开大学虽是名牌大学，过去的录取上也不免泥沙俱下，所收的学生也不一定优秀。特别是那些调干生，更是硬塞给南开大学的一些伪劣产品。
那些高年级的饿殍像饿虎扑食般扑向了我们年级的女同学，自以为能如愿以偿，满载而归。想不到不久就一个个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再也不敢对我们年级的女同学轻举妄动。
不瞒你说，我们年级的女同学可都是高材生，虽不能说个个都是蔡文姬、谢道韫，但也都饱读诗书，口吐珠玉，妙笔生花。这些高年级的老大哥到了小师妹面前，未免相形见绌。诗也背不上几首，文也说不上两句。中国文学，迷迷糊糊，外国文学，一问三不知。真是：驴粪球，外面光，哪知内里受凄惶。他们只会说些什么“亲爱的呀，我爱你”、“啊！你是我心中的月亮”、“啊！你是我眼中的太阳”、“啊！你是我尊贵的爹娘”……
这些心高意傲的才女怎会为这花言巧语所蒙蔽，和这些酸秀才稍一接触，谈不上三言两语，他们一个个都原形毕露。一看不是什么白马王子，而是孱头、懦夫，草包一个。本姑娘怎能屈驾低就，和你这些等闲之辈、风欠酸丁，谈什么情，说什么爱，屎壳郎推粪球，你就滚蛋去吧。
不要说别的年级，就是对本年级的男士，这些女同胞也不“扶贫”。我们年级有个别男士，颇不自揣，看到本班女生有一大片空白点。于是广种薄收，频频出击，自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能独得风气之先。结果还是“少壮虽努力，老大仍伤悲”。
       但教师中有一位才子，确使我们年级的一位女同学动了芳心。这位年轻的先生名叫辛宪锡，江南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眉清目秀，文质彬彬，活像一个贾宝玉。那女同学名叫张晓哲，保定人，白白的瓜子脸上镶嵌着两只浅笑盈盈大眼睛，很有一种妩媚风流的味道。两个人可能都有意思，但是最终没有结果。
没成功的原因，主要是环境造成的。因为我们刚上大学时，都还童真未泯，女同学更是不谙风情。而辛宪锡先生操之过急，不讲究方式方法，他犯有一种列宁所说的所谓“左倾幼稚病”。他教我们的写作课，每逢下午，都到女生宿舍去给张晓哲辅导。要知道一个房间住有八个女同学呀。你去了专门给张晓哲辅导，那别的同学往哪里去呢。别的同学不好意思，一下子都跑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了辛宪锡和张晓哲，在那个时代，女孩子，谁不腼腆，这样弄得张晓哲也不好意思了。别的女同学也都不满了。别的女同学的不满并不是出于嫉妒，想和张晓哲争夺辛宪锡，而是因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学习安排被他俩弄乱了。
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系里，系主任李何林听到了，他感到辛宪锡这件事做的不妥。于是找他谈话，说一年级的学生刚入学，正要好好学习，不适宜谈情说爱，请他到此止步。
这样他们的恋情也就嘎然而止。后来因为政治气氛的波动，辛宪锡先生还因此受到了处罚，被下放到了工厂劳动，后调到了天津师范学院。时代、环境起了棒打鸳鸯两分飞的作用。
我们上学的费用，一般都来自助学金。特别是农村来的学生，都有较高的助学金。比如我吧，助学金每月十六元，除去每月十二元的伙食费，尚有四元零花钱。这四元钱，或买文具，或买书籍，是满够用的。所以家里只需供给点衣物，上大学就不愁吃，不愁喝了。真的，在经济上，比上小学、上中学还要轻松。没有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我正可以在诗书里任意驰骋，满足我多年的愿望了。
正当我鼓楫扬帆的时候，有件事却给了我很大的打击。那时系里给我们年级的每个同学发了一张“阅读书目”的单子。那张单子上列有许多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目录，叫我们在那张单子上画下自己所阅读过的书目。系里要对我们的阅读范围摸底了。我拿到那张单子，看了一下中国的名著，很高兴，差不多都看过。但当我看到第二页的外国名著时，傻眼了，那么多的名著，基本上没看过，只看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算什么呢。再看看别的同学，李剑国，谭兴戎，都在外国名著上划了不少的勾（看过那本书就在那本书名上画一个勾），画的最多的是林岫，书目上列的外国名著，她差不多都看了。
我一下子自惭形秽起来。原来我的阅读是那样偏狭，只限于中国古典的、现代的。而外国的，这一大块，则很少涉猎。
我细究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县城中学图书馆里这类图书本来就很少；再就是偶尔有几本，大家也不喜欢阅读。为什么？这先不说中国和外国名著的内容不同，就是外国人的名字，念起来和记起来，都很令人头痛。比如我们初中时学过一篇课文《辽尼亚和他的祖母》，一开头就是这么一句：玛莉亚·鉄木菲·耶夫娜·契列特尼成科，一个七十岁的黑脸的女人，和她的孙子辽尼亚，现在正准备离开故乡到基辅去（因为中学的语文课本我一般都要背诵，所以至今还记得）。哎呀，一个人名，一长串毫无意义的文字，哪像我们中国的刘备呀、宋江呀，那么好记。所以对外国作品，一看到一大串的人名字，就把人吓回去了，谁还有兴趣再去阅读呢。这样，我此前就没有看过一本像模像样的外国名著。
这件事也使所有农村来的学生受到了不小的震动，我们的团小组长王素芳垂头丧气地说：我们农村的学生就是不行，就是没有人家城市孩子读的书多。
她说的都是事实。但事实难道不可以改变吗？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待我倒出手来，就调整自己的阅读结构，攻读外国文学，加强自己阅读中的薄弱环节。
我每天吞食着、消化着先生们所传授的各门知识，日子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不知不觉，严冬来临。这时我更加感到南开大学是一个美好的读书所在。
我过去冬天读书，呵气成冰；写作文章，手指不能屈伸。恶劣的气候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读写。而在这里，外面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而室内人气氤氲、和暖如春，读书著文，丝毫不受影响。这是何等理想的读书所在呀。
“暖气”这个东西，我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它真是奇妙呀，能使冬天变成春天，使人们不再受冰冻之苦。城市人真是有能耐，也真会享受啊。寒假，我回到家乡，给人们说起这种情况，乡亲们都莫名惊诧，觉得像神话一样。
寒假，我回到了家乡，自然受到了亲邻们热情的欢迎。但我对父亲过去对我的斥骂总是耿耿于怀。妈妈看出了我的态度，对我说，我怎么看着你有时对你爸爸爱答不理的呢？
我说：他现在到处招摇，说对我考大学是多么赞同，多么支持，好像是他使我考上了大学。我考大学和他有什么关系？
妈妈说，他那样说，虽是过了点，可你考大学怎么能说和他没有关系？
我说，有什么关系？他嫌我复习功课，没挣工分，少分了粮食，叫我滚。我自己考上了大学，他却来抢功了。
妈说，你自己考上大学是不假，可你要知道，你上小学、上中学、复习功课考大学，不都是他在家出力，挣工分，分粮食，卖了钱，供你上学吗？如果没有你爸爸，你想，谁挣钱供你上学？别说考大学，就是中学也上不下来。
我沉默了。
妈又说，你小学时的好朋友朱朝聘，学习那么好，为什么辍学了，不就是因为他爸爸死了，他要到地里去干活吗。
我的心一下子酸了，说，妈妈，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妈妈又说，你爸爸是脾气不好，有时说话很难听，可他一直是疼爱你的。队长派你累活、脏活，他疼得不得了，几次要找队长去打架。再说，除了你，他还指望谁，你想他能不疼你吗？
我哭了。
妈妈说，再说，当父母的说几句，骂几句，就是打几下，不都是应当的吗，哪能记仇呢？
我说，我知道了，妈妈。
       妈妈说，话又说回来，你爸爸看问题就是不长远。像叫你去农业社当会计，叫你到生产队当队长，嫌你高考复习，不挣工分，少分粮食。他有时只看眼前。这一点，你知道就行了，反正咱们两个人，占多数，他也当不了咱们的家。
       妈妈说着笑了，我也笑了。
妈妈的话像熨斗一样，把我的心里熨得平平展展、舒舒贴贴。从此，我对爸爸再也没有间隔。整个寒假，我们全家都谈笑风生，其乐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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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洪
但再次放假（暑假）的时候，我却没有回家。我想在整个暑假阅读外国名著，以弥补我过去阅读方面的缺欠。那次系里对我们的阅读书目摸底后，我深以没有读过外国文学名著为耻，这个暑假，我就要和外国文学拼一拼，把自己的阅读结构调整过来。
但到图书馆借书时，我却借了《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作为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却一直没有看过《红楼梦》，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在小学时，也听我的好友朱助军说过，他家有部《红楼梦》，写的非常之好。但我在他家看到那部书时，已是残缺不全。所以就没有去看。现在，我先补上这一课再说。
但说也奇怪，对这本名著，我却读不下去。最后硬着头皮读完了，也没觉出有什么奥妙之处。里面的人物，除了觉得贾宝玉有点好玩外，对其他的人物，则毫无感觉。而林黛玉不但没有引起我的同情，而且使我有些嫌弃。我对里面写的东西实在不感兴趣。
直到大学毕业后做教师时，再次仔细阅读了《红楼梦》，才感到这是部伟大的作品。后来我又设了《红楼梦》专题课，我把《红楼梦》的各个方面给同学仔细讲解，这才慢慢感受到了《红楼梦》的精髓。
现在想来，我那时读不懂《红楼梦》，可能和我的性格、经历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时代的因素。
