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如嫂：忆我的育英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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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育英小学
岁月留痕之一


1956年，七岁的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夏天刚过，背着外祖母缝制的小书包，我走进了当时全国最漂亮的小学――北京育英小学。
那时，我并不知道育英小学的名气，不知道这名气之大令人侧目，直到我长大成人，才知道育英小学有着令人骄傲的历史。
育英小学的前身叫“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1948年11月7日成立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1949年随党中央直属机关迁入北京，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由杨尚昆任学校董事会主任。
五十年代的育英小学是一所专收中央机关及国务院各部委干部子女的寄宿制学校，建国初期，中央许多领导人的子女都在这里就读，除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孩子外，副总理、元帅、部长、省长、将军的子女几乎每个班都有几个，学校也收中直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后来又象征性地收了些当地普通人家的子弟。应该说，当年的育英小学，思想品德教育还是很到位的，尽管也有孩子比谁的家长官大，但大多数干部子女并没有高人一等的特权感，在与我交往的小伙伴中，既有副总理的孩子，也有普通工作人员的子女，大家相处的都很融洽，不象现在一些有权有钱人家的子弟，处处摆谱，惟恐别人不知道他的公子千斤身份。
但不管怎么说，育英小学依然是变相的贵族学校，只不过她不是以钱划线，而是以权划线。每到星期六下午，校门口停满了各机关大院来接孩子的大小车辆，那情景在五十年代的北京是极罕见的，但家长一般不来，都是各机关工作人员拿着盖了公章的名单交到学校教务处，经审查无误后让广播室广播名单，准备回家的孩子则坐在教室里，听到叫自己的名字便兴高采烈地跑到门口集合上车。
前几年，我在一篇文章中得知，毛泽东当年是不大赞同建这种贵族式学校的。而周恩来总理早在1954年便对育英小学做了“要艰苦朴素，不要搞特殊化”的指示，那段关于“八旗子弟”的教诲更是发人深省。
育英小学的校址是过去国民党军队的一所兵营，刚建校时，校园内杂草丛生，壕沟纵横，到处都是子弹壳，不过到我们上学时，学校已建设得非常漂亮了。为了不忘过去，学校在北墙处留下了一个钢筋水泥筑成的大碉堡，人们在碉堡上修建了一个很雅致的中式亭子，亭子旁堆起土山，山上林木青翠，绿叶摇风，山下的小动物园里，饲养了猴子、孔雀、梅花鹿、火鸡和上百只五颜六色的小鸟。记得当年我和小朋友曾砸开碉堡的门锁好奇的钻进去，除了阴森潮湿，碉堡里什么都没有。那座小动物园是我们这群孩子们当年最喜欢玩耍的去处。
在五十年代，育英小学的校舍可算是超豪华的。进入校门，一座镌刻着朱德元帅1953年为育英小学的题词“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影壁突现在你面前。绕过影壁是数十亩的大草坪，草坪西北角的大礼堂前有一座造型优美的喷水池，喷水池呈圆形，里面是漂亮的假山，假山石都是地道的太湖石，夏天，喷水池里荷花绽放，游鱼往来。大礼堂分上下两层，所有的坐椅都是那种可折叠的简易沙发椅。



学校分教学区、宿舍区、操场区等若干部分，教学区按年级分东中西三个小院，封闭的东小院是一年级的课间活动场所，方砖漫地，有转椅、跷跷板等简单的活动器械，那时有这么一首顺口溜：“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瓷碗，一打一个眼”，低年级的东小院之所以封闭，也许是从安全考虑的。
相比之下西小院有些简陋，那是五六年级的活动领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体育器械。
