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行者1945：我的文革岁月

yangharrylg

《文革岁月》之一
在红卫兵总部（一）
初进红卫兵总部

1966年9月，我从驾训班结业，被分配到白下车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车队改名为“朝阳车队”，拨乱反正后，更名为第一车队，再后更名为一公司，该队地址在南京公园路88号），跟了一个师傅叫廖朝志。那时，“文革”已经全面铺开，黑字红卫兵兴起，车队接到任务，派两台单车协助红卫兵小将破“四旧”，于是廖师傅带着我，另一名师傅郭学友带着邵福喜（我的驾训班同学，“文革”初改名叫“邵旭东”，也是随波逐流、破“四旧”、表忠心的实际行动），各开一台跃进牌单车进驻红卫兵总部。
黑字红卫兵总部设在上海路东面大涧银巷的金陵神学院内。据记载，这一民国建筑群系原金陵女子神学院旧址，原金陵协和神学院在上海路西面现南京医科大学（以前叫南京医学院）等处，解放后被关闭，迁到路东，神学院范围缩小了许多。进神学院大门的巷子不宽，单车勉强可以进入。对于红卫兵来说，这儿可以算作“四旧”的代表地方了：传播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同资本主义有紧密的联系；宗教麻痹人民，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应该彻底砸烂。
第一天，我刚到神学院门口，就看见门前的路边低头站着七八位中老年男女，他们垂头丧气、面带愁容，正在接受一位穿着黄军装，左手臂上套着黑字红卫兵袖标的青年学生的训斥；路边的墙前还摆放着一排半米多高的瓷瓶，每一只都显示出古朴、庄严、大气，不知为什么要摆放在这里？进入神学院，两边是草坪，对面是一幢青砖大楼，从楼顶挂出两条巨幅标语，一条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一条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历来如此”。这是由北京传入南京的黑字红卫兵宗旨，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我们报到后，由两名红卫兵小将领我们去住宿地，这是在神学院西边靠近上海路的一幢两层小楼的二楼，屋内除了两张写字台外，并没有床，只有几床席蹦司放在地板上，我们就睡在席蹦司上。安顿好后，我们师徒在神学院里转转，这里如同一座花园，草坪及路边的冬青都修剪得很整齐，但现在已经有点肮脏，被损坏的物品比比皆是。我同廖师傅去大门口看看，那群罚站受斥的人已经不见一个，沿墙是一堆堆破瓷，那些美丽的花瓶已全部被砸碎，也许它们中间有一些是珍贵的古董，可惜，古董也是“四旧”，要革命就要砸烂旧世界。门口站岗的红卫兵告诉我们，那些罚站的人都是神学院的教职员，都是传播宗教迷信的吹鼓手，他们都已认罪，暂时释放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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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卫兵总部（二）
红卫兵的抄家行动

以破“四旧”为名进行的抄家，在1966年的夏天非常盛行，我们的车辆被征用正是为了配合抄家行动。说是“抄家”，完全是“搬家”，对象是“四类分子”及右派（地富反坏右）。
我没有到过“抄家”现场，每次执行这类任务，廖师傅都没让我参加。我只看见廖师傅开车载着几个红卫兵出去，回来时拖了一车的家具：有的人家家具尚好，有带镜子的大橱、五斗柜一类东西，成色还比较新；有的人家的东西简直就是一堆破烂，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从家具上可以看出这户人家的贫穷。这些东西就卸在神学院大楼前的草坪上，东一堆西一堆，乱七八糟。几名红卫兵有的拿着铁钎，有的拿着木棍，对家具、物品进行破坏：一人用铁钎刺穿一铝制饭盒，将铁钎连同饭盒举在头上晃动；一人用木棍猛击大橱的镜子，破碎的镜玻璃“哗啦啦”落地，大家哈哈大笑。
看到这番景象，我是一阵阵的心揪，因为之前我家也被抄了，只是没有达到被“搬家”的程度。
经过红卫兵的一番清理，草坪上摆放着的家具、物品不论新旧均成为一堆垃圾。汽车又拖着另一家的“四旧”来了，新一轮清理随即开始.…..。
抄家行动持续十数日，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后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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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卫兵总部（三）
体罚“阶级敌人”

在抄家时，红卫兵搞起“红色恐怖”，他们认为“红色恐怖”是对待“阶级敌人”最有效的手段。他们将许多所谓“阶级敌人”押入红卫兵总部，这些“阶级敌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红卫兵对他们进行了残忍的体罚。
我看到一名年龄较大的男子赤膊罚站（红卫兵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名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头猛抽他的后背，他的背部鲜血淋漓，被皮带头打出许多血疙瘩，他的惨叫声不绝于耳，这名红卫兵停止暴行后，另一名红卫兵上前用一竹签挑其背上的血疙瘩，老人痛得全身发抖，围观的红卫兵哈哈大笑，自以为是惩罚了阶级敌人。
一名很年轻的女子据说是坏分子，专门搞腐化的，她的身体很丰满，人很漂亮，现在一头秀发被剪成阴阳头（半边有头发，半边没有），白皙的脸上有数道血痕，头皮还被扯掉一块（不知道是不是剃头时挣扎被拉掉的），血迹凝成暗红色血斑，几名女红卫兵不时抽她耳光，用脚踢她的下身....。
红卫兵的战果辉煌。据说抄家时抄出了“变天帐”，这是“地富反坏右”图谋翻天的铁证，于是他们决定将这些“阶级敌人”和“变天帐”转交给公安部门。晚上，红卫兵将这些人押上车，用我们两部车一起开往位于三元巷的南京市公安局。
公安局的人接待了红卫兵小将，感谢他们的革命行动，他将那些“变天帐”放在桌子上，与红卫兵小将说话，我瞅个空档翻了一下放在会议室桌上的“变天帐”，发现不过是一些“四类分子”写的定期汇报材料，不知这些红卫兵是怎么鉴别的？
被押送至公安局的人如同“解放”一般松了口气，听邵福喜后来告诉我，红卫兵前脚离开公安局，公安局后脚就将这些人释放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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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卫兵总部（四）
红卫兵纪律

神学院是黑字红卫兵总部，它的成员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学生，家庭出身好，大多数是干部子弟。总部的几名负责人都是高干子弟或军队高级将领子弟，这批红卫兵自诩为“红五类”，血统高贵，目中无人，又自称为革命传统的接班人。在总部食堂里，天天没有肉吃，只有咸菜、米饭、馒头，说是为了体现“艰苦奋斗”精神。晚上执行任务，一人发一块月饼，算是夜宵。红卫兵都是大专院校及中学的学生，总部对他们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名个子不太高、瘦瘦的青年是他们的领袖，听说他是一名军人子弟，所有的人都很崇拜他，听他发出指令，对于违反红卫兵纪律的人一律严惩不贷。
但还是有违反红卫兵纪律的人。一名秦淮区某校红卫兵联络员，在执行抄家任务时看上被抄人家的女儿，他把要抄她家的消息泄露给那女孩，并说如果女孩肯与他发生性关系，他就手下留情，不抄她家，那女孩被逼无奈同意了，随即被联络员奸污，之后这名联络员无法兑现承诺，女孩家仍被抄光，女孩认为是上当吃亏了，上门大哭大吵。红卫兵总部知晓后，总部领导认为该事严重损害了红卫兵的名誉，玷污了红卫兵的纯洁性，决定严惩这名联络员。在神学院大楼的走廊里，这名联络员被扒光裤子，捆绑在一长条凳上，几名红卫兵轮流用皮带、木板抽打其屁股，这名联络员被打得皮开肉绽，鬼哭狼嚎，打完之后宣布，他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
虽然我们目睹了红卫兵的许多暴行，他们对我们倒很客气，看到我们总是称我们“司机师傅”，这也可看到他们本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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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卫兵总部（五）
平静与恐惧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在红卫兵总部都无所事事，虽然需要24小时都有人在那儿值班，但怎么值班完全由廖师傅与郭师傅两人商议决定。实际上，后来每天在神学院过夜的只有两人，另外两人到了晚上八点钟没有任务就回家去了，两部车轮流值晚班。
在红卫兵总部的两个多月中，晚上我只出过一次车，就是送所谓“阶级敌人”去市公安局那一次，白天则一次也没有出去过，确实清闲得很。好在我到红卫兵总部的第一天，同邵福喜在神学院熟悉环境，突然发现在神学院主楼后面走道旁的冬青树丛里，有一本《圣经》丢弃在那儿，由于我的胆子比较小，加上家庭成分不好，所以虽然我很想看那本《圣经》，却不敢去捡。邵福喜说他不怕，他乘人不备，弯腰从冬青树丛中将《圣经》取出，夹在衣服下面，带到我们住的小楼里。整天闲来无事，我就将这部厚厚的《圣经》当小说，翻阅了一遍，说实在话，如果不是当时我的家也被抄过，我真想将这部《圣经》带回家收藏。《圣经》里的故事很有趣，尤其是《旧约》可同我见过的许多名画相印证，很是吸引我。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阅读《圣经》。
在我们住的房间写字台抽屉里，有许多从国外寄来的信件，有的有中文译文，看看这些信件译文很有意思。信件是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其中有一篇说的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认为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正在趋于一致，它们宣传的理想是一致的，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有神”与“无神”的差异。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观点，觉得好玩。
在红卫兵总部虽然任务不多，但是有时很紧张。黑字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初期盛极一时，却因其极端左倾而倍受非议。黑字红卫兵中许多人的父母是党的高级干部，随着“文革”深入，越来越多的“走资派”被楸出，他们中的许多人身份发生了变化。在大、中学校，红卫兵开始分裂，出现了红卫兵中的造反派（黄字红卫兵），黑字红卫兵被指责为“保皇派”，两派的斗争很激烈。
在神学院里终日笼罩着一种恐惧与不安的气氛，常常有“消息”或“流言”传来，说黄字红卫兵要来占领总部、血洗总部，那些黑字红卫兵小将晚上也不敢睡觉，组织人员值班，分发木棍等作为自卫武器。有时，一晚能热烘几次，搞得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车辆与人员的安全，车队决定我们车辆撤出红卫兵总部，结束了驻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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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卫兵总部（六）
红卫兵的“战果”

现在我们知道，“文革”中红卫兵是被当权者利用的工具，他们将原有的秩序撕开了一个口子，不受约束地破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现行法律与制度，打着破“四旧”的大旗疯狂地破坏着中国的历史遗产。
在南京黑字红卫兵总部，有一间房间陈列着他们破“四旧”（抄家）的战果：在桌子上胡乱放着金银首饰、手表、古玩器物，做为成果展示。这间房间既不上锁又无人看管，一些红卫兵随便进入房内翻看物品，有时就将手表戴在手上扬长而去，估计这些顺手牵羊的东西再无归期了。
我是绝对不进“成果展”的屋子的。因为我的家也被抄过，简直就象“清军入城、土匪进家”，家中什么都颠颠倒倒、成了垃圾堆了，一些值钱的物品下落不明，估计也是被人顺手牵羊了（就连我收藏的邮票、钱币也损失惨重），所以，看见所谓“成果展”就引起我的许多联想。
邵福喜跟着廖师傅、郭师傅去过两次，邵说师傅是想摸些东西，不过，师傅行为很隐蔽，嘴很紧，绝口不提此事。
红卫兵运动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兴起的。自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及群众后，在短短10天内，就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大肆进行抄家，仅首都一地就抄出：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1368件，所谓“变天帐”41294件（数字据1969年8月出版《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书），可谓成果辉煌。
但红卫兵不过是政治巨头手中的玩偶、工具，需要时利用一下，不需要时弃之高阁。无论是“保皇”的黑字红卫兵、还是“造反”的黄字红卫兵，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有门路的参了军；没门路的，到1968年年底，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批学生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红卫兵运动消亡了，在中国的文化语汇中多了一个词汇：老三届；多了一个阶层：知青。他们是动荡的一代人，是知识缺乏的一代人，是在短暂的革命激情与岁月痛苦煎熬中度过的一代人，是被利用和被忽视的一代人。
在南京金陵神学院的黑字红卫兵总部经历，成为我走向社会的第一站，那一幕幕场景使我终生难忘，终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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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七
在南京大学校园

