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术：我家在文革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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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我于北京110中高中毕业，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年代，当年，像我这样出身不好、学习又不是十分刻苦的人，高考落榜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我感到很失落，想到新疆去闯闯。我大哥劝我说：“上大学只是求知的手段，不是目的。”
鉴于我母亲身体不好，为了照顾家庭，我还是留在北京就业。于是，我被分配到北京市服务学校待处理。
    当时正是“四清”运动后期，该校是个中专学校，原有四个专业，都停课了。由军人管理我们这些学生，大家整天学习《廿三条》，然后讨论：商业服务行业是否低人一等？再就是下到基层餐厅参加劳动。
    半年后，我们这里又来一批转业军人和我们一起学习《商业会计》，由老会计师授课，理论很少，主要讲账务处理，目的是为了充实加强基层商业的财会力量集中培训。
到1965年秋课程结束了，我们开始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通县（北京郊区）商业部门做基层的会计工作，每月工资31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来说，属于“干部”待遇的最低的一级。
    那年我19岁。在我的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滚滚而来，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一、大字报
1966年《5.16通知》发表，中央文革成立。文化大革命以大批判、大串联、大字报的形式打响了，来势之猛，迅雷不及掩耳。
    顿时，整个北京城大字报辅天盖地。长安街上的大标语都是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贴出的。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社会上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动不动就“砸烂xxx的狗头”。标语口号日新月异。
各机关、企业、学校也都不清闲，开辟出园地让群众张贴，群众都发动起来了，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委。
    我们的商店是个综合商店，下面有六、七个门市部。商店会计室有两个财会人员：一个统计兼总务，还有我，具体做出纳并记账工作。
    这个商店也是“四清”后新组建的。主管会计事务较多，经常不在，主要由另一个老会计师带着我们干工作。
    由于刚踏入社会，我的工作热情比较高，份内份外的活儿我都主动抢着干。我们这个单位下面门市部很分散，当时银行储蓄所又不多，我还得骑车到下面去收销售款送入银行，还帮助发放布票什么的，我原来不会骑自行车，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领导和群众对我的工作很认可，那时每月评综合奖，他们总是把一等奖给我，我与任何人都没有瓜葛与积怨。
    文革开始，职工们写大字报给党支部提意见，他们大多数找我给他们抄写，我就积极帮他们抄。
忽然有一天一张大字报冲我而来，说我是“地主出身”、“大哥有历史问题”、“二哥是军统特务，现在台湾”，我这样的人不应该掌握财权。这不是公布档案吗？
    领导找我谈话，要调动我的工作，我被派到中心街一个副食门市部去当销售员，工资没有变动。那年街上乱哄哄的，不是专政就是斗争。谁叫我是这样出身呢？从此之后我只好夹着尾巴做人。
中心街副食店位于通县西门，在旧通州通往北京的主要干道上。这里有通县师范学校，是文化名人张中行的母校。还有北京光学仪器厂、水泵厂、塑料二厂等大工厂，临近有通县第四中学及3931部队，马路对面就是农村生产队。所以，我每天都能接触很多工农兵群众，并不寂寞。
    别看我这人小姐出身，但不娇气，我十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我是很能吃苦耐劳的，再因为我性格开朗与世无争，因此有很好的人缘。
    我们小店中有十来个职工，其中近一半是小业主，在那年头也都只能老实巴交地低头干活，不敢造次。
    还有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门市部组长（当年称经理）是个党外人士。他身材五短、文化不高，是个干耿直倔的小胖老头，名叫“雷克银”。一天，他和我聊天说：“现在，毛主席和刘少奇正在闹意见。”
    当时我惊呆了，他那秃头顶、红大的酒糟鼻子，在我的眼睛里竟然慢慢地变成了安徒生通话《皇帝的新衣》中那顽皮天真的小男孩！
    二、破四旧
