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泰然：我在文革中是怎样硬撑着活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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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泰然简历】
       1932年生于山东省文登县。1950年考入文登师范。三年毕业后分配到乡村做小学教师年余，1955年调入县教育局任科员。1963年调县委宣传部任新闻干事，直至1980。其间，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516反革命集团”，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取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中，作为被整肃的对象度过的。1881年5月安排到县文化馆当馆员。1982年，当了“文学戏剧创作室”主任。1994年退休，1996年依亲来美国定居至今。
　[size=;font-size: 20pt,20pt]《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在我们县（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县。后来撤县改市，现在又彻市改区，名为“威海市文登区”）很多熟悉我的人说：“张泰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活了过来，是个奇迹！”其实没有什么奇迹，只是我相信“自己不垮，别人是整不跨的”。

【起因】自投罗网陷身囫囵
由我自己填表，并存入政府人事部门档案的家庭出身写着：爷爷张树乾，清末民初在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石岛创办“源春钱庄”；同爷爷一起经营钱庄的父亲张寿仁关闭钱庄之后，带了资本回家乡文登县张家产镇兴办乡村工商业和现代学堂，期间被推举为国民党的镇长。这样的家庭出身，自然要影响我的事业发展前程。
组织掌控，我也心知肚明。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之初我不会轻举妄动，便做了无派别的“逍遥派”。可是，由于性格所致，竟然自行跌入文革的深渊，身陷囫囵。
1967年2月1日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我县几个造反组织一举夺了县委、县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以“农民造反团”的一个女头目为首的“县革命委员会”，执掌行使县里党政全权。这个女头是县“劳动大学”毕业回农村的“知识青年”，当了村党支部书记，还被选为“县劳动模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时候，我们那里的武斗开始了。
所谓“武斗”，不是两派群众武斗，而是夺权派动用公安专政机器，对“反夺权派”实行了血腥镇压，把“反夺权派”组织的头头大都抓进了监狱，十几个支持“反夺权派”的外地大学生也被镇压入狱。就在此时，我接触过的几个外地大学生动员我写大字报反镇压。这时的我，处于义愤或是慈悲就按耐不住的站了出来，发挥了写杂文的专长，用大字报揭露他们镇压反对派的罪恶行径。有证有据，笔锋犀利，自然引起他们的注意，顷刻成了他们的主攻对象。攻击大字报满城飞，被冠以旧县委的“铁杆保皇派”，在县政府门口拉出大条幅：“看，国民党镇长的儿子起来造反啦”，就差没有抓进监狱。
时局有变，到1967年4月，全中国又掀起了“反逆流”运动，“四人帮”下达了“反逆流”的“4·1指示”，正在这时，山东省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在济南军区的支持下夺了省里的全部全力，王效禹当上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解放军济南军区政委，权倾一时。时至1969年初，山东时局大变，不知什么原因，原本是顶层“四人帮“支持夺权的王效禹突然被”四人帮“撤职查办，彻底倒台。王效禹支持的，我所在的文登一派便要随之倒霉。从此我便身陷囫囵，当作王效禹“爪牙和余孽”，一直被那夺权的女头目们整肃了十多年。

【批斗】“万人大会”也风光
我等随着省里王效禹倒台而获罪，是从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开始的，我被当作“坏头头”列入阶级敌人阵容受清理。“清理”过程中，自然硕果累累，不少人以各种罪名“双开”或入狱、判刑，最后剩下十几人无法定罪，便送郊区农场劳动，继续交代问题，等候处理，我便是其中之一。一天傍晚，我等“准阶级敌人”劳动收工后，管理监督我们的头目通知说：“你们不是要顽固不化吗？明天到县城二中操场接受万人大会批判，以促你们老实交代问题。”
在农场，我等住集体宿舍。监督员走后我们中的年长者、县教育局长对大家说：“人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明天咱们都要把好衣服、好鞋穿上，好好打扮打扮，别露倒霉相。”我照办了，第二天一早，便穿了平日很少穿的淡蓝色中山服，黑皮鞋擦得光亮，准备登场挨批斗。被押上万人大会批斗，在一般人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我的一个被结合进了“县革命委员会”的老朋友，就担心我经不起这样的打击。在拉上大会批斗台前，把我叫到一边安慰说：“要经得住考验，没事的。”
我倒担心他受连累，赶忙让他走开。他说：“没关系，请示了陈副师长（军代表、县革委会主任）跟你谈谈。”老朋友的担心也确实不必，在押解文登上台的时候，台下人群中有人指名道姓地高声说：“那个穿蓝色制服的是张泰然吧？啊！好漂亮小伙！”那时我虽然年轻，但也算不得漂亮，可此时此刻听到这样的赞美心里也满滋润，站在台上大半天心里老想着这话，发言批判说了些什么我倒像没有听见似的。
从万人大会会场回到劳改农场后，脑子里还想着那老教育局长的活：“人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当然，重要的是要“心中无霉意。”所以我自我评价：万人批斗也风光！

