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铁妹：文革的时候我们机关发生的那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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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时候我们机关发生的那些事情

                                                                                                                                                      加州    成铁妹

　

                               本文作者成铁妹简历

                                    本文作者1932年出生，走上社会之后一直在北京某政府机关当公务员，现已离休，离休   

                                    後定居北京。因为两个女儿定居的关系，自1996年起曾经多次在加拿大和美国两地居住，

                                    2004年起正式移民美国和加州的女儿住在一起。本文作者曾为我刊多次撰写生活文字，

                                    其文章生动活泼，切中人们对海外生活的关注点，引起读者广泛注意。

今年的中秋节那天，月亮并不那么亮，我有点淡忘了。倒是人们常说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个晚上，清澈的月光射进屋里，难以入睡，不觉浮想联翩起来。
        每逢佳节倍思亲，思念起远在北京的亲人、朋友、和老同事，他们近况怎样呢？还是要和他们通个电话，互祝阖家团圆啊。
        当问到老同事老杨时，才知老杨前几天已经去世了。放下电话我呆若木鸡，过了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我为失去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同事而十分难过。
        首先让我回忆起来的是，老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杰出表现，令人钦佩。他不像其它人那样，出于种种原因，参加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战斗队，他不管当时是什么形势，毫无顾忌的，从未参加过任何造反组织。别人都停止工作闹革命，唯有他不离开他的后勤工作岗位，不辞辛劳的为大家服务。
        有一天，突然从外面冲进机关来一些手拿棍棒的红卫兵，一进院子就大喊:“你们的礼堂玻璃为什么是五颜六色的（礼堂布置的不错，挂了一些名人字画和国画，气派非凡），这是封、资、修，必须砸烂。”
说着就往楼上冲。机关里尽管有些人也是造反派，但都不敢吱声。说时迟那时快，老杨一个箭步窜上去，挡在楼门口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那些人说：“谁敢和我们喊叫，你是干什么的？”
        老杨虽文化不高，但想当年在山东打日本鬼子时就相当勇敢，是二等残废军人，见过世面，对这些红卫兵，他面不改色，理直气壮的说：“我是这里的造反派头头。”他并指了指他胳膊上的造反红袖章说：“这玻璃要砸也得我们的造反派砸，怎么能轮上你们砸呢？不然，我们的造反派是干什么吃的呢？你们赶快撤吧，我们的造反司令正在里边开会，研究明天要有一个大的造反行动呢。”
        那些人一听，来势不小，哑口无言，乖乖的撤走了。当时真有不少人为老杨的行动暗中叫好呢。我当时也想：老杨平时老实巴交，遇到大事还真能显出点英雄本色呢。说实在的，在那种形势下，能够不顾个人安危，为维护机关礼堂安全敢于挺身而出的还就只有他一人，怎不让人叫好啊。
        文革中我被“专政”后，造反派要我一边写检查、一边劳动。写检查对我来说倒是轻而易举，可劳动就难了。幸运的是由老杨给我分配活茬，正合我意。因为我知道老杨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一天只让我洗一床机关值班用的被子，为的是向造反派有个说辞，剩下的时间可以看报纸、杂志。这明摆着是对我的照顾。别人的劳动量要比我艰巨、复杂多了。
        由于我参加工作后一直和老杨在一个单位工作，尽管分工不同，我们又是两种类型的人，但他一直把我当小妹妹看待。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们工作一直骑公家的自行车。老杨先后发给过我四辆女车，一辆是英国菲利普的、一辆是匈牙利的，其它两辆分别为凤凰和飞鸽，在当时是时髦的名车。可我只会骑，不会打气，出了毛病更是摸不着头脑。所以我和老杨打交道最多，打不上气就找老杨。
        他一边唠叨，说我是“小姐”，一边动手给我打气。有时我怕他唠叨，就把气门芯拔掉，埋怨他是车胎出了问题，逼着他检查。究竟有没有问题要打气才能知道，不也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吗。每逢这种情况，他总是先把气门芯换上，打两下气，车胎就鼓起来了。于是他就会眯着眼睛笑着说：“小姐，骑上走吧，什么毛病也没有。”那些年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为了自行车，我和老杨纠缠了半辈子，直到改革开放，自行车供应充足，各人有了自己的车才结束。
        在其它方面我和老杨也有接触。到了冬天，家家都要储存苹果和大白菜，我家住楼房无地方保存，我就求老杨帮我存在机关的地下室。工作几十年，老杨不知帮了我多少忙。有一年我们去延庆度假，出去玩时，在路上见农民出售自产的蜂蜜、蜂胶，同事们纷纷去买，见我当时未带钱，犹豫了一下，老杨立即替我买了一小桶。当我还钱时，他说：“年轻时工资不高，一个人负担几个人生活不富裕。现在，孩子们都不错，咱们工资也不少，我们两个在一起摸爬滚打了一辈子，老哥和你还不过这五十元吗？”
他坚决不收。我出国后，每次回去见到同事们，和别人只能是互相寒暄而已，可和老杨我总要和他拥抱一下，互叙离别之情。
        老杨这人无怨无悔的干了一辈子后勤工作，把公家的钱一分钱掰成八瓣花。同事们的自行车，能不出去修的决不让出去修，尽量自己解决。大家给他的绰号，好的是“红管家”，坏的是“周扒皮”（高玉宝小说里的地主，半夜学鸡叫使得长工们能提早起来干活）, 意思是对同事们花钱很抠，见其名就知其人了。
俱往矣， 以后只能在我的回忆录中找寻老杨了。
        对老杨的回忆使我联想起在文革中遇到过的一些可歌、可“气”的事，至今不能忘怀。有些人面对造反派，态度很强硬。