    毛泽东数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发动这些孩子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间整个中国就沸腾起来了，街道改名称、砸店铺老字号、挖坟掘墓、抄家打人。红卫兵的言行就是法令，老百姓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一股形式主义的歪风在当时的北京甚嚣尘上，当时很多人都改了自己的名字，叫什么“文革、卫东、卫彪、继红、立新……”
    主席像章也越做越多，越搞越大，恨不得人人脑门上都刻上“革命”二字才叫痛快。
    红卫兵有很大的权利，“造反有理”就是他们的上方宝剑，凡是旧的东西就砸，胡批乱打。
    记得当年我们街区有家人家，家中有三个小孩，其名分别为爱刚、爱民、爱党。他们就联想这家爱国民党，把人家批斗一顿。
    还有一家姓刘，儿子造老子的反。其父是轻工业部的工程师，公私合营前曾在上海经营过自来水笔厂。儿子大义灭亲，揭发父亲私藏金笔尖没有交公。
    在我老家武汉有我父亲一箱遗物存放在我大姐家。我姐夫在国民党政权中当过警察，是历史反革命。红卫兵到他家抄家，把我父亲收藏的名家字画、墨宝付之一炬。我大姐两腿筛糠、心痛不已。
当年红卫兵发出通牒，说什么“黑五类狗崽子必须把家里的金银财宝交出来，否则格杀勿论”。
    据说，那时水沟里能淘到袁大头（银元）、公厕粪坑里能捡到金戒指，局势吓得人家把东西到处乱扔。
    我家也有一点儿细软。
    那年我20岁，我弟弟16岁，我俩人把它们上交到王府井珠宝商店，我记得我们带去了大小11件物品，有我母亲的钻戒和珍珠耳环、我姥姥给我的一块大玉石，还有一个葫芦球及我父亲的水晶图章等。
    我弟弟还把我父亲的徽章和朱砂装满一个小军用挎包，交到他们学校里去了。两年后，他们老师送整班学生到山西去插队，这些旧东西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文化大革命涤荡着每个人的灵魂，我们这些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反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在社会上自食其力，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
    文革结束后第五年，王府井珠宝商店退还我138元，也不知是什么帐。算了罢，身外之物，无所谓的。但我唯一的遗憾是不应把我父亲的图章丢弃了。
    我父亲胡书城现在google网上可查寻到他在“湖北省名人录中”榜上有名，他是一代名医，是卓有成就的人。由于我的无知，没有给孙辈留一点儿纪念。
    再就是那个直径不是6厘米的圆形葫芦球，雕刻着渔翁、小船和整篇的《桃花源记》那是微雕工艺品，也算是个文物了，如今也不知到了何人之手？
    Oh，my god！
    三、天天读
    文革初期流行一种“早请示晚汇报”的类似宗教仪式的学习方式，各单位上班前职工都集中在主席像前手拿红宝书（主席语录小册子）高呼也不知是什么人发明的祝福词：“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然后就高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开会发言时，每个人开场白都要来一段毛主席语录或是毛主席诗词。有的人背不下来，只得再加上自己的话，因此显得特别搞笑，例如：“四海翻腾云水怒，浩浩荡荡起风雷！”
    我们有姓李的一家邻居，夫妻俩都是机关干部，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小男孩，还有一个老奶奶，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六口之家。
    老太太是山东人，一双小脚，牙齿可能是假的，扁扁的嘴不爱讲话。她曾经多次来找我给她剪头发。我不会理发，她的头发有些自来卷，这边剪高了修这边，那边又高了再修那边。她总说：“没事儿，没事儿，行！行！”
    有时候她偷偷地跑过来塞给我两个枣糕或几个老玉米，转身就走，从不和我聊家常。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可能是为我给她剪头发表示感谢吧！
    因为我工作单位离家远，不经常回家。某一天回家后听说李奶奶在自家的厨房的自来水管上上吊身亡了，这让我深感震惊！
    老太太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又不是什么文化名人，更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离开人世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她不会唱歌、不会讲普通话、那种天天读的学习她受不了。不会唱又不敢不唱。
    再看到一些同龄的老人身份不好被驱赶回乡，或是罚做苦力，她害怕，有极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
后来她家搬走了，她儿媳于迪桂送我一个镜子，黑厚的木雕镜框虽然破旧，起码是民国的旧物件。
    我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至今还挂在我家洗手间的墙壁上。
    每当我看到它就会想起李太太，她去世之前肯定在镜子前照过自己的脸，是多么地痛苦而无助啊！四十多年过去了，让无辜的灵魂安息吧！