【越狱】深夜回家报“平安”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按他们标准要求也没能把我清理成“阶级敌人”，因为我除了写了些反对他们镇压“反夺权派”的大字报，最大的罪行也不过是个“派性”，再也找不出别的“罪证”，最后还是回到了原单位，名曰“等候处理。
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等候处理”时全国又来了“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突然又把我当作“516分子”拘留到“专案组”（县广播站的一个三间厢房。左间容我住，正间是看守岗哨，右间为审讯室）秘密接受清查，如同进了监狱。
“516”这个名字我倒是听说过，可是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一无所知。“清查”审问时，我查觉到“专案组们”也不懂“516”是干什么的，仍让审问那些派性的事，我并不在乎。可最令人难受的是，“专案组“地址保密，他们明说：“你在这里，你的家属也不知道，只有争取早点把罪行交代清楚，早回家属让放心。”
此时我真的心如刀绞。我失踪多日，家中母亲和妻子儿女怎么受的了！？因此，如何将我的处境告知家人成为我最大的心事。一天夜里，我上室外露天厕所小便（那时的文登县，即是县机关单位也大都没有室内厕所），几个窗孔启发了我出逃的灵感。我仔细端详并以身实验，可以窗孔逃出大门围墙封锁的院落。
一天深夜，趁看守熟睡之际，我便到厕所窜上窗孔逃了出去。快步二里之遥，回家跟妻子报了信息（没有惊动睡着的老母和儿女），安慰她挺住，我会平安无事。两人晒泪告别，我便急忙往回赶。当我爬进厕所回到看守所时，把看守惊醒，他朦胧中恶声问我：“你到哪里去了？”
我说：“上厕所了！”
“那行，快睡吧。”看守说。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发现我的出逃，心里庆幸：越狱成功，报了太平。
第二天一早我在屋内忽然听到母亲的呼喊：“旧社会还准许探监呢，你们为什么不准我见儿子？”我从屋里冲出，被看守拦住，听他们驱赶母亲的呼喊，我热泪横流，在屋内惊呼：“妈妈！”母亲被驱赶远去，听不到回应，母子终未能相见。

【殴刑】顽强挣扎保性命
旷持日久的“清查”，他们也没能查出我的什么“516”罪行，看的出来，专案组的几个成员也无计可施了。
一天，又将我传到审讯室，组长凶神恶煞地宣告：“你要顽固不化吗？你的同伙都交代了新问题，也揭发了你的‘516’罪行，你，你难道能逃脱惩罚吗？我们的政策还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我们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广大革命群众也绝不让你抗拒到底。”
说到这里，像是发了个信号，一群乌合之众蜂拥进屋，先把我按倒在地，蒙头盖脸地黏糊大字报，接着对我拳打足踢，喊着“看你能顽固抗拒到何时！”
此时此刻我只有一个念头：保住性命，于是用尽力气挣扎着站起来，抱头钻进组长怀里，他们还是不停地殴打，直至我昏迷不省人事。
醒过来时，我认识的县医的院毕可翰医生在旁边，听他说：“可能是脑震荡，需要到医院做检查。”他们便叫了救护车，有专案组长陪同到医院做了体检，病例上写了什么也不让我看，只听毕医生说：“轻度脑震荡，右耳鼓膜破裂损伤，需要休息用药疗养。”
此后我仍然在专案组，只是审讯暂停，准许休息服药养病。我逃过性命一劫，他们受到了上司的责备。次日，那女头目亲自来到了专案组，对他们大发雷霆，我在屋内都能听到她的吼声：“这样做，出了人命谁负责！”
他们也像是接受了教训，真的让我“休息”了，没有再提审。但一直瞒着家属，更加严密地不准家人探望。一次妻子带了儿女探望，只准儿子和女儿同见了一面，父子抱头痛哭而别。后来，大概是上头有了什么“最新指示”，上头烟台市派来了新的县委书记，职位在女头目之上，宣布把我等所谓“516”分子解放，我也回到单位县委宣传部，照常工作。

