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泽：西楼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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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此文献给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   
    献给曾经生活在地安们大院的孩子们。
    重剑无锋，我努力以朴实无华的语言，
    讲述那些快被人遗忘的孩儿时的故事，
    寻觅永远深藏的情结……

    1966年8月18日，我们北京四中初二年级的红卫兵也在天安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从此，我们这些带着红底黑字红卫兵袖标的“老兵”，更加狂热地追求革命的理想和事业，随着“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逐渐控制了运动的主导权。我们四中的“西纠”也被逼到了绝境，我只好回到小学的母校——八一学校，参加了“联动”，以八一学校为根据地，和“战友们”过着拉上电网、安上警铃、养上狼狗的日子，坚持着最后的斗争，直到这个据点在一个夜晚被数千“造反派”一举攻破。我在地安门大院的对门邻居金小丁和大批同学被捕入狱（后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干预下全部释放回家）。我侥幸逃脱了这次围剿，从那以后“联动”解体，“老兵”的一切组织基本被摧毁，我们的“大革命”陷入了低潮。

    那已是1967年的夏天，我从学校回到了地安门大院，过上了“逍遥派”的生活，由“路线斗争”转入“线路斗争”——即自己动手制造半导体收音机。

    我投身于制造业是受了总参军务部几个孩子的影响，在我热衷于四中和八一的“战斗”时，武保国和苏蓉生就已看破红尘，玩起了半导体。正当我无所事事之时，武保国带我到他家参观了他的小作坊：一张桌子上摆满了红红绿绿的导线、铮亮的漆包线，还有像巧克力一样平滑的磁棒，冒着热气的精美小烙铁，银白色的焊锡，气味芬芳的松香，各种颜色的电阻、电容，而比较昂贵的三极管和二极管放在一个别致的小盒子里，最引起我的制造冲动的是半导体的外壳：那是一个2P3型半导体外壳。要把所有零件挤进这只有两个香烟盒大小的塑料盒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要精确合理的布局外，还要把它弄响，这简直太神奇了！武保国告诉我怎样选择图纸和各种零件，怎样建试验板，调试好以后再进行外壳里的布局；在哪里购买较便宜的零件等等。从此，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可我总是遇到两个重复出现并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在试验板上调试好了，但装进盒里要么声音失真，要么接收台变少了，要么杂音很大，要么方向性过强，要么干脆只有电流声。二是2P3的小盒我装不进去所有的零件，主要原因是导线太乱太长，焊点较大，乱糟糟地盖不上盖儿，使劲一压就短路了，最后只好放弃2P3,而采用65型的外壳（比2P3大约一倍）。每次遇到保国，我的心里都很自卑，同时又很羡慕他心灵手巧。而苏蓉生（外号“菜巴”）更加让我不解：他似乎永远在一个大试验板上调试，电池也大，喇叭也大，把一间屋子弄得嚣叫声不止，好像他永远在做某种试验，从来不急于制作出成品。我承认他理论上比我强，但由于见不到像样的、能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所以还是不大服气！有一天他说：“巧鸽，我们比赛把电池的正、负极放在舌头上，看谁坚持得时间长。”于是，我们各自拿了一个9伏的方块电池，只一小会儿我就不想坚持了，那滋味真是不好受，蓉生坐在我对面并不放弃：他瞪着眼，口水顺着舌头流到桌面上……我说：“你赢了！”后来我想：这才9伏的电池，歌乐山上的革命先烈们承受的电刑那才真是了不起!

    以后很多孩子都参军了，保国去了西安的一个陆军通信修理所，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他的特长。我到海军当了报务员，成天摆弄7512收信机和电键。而蓉生终于和无线电不沾边，到成都军区当了一名步兵。

   “菜巴”的弟弟叫苏荣健，如今也是人五人六的老板了。可小时候很调皮，不知为何大家给他取了个恶劣之极的外号：狼孬。“菜巴”和他弟弟的性格大不相同，“狼孬”不玩半导体而玩弹弓。他家住五单元，军务部另一女孩儿张录波（小波）也住五单元。小波、我、“菜巴”同岁，可女孩儿的发育比男孩儿早，小波那会儿已经是身体浑圆而且起伏有序了，她还是什刹海体校跳水队的，皮肤晒成健康的古铜色，很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个叫宁静的演员。有一天，小波穿过篮球场回家，我们一群男生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打闹，像摇镜头一样齐刷刷地看着她的背影：小波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衣，非常合身，小辫儿一甩一甩的，突然，“狼孬”拿出弹弓说了声“看我打她的屁股！”声响弹着，三、四十米开外正上台阶的小波一捂臀部，回身怒视着我们，我怕极了，生怕她以为是我打的。这时，“狼孬”说：“她是我嫂子！”那时对我们这院里的孩子来说，即便有哥哥、姐姐，年龄最大的也就是高中生，谁都没有恋爱经历，更说不上谈婚论嫁了，嫂子是什么概念根本不清楚。“狼孬”此言一出，大家都很茫然……不想真被他言中：若干年后，他哥哥苏蓉生娶了张录波，生了个漂亮的女儿，再往后他们劳燕分飞，一个定居加拿大，一个在美国。苏荣生又娶了一个台湾太太。

    说起张录波，其实我们俩才是青梅竹马。我父亲是1958年最后一批从朝鲜撤回国的，我也随着从朝鲜回国，来到八一学校上小学。起初我们家住在广安门白广路的志愿军办事处，后来父亲调至总参军务部工作，我们家就搬到了地安门西大院。记得第一餐午饭是在军务部食堂吃的，那天小波见新来一个男孩儿，就帮我买菜买饭，双腿跪在板凳上给我摆碗和筷子……勤快地像个小主妇。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这个能干利落的小女生：梳着两个小刷子，又瘦又小的柴禾妞儿，还很会照顾人！吃完了饭，她像个姐姐似地拉着我的手送我回家。