最大的中小院活动器械也最多，除了单双杠、爬杆、滑梯、秋千、云梯以外，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转伞，一根碗口粗、三四米长的装有轴承的铁柱子竖在地上，顶部是一个直径1.5米左右伞状的盖，六七条十分结实的粗绳子上端联着伞部的轴承，下端挽成一个圆圈，玩的时候，所有参与者都要先把一条腿伸进圈里，然后将绳圈紧紧地套住自己的大腿根，另一条腿则似金鸡独立般站好，双手牢牢抓住绳子，在：“一二三”开始的呼喊声中逆时针跑起来，边跑边利用惯性使劲蹬地，人便飞了起来，六七个孩子你追我赶，上下跳跃，煞是壮观，谁要是被后面的孩子抓住，谁就下去让排队等候的孩子接着玩。我清楚地记得，当下课铃声响起，不同班级的孩子便发疯似的向转伞奔去，抢到绳子的兴高采烈，没抢到的也立刻有秩序地排起队，大家争分夺秒，谁都不愿浪费这短短的课间十分钟。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种游戏有一定的危险性，即便还有这种器械，家长们也绝不敢让自己的独生子女去玩，可当年的我们却非常钟情于转伞，太有刺激性了。
学校的教室、礼堂、办公楼、体育馆、游艺室、食堂、学生宿舍均由一条宽约1.5米，长达数千米的被称做风雨走廊的长廊连接，教学区挂满了中外名人的画像和简介，除了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和语录外，走廊里挂有祖冲之、李时珍、张衡、毕升、李四光、爱因斯坦、伽俐略、牛顿、达尔文、居里夫人等许多科学家的画像和他们的格言，还有李白、杜甫、普希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文学巨匠的肖像。音乐教室里挂着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冼星海、聂耳等人的画像，图画教室里则是齐白石、徐悲鸿、列宾等中外名家的作品。学校教学楼的门厅处挂着毛泽东主席“好好学习”的题字原件，那是毛泽东的小女儿1952年（当年她也是育英小学的学生）向自己的父亲为学校专门讨要来的。



育英小学的管理非常严格，除了班主任和课任老师外，低年级每班还配有一个生活老师，专管学生学习以外的吃喝拉撒睡。后来文革时批判育英小学的贵族化，其中一条便是育英小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比例竟然是四比一，而当时一般小学的比例大约是三十比一。
学校北半部的大操场平时是不让学生去的，在儿时的记忆里，那个操场非常大，有一个配有二百米跑道的足球场，还有几个篮球场和若干活动区，各种体育器械一应俱全，几个班同时上体育课也不显拥挤，那时，我们每周要上两节体育课，加上课外体育活动，还真是把三个体育教师忙活的不亦乐乎，不像现在的学校，只看重升学率，恨不得把体育课都砍掉。
踢足球是所有男孩子最喜欢的运动，我上六年级时还是校队的守门员呢。大多数中国人是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开始了解棒球（垒球）运动，而在我上学时，垒球已是育英小学体育课上最受欢迎的项目了，一堂垒球课下来，孩子们不但滚得满身是土，有时还不免擦破点皮，甚至流那么一点点血。那时，谁都不在乎这点擦伤，自己跑到校医室涂点红药水就完了。只可惜小学毕业后，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垒球，不是我不喜欢，是没有地方玩。回想起来，我现在的那点棒垒球知识几乎全是上小学时学到的。
操场旁边是一个占地近二十亩的果园和一座在当时北京校园里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体育馆，体育馆里有一个铺着木地板的标准篮球场，每当刮风下雨，我们的体育课便在这里上。
育英小学还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图书馆，能容纳几百人的阅览室里摆满了各种书刊杂志和各类小人书。高年级的孩子可以办张借书证，小一点的孩子就只能在阅览室里看连环画了。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买过多少小人书，可我当年却没少看小人书和连环画，除了现在孩子们熟知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外，一些我们儿时非常喜欢的图书，如《卓娅和舒拉》、《铁木尔和他的伙伴》、《洋葱头历险记》、《小布头奇遇记》等，现在的孩子恐怕根本没有听说过。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大部头”的外国小说就是从图书馆借来的《雾都孤儿》。


