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泰然：父亲的身份连累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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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泰然简历】
                193年生于山东省文登县。1950年考入文登师范。三年毕业后分配到乡村做小学教师年余，1955年调入县教育局任科员。1963年调县委宣传部任新闻干事，直至1980。其间，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 “政党”·清查“516反革命集团”，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取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中，作为被整肃的对象度过的。1981年5月安排到县文化馆当馆员。1982年，当了从文化馆分离出来的“文学戏剧创作室”（科级文化局下属“股级”单位）主任，至1994年退休。1996年4月，依亲来美国定居至今。
　
[size=;font-size: 20pt,20pt]《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依亲来美久居的笔者，今年五月，返回离别多年的故里：中国威海市文登区（原“文登县，后撤县改为文登市）所见多有”触景生情”之景观，其中最触动我心灵的是，观赏原属于我家的百亩槐花盛开的刺槐（当地又称洋槐）林。触景生情带出了“触景忆往”，让我回忆起家父叱咤风云开发乡村事业的一生与自己的此生：风光一世的父亲给儿子带来的却是一生厄运。原来属于我家的那片刺槐林，是现在遍布威海山丘刺槐林的发源地，是家父为家乡做出贡献的第一步，也是他一生的杰作之一。
        清末民初，我爷爷与父亲在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石岛港开办“源春钱庄”。南北渔船大都在此港交易聚散，银票往来颇多，钱庄发达，家业鼎盛，中兴为村中号称“高门台”的“德盛堂”望族。那时农村除了可耕土地私有，广阔的荒山皆为无主的公共“牧牛场”。后来兴起“圈山”占地风潮，各村争相“圈山”，自己定界，随意占领。此时我村迟迟未动，致使临近我村的荒山多被邻村划界占领，山界竟然划到了我们村边。村董无奈，村民不服，于是纷纷请求我父亲出面讨公道。
        家父不负众望，同村董一起写了诉状，告到县衙，并亲自出庭申辩。结果县衙公断，争得重新划界，确定荒山归属：有山相隔的两村，以山顶峰为界。同坡相邻村庄以两村最外边的住户连线，取中间为界。这样，跟与我村有荒山相连的几个村庄讨回了近千亩荒山。
       讨回的荒山，村里议定，将荒山卖给各户私有。尽管每亩定价很低，但因为是荒山，又担心边界纠纷，竟然无人想买。
        尴尬之际，家父出面，同几家大户协商带头买山。这样，除了留下百亩做村里公产外，全部卖掉。我家特的买下了与邻村接壤的近百亩荒山。此举便是外地洋槐（刺槐）进本地荒山的起因。
        不出所料，同邻村的山界纠纷不断。埋下界石为界，常被拔掉另埋，毁界侵占。因此家父萌生栽树为界的念头。
        因常驻石岛码头，信息灵通，得知东北大连市有一种速生林木刺槐，便隔海从大连市引进了上百棵刺槐树苗，等距栽植于山界。
       为防止盗毁，特的顾了民工昼夜看守防范，直到数月平安无事才撤岗，界树安然快速生长。
        那时外来的东西，公众多认为是“洋货”，于是这种刺槐便同“洋火”·“洋布”一样，被叫做“洋槐”。
        这种洋槐还真有点“洋气”，生命力极强，不甘于土地贫瘠，比当地任何树种生长都快。繁殖力更是超强，种植、插扦都可以成活，但主要是它根系自繁。只要栽上一棵，不出几年，周围自然冒出的幼树便会一簇簇一团团蓬勃发展开来。我家的刺槐界树自然也繁衍到了邻山，无意中受到造林之益，山邻也高兴。从此，两家和睦相处，再没有发生山界纠纷。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我六岁时，父亲去世，家业败落，全家老小主要靠卖槐木和树苗度日，那片刺槐林成为我们杨家糊口的经济来源。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我村刺槐的繁衍，遍布全乡荒野丘陵。被国家林业部发现，还在我们乡召开了全国植树造林现场会，推广造林经验。会后引来好多省市的林业团体前来参观学习。引进发展当地速生林木刺槐，仅是家父在经营钱庄之余，为家乡做的一件可以载于史册的好事。
        我父亲率先在乡下推行股份制，自家资本加上公众入股集资，几年功夫，在离县城十公里的张家产镇兴办起了杂货店、布匹绸缎庄、时尚书店和医疗诊所及中西药房。在村中建起一排十几间店铺，还有三间那时乡村罕见的两层楼房，促使乡村向城镇化迈了一大步。