我们系统有一位资格很老的女校长，是沂蒙老区来的，就是现代京剧《红云岗》中红嫂为红军伤员熬鸡汤的那个极为艰苦的地方。此人办事干练，原则性很强，是公认的女强人。文革中她的表现也和老杨一样，令人称赞。有一天她被造反派揪出来，押赴会场批斗。造反派一边走一边喊：“打倒李某，李某必须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李某不缴械投降，死路一条！”
        她听后，扭过头去，望着喊口号的人横眉怒目的说：“谁回头是岸谁是王八蛋。”
        其实她这么厉害，造反派也只能按她低下头去，未见他们施展其它的花招。
        有一次我在一个批斗会上看见台上站着一行被批斗的人中，排尾有一位比较年轻一点的，在造反派过来按他的头时，他竟敢在会上念毛主席的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必须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当然，得到的结果就是造反派过来用拳头在他的背上狠槌了两下，让他的腰弯度再大点。
我还见到过有两位‘走资派’，比较聪明，他们不硬拼，而是采取一些迂回曲折的方法，与造反派周旋，减少了皮肉之苦。
        如一位姓孙的“走资派”，造反派押送他到一个地方去劳动，但又说“让他多受点苦，不坐车走着去”。我真不明白这些人怎么想的，“走资派”不能坐车是对他的惩罚，但同时也惩罚了造反派自己。因为是造反派押着“走资派”，这不是同甘共苦了吗。
        押到中途，坐在地上休息时，两个造反派低声嘀咕“某人疯了”。老孙一听，立刻受到启发，见机行动，装起疯来，两眼发直向前平视集中一点，叫他名字也不答应，叫他立刻赶路也不搭理，说话也语无伦次了。
造        反派见状立刻说：“糟糕，这家伙好像也疯啦，赶快回去送安定医院检查。”
        结果医生还真的作了“精神不正常”的诊断。从此，老孙成了无人过问的自由人，直到文革结束他才说了真话。原来他曾在安定医院见过大夫检查精神病人时首先是用手指头在病人眼前来回绕圈，看病人眼神是否呆滞。他由于掌握了这个要领，所以装的很像，那些幼稚无知的造反派就被他骗过了。
        我们单位还有一位姓秦的“走资派”，整天被名目繁多的战斗队批斗得喘不过气来，有时一天被批斗好几次。正因为这样，当时的四人帮也提出来，各造反组织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所以，当造反派来揪斗他时，他就以试探的口吻说：“庆祝你们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谁知那造反派竟对他说：“你以为大联合就那么容易吗，那个战斗队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啊。”通过这一试探，他摸清了联合还有一定距离，还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应付这数不尽的批斗。因为他心态好，尽管遭到那么多的折磨，身体没有垮下来。
有一次另一个“走资派”被派出清理院内的垃圾。垃圾站在机关附近的小胡同内，而胡同里正好有一个小杂货店，所以被派去的人都认为这是美差。一方面可以出去散散心，另一方面也可买些日用品。
        老秦想托此人带点水果，可又摸不着此人是否愿意冒险，就以嗓子痛为由，托那人带些 “桔红丸”回来。那人还真能琢磨： 桔红丸是药，小铺怎么会有？心领神会，可能想买点桔子，就答应下来。谁料那人倒垃圾回来，走在大门口，三轮车撞在一块石头上翻了车，“桔红丸”（桔子）撒了一地，吓得他魂不附体，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派活的是传达室的造反派，见桔子可信手拈来，便说：“你愣着干什么，还不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老秦虽未得到“桔红丸”，但也没有遭到什么横祸。以后老秦恢复了工作，是我们的一把手，有一次，开一个小型的会议，桌上摆了一些苹果、桔子，我和老秦开玩笑说：这“桔红丸”好大呀，他听了大笑起来。有人问我，桔子怎么是“桔红丸”呢？我说：“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他这人还真有度量，恢复工作后，对当时斗争过他的人，仍很宽容，不愧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干部。
        当然也有一些人见当时那种阵势，吓破了胆，就毫无对策的接受造反派的折磨了。我们单位隔壁有一个刀削面馆，吃机关的饭腻了，就去换换口味，不料有一天，饭馆的造反派贴出一张告示：勒令吃刀削面的人中，凡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吃完饭一律自己洗碗，饭馆的服务人员不会为剥削阶级的狗崽子服务。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最可怕的是当你快要吃完面时，他们过来会问你是什么出身。吃饭的人中还真有人坦白是地主出身，结果，不但要洗碗，还招来“打倒地主狗崽子”等几个口号。
        我当时是旁观者，认为这些人完全是自找苦吃，你不说真实成份，他去哪里调查呢？见此情形心烦，以后我们就自带饭碗，再以后，干脆就不去了。饭馆也由于造反派的搅和，关张了。好在那时的饭馆是国营的，倒闭了也没有人为之惋惜 。
        在文革那种混乱的年代，就连小孩子也由于耳濡目染，学会了整人。我的舅舅在山西煤矿长期任测量工程师，工作兢兢业业，为人忠厚老实，是工作上不可多得的技术骨干。文革开始不久，就以反动学术权威被揪斗。那时正值北京红卫兵进院搜查，我们怕母亲因成份问题遭罪，兄妹几人一商量，认为舅舅是技术人员，可能情况要好一些，决定送到舅舅家躲避。