我刚来南开大学之时，本只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这里埋头苦读，做一个饱学之士。但时代已到了六三年春天，这里不是世外桃源，渐渐地，我对政治敏感起来。因为那个时代需要把所有的人都拉入政治圈内，大学生们如何能够幸免？
那时我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自命为国家的主人翁，所以对国家的一点风吹草动，动辄就想亲自参与。那时我们热烈讨论“雷锋的材料”，十分关注和苏联的关系，什么《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中国共产党对苏共指责的声明，都激动着我们的心弦。我们自己在学习上，也保持着一种警觉，用审视的眼光审查我们所学过的每一篇文章，如大家都认为《达吉和他的父亲》这篇动人的文章宣扬了人性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在这种环境氛围中，我如何能对《红楼梦》认同呢？
于是我转读外国文学名著，在《死魂灵》里，我领略了果戈里冷峻的讽刺艺术。在《狂人日记》和《钦差大臣》里，果戈里对于变态心理的描写，不禁使我为之捧腹。
很快我又借了厚厚的四大本《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的代表作。打开书本，我一下子浸沉到里面去了。小说中场景宏伟，画面生动；气势雄浑的战争场面与细腻的日常生活场景相互转换，风景描写与人物心理变化彼此衬托；同时采用粗犷浓烈和深微细腻交替使用的手法，使众多人物及其命运在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中得到了深刻表现。格里高利、阿克西尼亚、潘特莱、彼得罗，那些鲜活的人物，一个个跳到了我的面前。我在这部著作中感受了极度的美感，世界名著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看了这部书，我迫不及待地又看肖洛霍夫的另一部著作——《被开垦的处女地》。《被开垦的处女地》主要反映苏联成立集体农庄的事。第一部写的比较平淡。而第二部，又使我欢喜若狂了。无论是对环境的描写（如天将破晓时的公鸡打鸣）还是人物的刻画（如达维多夫、舒卡尔等人），都使我们百读不厌。以至于我班的王喜诤，就因为也和我一样欣赏肖洛霍夫的作品，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直到现在，肖洛霍夫的作品还使我回味无穷。
当时我和王喜诤共同读了一段又一段，美得我们两个手舞足蹈。我们奇怪，《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写的很平淡，第二部为什么又写得那么精彩呢？我们仔细对比，前者为周立波翻译，后者为草缨翻译；前者出版于1932年，后者出版于1960年，这或许就是两部书差别的原因吧。
正当我有计划地、按部就班地、如饥如渴地阅读外国名著之时，我的读书美梦一下子被打破了。记得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的晚上，系主任李何林召开全系紧急会议，进行防汛动员。
那些日子，一场又一场的大雨、暴雨，连绵不断。许多水利专家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天津市要水漫金山了！天津市要水漫金山了！
南开大学沸动了。暑期留校的上千名同学忙碌起来了。我们把一楼的资料、书籍及其它的贵重物品花了几天的时间都搬上了四楼。大家看看今天的搬家公司搬家时的情形，就可以想象我们当时累成什么样了。搬完东西之后，学校又派我们到天津郊外去筑堤，以挡住来势汹涌的洪水。我和我班束本初（外号阮步兵）还被分在东村63号一个先生家里，准备大水一来，就搀着先生逃命。
忙活了几天，却没有看到水的影子，不免有些失望。又过了两天，说水患的危险已经过去，就更令人丧气了。当时我们班留校的同学好像有寇胜春、束本初、丛文滋、李乐为、晁国荣、郑荣华、李国堂、周云生。女同学就一个陈昌娟。
水患的危险虽然已经过去，但上级部门仍要防患于未燃，继续筑堤。南开大学组织了一批抗洪敢死队，三十人一辆卡车，于八月二十四日浩浩荡荡开进了白洋淀。我身强力壮，自然免不了这场苦役。
白洋淀确是水势很大，波浪滔天，一望无际。万一哪里开了口子，决了堤，情形将会极其惨烈。
我们到那里的工作就是抬土，加宽堤坝，烈日炎炎，土筐很重，我们的衣服被汗水湿的能拧出水来。晚上许多人挤在一个帐篷里，像蒸笼一样，热不可挡。而蚊子又极其厉害。一夜常是睡不多少觉。
干了不几天，肩膀都肿了、破了、化脓了，抬不了土了。这么多人，不干活怎么能行呢？于是上边又想出了办法：弄来了许多小推车，你不能抬土，就推土吧。但推这种独轮车，需要很高的技巧，稍不留神，就歪到了一边。所以在推土的路上，到处都是歪倒的车子。因为我在家乡推过这种车子，所以一直保持着不歪的记录。会推这种车子的还有个高年级的杨楚键。但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经常下雨，白天下雨，也不停工。道路泥滑难走，你还要推着一车子土，弄不好，连人带车一下子都载到了沟里。夜里下雨，帐篷漏个不停，被褥全湿，根本无法睡觉。
我们班里去了不几个人，我记得的有李乐为，因为我和他抬一个筐。有李国堂，因为他有狐臭，晚上睡在闷热的帐篷里，把大家熏得不亦乐乎。还有一个晁国荣，他干了两天，就因体力不支，回校去了。别的想不起来了，似乎还有寇胜春。教师中我只记得有教写作课的张学正先生。
直到开学后，李何林主任和王达津教授才到工地上慰问我们，说，教育部怕累着你们，影响你们的学习，叫你们明天回校。
怕累着我们？我们的肩膀磨破了，不能抬土了，就弄来小推车叫我们推土，现在又怕我们累着了？搞什么假仁假义。“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我们回到学校，同学们几乎不认得我们了，因为这些日的劳动，把我们晒得比黑人还要黑。
我们在白洋淀干着这种超强力的劳动，饭量自然很大，我一天要吃好几斤。一天我头痛恶心，中午吃饭时一点也没有胃口。但我一想，如果不吃饭，下午又怎么干活呢。所以我一咬牙，就吃了一斤半。我当时的粮食定量每月只有三十多斤，这样吃下去，当然要超标。但头头们说，为了抗洪，你只管吃。无论吃多少，学校也补偿。但回到学校，学校把我们多吃的部分全部从我们的口粮中扣除了去。
李乐为气的直骂娘：叫老子出这种苦力，还克扣我们的口粮，真不是人养的。我说，你这国民党的伤兵，少发牢骚，小心把你逮起来。他这才住了口。李国堂（李山羊）也骂骂咧咧地说：这上边的，顶不是东西了，他需要你在白洋淀干活时，你提什么条件，他也会答应你。你一旦干完活，就成了三孙子了。这就叫卸了磨杀驴。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克扣不克扣口粮，我倒不很介意，因为我家给我寄来了很多粮票（卖了红薯干，不仅给你钱，还给你全国粮票），足够我吃一阵子的了。我遗憾的是：我的一场美丽的暑假读书梦就这样破灭了。
新学期开始了，我们新课程有古代文学、古代汉语、政治经济学等。陈介白、郝志达先生教我们的先秦文学，徐朝华、解惠全先生教我们的古代汉语。大家推李剑国为古代文学课代表，推我为古代汉语课代表。我对这些课程都很感兴趣，过去我读过不少古代文学作品，一般也能读懂。但是，我没学过古代汉语，不懂得古代汉语的语法，对一些古文不能做出确切的解释。比如“未之闻也”、“未之有也”、“莫我肯顾”、“莫我肯德”这种句式，当然能懂，但不知道是宾语前置。所以当时我决定好好学习古代汉语，把那些似懂非懂的古代文句，解释清楚，解释透彻。大家推我作古代汉语课代表，正好鞭策我学习古代汉语。但很快我就知道我的这种打算不符合中国的大气候。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中央电台忽然广播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中共和苏共公开决裂了。
中共和苏共早就有矛盾，这尽人皆知。但双方只是在一些私下的场合对对方挖苦嘲笑一番。在明面上，遮遮掩掩，并没有撕破脸皮。例如我校党委书记娄平传达的（七月二十五日）《周总理对北京高校毕业生的讲话》中，周总理说赫鲁晓夫“前后说话不一致，他也不在乎”、“我们讲马列主义，修正主义者不懂马列主义，大家说，这是对什么弹琴呢……”。口气很是和缓。在公开的场合，虽然发表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但“犹抱琵琶半遮面”，对苏共也只是指桑骂槐，并没有指名道姓。
这次终于剑拔弩张，撕破脸皮，公开决裂了。此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发表了《关于斯大林问题》（九月十三日，二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九月二十六日，三评），一连发表了九评（据说十评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没有发表）。
当时的大学生都是被党培养出来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看中央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一个个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卷袖子摞胳臂，要与苏修决一死战。
对外反修，对内防修。十月四日，中文系开会传达了团中央的决议，班里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不得连任，防止出修正主义苗子。这样班里原来的班长刘景芳和团支部书记薛嘉太卸任，选出了新的团支部书记陈怀存和班长胡雅琴。班内同学的关系也复杂化起来。
我家庭出身没有问题，在班里不需要左右作揖。我又不是什么鸟干部，说话也就随便。我的思想状况，按当时的要求来说，可能属于落后的一层。我自己虽然很想读书，但觉得国家许多干扰读书的政策，也很有道理。现在我给自己定一下位，在那时还是很拥护党的。
