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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可因:老领导廖沫沙
October 13, 2014
本文是邓可因《北京文坛见闻札记》的第一部分(原载《往事》第一百二十四期,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日出刊),《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10期,以《我所认识的疗沫沙》为标题在纸质印刷刊物首次发出。全文有八个部分,其他为(二)文坛复苏后的几点见闻,(三)《苦恋》何其苦,(四)走访作家,(五)文艺界人士为我题字,(六)畅春园会议二事,(七)市政协会议上,(八)访叶盛长和谭元寿。
邓可因女士,生于1931年。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法律系毕业。先后任职于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文艺部、北京市委研究室。于1996年退休。---五柳村编者,2014年10月13日。
《往事》编者的话:邓可因女士的《北京文坛见闻札记》成文于2005年,纪录了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她与文艺界名人的交往。那一时期的氛围是“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交锋、相替,希望与失望交织。人们要求的,不只是清算迫害者,还要终结那个不为 刀俎便为鱼肉的制度,使文艺能够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从政治迫害的阴影下解放出来,成为人的自由创作和自由表达。
“文革”中因文获罪的廖沫沙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写道:“若道文章皆祸水,兴亡何必动吴钩?”认为政权的倾覆自有原因,何必将罪名强加于“文 章”。他以切身的经历对把文艺与政治强行绑在一起的做法表示了异议。但党认为“文章”与政治相关:为了 ** 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这源自它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自身历史经验。
既然“文章”有这么强大的功能,党就要把天下的“文章”都管起来。于是,文艺就成了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叫做“党的文艺战线”,一度自谋生路的文艺界 人士也就成了党的“文艺战士”(或者“文艺工作者”)。他们有了“编制”和固定的饭碗,也就丧失了原有的独立,包括思想独立。若有违背,岂止是不服从者不 得食,还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种人身的依附最终造成了一种人心与人格的依附。对此,作家浩然在谈论“淘孩子”和“乖孩子”时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关于“党——母亲”的比附显 然不属于那个主张“人人平等”的“先进理论”,更多的则是让人想起传统中国的“君臣父子”一类的说法。只要这个比附成立,那么“伟光正”的背后总是“天下 没有不是的父母”的戒条,而“母亲打孩子”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但浩然的疑惑不在这儿。浩然委屈的是,他觉得已经汲取了那些“淘孩子”挨打的教训,尽量做一个“乖孩子”,尽量不惹“母亲”生气,可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一顿打。
其实“母亲”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歌颂和暴露:歌颂党和人民,暴露阶级敌 人。批评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是“善意”的,而且要以“雅量”为界。但事情往往就坏在“批评”上。有鉴于此,浩然的生存策略就在于只歌颂,不批评。如果坏人 坏事不顾他的意愿撞进了眼眶,他宁肯去歌颂与之相反的好人好事。却又不放心:这是不是又犯了“粉饰太平”的错误?——一个老实巴交的“乖孩子”终于给折腾 得无所适从。
浩然的疑惑很有代表性:本来以为是歌颂党和人民的,结果却成了反党的;本来以为是“善意”,结果却成了“恶意”的,本来要歌颂高大全伟光正,结果却“执行了错误路线”……