在“文革”中有一句话：“北京看北大，南京看南大”。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出自北大，是文革十年动乱的起点。
南大迅速响应北大，受到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的果断压制，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南大事件是“残酷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事件”，号召“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中央的号召使南大校园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在南大的南大门内，水泥走道的两侧全是用芦席搭起的大字报栏，所有校舍的墙上全部贴满了大字报。在校团委所在的小楼上，一幅巨大的“匡亚明赤膊上阵图”将楼全部遮挡，画面上匡亚明活象酆都的小鬼，手拿血迹斑斑屠刀，面目狰狞可怕。校园内挤挤攘攘，因为校门是完全开放的，园内除去学生，更多的是社会上的群众，一些人是来校园表示对学生支持的，另一些人是过来看热闹的。在校园内稍空一点的地方，有男女学生站在凳子上，用手提扩音器作演讲，愤怒控诉匡亚明的“暴行”，有一名女生讲演时声嘶力竭、泪流满面，随着她的演讲，口号声不绝于耳。
我在南大校园观看大字报，觉得学生们的“帽子”很多，讲道理的文章很少，一点点芝麻大的事就无限上纲上线，抓住匡亚明的只言片语猛揪。不过，在校园里仍使人感到一种情绪的迸发，我想，“五四运动”时大学生也是这样激昂的吗？还有“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是不是也是这样宣传鼓动的？还有解放战争时期此起彼伏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只不过学生针对的对象已经改变。象匡亚明，是党的高级干部，担任过封疆大吏（省长），一贯深受学生爱戴，怎么突然一夜之间变成“镇压学生运动的侩子手”？真让人想不通。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是斯文之地，现在成了杂耍会场，闹烘烘、乱糟糟的，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被踩在脚下，安静的校园变得喧嚣混乱，这难道是当局者需要的吗？
在南大北大门里，大字报要少一些，但这里多出一样东西：集会。南大北片校区里有操场，这里是不同派别人们集会的地方，随着“文革”的深入，红卫兵垮台后，南大诞生一很有名的组织叫“八.二七”，它是一个观念相对稳健保守的学生组织，其领袖叫曾邦元；与“八.二七”对应的组织是“红总”，其领袖叫文风来，这两派的斗争你来我往、你死我活，十分激烈，两派并将影响扩大到社会上，成立了在南京地区影响力最大的两个造反派组织：“红总”和“八.二七”。在“文革”后期，“红总”受到严重的压制，文风来自杀身亡；“文革”结束时，“八.二七”也受到清算，曾邦元锒铛入狱。这样看来，红卫兵及“文革”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分子，结局都不是很好。
实际上，在“文革”中学生是受利用最多、受害最深的群体。南大学生将匡亚明揪下马，中央文革抓住机会将“文革”推向深入，以“走资派”的罪名斗倒一大批党政领导。当学生的利用价值降低时，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许多人在那儿度过了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是学生没有想到的。
南大校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狂热沸腾的讲演，红旗招展的集会，都作为历史的场景留在一代人的记忆中；许多学生荒废了学业，在工作中难有作为。
“文革”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结束，匡亚明得到平反昭雪，不仅恢复了名誉，而且再度受到学生爱戴，从这一点上看，“文革”中的南大学子不蒂演出的是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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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三”事件

1967年1月3日凌晨，我仍然是准备乘4：30公交31路电车去上班，电车左右等不来，无奈改乘34路汽车去新街口，再转1路车去杨公井，但1路车只开到大行宫就调头了，据说太平南路不通车。我只好下车从大行宫步行至杨公井，再从三十四标到位于公园路的车队，由于转车耽搁，我还碰到单位的几名同事。
路上行人稀少，快到杨公井的三十四标路口，可见到不少“红总”的纠察队员。突然，前方一阵骚乱，一人飞奔多人堵截，随即那人被擒，一阵乱打，顿时头破血流；从巷内又窜出一骑车妇女，被纠察截住，有人指认她是“赤卫队”，那名妇女魂飞魄散，大声申辩自己不是，已经退出，有一名纠察队员打了圆场，为其证明，并说“以后不准再保皇”，将其放行，那名妇女吓得屁滚尿流，飞快离去。纠察队员看见我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回答说，是上早班的；问是哪个单位的？答是公园路朝阳车队（白下车队）的；又问我手提包里是什么东西？我给他们看是工具：一把起子、一把钳子、一把活动板子；一名纠察队员说，不要为难人家上班，让他们去吧！我们得以脱身，顺利到达车队。
车队的大门紧闭，驾驶员、装卸工到了不少，不过调度宣布除了少数车辆外，多数车辆将不出车。因为，在太平南路江苏饭店发生了武斗流血事件，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三”事件，现在，“红总”组织的人员已经将江苏饭店团团围住，饭店里面有不少“赤卫队”骨干人员，车队里“红总”成员积极响应总部的指令，不准车队“赤卫队”成员上班。
我们从驾训班毕业分配到车队的学员，在车队没有介入任何一派，是典型的逍遥派、坐山观斗派，虽然上班，师傅多是“红卫军”成员，此刻也无车可出。到了上午九、十点钟，有消息说，在江苏饭店里的“赤卫队”已经投降，我同几个驾训班同学（张如泰等）一合计，决定从白下路去江苏饭店看一看。
往江苏饭店去的人很多，看来这一天有许多人不上班。越到靠近饭店的地方人越多，人行道、快车道上尽是人，真是水泄不通。各个前来增援的造反派组织的旗帜漫天飞舞，江苏饭店的楼顶已经拆得见到房梁，马路上尽是破碎的瓦片，可想而知夜晚的战斗多么激烈。现在，“红总”已经控制了局面，在饭店里的“赤卫队”已经“投降”，在一声声一阵阵的哄叫中，一名又一名“赤卫队”成员抱着头从饭店里出来，受到围观的红卫军殴打，....
据1969年8月出版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记载：1月3日，“在南京发生了几个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与汇集在南京的各地赤卫队保皇势力的大决战——一.三事件，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确实，“一.三”事件后，“赤卫队”已经无力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会了。就在“一.三”事件的第二天下午，“赤卫队”在鼓楼广场发起抗议“红总”制造“一.三”流血事件大会，车队去参加的“赤卫队”成员不足十人，鼓楼广场上“赤卫队”的大旗不少，但参加的人员不多，这也是“赤卫队”的最后一次集会。这次集会后，“赤卫队”组织基本瓦解了，其成员大部分转入一个新的组织：“八.二七”。南京地区的“文革”进入“红总”与“八.二七”对抗的时期；再后来，从“红总”、“八.二七”中分裂出一部分人成立了“促联”，造反派三足鼎立，这是后话。
在“红总”与“八.二七”对抗时期，南京的武斗不断升级，街头的武装游行示威盛行，人们无比狂热，根本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盲目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使人们失去自我、失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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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振虎被杀案（上）

“文革”就是一场跟着一场的斗。斗“四类分子”、斗“走资派”、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工人、群众斗群众，“文革”初期“造反派”斗别人、“文革”后期别人斗“造反派”，总之斗成一锅粥。在这种相互无谓的争斗中，公司发生了“于振虎被杀事件”。
于振虎是我的十六中校友，虽不同班，也算是相识，他是一名中等身材、瘦削的青年，白白的皮肤、嘴唇较薄，脸上有一处明显的疤痕。他被许多人记住不是因为他的相貌，而是他的歌喉。于振虎天生了一副好嗓子，唱歌极有天赋，上学时，每逢学校有什么活动，他的独唱是绝对少不了的。1965年初，我们一同进入公司工作，我分配到驾训班学习，毕业后到车队开车；于振虎分配到后宰门修理厂，当了一名底盘修理工。于居住的地方就在祁家桥一老式平房内，青砖的房子，红色的瓦，是一处具有民国风格的房屋（现在那里早已拆迁盖起楼房）。于有一单独住的小间，在正房的左侧边上。于振虎的母亲姓夏，是十六中的语文老师，曾经教过我大姐，但从没有给我上过课，夏老师是一位白净、和气、斯文的老师，学生很尊敬她。
于振虎的性格比较活跃，有时爱玩点恶作剧的事；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富有心计的人，却是一个爱出风头、喜欢热烘的人。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这一批进公司的人，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对于“文革”的“造反”行动大都漠然视之、敬而远之；只有于振虎在修理厂，不知道头脑里错了哪根筋，忘记自己的家庭出身（其父系旧军官，逃亡或死亡不知，其母改嫁），投身到“红卫军”中，造起反来。
那时，公司后宰门修理厂（后改为改装厂，现已倒闭）两派“红卫军”和“赤卫队”的势力都很强，“红总”派的头头王亚喜与“赤卫队”的头头马瑞华针锋相对，在厂内斗不算，还积极介入到社会上的群斗中去。“文革”中，公司内部的矛盾很多：有后宰门修理厂与三牌楼市修理厂的修理设备之争；有“全民”、“集体”所有制转换之争；有造反派派别之争；等等。斗来斗去，都是工人与工人之间斗得多，工人与领导之间斗得少，工人之间的争斗根本斗不出个结果，引起不断的上访：到公司上访，到市府上访，到省府上访。如果两派的矛盾解决不了，就发生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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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振虎被杀案（下）

1967年夏的某天，在中山北路26号公司机关大院内发生一起武斗：“红总”派的王亚喜、蔡文英一伙人对“赤卫队”的马瑞华一派人进行了围殴，现场一片混乱，“红总”派大获全胜。于振虎作为“红总”派的成员，也参与了行动，据说他并没有打人，只是在现场装腔作势起起哄。马瑞华在后宰门修理厂是派工员和检验员，算得上是于振虎的师傅，他工于心计，平时在厂里很有权威，王、蔡让马吃了亏，马立刻图谋报复。马联系了南京保守势力最强的学生组织五中“八.八”，组成精干的行动小队实施定点清除。他们先找王亚喜、蔡文英报仇，王、蔡也是老谋深算之人，在公司大院内揍了“赤卫队”一派人后，他们根本就不敢住在家中，他们秘密集中起来住进旅馆。于振虎也被要求住到旅馆中不准外出，于却认为自己并没有打人，没必要东躲西藏，坚持要回家住，王、蔡无奈，只有放其回家，岂料出事了。
马瑞华联络的五中“八.八”学生，在王亚喜、蔡文英家均没有找到人，有人指证说现场还有一名干将叫于振虎，于是，学生摸到祁家桥于的住所，于正好在家，他从小屋里走出来，学生见到他不由分说，拔出匕首在他肚子上捅了两刀，鲜血汨汨流出，于振虎倒在小屋前约十米的地上，几分钟后死去。夏老师在家中惊吓得失去主张，消息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我住的地方距于振虎家很近，很快听到消息，连忙到他家观看，于振虎的尸体上盖着两张破芦席，一只脚裸露在芦席外，芦席边上还有一只拖鞋，地面上的凝血有一公分厚，一条鲜活的生命消失了....。
修理厂“红总”派联合社会势力为于振虎的被杀一事向市府、省府施加压力，终因1967年政府疲于应付“造反派”的夺权而无果。于白白地为了派别斗争贴上自己的性命，一点价值也没有，除了亲人的悲痛，其他人很快淡忘了他的死。
“文革”结束后，清查旧案，马瑞华一度被拘留，但没有证据证明是他指使杀人，在关押一段时间后，他被无罪开释。
于振虎死后，夏老师悲痛欲绝，身体很差，背也驼了，走路要拄拐杖。
于振虎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叫陈绍嘉，在公司办公室工作过，担任信访秘书，与我短暂同过事，1987年夏他辞职去了江苏省外贸，长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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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十一
语录歌、“忠”字舞

