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如嫂：我和毛主席的三次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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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毛主席面对面

今天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13周年纪念日，虽然现在的人们对毛泽东主席的功过评价不一，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对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象我这种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且见过毛主席的人，受其影响之深更是难以言表。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曾数次见到过毛主席，其中有三次，其距离不过十来米，甚至只有几米。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那是一次纯粹的巧遇。那一年，我们大院的干部在今天万寿路路口的西北角种了一块近百亩的试验田，实验田里的庄稼长势非常好，颗粒饱满的玉米，狗尾巴般的谷子，加上大片的红薯和花生，种类还真是不少。常有参观者光临这片试验田，来者都对这块地上的庄稼赞不绝口。试验田就在我家东面，我和小伙伴们常去那里钻青纱帐玩捉迷藏。
7月暑假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小伙伴正在试验田西边的土丘上打扑克，突然听到有人喊：毛主席来了！那年头，还有什么能比见到毛主席更幸福？我们激动的将手中扑克一扔，撒腿跑到了试验田的北侧。
两辆黑色的“华沙”牌小轿车已经停在了路旁，身材高大的毛主席在人们的簇拥下缓步走进试验田。我们几个孩子仗着个头小，连钻带挤拱到了大人们的前面，站在距主席仅几米远的地方。主席穿一件白上衣，就象我们在新闻记录片中经常看到的那个样子。我们惊奇地发现主席身边还有一位留白胡须的老人，那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



那天，试验田里大人不多，孩子不少，一些警卫并没有跟主席进到试验田里来，他们零星地站在路边。主席的周围也没有人喊“万岁”，场面挺平静的。主席当时问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已全然不记得了，只记得主席当时挺高兴，一脸笑容，可能是看见地里有那么好的庄稼，身边又有那么多活泼的孩子的缘故吧。当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指着一个小孩儿说：“这好象是胡绳的孩子”时，主席风趣地说：胡绳，胡绳，你爸爸是烧胡了的草绳。那孩子不干，争辩说：“我爸爸不是草绳。”主席的风趣引得周围的人一起笑了起来。
主席在试验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当主席乘车离去时，离试验田仅五六百米的机关大院门口黑压压涌出上百人来，他们是听到消息后想赶来见毛主席的，可惜，迟了。
后来听说，那天两位主席乘车去万寿路北边的六所（一处不为人知的极秘密的招待所），途经此处，见到丰收在望的庄稼，又被路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试验田”的大牌子吸引，便停下车，与胡志明一起观赏大跃进的“辉煌成果”。