真的，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看成了一回事。那时当“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身死”、法国要和中国建交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真是欢喜若狂。当支持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上街游行的时候，我们喊的口号比谁都响。
寒假渐渐临近，一年没有回家了，特别想念父母。家里来信，说妈妈也很想我。我的心焦躁起来，寝食不安，盼着早放寒假，与父母团聚，在家好好过个年。正当想念父母，我归心似箭的时候，党委书记娄平（六四年一月十九日）却给我们作了《关于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时间是三个半月。我听后惊慌万分，天啊，我的回家梦又被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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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戴河四清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它持续了四年之久，前后有几百万各级干部和教师、学生、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投入了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才草草收兵。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后期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文化”。这场运动既是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鸟背景，更不知道它的前景。除毛主席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梦中。所以娄书记报告后，立即有许多同学到大会上发言，表决心，喊口号，支持党的这一英明决定，并表示到乡下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被他们这样一鼓动，一演说，热血也立刻沸腾起来。巴不得立刻投身那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
当时的学生就是党的驯服工具。对某些事，你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多么难以言喻的苦衷，只要党指到哪里，你就会奋不顾身地奔向哪里。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所在。
我们反复地学习、热烈地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双十条》，后来又发誓言、表决心，大约折腾了一个多月的样子，在二月二十二日我们全系在主楼后举行了誓师大会，一个个便背着行李离开了南开园。
我们所去的地方是河北省抚宁县，我和阮国华先生、李国堂同学分在了一个工作组。我们去四清的具体地方是刘马坊。到了天津东站，坐上下午三点的开往北去的火车。晚上十点多就到了北戴河。下车后，登上了接我们的马车，直达刘家马坊。后来我们也才知道，那时刘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正在抚宁县的桃园大队搞四清试点。
我们班的同学都分在了抚宁县牛头崖公社太和寨一带唤作“马坊”的村庄。什么马坊甸、药马坊、郭高马坊、张马坊、朱马坊、刘马坊。
在我们来刘马坊之前，这里已来了抚宁县派来的五个工作队员。和我们合在一起，一共八人。组长和副组长都是女同志，本地的干部。这个小村有三个生产小队，几十户人家，百多口人。
一开始我们的工作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什么意思呢？根据中央的精神，就是说农村的干部全烂掉了，他们成了地主、富农的代言人，政权变了颜色了。我们到那里，就是整这些家伙们。但我们这几个工作队的人要整他们，力量远远不够，那么要依靠谁呢，就要依靠苦大仇深的、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的贫下中农。但是农村现在已经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乱成了一锅粥。你知道谁对毛主席有感情还是没感情，那怎么办呢？这就要访贫问苦了。你亲自到各家各户询问、调查、研究，知道谁和毛主席走得近，谁和毛主席面和心不和，你心中有数了，把和毛主席关系好的定下来，依靠他，这叫“定根”。定下根来了，你就要把它巩固住了，叫“扎根”。但光凭这一个两个的“根”，力量还是很单薄呀，这你不要愁，政策里给你规定出办法来了，就是“串联”。因为这些“根”，都有一些亲朋好友和思想观点一致的哥们，你就叫你的“根”去把这些人串通起来，不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了吗？这就叫“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你有了这股强大的力量，你叫他们去揭发、检举干部，批判、斗争干部，然后推翻他们，夺取他们的政权，还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整个过程都闪现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啦，“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啦，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啦，锦囊妙计多着呢。
当时我对党的政策赤诚得要命，对上级的指示言听计从，对工作队的纪律恪守不二。达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
比如，上级要求工作队员要实行“三同”，即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极为认真的执行起来：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房东打水、扫院子，之后再随社员到地里劳动，劳动完再回来吃早饭。吃饭时，鱼、肉、蛋和好一些的饭菜一律不吃。而且还要求到村里最脏的一家（刘丙卫家）去吃饭。
说实在的，工作队员的这些守则，我执行起来，极其容易。比如劳动，我什么累活、脏活没干过呀，和社员在一块干一点活，就好像运动一下身体一样。关于吃食，灾荒年，糠菜、树叶都吃过，而现在无论吃什么饭，还不其甘如飴。
但我想的太简单了，我这种特立独行不久即遭到了大家的攻击，我太脱离环境、脱离群众了。如果工作组就我一个人，我无论怎样做，也不会有人干涉我。但问题是我们有八个工作队员，而且都住在同一所宅子里。
除了我们学校三个人来自学校外，其它五个工作队员都是地方干部。他们平时松散惯了，不到日出三竿不会起床。在平时，在老百姓家“吃请”也吃惯了，饭桌上没有酒已经很受委屈了，怎么还会不吃鱼肉蛋呢？
再说我们学校来的其它二人，也不愿我这样做，他们也想睡会懒觉，吃点好的。我这样一搞，不就使他们相形见绌了吗？
一开始他们还认为我是假积极，表现两天也就罢了，所以对我的举动也就装聋作哑，早晨，常是我下地劳动回来了，他们都还没有起床。但他们想不到我就这样一直干下去了。我们的组长张秀萍才来劝我，说，你不用成天那样劳动，吃饭时也不要那么认真，对鱼肉蛋也不能一点不吃。你回去时的鉴定，我会给你写的很好的。
但我那时很不识相，说什么每个工作队员都应该这样做，我现在做的还很不够呢。
我这些不中听的话，果然使组长非常不满：你自己想过苦行僧的生活，你还想叫我们都当苦行僧？她劝了几句也就不再多劝。
如果不发生别的事件，这种“一国两制”也或许能完美告终。但问题出在那些不识相的多嘴的贫协会员身上。
那时郭高马坊在我校雷声宏先生的建议下，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地庆祝了一番。于是其余的各个村争相效仿，刘马坊也在阮先生的建议下成立了贫协。
我们村里的那些贫协会员可真不知天高地厚，竟然给工作组提起意见来。其中有一条是：人家老张（指我，我虽然年轻，但大家称呼谁，都习惯在他的姓前冠以“老”字）都能在队里参加劳动，其它的队员为什么就不参加？
这条意见表面上看是在表扬我，实际上却是害了我。组长回去立刻规定，全组队员步调要一致，要参加劳动，大家都一块参加劳动；如果不劳动，谁也不准轻举妄动。虽然这样规定了，但出于习惯，我还是有空就私自参加劳动，这就引起了别人更大的不满，组长批评我是“出风头”，随之我的一切举动他们都看不惯了。
许多事情都是互为因果的，他们看不惯我，我看着他们也不顺眼了。他们的粗暴的语言，过火的行动越来越使我听着刺耳，看着恶心。
如有一次我们几个男队员都睡了，组长在另一间屋失眠了，忽然跑到我们屋里，说，我想强奸你们！我想强奸你们！地方干部老郭说，你到我被窝里来强奸我吧，我们的先生说，先来强奸我。我在学校里何曾听过这个，觉得这种玩笑真是太过分了。
还有，在大庭广众面前，他们经常推推搡搡，有时还亲亲嘴。别人虽然没参与，但都是一副欣赏的样子。我越来越感到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有一天晚上，我们快要睡觉了。老郭说，那些村干部，见了我们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你往他身前一靠，他就吓的立刻就跑，你信吗？组长说，我不信，你又不打她，他跑什么？老郭说，不信咱就试试。组长随即派李国堂把大队会计刘新民叫了来，叫他坐在屋子里的凳子上交待问题。正说话，老郭猛地向刘新民跟前一靠，吓的刘新民“嗷”的声站了起来。组长说，又没打你，叫什么？回家去吧，再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刘新民走后，大家捧腹大笑，都佩服老郭见多识广。