这是一个荒诞的年代，这是一个迷信的年代，这是一个造神的年代，这是一个盲目的年代，这就是“文革”年代。
毛泽东高高地坐在神坛之上，将亿万群众盘弄于股掌之中；毛说一句话，让世人狂热三天；写一条批语，御用文人可阐释一堆文章。林彪搞了本《毛主席语录》，被誉为“红宝书”，国人人手一册。语录被谱成歌曲，且不论好听难听与否，反正电台天天播、广播喇叭天天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向神化毛的方向发展，对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控制达到了顶点。
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是谁下达的指示，反正“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成了定式，而且程序越来越复杂，仅“早请示”就大致有三道程序：一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让大家翻开《毛主席语录》第几页，指定第几条，然后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下面职工开始念语录，因为绝大多数工人识字不多，语录念得嗡声一片。二是，唱语录歌。在车队唱最简单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三是，主持人说些业务上的事。
那时，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唱的《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歌正风靡全国，随后出现了以这首歌主旋律和藏族舞蹈为基础的“忠”字舞，很快，“忠”字舞被定为“早请示”的正式内容。
可是，车队的职工多是大老粗，不会跳怎么办？不要紧，不会跳可以从外面请专门的老师来教。老师是一名白下车队附近的南京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她高佻的身材，轻盈的舞姿，将“忠”字舞演绎得很美、很传情，教一次可以收入好几块钱。
车队有的职工年龄大，不愿学怎么办？不要紧，不愿学就加强宣传。不管年龄有多大，对毛主席“忠”不“忠”？看行动！凡说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就要好好学、认真学，革命委员会里“三结合”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学跳，反正所有的人都要会。
经过几场教练，大多数职工都会了，可以用舞蹈动作向毛主席表“忠”心了。“早请示”多了一道程序：全队职工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当音乐响起时，全队职工跳起“忠”字舞，除了站在前两排的人跳得尚且象样外，其他人简直就是“群魔乱舞”，无比滑稽，车队的头头视而不见。
实际上，“文革”尚没有结束，语录歌、“忠”字舞就已经走下坡路了，1972年9月，林彪乘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摔死，林彪倡导的学语录就基本上停止了；“忠”字舞越跳越难看，也基本上不跳了。但是，这类形式主义的东西还是给整整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群众原本很单纯，被过度愚弄后思想变得复杂了；从“东方红”的歌声中就将毛泽东比喻为“太阳”，而今，对“红太阳”的崇拜破灭了！毛也会犯错误，伤害了许多人，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才是鲜活的人。
过度对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崇拜使毛自身形象受损，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记住这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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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十二
抓革命、促生产

“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学生不上课斗教师，工人不上工斗厂长，农民不种地斗队长，....大家都来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整个社会一片混乱，毛泽东却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在混乱的1966年至1968年，造反派别的武斗横行。我家附近的南京电子管厂，对立的两派，一派占据前厂区，一派占据中厂区，两边大喇叭对着叫；在南京机器制造学校（“文革”后改名叫“南京工业大学”，现迁至江宁；原址现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一派学生占领北大楼，一派学生占领南大楼，双方相互咒骂。派别争斗的极端是武装争斗，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一辆辆汽车装满荷枪实弹的工人，这些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工人有的站在车厢里，有的坐在汽车保险杠上，有的吊在驾驶室两边，这些人简直不知道政府为何物了。
在“文革”伤害到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时，毛泽东号召，要求“抓革命、促生产”，不蒂是很滑稽、很矛盾的号召。
不过，在象我们车队这样的小单位，不生产怎么有收入？我们是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工资并不是由国家财政拨付的，不生产就是自断口粮，所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很适用。车队是怎样做到“抓、促”的呢？请看下面的场景：
车队通知在下午五点钟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这时，上白班的人员已经工作近12个小时了，不准回家；上晚班的人下午三点多就到单位了，不准出车。到了五点整，车队的会场（实际上就是原先的养马棚子）里坐满了人，长条凳放在后排，从中排至前排的人是坐在地凳上的（就是在地的两头各放上几块砖，上面架一块长条板，算是凳子），长条凳和地凳均尽会场的左右摆放，中间留一条走道。这时车队“革委会”已经成立，“革委会”头头（他们多数是原先“八.二七”的成员）主持会议。他先七扯八拉说了一通革命形势大好的表现，矛头指向破坏“文革”的一小撮坏分子。此时，会场上有人在打瞌睡（上早班的人已很疲倦），有人在悄悄聊天、开小差（多数是驾训班毕业的学员，他们不关心车队的争斗），还有人躲在后排想寻机溜号（没机会或机会很少，会场两边的中门和后门都有人把守）。
突然，主持人石破惊天一声吼：“将破坏车队文革运动的坏分子顾瑜揪出来！”（这个顾瑜是与我们一起进入公司的学生，分配到车队当修理工，他是车队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是车队“红总”派骨干分子。）只见两名埋伏在顾身边的人猛扑过去，将他双手抓住，先给他坐一个“大飞机”，即反剪其双臂往上提，身子往下压，把他架上台。然后，主持人历数顾瑜的罪状，大家呼口号（主要是前排的人在呼，后排的人没有什么反应）。
突然，主持人又大喝一声：“将死不悔改的坏分子王传金揪出来！”（王是驾驶员。）那王传金正站在后排与人“刮白”，根本就没有听见台上在讲什么，当他也被一个“大飞机”架上台时，他还莫名其妙、不知是怎么回事，因而站在台上“嘿嘿”傻笑，被斥责为态度恶劣，又被结结实实架起“飞机”，王这时才醒悟过来：自己是被揪斗了！
批斗会搞到晚上十点多钟才结束，“抓革命”到此告一段落，下面该“促生产”了。主持人向疲惫不堪的上晚班的工人问：“有没有决心完成今晚的任务啊？”会场里响起稀稀拉拉的回应“有！”主持人眉头一皱，说：“怎么这么没有底气啊？大声点！有没有决心啊？”回声终于大了一点，“有！”主持人说：“好！散会！出车！”工人涌出会场，装卸工拿锹，驾驶员拿路单，发动车辆。
今晚的任务只有一笔：从陶吴的云台山运磷矿石到草场门码头，每台车两趟任务。任务很艰巨，20多台拖挂车，人工装载，以装一车磷矿石需10分钟计，头档车与末档车装货时间相差近四个小时，又就是说，头档车装好货运至草场门码头，卸完货再返回云台山，此时尚有一小半拖挂车还没有上到货哩！实际上，头档车完成两趟任务，大约在第二天早晨四、五点钟可下班，而尾档车至少要到八点钟才可进场。
在那个荒诞的岁月，许多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所谓的“抓革命”中了，人们无比的疲敝，斗争无休无止，群众表面上做了一次“真正的英雄”，其实只不过是政治家手中的“玩偶”，这“革命”二字，不是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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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十四
文化饥渴症

“文革”对中国传统的、现代的文化均造成了空前的破坏。传统的东西被冠以旧文化遭到疯狂的摧残，现代的东西被冠以腐朽遭到强烈的抵制，故而什么也没有了！新文化是什么呢？那就是革命样板戏。由此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诺大的中国十亿人民，全部的文化娱乐、精神寄托只有八部样板戏了，愚民到了如此地步，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实属罕见！
人的精神压抑是最痛苦的。没有文化娱乐，那就从样板戏中“择己所好”吧！因而，一部《红色娘子军》电影，也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无非是芭蕾舞还好看点；至于几部京剧，一部也看不完，全是无限拔高的人物，无生活基础的剧情，假大空的台词，让人生厌。尽管如此，广播天天放、电视天天演，那些现代戏的唱腔、唱词早就听烂了。那么小说呢？书店里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其它许许多多大批判的政治书，再大的书店也找不出一本中外名著，简直是咄咄怪事！
没有办法，只有淘点旧书看看。在“文革”中，原驾训班班主任葛光世为我的阅读提供了许多方便。葛光世本人就是一位读书迷，深知“文化饥渴”的痛苦，作为退伍军人，他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有一些令我感兴趣的小说收藏。我从葛头（我喜欢这样称呼他）那里借到不少巴尔扎克的小说，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等等；还有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等书籍，大大满足了我读书的欲望。葛头的外甥女在南京部队司令部工作，可以借到许多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内部读物，内容很繁杂，有《色情间谍》、《二战回忆录》（前首相邱吉尔著）一类书，还有许多大字本的内部读物，多为介绍各国历史的，例如，《美国简史》、《澳大利亚史》等等，这类书籍特别适合我的口味，可惜因为时间原因，只能浏览不能细读。
在“文革”对文化的禁锢中，杂志的发行也受到限制。从1955年《集邮》创刊开始，我就是忠实的读者和订户，“文革”中断了《集邮》的发行，邮局中断了《集邮》的业务，这项陶冶情操的乐趣被无情地绞杀了。集邮仅仅成为邮票的保存，没有邮票发行信息，没有交换场所，也没有邮友。“文革”中发行的邮票种类很少，“文革”邮票都当作普通邮票贴用，平信邮票不难收集，重复的邮票很多，却不知道一套是几枚，高面值的更是收集无门。在“文革”后期，杂志放开了一点，我订阅了几种杂志，包括《国外科技报道》、《航空知识》、《地理知识》、《化石》等，聊以满足我对阅读的渴望。
“文革”对文化的摧毁包括对历史的颠覆。伟大领袖说什么，一班御用文人就跟着鼓噪什么，至于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那是不用考虑的。批判成为“文革”主流，从孔老夫子批起，一直批到现代文人。在空荡荡的书店里，批判的小册子成了主角，不见经典、不见名著，那真是一个可悲的岁月。
通过“文化禁锢”达到愚民的目的，用心何其歹毒！而人民其实是难以愚弄的。十年的压抑，一朝解放，文化的春天到了，所有沉睡的东西都苏醒过来，以十倍百倍千倍于以往的生命力，绽放出绚丽的光彩，饥渴的人民狂热吸吮着多样文化的营养，同时可能也吸吮了一些有害的毒汁，但是，这不要紧，“文化开放”总比“文化禁锢”好上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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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十五
公司造反派头头（上）

“文革”是一批不甘寂寞的人表演的舞台，各地各行业都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造反派人物。在当权者需要时，“造反派”是“革命派”，而在当权者不需要时，“造反派”是“反动派”，所以尽管造反派头头可以风光一时，结局却大都不妙。
公司的“造反派”是“红总”（红色造反总部，先佩带“红卫军”袖章，后改为佩带“红总”袖章），其中心组主要成员是：王亚喜、蔡文英、刘某某、王德根。
王亚喜是公司后宰门汽车修理厂的工人。他的个子不高，人较瘦，皮肤黑黝，平时话语不多；他有精湛的修车技术。我们去修理厂劳动时，亲眼见他动手修理捷克产的“太脱拉”发动机，当时“太脱拉”这种重型柴油车是国内载重量最大的汽车，修理工艺极其复杂，但王亚喜大修起该车型完全是得心应手，他的高超修理技术让人佩。
名师出高徒，他的徒弟修车技艺同样非常了得。
我始终不明白，王亚喜怎么会成为造反派头头、且是公司造反派最重要的人物？他不善于言辞表达，却有相当的威信与号召力；他出现在“红总”组织的各类活动中，对公司的领导（主要是党委书记顾冰心、经理仓维）穷追猛打。但据说他并不赞成较激烈的批斗方式，也不赞成武斗，所以，公司领导虽受冲击，肉体却并没有受到伤害。
蔡文英是三卡车队的驾驶员。他是一个粗俗高大、体格健壮的壮汉，先在下关三卡车队、后到中华门三卡车队开车，他成为公司造反派头头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我在驾训班跟车劳动时就认识他，在我的眼里，“蔡大个”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就象俗语说的“个子大、智商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那种人，平时对待我们这些学员还是比较好的，跟他的车子看他开车，觉得三卡车实在太小了，他坐在驾驶室里苟头缩背的，太不舒服了。
“文革”中，蔡文英是位冲锋陷阵的人物，尤其在武斗猖獗时，可以看见他头戴改装成“武士帽”的安全帽，手执一柄长剑（估计是车队锻工打的），一身短装，上面有很多口袋，脚蹬大头皮鞋，表面上威风凛凛，实则样子十分可笑。他参加了多场“红总”策动的武斗，不过没有受过伤，我猜想他参斗可能仅仅是个形式，碰上真打实斗马上开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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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十六
公司造反派头头（下）

