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 东湖风云录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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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 东湖风云录第二章

第三章　江城的深秋

　　１９６６年的国庆节，在武汉出现一个关键的转折。此前，武汉文革运动主动权掌握在中共湖北省委手里，省委运筹策划，提出运动口号、判断是非曲直、确定打击目标、引导舆论方向，坚定的省委和各级党委组织处于运动的主导方面。但从１０月始，湖北省委不得不在每一件大事上，被动地跟着迅速发展的造反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前行，尽管苦恼十分，矛盾重重以至狼狈不堪。此后逢重大事件，省委不得不面对造反民众，或者对等商议、谈判，或者低下认错。学生运动迅疾蔓延全社会，革命造反派学生的激进言行感染社会各个阶层——工人、干部、市民，武汉开始出现两种公开的思想流派，以至各种群众组织。各级党委控制能力随即下降。９月称之为多数派的学生，和受他们影响的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工人群众与居民，这时变成了所谓的“保皇派”，武汉话称作“保宝”，他们将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倾注在具体的党组织甚至个人身上，还只能唯省市委之命是听，结果跟着省市领导日趋被动。

　　一、省委负责的反思

　　１９６６年国庆节，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明确指示湖北省委必须作自我批评，并承认９月大闹武汉三镇的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是革命闯将”。尽管湖北省委思想十分不通。

　　在省委组织大批学生进京串联后，武汉一下子似乎安静了许多。省委领导终于得以冷静研究运动形势，反思前段运动做法和不足。虽然领导们并不知晓前途即将失控。

　　反思从９月３０日开始，是日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一开始就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开始犯左倾蛮干，搞得不脱糊就犯投降主义、逃跑主义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基本上没有犯，今后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担心骄兵必败”。接着，在国庆当天，１０月２日、４日，又接连召开了书记处、常委的多次会议。通过系列会议，省委常委频频交换了观点，统一了认识，总结了不足，也坚定了信心。情状概括如下：

（一）反思省委的缺点。

　　张认为：“８月３１日在湖大开会，不该退场的，当时退场是为了支持左派（按：指多数派的坚定核心人物），对少数人示威。９月４日会议上的讲话，成绩讲多了，缺点讲少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样的话可以不讲。讲出来了好处是给左派撑腰，给中间派指明了方向……武大９月１２日开庆祝会，我们坐了三十辆汽车去参加庆祝是示威、是支持左派，闹革命，打我们不行。红卫兵总部成立，我们坐了几部车去了。中南局文化小组提了意见，我们没有表态，可以坐可以不坐，当时的思想，你要压我，我就示威。采取别的办法给左派撑腰可能更好些，更恰当些。王树成的讲话没有错误的，不请树成讲，叫学生讲好，有的学生比我们讲得清楚，讲得厉害，有几个小节上显得我们很笨，不策略，搞大民主”（９．３０）。

　　显然，这里仅仅是讲一些具体方法的缺点问题，也承认中南局觉得大队汽车浩浩荡荡示威未必妥当。要说明的是，运动动用汽车检阅、游行示威，在６６年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按张体学讲，已经检讨两次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准备检查十次。当然主要是总结工作，找出经验教训，以便更好的工作。任重同志……讲了三个观点的思想，是不要骄傲自满。一个是对南下同学的革命串联问题；一个是不检讨的问题，一个是保护少数的问题”。但是，张认为：“同志们讲，省委到底有没有方向路线的错误，说肯定的是没有盲干，左倾，没有逃跑，没有镇压学生，某一个学校——工学院有，但罢了官，我们作了检讨……我们的大方向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执行当中这错误那错误都是有的，这一点要给多数派、少数派讲清楚，如果有方向性错误，本地的学生都不会放过我们。千句话，万句话，就是不要骄傲自满”。（１０．２）其后又提出：有几个问题考虑一下：“一、整个讲湖北省委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是大前提，可不可以这样讲？二、我们没有搞乱，没有放羊，支持左派、团结中间、做少数人的工作，这种做法对还是不对？三、对南下学生串联开始不明确，不明确工作做得不够，后来逐渐明确了，明确了工作做得够还是不够？……前一段斗争笨，以后要有适当的词句讲一讲。……犯错误不要紧，中央会谅解我们。主席早就讲了，允许我们犯错误；我们是革命学革命。主席了解我们正确的错误的东西就好了”。（１０．４）

（二）涉及王任重的认识与心情

　　张体学在国庆节的会议上谈到：“任重同志检查的几条，我同意。以省委的名义检查好了，对赵桂林肯定他是革命行动，将来是什么人我们不说”。“道琦、树成、衍授把情况向任重同志去汇报一下，任重的心情我们是知道的，打了胜仗怕我们骄傲，搞得紧张的时候又怕我们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可见，湖北省委对王任重当时内心矛盾十分体谅，王对武汉问题斟酌来盘算去也煞费苦心，所谓打胜仗是指对付不同意见群众，压制取胜；搞得紧张，是指和部分群众形成对立。“我们的思想和任重没有分歧的，但有一个过程。任重同志在那里考虑问题，我们接受，再和积极分子讲，有一个过程。工学院十几人谈了两次还有距离，赵桂林走了，欢送他，不能说是真诚送他，那说不通的，从保护赵桂林出发，左派思想容易通。”“为了任重同志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已经开了十六次会议，三个不够要坚决作够，坚决改正错误。但是有一原则，成绩是不能忽视的，不能采取娃娃的办法，肯定一切，否定一切。如果我们把所取得的成绩否定了，这也是方向性的错误”。

（三）涉及对待少数派问题

　　几天的会议，实质上谈论甚多的是如何对待少数派学生，一个方面，张一再强调了要正确对待（以前不然），另方面，大家又对少数派看法不好。９月３０日，张讲了一段中肯的话，反映出当时人们认识两派的实际问题：“１。对少数派要做艰苦深入的工作，要承认他们是革命的。有没有坏人？有的，但百分之九十九是革命行动。但他们的方法不对，两类矛盾没有搞清楚，把我们当敌我矛盾了。我们对首都红卫兵接谈了五次，第一条肯定他们的大前提大方向，他们全部是革命行动。在这个前提下，指出他们有框框，不赞成他们的办法。……他们自来红的口号怎么样？（按：南下同学也以“自来红”口号标榜革命，当时这种“左“的提法十分普遍）我说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你们在彭真时代是受了压制的，但主席的教导要团结大多数。对少数派的工作难做，做一个人的工作比做多数派一千人一万人的工作量（还大）。这些人最大的问题是犯形而上学，犯主观主义，有一个绝对虚荣心，明明打了败仗，他不承认。２。他们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弟，对这些人要满腔热情，诚恳帮助，耐心等待，不能要求过高过急。方针是保护他们有发言权，力求避免过分的刺激。原则不让步，方法让步。武测游行、静坐、绝食都参加了，学校不饶他。少数派有偏激情绪，多数派也有偏激情绪，绝对否定，绝对肯定，对省委不能讲有一点意见，一讲他就干，多数派横蛮不讲理，但对他们不能泼冷水，要坚决依靠，坚决支持，也要做耐心的工作。对少数派要保护，满腔热情做思想工作，对多数派也要支持，也要做说服教育工作。因为他们对立情绪已经对立了一个月，两边做耐心工作，讲党的政策，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头脑清醒，不会出大问题，搞得不好不是犯‘左’倾错误就会犯右倾错误，搞得不好可能变相镇压学生。”

