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 我的母亲陈君平

yangharrylg

我的母亲陈君平出生于1904年，1973年辞世，终年69岁。她的一生，坎坷不平，风风雨雨，走过了近代中国的几个历史时代：满清末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在青年时期，很早就接受了民主思潮的影响，奋起反抗旧礼教的束缚。她不顾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在家乡的农村中率先带头放足，并到附近乡村宣传教育妇女群众放足。她为了求学，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拦，毅然离家自立。由于经济所迫，她只得先留在农村教书，资助父亲上北京大学。后来父亲又半工半读资助母亲读大学。她在旧社会，总是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积极参加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她参加了游行，并随父亲一起乘火车南下到南京政府请愿，曾被国民党军警追赶，被逼到激流滚滚的长江中险些丧命，幸被救起。“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她恨透了国民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耻辱和灾难，毅然离开北平，奔赴抗日根据地。她终于找到了党，并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母亲陈君平，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她从事教学和学校领导工作前后长达50年之久。国民党统治时期，她当过农村小学教员，也当过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小学的教员。“七七”事变后，她从事过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教学工作，并担任过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易县的完全小学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张家口解放以后，她担任过张家口市第十完全小学的校长。国民党发动内战，我军撤出张家口后，她又创办了晋察冀边区光明小学，并任第一任校长。全国解放以后，她进入北京，到北京分司厅小学工作，后来又办了分司厅中学。她在分司厅学校工作了20多年。由于她一生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校领导工作，积累了多方面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和学校领导经验。虽然她没有著书立说，光明小学的校史称她为教育家，应是当之无愧的。
1945年张家口解放后，她担任张家口市第十完全小学校长。当时十小的教学力量很强。在迅速清理了日寇的奴化教育内容后，学校很快就步入了正规教学。她在学校里做了大量教育、团结、争取教师的工作，并在教师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当我军战略转移主动撤出张家口时，十小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自愿跟着共产党走，随同陈校长撤出张家口，来到农村根据地阜平县。其中一些教师后来成为了晋察冀边区光明小学的教学骨干力量。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大规模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文艺、城工等诸多部门的一些同志，服从党的召唤，纷纷奔赴东北、江南各个战场。他们匆匆离去，把孩子留在单位，无人照管，更不能入学读书。当时由于国民党疯狂进攻，根据地暂时缩小，在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晋察冀边区政府下了最大的决心，不管克服多大的困难，也要创办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把这些干部子弟和烈士遗孤收容起来进行教育，以便孩子的家长可以放心的工作。时任边区政府教育处长的刘皑风同志，领导并主持了创办光明小学的工作。我的母亲陈君平，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和勇气，自告奋勇挑起了这个重担，被边区政府任命为晋察冀边区光明小学的校长。
光明小学的校址选在槐树庄，距边区政府有20多里路。筹办学校的事情千头万绪：教室、宿舍、文具、教具、给养、运输，还有教职员工的选调，母亲都亲力亲为。当时既没有交通工具，又没有通讯设备，母亲已经4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还是一双解放脚，她在山路上不知疲倦地来回奔波，终于使学校具备了基本的办学条件。边区政府为学校选调了政治可靠的优秀教师任教，干部和教师多是共产党员。学生最大的十三四岁，最小的才六七岁，分为大、中、小班，还为小班配备了保育员管理生活。边区政府还为学校配备了医务人员，以保障师生的身体健康。这样，在边区政府的支持领导下，在槐树庄干部群众的大力帮助下，光明小学很快就办起来了。
光明小学的条件十分艰苦，环境极其恶劣，但全体师生没有一个人叫苦。在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母亲带领师生躲进山沟里，仍然坚持教学。师生们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把学校办得很有朝气，是一个精神饱满、亲切温暖、团结奋进的革命大家庭。1948年7月，晋察冀边区的光明小学、晋冀鲁豫边区的行知学校和陕甘宁边区的延安保小在河北省井陉县合并为华北育才小学，进入北京后改名为北京育才小学、北京育才学校。因此，母亲创办的光明小学是今天北京育才学校的前身之一。
我的母亲陈君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过10多年的教育工作。战时的学校教育，是革命根据地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战时教学，无论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上，都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特点。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母亲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各种办学实践，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教育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全国解放后，母亲先后在北平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分司厅小学任校长，后来又创办了分司厅中学，仍任校长。这是她平生最得意、也是连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她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办好学校的教育工作上，一直到生命的终结。
