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明：回忆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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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年仅四十四岁

                在母亲节前夕写给我母亲的这篇文章                                                                                                                                                        加州    思明

　

本文作者思明简历
1946年出生在广州市，1965年高中毕业，之后插队，历经十年知青生涯，1976年回城当工人，后在一家公司当工会干部，1984年移民美国，做过餐馆、装修、家具厂运货工人等工作，来美国之后一直住在洛杉矶，是北美作家协会会员，业余时间参加多个社团活动，1997年开始在中文媒体工作，目前在某中文媒体当编辑。


1966年的深秋，在广东省一个偏远山村，一群蓬头垢面的男男女女在当地民兵的押解下正在山坡上挖渠。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红卫兵的造反歌：“地富反坏右，滚他妈的蛋！造他妈的反！”那歌声顺着秋风从远处飘来，咬噬着这群人的心；秋雨打在做苦役的这些人身上，已分不出哪是雨哪是汗了。
忽然，劳改队中一个细小的中年妇女一头栽倒在坭泞中昏厥过去，其它人将她扶起，只见她面色苍白，口吐鲜血……
这可怜的女人便是我娘亲。两个月前红卫兵抄了我们的家；一个月前，妈妈的广州市户口被强行注销迁到粤北某公社，与其它“四类分子”集中一起接受劳动改造。
母亲出事后，在广州工作的父亲连忙央求单位领导出具证明，将母亲接回广州救治，医院诊断：末期肺癌，不接受留医。三个月后，即1967年2月 ，正值文革最疯狂的时期，外面乱烘烘的，母亲却悄悄地走了。她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带着对亲人的无尽牵挂；带着对人世间的种种疑惑；并戴着一顶不可承受之重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含冤而去了。死时只有44岁半。
母亲的生命虽短暂，但她作为女人，为人妻子，倒是超额履行了生儿育女的职责。她18岁结婚，前后一共生下了五男二女。五男意味着多子多福，替祖先传宗接代，在过去的封建家庭里，拥有五男二女可算是最理想的配搭了。母亲把我们七个小生命带到人间，我们的生日便是她的受难日，别说抚养孩子眠干睡湿、供书教学的艰辛，单是频繁怀孕、分娩、哺乳的磨难就够受了。
然而母亲的德行远不止这些，她的聪明资质、她的贤惠个性，以及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韧力，都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本来，在正常条件下凭着她的勤奋，完全可以襄助父亲经营好这个家庭；凭着她对生活的热爱，完全可以当个快乐的女人。只可惜1957年反右运动飞来横祸，母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接着清洗出教师队伍，从此她个人乃至整个家庭便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或许这是时代的需要，怪只怪她生错了时代。
曾经的快乐女人
母亲生于1922年，长在广州一个小职员家庭。她身材小巧、眉清目秀、皓齿红唇、说话总带笑，有一对酒窝，天生一副嫩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共和国成立那年，27岁的她还像个待字闺中的小家璧玉，但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那就是我哥、我和妹妹。我父亲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解放前当过教师、船员、店员，一个老实本分的小知识分子。
我记得父母亲睡的大床底下老放着一个小铁盒，里面有块小镜片，还有胭脂、水粉、眉笔和扑面用的小棉袋等，而樟木衣箱的最底层也老藏着几件洋花布做的旗袍，还有一条精致的西裤吊带、几条领带。显然父母亲是下决心要告别这些“奢侈品”吧。但他们对生活的热诚并没有消减，他们睡的一对枕头是结婚时母亲亲手缝制的，里面装满柚金子叶，两个枕头的正面都有两个大字：一个是“齐心”；一个是“协力”，字体很端庄，是用白布条缝上的。