刘某某是公司机关干部。刘当时二十六、七岁，皮白，留西装头，长得比较帅气；他是复员军人，他在南京马群的汽车团服过役；平时都是穿着旧军装。
刘某某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与工作能力，作得一手好文章，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又是复员军人，所以到公司后目中无人，骄傲得很，学员对他的印象不好，认为他太狂。
刘某某自持有能力、有资本在公司获得较高的职位，可是，按照当时的体制，刘某某的野心是不容易实现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公司级的领导、部门的领导（公司中层干部）大都是老革命，经历过战争岁月的洗礼，象刘某某这样的小人物想快速升职完全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
刘投身于“造反派”，不知是不是想借此抢档夺位？但他锋芒太盛，狂妄自傲，因此反对他的人很多。
王德根也是三卡车队的修理工。公司成立驾训班时，王是一期学员，因为他也是复员军人，被任命为驾训班一期班长。
王德根是一个小丑似的人物，本人不学无术却乐于出风头，处处想表现自己，可是他的时运实在很差，行事不利。从驾训班毕业后，王到下关三卡车队当了一名驾驶员，屡屡发生事故，被吊销了驾驶执照，改行当了修理工。驾训班二期学员造指导员张永林反时，王德根上窜下跳表示支持，惟恐天下不乱[见《驾训班》之九：内部争斗阶段（工作组）]。
王德根是车队“红总”头头，被推举进入公司造反派“中心组”，他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所以在公司“红总中心组”里没有人看得起他。
在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造反派”的声势虽然超过“保皇派”（原“赤卫队”后“八.二七”），但并没有压倒优势，“中间派”即“逍遥派”人数众多；车队的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对于“造反”没有多大兴趣；学徒以新招收的学生青年为多，更是对“造反”反感；公司多数职工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造反”造成生产下降、营收下降，直接威胁到职工的收入减少，因此，造反的市场有限。
“文革”中后期，逐步开始对造反派头面人物进行“秋后算帐”，即“清算”。刘某某是转舵最快的，他先是拥护“军管会”，后又支持“革委会”，拥护“三结合”顾冰心，因而受到的打击最小，甚至没有被清洗出机关。但是虽然他在“文革”结束十年后担任了企管部门负责人，并任职达14年之久，却始终没有进入权力枢纽，并迟至2001年退休时才被批准入党。王亚喜等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从清查“五.一六”分子时就盯上王了，他在修理厂里被监督劳动，只是由于修理技术高超，没有让他受大罪。“清算”结束后，他自找门路离开了公司，这是后话。蔡文英被车队揪出来批斗，往日的威风、杀气全没有了，关押起来后真是“昼夜间须发尽白”，他变得迟钝、苍老，我估计他再也没有想到“秋后算帐”这么厉害！王德根更惨，被批斗后发配回车队修理工段监督劳动，也是过于失望“一夜白头”；老婆同他离了婚，真是雪上加霜；他变得十分谦卑，见人都点头哈腰的，终于没有善终，“文革”后不久便死去。
如今，距“文革”结束已经36年了，“改革”已经30多年了，昔日风流一时的人物，而今已经“雨打风吹去”。
当我想到“文革”时，我首先痛恨政策制定者，痛恨运动发起者，也痛恨积极参与者，痛恨盲目跟从者。
我清楚知道“文革”是场灾难，可我是“灾难”中人，我无力改变现实。
当我面对这些公司造反派头头时，除了痛恨之外还有厌恶，他们都是投机分子，是想浑水摸鱼的，制度与政策的缺陷给他们创造了机会，天下大乱了，所以应该法办他们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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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十七
车队造反派头头（上）

我所在的白下车队对立的两派，一派支持车队支部书记徐金钰，主要是“赤卫队”成员（后来是“八·二七”），人数比较少，他们的头头是高洪贵、范正隆、周可理；一派支持车队队长戴寿仁，主要是“红卫军”成员（即“红总”），人数比较多，他们的头头是管茂哲、郭学友、张维群、高湘生、谷传富。
徐金钰倒台比较早，“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当成“走资派”被楸出；戴寿仁倒台比较迟，而且与“军管会”的倾向有关。因为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时，“军管会”在派别的选择上，倾向于“八·二七”（即原先的“赤卫队”）；这样，在干部的选择上，“八·二七”支持的徐金钰成了赢家，“红总”支持的戴寿仁成为输家；“军管会”的意志起决定性作用。戴寿仁被打倒，最终被下放。“造反”的帽子戴在“红卫军”头上，他们的头头除个别“变色龙”外，都受到“清算”。
管茂哲，算得上是我在驾训班的老师。因为，虽然他到驾训班较迟，仍是在我们毕业前来的，他的身份是三期学员的驾驶教练。
管是一个皮肤黝黑、微胖的中年人，戴一副茶色框眼镜，口内有两颗不锈钢包牙；讲话的嗓门很大，整日笑嘻嘻的，说话打滑不甚正经，经常会说错话；学员并不把他当回事，称他“管不着”，经常在背后嘲笑他，他的一些口误是学员讽刺他的材料。
管茂哲在我们二期学员结业后，留在驾训班带三期学员，半年以后，三期学员结业了，公司驾训班解散，他回到车队，正赶上1967年的造反派“夺权”，他有一点文化，又能说会道，立即成为造反派中风云人物，在车队执掌了几个月的大权。
管的一项没有成功的计划，就是拉结业后分配到车队的驾训班学员加入造反派。驾训班学员尤其是二期学员根本不愿意追随造反派，他们从“逍遥派”的角度冷眼观看车队的“文革”运动，对声讨、揪斗、大批判根本没有兴趣，因而管茂哲的拉拢不可能成功。
说一句公道话，说管茂哲在“文革”中有多少罪恶一点都谈不上，他不过是个爱出风头的家伙，在车队当了几个月的家，过了一把大权独揽的瘾，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结合的“革委会”成立时，老管靠边站了，原“赤卫队”头目高洪贵当了家（高洪贵其人其事见《桃色旧闻》），管茂哲很快被当作“五·一六”骨干分子揪出来，车队成立“专案小组”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批斗、坐“飞机”、关地下室，管吃尽了苦头。审查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管的眼镜边框被打坏，脸上浮肿，其实也没有查出什么罪恶。
“五·一六”分子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根本就没有一个这样的组织，在打击“五·一六”分子时，不过是将“红总”的成员拖出来当“五·一六”分子打击，真是荒谬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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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十八
车队造反派头头（下）

郭学友，算得上是我的师傅。从驾训班毕业到车队后，我跟的师傅叫廖朝志，执行的第一桩任务是驻点南京黑字红卫兵总部，驻点车两部，除了我们这部车外，另一部车就是我的驾训班同学邵福喜与他的师傅郭学友。
郭的个子较高，背稍有点驼，络腮胡但刮得很干净；他平时并不爱说话，讲话时会歪头。郭的老婆赵玉梅是车队调度，相貌一般但皮肤较白，人很大方，驾驶员爱开她的玩笑，她久经沙场，从容应对。
郭学友为什么会介入造反派，原因不得而知，估计是因为与戴寿仁的私交不错。在我的印象中，郭在造反派里不过是挂了个“头头”的名称，他既没有组织人员的能力，又口呐没有语言煽动能力，因此作为车队造反派的头目，根本发挥不了作用。驾驶员大都是30至40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虽然参加了造反派，不过是混混的，哪个当真？碰上事马上就退缩了。有一次，南航发生武斗，车队“造反派”奉令前去支援，去的人一见那血腥的场面掉头就逃走了大半，剩下的几个人也成了“旁观者”，根本无人敢上前搏斗的。正因为如此，郭学友带的一帮人也少有“罪恶”。
“革委会”成立后，郭学友没有逃脱被揪斗的命运，他的遭遇更惨，受的打击更大。同管茂哲一样，郭学友也被车队“专案小组”关押，他的老婆赵玉梅为了救他，去求车队革委会主任高洪贵。高是个老淫棍，此时正好抓住机会落石下井，乘人之危牟取私利，故开出的条件很苛刻，就是要赵做他的情人，赵玉梅救夫心切，无奈答应跟高上床，被高蹂躏。高洪贵随后将赵玉梅同他发生关系的事，很巧妙地透露给关在地下室里的郭学友，郭一夜愁白了头。郭学友被放出地下室时，白花花的头发有 20公分长，胡子一大把连着头发，象个疯子，“无产阶级专政”真是利害无比！
郭学友放出来后，不断申诉（那时，高洪贵因为奸污车队女学员早已倒台），后得到平反，调出公司，进入市政府某委开车，元气得以恢复；其妻调出白下车队，转到中华门车队，离开这令她失身受辱的伤心地。
张维群、高湘生的情况较好。虽然也是车队“红卫军”头目，在车队“革委会”成立后，张、高的转变极其迅速，很快得到徐金钰的谅解和宽恕。张维群成为控制驾驶员的人事调度，高湘生则担任了驾驶班组大组长。张、高两人在反击管茂哲、郭学友等人上面起了何种作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们在洗刷自己时一定在抹黑别人，否则怎么能将自己洗刷干净呢？张维群在高洪贵、范正隆掌权时崛起，在周可理当权时入党，以后一直是车队的行管干部；高湘生入党较迟，他一直控制着驾驶班组。
特别要提一下谷传富，他只是一名小头目。正是由于谷在“文革”结束后的不断上访、申诉，我们才得知白下车队一些“专政”的内幕。
谷传富是从后宰门的公司修理厂调到白下车队的一名修理工，他的技术精湛，戴一副眼镜，个子不高却很精干；他能言善辩，好争执，喜欢他的人不多。因为他在修理厂待过，所以，“文革”中他同厂里的“造反派”关系密切，也很活跃，但他在车队的活动能力受限，只是一名小头目。
尽管“官帽”不大，“专案小组”的铁拳砸的却不轻。谷传富被关在地下室很长时间，耳朵被拽滑开，眼睛被打坏。他后来在上访申诉中“控诉”说：“专案小组”虐待他，夏天把饭菜放在太阳下暴晒，让蚂蚁在饭菜上爬，待饭菜馊掉了再给他吃；耳朵被猛拽差点拽掉。
谷传富一上访就找公司原纪委书记盛慰祖（盛是全公司各单位“专案小组”的组织者和负责人），盛问心有愧，见到谷来访总是以礼相待，怀有愧疚。从谷传富的遭遇中，我们可以了解“秋后算帐”多么厉害，“专政”多么无情！不要说人权了，连人道也一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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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十九
“下放”运动（上）

“文革”进行到第四个年头，“红卫兵”的作用消失殆尽，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此掀开规模宏大的“下放运动”。
“下放运动”波及面很广，先是学生被驱赶到农村，然后是城市中的被“打倒”的“走资派”、城市中的“四类分子”和右派（地富反坏右）、造反派头目，再后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各类人。除了学生外，其他的人均是全家扫地出门；农村有老家的回老家；农村没有老家的，随便找一个穷乡僻壤把人往那里一送，万事大吉，管你在那儿怎么生存。
那是一段倍受煎熬的日子，我一边要执行运送“下放户”的任务，一边要准备跟父母一起“下放”。
一、送车队“下放户”
车队的下放人员是有指标的。由“革委会”列出名单，分批公布。一旦上了名单，就是判了死刑，他将失去一切：工作位子、安居房子、工资票子，全家迁往农村。由于车队的“革委会”是被原“八·二七”派控制的，所以车队的下放人员除戴帽的“四类分子”外，就是原车队“红总”派中家庭出身差的人员，比如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一般难逃被下放的噩运。
每次名单公布，都是一阵惊慌和恐惧。被列上名单的人哭哭啼啼求情，但没有用，发给下放人员一笔很少的费用，他就同车队没关系了。
我送一庄姓（名字我记不清了）“下放户”去苏北，他是车队的装卸工。他的家就在离车队不远的长白街上，私房已经作价几百元出让；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共六口人，因为参加“红卫军”，又是富农成分被而下放。
庄某的目的地是苏北灌南县老家，他从没有去过老家，这次被赶回老家了。他的东西不算多也不算好，到了灌南却成为大户，当地人真是穷得叮当响，他拿出南京香烟敬当地老乡，老乡从来没有抽过这么好的烟，连连称谢。
我们到灌南已是深夜，就在村上吃夜饭，当地没有米饭，只下了一点豆面，却没有油盐，在桌子中间放一小碗咸菜，说真的，那没有油又没有盐的豆面真是难吃透了，无法下咽。之后，我们连夜驱车赶回沭阳旅馆住下，实际上饿了一晚。
二、送社会“下放户”
有一段时间，车队送“下放户”的任务很重。我同师傅滕炳永送过一名干部到盐城，他叫李刚，是一名南下干部，担任南京下关区影剧公司经理，在“文革”中成了“走资派”，被下放回原籍。
李刚住在下关宝善街，住房很不错。他是个瘦瘦的中年人，戴一副眼镜，外表给人一种病歪歪的感觉。他家的东西很多，一般人搬家，一部单车即可，李刚搬家用的是拖挂车，结果主车、挂车都装得满满的、高高的，捆绑的绳子都多用了好几根。
李刚善言、好表现、官架子十足，但为人非常吝啬，他的烟抽得很厉害，却从不给师傅抽一根(我不抽烟）。
因为李刚的东西太多，我们光装车就装了大半天，到了晚上才启程往盐城进发。车子刚过长江大桥，李刚就叫停车，说肚子痛要坐驾驶室，师傅滕炳永答应了。李刚进了驾驶室，肚子不痛了，原来是假装的。一路上他大谈自己的革命经历，什么与谢克东、谢克西兄弟是战友，同惠裕宇、管文蔚是上下级，（现在我肯定他是离休老干部），在苏北坚持武装斗争，等等。
第二天天亮时，我们到达目的地：盐城县湖东镇。当地已经得到通知，有人为李刚接风，是镇上的书记及其他领导，他们见到李刚很热情，对我们也很客气。
李刚的老家并不在湖东镇上，还要坐船才能到，镇上已经准备了两条船为他运家具。我们在河边将李刚的东西卸下来，当李刚家的物什、家具卸在河边的场地上时，当地围观的老百姓都惊呆了：乖乖！东西比地主老财家还多啊！
李刚在南京虽然仅是下关区影剧公司经理（相当于科级干部），在当地可算得上是一位大人物，镇干部对他十分恭敬，李刚则十分傲慢，可见在城里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回老家一样威风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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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二十
“下放”运动（下）

