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人生：我的文革记忆（北京外国语学校和计委大院）

yangharrylg

说到军代表，虽说那时各连都任命了由计委的干部担任的连长和指导员，但真正权力最大的还是军代表。军代表的人品和性格完全能决定这些干部的命运，而二连的这个军代表是真把这些干部当成劳改犯了。这些人以前都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就是不说他们的职业职务起码也都是细皮嫩肉的知识分子，但在干校他们干的完全是粗重的农活儿。应该说，把他们干的活儿和周围村里的农民相比，他们干的活儿只能比农民干的活儿更重，因为除了正常的农活儿干法之外，还要加上军代表经常性的瞎指挥。计委那时候的总军代表那级别可不低，叫苏静，在1955年第一批授军衔时就已经是中将了。现在的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电视剧中经常会出现苏静，因为平津战役的时候他是解放军方面负责和傅作义谈判的代表。但苏静是总军代表，他基本是坐镇在北京，很少到干校来。在干校的每一个连队，都还有一个军代表。驻二连的军代表是一个营级军官，那可是个典型的极左人物，他整天都能独出心裁地想出一些整人的招。因为他不招人喜欢，这么些年了，我早已忘了他的姓名，而且二连就他一个军代表，只要说军代表那就是说的他。
仅举几例他的瞎指挥和整人吧：
有一年又到了种玉米的季节了，一般种玉米就是用拖拉机把土地翻松，然后用播种机播种，或者手工播种也就是抓着一把玉米种子顺着垄沟一溜地撒下去。可是军代表偏不许这么种。他说我们要学大寨（文革语汇，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当时被树立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他们的队长陈永贵，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农民，政治地位持续上升，最后竟然成了国务院副总理），大寨的玉米可不是这么种的。他命令我们每隔两尺的距离挖一个大坑，这个坑必须是圆的，直径一尺，深度一尺。然后在底部铺半尺厚的有机肥，然后不多不少放上三颗玉米种子，最后上面再盖半尺厚的好土。这哪是种玉米，这简直是种树嘛。而干校的地哪一块都有几百亩上千亩，要都这么种玉米，就是把全连的人都累死也种不了多少亩，而且还得误了农时。其实军代表他也是农民出身，他完全清楚玉米不是这么个种法，他就是有意设计这么累人的方法来整治这些不是劳改犯的劳改犯们，还美其名曰说这是大寨式高产试验田的种法。种玉米的季节里，几百上千亩的土地照样是用大型机械耕地播种，而几百个干部就是这样一人一把铁锹地在几十亩试验田里用最原始的方法挖大坑种玉米。结果，这块地的玉米基本绝收，因为种子种得太深了，根本就长不出来。但是，结果是没人管的，因为劳动的首要目的是人的改造，而不是收成的多少。
全年的农活中，最累的是收割小麦。因为干校的地多，而且又是机播，光我们二连，每年的小麦都要种几千亩。小麦成熟后，要在十几天中把它全收完，否则麦穗就掉了，或者碰上连阴雨就烂在地里了。干校有大型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上百亩，本来按时把小麦收完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湖北的天气就是怪，好像特别喜欢和人作对，除了“刮风下雨逢礼拜”以外，越到夏收你怕下雨时它就越爱下雨。一下雨大型收割机就下不了田了，开进去就陷住动不了了。所以每年的麦收，我们都要用镰刀割的传统方式收割小麦。而且，为了抢时间，那十几天是以超出人承受能力的方式干的。麦收有多累呢？每年麦收前，连里都要开誓师大会，而其它的农活是从来用不着开誓师大会的。开誓师大会时，每个排甚至每个班都要上台表决心，甚至有人写血书表决心，好像收麦子是一场让人有去无回的恶仗，每年的誓师大会都透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气氛。当然，都是文化人，有时候也会有人以黑色幽默的方式缓解一下悲壮的气氛。