　　话还是比较实际、中肯的。若省委后来按这愿望去做工作，少数派和多数派也真正听话领情，“全面内战”是否可以避免？群众与领导的冲突也不至于变得那样不可调和？

　　张又讲了对少数派的估计，有的也是当时情况：“本地少数派，人数不多，能量很大，一高压，二造谣，三赖。他们赖，还有人同情的，领导也有冷静的头脑，灵活的方法，小规模的战斗。大方向我们没有犯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对本地和外地少数人多接谈，磨时间，把前一段好的东西要发扬，错误的东西要纠正。人大再来一百人没有什么关系，本地少数派不敢大闹。因为我们少数派是绝对的少数，多数派是绝对的多数，与北京的情况不同”。这里讲了当时实情，但也过低估计了少数派，仅仅几天以后，武汉本地的少数派就敢大闹了。

　　省委副秘书长张华接着谈得更实际：“少数派感觉压力很大，抬不起头，有个人去贴大字报都贴不上。他们很顽强。左派的精神很好，寸步不让，跟踪追击，走哪里跟哪里，他们放毒，我们消毒。他们讲的观点有的是一样的，有的不一样，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对的，尖锐对立。根据这种情况，要设法扭转，如果弄得太紧，可能出一点小乱子。做少数派的工作，省委是在做，看来必须交给多数派做，把牛牵下来，心平气和地做工作，我们做了不能代替左派做。左派和他们的感情还不能团结起来，仍然依靠多数派团结少数派。现在的局面要扭转过来，关键不决定于少数派，而决定于多数派，我们的策略思想，左派没有完全接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工作就做到家了。要想做少数派的工作，首先要做多数派的工作，通过多数派做少数派的工作。做多数派的工作，首先抓骨干，把骨干思想统一起来。少数派的意见不能充分表达，一表达就迎头痛击，再就是夸大曲解，少数派很不服气。少数派是三种情况，一种是别有用心，一种是动摇的；一种是转变过来的。对少数人转变过来就欢迎，对个别比较反动的，不忙于迎头痛击，先把这一部分人争取过来，最后把少数派孤立起来”。尽管张秘书长这里不得不把话最后落在“孤立”少数派上，这是官话；但也谈到关键是先做多数派的工作，因为少数派的意见不能充分地民主表达。此为问题的症结。仅仅３个月后，他也站到造反派一边去，开始揭发王任重和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了。

　　１０月１日，王树成书记也讲：“把少数派的好大字报搞一点（按：指发表）…对少数派说是敢干敢闯的精神，对多数派，在少数派情况下，有一股干劲很不容易”。显然，王书记也已经看到多数派不如少数派有敢想敢闯的革命精神。毋庸质疑，比起一个月前，省委对少数派毕竟有了较为感性和较为客观的认识。

　　到１０月２日，张体学也说：“这次检讨，原则肯定成绩，一定要保护少数。关于保护少数的问题，给多数派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做少数派的工作，要有时间。吵了嘴，感情要融洽是不容易的，没有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是搞不好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取得的一些经验，让你骂，去造谣、污蔑……欢迎南下同学，我们从来都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阴谋。但是已经形成了印象，他说湖北是阴谋，湖北武汉的学生说他是一小撮。这样的人不多，最有首创精神的只有二十几个”。４日，张提出：“……三、对南下学生串联开始不明确，不明确工作做得不够，后来逐渐明确了，明确了工作做得够还是不够？四、本地少数派要成立红卫兵总部，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要被动的”。

　　从几天会议的发言看到，省委对少数派的认识在努力跟上形势，主观上他们还不想压制少数；少数派要求建立自己的总部，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省委对此比较清楚，所以，在整个１０月里，对支持造反派学生建立自己的造反司令部，省委还是积极主动的。

（四）工作方法

张体学说：“我们到个学校去活动，报纸上登多了，可以不登。到个学校做工作是对的，话讲得不多，抓了不少辫子。革命委员会开一个会，对省委的好处讲多了，有的话讲得很不恰当，他们针锋相对。有个学生喊‘张体学万岁’，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也不敢这样想。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坚决做。主席批评我们讲坏的非常抽象，讲好的非常具体，我们要多搞几条具体的东西”。
王树成补充：“对多数派的好处说抽象一点，对少数派的好处说具体一点”
张体学说：“对红卫兵司令部最好的方法，他们要辩，我们不辩，免得把他们的感情伤害了。在实践中有些小环节显得笨，不虚心，有些骄傲自满，……罗小海讲我们身边有一个定时炸弹，主要是措施下不去，所以他有这样的感觉，左派的工作也是难做的，湖大如果是赵抱一挂帅，早压跨了。……把学校的观察员撤掉，完全作一个旁观者，了解情况，小局犯错误影响大局的。把学习毛著，团结斗争的旗帜举起来！坚决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我们不管大检讨、小检讨，还要找革命委员会主任来商量，他们通了，才有力量。
王树成插话：“高干子弟要具体分析，漆林、小何不应该算。多数派也是学生运动，怎么多数派不是革命精神呀？”（按：指大家批评说多数派缺乏革命精神）

　　在３８年以后看来，这几次会议开得总算心平气和，冷静客观，认识较为中肯；就按当年的政治标准来看，省委不算“走资派”，学生也不是“反革命”。遗憾的是，湖北省委领导对文革究竟要做什么，毛主席究竟要干什么，心里没底，他们尚未从运动初与群众的对立情绪中真正走出来，没有与造反学生就运动走势取得实际共识和相互信任，其良苦用心没有得到所有群众的理解——包括支持省委的多数派群众理解。后来，以上会议讨论记录被公诸于众　，遭到“上了脸”的青年学生严厉指责，也没人冷静地承认省委曾经力图改善与造反群众的关系（虽然他们也一直认为少数派里必定有反动的右派学生在作祟）。

　　张体学提出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大冲击，我们欢迎。还要冲四个月，这是革命洪流冲击”。情绪仍是高昂的。不过，省委依然心有余而力总是不足。到了１０月，精神与实际都发生了省委绝对无法预料的变化。
二、批判“资反路线”在武汉