【陪判】居高临下反平安
说荒唐还真荒唐，使人万没想到的是，到1976年“四人帮”被捕、中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日，在主持的“天福山纪念馆”布展竣工之时我又被拘禁到了“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专案组，接受“清查。查我者依然是那个造反起家的女头目为首的帮派。
这个女头目非同一般，可谓神通广大。在此之前她到烟台市“控告”县委书记鞠远业“包庇516分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那时的上级烟台市也是“造反夺权派”掌权，听信她一面之词，把鞠书记又调回了烟台市，恢复了她的权势。
到“四人帮”垮台她竟然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抵制‘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英雄，对被她以文革手段整肃了六、七年的“反对派”再下毒手。（这笔糊涂账，至今也没有算清，那女头目后来调到了邻县牟平县，继续当她的“处级”官员县政协主席）。
在这次“清查四人帮”运动中，对我等的手段比以前更加毒辣，我又成了他们难啃的“硬骨头”，煞费苦心也没有找到惩处的罪证。一天，他们竟然发明创造了古往今来最新奇的惩处伎俩：把我拉到全县“刑事罪犯宣判大会”上做“陪斗”。
“陪斗”这词是我杜撰，因为以从没有见到和听说过这等惩罚手段。一天上午，专案组成员把我带出去，说去参加大会。赶到县职工俱乐部广场已人山人海，搭起的台子上后面坐着一排人，横幅会标上写：“文登县刑事罪犯宣判大会”。我知道他们不会宣判我什么，猜想可能是要我在群众中听宣判，给我以震慑。
这时来了几个大汉把我架起胳膊就走，心想可能要把我拉上台陪同刑事犯宣判了。没想到他们却把我推上了台下特别设置的两张叠垒的八仙桌子上，喝令我立正站好。一会儿，一帮戴着手铐的罪犯被警察带上台，强制低头弯腰站着。
我孤立站在人群中高高的八仙桌上，比台上的罪犯更显眼，更令人瞩目。我小时候看见村里斗地主就是这样，把地主分子推上两张叠起的八仙桌子上站着，斗到群情激愤时就“拉雷”（把下面的桌子抽调，使地主摔下来，称之”拉雷”），桌子傍边那几个大汉看管着。但因为我站得高，他们对我不能像台上警察对罪犯按头捶腰，我可以直腰昂头扫视全场，居高临下，倒也平安。
从宣判词中得知，那些罪犯尽是些抢劫、强奸、杀人、放火犯，他们也算是黔驴技穷了，这样的罪犯怎么能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能震慑着我吗？