少年时代

    有一年放暑假（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吧），小波问我想不想借小人书，说她们米粮库小学今天中午借书。那个年月哪有不爱看小人书的孩子呐！我随着她来到了米粮库小学，学校院落里已聚集了上百的孩子。小波把我安排在一个队里排着，叮嘱我就说是某某班的，她随后排到了队尾。队伍向前慢慢地挪动着，突然一位女老师在前面大声问我是哪个班的?我按照小波教我的内容回答着：是某某班的。这时一部分学生喊了起来：“他不是我们班的”，随后有更多的学生喊起来：“他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厉声道：“出去！”，更多的声音：“出去！出去！”我低着头从队伍中走向校门口，回头看了看排在队尾的小波，她也在看着我，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她那怜悯、自责的眼神。
参军之前与女生的交往很少，即便偶尔接触也是看谁都是姐姐，真正尝到恋爱的滋味是在参军以后……

     那个岁月，除了玩半导体是小范围爱好外，到什刹海溜冰、到八一湖游野泳、出去打群架以及外出与总参其他大院的孩子赛篮球都属于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我们成群结队地骑着锰钢永久13型自行车，穿着黄军衣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呼啸而过，并飞扬着整齐的歌声：“铁锁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留英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那时的交通警和空军穿得差不多，上绿下蓝，只不过帽徽是圆的国徽，而不是红五星，两臂带着白套袖，看到我们过来，立即钻到岗亭里，视而不见，因为红绿灯对我们不起作用。这里有孩子头儿“鸭子”高佩璞，有“老四”高佩璟、“三炮”郑威（他经常背一个军挎包，里面放着板砖），还有“疤癞”连凯、“菜巴”苏蓉生、“胆子”李德、“道奇”李冀平、“眼子”张皖生、“拐子”李文成、“W”徐保东、“赖皮”张和平，有时还有“猴四”谭京生，我当然也在其中，车队后面跟着的是年纪再小点儿的弟弟辈儿的金晓东、高佩琨等。

我个人还有自己的爱好——读书。在那停课的日子里，我读了《红岩》、《水浒传》等，尤其是读了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又受到战斗英雄麦贤得事迹的鼓舞。特别是有一天四中的同学刘源（当时刘少奇还未彻底蒙难）和薄熙成、朱汉宾穿着军衣，他们居然带着红领章、红帽徽到我家来吃午饭（在军务部食堂打的饭和菜），饭后我们一起骑车去了位于西四的一家很小门面的奶制品店，我请每人喝了一罐酸奶。聊天时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团当兵锻炼。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从此我渴望当兵的心思与日俱增。到了1968年开春，我早已过了16周岁，竟然在家和我爸爸哭闹起来，为了要当兵绝了食，我爸我妈只能一声叹息，他们约见了海军军务部杜部长来家谈话。
   
    一天，军务部一位叔叔叫我到住在科委楼的李莉娜、李燕军家开个会，通知我和云金昌、李莉莉，还有一个姓叶的女孩共四人，乘次日的火车南下，两个女生在南京下车，去某部队报到；两个男生在上海下车，去东海舰队报到。我们每人领到一张硬座的火车票，要求保密。当晚，妈妈帮我收拾着唯一的行李：一个军用挎包，告诉我到部队什么都会发齐的，她嘱咐我说：“到部队要听领导的话，少说多干。”又喃喃道：“这一走就是三年……”我马上说：“我明年就回来看你们！”妈妈说：“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海军每年都在北京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明年我就是东海舰队的代表！”妈妈说：“好孩子，有志气！”

    当时我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一付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模样，在当兵的第一年，我并没有当上什么“代表”，但“五好战士”的喜报由街道有关部门敲锣打鼓地送到了地安门大院军务部管理科，这都是后话。我有个好习惯：每天早晨到五楼顶的大平台练哑铃，这使得瘦弱的我在入伍以后受益匪浅，无论是演习还是行军拉练，我总是冲锋在前，从不掉队。

当兵的岁月
   
      一大早醒来，我想再最后看一眼北京城，于是来到了五楼顶。地安门西院已被晨曦唤醒，战士们开始出操，紫禁城和北京市少年宫那古老而神秘的面纱正徐徐撩开，琉璃瓦泛着耀眼的光辉。金小民拎着一对哑铃来到平台，诧异地问我为什么不带哑铃，也许他是看到我庄重而无比留恋的神情后，就不再多问一句话了。中午，我该到景山东街乘111路电车去北京站了，妈妈只送我到她的卧室门口，只见她眼里噙着泪水，什么都没再说。而那天，压根儿就没见到我爸爸。

    就在我满怀少年时代的回忆伏案记叙，文章即将脱稿的时候，我94岁的父亲去世了，我和弟弟继东成了没爹没妈的孩子。父亲的告别仪式恰逢农历的七夕节，生命轮回，他老人家去另一个世界和我妈妈团圆了！

    我们男孩子从小就玩不够，都说男人长得再大都是孩子。因为事业、家庭及各种责任，我们不得不和“玩儿”有些许的陌生了。今天，在我们后“知天命”时代，大家又回到了原始状态，有组织有规模地玩儿了起来，这样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就好似半个世纪前那地安门西楼的晨曦。

                                            2010年8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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