　　王任重参与起草林彪国庆讲话，他完全知道讲话稿中所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提法的所指与高层争论的内情，他对湖北武汉运动的态度也在迅疾改变，比如承认９月大造省委反的赵桂林是“革命闯将”。１０月６日，留在北京的武汉造反派红卫兵，参加“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誓师大会”；旋即回到武汉，造反派红卫兵逐渐掀起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运动中心围绕落实中央军委１０月５日“紧急指示”，少数派要求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平反，批判各级党组织所犯压制群众的错误；维护传统秩序的多数派，坚持认为前段省委掌握的运动大方向没有错，遂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保皇派”。由于相互利益冲突，认识截然相反，既往思维惯性、驱动能量都非同小可，群众分裂已无可避免。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对运动做了重要系列讲话，他说了“我闯了一个祸”，即批发了第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以及写“炮打司令部”。十一中全会他就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工作会议和今后传达的会议，有大量思想工作要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但也“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后来情况说明，毛泽东主席的估计基本是对的，阻力和对抗依然如旧；对于情况的转变，毛也乐观了一些，实际上对立与不通是大多数，毛的社会变革愿望和良苦用心，他的继续革命实验，受到了他培植和训导的党政领导体制性的阻截。

　　在武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大致有这些行动：

　　（一）抢广播、平反、抢“黑材料”。造舆论成为第一需求。少数派从自己花十几元钱安装晶体管收音机，带几瓦的小喇叭宣传自己观点，发展到袭击多数派掌握的院广播台，需要夺取高音喇叭宣传中央精神和展开批判。争夺为了生存与发展，捍卫为的稳定与永恒，理由在层面上都是维护共产党的江山政权，两下势必发生碰撞，造成首次的校内冲突。以水利学院为例，少数派的各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包围行政大楼，强大的多数派学生，在学校部分教师职工支持下，严防死守，巍然不动。其间院文革的广播不断发出保卫文革会的号召（１９５７年人们曾英勇地保卫了广播台，阻止右派学生强行播音，记忆犹新），群众蜂拥而至，广播谴责造反派围困大楼，行政职工难以上班，无法发放当月工资；蛊惑之下，群情气愤，叫骂四起。不料出现戏剧性变化，总务处财务科科长叶正富（年近花甲，１７级，财政部下放于斯），毅然扒窗户进入大楼，在财务科窗口亲自发放工资。结果全院都去领了工资、助学金，他也落下不少“通造”的指责，不久，这个老头儿就带上了造反派红卫兵的袖章。

　　少数派——造反派要求院系交出整学生的“黑材料”，更成为两方斗争焦点。从５月起，各个学校通过各种形式，整理了部分学生的材料，有的内容出自档案，有的出自社教、四清中清理思想的文字和记录（武汉以往没有打过“反动学生”，但在６４、６５年“四清”里整理了“问题学生”的材料）；在７月批判学生群众的高潮，又集聚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材料和个人材料。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１０月５日的“紧急指示”，要求的就是要销毁这些有碍于运动发展的材料。与干部职工普遍的心态一样，挨整的学生最恨—也最担心的是这些“黑材料”，参与整理和保存材料的各级干部与学生积极分子，要保护的也是这些，一个是为了证明以前“我整你没有错呀”，二是为了在运动后期靠这些东西处理他们心中“真正的”右派学生，不是中央发布的“１６条”也讲了吗？！

　　对于此，武汉邮电学院“风雷激”评论员当时写有短文《抢！抢！！抢！！！》：“广播台不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怎么办？抢！将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黑材料不交出来怎么办？抢！！抢得好！抢得有理！”

　　北京的学校、机关，武汉的学校，其实在１０月、１１月，乃至１２月，两派冲突的一个焦点就是交还是不交，烧还是不烧（黑材料）！问题闹到常常要中央领导（甚至周恩来亲自）出面表态是否应该“抢”黑材料？来支持销毁黑材料。

　　材料问题也涉及个人档案。１０月３０日陶铸接见湖南群众，有人问该不该公布个人档案材料，陶答：“个人档案不能公布，公布档案是不对的，如人民大学，有一个人有历史问题，廿年前参加过三青团，交待了的，他早不公布，迟不公布，偏偏在他写了郭影秋的大字报后，就公布了，这就是打击，这就是整嘛”！１１月１８日关锋、戚本禹接见武汉造反派，戚就非常气愤地挥着手说：“公布档案的这些作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最恶劣的作法！”“你们是造反派，要敢于给被打成的‘反革命’平反，不要一见‘反革命分子’就害怕，不敢沾边就不是左派”。

　　一个综述记载过陶铸与周恩来一起回答过群众有关“落后”与“材料”的问题：“他们承认文化革命前一部分人因出身或者一时表现，被僵化地看作落后分子，受歧视，不被重用，有的甚至被看作敌对分子，并在档案中放了材料。运动一来，他们的怨气对领导发了出来，对传统的所谓‘先进落后’、‘革命不革命’，对档案的作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实际上，面对群众运动一开始暴露出的纷争，善思考的知识分子内心业已明白，这些早已超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５０天’的问题，特定的政治文化——从苏联学来的人事档案制度的某些弊端，特别是６０年代初的阶级理论，走到极端，已造成社会上人与人的实际不平等、不公正，人格的扭曲。当时团中央临时书记王道义传达周总理在国务院部长会议的有关讲话，提及档案问题：‘运动一开始就排队，这是很错误的，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也作了回答，而且提出以是否赞成文革，是否造资反路线的反来划分左派右派。陈伯达说：‘先进的变成落后，落后的变成先进……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１０月１５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多数派）召开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１０月１６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派大、中学生）联合召开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两个会两派比着开。“批判资反路线”业已成为武汉全体学生的革命口号。自此，武汉市委将常委活动迁移出解放路市委大院，先后转到胜利饭店、江汉饭店办公。

　　有人回忆：“在北京串联期间，我们学校在北京的同学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名字就叫红十月造反公社。我们一成立，在学校里就是多数……第二次上北京的时候，跟北师大的人一起受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当时好象是武汉机床厂的一个工人汇报武汉的文革情况，戚本禹比较没有耐心，几次要打断汇报者的发言，关锋压着他。戚本禹讲湖北文革的主要矛头要对准王任重。当时我们住在北师大，王任重还是文革小组成员，也派联络员来向我们摸湖北的运动情况。当时我们觉得心里犯难，都是文革小组的，到底怎么回事？”

　　１０月中旬，各学校由原来工作组出面，校文革委员会主持，给被批判的群众平反，在大会上也公开交出所谓黑材料。但是被整的人和造反派并未买账。他们提出来“自己解放自己”。有回忆提及：“１０月１３日（或１４日），省委工作队召开全院大会，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宣布给运动初期‘反右’中被整的同学平反——销毁材料；但是，造反派坚决不同意由工作组执行的平反，坚持要彻底批判湖北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错误，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给自己恢复名誉’。我未去参加这个大会，只听见远远的喇叭叫我们一些人的名字，但半天没有回响，麦克风前有人在小声说‘人呢’？是啊，人到哪儿去了呢。不过当初的材料，已被复制转移，工作队的行动不了了之”。“水院‘井冈山’兵团那时集中精力在为郭明正同志平反，我不清楚当时是通过什么渠道，他们说服了公安部同志，居然放他们找到部长谢富治副总理，谢听了汇报，说：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看不像嘛。这是谢富治第一次与水院发生直接关系。就这句话，他们向省公安厅传达，厅里那时还无所谓派别组织，从政法角度和程序认真研究之后，不赞成抓捕郭的意见占了上风，就决定将其无罪释放……造反派则利用批判‘资反路线’，宣传了北京、全国形势，争得了革命的人权、地位，团结了观望派（中间派不赞成整群众，也害怕整群众，但又不完全同意造反派中激进分子的言论、冲杀行动），为造反派最终形成水院的多数，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１０月１８日，王任重就武汉文化革命问题写出检查，公开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中央“１６条”公布前错误的责任由王任重承担。王在１９日接见红卫兵活动和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被迫去海南岛养病（陶铸一再请示，毛最后同意了）。武汉群众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中南局书记或中央文革成员大人物地位的可动摇性。不过尽管时兴的口号是“猛攻王任重，火烧张体学”！造反群众对他的检查是否真诚、是否可以接受，好像已经不再感到太大兴趣，他们正忙于成立全市的红卫兵组织。