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开麦收誓师大会，基建局的一个年轻干部上台发言，他是这样说的：今年的麦收战役就要开始了，我们班的全体同志个个是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他还有意在说“蠢蠢欲动”时像喊口号一样把声音提高八度，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第一天开镰开始，疲劳战就开始了。从这天开始，一连十几天，每天早上都改成三点起床，吃过早饭就下地收割。中午在地头吃午饭，由炊事班把饭送到地头，吃完饭继续干。下午吃晚饭还是炊事班把饭送到地头，吃完饭继续干，一直干到晚上十点收工。走回到宿舍，半夜十一点了，那时人已疲劳到极限，也顾不得脏了，也不洗也不涮了，瘫在床上就睡觉，因为睡不了几个小时，明天早上三点钟，起床号就又响了。一天两天还可以坚持，一连十天这么干，铁人也要累垮了。割麦子最累的是腰，因为割麦子必须弯下腰才行，一天十几个小时弯着腰，所以每个人都喊腰酸腰疼。为了省腰，五七战士们发明了跪式收割法，就是跪在地上割，这样上身基本可以直着，腰就不太酸痛了。那时人们已顾不得姿势雅不雅，顾不得裤子破不破，只想的是怎么能节省一点体力，能熬过麦收那漫长得像是无穷无尽的十天。当然，如果军代表来了，大家就赶紧站起来，让他看见就得训你偷懒，因为跪式收割法确实速度要慢得多。写到这里，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一幅画面，虽已过去近五十年了仍清晰如在昨日：如火的骄阳烤灸下，我的前后左右都是极度疲乏的五七战士，大部分人都跪在地上，低着头一下一下机械地挥动手中的镰刀。所有的人的衣服都是灰色的长衣长裤，虽然天气炎热也不能穿短袖，否则胳膊会被麦穗和麦秆划得全是小口子，汗水一浸疼得钻心。再一个是城里人的胳膊也经不住晒，晒两天就开始一层层地爆皮。所有人的衣服上都蒙着一层白霜，那是汗浸透衣服干了湿湿了干之后留下的盐碱。割麦子时我们都不敢抬头看前方，因为前方只见无边的麦浪，似乎永远望不到地头，抬头看只会使人更加绝望。对我们青年班来说，累肯定是累，但更难受的是困，年轻人觉多，谁晚上十一点睡觉早上三点能爬得起来啊。于是，早上三点起床号响了我们谁都不起来，假装听不见。军代表发现青年班的男生都不在，就跑来砸我们的门，砸得咚咚响，我们只好开门。他质问我们为什么不起床，我们说太困了，没听见起床号。他说，听不见没关系，从今天晚上开始，你们睡觉不许插门，我每天早上来叫你们起床。他还假装开玩笑呢：明天谁不起来我就掀他的被子，用棍子敲他的屁股。我心里说，在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中，为了让长工们早点起来干活儿，地主周扒皮天不亮学鸡叫，起码还找个鸡叫作借口，你则是半夜三点直接进门来敲我们的屁股，真比周扒皮还狠。当然，我也只敢在心里这么说。结果，他还真的每天早上来叫我们起床，我们想在床上再磨蹭一会儿也不成了。
这还只是体力上的劳累，有时他的异想天开上来真能整死人。1971年春节前夕，军代表又异想天开了，他说要把鱼塘里的鱼捞上来春节时改善伙食。那就得听他的，尽管一般是在夏天才捞鱼塘里的鱼。我们把一张三四十米长一人多高的拉网从鱼塘的一侧放下去，然后鱼塘两边每边十几个人拉着网绳慢慢往前走。结果把网拉到鱼塘另一头了，网里一条鱼也没有。有人就说了，因为这网没有贴住池底，所以鱼都从网底下跑掉了。军代表说，那就再拉一网，这一次，人要下水，每隔两米一个人，用脚踩住网底，这样鱼就跑不了了。他这话一出口，所有人都吓傻了。这是十冬腊月呀，人下水还不冻死！所有的人都不吭声，空气像是凝固了。军代表又发话了：青年班的小伙子们身体好，全都下水，人再不够干部里身体好的也下水。得，我们青年班的人一个也逃不脱了。但光是青年班确实人不够，还得再有人下水。眼看没有人应声，只听我们的连长杨波大叫一声：我带头下，拿酒去！那时二连还自己酿白酒，有人就跑去提了一大桶白酒来。杨波把上衣全脱了，我一看，他简直就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干瘦老头，这下到水里还不冻坏了。他用一个搪瓷大茶缸舀了满满一茶缸子酒，咕咚咚喝了两大口，然后把缸子递给我们青年班，说，每人都喝两口，可以抵抵寒。这时军代表在人群中发现了基建局的干部张强，他那时已被定为是五一六分子，那基本上就是反革命分子了，所以就点名让他下水。张强拿过缸子，满满舀了一缸子酒，就仰着脖子一口接一口不停地喝，如果不是被人把缸子夺下来，他那样子是要把那一缸子足有一斤白酒都喝光。