【窃密】心知肚明迎接批斗
  有几天，他们对我审讯时特别严厉，好已经像掌握了的重大罪证，“逼供信”地胁迫我老实坦白交代。甚至启发我“在什么地方讲过什么话”，要我坦白。狗急还跳墙，我终于得到了他们掌握的所谓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这次的“专案组”在县党校的一个三间厢房，格式如同抓“516”时在县广播站的专案组，左间我住，正间是监督岗，右间是审讯室。审讯时可见一些笔记、资料之类就摆在桌案上，于是启发了我窃密的动机。
一天，趁他们到食堂吃饭时，我偷偷到审讯室翻阅桌上的笔记资料。凑巧翻阅到第一个笔记本就有重大发现，有一熟人揭发我：“在一次聚会上，张泰然说：江青是法家、革命家，周恩来是地道的儒家、反革命派。”这种言论，在那时是标准的“恶毒攻革命领袖”的反革命言论，难怪他们如获至宝，对我严加审问。
揭发我者是山东省高级法院的一个厅长，退休后回到了家乡文登县。抓“516”时曾是整我专案组成员。不知是何原因，他竟对我很同情，常常给我通风报信，安慰我要挺得住，不会把你怎么样。因此我从“专案组”解放出来后，便成为我信任的朋友，时常交往，多次聚餐畅谈。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从来没有讲过他揭发的那些言论。
窃取了他们的机密，我心中有底了。他们也近乎黔驴技穷了，最后竟然拿出揭发材料要我承认。这时我提出了一个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我说：“那天聚会有多个人，可以去问褚厅长（揭发人）那天还有谁在场？可再调查其他人，我是否讲过那样的话？”我还说：“领导（他们规定，在专案组一律称他们“领导”）常说我如何聪明，那我能糊涂到在陌生人面前散布反革命言论吗？”
“清查”过后我被释放，曾特的找褚庭长对质此事，问他何以造谣诬陷我？他深感歉意，说了实话：“他们知道咱们之间的关系，在拘禁你时把我也紧闭起来，刑讯逼供要我揭发你的反动言论。是我一时糊涂、混蛋，便把在别处听到的那话套在你身上，实在对不起。我以为你年轻可以承受得了，我年老怕死，竟然……”
当时他即使对我道歉，我也没能原谅他，当场怒斥：“你这等品格，在当高院刑事庭长的时候，不知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冤枉了多少人？无耻！”我以后再没有与他交往。
接着，后来听说是中央发现“清查运动”在全国严重扩大化到了难以收场的地步，下达了县级以下单位停止清查的指示，他们才无可奈何地收场了。但他们对我仍然没有放手，又转入了另类审查，撤去软禁，可以回家，像上下班一样在专案组接受审查。我把它叫做“自由专案组”。

【劳改】盐场自由的日子
在“自由专案组”，他们也像是心灰意冷了，审查并不积极，一派应付公事的样子。后来，他们要我写检查，言明“检查要深刻诚恳，争取早日解放。”限三天交稿，审查通过以后，在县直属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作口头检查。看来他们是要找个梯子下台了。在“专案组”隔离清查时允许我带了以前的检查稿子。我照样抄了一遍，当天完成。第二天一早，他们通知我：“你的这次检查可以了，今天就到全体机关干部大会做检查，看大家能否儿认可你的这次检查。”
我猜对了，他们要我检查不过是借梯子下台。在全体机关干部大会上我把产陈年旧稿年了一遍，他们竟然说：“这次检查深刻诚恳，大家满意。”那个身兼“清查办”主任的夺权女头目亲自到我屋里跟我谈话，她说：“‘县清查办’决定，专案结束之后送你到高岛盐场劳动，继续改造等待处理。”不知道她要盐场如何管制我，但场里工人、干部以至场长都没有把我当“劳改犯“对待。看我身体怯弱，不分配重活，说我有文化，叫我做记录员。县里规定我这样的人不能与工人一样休假，如果有事回县城，要场长向县里请示批准。但场长要我同工人一样休假，他的家在县城，常常让我随他的车回家。在盐场的一年多，是我从文革到清查十几年里最放松的时光，也是家属最放心安心的日子。后来那位场长升任县盐务局局长，我们还成了莫逆之交。

【结局】当了个小官受嘉奖
在盐场劳改了一年两个月，让我回到机关原单位县委宣传部，他们说“改造得不错，等待分配工作。”
这就算是对我的结论，被整肃了七、八年没有任何结论的结论。所谓“等待分配”是说我不能在县委要害部门宣传部了，要另行分配。再后来，通知我到县文化局报到。文化馆“创作组”从文化馆分离出来，成立了与文化馆同级（科级下面的股级）“文学戏剧创作室”，又委任我为“主任”。虽然是个不上官位的“股级”小官，可也说明他们对我白整了。
在文学戏剧创作室，我也创作了一些文学戏剧作品，创作的大型历史剧《天福山起义》获得威海市“精品工程奖”。1994年，全县机关干部年终总结表彰大会上，我还受到了增加一级工资的嘉奖，是全县十几人之一。让参与整肃我的那些人，惊愕不止。
1996年依亲移民来美国，颐养天年至今。前年回国，一位熟悉我的老干部说我：“你的老运可真好！”
是的，历经坎坷，最后，终于笑了。
（2015年8月5日于圣地亚哥女儿宅邸）