大概是1950年吧，正是我刚刚有记忆的时候，我记得母亲天天在海珠北路马路边摆地摊，卖一些虾米、花生、眉豆等干货。虽然父母亲都知书识墨，因新旧社会交接，他们都处在失业中。
我清晰记得母亲兜揽生意时凭着一张巧嘴笑容可掬地与客人讨价还价那一幕，后来不知何故结束了这小生意，母亲带着我们3兄妹搬到惠福路竹篙巷，租住一个又湿又黑的小房间，而父亲考进了干部训练班需要集中培训，为期一年，每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会把新学到的革命歌曲唱给我们听，或吹口琴给我们听，那时候这个小房间就充满欢笑声。
我家巷口附近有家撕烟工场，就在国泰戏院对面，妈妈与外婆一起进去当撕烟女工，就是把烟叶里的烟骨分出来，然后把纯烟叶装进麻袋里，下班时要过磅算工钱。每天几十个女工挤在一个大厅里争分夺秒地劳作，中午我给妈妈送饭，妈妈不许我逗留，因烟叶的辣味弥漫其间，呛得我眼泪鼻涕直流。那段日子就靠妈妈撕烟的血汗钱养活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我还记得第一次写自己的名字是妈妈教的，屋里没有电灯，用的是小油灯，晚上妈妈把着我的手写“上大人孔乙己”字格，因我快要上小学了。
  1952年，生活终于有了转机。先是父亲被安排到三元里文化馆工作，随后，妈妈经广州著名劳动模范王生保（解放前他曾是我们的邻居）推荐进了芳村区文化馆当馆员。虽然这个家一分为二，但父母亲当时都情绪高涨、敬业乐业。妈妈把我带身边住在芳村文化馆里，文化馆有图书看，有康乐球室、还有大花园、小凉亭，很好玩。妈妈有个嗜好就是喜爱粤曲，有次节日还与同事上台表演了一段折子戏，台下观众都鼓掌喝采，什么戏记不起了，反正就是才子佳人戏吧。参加了工作，当时就叫“参加了革命”。参加了革命，母亲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何以见得？我可以作证。
我第一天上学那天，妈妈牵着我的手边走边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十年后建成社会主义，二十年后会实现共产主义，实行供给制，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时你也长大了，好日子等着我们哩！”
当时我觉得母亲的手散发着温热，抬头望着她眉开眼笑的模样，那一番话似懂非懂，但仍然深深刻在脑海中。可以断言，我生平第一次接受共产主义理想启蒙是来自母亲的贯输。
每星期天，妈妈带着我从芳村坐船坐车到三元里与父亲、哥哥、妹妹会合，但是长期两地分居也不是办法。1953年因广州小教师资缺乏，在各文化单位物色人员当教师，父母亲都符合条件，经过短期培训，双双被调回市内工作，一家大小又合在一起了。父母亲两人工资有100多元，在当时算是“中产阶级”吧。
母亲理财有一套，家里的财政大权是她说了算，开支有计划，每天都记账。不久家中便添置了一些家具和衣物，父亲上班的自行车有了；母亲巴望已久的衣车也有了。因我家是双职工，孩子又多，因此雇了一个女佣。这女佣40多岁，来自农村，身体粗壮、勤快又厚道，据说家里是地主，可与一般的劳动妇女没两样。
好象是1955年的儿童节吧，毛主席额外开恩宣布给全国12岁以下儿童每人5大元的利是钱，于是家家户户一片欢腾。
母亲用这钱买回一幅蓝布给哥哥和我各人缝制了一件“列宁装”；又从衣箱底把自己解放前穿过的旗袍挖出来改装成两套花裙，是给妹妹的，然后一家人到文化公园玩了一整天。那列宁装穿起来很神气、很前卫，我到同学家玩同学的家长很艳羡，想替自己的孩子也做一件，妈妈知道后热心地帮忙裁剪，后来班上有几个男同学都穿上列宁装，是妈妈带动的。
妈妈写得一手好字，其特点是清秀工整，我最喜欢翻阅她的备课本，就是看那一排排很有神气的钢笔字，像仪仗队的俊男美女令人百看不厌，有些别扭字我总写不好，就翻阅妈的备课本看看那些字是怎样运笔的，后来我的字也写得四平八稳了。
有次我看完电影《夜半歌声》，里面有首插曲叫《热血》，小孩子闹着玩在家里胡乱唱：“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就只会这两句反复唱着，妈妈忍不住就接唱下去：“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州，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整首歌都唱出来了。我惊讶地问：“妈，你学歌好快啊！”她笑笑：“这歌，我17岁时就懂了。”
久闻其名缘悭一面的老好人