        父亲担任类似“董事长”之职，各业走上正轨经营之后，便放手由各业经理经营管理，自己把精力转入兴办现代学堂，使乡间私塾教育转向现代开明教育，在留下的公产荒山间建起了一排十多间新式学堂。教师多从外地聘请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并开乡村女子上学之先河。
        家父所办事业如日中天，名传乡里，在民国天下，曾被推举为一届张家产镇镇长。他做镇长只是兼任，主要精力仍在学堂事业和工商企业上。那时已在筹备开办乡村化工生产业，派人去天津学习制作肥皂、雪花膏等简易化工产品，设备、原料已经备齐。
        时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战乱信息传来，加上父亲身患重病去天津医院手术治疗，化工生产未能上马开工。到父亲到天津治病，镇长在任不到一年。而这一年的镇长，却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后话。
        家父在天津医院治疗期间，恰逢日寇入侵天津，医院混乱，家父带着手术后的伤病，由随身医生护理碾转返回家乡。乡间条件差，延误治疗，至1939年3月6日，家父病逝，享年不到50岁。
        仅此简述，便是家父的一生，功过全在其中，何罪之有？只因为当了一年国民党镇政府的镇长，也没做有损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坏事，竟然负面影响了我的一生？把话说回来，即使家父万恶不赦，而我六岁时他就因病去世，就是有坏影响，又能影响我多少？以下就简要说说本人此生受父亲负面影响之经历。
        家父病逝，各业经理无视我们孤儿寡母，各自为政，独吞所有，家业败落，使我从童年到青年在极度贫苦中度过。
        值得安慰的是，时尚书店经理除把经典名画拿走，把存书全扔给了我们。使我在苦难的童年里经常在书堆里滚爬，自小养成了爱阅读好写作的习惯，收益终生。
        至1947年，家乡已是共产党主政·实行土地改革的“解放区”，划分阶级成分时，因地少家贫，我家被定为“贫农”成分，是所谓“依靠对象”的阶级成分。由此，我在上小学、读师范以至参加工作之初，都视我为“贫农子弟”，并没有计较家父的身份，一直是优秀学生、先进工作者，青云直上。
        由于家境贫苦，读完初级小学后曾辍学务农两年。后来插班到外村读高级小学续读。拉下一个学期学业的中途“插班生”，学习竟然经常考第一，还被选为班长。那时正逢新中国建立了“党的助手”、“后备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学校建立团支部，担任学生班长的我，首批加入“新青团”，并被选举担任团支部书记。
        学校建立“少年先锋队”，又委任我兼任学校少年先锋队大队长，成为全校数百名学生的学生“第一领袖”。
        1950年底我考入县城师范学校。那是“新师范”首届招生，先于初中招生，在文登、荣成、威海、乳山、牟平六个县的数千名高小毕业生中录取的150人。师范三年一直学习成绩优秀，语文成绩突出，开学之初，学校举行作文比赛，我的控诉日寇侵华罪行的“父亲之死”就获奖，并登上了学校黑板报（校报）。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给全班宣读，还有文章在地区和省里报纸发表。有一次受到两元五角钱稿费，买了糖果全班同学分享，同学调侃说：“我们班要出作家了！”
        三年中一直担任文艺干事、团支部宣传委员、团支部副书记等学生干部。没人计较我是“国民党镇长儿子”的身份。
        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乡下做小学教师。由于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孩子，教学成绩在同班级中一直领先。仅一年多时间，就被评选为“优秀教师”，出席了全县“优秀教师代表大会”，并为十个典型之一，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这时，大概也没人计较我父亲当过国民党的镇长？
        这次优秀教师代表大会的典型发言，带来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由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一步走进了县政府教育局的大门。是教育局田长听了我的发言，询问区里带队的区长文教助理：“张泰然的发言稿是谁给写的？”
        助理回答：“他的发言怎么还要别人给写，是他自己写的。”
        田局长听了当场表态：“这个教师你们不要再用了，把他调到教育局。”
        这位局长当时可能没有调查我父亲当过国民党镇长。可我到教育局以后，他知道我父亲当过国民党镇长，也没有歧视，照样重用，我还在县教育局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县教育局的两年中，我写了两本介绍本县教育工作经验的著作在省出版社出版。成为名传全县以至到省的年轻“作者”。可能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夫人）为利用“笔杆子”，把我由政府教育局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做“新闻干事”。这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位：“要害部门”的笔杆子，前途无量。然而对我来说，厄运便开始了。