（二）组建造反司令部。１０月下旬，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商讨成立统一司令部一事，湖大、华工代表未能取得领导地位，旋而退出组合，自行组织本校的造反司令部。１０月２６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举行成立大会。该红卫兵司令部后简称武汉二司，以区别于先期成立的湖北省委支持和组织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湖北省委派员与会表示祝贺。武汉测绘学院党员学生杨道远被推选为司令员。

　　王绍光在１９８０年代调查采访后记载为，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现在华工和湖大，他们的代表认为自己功劳大，他们为筹备司令部起草了宣言和章程，并希望别人承认其领导地位。“他们的气焰激起了其他代表对他们的强烈反感。为了消除他们占据支配地位的可能，后者建议，只有历史清白的党员才能成为主要领导……结果，武汉测绘学院的学生杨道远被选为未来的这个司令部的头头，尽管他在当时并非很有能力胜任这个领导工作”。

　　武汉大学有当事人回忆说：“在文化革命中，能起来反对党委的少数派学生也是以华中工学院最多，因此在成立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时，也是以华中工学院为主体。大家几乎都愿意由他们学校派人出来担任这个组织的司令。不知是什么原因，最终华中工学院就是没有参加。而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在武汉市独占一席的‘新华工’。

　　“在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里面，原来打算是由华中工学院的同学担任司令，由其它几个学校的同学分别担任副司令。实行常委学校制。武汉大学由于出来的力量不够强大，人数也不多，所以也只是给了一个常委学校的位置。在华中工学院不能来的情况下，这个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就由武汉测绘学院的杨书贵同学担任代理司令，杨书贵就是以后在武汉市文化革命中声名显赫的杨道远。

　　“继而，杨道远求见张体学，是为了办报的事，主题也就是关于报纸的一些主要问题。具体的说就是１、经费；２、交通、３、印刷；这三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结果，因为在办报这一点上是早己达成一致的。第一，经费问题是张省长不要杨道远多说什么，立即交给杨道远一个存款折子，并告诉我们，这是定额取款的无限存款取款折，每一次只能最多取到３００元钱，但是随时取都行，每天不论你取多少次，只要每次取款不超过三百元就行。这在当时的我看来，真是一个聚宝盆了……当时的三百元钱真要办好多事。第二件事是交通，这件事也很快办好了，那就是张省长由省政府车队指定一辆英式吉普车为办报的交通工具。第三件事是确立印刷单位……这件事张省长说，我己经交代下去了，你们的报纸就在湖北省印刷厂印，一切费用由省政府结算，不用你们费心，你们只负责办好报纸，宣传毛泽东思想。正事办完后，张省长非常亲热的拍着杨道远的肩膀说‘你们是革命小将，世界是你们的，我们这些人不行了，跟不上形势了。国家的前途就在于你们这一代了。’听到这一些话我真是激动非凡……”　这段回忆之宝贵，在于道出了当时省委对造反学生成立组织、办报搞宣传，还是真心支持的；对于文化革命和互动着的彼此，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是十分虔诚认真的。

　　有回忆说：“１０月的水院，对造反派采说，仍如节日的狂欢，每天都有新鲜事件出现，造反派自己装的广播，每天都播出理直气壮，时时又带着冷嘲热讽的批判文章。好多年后，一些外地来过水院的大学生，还给我提起造反派就像在播送‘九评’一样的起劲。走进造反派集聚的６号教学楼——革命造反楼，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法国历次革命中的巴黎市府，或十月革命时的斯摩尔尼宫，有同学感到６号楼的大阶梯教室，好像当年法国各派争吵的‘国民议会’。……不管怎么说，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在水利学院是关键的。院团委的主要干部，是院党委一手培养出来的骨干，他们和一批政工干部、政治辅导员，反对党委如此对待学生群众，造反参加了少数派的活动。他们也成了一批核心人物”。

　　与此同时，许多中学造反组织纷纷出现，其壮大得益于批判“血统论”和“资反路线”。汉阳三中的谢保安回忆：“参加文革…心灵深处就是有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不满，为改变这些有所奋斗。说参加文革是受感召或者是被蒙蔽，都过于肤浅，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把整个社会彻底搅动了，建国前的根根绊绊，建国后的矛盾纠葛，都是沉渣泛起，在这样的大力搅动之下，都表面化了。各个不同境况的人群，都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在革命的站队和语汇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造反派就是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力量，就是对于当权派使用抓反革命、右派或者纠缠历史问题为手段而排斥异己的不满，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终结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求得自身的解放。由于当权派随意打击和断送别人前途的行为由来已久，在文革初期的５０天又有一次高潮，因此这一倾向伤害的人数最多，受伤害也最深，同情他们为他们抱不平的人也着实不少，所以文革中他们就成了运动中最坚定的一群，在十年文革中间始终是当权派的主要对立面。特别是这一派在文革中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和两报一刊的舆论支持，逐步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和组织，就必然在文革中就成为了主流。我们当时衷心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就是对人世间的不平、对强者肆无忌惮地欺凌弱者怀有义愤，因为毛主席亲自为被当权派无情打击的学生平反，用非常激烈的语言来抨击那些恃强凌弱的当权派，是搞‘白色恐怖’和‘形左实右’。在造反派那里就具体到要反对把弱势群体作为打击对象，这非常集中地体现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关于‘血统论’和‘怀疑一切’的大辩论中”。“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敢正面针对三字兵的极左口号，主要是利用中央首长的讲话，如陈伯达和戚本禹对过激做法的批评。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之后，我们就和他们撕破脸皮干。本来三中的工作组组长是孙德华，与我个人关系不错，但是我们要革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一样参加抢黑材料。在舆论准备的过程中，组织上也做了一些准备，在极左路线中受到压抑的师生经常进行交流，有心心相印的感觉，后来就自然地形成了三中造反派的核心。这些人是三中最能干的一帮人，后来当权派不用这些人都不行。我们起来之后，就是要批判资反路线，我们积极参加怀疑一切的大讨论，所有的造反派都赞成。”