当时我虽然对老郭的作为非常不满，但也没有吭声。但几天后的一件事使我再也憋不住了。
那是一天晚上，在群众大会上，叫刘新民交代问题。刘新民是大队会计，据社员揭发，他有很多经济问题。但他就是不交待，你无论说什么，他也不听你那一套，他是个滚刀肉。这时组长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先叫工作组的人都退出去。又授意贫协会员拿来了绳子，将刘新民绑了起来。但他还是不说，几个人就把绳子吊在了房梁上，要把刘新民拉上去。我们在窗子外面看的清清楚楚。我对阮先生说，上级不叫逼供信，这样做可是违法。先生说，这又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也当不了家。这时，刘新民还是不说，几个贫协会员，就把他拉到房梁上吊了起来。
我想进去阻止，但群众的情绪很高，呼声震天，我感到众怒难犯。而且真要阻止，也会和其它的队员全都闹翻。因此，我只好作壁上观。
刘新民在房梁上交待了五笔自己的贪污公款。刘新民的老婆也跑来了，给大家下跪，叫把她男人放下来，她回家去一定劝她男人进一步交待。
我们回去后，组长洋洋得意：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在农村干了这么多年了，还不会这个？其他人都山呼万岁，认为组长英明伟大。
我是个死心眼子人，总是认为这些举动和上级所说的一套不符。我又看了几遍工作队员守则，一不做，二不休。在一个县团干部（姓朱）来刘马坊的时候，我把这事捅给了他。
第二天，县团就来人调查此事了，但我们全组的队员，除了我，都众口一词：没有看见过吊人事件。我一个人的话，空口无凭。县团的人只好空手而返。
县团的人一走，组长立刻对我声威并加。她说，阿尔巴尼亚的谚语说得真好，我给你们念念：撒谎的人见别人张嘴就害怕。靠欺骗过活的人，生命是长不了的。
她含沙射影地说我是诬告她。大家也不吭声。这时我气愤已极，也大声对大家说：阿尔巴尼亚还有更好的谚语，就是：宁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
说完就跑出去了，我一直跑到了药马坊，找到了孙昌先生，他是系党委的组织委员。我哭着向他诉说了自己的冤屈，要求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孙先生一面劝慰我，一面鼓励我。叫我仍然回到刘马坊，坚持原则坚持工作。
无可奈何，我只好回去。我回去时，他们正在找我，他们怕我自杀，找不到我，吓了一跳。今见我回去，倒抽了一口冷气，再也没有恶语相加。
过了不两天，我系干部崔国良、于友先来到了刘马坊。把我们三人召集到一起，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两人：吊打干部，你们都知道是违法，看见了也不管。上级来调查，你们两个人都不说真话，你叫他一个人怎么顶得住？
不久，《四清通讯》揭出了刘马坊工作队唆使贫协会员吊打干部的事件。原来是我系书记姚耀亲自派人摸清了吊打刘新民的真实情况，把情况报上去了。
在那种情况下，我继续留在刘马坊工作，日子实在难熬。好在许多同学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认为我坚持原则，不时去鼓励我。最后晁国荣又到了我们那里。晁国荣因滑冰摔折了腿，刚下乡时，留在了学校。现在腿已经好了，就又赶来参加革命了。晁国荣和我的观念基本一致，这样我在刘马坊也不再孤军作战了。
六月初，我们返校的日子到了。村里已经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过去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的干部正在退赔，这期四清也已近尾声。
回校之前，我们乘车去海滨玩了一天。那是个环境优美，风光秀丽的地方。一路上绿树成荫、花香扑鼻。我们刚来北戴河时，大地封冻；现在要回去时，已到了夏天了。
汽车在洁净的石子路上奔驰着，我们的心啊，早就飞向了大海，我们多少次听人们谈到过它，又有多少人在诗文中描述过它、讴歌过它。可真的大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却不知道，一会儿就要见到大海了，此时的心情怎能不万分激动？
汽车转过了一个山头，忽然有人叫起来：啊！海！
我向前纵目望去。眼前展现了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海洋，蓝得那么洁净、那么纯粹，像翡翠一样。海浪在追逐着，好像一个个蓝色的山头，似乎大大的高出了地平面。
汽车一停，我们飞快的穿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直奔海边。大海动荡不息，哗——海水扑了上来，哗——又退了回去。放眼望去，滚滚滔滔的海水与天相连，天水一色，你再也找不出它们的界限来。
这时我才感到大海的浩瀚，它使人打开了眼界，开阔了心胸。它给人以鼓舞，以力量。使人们不畏强暴，不避艰险，自强不息，勇往直前！
这时我想起了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我站在山头上，遥望大海的万顷波涛，深感这首诗意境开阔，气势磅礴。而诗人胸怀博大，苍凉悲壮。
我们又到东山去玩，山上草木葱茏，花团锦簇，果树极多，满山飘香。那里有座怪楼，是三十年前的一个美国人所建。楼奇形怪状：楼的栏杆是用树的枝杈做成的，楼上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石头，也都有它的奇特之处。楼里面的门有九十多个。房间互相沟通。最下层，还有一个井，据说通海。
我们到处跑着、玩着，照了许许多多的照片。这时我才感到，几个月来的抑郁之气涤荡一尽。
在刘马坊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几年了，现在再来看这件事，我做的确实不妥。因为我那时过于幼稚，过于单纯，上级给我一个棒槌，我就当了“针”。比如三同，上面也不过是那样要求，你何必认真执行？你干嘛早起打水、扫院子？睡点懒觉，不比什么都好吗？吃饭时，鱼肉蛋，已经摆到饭桌上了，吃下去，还能噎着你？至于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你那时情窦未开，见了女人不激动，不带电，你管人家的那些闲事干什么？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
怪不得同学们喊我张大傻呢？实际上我就是傻。自己吃了那么多的亏，别人说一句坚持原则，心里还傻美呢。
如果叫我现在下乡，老百姓做什么好吃的，我先吃了再说。每天不睡到日上三竿决不起床，打水嘛，叫别人给我打洗脸水；扫地嘛，叫别人给我打扫房间，做卫生。劳动，我看着你们给我劳动。
现在我真心忏悔，给那时工作组的同志们，特别是我们学校的我的先生和同学，虔诚地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我那时的幼稚和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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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虎！虎！虎！ （一）
我们四清回来后，阶级斗争的口号也越来越响亮。因为当时的中国周边形势已很严峻，和苏联因公开论战关系日趋恶化，和美国因越战升级关系日益紧张。国内的四清运动也如火如荼。为了反修、防修和准备世界大战，中共中央提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学校为了强化对我们阶级斗争的教育，我们刚从乡下四清回来，就召开了对我校三名反动学生的揭发和批判大会，数学系一个姓张的同学扬言要杀死毛主席、刘主席。我们中文系的刘富仁则给外国使馆、香港的反动文人写信，说我国没有自由，要帝国主义来解放我们。这使我们觉得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
这学期（六四年下半年）一开学，又在全校师生中展开了五反运动。九月十九日，臧伯平书记做了动员报告。接着同学们学习文件，检查有生以来对党的不利的言行。履行了写检查、放包袱、大辩论、洗澡、过关一套洗礼。使我们知道自己身上也存在着阶级斗争。
社会上，文史哲界也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史学界批判罗尔刚为李秀成的投降主义翻案，哲学界批判高级党校的校长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认为是调和阶级矛盾。文学界批判小说《三家巷》、《苦斗》，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
我们中文系的学生都参与了对《早春二月》的批判。接着我班干部又在我们同学当中找了典型，当做活靶子批判，如只专不红啦，如恋爱至上啦。我们同学中还开展了什么“一帮一，一对红”。为了学雷锋，我们到处去做好事；为了准备战争，我们经常进行防空演戏；为了反修防修，我们要进行半工半读。
我们的生活虽然遭到了五花八门的干扰，但我们对上面的话还是言听计从。我们已经成了党的驯服工具。对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更是顶礼膜拜。你看，《九评》刚刚发表，赫鲁晓夫就下台了，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岂不巨大？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们领袖的领导，岂不英明？毛泽东接二连三地发表声明，支持巴拿马、支持刚果人民人民的反美斗争，我们的领袖岂不最为革命？六五年新年伊始，我们又选出了新的国家领导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岂不最为伟大？
