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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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后记
　　
丛中笑

　　2011年5月，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老五届部分同学和老师聚会武昌，回首往事，商议并确定立即展开撰写水院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工作，成立了五人编撰小组，张建成、王绍良，王杰生、徐海亮和胡耀国同学为成员，胡耀国为召集人。   
　　该编撰组在武汉的成员几经讨论修改，于当年6至8月提出了两份编撰大纲，并发出两份倡议信，请广大同学和老师参与这一工作。2011年秋，对这两份编撰大纲及两份倡议信产生了一些认识分歧，工作展开甚艰，停滞不前。胡耀国到广东岑颖义处，倾诉其苦衷。岑颖义建议丁家显将编撰小组扩大，丁同意，增加了丁家显本人和雷志茂、王文忠、龚寿眉、岑颖义等同学，形成十人编委会，并增加了水院教师子弟、热心推动写史的白莹参与资料和联络工作；同时请李德俊、赖文德同学参与此工作，热诚邀请祁万恒、薛传殿、薛建枫同学参与。
　　王杰生同学主张写出主线简单明了的红水院造反派的造反史和受迫害史，胡耀国同学主张写出整个武汉水院的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史，有鉴于此，遂将扩大后的编委会人员分成两个编撰组，由王杰生与胡耀国分别担任这两个编撰组的召集人和主编，分别撰写两个不同版本，资料共享，丁家显和张建成为顾问。
　　2013年国庆前后，丁家显邀王文忠、韩玉琢、岑颖义等同学先后返武汉，与红水院在武汉人员相聚，并与原武汉工人、学生造反派骨干和文革研究者聚谈，回忆水院文革历史，商量推进编撰工作。因胡耀国重症晚期，丁家显请岑颖义接替胡的召集人和主编任务，与王杰生分驾齐驱，加快撰写工作。
　　编撰组中年龄最小的胡耀国于2013年年底不幸去世。岑颖义承担胡未完成的任务，接手撰写工作。王杰生于2014年春夏之间，拿出了《红水院》的初稿，并印交丁家显和其他一些同学征求意见。   
　　这几年，岑颖义重新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有关原著，查阅了近二千万字的有关文献、资料、书籍，先后二十多次召集或参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研讨会，与会者有水院同学、武汉工人和学生造反派、北京及各地高校的老大哥。在此基础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手写板录入，写出初稿。
　　2014年白露，岑颖义写出部分初稿，立即邮寄丁家显，并委托在顺德读到此稿的徐海亮分送王杰生和韩玉琢提意见。中秋后徐在武昌递交文本给王，国庆节在西安递交给韩，并与薛传殿同学敞怀交谈。  
　　2014年12月，丁家显病重，雷志茂、王杰生、岑颖义、白莹到云南探视，大家商谈了书稿的撰写原则和认识分歧等问题。
　　2015年初岑颖义初步完成全稿的前一部分（截至七二〇事件），2015年7月初步完成全稿的后一部分（七二〇事件以后部分），将书稿命名为《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一稿），打印分寄王文忠、雷志茂、龚寿眉；白莹看到此稿后复印送丁家显阅读。2015年8月6日，岑颖义与已收到该稿打印本的王文忠、雷志茂、龚寿眉在汉口聚会数日，具体商议修改，将系统的原则意见向病中的丁家显报告，得到丁的回复意见。丁建议：“直接以岑颖义一人署名出版，这也许会省点力气，也利于减少分歧，还可尽早出版。”
　　这次会后，岑颖义、王文忠将修改后的《赤子》（第二稿）送请编撰组的张建成、王绍良等人阅读、修改、补充。
　　岑颖义与龚寿眉又专门赴上海拜见姚克强老同志，请他对书稿提出意见，并记录整理了姚对总体及具体问题的意见，作为修改书稿的一个依据。
　　张建成老师于9月中旬提出长达59页纸的修改补充意见，王绍良老师提出修改补充原则。王新民、赖文德、王文忠、龚寿眉、蒋继清、徐海亮等同学也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
　　岑颖义将这些意见集中，重新修改打印了《赤子》（第三稿）。
　　2015年国庆节长假中，王文忠、徐海亮、岑颖义、王新民分道回到学校，与在汉的张建成、王绍良、龚寿眉、蒋继清等人聚会（赖文德因故临时退票未到，李德俊未来），并征求其他在武汉的水院干部和同学意见，回忆与澄清了一系列历史事实，逐章、逐段、逐句地讨论、修改岑提交的第三稿，甚至逐词推敲，当场将意见集中、辨正、确认。会议对《赤子》（第三稿）的一些主要观点，认真进行了讨论，基本统一了认识。会议认为，通过这次对文稿的修改和必要的补充，可以正式出版，并力争把文稿打造成精品；岑颖义对文稿撰写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尽心尽力，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岑颖义精神可嘉，应为本书主编。
　　国庆长假后岑颖义回到广东，整合、采纳了绝大部分修改意见，并补充了大家随后陆续提交的资料，再次修改，打印出《赤子》（第四稿），再发给编撰组及部分尚未参加集体讨论的薛建枫等同学征询意见，并且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
　　在以上工作基础之上，岑颖义提出《赤子》（第五稿），于2015年冬交付给了解武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责任编辑，进一步做编辑、出版的技术工作。
　　鉴于文化大革命已过去多年，亲历人皆年事已高，记忆亟待激活与完善，许多资料、文献在后续的政治运动中散失殆尽，而整理资料和采访水院师生的工作极为紧迫，编撰组能够得到的响应也确实有限，编撰者的能力和精力也有限，目前形成送编的《赤子》（第五稿）依然是仓促和不足的。很多同学和老师的记忆、看法来不及汇入，确实会挂一漏万。有人希望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各派系的经历、观点尽量反映进去，写出一个全面反映水院文化大革命的史稿本，也确实难以如愿。我们曾与武汉父老乡亲、中学弟妹万众一心，把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潮与工运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向历史的高峰，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赏——武汉是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在本书中也难以铺开展现。与红水院有特别密切关系的全国一批高等学校驻武汉联络站同学的事迹也无法记述。