我的育英小学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上个世纪末，她被夷为了平地，代之而起的是更加现代化的教学设施。1998年11月7日，育英小学迎来了她五十岁的生日，我们这些老校友再次团聚在自己的母校，虽然我见到了幼时的伙伴，见到了白发苍苍的班主任，但我不想再回育英小学了，因为那已不是我所熟悉的育英小学了，我只能在我的记忆里寻找自己的育英小学，在我的心中吟唱那首被人遗忘的校歌：
小小的叶儿哗啦啦啦，
育英学校是我的家，
学校里面真正好
唱歌跳舞画图画。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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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者又转贴了一次于此：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1120cb0100b9z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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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小学生活
岁月留痕之二


我的小学生活是幸福和快乐的。
我很可怜现在的小学生，包括我自己的儿子，早晨六点刚过，就被大人们从温暖的被窝里拽了出来，看着睡眼惺松走在路上或坐在大人自行车后座上的孩子，我不止一次地想起自己无忧无虑的小学生活。
五十年代的我们远没有现在孩子这般紧张，包括自习课在内，每天一般也就五节课，偶尔也上六节课,但那也只是偶尔。每周我们还有两节体育课，一节音乐课，一节图画课。每节课四十五分钟，老师很少留课外作业，即便留了，也大都在自习课上做完了。即便是寒暑假，作业也只有算术、语文两门，突击个一星期就差不多完成了，剩下的一个多月时间便可以尽情玩耍了。
我刚上学时学校还没有安装电铃，上下课的信号是一位老爷爷手中的那只大大的铜铃。“当啷，当啷……”那清脆的铜铃声回荡在长长的风雨走廊里，时而魔术般地将寂静的校园变得热闹无比，时而又将院子里嘈杂的嘻笑声变成琅琅的读书声。
每天下午，当最后一遍下课铃声响起时，一群群孩子便蜂拥着跑向学校的大操场，跑向后山的小动物园，住校生不玩到吃饭不收手，而我们这些走读生也常常是在老师的不断催促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校园。
我那时住在位于万寿路的国务院农村工作部宿舍，宿舍大院离育英小学非常近，绕大门走约两三里，翻墙头就只有几百米，院里的孩子因为离家近，大部分是走读。我们上学那阵，从未有大人接送一说，早上，孩子们结伴而行，一路追逐嘻笑，走晚了就去翻墙头抄近道。小学生个头矮，翻墙也是件挺吃力的事，先要在脚下垫几块砖头，摇摇晃晃地踩上去，双手用近乎搂抱的姿势扒住墙头，然后右脚再攀上去，一使劲来个骑马蹲裆式坐在墙头上。下去就比较容易了，胆大的一纵身跳到地面，胆小的翻身扒住墙头出溜下去。到了校门口看见谁的衣服有土，那准是翻墙头过来的。
五十年代，常用语汇里还没有流动人口一词，我住的万寿路一带散居的老百姓非常少，从我们大院通往学校的石子路有十米宽，路南是我们大院，路北是中组部宿舍和一个铁丝网圈起的堆料场，料场里只有很少的一两户人家。宽阔的石子路上，除了星期六、日有接送学生的汽车偶尔通过外，平时静得出奇。记得有一次上学我忘了带作业，老师让我在课间操时回家去取，来去的路上我看不见一个人，虽是白天，也觉得瘆得慌，走着走着就跑起来，弄得自己上气不接下气。
我家的屋前有棵参天大树，北侧有一个长着野草的大空场，空场的角上有一个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大碉堡，那是我们疯跑和捉迷藏的最好场所。空场的西面是一条宽宽的大道，两侧垂柳依依，松柏成行，环境很是幽静。我现在还保留着许多儿时的黑白照片，虽然那些照片都是我在冬天穿着小花棉袄照的，但透过空旷的背景不难想象夏秋季节花柳繁茂，绿荫铺地的景象。