　　另一位当年的中学生　也回忆了学校新成立了一些组织，以区别于以前的那种红卫兵，加上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红旗”、“井冈山”各种前缀，他们的成员，“有的是从老红卫兵（当时老红卫兵因为不加前缀并与大多数其他红卫兵组织对立，已被贬称为‘三字兵’……）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其中的工农子弟，或原来是军干、革干……一部分是运动初期处于中间状态的职员、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或小工商业者的子弟。还有一些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一向胆小文静的女生，甚至有一批是运动初期的‘狗崽子’们……他们有的还成为一些组织中很活跃，很有势力的骨干”。

　　在以城市学生为主体的中学里，大致如此。而从笔者当时广泛接触过的中学里两派（包括中学里的“特动”学生）看，各种造反学生的核心和活跃人物，应该是工人、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职员）子弟，即平民子弟；许多省市机关干部子弟、军区干部子弟，则成为所谓“三字兵”的骨干，甚至坚持到１９６７年夏季。这一情况和目前社会学分析最多的广州市很相似，属于市民社会较为成熟的大城市的文革成员社会特色。

　　武汉的高等学校略有不同，造反学生以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子弟为主，主要头头多为农民子弟，也显示出地方运动的社会构成特色；而河南籍学生就有四个担任钢二司、新华工头头，以至次年谢富治到汉调侃道“怎么你们河南人都到武汉来当官了”。

　　为数不多的高干、中层干部子弟、革命军人子弟，按当时中央的号召一般没有承担领导职务，他们埋头实干、兢兢业业，忠实于革命造反；但邮电学院头头张某是新乡军分区司令员的儿子，其他学校也有一些属于“地市级”革命领导干部的子弟造反，但当头头的实在不太多。一些知识分子出身和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父母曾参加革命又脱党或受过党内斗争冲击的子弟，则隐之二线，从事幕僚、文字、调研、联络等实际工作，以支持、辅佐纯粹“红五类”的头头。有趣的是，不论学生的出身如何，当年热中于社会活动，如学校文工、体工、宣传（板报、广播）、学生会工作的学生，最先、最多造反，大概他们早已超越系、年级、班的正规党团组织体制，大破了传统保守的教育秩序，最少教条框框，最先在文化、思想的江河湖海联络遨游，他们最敏感和诚挚地接受了毛泽东革命造反的信条。武汉高校的这个特点，在全国其他文革的重点高校里也是非常类似的。

　　造反行动也始终以大喊大叫为先导。１１月初创刊的武汉二司“革命造反报”载文批判王任重及湖北省委，指责他们犯了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三）冲击三级干部会议。１１月２日，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精神，湖北省三级干部会议在洪山礼堂召开时，一批二司红卫兵试图冲进会场，宣传关于批判“资反路线”的精神和要求旁听传达，被工作人员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劝阻，陈进而表示如果省委还执行错误路线，他将和红卫兵一起造反“砸掉这个门”，幼稚激情的学生被笑眯眯的司令打发走了。多数派的舆论立即抨击二司冲击会议的粗暴行为。在１５日阎长贵接见武汉少数派学生时，学生反映：“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１１月７日同张华同志协商，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１）同意召开三级干部会，（２）保留参加权利，（３）我们揭发的材料要铅印出去（按：指在会散发）。三级干部会不能关门开，要参加批判大会。在协商过程中发生了工人斗学生三次，挨打的不说，在此情况下，中央精神得不到贯彻，地委，县委以下的情况更为严重”。

　　《革命造反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祝祝贺三级干部会议圆满成功》，希望参加湖北省三级干部会议的领导干部吸取省委在运动中的教训，把本地本单位的文化革命搞好，希有更多干部“安全通过社会主义大关”。华中农学院造反者给与会领导同志写信《火烧‘老革命’》：“你们是老革命吗？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否愿意继续革命，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

　　在北京，学生对阎长贵抱怨：“我们冲进会场是因为张体学撕毁了一个协议。我们提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三级干部会。大专院校红卫兵是坚决反对我们的。当时达成了一个协议，结果省委单方面突然开起了这个三级会议。因此，我们就冲进去。我们要列席会议的原因：１、张体学参加了制定十六条，但没有执行；２、不执行军委指示；３、篡改陶铸三点指示（按：指陶铸９月对省委和学生的三点指示，口径不一）。对省委我们信不过，要监督它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因此我们要派代表列席会议”。“１１月１日至６日省委仍然违背中央精神。协商张华不同意，回去同张体学同志商量……后来同意两点：１、参加一两次座谈会；２、拿材料来讲，达成协议……但我们要派代表团到中央请示。现在武汉地区的情况，比过去更严重，工人斗学生比九月份还严重，还动了武。省委合稀泥，４日早上韩副省长授旗给大专院校红卫军，现在多数派也在造反（和少数派对立）。张体学他们就搞折衷，不知省委如何执行中央指示，我们认为工人斗学生是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太深，搞不清楚湖北省委是怎样贯彻中央指示的。我们感到体学同志仍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是二司成立以后发生的第一次冲突事件，其后各执己见，没有解决。虽然阎长贵也劝说学生：“三级干部会议，中央的意见，红卫兵不宜于参加。不参加不就没有事干了？大家想办法来个会内会外结合，他们在这里开会，你们在那里去开，可以印材料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开，让他们内部去斗争，你们会主动。这样对于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个极大的支持。在适当的时候，请他出来做检查，你们争取把事情揭发出来。送材料进去一人一份，代表中会有同意你们观点的，等他们开完会后你们再开，开控诉会，一方面符合中央的精神，一方面又使他们在群众压力下开会，在这里有个争取群众的问题。不是有多数派吗？你们要争取，你们要相信大多数同学是受蒙蔽的，是可以争取的。你们是不是这样看的呢？”冲突之际，在１１月４日，由各学校东方红红卫兵序列的造反派（含中间倾向群众）组成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他们提出同意二司的观点，不同意一些激烈的作法，在学校和社会上也展开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活动，矛头依然指向王任重和省委。以后一段时间，武汉三司将与二司共同战斗，专赴广州揪王任重回汉批斗；直到１９６７年初分道扬镳。

　　１１月３日至１８日，武汉市委举行了全委扩大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今后两月主要任务是批判资反路线，发动群众，集中目标对准市委；搞好平反工作；切实作检讨，诚恳接受批评；作好还要大乱一下的准备。（《武汉党史大事记》）

　　三、造反工人组织的崛起

　　原来所谓的“左”、中派学生也纷纷批判资反路线同时，一个省委更难控制的局面终于出现，即工人造反组织的出现。本来，在八、九月南下学生在武昌活动时，一些年轻、有一定文化、有闯劲的工人，开始零零星星到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到省委所在的水果湖，接触到南下学生和本地少数派学生。在湖北大学的３１号楼，工人和学生出现早期的串联。湖大造反师生熟悉武汉情况，而南下造反学生起到串联纽带作用。