我们全班同学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参加了一场又一场运动。
我经过了一场又一场阶级斗争的教育后，阶级斗争观念大大加强，阶级斗争觉悟大大提高，无论对什么，都能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了。
六五年暑假我回到家里，便在下地去参加劳动的时候，调查起我村干部的情况起来，以备我村搞四清时对这些干部发难。一个暑假，我搜集了不少关于我村干部贪污盗窃的材料和四类分子活动的情况。我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誊写清楚、包裹严实，带着回学校去了，我认为这是我一个暑假的得意之作。
回校时，列车经过泰山，我忽然想起中学时读姚鼐《登泰山记》，对文中描写的日出的奇丽景象非常神往，于是毅然从泰安站下了火车，去攀登泰山。到了泰山脚下，正好是早晨五六点钟。
从岱宗坊向北，开始登山。过了一天门，奇峰迭出，林泉茂美。山涧水声，泠泠作响。到了廻马岭，山势突然陡峭起来，据说唐玄宗登山到此，便不能骑马了，所以此地叫迴马岭。的确，山势陡的连人攀登也很困难了，更不要说马了。好在一路景色绝美，奇花异草、丑松怪柏，使人忘记了疲劳。
到了中天门，回看路上走过了的山峰，一个个都成了小土丘。我心里不由说，真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
但我一打听，这里并不是什么“绝顶”，而是半山腰，路途才走了一半。
我歇了好大一会儿，又继续往上攀登。正苦于攀登之时，忽然出现了一段平路，路旁石碑上写着“快活三”。我一路攀登山峰，两腿特别吃力、紧张、乏累，现在猛然一走平坦的路面，全身感到格外轻松、快活。怪不得叫“快活三”呢。
过了“快活三”，山势又格外陡峭起来。路的两旁已加了铁栏，因为你走路稍不小心，就要滚下山去，而狭窄的路旁就是万丈深渊，往下一看，不由魂飞魄散。所以一般有经验的爬山者，直往上看，不往下看。
不过景色也越走越美，步云桥上的瀑布从悬崖上飞驰而下，令人心旷神怡；对松山上的青松，郁郁苍苍，遥相对望，两山间白云片片，往来穿梭，叫人浮想联翩。
一路上，游人络绎不绝，往上遥望南天门，影影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紧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山峡回环曲折，悬崖崚嶒，我又随着人们极其艰难地过了慢十八、紧十八，下午三点，终于到了南天门。
坐在南天门，万里清风，阵阵吹来，神清气爽。李白有诗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然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遣我流霞杯……。我没有看见仙女，更没人给我送饮品，我只好拿出自己带来的苹果，大嚼一通。再问行人，这里还不是泰山的最高处，上面还有玉皇顶。我又有些犯难。不过，行人说：“玉皇顶已经很近，走不多远就是，而且路很好走，没有任何危险。”
我只好再继续登山，忽然石道两旁出现了十数间石房，名为“天街”。街上住着一些少数民族，他们以采药为生。每家门口都挂着人参、灵芝一类的药物。或挂着笊篱、棒槌、金牛之类的标记。
过了天街，就到了玉皇顶，上有玉皇庙。庙前有许多高大的铜碑和玉碑。玉碑已是字迹模糊，不辨龙蛇。我根本不懂考古，对碑文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我倒是想，这陡峭的山路，空身走一回都这么困难，这数千斤的铜碑在过去的年代又是怎样运上来的呢。
我在山顶的岱崮宾馆住了下来，还花了两角钱租了一件大衣，以防明早看日出时着凉。我住在宾馆，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六点。只听外面雷声隆隆，我想，糟了，下起雨来了，看不成日出了。我跑到外面一看，却是晴天。但往山下看去，却是黑云滚滚，大雨滂沱。我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惊异不止。
凌晨四点多钟，人们便喊叫着起来去看日出。我穿着赁来的大衣走了出去。但雾很大，什么也看不清楚。到了日观峰，一团又一团的雾，被风吹来吹去，根本看不见日出。不一会，雾小了，东方便呈现出五光十色的极为鲜艳的光彩来。一下子，雾又大了，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大家心里万分焦急，好不容易来一趟，又遇上了大雾。可是往下一看，茫茫一片，人们像在云端里飘行一样，也有一种“羽化登仙”的美感。又等了一会，东海里有一个火球忽然跳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日出”，与平时所见的日出并无差别。
人们说，这不是我们所要看的日出，因为已经五点半了。真的日出在四点多就能看到。大家只好扫兴地走下岱顶。
我在山顶随便转了一下，看了看什么险人桥什么的，退了大衣，便往山下走去。到了中天门，顺西路下山。路过苹果园，饱餐了一顿苹果。随后又沿路看了百丈崖瀑布、龙潭水库、冯玉祥墓、王母池、岱宗庙等。之后便乘火车回到学校。
回到学校，同学们见了面，亲热一番，立刻按部就班地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古代汉语共分两册（四大本）。我们已经学过了上册（第一分册和第二分册），现在要学下册的第一分册了。古代文学，从先秦至唐代的部分已经学完，我们将开始宋代文学的学习了。最使我高兴的还是新增添了外国文学课。在我们一年级的阅读书目的调查表上，外国文学的阅读是我最薄弱的环节，我没读过几本外国文学作品。六三年的暑假，我留在学校，本想阅读一批外国名著，弥补一下我的缺陷，结果却被派去参加了抗洪斗争，什么也没读成。这次我们设置了外国文学课，真得好好学习学习外国文学了。

四、虎！虎！虎！（二）

回到学校，同学们见了面，亲热一番，立刻按部就班地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古代汉语共分两册（四大本）。我们已经学过了上册（第一分册和第二分册），现在要学下册的第一分册了。古代文学，从先秦至唐代的部分已经学完，我们将开始宋代文学的学习了。最使我高兴的还是新增添了外国文学课。在我们一年级的阅读书目的调查表上，外国文学的阅读是我最薄弱的环节，我没读过几本外国文学作品。六三年的暑假，我留在学校，本想阅读一批外国名著，弥补一下我的缺陷，结果却被派去参加了抗洪斗争，什么也没读成。这次我们设置了外国文学课，真得好好学习学习外国文学了。
在我们班，李剑国、林岫是阅读外国名著最多的人，王喜诤是经常和我一块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人，我们经常在一块切磋琢磨，都成了好朋友。一个星期天，我们决定去水上公园荡舟。
水上公园是天津最有名的公园，在南开大学南面，相距约五六百米。所谓水上公园便是以水见长，湖泊较多，主要有东湖、西湖、南湖等，湖湖相连、往来沟通。景色四季各有不同：春有桃柳拂水，夏有荷花映日，秋有红叶傲霜，冬日冰清玉洁。
那日，秋高气爽，瓦蓝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片。我们来到公园，只见林木葱笼，绿阴浓重，奇花异草，争相斗艳，楼台亭阁，古朴典雅。我们穿过双曲拱桥，在西湖拐角处，租了一只小舟，我和剑国在前摇桨，林岫在中，喜诤在后，向湖心荡了过去，轻舟袅袅，水波粼粼，荷花盛开，清香扑鼻。
剑国坐在船头，他个子不高，长相瘦削，很像我系教古代文论的王达津教授，学习上却是我们年级的佼佼者，他摇着桨，欢喜如狂，连呼了几声“天啊！天啊！”
喜诤说：你这瘦的诗人，又有什么感慨？喜诤长得小头小脸、喜眉笑眼，外号叫小二巴子。
剑国说：你看：鸟飞鱼跃，荷花满塘。秋风吹拂，碧波荡漾，真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感叹说：良辰美景，青春年少，此时不就是我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吗。
林岫也欣喜地说，花季年华，诚为可贵，我们应当经常来游赏一下才是。转而又叹了口气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现在的时光虽然无限美好，但转眼也就过去。待以后追忆此事时，这种美好的时光再也追不回来了。那时才悲不自胜呢。林岫长相端丽，是我系有名的才女。
喜诤对林岫说，你也太林妹妹了，动不动就顾影自怜，感时伤怀的。
剑国捏着嗓子学着林岫的腔调：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啊！
林岫瞪了剑国一眼，一口气背了一支《牡丹亭》里的“皂罗袍”：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我笑着说，又成了杜丽娘了。也真是的，花样年华，大好光阴，轻易失之，岂不甚可惜乎？
剑国道，感叹有什么用？在学业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现在就应该急起直追，只争朝夕。　　
我说，我早就想好好地读一下书了。巴不得有一个世外桃源，在那里，与世无争，与人无涉，安安静静地读上几年书，把世界所有的名著都读完，我不想任何人来打搅我的美梦。
喜诤说，美梦就是梦想，或者是幻想。我们学校现在可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啊！
我说，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经常拉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就得了。
林岫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向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不管《三家巷》，也不批《早春二月》，我的理想就是当个画家，把世上最美好的景色都画进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谁也别想从我的画里找我的茬。