她进城后能够在安定的条件下从事学校工作非常高兴。因为她从在战火中的艰难办学，到这样一个全新的城市学校，看到孩子们终于可以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读书，心情非常激动。她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进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顾不上给自己安个家。父亲马振武当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事工作日夜繁忙，无暇顾及家庭，暂住在市政府的单人宿舍里。母亲在学校，刚建校后事务繁多，也是以校为家，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床，住在学校里，和工友搭伙吃饭。当时我还在天津工作，两个弟弟大地上中学住校，小棣在八一小学也住校。全家5口人分住在5个地方，很少能聚在一起。母亲在解放初期既要管教学，又要做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兼管党组织交给她的各项社会工作。她当时担任着东城区中小学教育党支部书记、市教育工会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后来又被选为北京市东城区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等。她的工作量很大，工作很忙，但心情十分舒畅。
她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事业心很强。她热爱学生、热爱教师，在政治上关心他们，在生活上体贴他们。教职员工中，无论谁有了病，谁家生了孩子，谁家出了什么事，谁有什么苦恼，谁在政治上遇到了麻烦，她都非常关心。许多同志的家里都留下过她的足迹。她不顾当时“左”的思潮影响，大胆选才用才，把优秀教师推荐为一级教师，把德才兼备的教师提拔到领导岗位，充分发挥了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她把全部爱心都倾注在学生身上。为了让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德智体全面发展，她和老师们一起，不知走访过多少学生家庭。学校在家长的支持配合下，使后进生和乱班迅速转变，全校秩序井然。
她勇于探索，勇敢创新。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小学，当时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在教育部小教司和东城区教育局的领导和指导下，分司厅小学于1951年进行了5年一贯制的教学改革试验，1958年、1959年分司厅中学又进行了9年一贯制的教学改革试验。当时试图通过教改总结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符合我国实际的办学经验。但是学制改革的试验，无论在教学内容、教材编写、教师队伍的思想工作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还要冒着试验失败的风险。母亲以勇往直前的精神，领导大家大胆探索实践，并认真地进行了总结。尽管后来因为各方面条件尚未成熟，上级领导决定暂时停止了试验，但分司厅中小学的教改试验，为社会主义条件下教学制度的改革从各个角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她曾说过，教育部小教司的同志对分司厅小学的教改做出了公正的评价：“治校有方，教改有术”。小教司参加学校教改的同志认为：分司厅小学办得井井有条，蒸蒸日上。学校的校风好、秩序好、教学成绩好。
1966年2月，母亲已经62岁了。市委组织部长亲自到家里看望她。因她年事已高，组织上关心她，希望她离职休养。因为她是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组织部门为她在中山公园市政协办公室设了办公桌，上班可以自由些，高兴时还可以在公园里浇浇花。这是党对一个老同志极大的关怀和爱护。她感激党的关怀，她深深知道，自己只是为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党却给了自己很高的政治荣誉。她从来都是听党的话的，可是她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却让她舍不得放下倾注了近20年心血的分司厅学校，她总惦记着：学校的接班人还未安排好，学校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办……谁能想到，时隔不久，她就遭到了“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的无情摧残。
我的母亲陈君平，一个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年迈老人，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在面对种种非人的磨难时，她是那样的坚强和坦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她面临着怎样难以忍受的场面，她都坚持要到学校去。因为她所追求的事业在学校，她朝夕相处的教职员工在学校，她所热爱的学生在学校。她的心、她的生命早已和学校融为一体。我的母亲陈君平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如果她能看到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兴旺发达，我想她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注]：本文作者陈英为陈君平的长女，曾在北京市委党校、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出版局、市文物局工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407d12b0102x2h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