夏天的傍晚，借着淡淡的月光，我们这些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们到处找“老牛”___即还未蜕皮的知了。“老牛”的行动非常迟笨，我们仔细地查看大树周围的地面，发现有米粒般的小洞洞，那肯定是“老牛”为了呼吸而掏的通气口，用手指一捅，地面上的小洞立刻变成手指粗的洞，一只“老牛”便成了孩子们的“俘虏”。还有的“老牛”已经钻出了地面，笨拙地爬到了树干上，我和我的小伙伴用手电筒一棵树一棵树地照，有时一个晚上能抓几十只，放在纱窗上，第二天清晨看着“老牛”慢慢蜕皮，湿漉漉的翅膀慢慢晾干，最后变成知了。
我家的隔壁是一户姓张的山东人，他们家特别爱吃油炸老牛。也许我真的和这户人家有缘，以后的十几年间，我们搬了两次家，换了三处住所，可每次都依然是邻居。这户人家的二女儿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小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夫人。
我家和夫人家的兄弟姐妹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的育英小学，又住在同一个大院、同一幢楼房，有时聚在一起说起当年的往事，一个个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印象最深的要数每天的傍晚，刚刚吃完饭的孩子在楼前扯着嗓子拉着长调一遍遍高喊：“谁－玩－捉－迷－藏……”，听到这勾魂的声音，那些动作慢，还没吃完饭的孩子也会扔下碗跑出来，只一会的功夫便可以聚集二三十个小伙伴，在没有电视娱乐的当年，夜晚我们最高兴的就是满院子瞎跑。玩累了，小伙伴们就坐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一边吹牛聊大天，直到各家的大人点名把玩心不死的孩子拽回家。
五十年代北京的夜空和今天北京的夜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景象，当年的北京，除了马路主干线稀稀落落亮着几盏昏暗的路灯外，其余地方都是黑黢黢的。我住的那一片平房区也不例外，在没有月亮的晚上，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其黑暗程度是现在城市里的孩子根本无法想象的，一直到我上小学五六年级了，当不得不一个人走夜路时，虽然也拿着手电筒，但依然非常害怕，常常高声叫喊，或大声歌唱，借机给自己壮胆。正因为黑，那时看夏季的夜空，星海灿烂，银河垂地，不时有耀眼的流星划过夜空，我们经常搬把小凳子坐在门前仰望夜空，数北斗七星，听老人讲牛郎织女，那种美妙的感觉也是今天城里的孩子根本享受不到的。不过，当时的道路非常糟糕，几乎全都是土路，一下雨便满地泥泞，从外面回来，不但裤脚全是泥巴，连家里也弄的全是泥水。



五十年代的孩子没有电脑，没有电视，也没有变形金刚。但我们并没因此感到寂寞，那时，男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攻城，开玩前，我们先用棍子在地上画好攻城图，十几个孩子分成两拨并做好攻守分工，双方各据城内，一声号令，攻者或猛冲，或凭技巧声东击西按规定的路线冲出城内；守方则要在出城的窄道上把对手推出线外或拉进己方城内，双方均不得踩线，出城线路拐角处设一圆形安全岛，属中立区域。出得城外便完成了攻城的第一步，第二步则要按对方出城的线路攻入对方阵地，谁先踩到对方的角旗谁便是胜利者。攻城的场面就象一帮孩子打群架，推推搡搡扭成一团。几个回合后，少不了撕破衣服掉扣子，甚至蹭破皮肤流点血，但孩子们仍乐此不疲，我们常去玩的那块地方，攻城的线路都被抠出了浅沟，要玩时，把沟里的浮土用树枝划出来，一幅清晰的攻城图便展现在孩子们的面前了。
除了攻城，我们最常玩的游戏是骑马打仗和绷弓，去年十一黄金周我去地坛书市买了本《红底金字_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书中对打绷弓仗有着非常精彩的描述：
“所谓绷弓仗，即因绷弓枪而得名。也是用铁丝窝的，呈手枪状，前面准星位置是窝上去的两个眼（圆圈），后面也是一个窝起来的子弹夹。把一串牛皮筋套在前面的眼上，再将子弹（纸叠的）通过拉紧的皮筋固定在弹夹内，扳机也是铁丝窝的，扣动扳机时，利用杠杆原理把子弹撬出弹夹，再通过皮筋的弹力射出。”



我叠子弹最爱用画报纸，画报纸挺括厚实，叠出来的子弹特别硬，打到头上，有时能崩出个包来，但这种画报纸很难找，大多数子弹还是用普通的课本纸叠成的。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开仗，两军对垒，桌子、椅子、被子、枕头都用来构筑工事，如果玩带冲锋的就满院子跑，埋伏、偷袭、以多打少，还真有点实战味道。