　　王绍光调查后认为，对于工厂、机关和社会上被打成右派、三家村分子、反革命的人来说，“与少数派学生有共同的利益……在８、９月份的时候，他们还不敢公开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些受迫害者顶多就是在自己的单位里建立起秘密的关系网，并通过它来讨论形势，交流看法，更重要的是彼此给予道义上的支持。……９月，武昌城区的湖北大学（当时为一接待中心）成为串联学生的大本营。一些心怀不满的工人也像少数派学生一样下班以后常偷偷跑到湖北大学……于是各种秘密网络形成了”。这些工人“如何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情况很快就引起了一些学生的注意，因为这可以成为反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新证据……１０月下旬，形势已毫无疑问地对造反学生有利，于是，这些工人积极分子终于决定摆脱疑虑公开宣布他们的存在。１０月２８日，武昌的这个网络第一次召开独立的群众大会批判湖北省推行的反动路线”。

　　（一）亲历者的回忆。一机部武汉锅炉厂的沈复礼回忆：“９月份，南下学生点火，说是要炮轰湖北省委。武汉的保守派红卫兵说湖北省委好，把他们说成是‘南下一小撮’。我当时写了一张大字报，不赞成一小撮的说法，说他们是南下学生的大多数；他们炮轰湖北省委不正确，但是按照十六条是允许的。当时湖北省委副书记王树成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在大字报中说这是要封学生的口，不利于发动群众。当时在大字报上署名的是我和武锅另外的４个人，少数派传抄我这份大字报，结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厂里组织大字报来批判我，发动人来贴我的大字报。当时感到很受压抑，不过同情的人也不少，但是赞成省委好的还是多数。在文革开始的５０天内，武锅有３人自杀，我认为这个运动方向是与毛主席的初衷不一致，我就站到了当权派的对立面”。

　　长江航运总公司船舶设计院的沙云乐回忆：“武汉开始酝酿成立工人总部的时候，有９２个人，我参加过最开始的几次会议，朱鸿霞说要去总部，我要在单位内部开展运动。……大概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份的时候，我到青山船厂做了第一次讲演，那里产业工人比较集中，在我讲演完后，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海员工人战斗总团第一团。我到二航局讲演之后，成立了第二团；然后依次是港务局成立第三团，航管部成立第四团，最后学校医院都起来了，一共成立了１８个团，总团设在长航机关里，总团是直属团”。

　　武汉锅炉厂的王光照回忆：“十六条公布，毛主席的大字报，都认为是打气筒在为我们打气，我们的胆子就壮了，去找工作队辩论，要他们赔礼道歉，交黑材料，做检讨，当时他们也确实做了几次大会检讨。中南局出了动静，李一清就走了，王心学接任工作队队长。秘书长是刘志兰，我们步步进逼，他们就步步设防，呈现胶着状态。因为跟工作队对仗，内部就酝酿成立组织，李洪荣当时没有浮出水面，我们就委托他在外面了解接触。厂里的勤务组由七个人组成，有孟运通、张桂申、李玉合、代诗玉、熊济堂、叶天彪和我。当时还没有正式分工，李、张、孟以找工作队谈判为核心，熊家住在测绘学院那边，就跑大专院校多一些，我和代在内部工作接触多一些。最后由李玉合和张桂申经办，把工作队搜集整理的黑材料给抢出来了，我们就把这些材料公布出去，黑材料上这个要控制，那个要怎么样，因为用这种方式整人极为不得人心，结果又促使许多人站到对立面上来了，最后造反派在武锅占７０％以上”。

　　工人李承弘回忆：“那个时候，我跟湖大的红八月经常有些接触，我们找到陈春茂，他说工人不让成立组织，我就拿了他的袖章，给了一个胡厚民，作为工人分部。……其实当时也有几个工人组织，第二机床厂的‘八一七’，就是余平、余福生他们组织的，机床附件厂的彭国华，工艺厂的胡国基，我们就约了时间在省委１３号楼见面，大概有一二十人参加，定了３个主席团名单，俞正启是工人工程师，也是党员，那个时候正是讲血统论的时候，有胡崇元、朱鸿霞、李格、余福生、李文强……勤务组七个人是市委批准的，可以离开岗位不扣工资的，是李承弘、李洪荣、余福生、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丁（吉吉）生，这大概是１０月底的时候，成立的主席团。成立了有四个党员的政治部，开始是余福生他们”。

　　武汉锅炉厂的李洪荣回忆：“当时华工的学生为我们牵线找工人总部，在湖北省委１３号楼，设有一个临时性的联络站，但是还没有形成正式的班子和组织。我去之前，已经有丁（吉吉）生，余福生，朱鸿霞也在。我去了以后，就开始酝酿成立组织和领导班子，后来组成的班子有七个人，其中四个是党员，我，胡崇元（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党员），李文祥（机床附件厂工人，党员），胡厚民（武昌造船厂工人，党员），郭红兵（城建的），姜诗臣（武重工人），余福生（武汉机床厂工人）。后来就决定成立临时性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据多人回忆，这个最早的工人临时组织，９、１０月之际在湖北大学造反派和南下造反大队学生串联下逐渐形成雏形，地点在湖大３１号楼，湖大学生陈春茂负责筹备，核心人员有彭国华（武机附件厂干部）、丁（吉吉）生（精细医疗器厂干部）、胡国基（工艺雕刻厂工人）、李洪荣、李文祥（机附厂支书，首任工总党小组长）、余福生、胡厚民、胡崇元、朱鸿霞等，草拟了成立宣言、组织条例，又拟“告全国同胞书”准备通电全国。需要强调的是，该跨行业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是申报市委，通过市委认可的；一开始就在组织内建立了党小组，对市委负责。现在应当承认：在成立工人组织问题上，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朦胧地接受了一种理念，按自己的理解指导实际进展，一度比上海市委—乃至中央文革，还要胆大一些！

　　李承弘回忆：“１１月初又增加了党员，市委有联络组，跟我们联络。我们主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年生（华工学生）来担任纠察，拿来广播器材，支持我们。在１１月初的时候，我们跟市委谈判，提出要成立工人战斗总部，跟我们谈判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他的联络员跟我们联络的，还有张天林参加，他们坚决不同意战斗二字，结果名字就叫‘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定了名单，说好张体学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聂年生　说你们怎么不坚持战斗二字呢？组织名称里有没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李向阳回忆：“我们就参加在洪山礼堂举行的工人总部成立大会，武锅的李洪荣，武船的李承弘，我和朱鸿霞、刘传福都在台上。武重大概去了几百人，整个礼堂都坐满了。工总成立宣言是我写的，要求省委承认，因为省委不承认，我们当夜就在现场决定马上去北京，省委不支持我们，我们去见毛主席，看他老人家支持不支持。我们就从会场涌到火车站，我们坐在火车上，火车不开我们就一直坐在上面不下来，省里面的当权派安排各个单位都派人去劝自己单位的职工回厂，我们车间的副主任李嘉根带人去劝我、胡崇元和姜诗臣回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错，他说天气蛮冷了不要北上，要我们不要相信学生的宣传。我说我们不能回去，湖北不支持我们要去见毛主席。很晚的时候火车开动了，我们就走了，当时火车上人特别多，我们就是站在椅子背上坐上行李架去北京的”。