到此为止,还都是觉得委屈,还在反求诸己;但到了白桦那里,却把私下的委屈变成了公开的抱怨。主题还是“父母打孩子”,但抱怨的对象发生了微妙的移动——变成了“祖国”,似乎这一称谓更抽象,更不指向某人或某一伙人。
但依然犯了天条。如果说浩然有点犯“自由主义”(见《反对自由主义》之 义),那白桦就是“自由化”了。自“文革”结束后一直憋得手心痒痒的文化打手们终于有了表演的机会——无非是重施故伎,上纲上线,帽子棍子齐下。这次不叫 “灭资兴无”,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代的不同在于,经过“文革”, 原先那套东西已经破绽百出,一言堂已经维持不住了。正如作者的评价:作家们……在看法上有很大分歧,这是很自然的。要靠高压来“一锤定音”,迫使人们的头 脑定于一尊,岂非妄想?“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拉锯,一放一收的轮回似乎成了那时代的节奏。许多人在一轮接一轮的整肃中相继落马,最终导致胡赵的倒 台……
总体而言,那一时期的基调是相对开放的,随着市场化和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独立的思考和创作已经成为可能,虽然这种宽松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
八九年以后的变化在于,权力已经无法维持人们对它的忠诚,但是它用枪杆子划出了一条界线,告诉人们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失去了约束的权力通过由它主导 的市场掠夺财富,也给人们提供了一条替代政治参与的出路,人们的注意力被集中于谋取物质利益。经历了人人自危的整肃和收编的文艺界和知识界被许以职称和待 遇,文学和艺术成了当官和致富的手段,前提是不要越界……这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自动的机制:权力不再费心督促人们为自己辩解,人们会主动为它辩解,因为那也 是自我辩解。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人们还有第一或第二种忠诚,九十年代以后,就只剩下对主子的效忠了。其特点是揣摸上意,毫无廉耻。看来文艺终究摆脱不了政治的附庸地位。
或者应该再引廖沫沙的另两句作为劝告:“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侫幸覆乾坤”——估计对于一口咬定前苏联的倒台是没有管好媒体,结果“文章”倾了“社稷”的诸君,也是枉然。
北京文坛见闻札记
邓可因
一、心胸豁达、幽默风趣的老领导
廖沫沙(网络图片)
廖沬沙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十年浩劫中,由批判他写的《有鬼无害论》、《三家村札记》等文章开始,使他蒙冤 ** ,又身陷牢狱,惨遭迫害。但他心胸豁达,处变不惊,终于熬过了艰难的岁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1978年,我在北京日报文艺部任记者,听说沬沙同志在朝阳医院养病,连忙赶去看望。后来又向他约稿,有过多次接触。当时他已七十一岁高龄,但仍热情洋溢,谈笑风生。现把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三十年代初就遇上了江青
1978年12月的一天上午,我同顾行同志一起到朝阳医院看廖沫沙同志,他在这里养病。
谈话中,提到了 “有鬼无害论”。他说:“《有鬼无害论》真是有鬼了。当这篇稿件被报社记者取走时,我就想到这个题目不妥,应当改一下。坐汽车出门时还想着到报社拐个弯,把这件事办了,可是走到路上又忘了。这不是有鬼吗?当时,江青也正想整我。”
为什么江青想整他?他认识江青吗?
他讲述了下面一段往事:
三十年代初,我在上海,住在田汉家。有一天,俞珊(黄敬的姐姐)带着江青来到田汉家,说这是她的弟媳李某某,来到上海没处住,想在这里借住。后来就让她住 在田家保姆的屋里了。当时我在一家旅馆还有个住处,我老婆(熊瑾汀的女儿)离开上海时,我就一个人到旅馆去住。江青来时,正逢我老婆回老家了,我没有在田 家住。一次我来拿东西,江青 过来了,和我说话。那时我们称她Miss李。上海管流氓叫“白相人”,她给我的印象就像个“白相嫂”。她听说我暂不在这里住,就提出要搬到这屋来,我也没 好意思回绝她。我走后,也不知她是否搬过来了。她很可能是搬来住了,因为我老婆回上海后,就提出要搬家,她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可能是铺被时发现有人来睡 过,不高兴了。于是我们出去找了一处房子。搬家时江青又过来,问搬到哪里,还说她也想搬出去,能否在我们那里找一间房,我把地址告诉了她,几天后,她果然 来了,但因那间空房条件很差,所以她没有搬来。后来,我见报上登电影明星蓝苹的照片,一看这不就是Miss李吗?