都喝完酒，我们都脱的只剩裤衩，咬着牙下到冰冷的池水里。我的天，那已经不是冷的感觉了，而是多少根尖刺扎遍全身的感觉，是头皮逐渐发麻、心脏逐渐抽紧、呼吸逐渐不畅的感觉。我们都双手紧抓着拖网的上边绳，脚踩着下边绳，由两边岸上的人拉着拖网向前走。张强就在我的左侧，我就发现他越来越不对头了。他眼睛血红，从喉咙里发出像老牛喘气一样的呼呼声。突然，他就不见了，我左边那个位置上突然就没人了。我就对着岸上喊：张强沉底了！可是我光张嘴，一个字也喊不出来，因为我的舌头冻得不会打弯了。这回我才知道，俗话说冻得说不出话来是真的，人的舌头如果冻硬了在嘴里不能活动你是一个字也说不清楚的。我只好挥手比划，水里的其他人也发现张强不见了，游过来几个水性好的就在他刚才失踪的地方摸。好在水不是太深，一会功夫他们就把张强捞了起来。大家也顾不得再捞鱼了，几个人把张强抬上岸，别人也趁机都上了岸。大家把张强放在地上，他仍然神志不清，叫他他也不应，只是喉咙里不断发出混浊的声音，证明他还活着。看到他没死，军代表又发话了：还装死狗，来呀，把他给我扔到猪圈里去，我看他还装死不。于是真上来几个人，拉胳膊拉腿像抬死尸一样把他抬起来。二连的一排猪圈就在离池塘五十米远的地方，他们把他放在其中一间猪圈的冰冷的水泥地上。眼看再捞下去弄不好真要出人命了，军代表这才发话说算了今天不捞了。等我们收拾了网具离开池塘时，所有的人都听到猪圈那里传来张强像杀猪一样的嚎叫声。军代表说，谁也不许给他送衣服，他冻得受不了自然就自己爬起来了。当天白天，张强没有自己爬起来，当天晚上他仍然没有爬起来，他就那样光着身子在猪圈的水泥地上躺了一白天又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拉到校部医院去抢救。经过抢救，张强没有死，但是腰彻底坏了，他从此再直不起腰，上身永远向前倾45度，那年他还不到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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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毕竟远离了北京，文革最荒诞疯狂的阶段也已过去，在干校的人们没有什么更多的想头，谁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像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累但相对平静的日子。计委干校所处的地方位于湖北和河南交界处，既是北方，又是南方，既种北方的小麦玉米，也种南方的水稻，因此那两年我可以说把中国南北方的各种农活儿干了个遍。上面说收割小麦最累，但要比起种水稻的插秧来说，我宁愿去收割小麦。收麦子基本上就是一个累，插秧在累之上还要再加上脏和怕。插秧时人赤着脚站在没到腿肚子深的泥水里，弯着腰把一撮一撮的秧苗插下去，时间长了和割麦子一样腰酸背痛，这是累。脏是什么呢，脏就是你不是站在只有泥和水的泥水里，你是站在粪水里。插秧前往水田里灌水时，作为施肥，还专门安排人在进水口那里用大粪勺把旱厕捞上来的人粪尿和猪圈起出来的猪粪不停地倒进水里，因此插秧的时候腿边的水面上经常漂浮着人粪和猪粪，还经常粘在你的腿上，让人恶心得总想呕吐。怕是怕蚂蟥。水田里蚂蟥很多，经常爬到人腿上吸血。北方人对蚂蟥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谁腿上爬了蚂蟥都是惊恐地大呼小叫，于是周围的人就赶过去帮他处理。腿上吸了蚂蟥了不能往下硬拽，否则你就是把它拽断了都拽不下来，只能拿手掌不停地拍它，直到它蜷缩成一个球自己掉下来。累之上再加上脏和怕，因此插秧是我最恐惧干的农活。
对我而言，干校的劳动是艰辛的，但作为青春期精力旺盛的青年人，我们有时也会在苦累中寻找点乐趣，因此在干校总体上是艰苦的岁月中也给我留下了些许快乐的记忆。