有时候男孩子们还把面粉和成面团，再放在嘴里嚼成非常粘的面筋，然后裹到竹竿上去捉知了、粘蜻蜓。要不就比谁有勇气捅马蜂窝，那年头老百姓住的都是平房，住家的房檐下常有马蜂窝，这是比谁胆大的最好的机会。如果看见哪个男孩儿的脸被蛰得眼睛都睁不开，那准是淘气捅马蜂窝惹的祸。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北京的公共汽车线路很少，车票也便宜，无轨电车和22路以下号码的汽车算市区线路，二分钱起价；郊区线路贵一点，七分钱起价。父母偶尔带我和妹妹进城要先花一角钱坐两站郊区车，到公主坟后才能换乘较便宜的市区车。
父亲带我和妹妹去过几次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在我的记忆中，隐约保留着五十年代老东安市场的模样，有点象今天的小商品市场，不同的是今天的小商品市场整齐划一，一条笔直的通到让人感到很单调。老东安市场的店铺栉比鳞次，一间挨着一间，铺面有大有小，五花八门买什么的都有，既有卖瓜果李桃的，也有卖古玩字画的、至于日用百货、餐饮小吃更要嘛有嘛。不过我记得自己最喜欢的铺面是卖小人书，也可以光看不买，好像一分钱看两本，记不太请了。



记得某年的六一儿童节，全市公园对孩子免费开放。那时我们很少去公园玩，逮着不要门票的机会自然不愿意放过。父亲拗不过我和妹妹，给了我们每人五毛钱去动物园，父亲大概是这样计算的：走两里地到公主坟坐市区车，来回花四毛钱，剩下一毛钱买冰棍吃（中午饭是自带的）。为了省钱，我和妹妹硬是步行六七里路从万寿路走到三里河，然后花一角钱坐114路无轨电车到动物园，回来亦如此。倒不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吃苦精神，仅仅是为了省两毛钱。
和大多数孩子比，我们算是很幸福了，从四年级开始，每年暑假，父亲都要让我和妹妹去陶然亭游泳池游泳，一星期三次，每次两小时。当年去陶然亭游泳须先办个游泳证，要贴上本人的照片，盖上学校的公章和学校医务室的体检合格章并注明姓名、年龄、单位。父亲给我和妹妹每人两块钱买张月票，每次去再给两毛钱，一毛钱买门票，一毛钱买冰棍，我和妹妹都是在那时学会游泳的。要知道，一个暑假花十几块钱让孩子游泳，这在当时要算作奢侈了。
父母之所以要花这笔额外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战争经历，抗战时的一次反扫荡，母亲因为躲避鬼子的追捕，差点淹死在一条小河沟里，故此，父母坚持要我们学游泳
上初中后，我不再去陶然亭而是改去北面运河里游泳了，即现在的所谓“野泳”。那时因为北京的人口还较少，工业也不发达，生态环境没有遭破坏，运河的水非常干净。陶然亭游泳池的水有一股漂白粉的气味，不小心呛一口水很难受，运河的水则不然，小鱼在碧绿的河草间嘻戏畅游，清澈的河水一眼可以看到底，只要不把河底的淤泥搅和起来，偶尔喝一口水无所谓。只是要小心河底的水草，不小心被缠住是很麻烦的。
最舒服的要算暑假去颐和园的昆明湖游泳，花两块钱的押金租条船，荡漾在宽阔的水面上，带上壶水和几个馒头，边划船边游泳，十分惬意。当年划一小时的租金只有三毛钱，我们经常在早晨一开园就排队租条船，从十七孔桥下划到后湖，甚至把船抬过湖西面的堤岸，跑到一片“禁止游人进入”的封闭水域划船游泳，一直玩到天快黑了，然后把船一扔就跑了，反正早已超过两块钱了，不过，干这种胆大妄为的事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
我在学校算不上好学生，也不算是差学生，小学二年级我是班里第一批少先队员，但一直到六年级，我的胳膊上最多也只是一道杠。我还记得我们班里的几个大队级、中队级干部的名字：李凤翎、丘瑞良、顾红红、王小珍、寇纪元、王德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的学习虽一般，可父母从来没有操心过我和弟妹们的学习，我也从来没有因将来的升学和就业问题而感到压力。
和现在的孩子相比，我们的童年真是太幸福了，我们的童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岁月留痕之一：我的育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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