　　（二）工人总部的成立和进京。１１月１０日，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俗称“工总”。仪式在洪山礼堂举行。张体学和赵修（书记处书记，时改名为“立公”）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祝贺工人总部成立。并提前离开，细节问题让赵继续谈。中央工作会议后，张、赵的水平也非同小可，政治、组织上是稳重、守纪的，态度倾向于积极面对和应付群众；而仅仅前一天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大会，曹荻秋就没有参加，上海市委请示中央、中央文革，答复是：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

　　李承弘回忆说“在我们开会的时候，红卫军把张体学给抢走了，开会是武重的人负责纠察工作，最后剩赵修在那里，他只同意联络站，连总部也都不同意，结果就谈翻。当时我们想，既然省委不解决，那就只有上北京去了”。李洪荣回忆：“赵修表示他不能代表省委承认工人总部，也不能为工总‘树旗’。由于当时工人都到场了不得不开会，会议开完后又得不到省委承认，于是决定拦火车上北京，当时去北京的大概有好几百人，其中武重的工人最多”。

　　工人进京了，１１月１１日，万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群众在武昌体育场冒雨集会，“向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并发出致毛泽东主席电。会场的巨幅标语是：“炮轰湖北省委，火烧张体学，猛攻王任重”！“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时，学生与工运的结合还仅仅是个别的行为，不形成组织形式的整体互动。１５日，武汉二司学生与阎长贵谈到有工人在北京请愿，但在北京，工人、二司学生尚未一起联合行动，相互仅仅有些知情。湖大学生和南下学生则组织和参与了工人北上情愿。不过，武汉二司学生和工人总部的造反者协同作战仅仅是迟早的问题了，特别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后者被打成“反革命”之后，深感唇亡齿寒的二司学生，义无返顾地掀起反抗“资本主义复辟”、“打倒陈再道”怒潮，为“工总”翻案。其后，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慨然前往……武汉的学生与工人运动紧密地参合在一起，除河南之外，在中南是罕见的。

　　武汉工人里发生的事，几乎与上海的安亭事件同时间，性质类似。看来，既然市委同意工人成立组织，省委领导也参加成立大会，那些名称的分歧似乎是很次要的了。实际上当时省市委对于工人组织如何办，心里实在打鼓，张体学名为被红卫军抢，实为回避麻烦，他还需要到北京看中央态度哩！武汉的问题也发生在火候上，全国，上至中央文革，下到各省市地方，当时正被工人起来建立组织，批判资反路线的强烈要求所困扰，上海和其他地方造反工人的崛起，给文革领导出了难题。周恩来、陶铸，包括陈伯达，都希望运动按照原来制定的文件和精神办，不要延及工业交通战线。这种意见实际上受到激进的造反工人强烈抵制。张春桥在毛泽东精神的支持下，私自表态支持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并得到毛泽东的承认。

　　事情出现转折，王力对此回忆：１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武汉工人到北京后住在白石桥国务院招待所，向中央反映情况，同时也在北京各大高校与机关走动，了解全国形势，一些人参加了１１月２６日毛泽东最后的一次接见后胜利返汉。还有人参加１１月３０日周总理接见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周希望都回本地区搞文化革命。这样大家才回汉，并把胡厚民留在北京，主持联络站。大队回到武汉以后，省市委同意给地方办公，给物资、汽车和经费。仅武汉市政府每个月就给工人总部１５００元，到银行去取。于是工人们到政府指定的红楼（当时的省政协办公楼，今阅马场辛亥革命纪念馆）去办公。

　　武汉工人进京后还参加了一些重大事件。１１月１２日，上海工总司批判陈伯达致安亭工人电报是“大毒草”。刚成立赴京的武汉工人总部头头，也参加在京的工人活动。王光照回忆：“陈伯达在电报中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们认为不对，他是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要找他辩论。我们就集中在中南海的西门去，写了大标语，说我们要找陈伯达同志辩论。……这样我们十来个人就到了西门，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我们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然后我、朱鸿霞、胡厚民、刘万太、鄂志纯等十个人，排队去西门。警卫战士出来干预，都很礼貌，后来又有一个官长模样的人，来跟我们交涉，最后一直僵持到晚上，这时首都三司派了许多人来转弯，送来了大白菜汤，馒头窝头还有棉衣，他们当调停人，说回头帮助解决。当时已经是深夜１２点，就派大客车把我们送回招待所。……后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我们在那里，首都三司的人说请周总理等人来跟我们见面。……在这次大会上，王洪文也做了发言，他一副上海人的娘娘腔，而且说话内容一点辣汤辣水都没有，跟批判沾不上边，完全讲不到节骨眼上，我们就终止了他的发言。后来听说周恩来、陈毅和童小鹏也是在工体特意接见了工人代表……”。

　　由“首都三司”组织的此事，次年即被指责为冲击中南海，成为工总被打成“反革命”的罪状。武汉公安局的造反派“公安联司”专门复审此事并向中央汇报澄清，赵振杰后向群众报告解释　：“工总实际上是没有冲击中南海，包围了是事实，大概有三百多人……他们片面地理解了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说陈伯达同志不让成立工人组织，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坐在那里围着，只有两个人站起来，要求传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但没有冲击”。

　　李承弘回忆：武汉工人参与筹备召开“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工人批判资反路线大会”：“设立大会保卫组，武汉承担会务，这个会是首都三司操纵和运作的。……开完会之后，我们就从工人体育馆，打着武汉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去中南海的西门，刘万太他们一起，曾经去冲击中南海，我们写了两张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澄清他有没有说‘大道理服从小道理’这个事情，如果有，我们就要求与陈伯达辩论，到底是革命还是生产是大道理。警卫礼貌地把我们拦下了，先有几百人，最后只有十个人，王光照他们晚上就走了。我们当时是想去中宣部，前些时听说陶铸接见过一个代表团（按：应在１１日，武汉人未赶上），我和胡厚民坚持到第二天凌晨。后来（３０日）周恩来和陈毅他们接见了我们一次，周讲几句话就走了，主要是陈毅讲话，他说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生产上不去，外交部长脸上无光”。

　　（三）中央领导接见。在毛泽东１１日第７次接见（红卫兵）的当天，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汪东兴、童小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小礼堂，接见各地职工共３０个单位，９０多人。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主持会议，批评道：“你们到中南海西门，不答覆不走，要冲进中南海，前些天门都关上了。请同志们想一想，毛主席所在的地方，门都关着，这说明了做接待工作的同志接待工作做得不够，希望大家想个办法。（冲中南海之一的王富春检讨：我们千不该，万不该到中南海来胡闹，向解放军脸上抹灰，给李富春找麻烦……）