毛松年，相信洛杉矶的老侨都知道这个人。他籍贯广东，晚年担任中华民国侨委会委员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国学家、书法家。2005年于洛杉矶终老，享寿96岁，当时我在报章上看到报道：“毛松年委员长辞世，侨界黯然神伤”，我与其人素不相识，但也茫然若失。之前的几年我在媒体工作每次看到这名字就很敏感很激动，我悔恨自己只有拜访老人家的冲动而未敢行动。我想见他是想证实一件事，可惜以后再没机会了，他那么重要，是因为这个人与我母亲有一段渊源。
话说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军进城，翌年，不肯向侵略者屈膝的广州人纷纷离开家园，当时17岁的母亲也失学了，跟随我外祖父母逃难到曲江。其时曲江是国民政府管辖的广东临时省府，外祖父找到在省府工作的朋友毛松年央求帮助，一念之仁的毛松年就介绍母亲进省府统计班接受培训。那是一个抗日的青年组织，母亲会唱《热血》、《毕业歌》及《铁蹄下的歌女》等就是那时学的，同时也学些文书、译电等技能，并领到一些生活费。当时亲友们都庆贺“这下好了，遇上贵人扶持了”。
但母亲当时正与父亲热恋着，而父亲留在广州，两地相思之苦使她不顾外祖父的反对只身潜回广州，不久就成婚了，没有办婚礼，怪不得我从没见过他们在婚宴上的婚纱照了。母亲在曲江只呆了半年，之后与这个组织再无联系。试问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女哪有什么反共立场？17岁还未到法定年令，即使有罪法庭也会网开一面吧，况且母亲在那个青训班尚未毕业，没干过任何伤害共产党的个人行为。
可到了1957年一个叫“反右扫尾巴”的肃反运动则把母亲整惨了，所谓“扫尾巴”，其实是该单位划右派的指标凑不够数，需要找些替死鬼充数。那时母亲正担任小学四年班班主任，学校专门组成了一个“审查小组”，连母亲一个闺蜜女同事也变脸成为审查小组的成员，几个人轮番进行疲劳轰炸，往往用课余时间来到我们家里，我偷听到母亲被这些人逼供讯，责骂她交代那段历史不主动不老实，“像挤牙膏挤一点出来一点”，母亲泪流满面地申辩。我还听到他们提到“毛松年”这名字，我幼小的心灵直觉认定那一切都是这个人害的，心里诅咒着：“毛虫毛虫，大坏蛋！ ”从那时起，这条毛虫就在我体内爬了半个世纪，让我痒痒的。
喝“狼奶”长大的我自出国后，民主自由的氛围便渐渐软化了头脑中共产政治的坚冰，对于国共两党几十年的纷争，许多被歪曲的历史事件和被妖魔化的历史人物都还原了本来面目。温家宝在谈到两岸合作也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氓恩仇”。国民党阵营里好人也很多，毛松年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殚精竭虑的普罗米修斯
母亲被撤职后，回到亍道接受群众监督。我母亲成了被专政的阶级敌人，所谓群众监督就等于送羊入虎口啊。1957到1967这十年是母亲生命的最后十年，也是她尊严尽失、饱受精神凌迟和肉体凌迟的十年。
那些年，随着阶级斗争学说日益深入，“阶级敌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选民榜上固然没有妈的名字，街道的群众会也不许参加，每天要义务扫街，每星期要写一篇思想汇报，每月底在街道评审会上接受街坊邻里的检举揭发。
最初，她对粗暴的训斥和冷漠的鄙屑很不习惯，回家后就伤心地哭一场，但那“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后来她麻木了或者是想通了，没那么容易哭并且又振作起来了。因父亲一份工资维持不了全家的基本生活，妈妈只好忍痛将两岁的小弟弟送给一户郊区农民抚养，自己再想方设法找点手工活做，赚点零钱给我们交书簿学习费。
三年困难时期全家人陷入生活的绝境。那时天天吃不饱，三餐改作两餐，妈妈做饭按照各人的粮食定量称米加大量的水蒸熟，每人一碟。淋几滴浸过辣椒的生抽在饭上面，据说可预防水肿，偶尔半夜到市场排队抢购到几条菜，煮出来也没半点油腥。那时候我们正在长身体，我记得当时我的粮食定量是平均每餐大米3两6，那碟双蒸饭吃进肚子里就马上化为空气。当我把碟里最后一点饭渣也舔干净后，母亲会偷偷将自己的饭拨一点给我，不多，一汤匙吧。
那时我家门前挂有一块大纸皮，上面写着“车补改衣服兼织毛衣”，是妈妈用毛笔写的。某天临近春节我放学回家，妈叫我试穿一件新衣服，我喜出望外穿上了，正合我身，妈端详了一番，扯扯衣脚、拉拉袖口，然后叫我脱下，“这是隔壁某某的。”
我一边脱一边模仿语文老师摇头晃脑念曰：“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母亲被我的顽皮弄到哭笑不得，哭的是一个慈母的抱撼；笑是觉得我学业有长进，居然能把课堂上的东西“活学活用”。
为了支撑这个家，妈妈太需要钱了，我记得母亲做过两件“违法”的事。第一件，大概是我们的亲戚施舍了几斤粮票，她用这些粮票买了50个十字饼（一两粮票一角钱一个），用菜篮装着，上面用报纸盖着，等到晚上她找到了我，带我到离家一段路程的马路边摆卖。别人卖六角钱一个，为了速战速决我们只卖五角钱，饥饿的人群蜂拥抢着买，很快就卖光了，有几个饼还被人趁乱偷了去，不过妈妈还是很满意。