李剑国说：你想得也太天真了，你认为画里就没有阶级性吗？
林岫说，我只画山水、只画花鸟；不画社会、不画人物。你从哪里断定我画中的阶级性？
李剑国说，你知道，明末清初有个画家，八大山人。本名朱耷。原为明朝王孙，明灭亡后，国毁家亡，心情悲愤，落发为僧，他一生对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合作。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如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画山水，多取荒寒萧疏之景，剩山残水，抑塞之情溢于纸素。朱耷既然能寄情于画，你的书画，别人就找不出阶级斗争来了吗。
林岫说，叫你说，阶级斗争无处不在了？
剑国说，那当然。你没读过庄子的《知北游》吗？战国时有一个叫东郭子的人，听说庄子对“道”很有研究，就去向庄子请教，问他“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庄子说：“我讲的‘道’各处都有，无处不在。”东郭子说：“那请您具体指明它在哪些地方，可以吗？”庄子不假思索地说“在蚂蚁洞里。”东郭子非常奇怪：“道，是很高尚的东西，怎么会存在于这么卑下的地方?”庄子又说：“道，在稗草、砖瓦、碎石之中。”东郭子更为奇怪：“这不是愈加卑下了吗？”庄子继续说：“我的‘道’在屎尿之中！”东郭子听庄子越说越低下，心里很不高兴。
大家听了呵呵大笑。都问李剑国：叫你这么说，屎里、尿里、屁里都有阶级斗争了。
剑国也笑了，说，庄子的“道”，就等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毛泽东也认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
林岫说，真是个诡辩家！
说到这里，只听“咣当”一声，我们的船沿一下子倾斜到水面，几乎没有把我们翻到水里去，大家吓了一大跳。原来在湖里画舫穿行，游人如织，我们在船上只顾说话，和别人的船撞上了。幸好都没翻船，大家一笑，各自撑开即罢。
后来又说到我们在校还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我们要抓紧这两年的时间，尽可能地多学习一些知识。腹有诗书气自华，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无论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搞社会主义革命。都会干得很出色。
最后我们还约定过一段时间，再来游水上。我们还说好，即使将来毕业后走到工作岗位上，彼此也不要失去联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我们从水上回来，志得意满，一路说说笑笑返回学校。在校门口，遇见了李乐为，笑嘻嘻的说，我报告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快说！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又要下去参加伟大的四清运动了。
你听谁说的？
不信你到系里问问去吧，他说着出校门去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四个异口同声地喊出了这几个字。
我们的情绪一下子低沉下来。一切理想都又要泡汤了。
林岫说，伤兵没有实话，咱回去问清楚再说。
我说，他是给咱们开玩笑。他知道我们都想抓紧时间读书。
我们回到宿舍，下乡四清的事已在同学中传开了。我学习外国文学的愿望再次破灭。
“都说是有情人皆成眷属，为什么银河岸隔断双星？……。”我那时候的读书情结，就像现在的这首《未了情》，这么缠绵、苦涩、沉痛、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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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衡水四清 （一）
我们的课嘎然停止了。
臧伯平书记作了下乡四清的动员报告。我们四清的地点是河北省衡水地区。我的情绪又被鼓动起来，其实，大家谁不愿意上课学习呢？如果不愿意上课学习，我们考大学干什么，吃饱撑的？但上面每搞一次运动前，都要学习文件、认识问题、讨论问题、谈体会、表决心，这种洗脑、换脑的群体鼓动法，都把人异化了。结果，弄的士气高涨，都死心塌地的跟着去搞运动了。
九月九日晚就从学校出发了。第二天六点到了衡水车站，之后，又坐汽车到了枣强。要在这里集中学习二十多天。算是补课。集训后，我们从枣强乘汽车到卷子公社，被分在了王李张屯，这个村二百四十多户，六个生产队。
我们学校分在这里的有崔宝恒、张光璘两位先生（两个先生都三十左右）和李剑国、王素芳、谭兴戎、林岫、寇胜春、周云生等几位同学。同时到这里的还有八个地方干部。据我所记，有康、陈、周、何、申、孟、二李（女性）等人。老康（康赞臣）三十五六，样子倒很和善。任工作队长。老陈（陈鸿义），不到三十，戴个眼镜，很像《红岩》里的甫志高，任副队长。其余的都二十多岁，年龄比我们稍大。我们学校方面，崔宝恒先生做负责人。其余的人，除了王素芳留在大队做资料员外，都分在各个生产队搞具体工作。
这次下来四清，其情况是，一句话：比上次（北戴河四清）更坏。其原因是这里的地方干部素质太差，有的品质极坏。
我在这个村调换了两次，去了三个生产队。
开始我在三队，和寇胜春在一起。那时刚进村，首要任务是抗旱种麦。每天和社员在一起劳动，在大洼里种麦要到村里井中去挑水，来回好几里路，忙活了两个星期，累了个臭死，才把麦子全部种上。通过这场抗旱种麦，我和三队社员已很熟悉，并建立了感情，而且对干部的情况也摸了个差不多。四清工作正要开始，我正要展开工作。康万臣（队长）却调我去四队，我问为什么，说是工作需要。我说，通过在三队抗旱种麦，我对三队情况已了如指掌，工作起来更方便。老康说，那里更需要你。我只好去了四队。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组长凑我不在时，偷看了我的日记，日记中记载了他在抗旱种麦中偷懒，社员对他有意见的事。因此他看着我不顺眼了，一怒之下，就要求老康把我调走了。
我到了四队，周云生也在这里，一个姓申的地方干部任组长。我一去，老周高兴地说，你来这里太好了。我说，我跟本不想来，怎么就太好了？老周说，组长老申太坏，都把我欺负死了。我说，咱们好好工作，他能把咱怎样？老周说，你来了，你看着他怎么欺负你吧。我说，我就不信。
老申的相貌确是凶恶，但我不招你，你又能把我怎样。刚来这里，情况不太熟，就先从劳动开始。每天早晨起来给房东打水，扫院子，并下地劳动。而老申每天早晨不但不劳动，而且根本就不起床。吃早饭时，还要社员叫三四遍。平时对社员都是喝三吆六的，口中还带着脏字。二队里有个叫李双的地方干部成天去找他，她一去，老申就什么正经事也不做了，会也不开了，地也不下了。有时一谈大半天，社员都议论纷纷，说老申不是搞四清来了，而是搞对象来了。我们下乡四清，不准谈情说爱，这是铁的纪律，何况老申已有了老婆。于是我和老周把老申的情况告诉了我们的先生崔宝恒。崔先生说，你俩在小组生活会上给他提出来。
于是我和老周在一次生活会上，给老申提了几条意见：一、国民党作风：成天训斥群众，所有的社员都怕你；二、对同志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耍态度，太没修养；三、工作拖拖拉拉，成天躺在床上睡大觉，吃饭的时候也不起床，丧失了革命意志；四、成天和李双卿卿我我，生活作风不检点。
老申听了，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向我们吼了一通。
但我和老周摆事实，讲道理，把他的事说了一件又一件，在铁的事实面前，他口头上承认了错误。
但接着崔先生就告诉我们，老申到队长老康那里告你们的状去了，说，南开大学来的两个学生真坏，我没法和他们共事。我回家，我不干了。
我说，他不干更好，我和老周保证把四队的工作做好。
崔先生说，看看老康是什么意思吧。
不几天，队长老康又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到一队去。
我说，我到四队不多日，工作刚插上手了，怎么又调我走？
老康说，是因为炉火费的问题。
我说，炉火费又怎么了？
老康说，一队原来是张光璘和李淑兰两人，为了节约炉火费，把李淑兰调到振江口去了，和振江口的老郭（女性）生一个炉子。你呢，就要去一队，和张光璘生一个炉子。
我说，为何非得要调我去？
老康说，老申是组长，调走了，谁领导工作？你的同学老周，身体不好，有胃病，这你是知道的，一队离大队那么远，大冬天的，你叫老周来回跑，这合适吗？所以我觉得，你到一队比较好些。
我无话了，听从分配吧。于是我又到了一队。
我一到一队，就对一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里各方面都比四队强得多。首先是积极分子，一个个生龙活虎，工作能力很强，有思想、有眼光。如赵殿玉、赵金山、赵金爱、赵庆鸾，都是难得的人才。不像四队的积极分子，衣帽不整，疲疲沓沓。老申对他们疾言厉色，吆吆喝喝，他们就唯唯诺诺，惟命是从。再就是，这里的生产条件也非常优越，土质好，人们的干劲大，生产搞得很出色，家家户户都比较富裕。只是全村人都姓赵，一个大家族。四清的盖子还没揭开。
在那里工作的张光璘先生当时雄心勃勃，想把一队的四清问题搞彻底后，再把一队树成模范队。我看了一队的情况，决心和张先生并肩战斗。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的工作却成了岳飞抗金兵。事情的经过非常复杂，下面我只好简单地缕述如下：