三、我在“下放”旋涡中
我的家庭出身很差，“下放运动”是回避不了的一场浩劫。因为父亲、祖父的历史问题，直系亲属全部受牵连，1969年末，街道通知：我们家将被“下放”，一共有6人，就是祖父母、父母、我与二姐（大姐已在四川隆昌、妹妹已在高淳），要被送往苏北某地（具体地点没有定，或者是不预先告诉我们）。家里除了睡觉的床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用纸箱装好，外面捆上草绳，家具也以草绳捆好，就等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详见《父亲篇：自杀身亡》中的记叙）。
我们“下放”没有成行，是因为1970年1月父亲自杀身亡，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此时家庭已经破碎，二姐已逃往四川广安姐夫处避难去了，第二年春天祖父在玄武湖投湖自尽身亡，这样在南京的家中只剩下祖母、母亲和我。
我们在恶劣的环境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迎接全新的生活。
四、“下放”后遗症
“下放运动”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下放户”，他们是中国社会的边缘群体，在一段时间中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
“下放户”在农村缺少劳动力和生产技能，不能适应当地农村极端匮乏的生活条件，因而在“文革”中已有许多人陆陆续续非法返回城市。由于他们在城里已经失去工作、失去住所，故他们自己动手，在背街背巷或原住地附近的旮旮旯旯处搭建栖息场所，从事临时性的苦脏累工作。
“文革”结束后，“下放户”返城渐成潮流，他们在原住地同居民的矛盾日渐激烈，与原单位的摩擦也在加剧，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导火索。故政府终于开禁，有条件地让下放人员逐渐返回城里，由原下放单位接收。“下放户”返城后住房问题与矛盾特别突出，他们原有的房屋已经有人居住，私房已变成公房，政府只好规定了期限，在城乡结合部建了一批住宅，用于安置下放返城人员。但是，“下放运动”造成的问题太多太多，有的问题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下放人员上访问题十分突出，矛盾也十分尖锐，因此各单位都成立了上访接待小组，专门受理下放人员问题，分别情况逐个解决。
在我们公司中，先后解决的问题有：
下放人员的退休问题。一次为3000多名下放返城人员办理了退休，给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住房问题。先后出资在南湖及五塘村兴建或购置住宅楼，安置“下放户”；
待遇问题。按照政策逐步落实下放返城人员工资待遇，“下放”期间折算工龄，最终做到与未下放人员同工同酬；
政治待遇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政治身份，对受到不公正打击的人给予经济补偿。
下放返城人员的问题处理前后长达十年，这是“文革”留下的后遗症，许多下放返城人员成为老“上访户”，由于他们持续不断、坚持不懈的申诉，使问题一个一个得以解决。“文革”被称为“十年内乱”、“十年浩劫”一点也不过分。学生下放成了“老三届”，职工下放成了“下放户”，无论是“老三届”，还是“下放户”，都是“文革”对人的无情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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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二十一
公司“走资派”（上）

我讲的“走资派”是加了引号的，他们并不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一些经过战争岁月考验的基层干部，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各异。
在“文革”开始阶段，公司里被揪出的“走资派”主要是顾冰心、仓维及曹新培，实际上就是三位公司主要领导，顾冰心是党委书记、仓维是经理、曹新培是副经理，他们被“造反派”揪斗，纯粹是形势所为，即社会上各单位都在斗领导，谁能独善其身呢？
顾 冰 心
顾冰心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在新四军中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苏中区担任通讯机要，曾经手刻苏中区油印邮票（解放后该邮票已成为区票中的珍邮之一，《集邮》杂志发表过专文介绍）。大军南下后转入地方，担任三牌楼南京市汽车修理厂厂长。 1965年1月1日成立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他任代理党委书记。
市汽运公司是全民带集体的所有制形式，市汽修厂是全民所有制，其他单位（车队及修保厂）是集体所有制，两者矛盾非常尖锐。顾冰心处在矛盾旋涡中心，因而最先被揪斗，真是冤得很。
顾的身体不是太好，人很瘦，批斗对他的伤害很大，但他不卑不亢，从容应对，熬过了困难期，在“三结合”成立公司领导班子时进入“革委会”，担任过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后任公司经理、公司党委书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顾冰心离休，仍坚持参加公司组织的一些活动，为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献计献策。
仓 维
仓维的年纪较轻，相貌堂堂，他的经历不清楚。
仓维担任公司行政一把手（经理），属于年富力强的干部，在“文革”中不可避免受到正面冲击。一些职工认为他滑头，不为工人办实事而恨他，其实，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公司刚刚组建，问题很多：经营场地分散、职工素质偏低、设备陈旧落后、融合尚待时日、等等，仓维作为经理已够烦神的了，却又碰上“文革”，致使其一筹莫展。
仓维被揪下马后再也没能复职，他的态度很强硬，不肯做形式上的检查，终于没有得到解脱，在“三结合”时没有他的份，被下放到苏北。他的年轻漂亮的老婆跟他一起下放，在苏北怀着怨恨之心与他离婚，他们没有孩子。在公司时有人说是仓维没有生育能力，仓维离婚后同当地一名女青年结婚，生了两个孩子，谣言不攻自破。
仓维中年在苏北洪泽去世，属于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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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二十二
公司“走资派”（下）

曹 新 培
曹新培是1965年公司组建后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在部队里是一名中校，来公司担任副经理。曹新培生得浓眉大眼、声音洪亮；他非常会讲话，做起报告来生动、风趣、幽默且有鼓动性，在公司很受人尊敬和信任。
曹新培威信很高，之所以后来受到“造反派”揪斗，是因为“文革”开始后，他成为公司打头阵的“灭火队”队长，哪里出现问题他就出现在那里（当然是受公司党委的指派），象1966年6月，驾训班批斗张永林（驾训班指导员），公司向驾训班派遣工作组，曹就是工作组组长。因此，随着“文革”动乱的日渐扩大，“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他。
由于曹是部队转业来的，与公司各单位并无渊源，所以“造反派”对他的批斗最狠，将他的一些经历画成漫画贴在墙上，把他从“老革命”变成了“反革命”、从“抗日战士”变成了“卖国汉奸”。
曹是残废军人，在革命战争中一条胳臂被打断，这条胳臂残废了，短了不少，但可以活动，对他的批斗让人心寒。
不知何故，在“三结合”干部时也没有曹，他被下放回江苏靖江老家。后来，车队有一些驾驶员去过靖江，见过曹新培，说曹是靖江最有名的大人物。老家的人非常爱戴他，他在当地有名、有权、有势，只要提起曹，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曹新培为老家办了许多实事，修桥修路，兴办实业，为促进家乡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看来曹新培确实有两下子，他虽然被逐出南京，却在老家获得更大的声誉！
曹新培对到靖江的公司驾驶员非常热情，只要去看他的，都受到他特别的款待，实际上，到靖江的公司驾驶员只要说是认识曹新培，收货（或者发货）单位就特别客气，这从一个角度证明，曹新培在当地确实有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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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二十三
车队“走资派”（上）

车队的领导是最基层的领导，根本够不上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帽子，可是，他们确实是以“走资派”的名义给揪出来的。白下车队被揪斗的领导是：车队支部书记徐金钰，队长戴寿仁，装卸队长王国华。
徐 金 钰
徐金钰是淮安人。我们分配到车队时，他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我不知道原因，只知道他很早就被“造反派”揪出，挨批挨斗吃了不少苦头。拥护他的一派是“赤卫队”，“赤卫队”溃败后是“八·二七”，反对他的一派是“红卫军”（即“红总”）。徐的个子不高，微胖，白脸有时泛灰泛黄；他很会说话，讲起话来有声有韵、妙语连珠，逻辑性很强，极具煽动性，平时做事富于心计而有谋略。
徐金钰被揪出来打扫卫生、烧大炉，他不动声色。鉴于车队“红总”派的人多，他将争取的目标放在分配来的驾训班学员上，我们一到炉灶上打水，他就悄悄地对我们说，我很关心你们，你们别跟那班人起哄，那班人没有好结果的。徐表面上见人点头哈腰、俯首帖耳，实际上一本帐记得清清楚楚。
徐金钰被“三结合”进入“革委会”后，立刻对反对他的一派人进行清算，“造反派”头头一一被揪出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清算面是比较广的。
徐金钰本人官运亨通，从车队调入公司任职，临行前提拔了原“八·二七”头头高洪贵，高洪贵并没有为徐金钰争光，相反，因为奸污女学员被撤职。
徐金钰在公司担任副经理，分管运输、安全、质检部门，工作颇有成绩，却倍受经理田从询的排斥、压制，矛盾很深。后调至港管处（后称大件起重运输公司）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徐金钰是一位强人，他将一个底子很差，职工素质较低的公司，打造成实力、竞争力都比较强的企业，付出的精力与心血是巨大的。
徐金钰对我一直比较关心，我差一点就调到大件公司去了。
王 国 华
王国华被人称之为“占茅坑不拉屎”的人。
王国华给我的印象是不吭声、不善说话，每天无所事事、上班一杯浓茶喝到下班，从早到晚烟不离手。这样一个烂屎无用的人，却长期占据领导班子中一席。
王国华子女众多，好象有十个儿女；本人是个大个子，脸上皱纹密布，牙齿被烟熏得黄黑色，没事就抱着茶杯往哪儿一蹲。早在区运输联社时期，王国华就担任过副社长职务，联社合并为运输公司，他成为装卸工的头头，继续干着只拿工资不干实事的闲职。
“文革”一开始，王国华就受到职工的猛烈抨击，很快，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就是车队职工除了抨击他“没用”、“占了茅坑不拉屎”、“混日子官”、“昏庸”外，竟然找不到什么可以上纲上线的事例。原因很简单，象王国华这样不干事的干部还真找不到什么劣迹，无法将其彻底打倒，再厉害的拳头打到他身上，就象打到棉花上似的，一点作用也没有。
王国华是最先被解放的干部之一，仍然官复原职，直至功德圆满退休，退休不久即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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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二十四
车队“走资派”（下）