http://sinotimes.com/549/up_art/p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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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生的惨痛经历遭遇见证了那个时代

n 加州   玉草
我在文革后运动中的遭遇

[附录]本文作者给《美洲文汇周刊》编辑部的信选摘
编辑先生: 这篇文稿可能是个另类，反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很多，可是没见谁写过“十年浩劫”之后，文革继续的“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简称“清查”运动）。这个历时三年的全国性运动，是在新的党中央把十年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后，并明文宣示“今后不再搞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之后搞起来的。因此，就我个人经历是“十年浩劫”后，又被“浩劫”了三年。起码说明“十年浩劫”后，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又漫延了三年。如果此文能用，请署笔名，也不刊登照片，不作作者简介，以免惹麻烦。如果不便采用，能否转给美国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先生？请他注意文革的这段历史，权作提供一份口述历史资料。

祸根
我自知出身不好，历次政治运动都不敢轻举妄动。文化大革命初起，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没参加，是个所谓“逍遥派”。1967年1月，掀起了称为“一月风暴”的全国夺权运动，我们那个县的一派红卫兵组织在2月2日晚上在解放军支持下夺了县里的“党、政、财、文”大权。
一派夺权，另一派便以不是“大联合夺权”起来反对。夺权派便动用专政机器对另一派组织进行血腥镇压，连外地来串连的大学生也有十几人被抓进了监狱。此时我想，“这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革命派怎么能这样来对付革命群众？”便心生对被镇压的一派的同情，随之写了一张呼吁停止镇压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贴在县革命委员会院墙上。大字报有据有理，文字精彩，引起夺权派的重视，发起了全面的反击。两派的大字报在县城铺天盖地，轰动全城。
真是自投罗网，一个国民党员的儿子，胆敢攻击新生的“无产阶级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所幸我没被抓进监狱，但从此便成了夺权派的眼中钉。
到1967年4月，上头（自然是“四人帮”）为打倒反对文化大革命夺权的一批老干部，诬蔑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逆流”（称为“二月逆流”），下达了在全国反“逆流”的指示，称夺权后镇压群众就是“逆流”，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命令放人平反。我便成了“反逆流”被平反一派的一员。
在“反逆流”中，省里的“左派”在解放军支持下夺了省里的全部大权，得到中央（自然是“四人帮”）承认支持。
按省里夺权的派系，县里自然是“反逆流”一派正确，支持他们夺权的解放军也转态支持“反逆流”派，于是我便站到了省“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都支持的一派。对此，我曾自我庆幸“站对队”了，还被推举为一个组织的副头头，便埋下了在“清查运动”中惨遭迫害的祸根。
落网
到1969年4月，夺权上台，身兼解放军大军区政委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忽然被中央宣布犯了错误，被赶下台。支左部队随之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检讨“支左”支错了，转向支持原来的夺权派。我所在的一派便开始倒霉了。从此，这一派的头头便成了文革中一系列运动的对象。