一队的各户虽然都姓赵，是一个大家族，但积极分子和群众都充分发动起来了。所以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都勇于揭发。但一队的干部都定了攻守同盟，咬紧牙关，什么也不承认。我和老张商量对策，决定选择薄弱环节，突破一点，轰开全局。最后选定了保管赵庆忠，这个人比较老实、胆小，是个光棍。我们经过了一番攻心工作，赵庆忠终于交待了几笔干部私分口粮的问题。我们用这些材料作为子弹，对队长赵庆一进行轰击，赵庆一不但交待了私分，而且还交待了个人的盗窃问题。我们又经过了几个日日夜夜，其他的干部，如副队长（赵庆合）、会计（赵金栋）、民兵队长（赵庆香）、妇女队长（赵金凤）都望风披靡。各自交待了各自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随即都叫积极分子查证、落实，不留隐患。当时群众情绪极为高涨，生产干劲冲天。我们就要开庆功会了。
但群众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既然一队的全体干部进行了私分，那么全家住在一队的大队干部赵庆增，难道没有参与，是两袖清风吗？
我和老张感觉问题提得很尖锐、很中肯。立刻又把干部叫来，一一询问。大家都说私分时赵庆增也有一份。因为他是大队干部，怕得罪他，所以没把他说上。
于是我们把赵庆增叫了来，叫他交待问题。但他什么也不承认，说是别人诬陷他。我们又叫别的干部作证，他就是不承认。
这时队长康赞臣和我队积极分子赵金山到北京参观去了，副队长老陈（陈鸿义）主持工作。我们把事情给老陈说了一下，老陈不叫我们接触赵庆增。后来我们从王素芳那里知道，老康临走时，一再叮嘱老陈，我看庆增是个好干部，我走后不要叫张光璘他们接触庆增，我回来再说。老陈向老康保证：你放心，我决不让他们胡搞。因为老陈写了入党申请书，他对老康惟命是从。
王素芳是个农村姑娘，个子高高，脸色黄黄，长得也还秀气。在学校是我们的团小组长，这次四清，当了大队的资料员，她经常把大队的消息透露给我们。使我们心中有底。
老陈不叫我们接触庆增，他却到一队找干部一个一个谈话。说：“你们说庆增有问题，是真的假的？你要是诬陷庆增，可要负全部责任。”这些干部根本就不愿交代问题，经老陈这么一吓唬，就干脆一退六二五，把自己的问题否了一半。老陈又找庆增谈话，庆增对自己的问题矢口否认。老陈说：你别生气，你说你没问题，我们也没硬说你有。我们的工作有问题，搞出的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假的。
就这样，老陈把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出来的问题，不到半天就给搞翻了。一队的积极分子马上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我们。我们去找老陈，老陈却说，我们这些问题，是逼供信逼出来的。
我们忍无可忍，我叫老张去卷子公社分团反映老陈的问题。张光璘去了分团，下午分团团长老赵到了我们村，召开了全体会。大家汇报了情况。老赵立刻批判老陈，把搞出来的问题再一个个去推翻，这是右倾，是投降主义！你这样还申请入党，从我这里就通不过。老陈低下头哭了。
老赵又指示我们，对赵庆增的材料要详细调查，一、家庭情况；二、赵的历史；三、赵犯的错误；四、赵在四清运动中的表现。
老赵走了后，老陈和王素芳大吵了一通，嫌王素芳不站在他的一边，为他辩护。
紧接着分团派来了三个人组成的调查小组，要我分派到一队的干部家去吃饭，我一一分派好了，他们在一队住了三天。最后开会说，一队揭出来的干部的问题，没有任何水分。赵庆增的问题是毫无疑问的。我和老张一下子放心了。
过了两天，老赵又来了，对我和张光璘说，老陈嫌我说他是投降主义，到分团告了我一状。但分团调查组和我的看法一致，今早他又给我写了一份检查。这个人真是……。他为什么比老康还右呢？他是想靠着老康入党，我已当面说过他，你入不了党……。
但不两天，老康和金山从北京回来了。
金山是一队我们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他回来就告诉我们，老康在路上告诉他，赵庆增的问题都是假的。王素芳也告诉我们，你们做好准备吧，老康对你们的工作很不满意，说你们不该搞赵庆增的问题。
老康回来后，就自己去一队落实干部的问题，结果，全体干部整个翻了供。干部一点问题也没有了。老康又作出决定，把张光璘调离一队，到四队去。积极分子们找到老张说，你这一走，我们可怎么办呀？
这真像我们看到的公案片，某个人快要破案之时，那个包庇坏人的领导肯定要把他调走。
我建议张光璘，到县工作团去反映老康的问题。一不做，二不休。老张跑到了县团。向团长王月朋反映了我们队的问题。
第二天，团长王月朋就带着一批人来到了王李张屯。其中还有我校在县团工作的蔺羡璧先生。下午召开了座谈会。大家都对一队的问题谈谈看法。在谈情况时，王月朋的插话很有意思。
当老康谈到积极分子有偏激情绪时，王月朋勃然作色说，现在干部把问题都推得一干二净了，他们还能有什么偏激情绪？也真是太奇怪了。
当老陈说干部没有什么问题时，王月朋问他：“你的根据是什么？”
“干部说的。”
“还有什么根据？”
“别的没有。”
王月朋冷笑了几声，老陈低下了头。
王月朋明令老康，不能把张光璘调离一队，如果调离一队，就等于向干部们表明，他们没有问题，是我们搞错了。先叫他们在那里坚守，等过了春节，我派骨干力量专搞一队，我就不信一队是清水衙门。
王月朋又说，不过，一队的问题，这么折腾几次，干部都有了经验，再落实，就比较困难了。
我校蔺羡璧临走时告诉我们：老康是本地的干部，本地干部和本地干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不愿得罪本地的干部。所以老康示意一队的干部把问题全推翻了。
我和张光璘又在一队待了下来，不时给积极分子打气。
春节期间，我们学校的人员都撤回县里过年。臧伯平书记叫我们吃好、睡好、玩好。我们到了县里，住在了县中学，也真的混吃闷睡了一通。因为这几个月来，我们真是太疲劳了，从没从从容容地吃过一顿饭，从没安安静静地睡过一次觉，而且整天和四不清干部打交道，斗智斗勇，有空还要下地劳动，真是疲乏死了。我们猛睡猛吃了一通，顿觉精神大好。之后又松松散散地学习了一点文件，总结了一下工作。准备再赴四清战场。
春节后，赵金爱、赵金山来看我们。他们是我们在一队培养的积极分子。现在也来枣强参加集训，也要到别的地方去搞四清了。看到自己培养的积极分子这么有能耐，心里非常高兴。
我们从枣强回村后又像过去一样开始了工作。不过刚过春节，生活安排的比较轻松。一天（二月三日），我要拆洗被子，找二胡（胡雅琴）去借线，二胡便亲自来帮我缝被子。她是我们的班长，矮矮的个子，纯朴、厚道，工作认真。她因为在侯冢和地方干部闹了矛盾，春节前（十二月十六日）被调来这里（我校崔宝恒先生被调往侯冢）。我对她的遭遇很是同情。我和她很谈得来，我们还交换了日记（她在日记中还写了不少的诗歌），看后互提意见。她来给我缝被时，各自谈了在工作中受压抑的事情，心里特别畅快。
但在农村，人们思想比较封建，而且眼睛特别贼。二胡来给我缝被，早有二队的积极分子侯西军报告给了王素芳。
王素芳在学校是我们的团小组长，和我是一对红（当时流行的一帮一，一对红），平时对我很是关照。她工作积极，要求进步，这次下乡来当了大队部的秘书，正准备入党。但她听说胡雅琴到我那里去给我缝被了，立刻把我叫去，对我大发雷霆：
胡雅琴去你那了做什么了？都说什么了？发牢骚了，是吧？怎么在你那里一呆就是一个下午？你们都做什么了。那怎么待那么长时间，你知道，她是个女的呀。社员反应多大呀，说你们一钻进屋里就不出来了。你到底动她了没有，说！我知道这事不怨你，是她主动的，对吗？一个下午怎么会没有事呢？你要老实交代！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你写个检查吧。没事也要写。我命令你写，把整个过程写下来。
在四清时期，男女关系，可是个重大问题，有许多人因此被记过、被开除。我系三年级有个同学春节在枣强集训期间就因耍流氓而受到了严肃的处理。谁敢轻举妄动？再说，我们纯洁得像一潭清水，也根本没有往别的方面想过。
可是王素芳硬往这方面想，让我写检查。她过去对我很是不错，现在当了大队秘书，就对我不客气起来，执意要把这件事搞成“桃色新闻”，并且把这事汇报了上去。
我系团总支书记崔国良、组织委员张菊香都下来了解情况。并找我和胡雅琴谈话，他们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就明告王素芳，胡雅琴只不过去帮他缝了一下被子，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是件好事情，怎么能叫他写检查呢？
这事虽然不了了之，但却对我的工作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工作队长康赞臣因为一队的问题，早就对我不满，然而无计可施，现在看到我出了这件事情，就乘机对我报复起来。他先是把我派到四清队的检查组，检查四清工作。我于是到了分团，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组成了什么检查小组，检查了尹村、卷子公社、东车营等几个村的四清状况，并写了总结。回来后，他又把我调离一队，到四队工作。再不久他又派我到灾区救灾。我在灾区积劳成疾，他又一再拖延我治疗时间，最后使我终于抱病回津。

五、衡水四清 （二）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邢台发生了大的地震，波及到枣强。不过枣强损失不大。可是，三月二十二日下午的一次地震，却使枣强的许多村庄损失惨重。瓦莲蓬村震得最为厉害，全村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子。在瓦莲蓬和东车营之间的大地裂了很宽的一道缝。有许多眼井里都冒出了黑水、泥沙，水一下子都溢到地面，把道路都弄得泥泞不堪。
关于这次地震的资料我摘录一点附在这里，以便于对本文的阅读。
1966年3月8日5时29分，在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东，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烈度为 9度强。继这次地震之后，3月22日在宁晋县东南分别发生了6.7级和7.2级地震各一次，3月26日在老震区以北的束鹿南发生了6.2级地震，3月29日在老震区以东的巨鹿北发生了6级地震。从3月8日至29日在21天的时间里，邢台地区连续发生了5次6级以上地震，其中最大的一次是3月22日16时19分在宁晋县东南发生的7.2级地震。这次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震中裂度为10度，这一地震群统称为邢台地震。