戴 寿 仁
车队队长戴寿仁的籍贯为苏北连云港，他是车队“红总”派拥护的干部。戴的身体很好，生得浓眉大眼、满面红光，一脸的络腮胡子刮得很干净，讲起话来干净利落。他喜欢和驾驶员待在一起，与职工大碗喝酒，在车队职工中的威信要大大高于徐金钰。他同徐金钰不和全队皆知，岂知两人的结局大不一样。
戴寿仁在“文革”之初并没有被打倒（徐金钰是早早就被揪出来，“打倒”了），但先是车队“赤卫队”、后是“八·二七”始终将矛头对准他。在“三结合”时，徐金钰被解放；戴则被批为车队“红总”派的黑后台，被揪出来批斗。
倒台的戴寿仁的遭遇比徐金钰倒台时还差：戴被“专案小组”抄家，把他家的樟木箱、樟木板、铺板都抄到车队的场地上展览，指责他以权谋私，挖社会主义墙脚；又公布戴的“反动”言行，要车队职工将其“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过，车队职工响应者寥寥。
在“下放”运动中，戴寿仁是率先被“下放”到苏北的基层干部。戴要求回原籍连云港，获批，全家迁往连云港。后来，戴寿仁在连云港混得很不错，在当地颇受重用，担任过政府部门“驻宁办”的负责人。
“文革”后，戴寿仁到车队来过，看望车队老同事，受到热烈的欢迎，可见他的人缘还是挺好的。
徐金钰、戴寿仁、王国华三名队领导，徐计谋最多、手段最多、整人办法最多，虽然在“文革”中吃了点苦头，却从此一帆风顺。戴是最能贴近职工、肠子最直、最不善于巧斗的，他虽有驾驶员拥护，却在与徐的争斗中败下阵来，抄家破财扫地出门，但在下放地获得新生，最后的结局并不坏。王最无能无用、无才无绩，却在“文革”中没有吃到苦头，保持官位直至退休，算是善终。
徐金钰升职离开车队，他亲手提拔的接班人（高洪贵）却是一个大淫棍，一个只知道整人的恶劣家伙，实在是看走了眼！
徐金钰在“文革”最困难时生有一子，长大后进入大件公司，担任过基层单位领导，后进入政府部门（正处级干部），却是一个贪官，被逮捕判刑，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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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二十五
清查“五·一六”分子（上）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文革”吹响进军号角，《五·一六》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令人感到震惊的是，“文革”后期，揪斗“造反派”就给他一顶“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这真让人啼笑皆非。
揪斗“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就是一场活闹剧。1972年，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被粉碎后，“造反派”的末日到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开始了。
据说，“五·一六”分子是林陈反党集团篡党、篡政、篡权的别动队，于是，在全国开始大规模地挖掘、清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政策宣传强调对于“五·一六”分子，必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检举有功”，可是，谁也不知道“五·一六”集团是个什么组织，也没有见过相应的旗号，但宣传稿明确无误地说，“五·一六”就在我们身边，究竟在哪儿呢？
1973年夏某天，公司停产，在南京建筑工程学校（现为南京工业大学）礼堂（该礼堂曾经叫“八一电影院”）召开大会，清查混入公司的“五·一六”分子。我与车队的同事坐在指定的座位上，座位在会场偏后位置，我的后面估计还有四、五排座位；我的右边是秦彩和，他是一名修理工，也是原车队“红总”的一名小头目；秦的右边就是礼堂的中间走道；在我的左边座位上是张如泰、蔡大文等几位原驾训班二期同学，现在我们均为车队同事。
大会开始后，主持人说什么我根本没有听见。因为我们坐在后排，正好开小会聊聊天。我同秦彩和聊的是关于政局的小道消息，中美关系等我最擅长谈论的题目，秦、张等人附和。突然，我感到台上主持人的话音张大了许多，台上厉声叫喝：“‘五·一六’分子还不赶快坦白、揭发！争取从宽处理！？”只见坐在我右边的秦彩和突然站起来，右手握拳振臂一呼：“我来揭发！”将我吓了一跳，随即他大步从中间过道走向主席台，我惊魂未定之时，秦已在台上讲述自己参加“五·一六”反动组织的经过，说自己犯下了对不起毛主席的大罪；他说今天的大会给了自己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对台下的听众说，我知道你们当中谁是“五·.一六”分子，我要将你们全部揭发出来，不过，在会上我不说，给你一次自首自新的机会，莫要错过了。
跟在秦彩和讲话后面，又有几名职工上台坦白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我观察了一下，这些人都是各单位“红总”的小头头，公司级的大头目一个也没有，整个过程荒诞无比，可笑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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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二十六
清查“五·一六”分子（下）

在建校礼堂清查“五·一六”动员会后，公司及下属各单位都成立了“专案小组”系统排查，鉴于“专案小组”大多由前“赤卫队”成员组成，故各单位排查对象实际上就是“红卫军”成员。由此出现了很滑稽的局面：各单位包括车队清查出的参加“五·一六”反动组织的人数急剧上升，很多职工主动坦白了参加“五·一六”组织，说的全是“红卫军”（“红总”）的情况。这项清查从一启动就走入歧路，对象就没有搞清楚，实际上变成对“文革”运动参与者的一次“秋后算帐”，造成的冤假错案很多，估计99%的案件都是人为捏造的案件。
在清查中，原“红总”（“红卫军”）的头头受的打击最大。从车队到公司的“红总”派头头没有一个可以逃避清算的，只有极个别的骨干能“金蝉脱壳”、全身而退。公司“红总”派头头王亚喜、蔡文英等人，车队“红总”派头头管茂哲、郭学友、谷传富等人，均被扣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被“专案小组”关押（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关押都是非法的），经过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残酷虐待，才获得释放。材料交代了几大箩，没有一个人一件事可以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联系上的，看来上纲到林陈一伙的追查是假，让这些“文革”悍将吃点苦头是真。批斗时“坐飞机”、关地下室（防空洞）、挨耳光、吃馊饭、按照要求写检查，写来写去总也过不了关。这些人连“五·一六”是什么组织都搞不清楚，怎么能够写出符合要求的检查呢？
清查“五·一六”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大约一年多以后，所有的所谓“五·一六”分子，均重获自由，这些获释的所谓“五·一六”分子开始了另一场争斗：要求平反！公司及车队的“专案小组”被撤消，人员回到各岗位上去。为化解职工中的矛盾，“五·一六”分子均获平反，被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这真是现代版的滑稽戏。
“文革”玩的就是人，“走资派”是人、“造反派”是人，“红卫兵”是人、“黑五类”也是人，人斗人，没有胜利者。打倒的后来爬起来，打倒别人的后来被别人打倒，总之，大家都在兜圆圈。“文革”对人的反复折腾，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关：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利用这派，打倒那派；总之，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受罪事小，斗争事大；命玩完了，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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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二十七
“文革”挖煤狂

“文革”使工业生产严重受损，但在南京地区，“文革”使没有什么煤资源的南京煤炭业蓬勃兴起，这主要来源于胡决策、乱决策。
中国由于自然资源分布原因，自古以来就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运”，东北、河北及山西是中国煤炭资源最多的地区，而淮河以南则是中国粮食的主产区，粮煤互调形成物流，这是很自然的事。“文革”中决策者一拍脑袋，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改变这种状况，结果，南京煤炭业蓬勃兴起。南京地区的钟山煤矿、官塘煤矿、灵山煤矿、湖山煤矿、宝华煤矿等煤矿应运而生，四处开花；大批青年落户煤矿，成为新一代矿工。煤矿建设给运输企业带来充沛的货源，基建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向煤矿工地；西善桥砖瓦厂、板桥生建砖瓦厂开足三班，生产出来的砖瓦仍不够供应，经常被拖运一空；大量的水泥、水泥构件、木材不断运往煤矿；一幢幢宿舍楼、办公楼盖起来，一条条道路开出来，一口口矿井打出来，....；在各个煤矿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热腾景象。
煤矿最初的建设者很艰苦。象宝华煤矿的工地在山上，我们的拖挂车上不去，运货的全是单车，山路只有一车宽，陡坡有近40度角，卡车用头档哼上去卸货，如果天稍微下一点雨就无法上山。南京军区司令员、省军管会主任许世友乘吉普车视察工地，他的司机见坡太陡，怕发生意外不敢上去，被许老头子大骂一顿，喝令：“上！”司机只好硬着头皮上山。其实，我们的车子没有前加力，还不是重载爬上来了吗？！所有的矿山建设者都住在大棚里，男的住一边，女的住一边，吃的是大锅饭、大锅菜；矿工都是一样的兰色衣裤，黑色深筒胶靴，安全矿帽。政府对矿山的投入是巨大的，浪费也十分惊人。
由于有煤矿建设，我们运输单位的业务不用愁，再没有业务，也有煤矿货源垫底，我们总有活干。
我不知道南京地区的矿山有多少挖煤的工人，也不知道究竟需要投入多少资金才可以挖出煤来，总之，矿山的投入是倾全市之力的。钟山煤矿是所有煤矿中最大的一个，我们运进去的砖瓦可以堆成山。看到建成的整齐的住宅，看到高大的储煤罐，看到开采出来的堆积如山的煤矸石，所有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个中型煤矿了，其实不然，在钟山煤矿所在的西横山里，只有零星的鸡窝煤，而不是有厚度的煤层，开出一百吨石头，采不出一吨煤。我们的循环运输常常断裂，基建材料运进去了，却没有煤运出来，那庞大的储煤罐里并没有多少煤，白白浪费了巨大的容积。而在钟山煤矿背后的灵山煤矿就更惨了，矿工开出来的煤矸石是煤炭的几百倍、几千倍，实际上成了在地下开采废石了。这些煤矸石堆积多了，将青山变成了荒山，将耕地变成了废地，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
“文革”中的挖煤狂，充分说明不按规律办事是多么可怕。煤矿是产煤的地方，可是生活用煤却要依靠从外面运进去，这真是一场笑话！煤矿工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少男少女在一起难免会擦出火花，矿工中结婚的不在少数，宿舍倒是有，但生了孩子，矿山却没有幼儿园之类的配套设施，所以，南京煤矿里的问题不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期，就有一些煤矿陆续放弃、封井关闭了。煤矿职工大批转行，在南京市的各级机构中，都有煤矿转岗过来的人，许多人成为这些机构中的骨干。
一场轰轰烈烈改变南京地区缺煤的行动结束了。南京的煤矿基本上全部关闭了，它让人反思政策行为，反思科学决策，反思拍脑袋做决定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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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二十八
抄 家（上）

我在《〈文革岁月〉之二：在红卫兵总部（二）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中提到红卫兵的抄家。其实在“文革”初期，抄家的执行者除了红卫兵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造反者。
1966年夏天中的某天傍晚，我从驾训班回家（驾训班在下关姜家园），一进门我就惊呆了，我的家被“抄”了，街道上的一支“造反队”对“四类分子”家庭采取了所谓“革命行动”。
在我住的破旧的小屋中，一片狼籍：楼下父亲睡觉的床，被子、被单凌乱拖在床边，枕头掉在地上；楼梯肚里放杂物的箱子被拖出来，里面的东西摔了一地；上了楼更是惨不忍睹，写字台、五斗柜所有的抽屉都被抽出，横七竖八堆在地上，抽屉里的东西倒了一地板，所有的床绷子都被掀翻，衣服、书纸丢得四道五处；我的书架上的书被全部丢弃在地板上，我床下的一只皮箱被打开，我的收藏品（邮票、钞票）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其中，我收藏的民国邮票、全部钞票（包括民国金圆券、关金券，日元、伪储蓄券，沙俄卢布，建国初期1000元以下低面值人民币等）已不见踪影，全部日记也被抄走；父亲的书籍，主要是美术图书全部被抄，我的一些小说也不见了；我的家整个的成为一个垃圾堆。
损失就不用提了，主要是母亲结婚时购置的几枚金戒指被抄走（母亲曾说以后我们姐弟妹结婚时，她将把戒指给我们，一人一个）。因为父亲长期没有工作，我们家并没有什么钱，母亲一人工作收入不够支出的，家中没有一分钱存款。那些抄家的“造反派”，与其说是破“四旧”，不如说是来找钱财的，可是，我们家除了有许多书外，最缺的就是钱，估计这让街道“造反队”很失望。
用震惊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为过，我无法想象抄家时的场景：一群陌生人，突然闯入家中，不分青红皂白，就在我的家里翻箱倒柜，毫无顾忌地进行清洗似的搜查，没有任何手续，也没有任何权力部门批准，就进行抄家；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物品，无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性，行为与土匪地痞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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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二十九
抄 家（下）

