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成亚：为王铮先生导游、解谜人大文革

yangharrylg

为王铮先生导游、解谜

人们外出旅游，参观重要景点，一般都要花钱请个导游或讲解员。今天我老人家倒愿意自愿并免费为王铮先生做个导游，解其心中之谜。只不过，王先生所观览的不是山水风光、名胜古迹，而是他情有独钟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革命博览园。
这话从何说起呢？
话说王铮先生于2011年4月9日发了一篇题为《文革之谜I》的博文。这是他在此之前所有牵涉到我的博文中唯一一篇没有对我进行太过分攻击的文章，十分难得。王先生一向崇尚“和为贵”，这也许是他的一个好的开端吧。果真如此，则小民幸甚，科学网幸甚，一切善良的人皆可幸甚了！
但王先生的话有的还是不合情理、不够友好。他文章结尾说：“此文是问纯学术问题，不要侯先生回答。他回答的我也不敢相信。让严谨的学者去考证吧”。
这里，王先生语带讥讽，认为我不是“严谨的学者”，没有资格对他的大作发表意见。是不是学者，我倒不介意，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象王先生那样以“严谨的学者”自居过。我不过是个只能给学生讲点基础知识的教书匠，何敢言“学者”，而且还要“严谨”？当然，是否是学者，是否严谨，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封的和自吹的，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是要由专业同行们和广大读者、听众去评议的。王先生认为我不是“严谨的学者”,这无所谓。但他公然剥夺我对他的文章发表意见的权力，就不合情理了。其一，从原则上说，一个人的文章、著述，一旦公开发表、公诸于世之后，世上任何一个人都可拜读，而且也都有权对之发表意见，这并不侵害作者的任何合法权益。其二，王先生的文章是由我的那篇《人大三红与人大红卫兵》引发的，他所说的那些“谜”，所依据和使用的都是我文中所提供的材料。世上哪有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就用，而不许别人发点意见的道理呢？其三，王先生之“谜”，在局外人看来，是有点扑朔迷离，其实所涉及只是人大文革中的一些基本事实，根本就不是“纯学术问题”。解这样的“谜”，只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对人大文革的情况比较了解，二是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这里根本就牵涉不到什么学者不学着的问题；再权威的学者，再大的学问，如缺少这两个条件，在这里都是没有用的。而我正好具备这两个条件，因而是解王先生之“谜”的最佳人选。在此之前，王先生曾“不耻下问”，不厌其烦地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关于人大文革的“问题”，急切地要我回答，甚至于还恭维说我讲的文革故事可以成为“经典”，可这次怎么忽然就把我这个“经典”的当事人一脚踹开了呢？这样做，不但显得王先生不够厚道，而且也显得有点小肚鸡肠了吧？
王先生在文章中对我直呼其名，却又想封住我的口，不准我说话，这不是有点“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再说了，我有我的言论自由，我要说话，只要科学网不“和谐”我，谁管得了呢？已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怎么会这样天真呢？至于我说了，王先生信不信，那也是他的自由，别人当然也无权干涉。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实话实说，看了王先生《文革之谜I》的大作，使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逛新城》中的藏族老汉和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藏族老汉也好，刘姥姥也好，他（她）们其实也都算是观光旅游者。王先生既然兴趣盎然地游进了人大文革的历史博物园，那我就再一次“对号入座”，由我这个人大老红卫兵免费地为王先生当一次导游吧（以下，本人自称“导游”）。
王先生：“人大红卫兵是陶鲁笳支持的”。