　　不过，毕竟把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化大革命的大脉络串起来了，相信书稿付梓之后，将激荡起似乎沉寂多年的东湖清水，促进当年师生的思考与交流，进行人生的重新品味与再体验。也相信书稿将面临诘问、批评、善意的补充甚至责难，本来文革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永恒话题啊！但是，相信会有更多的涉及水院文化大革命回忆的版本问世，完善这一亟需抢救和深入的工作，原本地把我们亲历的这一段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历史，交还给学校与社会。
　　水院这一个编撰班子和参与撰写、讨论工作的绝大多数师生，都是热爱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代表——毛泽东主席的，尽管历经磨难，人至晚秋，处于江湖之远，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初衷不改，信仰不变。所以，这一本五届大学生群体——“赤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与反思，有着它的时代特色，有着与一些流行著作的重大差异，同时也保持着红水院人的思辨、独立思考的特色。
　　希望他的问世，能为武汉文化大革命历史添加一块砖一片瓦，以慰藉毛泽东、周恩来的在天之灵。   
　　岑颖义同学近五年参加了历次聚会和撰写水院文化大革命纪实的全部活动，除物质的和时间上的巨大付出外，他在构思和撰写书稿时，需要完成从五届大学生中的一个普通造反者到文化大革命研究学者的身份转换，不论这个转变进行到何种程度，他都需要有一个不断探索和精神提炼，有一个多数红水院人意想不到的自审精神煎熬与酝酿醇化过程，他对当年的“粗糙的、毛手毛脚的缺点”（周恩来1967年10月10日在武汉所言）进行“觉今是而昨非”的认真反思，可能是相当痛苦的。他从当初的红水院知识分子激进情怀和文化大革命造反情感逐渐提升，站到历史人文的角度对这段文化大革命经历进行认真回顾，更坚定了继续革命的信念。在8月份拜访过姚克强后，他与龚寿眉分手，走出编撰组人的视野和资讯范畴，独自到佛教圣地普陀山，以及同样处于华南古地台构造断裂控制的的雁荡山徘徊、深思，他在那里思考了和顿悟到什么呢，至今仍是一个谜，但肯定他在那些神秘的环境里确定了本书稿最后的取向……。
　　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有一名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近几十年历史唯心主义猖獗之时，不少自称左翼或自由主义右翼的史学论者，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都进行着随心所欲的演绎，强调自己心中意识到的历史就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乃至随意传诵历史“事实”。有人主张检讨我们亲历的那个毛泽东时代，走出那个时代，忏悔自己当年的一些荒唐作为；有人认为自己当年什么也没有做错，要指责的是别人。本书稿主要基于编撰者自己的历史生活经验，以及采集的他人经验，推崇唯物史观。在林林总总的议论中，本书稿主要倾向于在当年那样的历史环境和话语体系下，基于业已发生的客观事实，认真地反思红水院人自己的经历。
　　感谢对本书稿的基础性意见、资料搜集，以及采访、记录、交谈和撰写、修改、付印做出非凡努力的所有同学和老师！感谢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校內外干部、群众以及文化大革命后一代人中的有心人。
　　1970年7月30日，在仓促返武汉又仓促“逃亡式”毕业的同学的遗弃书物中，发现了一本马克思著作单行本《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看到这样一段话：
　　除了很少的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的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
　　在那一年的夏末，借鉴作为历史哲学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马克思的思路，回顾红水院文革的悲壮历程，人们所认为的文革失败——由于文革前旧的传统观念和势力确实是很强大，文革尚未能彻底消除它们，以至于成为后来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坚定地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我们首先需要反思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劣根性，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近期，不断有当年全国重点高校和文革中著名高校的造反派骨干，彼此谈论文化大革命的记忆和写作，总谈到投身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自身的反思问题。大家都70多岁了，时日不多了，如果要对得起历史和社会，对得起养育了我们的时代和老百姓，回忆历史、反思文化大革命，首先可能是需要自省我们曾做错了什么，而非别人做错了什么。这样，花了全民族巨大代价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花了红水院人特别是岑颖义同学几年精力去回忆记载的水院文化大革命纪实，就可能对水院真有些价值了。
　　岑颖义和参加本书稿讨论修改的同志，水院各派的赤子们，只能从东湖、水院来体察、感悟文革的一隅。文革是一座至今迷雾缭绕的巨山，我们可能只触摸到、感悟到水院文革的这一部分，难识全山真面目；作为生活在文化领域的青年学生，当初也仅仅是从教育与文化思想角度去拥护心中的社会改革、社会革命，很难认识产生这一场社会大变动的深层动因，也难以理解其中的政治学问题，当然，也更难真正明白终极的文化背景，而去展望未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我们几乎和历来的凡夫俗子一样，看不到中外文化的“道”，也不得不纠缠于过去的政治历史，写下了这本与文化若即若离的纪实。我们也知道，近代资产阶级伟大的革命——法兰西大革命，在她经历之中及经过之后，资产阶级对她几乎没有科学的、理性的认识，封建王朝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大多是批判乃至谴责她的。但法国大革命在开创世界近代史中的贡献，永远是不可泯灭的，她也成为全人类包括后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风物长宜放眼量”。相信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时，在八十周年纪念时，世人将越来越理性地、真诚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深邃意义。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
　　
　　2015年冬

　　原载电子杂志《史实与求索》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