1945年我到香港办《华商报》,章泯也在香港,没有职业,生活很困难。我在报纸副刊登了他的一个作品(连载),发了一笔稿费。他请我到家里吃饭,家里除 他以外,只有一个小女孩,他告诉我,这是育才学校的一个学生,由他收养的。我问:“你的太太呢?”(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太太就是江青),他说:“到延安去了。”那时,他还在等着她,还不知道她早已又结婚了。后来,那个女孩长大后,同章泯结了婚。
北京解放后,一次我去市委找彭真,走进楼下屋内,见一人在看报,就是江青,她是来找彭真的。有人从楼上下来,告诉她彭真不在, 她就走了。我上楼去,见彭真在办公室里,可见他是有意不见她。
1954年,我在北京医院动手术,江青也在这里养病,一次到我病房来,谈到在上海的事,说明她还记得那次见面。临走时说:明天还要来,有许多话谈。但第二天我就出院了。
廖沫沙书法(网络图片)
满腹辛酸口授《重看〈海瑞罢官〉杂感》
1979年2月5日,我到朝阳医院看廖沬沙同志,并由他口授、我记录,记了一篇《重看〈海瑞罢官〉杂感》。
在闲谈中和口授这篇文章中,他谈到他写的四首诗,记在这里:
一,他说,最近看到一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谈双百方针问题,前面贺敬之写的一篇,主张放;后面另一人写的一篇,则强调不能放毒草。他看后有感,编诗一首:
前篇才放后篇收,毒草香花一并休。
若道文章皆祸水,兴亡何必动吴钩?
二、“文革”中,他入狱后,从1972年开始,才允许家属探视。他让家里送来一套《鲁迅全集》,在看这书时,赋诗一首:
每逢“偶感”心便跳,一见“无题”脸发烧。
道学神经薄似纸,何堪有笔利如刀。
三、1967年夏秋间,一次他和吴晗一起被揪到京西矿区的木城涧煤矿挨批斗。在批斗会前,二人被关在一间屋里。廖见吴愁眉苦脸地低着头,想为他解解烦恼, 就向他说:“咱们现在成了名角了,像梅兰芳、程砚秋似的。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就唱不成了。”吴听了这些话,立刻轻松起来,面带微笑问:“我们唱的 是什么戏呢?”廖说:“我们唱的戏叫《五斗米折腰》。”这里用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吴接着又问:“我的工资能买多少个五斗米呀?”但两个人都不 知道米价,算不出来。于是廖又说:“那就去掉‘五斗米’三个字,简称《折腰》,行不行?”吴笑着直点头。这一段对话使两个人的心情大为轻松。在回城的火车 上,廖想起这段对话,觉得有趣,凑成了一首他自称“歪诗”的诗: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何爱折腰。
扭背栽头喷气舞,满城争看斗风骚。
廖解释说,第一句是说我们写文章招祸,是自作自受;第二句是说他如今天天挨斗折腰,好像爱上这个折腰似的;第三、四句是当时的实况纪录。
但他写完这首诗后,已经没有机会告诉吴了。
四、从1968年3月,廖就没有再同吴见面。直到1973年初,才听到他已逝世的消息。为了怀念他,写了一首七律:
“罢官”容易折腰难,忆昔“投枪”梦一场。
“灯下集”中勤考据,“三家村”里错帮闲。
垂头(或低眉)痛改“元璋传”,举眼依然未过关。
夫妇双双飞去也,只留鸿爪在人间。
诗中,“罢官”指《海瑞罢官》;《投枪集》、《灯下集》都是吴晗的作品。“元璋传”,指吴的《朱元璋传》,他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对此书加以修改。
沫沙同志还解释,为什么在那种逆境下,他能比吴晗同志想得开,不像吴那么愁眉苦脸。他说:因为我过去坐过牢,而吴虽是研究历史的,但对实际斗争却没有多少亲身经历,所以这次运动一来,就把他搞懵了。
一提起吴晗同志和他的女儿,沫沙同志就难过得说不出话。所以他说,写文章只能写点轻松的。他说:“最难过的时候,我就要笑。”我听他说这些情况,也感到很心酸。当时这些老同志无辜获罪,求告无门,只好苦中取乐吧。