导游：先生错了。其一，人大的揭郭派是反陶鲁笳及其所领导的工作组的。后来的人大红卫兵、人大三红就是由最初的揭郭派组织起来的。人大红卫兵的第一任政委、队长及后来的人大三红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反陶鲁笳工作组的急先锋。其二，人大红卫兵成立时，陶鲁笳及其工作组已撤离了人大。其三，陶鲁笳离开人大后就在政坛上销声匿迹了，他哪里还有什么能量支持人大红卫兵？其实，情况恰恰相反。陶鲁笳的人大工作组是郭影秋亲自出面通过关锋请来的，是来人大灭火的，是来保郭影秋的。因此陶在人大所支持的是保郭派，是他亲手扶持起来的保守的人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是保郭的赵贵林他们，根本不可能是主张揭郭的人大红卫兵。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陶鲁笳的工作组和保郭派的赵贵林他们之间，也是互保的。比如，赵贵林在1966年7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我校、我系的工作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而工作组方面则说：“赵贵林有水平”。
因此，说“人大红卫兵是陶鲁笳支持的”，纯属主观臆想，天方夜谭。
王先生：“陶（鲁笳）安排的红卫兵上天安门没忘了给刘少奇敬礼，至少给刘少奇同志友好的感觉、还有好感。”
导游：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大红卫兵，是当时高校唯一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当时，陶鲁笳已失势（按历史和逻辑，他当时应是在什么地方检察他的工作中的“错误”），哪有什么能力和可能安排红卫兵上天安门？至于人大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下“给刘少奇敬礼”，那纯属一种即兴行为。因当时刘少奇并未遭到公开批判，在一般人眼中，他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当时的人大红卫兵对文化革命还处于朦胧之中，仍把刘当作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待，向他“敬礼”完全是出于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仰，是一种十分朴素的感情。况且，当时人大红卫兵5人一行，根本没有什么标志。刘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根本就看不出、也不可能知道楼下向他“敬礼”的几个青年（假设他当时看到了的话）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所以，也根本谈不上刘和人大红卫兵之间的什么“有好的感觉”。
王先生：“按说中国人民大学是北京的主要大学，又是党创立的，还是文科大学。毛泽东在有北大情节，人民大学毕竟是亲生的呀。五大领袖没有人民大学的，只能说明毛泽东当时有意把人民大学排斥在五大院校之外，这不正常”。
导游：看来先生对北京的文革太缺乏了解。毛泽东有没有“北大情节”，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即，北京文革中“五大院校”所谓的“五大领袖”，并不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什么人事先指定的。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领袖”，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其中有一点是毋容置疑的，这就是这几个院校的文革开展得比较早，而且闹腾得也最厉害。按照毛泽东一向的观念，“权威”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这几个院校的学生、教师既然闹得最早，又闹得罪厉害，那么，所谓的“领袖”当然只能在他们之中产生。是他们自己闹出了名（比如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谭厚兰带队到曲阜去砸孔庙，等），毛泽东才以调侃的方式把他们的头头称作学生领袖的。其实，他们能算得上什么领袖呢？
至于人大，正如你所说，它是党“亲生的”，观念上比较传统，因而在文化革命初期就显得比较保守。再加上，人大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在文革初期，就成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当上了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这就给人民大学压上了一块大石头。因此，人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地比较迟缓，落后，一直到北大、清华等学校已闹得天翻地覆了，才慢慢发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指望人民大学也像“五大院校”那样，出尽风头，涌现出什么“领袖”呢？这种情况完全符合人大文化革命的实际，十分正常，不足为奇。
王先生：“工作支持的红卫兵保工作组，另外的人赵贵林保郭影秋。被称为反革命。毛泽东居然出来保赵贵林，他怎么会关注赵贵林呢？”