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滴血盟誓就发生在那时。前面说过，住大集体宿舍时一张双人床上睡三个人，我和柳青、刘建军睡一张床，因此我们三人关系也最密切。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二连的东边不远处有附近生产队的一片樱桃园，树上的樱桃都成熟了。每天，红红的樱桃招来好多鸟吃樱桃，因此，樱桃园里总有看守人，在樱桃园里来回轰鸟。我们发现的秘密就是天黑后没有鸟了，樱桃园里也就没人看守了。于是有一天天黑以后，我们仨就偷偷钻进了樱桃园。樱桃树都不高，我们一人爬上一颗樱桃树，挑大个的红樱桃往嘴里猛塞，那樱桃可真甜啊。突然，远处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还有手电筒射过来的光。趁着那声音还没到跟前，我们三人跳下树猛跑，失魂落魄地跑回了二连。虽然当时没被逮住，但我们都很害怕，怕第二天生产队来二连查问，毕竟他们看到了我们逃跑的方向。那时候偷东西，尤其是偷生产队的东西，那罪名也不轻呢，弄不好给你定个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就躲在一个角落里订立了“攻守同盟”（文革语汇），就是说如果明天有人查问，我们三人要统一口径，都说天黑后就没出去过。完事了可以睡觉了吧，结果心眼多的柳青还不放心，说就怕把我们三人隔离开单独审问，那有人扛不住招供了怎么办。成天江湖义气不离口的刘建军就出了个主意，说咱们来个滴血盟誓吧，滴了血发了誓了就不会背叛兄弟了。他说咱们也别用刀用碗搞那么大动静，就用大针把中指扎破把血喝了就行了。结果他还真找来一根缝衣针，因为是他提议，当然得是他第一个来。只见他拿针往左手中指上狠狠一戳，一下就冒出了血，然后他把中指放进嘴了，把血一嘬。柳青说那他第二个来，他也扎了中指把血嘬了。这下我没有退路了，如果我不扎他们俩是肯定不干的。我硬着头皮，用左手拇指的指甲使劲掐住中指，右手捏住这根大针只露出针尖（这是为了防止扎得太深），一咬牙扎了下去。不知是扎得太浅还是我的神经太紧张，我竟然没感到疼。再看中指，也没流血。我有些心慌，生怕不出血还得再扎第二下，于是用右手使劲地捏刚扎过的中指，终于挤出了一个血滴。这下我心里一下就轻松了，很干脆地把中指往嘴里一塞一嘬。完成了这个对我们而言是庄严的仪式，我们这才都放心地睡觉去了。结果第二天，根本就没有人来查问这件事。
二连有很多大型农业机械，但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东方红75型履带式拖拉机。大型履带式拖拉机从原理到结构都跟坦克差不多，生产履带式拖拉机的工厂在战时给拖拉机装上装甲安上火炮那就是坦克。开履带式拖拉机也像是开坦克，转向不用方向盘而是用左右两根操纵杆，拉左杆向左转，拉右杆向右转，再加上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鸣声，那对男孩子的诱惑力是无法抵抗的。但是，开拖拉机都是有专人的（一般是大学学理工科的干部，军代表认为学理工科的人肯定学过开拖拉机），轮不到我们青年班。于是我们就留意观察，看每天都是谁开着拖拉机出去的。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干部，那我们也就不惦记了，他或怕担责任，或怕出事故，是不会让我们开的。而如果当天是有问题的干部开拖拉机，那我们那天就有机可乘了。我记得当时我们最喜欢两个人开拖拉机，一个就是朱镕基，另一个人的名字忘了。这两个人都是右派，朱镕基虽然是摘帽右派，仍然和右派差不多，因此他们都是谨小慎微的，对任何人都是有求必应的。如果我们发现当天是朱镕基把拖拉机开出去了，我们会耐心等到中午。午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那时候大家都在午睡，连军代表都睡觉了，而那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会跑到他作业的地里，软硬兼施让他把拖拉机给我们开一会儿。如果周围确实没有人，他就会让我们开。东方红75型拖拉机的驾驶台已经很高了，他还嫌不够高，他会再站直了身体，手搭凉棚四下张望，确认周围几里地范围内确实没有人，他就会答应让我们开一会儿。我们得抓紧时间，每个人只能上去开一个来回。机耕的地都是大田，一块地都至少是几十亩上百亩，开到地头再转回来，这一圈也得开个十分八分钟的，也算过个瘾了。刚上车我们都走不了直线，拉操纵杆的动作幅度太大，一拉左杆车头就偏向左边，赶紧再拉右杆，车头又偏向右边，车头忽左忽右，后面耕的垄沟像蛇一样，坐在旁边副驾驶位子上的朱镕基直着急，有时还得帮我们拉一下操纵杆以免偏得太厉害。当然，用不了两分钟，等手里有了感觉了，就可以稳稳地走直线了。