　　陶铸说：“毛主席批评我们，为什么把西门关起来？怕群众吗？我们工作做得很不够，下午把大门开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为什么关门？下午发生了问题。王富春检查很好，不要给他处分。来反映问题都可以，来许多人向里面冲就不好。北门，西门都冲进去了，这不好。六个国务院副总理讲了这些问题，没讲清楚我们有责任。今天向同志们讲清，希望同志们支持。誓死保卫毛主席，这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一边说保卫，一边拼命往里冲，这叫什么保卫！对毛主席工作不利，对全国影响不好，影响了主席的工作。过去没有讲清，我们有责任，今天斩钉截铁地和大家谈清楚，我想讲清楚大家也会拥护的。谁不拥护毛主席呢？

　　“如果真正是修正主义了，应该打倒，都是修正主义吗？有人说我是修正主义总根子，可我说不是。要信任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司令部不能只有一个司令员……解决问题，主要靠自己革命的办法，依靠自己，依靠革命，依靠斗争，依靠群众。什么国家有那么多民主？我们国家有最大民主，集会、结社、出版、示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这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今年我快六十岁了，以前我们用铅笔写个标语都要杀头，上雨花台。现在你们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口讲，发传单，大字报，贴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中南海。

　　“你们不是在中南海外边开会吗？……我不赞成你们到中南海来示威，到中南海只能反映问题，谁有问题还可以向毛主席控告。现在还可以用炮轰，只要有错误就可以轰，轰到最后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没关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毛主席给你们这样大的权利，有什么不能解决呢？当然，革命现在还是有很大阻力的”。

　　陈毅沉重又风趣地规劝道：“我以一个犯错误多的同志的名义讲话。是不是你们的行动合乎要求？行动是不是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过去我常以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猛打猛冲，结果失败，作检讨，不止一次犯过错误……１９２５年，我冲过中南海西门，我是四个代表中的一个，有大刀我们也冲进去了；我从来没想到，我在这里当外交部长，副总理，没想到有人冲我，（陶铸：你们那时冲对了）……你们是不是从反面考虑一下，我是很直说的。过去我常常因为过分相信自己，因而犯错误就更大，多想想就比较好，我是很沉痛地讲这个话。你们满怀希望到中南海来，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支持你们。你们也要考虑一下，为革命目的到中南海来要有个界限，不能要冲就冲，坐着不走，想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就不走。列宁同志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强调过分会变成错误了”。

　　之后，陶铸又强调说：“我们做好工作，更好地配合同志们闹革命，我们有这个责任。许多具体工作没有跟上，我们改进，你们可以批评，可以贴大字报，但是不能冲进中南海……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迎宾馆）、广播电台、新华社、外交部、公安部、法院、检察院、国防部，（陈毅同志插话：外交部）你们都不要去！所有的机关都可以批评，你们不要接管机关，我的建议请同志们考虑。刚才讲的地方一律不要去，尽管我们工作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是主张不来中南海是十分正确的，不去这些地方不影响你们革命嘛”！“‘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的方针。有人说人民日报社论（按：指《抓革命促生产》）‘比修还修，比混蛋还混’，当然这是个别人的事了。革命和生产不冲突嘛！抓革命促生产嘛，搞革命可以把生产搞好，搞革命停生产是错误的，光搞生产不搞革命也是错误的”。

　　这次讲话顿时以传单形式遍及京城。应该说，被舆论批为最大的“保皇派”的陶铸以及陈毅在当时的真诚心声，打动了青春、纯情、热忱——初到北京的武汉工人造反者心扉的。

　　中央关于工矿企业运动问题的争论略微平息，为了回答进京工人提出的问题，在１１月３０日周恩来与陈毅又接见全国工人群众代表，在来京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中央书记处书记、全总主任刘宁一主持会议，周恩来、陶铸、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周荣鑫、谢镗忠、童小鹏、马纯古参加。武汉在京的工人造反派数人参加此次会议（按：有人回忆是１１月２４日凌晨２时，由周恩来接见的，情况不确；周总理出席工交会议修改讨论稿，次日又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２４日似无精力与时间安排工体的接见）。

　　由于中央关于工矿企业运动如何深入搞，已经统一了意见，文件正草拟之中，所以周在短短的开场白里讲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们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这在十六条上规定了。对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县以下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我们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向前发展的，是向广度、深度发展的，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首先是影响大城市，接着是中等城市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所以，同样这些单位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有共同性，有些问题有特殊性。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准备写一个关于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来解决这些单位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决定正在起草当中。如果起草成功，还要把草案发到大中城市的厂矿企业中给广大职工讨论，征求意见。所以，今天晚上的会见，不能把未正式讨论的决定向大家讲，个别问题要谈，但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谈”。

　　诚然，他的这些心里话听众一时不能明白就里，不过大家总算听说会有新精神以至新文件了。所以总理离场，请陈毅讲话，陈老总潇洒一番，大谈老百姓难听到的国际形势后，全国来京职工也就满意地散会，打道回府了。不过他们也难以真正听得下陈毅苦口婆心开导的宗旨，这就是：“千言万语说不尽，一句话就是一方面要抓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中国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我们不能像学校一样，不能停止生产闹革命。要抓紧生产，搞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你们当中有些人受到了压抑、打击，为此来北京申诉、告状，来造反。这有道理，应该。但有一条，要不妨碍生产。生产是大道理，对大道理有了妨碍，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还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总之，武汉最初的工人造反派意想不到他们首次的造反，就参与到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全国的大事——工矿企业运动深入的旋涡里，他们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聆听了周恩来、陶铸等众多中央要人的讲话，得到刘宁一、马纯古等工会领导人的接见，表态支持。他们见到各地的工人造反者，交流切磋，他们的头脑思绪一下开阔了许多。有研究者觉得，按王绍光调查，武汉工人头头多是一些落后、调皮，无事生非的人；这大概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

　　当时“红五类”和“出身论”的舆论影响甚广，要公开出面表述观点和牵头造反，必须自身“比较干净”和“血统高贵”，要如古代武士兵戎相见，事先申明自己出身、门第。“有问题”和“落后”者，往往自惭形秽，逡巡不前。最先能够出头造反的工人、干部，绝大多数是穷苦出身，本人是学徒、工人出身，多数是党团员，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与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还是１９６６年春当局重用过的四清、文革运动骨干；甚至自己就是单位或车间的党支部干部。他们树旗造反也好，还是进京上访也好，当初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略微不同的意见，为了积极参加文化革命，为了公开控诉他们当时认为的省委和本单位领导的不公。他们并不知道中南地区文革的领导人物陶铸、王任重地位日趋式微。此后他们得以在武汉节节进取、胜利，得以在全国逐渐有了显赫的声誉，全仰仗毛泽东决心把文革运动向全社会深入开展，决心批判老一辈革命者和既得利益者的踌躇麻木，决心来一次他心目中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真正、全面、广泛的演习。这些工人、干部的文革积极分子更想不到的是，他们还将继续给毛泽东、周恩来制造“麻烦”：由于造反，１９６７年春他们被再次打成非法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工总”组织被取缔，核心领导和积极分子身陷囹圄；７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亲临武汉，坐镇武汉解决问题，为他们平反翻案，从而惹翻了深信造反派依然是“反革命”、“坏分子”的传统体制及其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