    四、沾光了
    我家隔壁住了一对新婚夫妇。丈夫是轻工业部干部，当时借调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工作。妻子是刚从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名叫“露丝”，娇小玲珑，因为爱穿漂亮衣服被学生泼墨水、批斗，回家来痛哭。
    我们两家住一个单元、共用一间厨房。那年的液化气灶是租用的，后来发展成为普及使用液化气，上面就开始把灶卖给我们。但数量又不够多，只能有先有后。正好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当时，我丈夫是国棉三厂的工人，街道就先分配给我家了，我第一次有了沾了大光的感觉。
文革中“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称“黑五类”，其子女为“狗崽子”。虽然不是专政的对象，但也倍受歧视和压迫。据悉，农村中不讲政策，地主、富农的帽子已经戴到孙辈第三代的头上，真是永不得翻身！
城市中还算好些，像我这样只是走背字，基干民兵不让参加也罢了。干活、吃饭一天天混日子，后来毛泽东给我们一个称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算是给出路，谢主隆恩！
    本人读书不多，马列经典著作读之更少，但偶尔在某篇文章中看到恩格斯一句对生命的精辟解释让我永生不忘。他说：“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储存方式，就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
    早在二百年前美国独立宣言就讲人人生而平等，而可怜我们一贯誉为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思想却停留在中世纪，保守愚昧、崇拜皇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一些“自来红”可以欺压“自来黑”是不人道的。
    尤其是叫人家永世不得翻身，是违反辩证法的混账逻辑！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http://www.sinotimes.com/412/up_art/p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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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期）
　
五、迎九大
1969年初为迎接中共“九大”召开，各地大搞“红海洋”：主席像、语录牌、宣传标语无处不在，大有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势。
4月1日“九大”召开了，那时我怀着第一个孩子正临盆，单位加班不让休息。晚上七点钟全商店职工集合收听广播，我坐在厅里眼睛看着墙上的挂钟，肚子一阵阵疼痛。
听完广播大家又分别回到各门市部继续干活，包装商品、搞卫生、张贴标语之类。加夜班必需到11点钟后每人才能领到两毛钱夜班费。
大家都干活，我也不敢落后，尤其是在迎“九大”的时候。生过孩子的女同事对我说：“肚子痛时你必须走一走，活动一下，要不然不好生。”
我就这样忍着直到收工。半夜回到宿舍，哪里睡得了觉啊，五分钟一次、十分钟一次阵痛。因为当年交通不是很方便，只能等到天亮有了公交车才能回家。
天一亮我就把行李收拾好，准备休产假了。叫同屋的小丁把我送到楼下去，屡叫她也不醒，年轻人也真累得够呛！
从东郊回到北京城里的西城三里河要换两次车、用两个小时，我挺着个大肚子上车，也没有人给让座。一些学生手拿纸花、红旗准备去游行。
那天，我丈夫上中班正好在家，马上刻不容缓地送我去医院。
我们但是从北京的三里河西口乘车到月坛其实仅仅乘坐了三小站，但由于路上人多，一个小时也开不过去，因为游行队伍车水马龙把道路阻塞了，我们的车外，锣鼓、口号振天响，标语、红旗飘满天下。部队的大卡车载着一车一车的战士高唱革命歌曲，胸前的主席像章有的竟有七寸盘子那么大！林彪搞“四个伟大”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九大”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明确地写进党章里。
可谁知三年之后这位王储却暴尸蒙古温都尔汗成了孤魂野鬼。其罪名是：“反党集团头目，抢班夺权，要设国家主席。”这些当然是后话了。
到医院后，医生也都学习、讨论。产房里人手不够，护士们手忙脚乱的。
下午一点钟，我的大女儿出生了，那是4月2日，躲过了4月1日。西方4月1日是愚人节。
六、深挖洞
据说当年朱元璋打江山之初说过：“高筑强，广积粮，缓为王。”至今南京城的城墙还是很高的。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以苏修为假想敌，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于是全国上下一场大挖防空洞的运动热火朝天地搞起来。当时的机关、学校、企业、商店甚至街道，没有一个单位敢不立即行动，而且彼此互相参观、学习、竞赛，生怕落后。