批判省革委会主任，我们便成了他的走卒，集中到一个农场办“学习班”，检讨错误，交代问题。接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定性为“坏头头”，同叛徒、特务、坏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打在一起，实行专政，进行批判斗争。最后查无实据，无法定性，便平白无故地就放在农场劳动改造。接着，中央又展开清查“５１６”分子运动，我连“５１６”是个什么东西都不懂，又把我等一些派头头打成“６１６”分子，进行隔离专案清查。禁闭批斗了一年多，上面下指示停止抓“５１６”才作罢，地区派来了新的县革委主任才主持把我等“５１６”分子解放了。
上述一系列整人运动，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领导搞的，在我们县里便是那些夺权进县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头头领导实施的。因为那时的革命委员虽然号称由解放军代表、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组成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可是解放军代表不了解地方情况，结合干部被批斗得惊魂未定，畏首畏尾，掌实权的是那两个当了副主任的造反派头头。以派性权力整无权的一派，力度可谓坚强，必然残忍有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是这样在文革中诞生、发展的权力，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新的党中央定性“文革”是“十年浩劫”，宣布“文革”结束以后，又领导了全县的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我又变成了他们清查的对象。被清查了三年，直到中央下令停止县以下单位清查运动才不了了之。
监禁
“四人帮”被捕，县里掌权的一派马上摔掉了造反派的帽子，自称是反文革的保守派，以示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我所在的一派就成了与“四人帮”一夥的造反派了。造反派头头便成了县里的“小四人帮”，成为清查运动的主要对象。经过办学习班的逼供交代问题，全县最后找出了22个重点“清查”对象，设立专案隔离监禁审查。设立了22个专案组，分布在县城对家属保密的22个隐蔽地点。
我被带到县党校原来作仓库的三间厢房里。我住左边一间，正间是监管我的哨位，右边是专案组的办公室兼审讯厅。专案组由五人组成，一个当了局长的派头头任组长，副组长是个刚解放结合干部。
组长对我宣布学习班（他们把这种隔离监禁仍然叫做学习班）的纪律: 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端正态度，如实交代问题，争取早日解放；２、不准随便走出此屋，不经专案组批准，不准与任何人接触。有人给你送水送饭，上厕所要报告，由人带领； ３、不准家属探望。
这些专案组成员都是特别忠于县革委领导的清查运动的。造反派头头组长新官上任加上报派仇，分外卖力不用说，结合干部刚解放在等待任命官职，更想表现积极。这样坚强有力的的审查班子，可就害苦我了。
“四人帮”倒了，上头说文化大革命错了，我也信服，懊悔参加了一派，没把逍遥派当到底。所以在办我学习班的时候我便作了认真诚恳地检讨，写了三千多字的检查材料交了上去。他们说我态度很好，把我写的材料还在县广布站广播了，还说准备解放我。可不知为什么学习班结束了还不准我回家，没有通知家属就把我禁闭到了专案组。在开始审查时他们才说了拘禁我的理由。专案组组长的审讯开场白说：据县清查办掌握你所犯错误和罪行的事实，你那份检查避重就轻，完全是为了蒙混过关。所以要重新清查你的问题。希望你这次竹筒倒豆子，全部彻底把错误和罪行交代清除，争取宽大处理。
真是快刀斩乱麻，说完开场白就要我交代问题。我有预感，看来这次是要来恶劣的，要当罪犯审理了。
我承认参加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我的主要错误是写了写批判他们的镇压群众、挑动武斗，批判支持他们一派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和传单。那次在全县广播的检查就已经“竹筒倒豆子”了，再交代还是那些事，没有新问题，也没有揭发同夥的新事，岂不要惹恼他们？！
审讯进行了一个阶段，看样子他们很着急。从他们逼供的言辞中听得出来，他们这个组进展太慢了。于是对我采取了非常手段，以至差一点命丧其手。
殴刑
监禁审讯期间，对我动手动脚是常事，严重殴打也有多次。
一次，因为他们听到了我的笑声，使我挨了一顿拳脚。