导游：从我前面对先生讲解，你应当明白，所谓工作组支持红卫兵，红卫兵保工作组，都纯属无稽之谈。
先生对毛泽东8月27日谈话中关于人大三红、赵贵林的一段话过于敏感了，这里谈不上什么毛泽东保不保赵贵林。如果说保的话，毛泽东对学生一般都持保护的态度。他最反对乱抓学生，反对轻易把青年学生打成反革命。他曾说过，“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在8.27谈话中，毛泽东对五大领袖提出了严厉第批评，但他的谈话同时也是和风细雨的。其出发点、本意还是保护他们，是要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因此，他在批评人大三红“倒谢”时，顺便说了一句“赵贵林怎么会是反革命呢？”的话，算不上对赵贵林的特殊“关注”。毛泽东批评了人大三红“倒谢”，但他并未因此而为难人大三红。相反，后来谢富治专门到人大与两派代表座谈，说有人给他贴大字报、批评他是对他的帮助；指示赵贵林等人今后不得再就此事对人大三红扭住不放。先生不理解毛泽东，没亲身经历文革，对这些现象大惊小怪，可以理解。
至于说人大三红说赵贵林是反革命，那完全是两派打派仗时的派性语言，是不足为凭的，说得滑稽一点，那纯属“儿戏”。因为谁是反革命，谁不是反革命，最终还是要由党组织、政府来定。群众组织就是群众组织，它的话是不算数的。
又至于，赵贵林在文革后受到了审查，被定为“三种人”（反革命）被开除党籍，那是后事。我对此也不甚了解，先生如有兴趣，不妨去调查研究一下，如有新发现，望能告知。
王先生：“侯说，赵贵林是在武汉事件后出的事”。
导游：先生有点胡扯了。我从未说过赵是“在武汉事件后出的事”的话。在拙文中，我只说在武汉造反后，戴上了“造反派”光环，然后杀回人大，收聚解体了的八·一八红卫兵，成立了一个叫“新人大公社”的新组织，而且他那时也根本就没出什么“事”。先生不是说毛泽东还“保”了他吗？他那时怎么会出“事”呢？赵之出事，是文革结束以后的事。先生之言不确。
王先生：“侯的文章说，人大三红被称为‘陶小三’，是因为他们与陶铸有联系，如果是真的，就可能存在着刘——陶——人大三红一条线，陶突然被打倒就有可解释的原因。”。
导游：先生此话说得有点玄了，连我都被你搞糊涂了。陶铸同志是明确地表示过对人大红卫兵的支持。他在第二次到人大参加群众辩论大会时，听到过人大红卫兵代表的发言，会上有人向他扔石头、砖块，受到了人大红卫兵战士的保护。在此前后，他两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大师生及人大红卫兵代表。此外，我作为当事人，再也没有听说还有其他的什么“联系'(我一直认为，人大红卫兵8.18上天安门，是陶铸同志亲自安排的，而且从当时的情况论，也只有他才有可能作出这种安排。但我只是推想，无直接的根据）。
陶铸同志当时作为中央常委、中宣部长、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要管的事太多，他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建立一个“刘——陶——人大三红”这样一条专线。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人大三红就太了不起了，甚至连老朽也应感到无尚荣光，而我作为这条线上重要的一员，也应象有的人那样飞黄腾达了。但这一切事实上 并未发生。可见，你所谓的“刘——陶——人大三红一条线”，是不存在的。至于陶铸同志的“突然被打倒”，据目前可见到的材料看，完全是上层政治斗争的原因，似乎与人大文革、人大三红完全无关。其具体的内幕，我等小民当然不得而知，也不敢妄加评议。先生所言其“可解释的原因”，未知何意。如不属“天机”，望能泄露一二，让我等小民开开茅塞。
先生所提人大文革之“谜”，虽有点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我对先生丰富的想象力，仍十分钦佩。想象是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一个必备的主观因素，十分难能可贵。但任何有科学价值的想象，都应该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并要有严密的逻辑。如脱离客观实际，再加上逻辑的混乱，想象的翅膀飞得越高，其跌下来摔得就会越重。这种想象，不仅不会有任何科学价值，而且只能是导致想象者神情错乱的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甚至于到处乱撒“尿”（王先生用语）。先生以为然否？
此外， 先生在此之前对我的揭发批判中，还涉及到了其他一些“问题”，考虑到篇幅和博友们阅读的方便，在此就不一一作答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有机会再作交流吧！
谢谢光临！不周之处，望多海涵。再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3197-4318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