和五七干校同时期的另一个可以称为胡折腾的是三线建设。毛主席的脑子里总想着和苏联打仗的事，因此又发出一条有关三线建设的最高指示。这条最高指示和他其它那些言简意赅的最高指示不一样，说的可长可具体了，是这么说的：三线建设要抓紧，没有火车坐汽车去，没有汽车骑毛驴去。总之三线建设搞不好，我一天也睡不着觉。那时谁敢让毛主席睡不着觉啊，于是，从1969年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又开始了。三线建设就是为了防备苏联人在入侵中国时把中国东部和北部的工业基地都炸光，因此要在陕西、四川、贵州等被称作三线的西部省份的偏僻而又交通不便的深山老林里建设很多新的国防工厂。那时候人们想事干事是只算政治帐的，所以既不管把这些现代化的工厂放在远离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深山里有多么不合理，也不管在既有卫星又有远程战略轰炸机的现代这些工厂是否真能躲的过苏联人的侦察和轰炸，仅只两、三年时间，那些工厂还就真都建起来了。建起来这些工厂里就得有工人去工作啊，于是三线工厂就开始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那时主管航空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就在陕西汉中建立了生产大型军用运输机的012基地，在汉中周边的大山里一口气建了二十多个工厂。三机部的五七干校当时就在计委五七干校的边上，算是兄弟干校了，三机部就把一部分招工指标给了计委干校。在当时这完全是出于好意，因为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干校要办到何年何月，这些干校子弟们与其一直在干校里当农民，还不如去工厂当工人，起码可以挣一份工资。应当说，这个做法说明文革最疯狂最荒唐最极左的时期已经过去，人们可以也敢于正常想事和做一些有人情味的事情了。当然，毕竟是开后门，因此不能把条件好的工厂给计委干校，还要堵极左分子们的嘴，于是就把012基地中一个条件最差的543厂的招工指标给了计委干校。012基地其它工厂都离汉中市（那时连汉中也还不是市，只是汉中地委和行署的所在地）不太远，而543厂却在离汉中100多里远的西乡县的深山老林里。去543厂比在五七干校条件还艰苦，这样谁也挑不出毛病来。（注： 按官方统计，三线建设一共投资了2052亿，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0%，一共建设了2000多个工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因为国际形势的缓和，国内也进行了几轮大裁军，导致军工产品需求下降，这些本来的纯军工企业不得不实行“军转民”（即从生产军工产品转为生产民需产品），但地理位置偏僻和交通不便等先天性的不利因素造成这些三线工厂根本无法和地处东部平原和交通运输干线周围的企业竞争，因此这些工厂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关停并转，大批职工被遣散，很多遗留问题到今天仍未解决。三线建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战略目的并未达到，经济上的成就也非常有限，因此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建设”。）
就这样，1971年10月，我报名去了543厂，因为我想这起码就算是正式参加工作了，就可以挣一份工资养活我自己了。至于543厂在多深的山里，条件有多艰苦，我想它就是条件再差，还能比干校差到哪去呢。那时候，三线建设急需要大量的工人，所以我一报名就被录取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劳动生活整整两年的国家计委五七干校。
1971年9月份，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个人认为，这件事的发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实际上的结束，尽管官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结束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倒台。