    母亲一进舅舅家的门就问舅舅有没有受到冲击，舅舅斩钉截铁的说：“没事”。
        于是母亲就安心的住下来。有一天舅舅下班后不知为了什么和舅母拌起嘴来，站在一旁不到五岁的小外孙子和舅母说：“姥姥！姥爷如果再敢发脾气，咱们就把高帽子拿出来给他戴上。”
谁会想到，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戴高帽子是侮辱人格、丑化形象的手段。孩子这么一说，舅母倒难过的掉下了眼泪。这才让母亲知道了舅舅的处境。
        为不连累舅舅，母亲毅然返回我们老家，反倒觉得比颠沛流离要舒心的多。文革结束后，舅舅也因为文革中的遭遇和令人胆战心惊的矿难，终于不到退休年龄就提前退休了。可怜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干了一辈子，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
        那时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把口误、笔误上纲、上线为反革命行为，给当时极为混乱的形势进一步添乱。
        有一次某单位开大会，会前要有人领唱革命歌曲。其实这位领唱还是专业文艺工作者，但由于心情紧张，当他领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先唱了一句“敬爱的毛主席”，然后，为了定音，连着唱了两句敬爱的“毛”。台下立即喊起来“打倒反革命！”连他自己都不知发生了什么，有人从台下跑上来，不容分说把他揪走，说他把“毛主席”唱成“毛”， 是反革命。
        有一段时间，机关里作工间操，有人献策说，为了强化阶级路线，应该在作操前加上两个动作：“向左转保卫毛主席，向右转打倒刘少奇”，要喊口号和动作同时进行。可谁也没有说相声的口才，说一大串“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的绕口令儿，能不乱套。
        如此转来转去，转的头昏脑胀，嘴也不听使唤了，有的人竟把“向左转保卫毛主席”说成“打倒刘少奇”，“向右转打倒刘少奇”说成“保卫毛主席”。终于有几个人，转成了反革命才停止。献策的人也自觉无趣。其实，当时谁也看得清楚，这完全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行动，可偏要上纲上线为反革命，结果，只能给文革结束后的落实政策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还有一种可笑的现象就是组织一些家庭妇女三、五成群的在居民楼门口或院子门口值班，（年轻人管她们叫“小脚侦缉队”），目的是使那些“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依靠这些人值班，说起作用也或多或少的发现过一些可疑的陌生人或小偷。说不起作用，也发现不了什么大问题。只不过是扎堆聊天而已，有的值班时还带了些晚饭用的韭菜、茴香摘起来，颇不雅观。
        有这么一拨人，披着棉猴（就是棉大衣，不知怎么又叫“棉猴”），在一家门口值班，东家长李家短的聊了两个小时，准备回家时，有一个妇女才发现披在身上的棉猴没有了。仔细研究，是他们聊的热闹时被小偷从房上用铁丝钩走了。