        在宣传部，我又有著作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所任行政工作中也干得出色。于是，那位女部长便有“提拔”我为官之意。按那时的官场规则，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的干事，只要不犯错误，走出去，至少给个副科级职务，当个副局长、局长什么的。可我在宣传一直当干事，没见提拔信息。
        倒不是我多么渴望提拔当官，而背地里得到的消息令人沮丧。是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有资格参加县委常委会的秘书冒着泄密的风险，私下里问我：“你父亲到底有什么问题，当过国民党镇长，成了你晋级提拔的阻力。”他告诉我：“这几年，在县委常委会研究提干部的会议上，有三次部长和副书记提出要安排你到科局当头儿，可每次组织部长总是提出你父亲当过国民党镇长的事。明讲我们怎么能提拔伪镇长的儿子当领导。使大家无话说。”这就是要害，似乎他不说我也知道其中原委。当官，自知不是那块料，心无遗憾。让我遗憾终生的是，因此原因，没有让我从事所喜爱的写作专业。
        在那个年代，被视为党培养的青年作者还是凤爪鳞角。稀者为贵，那时二十岁出头的我，已有多本著作在省和国家出版社出版，便在全省有了名气。当时省和地区的三家有关单位向县里提出调人。
        事后我才知道，每次都因我父亲的问题全由组织部长从中作梗而作罢。
        1963年“四清运动”，我还当上了只有科局长与公社党委书记才有资格担任的“四清”工作组长。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这个国民党伪镇长的儿子又大难临头了：被批斗、镇压了七、八年。
        文革开始，自知有父亲的问题，不敢轻举妄动，没有参加任何红卫兵造反组织，甘“当逍遥派”。
        可是在1967年全国“一月夺权”风暴中，县里以一个农民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名为在“解放军”（实际只是县武装部）的支持下，夺了县委和县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以后，我竟然忍耐不住地参与了“反夺权”一派的争斗，埋下了被迫害的祸根。当时我为什么突然“跳”了出来？他们是没有“大联合”的一派夺权，必然引起其他派造反组织的反对，两派展开了残酷斗争。夺权派动用控制的公安专政权力对“反夺权派”大肆镇压，数十人被抓进了监狱，包括来本地“串联”的十几名外地大学生。此事对我发生了震动效应，心想：你无产阶级造反派夺权，为什么一掌权就对也是无产阶级造反派如此镇压？正在此时，“反夺权派”有人拉我出来写反对大字报。
        于是也算发挥了我的专长，批判夺权的大字报刺痛了夺权者们的心，我便成了他们一派的众矢之的。赋予我“旧县委的大红人、铁杆保皇派”名号，拉出配有丑化漫画大幅标语：“看，牛鬼杀神x x x也跳出来反夺权了！”、“国民党镇长的儿子也起来造共产党的反啦！”攻击大字报贴满县委、县政府大街。两派恶斗到1967年4月，山东省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夺了省里党政军大权，王同时还兼任解放军大军区政委。此时正逢中央“反逆流”，所谓“逆流”，指“镇压造反派”。
        我县夺权派镇压一派的行为，正符合上头的“逆流”，那我们一派就变成正确的了，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了省里夺权派（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解放军）的支持。我们一派取得了“大胜”。对立派也不会屈膝收兵，两派便展开了更加残酷的文武大战。此时，作为“正确”的一派，我更是尽力为“派”效力，锋芒毕露·批判攻击对方的的大字报、传单很多是出自我手。这便是后来我们一派转“对”为“错”，我深陷囫囵被整七八年的祸根。
        到1969年10月，省里夺权的王效禹突然被主宰文革运动的“四人帮”加罪下台。支持我们一派的靠山倒塌，他们一派当即成为“一贯正确”的一派，我们一派自然要打入另册被整。