第二天妈到卖黑市的市集买了一条生鱼和一串田鼠干回来，生鱼熬了汤用暖水壶装着送到市一人民医院五官科，因父亲患鼻窦炎刚动完手术，喝生鱼汤利于伤口愈合。老鼠干用来煮粥全家吃，因我们太久没吃上肉了，虽然味道怪怪，但也算营养。
第二件则是持久战，那时在香港当帮佣的外婆每个月会寄一次包裹回来，都是旧衣服，连包裹袋也是一件衣服，妈将这些衣服洗干、浆烫好，偷偷拿到故衣店卖，卖到的钱还本钱给外婆，剩下的添补家用。这两件事若败露，妈肯定要挨揪斗的。她就像古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盗火拯救人类，为了养活我们几兄妹不惜冒险犯难。
家破人亡，妹妹精神崩溃
妹妹性格文静内向，读书成绩很好。64年初中毕业决心考幼儿师范中专，因这类学校免学费、供食宿。本来考试成绩已经达标了，就是过不了政审关，试问国家哪会化钱培养黑五类子女呢？我65年高中毕业也考不上大学，被动员上山下乡去了珠江农场务农。妈妈知道妹妹是读书的材料，不惜负担昂贵的学费让妹妹读上一间2年制的民办财经学校。66年将要毕业正在实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的正常运作嘎然停止。同学们都忙于组织战斗队宣传队，妹妹则回家帮母亲做纸盒。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形势急转直下，大亍小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浪不绝于耳，妈妈更是噤若寒蝉。
不久一个“红头文件”下来，勒令全市的地、富、反、坏一个不剩迁出城市，押到农村劳动改造。母亲走后，失学兼失业的妹妹便代替了母亲操持家务的角色。不久病重的母亲被接回家中，父亲移到阁楼睡，腾出房间做病房，那张布满刀痕的大床就是病床，妹妹就是护士。到后期，妈不能躺下睡了，一躺下就疼就咳嗽、咯血，只能从早到晚歪在床头。看来林黛玉也是因长期抑郁而致肺癌吧，林黛玉临终时有个紫娟早晚厮守；而我妈幸亏有妹妹这件“贴心小棉袄”。母亲临终那几天妹妹寸步不离，在床边放张小板凳，累了就趴在床沿休息。是她眼巴巴看着妈妈咽尽最后一口气，含泪将妈妈靠在床头的身体移下来平躺床上。那天是1967年2月27日 。
那时我仍在农场，正投身于造反派向当权派夺权的“革命行动”，好象没工夫考虑个人或家庭。当我收到那封“母死速回”的电报，连夜乘船返广州，回到家里，家中空无一人，父亲留下字条叫我赶往广州殡仪馆，记得当时正下着雨，我是穿着雨衣踩自行车前去的。来到灵堂见到了亲友们，却是一片寂静，只有两个妹妹在低声饮泣。大妹子一见到我就迎上来，我牵着她的手看着她红肿的眼睛充满了希企、求援的神色，我说：“别怕，还有父亲和我们呢!”
这时有人说：“她的二儿子回来了，打开棺盖让他看最后一面吧。”
我独自一人来到灵柩旁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看见母亲平躺在里面，熟悉的面庞跟平时没两样，只是闭着双眼一动不动，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一下她的脸，冷! 一股寒气直透心扉，我才意识到妈是真的离我们而去了，从此天人永隔了!
妈妈去世后，妹妹一下子觉得无事可做了，她不能接受人去床空失去妈妈的现实，变得难以安静。她整天喋喋不休，要别人陪她说话，无非是“妈妈没了，我还有父爱”之类。一个人的时候，她就唱歌。唱得最多的是样板戏《白毛女》中一首插曲：“风雪漫天，喜儿在深山，怀念众乡亲…我盼啊盼啊，我盼望东方出红日!”
她还把家里每个人的名字和生日写在墙上，每天念着，直至背诵如流。最出格的，有天她煞有其事地告诫我们说：“你们走路要小心，千万别踩着妈妈的骨灰呀!”这时我们几父兄开始意识到她的情况很不妙。果不其然，妹妹躁动了一个多月，突然走向另一极端，不言不语一坐就是一整天，夜深了双眼还是望着天花板，好象在冥想什么，不搭理任何人，最严重的时候连吃饭漱口都不能自理，医生确诊她患上间歇性神经分裂症。妹妹的病足足折腾了一年，可悲地度过了她18岁的花样年华。（19岁去海南岛当了12年知青， 1980年才回城）
结语
本文完稿于2012年母亲节前夕。当人们正筹划着母亲节怎样回馈自己母亲的时候，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我，只能以另类方式，用一支秃笔替母亲的沉冤正名；给母亲的蒙难致哀；为母亲流星般短暂而闪亮的一生唱赞歌。

http://www.sinotimes.com/462/up_art/p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