后两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都是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
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中广泛流传着毛泽东未发表的一些古体诗词和散章旧作，当然其中许多是伪作，但其文风、情致都极象毛泽东的文笔，如：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革命岂能做井蛙，小鹰踪迹海天涯。”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
“……”
对我们这些毛泽东的崇拜者来说，能看到领袖这些未发表的诗词，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自豪。林彪那句“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后来受到了批判，但在文革中，事实又何尝不是这样，
那时的毛泽东在人们的心中就是神坛上一尊不容亵渎的神，发自人民肺腑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在今天看来既幼稚又荒唐，可在六十年代，人民对领袖的感情同样也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我参加了那次后来被许多回忆文章反复记述的大会。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读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表达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无奈，刘少奇则更直截了当地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我也不晓得。”会议进行得很沉重，谁也没有想到在大会临近结束时，毛主席突然一脸严肃地出现在主席台上，毛主席没有和台上的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说一句话，打一声招呼，孤独地在全场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拍着手缓步在台前绕行一周，主席没有说一句话，一个人消失在厚重的红色幕布后面，把三位政治局常委撇在了主席台上。
那天，我坐的位子比较靠后，加之沉闷的会议气氛，中央领导话里藏话的言论，使我这个中学生提不起一点兴趣来，忽然间看见毛主席出来，十七岁的我异常兴奋，不顾一切地从座位上跳起来，一边高呼着口号，一边沿着过道拼命往前跑，直跑到离主席台还有十几米时被警卫拦住。我激动，不是因为大会宣布学校半年不上课，而是时隔八年后又一次近距离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那个把领袖当做神的年代，恐怕所有年轻人都经历过这种感情冲击。今天，人们的追求是多方位的，人们的崇拜也是多目标的,而当年亿万中国人只对毛泽东一个人顶礼膜拜，即便被钦点成反党分子的党的高级干部，也仍在所有场合不断地表白自己对领袖的忠诚，更何况无数象我这种不谙世事的年轻的中学生，但那种崇拜的狂热与虔诚至少在五六十年代绝对是发自内心的，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狂热和虔诚傻的很，也十分愚蠢，但我不想掩盖历史，当年对我们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十天后，我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那一段时间，我因为擅长抄抄写写，便在红卫兵内部负责文字和资料工作。我整天待在学校极少外出。 8月17日晚，我和一些人正在学校红卫兵总部抄写大字报，忽然接到国务院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让我们立即组织好红卫兵队伍，午夜有大轿车来接我们上天安门广场观礼台，参加明天百万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因为通知来的非常突然，以致有一些回家的红卫兵没有来得及赶回。
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我们并不知道第二天的天安门“8。18”大会将成为文革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我们着急的只是尽量通知那些能找得到的同学。那时电话很少，更何况又在深夜，在大轿车开来之时，我们好象也只聚集了一二十人。
拂晓之前，我们来到了所有观礼台中位置最好的西一台，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上观礼台，上一次还是在我读小学时父亲带我来这里看国庆节之夜的礼花。晨曦初露，东方渐白，广场上黑压压站满了人，连金水桥到广场之间宽阔的马路上也挤满了戴着袖标的红卫兵。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无数面红旗在人海中迎风飘舞，那些印着红卫兵三个金色大字的红旗更是格外显眼。
与拥挤的广场不同的是，观礼台上的人并不太多，直到大会开始，我们这个观礼台还有三分之一的空位置。
一些与我同来的红卫兵并没有上观礼台，他们比我有先见之明，跑到金水桥上等毛主席出来，最后还真让他们等着了，五点左右，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等人来到金水桥，学生们顿时欢呼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如彭湃的惊涛响起在耳畔。我所在的西一台就在金水桥旁边，得知毛主席就在二十米外，而且那些等在金水桥边的学生们还被一批批组织上了天安门，我急了，赶紧冲到观礼台出入口，但出入口已被关闭，我被困在了观礼台上。当时，我甚至还曾想从观礼台上跳下去，但最终被警卫人员给阻止了。其实，当毛主席走到天安门城楼的西南角向群众招手时，他老人家与我的直线距离也就一二十米，毛主席的面容表情我看得真真切切，那张在文革中广为张贴的主席身着绿军装，臂佩红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一角向群众挥手致意的照片，就是我当年在观礼台上真真切切看到的景象。但就因为没能在金水桥上见到毛主席，而且失去了可能与毛主席握手甚至上天安门的机会，我着实懊悔了好几年。



往事如烟，四十多年过去了，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从十几岁不谙世事的学生变成了年近花甲的沧桑之人，但那几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主席的场景我却很难忘却。我不想评论开国领袖的功过是非，但无论后人如何褒贬，开国领袖当年那种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恐怕是任何人也难以否认的，更何况这种人格魅力在今天的领袖们身上已难觅踪影。

文章之外的话：
我的博客记录的是我自己曾经的岁月，直到目前，我一直遵循不涉时政，远离争论的原则，但写回忆毛泽东的文字是很容易引起争论的。毛泽东在他的诗篇中曾经说：“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总认为，我们这代人是不大可能对毛泽东作出全面客观评论的，最有资格评说毛泽东功过是非的，恐怕还是我们的后人，他们可以拿他们那时的现实来对照历史，对照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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