1971年9月13日深夜，党的副主席林彪从山海关机场登上256号三叉戟飞机向着苏联方向飞去。按官方说法，飞机因为没油了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汉大草原上，林彪和妻子叶群以及儿子林立果都摔死了。林彪事件的最大影响是从此中国人再没有了信仰，再不相信任何人了。林彪不是毛主席亲自选定并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吗，怎么转眼之间他又成了策划571工程纪要甚至准备用火焰喷射器这么恶毒的武器谋害毛主席的反党反革命分子了呢？按照常理，一个人是不可能既是天使同时又是魔鬼的，那么913事件以前的林彪和913事件以后的林彪，总有一个是骗人的。那这个骗人的谎言是谁编造出来的呢，肯定平头百姓是编不出来的，甚至再高级别的人也是编不出来的，因为那时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毛泽东。所以，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对中国社会的毁伤是致命性的，第一件事是破四旧，毁灭了中国累积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经千年，历史上经多次的外敌入侵和内部战乱都没有遭受过毁灭性的打击，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断代式的毁灭。例如山东的孔府，那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1644年满清入关都没有碰过孔府，1938年日军攻入山东也没有碰过孔府，而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红卫兵们却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把孔府彻底给捣毁了。经过文革破四旧的毁灭，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从此再没有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熏陶；第二件事就是林彪事件，它毁灭了中国人的信仰和信任，林彪事件以后，中国人再没有信仰，再不相信任何人了。林彪事件实际上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以失败而结束。1971年以后，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活着，因此文化大革命靠着惯性还在继续，但已是强弩之末了，因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已经再没有革命的热情了，那几年当中中央也发动了几次全国性的运动，像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大部分单位都是敷衍了事，应付差事，当年那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场面再也见不到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从此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先有拨乱反正，再有改革开放，中国终于走上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专心发展经济的道路。
一个人可以荒唐，或难免荒唐，但整个一个国家都荒唐那就太荒唐了。为了国家今后不再荒唐，对文革现象本身，以及其后的全国性失忆失语现象，都有必要进行认真而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我写下这一篇文字的目的：记录一段并未远去却已被国人忘记的历史，为可能的文革研究贡献一点真实的素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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