好长一段时间，任他们怎么折磨，我也没有新问题交代，看他们的神态也颇有些技穷之意，每天审讯的次数少多了，我的思想随之就有些放松。我住的屋子夜间常有老鼠出没，偷吃我当晚剩下的饭菜，我便想了个法子逮老鼠。把小块肉放在一个敞口药瓶底下作诱饵引诱老鼠上当。此法挺灵，一天晚上果然一只小老鼠钻进了药瓶，我急忙捂住瓶口，盖上盖子。看着逮着的小老鼠在瓶子里乱窜，逗得我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凑巧，被在门外值班监视我的人听见了，推门进屋问我笑什么？我不好实说，又不敢否认没笑。便支吾说可能是做梦吧？看守没说什么退了出去。
第二天，专案组成员一上班。便把我传了过去。组长主持要我交代昨天晚上为什么笑？我仍然说可能是梦中笑，我不知道。他们不信，便开始批判我。 组长说：“你是在笑我们专案组无能，没有搞出你的新问题，那你就等著吧。”
说着他就带头对我拳打脚踢。至此，我更不敢说实话了，要是把瓶装小老鼠拿给他们看，只有招惹更惨的毒打。这次挨打我把账记在那个贪吃的小老鼠身上。
一次是我年过七旬的老母亲要求见儿子不许，把我毒打了一顿。
专案组审讯地点是保密的，我妈妈思儿心切，多次到县城找儿子找不到。后来偶遇一熟人无意中告诉她我关在县党校（后来得知，那位泄密者也被清查了好几天），第二天便步行30里到县城找我。我在紧闭室听到母亲在窗外呼喊：“旧社会还准探监呢，你们是共产党吗？！”
他们把母亲推走以后，就把我揪到了审讯室，以拳头开始了审问。“是谁告诉你妈你在这里？”
我不知道，无法回答。大概他们也觉得问得无理，便不问了，组长上前打了我一拳，嘴里嚷道：“这一拳是替你妈挨的，说我们不如旧社会，那我们就当旧社会揍你这小子！”
接着，组员一齐朝我没头没脑地打。直到他们打得累了才把我送回屋里。时值中午，他们送饭来让我吃，我想到母亲因儿子受辱悲恸难忍，哪里顾上吃饭。他们拿饭碗时扔下一句：“你想绝食啊？饿死没人负责！”
再有一次是他们发动了十几个人到专案组把我打得昏厥过去，找来医生才把我抢救过来。这次殴刑惊动了县清查办公室，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兼清查办主任的的造反派头头，亲临专案组训话，我在屋里听他在吼“出了人命你们谁负责”？我知道是在批评他们。
县清查办批评了专案组，接着却是县清查办对我采取了更加恶毒的侮辱行径，把我拉到了全县刑事罪犯宣判大会上“陪判”。
陪判
“陪判”是他们的发明，这词是我杜撰。一天上午，他们把我带出去，说去参加一个大会。赶到一个大广场已经人山人海，搭起的台子上后面坐着一排人，横幅会标上写：“XX县刑事罪犯审判大会”。 我正想可能是要我站在群众中听审判对我震慑一下，不想却来了几个大汉把我架着就走。我想他们是把我也要架上台了，但是他们却把我推上了台下两张叠磊的的八仙桌子上。一会儿，一帮戴着手铐的罪犯被带到台上，在台前一排弯腰低头站着。我孤立的站在人群众中高高的八仙桌上，比台上的罪犯更显眼、更令人注目（这种形式也是中国人的创造。）我小时候看见村里斗地主就是这样，把地主分子弄到两张高高的八仙桌上站着，斗到群情激愤时就“拉雷”（把下面的八仙桌抽掉，使地主摔下来，称为“拉雷”）。桌下有几个大汉看管，但因为我站得高，他们对我不能像台上警察对罪犯那样按头锤腰，我可直腰昂头站着扫视全场。这时我什么也不顾，随时警惕着他们“拉雷”。
从宣判词中得知那些罪犯，是一些抢劫、强奸、杀人犯，另加了几个清查出来的“现行反革命”。也许是“同病相怜”，我特别注意倾听那几个清查对象的罪状。一个“现行反革命犯”，罪状是被清查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怎么能全推到‘四人帮’身上？再说，毛主席的老婆还能不听毛主席的？我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革命的，有错也不在我。”他被定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刑八年。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罪状是攻击专案组搞逼供信，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四人帮没有两样。定为对抗、破坏清查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判刑三年。
他们为什么单独对我采取这等卑鄙手段？后来才知道是他们掌握了我的“现行反革命”言论，我没交代。有个同夥揭发我在一次聚会上说“江青是法家，周总理是儒家”。
“清查办”如获至宝，定为“攻击中央领导”的现行反革命。指示专案组一定要清查到底。这话是那人被逼揭发我瞎编的，我无从交代，结果把我逼上了八仙桌去“陪判”了大半天。后来听说是中央发现清查在全国严重扩大化，到了难以收场地步，下达了县级以下单位停止清查运动的指示，他们才无可奈何地收场了。