我们中国人不愧是勤劳善战的民族之一，那种认真顽强的劲头无与伦比，至今这座地下长城仍然坚不可摧。去年看电视报道大陆夏天气候炎热，南京等很多城市把防空洞开放让百姓避暑。据我所知，不少工厂已把防空洞利用起来搞成职工活动中心、乒乓球室等。北京用防空洞作旅馆的不计其数。防空洞的挖建到底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实在无法统计，报废坍塌的也不少。记得当年，我们为挖洞也曾经流过不少汗水呢！
我单位在自己后院里挖洞不用说，而且上级单位还分派任务为全县总的规划出工。每天早晨我们青壮年上班前要骑车去挖洞、摔砖坯子，然后再回单位上班。工作不忙时，大家轮班去院里干活。
当时年轻力壮，真不知苦累。我也因有孩子吃奶的缘故，一顿午餐竟能吃九两饭！
我记得当时的同事候明妤大姐是干部家属，她丈夫吕尚志由南方调到县里工作，据说他曾经是陶铸的部下。她被分配到我们商店卖菜，是个热情直爽的湖南人。
有一天她对我说：“小胡，你看我今天早晨上班锁门之后，手里还拿着把锁就出来了，走到大街上人们都回头看我。怎么回事啊？再一看我的肩膀上当时竟然搭了条毛巾！”那年头的人，已经个个都被搞得五迷三道的！后来，我所在的单位领导不用我们出去挖洞了，他们专门找来了十来个小伙子，让他们组织了一个队伍集体去干外面的活儿。
有一天，他们挖防空洞，挖着挖着头顶上就开始滴水了，后来，头上的水越流越大，最后竟然听到“啪嚓”一下，原来是他们把地面上一个厕所的化粪池给挖塌了下来。难为了这群人后来向外淘了几十桶粪便，听说洞里同时还熏着香呢。回家之后这些人洗澡洗个没完。第二天早晨去买早点，排队的人都躲着他们，太臭！
通县探矿机械厂那边有个小学校，因为挖洞，一个学生出事故意外身亡，被追认为“红小兵”。
壮哉？悲哉！阿门......
七、童趣乐
孩子是人类的希望，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幼儿天真无邪的语言行为总会给人带来无尽的欢乐，给人以生存的勇气。
我侄儿、侄女各有一个小孩与我大女儿年龄相仿，都是在69、70年间出生的。三个小孩凑到一起疯得很。对此，我大哥有一句很好的口头禅：“都是文革的冤死鬼投胎。”
有一天，我看见我们家的三个小鬼在吃饭前一个拿筷子敲碗打鼓，一个用筷子左拉小提琴状，另一个用手按桌子装弹琴，三个人同唱：“大公公呀，大别针，大呀大别针。”
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意思，问他们唱什么？他们说：“就是大公公、大别针。”
我嫂子比起我来有着一些幼教经验，也有些音乐知识，最后她听明白了，原来他们唱的是雷锋“大公无私好品质，好呀好品质。”
那年头，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除了八个样板戏外，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所谓表演，什么三句半、语录歌、忠字舞。我们商业局的幼儿园当时一些阿姨年纪都很年轻还很敬业，他们教了孩子们一些民族舞，当然也都是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好。孩子学着老师的样子跳得活泼可爱，每次有活动，总是博得群众的一片掌声。
相比之下，再看那些大人的小合唱之类，呆板麻木。在台下直接看到的是他们那些裤腿，全部都是商店柜台上一匹匹灰暗的卡叽布。
后来，全社会都开始搞批林批孔、评《水浒》，又听说曾经有最高指示：“《水浒》这本书......”
而这话在当时的幼儿口中变成：“水壶和木梳......”
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女儿回家之后总说李达、李达，我说：“那不叫李达，是李逵。”
她们对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老师说的李达。”
更有可笑的事情是我弟弟从陕西带回来的故事，他告诉我们说，山西妇女批孔子的《三纲五常》，用山西方言学：“孔老二说啥三长两短……”
在文革后期，老百姓厌倦了那些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学习讨论多为走过场，气氛也比原来轻松多了。幽默笑话等民间文学流行起来，人们以这种形式抵制这场运动。最终批林批孔也没有进行到底（当时口号动不动把什么什么运动进行到底）不了了。1976年7月末唐山大地震，9月初毛泽东就去世了。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文革”才算结束。中央后来把这场运动定性为浩劫。
文革十年正是全球科技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1969年美国的宇航员已登上了月球，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而我们10亿中国人的3650个日日夜夜却关起门来穷打恶斗，不仅史无前例，世界也是罕见的。
改革开放卅年后国门已经打开，民主法制建设日趋完善。文革中出生的孩子也已长大成人，他们又为人之父母，生活还在继续。
我们的后一代人比我们少了一些奴性，多了一些选择。如今讲起这些昨天的故事，希望它不要重演，愿明天的生活比今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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