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我看“红卫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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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红卫兵运动”
今天是八月十八日，四十年前的今天，是红卫兵从北京海淀区几所高中产生、由地下转入公开的日子。原因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的一封信，信中对革命小将的行动给予支持，并在四十年前的今天早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的红卫兵代表。以后的几年，红卫兵成了“文革”中的冲锋队，取代了各级党组织和行政机构，成为全国、全民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的先进性组织。
红卫兵的发起者是北京几所高中的学生，大多是高级干部、军烈属子弟。他们有尖锐的政治敏感性，所在的学校又使他们集中在一起。祖国的未来、防修反修、永葆江山不变色是他们初衷，而国际国内的形势对他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比其他平头百姓出身的学生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他们心里自然存在的。在思想上，可以说他们一直就有“天降大任与斯人”的抱负。他们课外得到的无论是政治、还是历史知识和信息，在同年龄人中都是极其丰富的。他们懂得要有工农子弟的支持，看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所以最初的红五类，就有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子弟。
我那时只有十三岁，小学刚毕业。属于上不接天下不挨地的年龄。我曾问过方伯伯家两个小姐姐，她们都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我问为什么她们没参加红卫兵？记得她们说，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出身的是不够格的，只能做“红外围”。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我们这样的人被社会分到了另类。
但热闹才刚刚开始，就是那几天，一向重仪表的父亲下班到四联理发店理发，在门口被红卫兵剪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平头，我们看到了真想笑。父亲严肃地对我和妹妹说，你们不要出去跟着起哄。其实就在那天下午，我已去过王府井大街看红卫兵砸路牌和店铺招牌了。
就在那几天，一些同学成了学校的红卫兵。我又看到街道里一些所谓的出身好的二流子、小脚老太太戴上了红箍，压根儿我就看不起他们，如今却有滋有味地在你面前神气活现地晃来晃去。接下来的几件事使我对红卫兵彻底没有了兴趣，所以我从未参加过红卫兵。
先是我校的一位老师，爱新觉罗的后代，红卫兵在他家的院子里开批斗会，全家老少跪在院子当中，已经跪不住了，那也不行。颈上都挂着大牌子。问一句，三寸宽的牛皮武装带带着铜头轮圆了就是一下，不是打后背屁股，而是抽在脸上、头上。一下就是一个坑，满脸是血。上百人围观喊口号，会场上就打死了老师家的一位老人。
那时的红卫兵真是打人打红了眼，在街上不管认不认识戴着红箍穿退色军装的中学生，只要跟他说这有一个地富反坏右资，不一会就有一帮红卫兵闯进来，先抄家再批斗。而那些年迈的、没有被批倒打死的，则由街道派出所销户口，遣回老家。
老北京都知道，原来的东单三条，协和医院的后面有一天主教堂，我亲眼目睹了对洋修女的批斗。烈日之下，十几位修女披头散发，跪在教堂的石阶前，她们没有，根本也不容她们讲什么。她们都低着头不住地祈祷，有几位被皮带打得满脸是血。白胖的身躯摊在台阶上，在骄阳下分外扎眼，流在雪白的圣袍上的是鲜血。围观的群众不停地大喊：“看她们吃得有多肥，打死她们。”
我家对面的建国门医院只有几十个医护人员，晚上批斗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位大夫上吊了。院长是一位老干部，四川人，被红卫兵打得昏死过去两次。八月末的那几天，每天都有被打死或上吊的人送进医院，来医院不是抢救，而是讨一张死亡证明。
那是血腥的一九六六年八月。
无论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都会对群众的创造力、群众的情绪因势利导，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红卫兵的崛起，也不例外。毛主席搞了中苏论战，搞了九评，发现国际共运的问题在党内也有反映，于是又来了“四清”，还是不满意，觉得从上到下还是推不动，就亲自写大字报，发动了一场自下而上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运动开始时，红卫兵是最好的冲锋队。
红卫兵后来的发展，可能出乎了创造者的初衷。它成了一个运动，这也超出了最高当权者的意料。红卫兵最初的口号“兴无灭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当时的形势之下，还有些道理。后来由血统论发展到 “红色恐怖”、“政治岂能协商”就开始走到了事物的反面，成为了当权者的麻烦和阻力。接着到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和军管的年代，红卫兵便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我在“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赋闲在家，看了一本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副题是纳粹德国史。相信很多与我同龄的人都读过此书。这本书在“文革”前内部出版，我读的是内部版。大多数人看的是一九七三年后出的重印本。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印象，觉得红卫兵就和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前后的褐衫党，后来的冲锋队是那么相像，他们的暴行简直就是如出一辙，甚至连口号也有很多类似。其对传统文化的摧毁是空前的。我有理由相信，“文革”开始时，有些红卫兵的头目是看过这类书的，当时只有他们有条件看到这类书。我相信他们是被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所驱使，要忠于领袖，要誓死捍卫红司令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况且中国自古就有“上阵要靠子弟兵”一说，至于后来这些子弟兵的父母一个个地被打倒，这也是红卫兵小将们始料不及的。
我不是研究“文革”的专家，也不是研究红卫兵历史的学者。但四十年过去了，奇怪的是，为什么见不到最早的红卫兵出来写写或讲讲那段历史。是怕有人找你们算老账，还是有什么原因说不出口。总之是不愿说，还是当局有阻力，不让解开这块历史的疮疤？我觉得作为人，只要还有点良心，就要正对历史。是对是错，自有公理。“文革”十年没有人游离之外。我们为什么不学学巴金他老人家，做做反思，给后人留下些教训，也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忏悔。

老北京人对历史上的运动有自己的说法，如：“闹义和团那会儿。”经历过四十年前那段时光的人也这么说：“闹红卫兵那会儿……”

老庄写于二〇〇六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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