  丢一个棉猴，在当时也算是个损失，可这也得算是失职，只好吃哑巴亏了。说起来也真够讽刺的。
        在当时，有的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就可以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大耍威风。有一天某副食商店门口突然排起了长队，据说供应排骨。谁知一开门，售货员冲着长队，掐头去尾，从中间卖了起来。顾客纷纷喊叫：“为什么不按顺序来？”他立即说:“队这么长，又这么乱，我知道从那里开始啊？”
        说着已将一大块最好的排骨卖给他的熟人。而后又从队首开始。旁观者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为此有的顾客与他争吵起来。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气不过晕了过去，躺在地上口吐白沫，被送往医院，据说未救过来。
        当时那样的社会风气，造反派那里还讲什么尊老爱幼，至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那就更谈不到了。况且是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物质极端紧缺的情况下，听说那里有肉买可不就发了疯似的、争先恐后的排队了，所以，大家都把排队看的非常“神圣”。
        如果是现在，即便是售货员追着买，顾客还不买呢。这不就是时代不同了吗。
        现如今，中国的社会风气令人欣慰。我在北京，见到的情景是，不但商店售货员服务态度好。就是坐公交车，只要年纪大的，很快就有人让坐位给你，使人有上车如到家的感觉。如果打出租车，也决不是过去那种见国外回来的人就坑、就宰。

有一次我上车，立刻系上安全带，司机立马说：“阿姨，您是国外回来的吧？”
        我问何以见得？他说：“从你注意系安全带就可以看出来。”
        他观察细致也很能替人着想。听我说只要一堵车我就会晕车，他立刻由堵车很厉害的阜外大街改行平安大道，令我非常感动。种种现象表明，确有点和谐社会的气氛了，怎不令人振奋！
        物换星移，文革已过去四十多年了，我已由当时的中年步入了老年的行列，趁我的记忆力还可以，把当时的一些点滴见闻写下来，闲暇时翻一翻，作为特定阶段的历史看一看，也满有意思。

http://www.sinotimes.com/482/up_art/p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