我在震惊之余也产生一些担心，因为我发现我最具隐私的东西——日记被抄，那里记录着我对许多已发生事件的看法，记录着我心中的喜怒哀乐、我对所见所闻的感受，记录着我内心的渴望和呼喊、期望和失望，记录着我感受阳光的欢愉和遭受命运捉弄的痛苦，这是绝对隐私，如果被曝光是很尴尬的。
我有充分理由担心，一旦让一班别有用心的人，借日记中内容来“上纲上线”，我肯定是在劫难逃、有理也说不清的。好在街道“造反队”的一班人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对钱财的兴趣超过对文字的兴趣，从而让我逃过一劫。但是，因为此事的发生，我有整整二十年没有再记日记。
清理被抄得一塌糊涂的房间花费了许多时间，当所有的物品归位时，少掉的东西就有了结果，除去告知的被抄物品，小物件多是被顺手牵羊偷走的。
祖父那里最重要的损失，是诗词稿本一式两套，作为“四旧”被焚毁。诗词稿本一套是姑奶奶抄写的，她的毛笔字工整而清秀，抄在有格子的毛边纸上，大概有20余册；一套是祖父自己抄写的，一年一册。诗词稿本的焚毁，祖父的生命已经失去大半。
另一项重要的损失，是一封1950年初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毛泽东亲笔署名信被“抄”走，那封信的信封上还贴有十分珍贵的民国孙中山加盖“人民邮政”邮票，这封信下落不明，很可惜。
我的一本民国邮票不见下落。在这本邮册中，全部民国邮票都是新票，有许多纪念邮票，更多的是不同版别的孙中山头像普通邮票，失去这本邮册做基础，后来我放弃了对民国邮票的收集。
在失去踪迹的钞票里，有一张全新的25卢布沙俄钞票：一名圣女坐着，一只手托着一个球，另一只手抱着一本书，钞票为蓝灰色，雕刻版印刷，发行年份为1918年，钞票印刷好没有等到发行，沙皇已经被推翻，此钞票成为废票；还有几张沙俄卢布是高币值的，票面为100卢布、500卢布、1000卢布，都是有年代的废钞。特别要提的是新中国初期人民币，都是低面值的，有100元（相当于现在1分钱）、200元（相当于现在2分钱）和1000元（相当于现在1角钱）的。其中，100元、200元的有多种图案的，如今我在南京夫子庙钱币邮票市场可以看到，价格甚是昂贵。这些过时的或以往的中外钱币被抄后，也就终结了我收藏旧钞票的经历。
我们家被抄，损失并不是最严重的，据说省工商联主任、副省长刘国钧家被抄时，红卫兵当场以“破四旧”为名打碎了“翡翠西瓜”，这是一件与故宫“翡翠白菜”齐名的稀世珍品，堪称无价之宝，就这么轻易地消失了。
抄家中出现许多笑话，其中有一则说的是：黑字红卫兵抄了“四类分子”和资本家的家，获得不少钱财；不久，其父被当成“走资派”给揪出来，黄字红卫兵抄了黑字红卫兵的家，那些钱财成为“浮财”，一会儿就消失了。无法考证这些笑话的真实性，但确实有抄别人家的自家也被抄的情况发生。
我们说“文革”是灾难、是浩劫一点也不为过。“文革”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展现出来，它无视法律、法规、道德、道义，对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人权）进行没有约束的侵犯、践踏，显示了在个人专制下法制的无奈。
“抄家”行动给人留下的是永久的伤痛，它不会因时间流逝而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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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三十
父亲与祖父的死（上）

死亡对于生者而言，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恐惧感。俗话说“好死不如恶活”真实反映人对于生存的强烈渴望，如果人不想活下去，一定是环境所迫、生存的痛苦远远大于对死亡的恐惧，故而主动求死以摆脱痛苦和压力。
在“文革”中，我的父亲和祖父在一年中相继自杀身亡，实在是无法活下去，也无法与专制作抗争，只有选择死亡求得解脱。
父亲的死，我在《父亲篇：自杀身亡》中已有详细的记叙，我不再重复。简而言之，父亲之所以自杀，一方面，是多年来政治压力无法承受所致，另一方面，是残忍的扫地出门式的“下放”让人感到绝望所致。
父亲的自杀使母亲和我得以留在南京，避免了一场“下放”之旅，祖父祖母也免除了“下放”的困扰，但我们的灾难并没有结束。
祖父、祖母住在水佐岗54号的一所大院内。他们是被迫从我们同一幢房子中搬出去的（我们住水佐岗48巷9号，祖父、母住10号，9号10号是一幢房子，楼下不通，楼上相通），为的是便于监护。祖父、母住在大院南面的一间厢房内，大约10个平方左右，里面的光线很暗。大院内一名妇女被指定为祖父的监护人，这是一个胖胖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年家庭妇女，她作为监护人很尽责，每天督促祖父去扫大街。祖父是个文化人，根本就没有扫过地，大扫帚根本挥不起来，只能拿一把家中用的小笤帚上街挥几下，仅仅是做出个扫地的样子而已。不过，这种强制性的清扫马路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其人格的羞辱，祖父的内心十分痛苦。
祖父在父亲死后一年，于 1971年3月18日（这一天是巴黎公社100周年纪念日）投玄武湖自尽，造成其死亡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第一，日常的重压痛不欲生。祖父系文人，一生与诗词为伍。自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失去生活来源，以朋友的资助和自己的投稿为生（主要是为香港《大公报》的副刊《艺林》撰稿）。“文革”断绝了他的生存希望：朋友，成为“造反派”打击的对象，资助断绝了；投稿的地方没有了，稿费来源断绝了。失去一切帮助，祖父靠变卖书籍、家具维持生计，处在极度的贫穷之中。此外，“文革”运动将其一生的心血——诗词手稿（计有诗逾万首，长短句三千）付之一炬，祖父痛不欲生，在精神上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失去精神依托的祖父只乘下一个躯壳了。
第二，父亲的死亡使其绝望。自曾祖父开始，浙江宁波陈氏我们这一支就一直是单传，曾祖父、祖父、父亲、我不是独子就是独儿子，父亲就是祖父的独子，从小倍受溺爱。尽管后来父亲对抗战中祖父携其一起投靠他的诗友梁鸿志，留下政治污点颇为不满，但那是历史的过去一章，父子情深是永恒不变的。父亲于1970年自杀身亡，对于祖父是很大的刺激，他变得寡言少语，在路上看到我也不着声，说明“痛莫大于心死”，无言的悲痛是刻骨的痛。
第三，监护的恶行促其死亡。大院的那名家庭妇女的行为，是促成祖父投湖自尽的直接原因。杨通谊是祖父的一个从未谋面的朋友，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兼实业家，是著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妹婿（荣也是杨的妹婿），他同祖父的交往主要是切磋“填词”的技巧，他们之间靠书信往来。杨资助祖父生活费，在“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扫地出门，每月仅发15元生活费，他在给祖父的信中说，我很困难，但知你比我更困难，我将每月从我15元生活费中寄5元给你，助你度过难关。
杨通谊的子女很多，全部在国外（不是大学教授就是老板），他在给祖父的一封信中，用一首词表达了对子女的思念之情。这封信被祖父的监护人偷拆，她看不懂词中的内容，请教了人后才知道个大概，一口咬定这是里通外国，定要祖父揭发、交代杨通谊。祖父认为没有什么可交代的，这首词也没有什么问题，在逆境中的人思念自己的海外子女有什么过错呢？祖父坚持不揭发、不交代，惹恼了监护人和街道“专政小组”，他们准备召开批斗会来整祖父。
祖父百口难辩，在1971年3月18日早晨起来，对祖母说出去一下，这一去就不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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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三十一
父亲与祖父的死（下）

父亲去世，对母亲的影响不大，因为，自解放以来，我们绝大多数时间是依靠母亲的工资生活的；祖父去世，对祖母的影响很大，因为，祖母除了在宁波（那是数十年前的事了）甘白小学教过书外（甘白小学是曾祖父开办的学校，蒋经国小时侯在甘白小学念过书，就在祖母的班上），她基本上是一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父亲尤其是祖父的去世对她的打击很大：没有任何经济来源，那时，祖母显得无比可怜、惊慌、无助，好在母亲很快就表态，祖母的生活由她来照应，使祖母的心安定下来。
父亲、祖父都是在清凉山火葬场火化的。父亲火化时，我没有去，只有母亲一人在场；祖父火化时，我与母亲一起去的，我看到祖父的遗容十分安详，没有戴帽子，身上穿的是黑色的棉衣棉裤（就是他在山西教书时穿的衣服），鉴于政治压力，母亲没有要求保留父亲、祖父的骨灰（父亲火化时，火葬场中人问：要不要保留骨灰？母亲答：不保留！然后，电话响了，有人在问情况，火葬场中人回答：家属已表态，不保留骨灰。随即挂断了电话，这说明有人在关注死者家属的态度。在祖父火化时，类似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他们的骨灰就扬撒在清凉山的土地上了。
[1980年4月，祖母去世，我同母亲在江宁黄金山为祖母购置了墓地，将祖母的骨灰和祖父的遗物（一枚铜龟钮、一枚象牙章）合葬穴中。2008年1月，母亲去世，葬岱山；父亲无骨灰，在母亲穴中存留了一点父亲的遗物（《父亲篇：自杀身亡》）；恰逢黄金山公墓拆迁，顺势将祖父、母墓迁至岱山，与父亲、母亲葬在一起。]
很巧的事，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太太问我，父亲去世时我的心情如何？我沉默很久答道：没有感觉。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是政治气氛、政治压力使然。
父亲的最后岁月已无做人的尊严，从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到初出校门的初中生，都可以斥责他责难他；作为家属，我们也是颜面全无，整日、整月、整年如同“灰孙子”一般，受尽歧视与屈辱，故父亲自尽时，我们的心已经麻木了。何况，父亲死亡，我并没有丧假，第二天一上班，全车队都传开了。车队“革委会”让我停班写材料，要将这说不清的事情说清楚，要痛斥父亲“自绝于人民”的行为，根本没有给我留下痛悼父亲的空间。
没有人同情我的家庭不幸，“文革”中死去的人太多，父亲不过是众多自杀人中的一个，他显得太渺小了。只是在约一周后的一天下午，我去上班，走在街上，我想到父亲是永远地去了，他这一生太坎坷，太艰难，活得太辛苦，一种莫名的悲伤突然涌向心头，眼泪簌簌流下，路上的人看我哭泣，用诧异的眼光望着我，我却顾不了这些，哭泣后我觉得心情轻松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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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三十二
破碎的家庭

在我小时侯，我知道我们家是八口人：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大姐、二姐、我和妹妹。
在我大一点的时候，我知道祖父有一妹一弟：妹妹陈兰言，信奉佛教，终身未婚，小时侯见过，据说她很欢喜我，可是除了照片，我对姑奶奶的印象很淡薄；弟弟陈慎言，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他是曾祖父晚年纳的一个小妾的养子，这位叔爷爷比父亲的岁数要小10岁左右，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见到他。家中八口人，经历“文革”后尚存六口，且七零八落难聚首。
大姐在“文革”前几年赴川。她原本在南化建筑公司医院工作，“文革”前，国家开展“大三线”建设，名额落在她的头上，她只好远赴蜀地，先在泸州，后至隆昌。大姐是最早离家远行的。
随后，在“文革”前夕，妹妹去江苏高淳县农场插队。1964年，她初中毕业后，自己要求去了高淳傅家坛农场。由于她到农场插队，我便没有再被动员赴新疆。妹妹是第二个离家的人。
“文革”开始时，二姐已经在汉中路小学任教了，她就住在学校大门对面的一间平房内，家具很简单。1969年年末，“下放”运动牵涉到父亲，波及在南京的直系亲属无非是祖父、祖母、母亲、二姐和我，派出所说二姐也要随父下放，我连夜去汉中路小学向二姐通报情况。她急电在四川广安的姐夫钱竹，钱竹来宁后携二姐匆匆逃离南京（详见《父亲篇：自杀身亡》）。二姐是第三个离家的人。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 1970年1月26日，父亲在绝望中自杀。家中减人一口。
1971年3月18日，祖父在绝望中自杀。家中减人二口。
陈门仅剩我一个男丁，在南京剩下的是两代寡妇和我。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祖母从水佐岗54号搬过来与我们住在一起，破碎的家庭是以亲情融和在一起的。说实在话，在男丁原本就不兴旺的家中，里外剩我一个男人，确实感到孤单。
不过，艰难的日子总有熬到头的时候。1972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政治氛围有所放松；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随之结束。以后，随着各项政策陆续出台，妹妹返宁，二姐一家、大姐一家回调，破碎的家渐渐恢复了生气。
1981年祖父“平反”，但祖母已于1980年去世，她没有看到亲人平反，这“平反”来得迟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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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三十三
红卫兵串联