        在山东省“批林揭王”运动中，我等被定罪“坏头头”，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运动中，一直到“四人帮”夸台，文革停止的“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入和事”运动，我等都是主要被整的对象，历时七八年。下面只说我自己在这七八年里的遭遇和最后结局。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设专案被批斗了两月，没有事实做结论，号称“挂起来”等候处理，送郊区农场劳动半年，期间曾拉到全县“万人大会”台上遭批斗。接着又来了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我又莫名其妙地当作“五一六分子”进“专案组”隔离审查。我连“五一六”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哪有什么罪行交代？专案组长田某为促我交代罪行，挑动了十几个对立派狂徒对我施以殴刑，拳打足踢，打到昏迷不醒人事。急招医生抢救，才留下一命。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也无词定罪，便放到农场劳动改造，等待处理。此时上面派来了新的县委书记，让我回复原职，继续工作。期间还主持了成为全省“传统教育基地”的“天福山起义纪念馆”的布展事宜，带人去北京·上海等地采访当年参加起义的老干部·老将军。真正成了“自由人”。
        可是，让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四人帮”垮台被捕、 “文革”宣告结束，我却突然又大难临头：成了“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的“清查”对象。那时，新派的的那位县委书记已被造反夺权上台的副书记排挤调走，她马上变脸，打扮成反“四人帮”的英雄，对我等历次被整的对象，冠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设专案“隔离审查”。
        其实他们所作所为才是“与四人帮有牵连”，完全按照“四人帮”的指示行事。可是，他们摇身一变，竟成为“一贯正确派”。
在“清查”运动中，“专案组长”对我施尽卑鄙手段“逼供信”。因为除了那些“派性斗争”的错误，再找不出其他可以治罪的“罪行”，甚至把我拉到全县“刑事罪犯宣判大会”上，在观众群中特设一张高桌子，让我站立上边“陪同”宣判刑事罪行。
        被“清查”历时一年多，无法定罪，又被押送到海边“高岛盐场”监督劳动，名曰“等候处理”。在盐场“等候”了一年多，后来得知是上头下指示纠正“清查”运动扩大化，才把我从盐场放回县城，还是要我“等待处理”。在原单位县委宣传部“等待”了近一年，只上班，不做事。这期间，我的老熟人、住家邻居、县委管理干部的组织部长发挥了一点人性感情。一天，同一起上班的路上，他对我说了实话：“虽然组织没有对你下什么结论，可你也知道，县委的机要部门是不能留你了。你可自己选择个愿意去的单位，我给你安排。”
        此时，我竟然像鬼使神差，没加思考地接上说：“那叫我去搞创作吧。”
        他也面露喜色说：“那你到文化局，由岳局长安排吧。县文化馆有创作人员编制。”这位部长说到做到，第三天，我就接到了去文化局报到的通知。我曾大言不惭地说“搞创作”，局长便把我送到了文化局的下属单位文化馆创作组。
        县文化局属于县委宣传部管辖的单位，我与岳局长是老熟人，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他对我说：“当时我问黄部长：一个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到哪个单位至少也要给个副科级，可老张连个股级的文化馆馆长都没给……你知道黄部长说什么？他说：是他自己要求去的，你不用管。”
我自己要求的不假，帮助组织上解决了一个处理我的难题，我倒还真的搞起了“创作。自己有多个作品见于报章杂志，编创的一个大戏“天福山起义”还获得了“威海市精品文学奖”。同时，还为县里组织编辑出版了歌颂文登改革开放报告文学专辑。至此，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2年县里惯例总结表扬大会上，宣布给了我“提一级工资”的奖励。此奖为“二等奖”（一等奖是县劳动模范），我成了上千名县机关干部中的15人之一。
        后来得知，对我获得这个奖，有人对县委提出了抗议，这位“抗议者”，乃是在“清查516分革命集团”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连续两届整我的“专案组成员”。抗议没有产生什么效果。那年我本来已到退休年令，可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又动员我留用，要我主持市里的一个形象工程“文登学陈列馆”（文登名人馆）的布展事宜。
        我只好从命，退休后又继续工作了两年，直到“文登学陈列馆”完工。此馆成为威海市“传统教育基地”，一直开放展览至今。退休后，烟台市作家安家正采访过我，他在叙述我坎坷经历的“也算潇洒走一回”文中，总结我的一生是“三个没当上”：没当上官、没当上作家、没当上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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