劳改
要收场，他们总要找个因由。他们要我写检查，说要在县直属机关全体干部会上作检查，检查稿要上交。我在屋里写检查，听的出他们整天在审讯室摔扑克。
进专案组时他们允许我带了以前的检查稿，再写只按他们的要求加上了“经过清查运动的教育”的几句开头语，限三天交卷，一天就抄完。第四天便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检查。检查后，那位“清查办”副主任到我屋里找我谈话说：“你这次检查进步很大，经我们研究和上级批准，解除对你的审查。但是根据你所犯严重错，还要进一步检查认识错误，真正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县‘清查办’决定送你到XX农场劳动。期限视你改造情况而定。改造好了早回家，改造不好就不能回来。帽子在群众手里，现在不给你戴，不好好改造就给你戴上。给你三天时间回家看看，在这里的情况不准对家属讲，也不准对别人说。回来就送你到农场，自带行李和生活用品……。”
谈话虽然语无伦次、生拉硬套、使人不知所云，但态度倒挺和蔼，显然是在找梯子下台。到了农场我还真的解放了，不知他们对农场如何交待的，但场里工人、干部直至场长都没把我当“劳改犯“对待。看我身体怯弱，不分配重活，说我有文化，叫我在育种组作记录员。县里规定每两月回家两天，场长说同工人一样休周末，他说“上头要问，有我”。
在农场的一年两个月，是我自文革到清查的十多年里最放松的时光，也是家属亲人最放心的日子。
后来他们让我回机关，自然说我改造好了。那时“清查办“早解散了，要我到县人事局报到重新分配工作。局长亲自跟我谈话说：“不用说你自己也知道，文化大革命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在县里部门工作了，考虑你擅长写作、语文水平不错，派你到XX中学当语文教师。”
走出人事局我心里好笑，这些人也真不懂教育，至少是不重视教育，把一个犯有严重错误又不懂教学的人送到中学当教师，岂不误人子弟？那时对我的“严重错误”并没有结论，而且一直没有结论。他们嘴上说的就是结论。
我二话没说，便到中学当了语文教师，直到退休。但我心里一直在想，他们到底为什么下那么大的力气来整我？
后来，曾是当年“专案组”成员的一位朋友对我道出了其中原委。他说：“这也不能全怨县里那些夺权掌权的派头头，那时上头下达‘清查运动’的文件就说，要对‘四人帮’分布在全国的爪牙、余孽一个不漏地清查出来，以杜绝后患。对你们一派有仇的掌权派怎么会轻饶了你们？你不是主要头头，为什么对你那么狠，一定要设法除掉你，算是个特例。清查办主任XXX那时对专案组多次指示，对XXX主要查他的政治问题。他知道你在道德品质、生活作风等方面找不到毛病，所以当有人揭发了你的反革命言论，他便如获至宝，亲自出马搞你。后来是中央下指示纠正清查运动扩大化，才对你不了了之，赚了个中学教师当当。”
赚也罢，赔也罢，离开机关的政治纷争清静地教了十几年学，对我也是好事。可是他们对我的清查，是清算文革罪行，清查四人帮余孽，就是铁案了。他们对我既没有结论也不算处分，就更没有改正与纠偏的事了。大家都不提，事情就算了结了。我只好以不怨天、不怨人，只怨自己不该参加文化大革命来安慰自己了。
自己一生的惨痛经历遭遇见证了那个时代

n 加州   玉草
我在文革后运动中的遭遇

[附录]本文作者给《美洲文汇周刊》编辑部的信选摘
编辑先生: 这篇文稿可能是个另类，反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很多，可是没见谁写过“十年浩劫”之后，文革继续的“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简称“清查”运动）。这个历时三年的全国性运动，是在新的党中央把十年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后，并明文宣示“今后不再搞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之后搞起来的。因此，就我个人经历是“十年浩劫”后，又被“浩劫”了三年。起码说明“十年浩劫”后，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又漫延了三年。如果此文能用，请署笔名，也不刊登照片，不作作者简介，以免惹麻烦。如果不便采用，能否转给美国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先生？请他注意文革的这段历史，权作提供一份口述历史资料。
　

http://www.sinotimes.com/360/up_art/p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