这一篇应该放到前面去，算是补记的一篇。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是要清除党内长期共事、但意见不合的上层人物，最重要的人就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这些人并不那么好清洗，需要借助于外力，这外力就是“红卫兵”。
早在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林彪共8次接见1300多万红卫兵，利用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控制了“文革”的局面。伴随毛、林的接见，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其他人员开展的“串联”，从而对全国的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经济运行带来极大的混乱和破坏。
有领袖的支持，红卫兵成为“无冕之王”，可以“交白卷”、“交白卷”的学生成为英雄，可以不上课、学校的课堂空了，可以斗老师、使老师的斯文扫地；有领袖的支持，红卫兵可以身无分文，乘火车、扒汽车，影响人们的正常出行；有领袖的支持，红卫兵白吃、白住、白拿，各地政府招待所人满为患，只得紧急找地方安置一批又一批不速之客，浪费极其惊人。总之，一切都颠倒了。
实际上，串联的红卫兵，真正对打倒“走资派”有兴趣的只是极少数，许多人是随大流、混着玩的。我认识的一个男孩叫成之德（他是成思危的侄子），是著名的南师附中的高中生，成的一家是1955年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是真正的“海归”，他的父亲成竟志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母亲陈励常是南京大学英语系讲师。“文革”伊始，成之德参加了红卫兵，穿着黄军装，套着红卫兵袖标，戴着黄军帽，神气得很，搞串联、批斗也很积极。岂料好景不长，其父母被学校“造反派”揪出来，硬说他们五十年代归国动机不纯，给他们扣上一顶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帽子，七批八斗，搞得狼狈不堪。成之德也被红卫兵组织开除，成为丧家犬一般。（见《人物：成之德》）
1972年，公司招收一批学徒，都是高中生，其文化水准只相当于初中生，原因在于他们从1966年进入中学后，根本就没有读过几天书。男学徒尚规矩，女学徒则不然。后来才知道，红卫兵串联时，男女住宿不分房间，大家杂居于一室之中；更有男女合盖一被，肌肤相碰，故苟且之事难以避免。有时一夜之间，一名女生可与多名男生性交，全然没有羞耻之心。这些女生早就试过水，故工作后也难耐寂寞，多是水性扬花，作风极为糜烂。串联中的经历给她们一生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潘静，脑子里天天想的就是男人（见《桃色旧闻》）。
红卫兵对“文革”的贡献，一是“破四旧”，二揪“走资派”，但留给世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串联”，而跟随追逐“串联”大潮的，是形形色色对现实不满的“造反派”。
“文革”开始时，正值我们在驾训班进入驾驶培训时期，而且就在这一年（1966年）我们从驾训班毕业分配到车队里去了。但是，追随红卫兵“串联”之风，原驾训班二期学员为转正问题又重新集中，与红卫兵一样，二期学员到市交通局、市政府上访。市府的一位官员周兆瑜（她是市妇联的领导）接待了我们二期学员，虽然很客气（“文革”中官员的“官气”大大下降），但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部分学员决定学习红卫兵的做法，开展“串联”，到华东局去。原驾训班二期学员推举赴华东局代表，我也被推举为代表（我是原驾训班二期班委会成员），被我坚决推辞。我鉴于对政治的了解和畏惧，本能地反感出头露面的行为。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二期学员上访中共中央华东局受到接待，但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转正”是有文件及规定加以约束的事，并不是某个人可以解决的。
红卫兵的串联到1967年年底就渐渐平息了。由于产业工人介入到“文革”中来，红卫兵的作用渐渐消失了，毛泽东不断有“最新指示”发布出来，削弱红卫兵的作用。1968年，毛泽东告诫红卫兵：“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年底，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中多了一个名词叫——老三届，就是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年的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红卫兵），全部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在“文革”初期无比狂热的“革命闯将”，陷入阿鼻地狱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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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三十四
“文革”反思（上）

“文革”全称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叫“十年动乱”。这是一场由晚年毛泽东亲手发动、领导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它使得中国的复兴整整推后了二十年，教训极其深刻，危害极其沉重。反思“文革”就是反思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是反思脱离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的祸端，就是反思政治家与阴谋家的区别。
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判断
毛的一生都在战斗，同蒋介石斗，将其斗到台湾去了；同美国佬斗，将其赶回三八线南端去了；....
在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的对象很明确，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仍要战斗，这次的对象不明确，但可以制造出来。于是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丁玲、陈启霞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等，在民主革命时期建功立勋的开国元老，一个一个被揪出来打倒。
毛认为当前“修正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抱定马克思列宁的一些“教条”不松。而时代在变，理论需丰富，实践提供的经验需要理论的更新和发展，这种更新和发展也可以说是一种“修正”。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是不断在发展中完善的，但到了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思想却停滞不前，错误的判断形势，发动一场不该发动的政治运动，使大批忠心耿耿的同志枉遭迫害和打击，冤死一大批人。
“文革”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朱元璋
毛泽东很欣赏明太祖朱元璋，毛提出的一些口号与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如出一辙。
朱说：“高城墙，广积粮，缓称王”，毛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何其相似乃尔！
朱元璋在历史上以屠杀功臣闻名，制造了许多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等等，屠杀了一批又一批文臣武将，以至燕王造反时，其孙朱允文居然找不到可以扛“帅”旗的人。毛泽东将一批又一批建国元老戴上“反党集团”、“走资派”各色帽子，岂料 1976年9月9日毛去世后，仅一个月就全盘皆输，追随者上了法庭，而被打倒的人序数得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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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三十四
“文革”反思（上）

“文革”全称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叫“十年动乱”。这是一场由晚年毛泽东亲手发动、领导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它使得中国的复兴整整推后了二十年，教训极其深刻，危害极其沉重。反思“文革”就是反思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是反思脱离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的祸端，就是反思政治家与阴谋家的区别。
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判断
毛的一生都在战斗，同蒋介石斗，将其斗到台湾去了；同美国佬斗，将其赶回三八线南端去了；....
在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的对象很明确，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仍要战斗，这次的对象不明确，但可以制造出来。于是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丁玲、陈启霞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等，在民主革命时期建功立勋的开国元老，一个一个被揪出来打倒。
毛认为当前“修正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抱定马克思列宁的一些“教条”不松。而时代在变，理论需丰富，实践提供的经验需要理论的更新和发展，这种更新和发展也可以说是一种“修正”。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是不断在发展中完善的，但到了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思想却停滞不前，错误的判断形势，发动一场不该发动的政治运动，使大批忠心耿耿的同志枉遭迫害和打击，冤死一大批人。
“文革”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朱元璋
毛泽东很欣赏明太祖朱元璋，毛提出的一些口号与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如出一辙。
朱说：“高城墙，广积粮，缓称王”，毛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何其相似乃尔！
朱元璋在历史上以屠杀功臣闻名，制造了许多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等等，屠杀了一批又一批文臣武将，以至燕王造反时，其孙朱允文居然找不到可以扛“帅”旗的人。毛泽东将一批又一批建国元老戴上“反党集团”、“走资派”各色帽子，岂料 1976年9月9日毛去世后，仅一个月就全盘皆输，追随者上了法庭，而被打倒的人序数得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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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三十五
“文革”反思（中）


“个人迷信”造成对法制的严重破坏
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是逐步形成的，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
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背靠大树好乘凉”，毛的个人意志成为超越一切的“圣旨”，国家的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法制、法规都可以轻易的践踏，随意的废止。
在“文革”中，毛泽东不断发出“最新指示”，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加以阐述、解释，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个人迷信”是对民主政治、民主决策的极大破坏，也违背了毛本人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最终，毛泽东被一小撮形“左”实右的投机分子、阴谋家所架空，成为深居大殿内的孤家寡人，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场浩劫
“文革”是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冲击、破坏，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只要是祖宗留下的东西，就可以列为“旧文化”、“旧思想”，民俗民风，就可以列为“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小将冲击寺庙、名胜古迹，破坏烧毁砸烂我们祖先遗存的文物，许许多多凝聚着古代能工巧匠、名人思想的珍贵文物消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空前的损害，这是华夏文明的损失，也是世界文明的损失。
1966年夏天，我曾同驾训班二期的学员造访镇江金山寺。红卫兵刚刚劫洗了金山博物馆，寺院外的地上线装书堆积如山，许多无比珍贵的宋版、明版、清版的经书胡乱抛在那里。红卫兵点火烧书，一来经书太多，不易燃烧，二来天公落泪，降雨灭火，只烧掉很少的一点书，没有烧掉的无价经书任人在上面走动、踩踏、翻动、盗取，真是可惜。
1986年夏天，我去过山东曲阜，观看过“孔林”，“文革”中“孔林”受到红卫兵的严重破坏，砸坏了很多古碑，无奈“孔林”的面积太大，古碑太多，费力太巨，砸烂一部分古碑后，只好放弃对大部分古碑的破坏，但当年砸坏的古碑如今也无法修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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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三十六
“文革”反思（下）

“文革”暴露了人性丑恶的一面
在“文革”中，人性善良的一面被掩盖了，展现的是人性丑恶的一面。
“文革”初，在南京发生的“王金事件”，就是一群童稚未退的学生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拷打一名无辜的工人致其死亡的事件，也是南京第一例红卫兵残害人命事件，引起社会广泛愤怒。但这些打人凶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些有后台的少年被秘密送去参军，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尔后，残害事件不断发生，学生相互争斗，工人相互争斗，大规模武斗事件不断升级；凡有人的地方都有派系斗争，工人阶级分裂成两派、三派，影响不可低估；毛泽东利用自己的威信，使不同派别都在自己的旗号下行事，相互斗得你死我活、人死牛瘟的；派系斗争甚至深入到家庭内部，一家人各人支持不同的派别，为各自的派别争得面红耳赤，视如寇仇，伤了亲情。就是公检法在制裁所谓“阶级敌人”时，也极其残忍，许多无辜的群众、许多爱党、爱国的人横遭迫害，死于非命，这中间包括了许许多多经历过战争岁月考验的干部。说“文革”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完全是恰如其分的。
“文革”影响到对毛泽东一生功过的评价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死了许多开国元老，表面上清除了“走资派”的影响，不料，先是发生“林彪事件”，“亲密战友”的背叛使毛泽东受到沉重打击，身体每况愈下；起用邓小平，邓要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毛无法接受，又将邓打压下去；毛泽东怕“变天”，自己连一个接班人也定不下来，毛病逝后仅一个月，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成了“四人帮”，被逮捕法办；“文革”受到全盘否定，被迫害整死的许多所谓“走资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纷纷平反昭雪；沉闷的政治气氛开始变得活跃、开放，“改革”成为“文革”后最响亮的名词。
中共中央对“文革”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出结论。肯定了毛泽东主席的历史贡献，指出他晚年的错误，这一结论肯定是初步的，若干年后肯定会有进一步的结论。毛泽东思想虽然仍刊载在党的章程中，但在正式的场合已很少或不再提起。实际上，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取代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毛泽东欲通过“文革”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怎么也不曾料到，这种权威根本不存在，怎么也不曾料到，毛泽东思想这么快就成了“过时”的理论。
“文革”是许多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文革”伤害了除野心家、阴谋家以外的所有中国人：老革命受到伤害，他们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遭到无情冲击、迫害、以至枉死、冤死；民主人士受到伤害，他们被扣上“资产阶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无情冲击、迫害、以至枉死、冤死；青年受到伤害，他们狂热地崇拜毛泽东、揪“走资派”、破“四旧”，最终走向反面，被赶到农村，受尽磨难；工人受到伤害，他们原本是政权的基础，却发生分裂、相互攻击、挑起武斗，莫名其妙地捍卫“神坛”，最终什么东西也没有捞到。
我的家是普通中国人的家，原本受到“阶级斗争”论影响，度日如年，再遭到“文革”的冲击，一年中夺去两个人的生命，留下未亡人心头永远的伤痕。
“文革”对中国人形成的伤害主要还是在道德上的。原本较纯朴的民风改变了，人们抛弃了传统的继承，变得自私、刻薄、势利，人心变得复杂起来。毛泽东说，这次“文革”是第一次，以后必将还要有多次。历史证明，一次就够受的了，还能多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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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岁月》之三十七
《文革岁月》后记

从 2012年10月26日开始发《文革岁月》，到2012年11月30日结束，共发出36篇，就是：《在红卫兵总部》（1-6）；《在南京大学校园》；《南京“一·三”事件》；《于振虎被杀案（上、下）；《语录歌、“忠”字舞》；《抓革命、促生产》；《母校校长王飞被枪毙》；《文化饥渴症》；《公司造反派头头》（上、下）；《车队造反派头头》（上、下）；《“下放”运动》；《公司“走资派”》（上、下）；《车队“走资派”》（上、下）；《清查“五·一六”分子》（上、下）；《“文革”挖煤狂》；《“抄家”行动》（上、下）；《父亲与祖父的死》（上、下）；《破碎的家庭》；《红卫兵串联》；《“文革”反思》（上、中、下）。层次与次序有些颠倒，有的涉及到个人，又有的不涉及到个人，我仅仅是以个人的眼光去审视“文革”运动。
我对“文革”的态度很明确。“文革”是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紧密相连的，没有人可以否认毛泽东对创立新中国所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但其晚年错误确实影响到他的历史定位和历史形象。
我曾想过，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国家会怎么样？结论是，肯定比现在要好！但历史没有“如果”！
“文革”留给我的只是伤痛，是我步入社会接受教育的第一堂课，永远不能忘怀。我从“文革”认识到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人们相互争斗，没有原则和同情。

仅以此短集来追忆我跨进社会的第一个十年。


从明天开始，我将发一个新的短集《在生产一线》，
叙述我当货车驾驶员的经历，我选用秋菊作为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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