(廖沫沙同志口授,由我记录的《重看〈海瑞罢官〉杂感》一文整理出来后,因他的家属心有余悸,怕惹事端,不同意发表。所以直到 1979年11月13日才刊登在《北京日报》上。)
幽默风趣的发言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10月31日开幕。11月6日下午,湖南代表团在第四招待所召开茶话会,我陪廖沫沙同志前去参加。会议由康濯主持,到 会并发言的有丁玲、萧三、张庚、白杨、王人美、田冲、贺绿汀等。发言中大都谈的思乡(湖南)之情,或用湖南方言讲话。大家请王人美唱一段《渔光曲》,但她 唱了另一首湖南歌,又说了一段湖南话,说得很地道。
沫沙同志也发了言。他说:今天参加这个会,有个感想。“文化大革命”中,“三家村”里,我是湖南人,占三分之一;四条汉子中有两个 湖南人(田汉、周扬),占二分之一。“文化大革命”中有好多人去世了。我被关在里面时,听说彭德怀死了,贺龙死了……我就想,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湖南 人最倒霉,文的武的,死了这么多,湖南人恐怕剩不下几个人了。今天来参加这个座谈会,一看,哎唷,湖南人还多得很,我就有个想法:“文化大革命”还可以搞 几次。我很高兴,湖南有这么多同志,大有希望。相信湖南文艺工作不会因一次“文化大革命”而被打垮。我个人算不了什么作家,从三十年代初,我的主要工作是 搞报纸,我所以能成为作家,参加文代会,不是因为我写过好作品,而是“文化大革命”把我捧起来的。我对“四人帮”很感激。这是讲点反话。“文化大革命” 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太厉害了,这一次已经够受了。按辩证法看问题,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的摧残没法计算,另一方面也有个好处:我相信,经过这次大破 坏,至少在五十年内,谁再想搞也搞不起来了。所以我今天有两个高兴,一是湖南文艺工作者这么多,二是“文化大革命”虽然破坏很大,但五十年内不会再有这种 大破坏。
这段话说得淋漓酣畅,幽默风趣,而又含义深远,博得全场热烈掌声。
劫后余生的欢聚
1979年11月22日晚,廖沬沙同志和夫人陈海云同志在台基厂淞江餐厅设宴,出席的主、客共十九人,有甘英、周游、罗文、顾行、成美、王纪刚、诸有琼、李滨声、李传绣、袁克夫、侯琪、王政人、李筠等,还有我。
在筹划这次请客时,沬沙说要请请“文化大革命”中受他“株连”的同志。比如李筠是因“三家村札记”受株连的,顾行、侯琪是因“有鬼无害论”受株连的。因此,这次晚餐可以说是劫后余生的欢聚了。
席间,沬沙同志首先举杯庆祝大家经过一场劫难后又能相聚,并表示向大家道歉。我心想,为什么由他出来道歉?那些真正应该向他并向大家道歉的人如今到哪里去了?
李滨声是《北京日报》记者、漫画家,因为画漫画而被划为右派。今晚他给大家表演了变戏法。他说,被划右派后,在南口农场劳动时,附 近部队请他去教战士变戏法,辅导文艺演出。当时部队领导考虑,他是右派,称呼什么好呢?叫个“辅导员”吧。但是不久,有一部影片《向阳院的故事》,里面说 请什么人当辅导员,也有个阶级路线问题,于是他这个“右派”连“辅导员”也当不成了。 这可以说是他当“右派”的一段小小辛酸史吧。
饭后又到前门东大街沫沙同志新居去坐了一个多钟头。谈起当时社会上一些青年人的思想状况,沬沙同志说:“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把马列主义歪曲 了,弄得青年人根本不知道何为马列主义。他准备今后每天读马恩著作,每读一篇写一篇心得笔记。这也真称得起是老人的“雄心壮志”了。
1985年6月,我请沫沙同志在一本纪念册上题字,他写的是: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录马克思语书赠可因同志
廖沫沙一九八五年六月
从这个题字,我感到了他对马恩的忠贞不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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