三月二十四日。王月朋在供销社的地窨子里作了关于抗震救灾动员工作的报告，我便和几个工作队的同志奔赴灾情最严重的东车营。
东车营没有进行四清，所以没有工作队。我们几个来到了这里，便成了头头。但谁要是当了抗震救灾的头头，那准是上帝厌弃他了，想叫他赶快死掉。
这里整个村庄一片狼藉，房屋差不多全部倒塌。你从街上走过，也很费周折。幸好是白天地震，人们都跑出来了，只有一些伤者，没有死人。但人们惊慌失措，哭哭啼啼。我们一到那里，就指挥着干部社员一起抢粮食，再就是搭窝棚。
人是铁，饭是钢，无论做什么，不吃饭是不行的。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抢粮。因为地震，社员的粮食全部砸在了屋里，埋在下面。队里的仓库也都埋在瓦砾堆里。我们首先组织党团员、青壮年，集中全力把掩埋的粮食挖掘出来，先保住吃食再说。
除了吃的问题以外，就是住的问题。现在房子都倒塌了，即使没有全倒的，也都呲牙咧嘴，成了危房。看一看，都心惊胆战，更别说居住了。
但人们总要有居住的地方呀，我们又组织社员搭起窝棚来。在地上掘个坑，在上面支起几个木架，木架上搭上几块帆布片或几领席子，这就是窝棚。晚上人们就睡在这里面。
当时的窝棚也分私家窝棚、公家窝棚。社员自家搭的窝棚就是私家窝棚。由村里出工出料搭的窝棚就是公家窝棚。
私家窝棚就住社员自家的人。公家窝棚住的是五保户、孤儿寡女、男女民兵，再就是我们工作队的。
最可恨的是村里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顽固，他们硬是躲在自家的危房里不出来。怎么劝说也是白搭。他们说，自己不怕死。又说，就是死了也无所谓。还说，我们死了又不赖着谁，你管这些闲事干吗？
哎呀，你说的倒轻巧，我们工作队在这里，（如果再地震）你砸死了，我们于心何忍？再说，你砸死了，我们能没干系吗。好，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听劝说，我们就来硬的。派几个身强力壮的民兵，用被子把他裹上，把他抬到窝棚里。他们却破口大骂。你骂吧，大风刮跑了，谁在乎你骂。
窝棚里极为潮湿，因为湿地上没有什么可垫，我们铺上被褥，被褥全可拧出水来。晚上公共窝棚里更是杂乱，人们闹闹嚷嚷，孩子哭哭啼啼，值班的民兵大声小气，一会一换班。我们经常一夜不能合眼。
在那里，人们都得了地震恐惧症，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鬼哭狼嚎，魂不附体。
一次，我们在地窖里开会，忽然又听到嗡嗡声，大家挤着从地窖里死命地爬了出来，抬头一看，是天上的飞机，不由哑然失笑。
我们在一家吃饭，我坐小板凳没有坐稳，一下子蹲在了地上，别人一见，误认为是地震，都“嗖”地一下跑到了街上，半天才回来吃饭，我哈哈大笑。
当时的孩子，如果哭闹，你只需说，地震了。他马上住声。
还听说，在枣强县礼堂正批斗一帮地主，忽然地震了。人们都吓得跑了出去，等地震过去，人们跑了回来，一看，有几个地主都吓得休克了，因为他们不敢乱跑。
没有经历过地震的人，根本不知道地震是多么可怕，可能认为这些人过于胆小，非常可笑。下面我摘录一段《邢台地震纪念碑碑文》请大家看看，就能想象出地震时是个什么样子了：
震前，地光闪闪，地声隆隆。随后大地颠簸，地面骤裂，张合起伏，急剧抖动，喷黄沙、冒黑水。老幼惊呼，鸡犬奔突。瞬间，五百余万间房屋夷为墟土，八千零六十四名同胞殁于瓦砾，三万余人罹伤致残，农田工程、公路、桥梁悉遭损毁。灾情之重实属罕见，伤亡惨状目不忍睹。
我经历了一九六六年邢台大地震，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有幸没被砸死。对地震的感觉极为深刻。在地震时，我也跑过，但根本无法逃跑。因为整个大地像棉花团一样，你根本迈不动脚步。你只能眼望云天，等待上苍的安排。

在抗震救灾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我们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学习焦裕禄，领着社员到农田里干各种农活。
我吃不下饭，睡不了觉，每天又极端的劳累。我的身子是铜是铁，也终于顶不住了。潮湿的地窖使我腰腿疼痛难忍，走路一瘸一拐（两个多月后我才知道我得了可怕的类风湿关节炎）。眼睛也红肿起来，疼得厉害，看不清东西（一个月后才知道自己得了急性虹膜炎）。
当时我对医学知识可说一窍不通，又加以在抗震救灾前线，领导对一个人的安危也根本不当回事，所以自己的疾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才给我造成了终生的后遗症。
当时我眼睛红肿，走路颠颠拐拐。还是照样开会研究工作，下地参加劳动。根本没有机会看病。后来，腰腿倒是轻了，眼睛却越来越重。
直到抗震救灾结束，我回倒了王李张屯，到地窖里找到了老康（因为地震他们都在地窖里办公）请了假，才到卷子公社医院看病。那个医生叫庞世英，他一见大吃一惊，怎么才来看呀，你的眼睛要坏了。你赶快到枣强县医院去吧。他当时给我开了两封信。一封是给老康的，叫他以后不要再安排我工作，全力看眼。一封给县工作团医疗队，叫他们全力给我治眼。
我一听我的眼这么严重，真是如雷灌顶。我的眼早就看不清字迹，不能读书了。现在看什么都是模糊不清，看天看地都是黄糊糊一片。
我满眼流泪，问庞医生：我会不会就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说，这很难说，抓紧时间看吧。
我向来心高意傲，自以为将来能干一番大的事业，想不到“出师未捷身先死”，竟要成为瞎子了。命运的这个落差太大了。我终于控制不住，走出医院，就放声哭了起来。一路悲悲啼啼，回到王李张屯，擦干眼泪，向老康请了假。出了村，就一路哭着直奔枣强。
到了县医院，递上了介绍信，就由一个姓刘的医生安排在一个用（因地震医院的房子里已不敢住人）蓆搭成的病房里，说住院治疗。
我在枣强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眼睛不但不见好转，而且疼痛加剧。这里因为地震，病人极多，刘医生也顾不得给我仔细治疗。最后他说，这里没有眼科，各种药物都不齐全，我建议你到衡水医院去吧。
无奈，我又往王李张屯捎信请假，得到回信后，我便赶往衡水。
衡水医院倒有眼科，医生一看，立刻断定是角膜炎（其实是虹膜炎）。说已经过了急性期，慢慢治疗。但住院部已人满为患，根本不收住院。来到了街上，旅馆也不住人，说是还要发生地震。
想在这里看病，却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我又走到绝路上去了。我在衡水大街上茫无目的的走着，已是两三点钟，天气很热，我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又饥又渴，也根本没有心情停下来去饭馆吃饭。看看天，黄糊糊；看看地，黄糊糊；看看街上的人和物，黑糊糊。莫非我的眼就这样了，我真算完了？我已经欲哭无泪。看到一个巷子口的树上拴着一头牛，唉，牛也能看清东西，我现在还不如一头牛呢，老天爷，你行行好，叫我变成一头牛吧。我在大街上不知走了多少路，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
我正东奔西跑，这时忽听有人叫我，我抬头一看，是旅馆里的人。原来我胡乱走，又走到我开始找旅馆里的地方来了。我赶忙说，你们的旅馆可以住人了？
他说，不是。
你叫我有什么事呢？
你不是说你是四清工作队的吗？
我说，是啊！
你是工作队里的，想必有证件。你到县招待所去吧，那里在地震期间也住人，有窝棚，但必须有证件。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根据那个人的指示，又走了好远好远的路，终于找到了县招待所。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又展示了学生证。他们就安排我住下了，这里条件很好，还有足量的开水。
医院的眼科医生姓曹，在附近一带颇有名气，我看了两次眼，果然见轻。那天他说我眼睛的炎症，上午比昨天轻，下午又比上午轻。再有七八天，眼就可以好了。
我一听，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从医院出来，一路唱着歌，逛了好几天大街，还买了许多好吃的。
正当我要在这里积极治眼的时候，回到住处，一盘算，坏了，没有粮票了，钱也将要告罄。无奈，我只好带了点药，再回王李张屯。
我一回村工作队，大家都围上来问长问短，老申却沉着脸说，你已分到了四队，四队还有许多工作呢，你别只顾治眼。
王素芳说：他的眼还不好，怎么能工作呢。眼是一辈子的大事，先治好再说。
她说着立刻给团里打电话，要我马上回天津看眼。并叫寇胜春明天去张秀屯找张西萍（我校的老师），筹备钱款，送我回津。想不到王素芳在大的问题上，还是这样关怀我，就凭这句话，我会永远感激她。
（我写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是根据我的一本日记写的，我的日记对我的生活有详细的记录，开始看到王素芳因胡雅琴给我做被叫我写检查，真有些恨她，看到这里，我又开始感谢她了）。
但老康的意思还是要我先到衡水去看，实在不好，再去天津。
我在衡水医院大概又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样子，眼还是不好。学校才来人将我送回了天津。
张光璘并没有调离一队，王月朋还说调四清队的骨干力量来一队重搞，后因为抗震救灾，也没有来。王李张屯六个生产队，五个生产队的干部都有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全部退赔。就是一队的干部两袖清风，什么问题也没有。因为搞不出什么问题，干部的气焰嚣张起来。最后工作队出村时，干部坚决不让张光璘走，要他对搞他们的事说出个道道来，不然就得赔礼道歉。后来做了许多工作，张光璘才算走脱。这都是王素芳回南开大学后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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